時間：2023-09-14 17:28:09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區別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關鍵詞:跨國并購 政治風險 國有企業 民營企業 SWOT分析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環境下，隨著中國資本和金融市場不斷完善，中國大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和國際運營的經驗日益豐富，市場因素對中國企業走向海外的阻礙作用有所淡化。但中國企業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力與日俱增，在國際分工和產業轉移過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高度重視和警覺，因而政治風險作為一種重要的非市場因素，對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阻礙作用越發明顯。
中國跨國并購的主體按產權性質可分為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兩類。但長期以來，我國海外并購仍然以國有企業為主，雖然民營企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但兩者的比例差距仍然明顯。國企和民企最基本的區別就是產權性質不同。國有企業的產權屬于國有產權或者說公共產權，而民營企業的產權屬于個人產權。本文通過SWOT分析法分析國企與民企在不同的政治風險下的并購環境，探討其應采取的跨國并購戰略，對未來中國企業進軍海外戰略規劃頗具現實意義，同時對我國企業有序走出國門也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二、研究方法
所謂企業跨國并購風險，是指由于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并購項目的復雜性以及并購方自身能力與實力的有限性，而導致海外并購活動達不到預期目標的可能性及其后果。其中，由于雙方政府行為而可能對跨國并購各環節產生負面影響的不確定性構成了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政治風險。政治風險一般來說是利益集團（或政府）為了達到某種政治手段而采取的行動，因此它區別于一般市場風險，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和不可控性。
由于經濟環境相似，中國企業在海外并購過程中的表現和所面臨的風險存在著很多共性，同時由于產權性質的不同，中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海外收購存在很多不同特征。不同跨國并購案例之中，企業所面對的政治風險有明顯差異，企業性質、并購行業、并購的外部環境、政府在并購中的作用都會對并購行為和并購結果產生很大的影響。
SWOT分析法是一種企業綜合分析方法，即根據企業自身的既定內在條件進行分析，找出企業的優勢、劣勢及核心競爭力之所在，從而將企業的戰略與企業內部資源、外部環境有機結合。優劣勢分析主要是著眼于企業自身的實力及其與競爭對手的比較，而機會和威脅分析將注意力放在外部環境的變化及對企業的可能影響上。在分析時，應把所有的內部因素（即優劣勢）集中在一起，然后用外部的力量來對這些因素進行評估。
本文中引入SWOT分析，把建立在國有企業基礎之上的跨國并購與民營企業跨國并購行為作SWOT對比，以此來凸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各自的內在優勢與缺陷，并概括企業所面臨的外部機會和挑戰，對于制定企業跨國并購戰略占了有著至關重要的參考價值。
三、國企與民企跨國并購的SWOT分析
從優勢、劣勢、機會和威脅四個方面對國企和民企的跨國并購戰略進行SWOT分析，得到下表1所示的分析矩陣。在完成SWOT矩陣的構造后，將排列與考慮的各種環境因素相互匹配起來加以組合，便可以提出相應的跨國并購建議。制定建議的基本思路是：發揮優勢因素，克服劣勢因素，利用機會因素，化解威脅因素；考慮過去，立足當前，著眼未來。
基于上表對國企和民企的內部條件和外部環境分析可已看出，國有企業跨國并購的優勢來自企業內部，充沛的資金和規模經濟為跨國并購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放眼全球的戰略構想也是跨國并購成功的基礎。然而國有企業跨國并購的外部最大障礙就是由產權劣勢而產生的高政治風險。相比之下，民營企業自身的優勢遠遜于國有企業，但一段時期的資本積累和產權明晰仍為其跨國并購提供了條件，民營企業跨國并購的真正優勢在于其政治風險較低。但民營企業跨國并購的阻礙來自于并購能力的構建上。
因此，在并購之前民營企業首先要考慮的并不是政治風險，而是要明確并購目的，建立一系列長遠的企業國際化經營規劃，其次就是融資渠道，尋求多元化的融資方式。政府應對民營企業提供必要的融資支持和信息咨詢等幫助。而國企首先要做的就是淡化政府色彩和背景，極力避免政治風險的干擾，把跨國并購作為純粹的企業行為來管理，在東道國進行企業游說和宣傳。政府不應對國企的并購過多干預，更不應該廣泛參與到并購行為之中，以免觸發政治風險。
四、政治風險的主要來源
國企跨國并購的政治風險來源由于國有產權或說公共產權的存在，國有企業經營者的經營權利是從政治途徑取得的國家權力中派生出來的，雖然其實質是全體人民讓渡的一種公共政治權利（即公有制度），但對外仍然體現出明顯的政府意圖。因此，國有企業的跨國并購行為往往被東道國誤認為是母國政府的政治傾向，會危害到本國的行業甚至是國家安全而受到嚴重抵觸，從而把單純的企業行為擴張到政府行為，產生政治風險。與此不同，民營企業經營者經營的是自己的資本，其海外并購追求的最終目的是利潤，體現的也僅是個體意志，因此在東道國遇到的政治風險會比國有企業大大降低。
另外，民企在各自獨立的個人產權基礎上與市場競爭機制天然吻合，而國企本質上的公共產權屬性則決定它的存在只能出于最大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不是作為市場競爭主體謀取企業自身的最大利潤。產權理論認為，國有企業的產權特征排除了所有權的特定轉換，阻止將未來結果的資本化反映到當前的轉化價格中，從而降低了所有者監督管理行為的激勵，使企業的運行缺乏效率和競爭。西方往往對中國國有企業的績效產生懷疑，認為其并購目的是為了實現政府意愿而不是高效地利用資源。而民營企業的跨國并購一般認為是市場機制的直接反應，是引入充分競爭之后基于企業發展戰略而實施的全球資源優化配置過程。
基于以上兩點，國有企業在海外并購中遇到的政治風險遠大于民營企業，這是由產權性質決定的。中國政府代替公民掌握公共產權使被并購的一方利益集團把國企的單純的企業行為看作帶有政府政治色彩，而政府本身的政治性和非利潤驅使等特點則加重了政治色彩的渲染。民營企業的個人產權與政府的界限明顯，其并購動機被普遍認為是正常的企業國際化經營需要，很少遭受國外利益集團的強烈抵制。
另外，并購企業所在的行業不同，其政治風險也不同。在市場經濟中，國企的功能定位放在彌補市場機制失靈上，對具有充分公共性的領域進行政府調控，這也是民企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因此，國有企業跨國并購的行業往往集中在資源類、電信通訊類等自然壟斷行業，這些大都是戰略性資源行業或者對一國政治經濟產生重要影響的行業，并購行為會被對方利益集團上升到國家安全的層次。而民營企業感興趣的是經營狀況不佳的電子、汽車、軟件等技術類行業，所以其跨國并購一般認為是市場機制的直接反應，是引入充分競爭之后基于企業發展戰略而實施的全球資源優化配置過程。
五、政治風險的應對建議
政治風險儼然成為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一大障礙，但是由于其不確定和不可控制的特點，中國企業或政府不可能完全消除這種風險，只能盡力使中國企業的并購行為被市場認同，并能經受住雙方利益集團的審視，把政治風險發生概率降到最低。
首先，我國應該充分利用民營企業在跨國并購中的政治風險低的優勢。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主體是國有企業，而國外恰恰相反。民營企業市場競爭充分，具有活力和創新能力，產權明晰，與政府之間的界限明顯。在中國500強企業中，盡管國企仍占大多數，但民營企業提出世界級愿景的比例更高，這主要表現為民營企業相對于國企的競爭意識更強。因此政府應該鼓勵民營企業海外并購，讓民營企業作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先鋒隊，國有企業作為一股后進力量再慢慢站穩腳跟。但目前中國民營企業的實力大都不足以進行跨國并購，這就需要政府早日完善資本和金融市場，完善并購相關法律，建立并購信息咨詢指導部門，進一步壯大民營企業的力量。
其次，跨國并購的政府行為和企業行為要區別開來。政府規劃的企業國際并購是危險的,因為沒有成本預算硬約束的政府行為,會扭曲企業的資源利用和經營效果，政府“成就驅動性”而非“成本驅動性”，也會使并購非效率化。另外，國務院只授權國資委（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國資委對國有企業的跨國并購有直接的指導和監督權利，其他的中央或者地方政府部門對跨國并購干預過多會為并購增添強烈的政治導向，引起被并購方的警覺和反對。
第三，并購不同行業的企業可選擇不同并購方式。當中國企業并購戰略性資源企業時,可以采用迂回投資式的股權安排（即通過自己持股的第三國公司到東道國投資，如國外私募基金）或者非股權安排（如長期服務合同），持股的比例也不要太高，這樣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被并購方的抵觸心理；當并購的行業不存在較大的政治沖突時，可以采用較高持股比例的直接投資股權安排，以獲得最大利潤。
最后，重視并購過程中的公關活動。對于東道國政府，可以通過外交渠道、兩國的民間友好機構或目標公司所在國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牽線搭橋等，取得其理解和支持，并盡可能在社會就業等方面滿足東道國政府的要求。一些國家工會勢力非常強大，處理好與工會的關系，爭取工會支持將對并購產生積極的影響。此外，新聞媒介的關系也不容忽視，有了可靠的媒介關系，就在輿論上把握了主動而輿論在一個國家的社會情緒上起著導向作用?？偟膩碚f，出色的公關活動對降低和緩和政治風險有著獨到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張建江等，決定中國海外收購成敗的因素分析[J]，管理世界，2010(3):97
[2]謝皓,跨國并購與中國企業的戰略選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黃中文，海外并購[M]，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9.
[4]邵一明,戰略管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企業家判斷：宋文洲創立的軟腦集團在2000年東京創業板上市，開創赴日外國人創辦企業在日上市的先例。在他看來，中國企業最大的問題是國際化，要主動去跟外國企業競爭。
改革方案可以打70分，它提到民營企業是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認了其重要性和影響力。不足之處在于，只提了一個方向，太過于籠統。應該更加明確地提出時間點，以及工作的具體目標。比如在除郵政、軍工、航空、國防等關系到國家安全產業之外的其他產業，打破國有企業的壟斷，將其所占的比例壓縮到一定范圍。
以前，我們需要一部分國有企業。在一定階段，國有企業有利于我們在國際上與其他國際企業競爭，對民營企業也是好事。但是中國現在已經走過了這段時期，許多民營企業已經成長起來，就要盡量把國有經濟比例盡量壓縮得小一點，這對整個市場而言，更加有利。
以金融行業為例，從前被國有企業壟斷，現在小額貸款、互聯網銀行等都是民營化的表現。民營化在初始階段，必然經歷一種混亂的狀態，在混亂中競爭，在競爭中兼并、死亡，最后達到一種持續、有序的狀態。
當然，民營企業也不能完全依賴國家政策利好。如果做企業，單單靠國家政策“吃飯”，那我覺得是失敗的。中國有14億人口，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市場，企業的生存空間也非常巨大。民營企業可以發揮靈活、創新能力強的優勢，去開拓更多新興的市場。
在我所從事的互聯網、IT行業，放眼當今中國市場，百度、騰訊、阿里巴巴都是民營企業，他們做得非常好。再如小米，他們的技術含量、銷售模型、運營能力、創新能力都很有優勢，甚至跟發達國家的企業相比也沒什么區別。所以，與其整天盯著國企手上那些發霉的蛋糕，還不如去想想我們看不見的蛋糕。
在現階段，我認為中國企業最大的問題是要國際化，要主動跟外國企業去競爭。這并不意味著一定要到外國去辦企業、開工廠。如本屆三中全會中提到的放寬投資準入條件，中國經濟不會固步自封，只會越來越開放。自由貿易區成立，這就等于沒有中外之分了，即使企業不走出去，也要接受國際的洗禮、考驗。像聯想、華為等中國企業，都積極到海外去并購、銷售，過程中有人流血、有人受傷，但是不會停步。
這就要求更加公平的貿易環境。這種公平，首先體現在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不能有壟斷，要同等參與市場競爭，不好的企業要接受市場的淘汰。其次體現在中資企業與外資企業之間，要承受同樣的監管。外資企業的經營，一旦出了問題，就很容易被媒體放大炒作，導致外資企業在中國經營非常謹慎。相反，中國的企業出了問題，很可能就被“操作”過去了，無法引以為戒。這種不公平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消費者越來越不相信中國企業的產品，相信外國企業的產品，因為外國企業誠信經營，生怕越界。
[論文摘要]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都是發展經濟的手段，二者同臺競爭會劣化資源配置。正確的做法是國有資本專注于非競爭性行業和領域，民營資本專注于競爭性行業和領域，建立合作非競爭關系，更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
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有個質的區別：產權從單一化（公有制）實現了多元化，私有產權、民營資本獲得了合法性，政府從經濟活動的唯一組織者變為經濟活動的組織者兼裁判者，這種情況下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應當如何分工才能促進資源的更優配置，成為政府必須高度重視的問題。小平同志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定義突出強調了“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原因很簡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帶領國民致富是政府的天職。富裕是個主觀標準，它主要通過兩種方式體現，一是與自己的過去比較；二是與他國的現狀比較。在開放的世界里，與他國的比較更具有合理性。所以黨把經濟建設作為政府的中心，開放國內市場、承認外國資本、民營資本、承認商品交換不過是這種戰略轉變的政策反應。在這種制度安排中，我們在政治層面上把民營資本、外國資本看作手段，目的是彌補政府資金的不足，充分動員一切資源，促進財富的充分涌流。
一個問題產生了：外國資本、民營資本是手段，那國有資本是什么？是目的，還是手段？如果是目的，則我們根本沒有必要承認民營資本、外國資本，因為他們的存在會危及國有資本，由國有資本控制一切經濟活動，提供社會所需的全部產品和服務就可以了?，F在我們承認了民營資本、外國資本的合法性，顯然這個推論不能成立；市場經濟是“契約”經濟，各種生產要素都是平等的。如果國有資本是目的，民營資本是手段，那就意味著國有資本比民營資本高貴，國有企業生產的產品應當比民營企業生產的產品高貴，顯然這是荒唐的結論。所以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都是發展經濟的手段，不存在貴賤高低。既然同為手段，則誰更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就利用誰，不存在誰為主體，誰為補充；應當在法律上和觀念上對二者一視同仁，不能厚此薄彼。但是，國有資本的存在產生一個問題，政府一方面是市場競爭的裁判者，另一方面又是市場利益的爭奪者，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產生矛盾時政府怎么辦？政府能否公正裁判？
最好的辦法是政府不投資，禁絕國有資本。但現代社會種種原因決定了政府資本的存在。首先，法律沒有禁止政府投資。法不禁止即可行，政府有投資的權利，而且有向任何行業和領域投資的權利。其次，社會進步需要。一些關系國家、社會長遠利益，但風險巨大的項目，只有政府有能力投資并承擔風險。再次，市場本身需求。一些微利、薄利的行業和領域，民營資本不愿投資，但市場本身上有一定需要，這種產品具有公益性質，政府是責無旁貸的投資者。第四，公共利益的需要。一些重要公共產品政府投資能夠發揮最好的資源配置效果。第五，國家利益需要。一些重要公共產品，如國防，國家投資是最好的方法。最后，歷史傳統的延續。建國后我國建立了無所不包的國有經濟體系，養成了政府投資的制度慣性。
在經濟活動中，每個人都是“經濟人”，如果制度設計能夠充分尊重和保護“經濟人”的自利之心，有利于財富的創造。既然政府投資不可避免，那么如何協調民營資本與政府資本的關系，使二者發揮最好的資源配置效果呢？理論上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充分發揮市場的力量，由二者在市場中展開全面競爭，優勝劣汰。二是政府發揮宏觀調控作用，對二者的投資領域進行分工，避免競爭。
根據目前流行的市場劃分方法，可以把市場分為競爭性和非競爭性行業和領域。非競爭行業大多數屬于民營資本不愿做、不能做、做不了的行業和領域，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質。國有資本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公共產品性質，所以非競爭行業和領域適合國有資本進入；競爭性行業和領域市場空間大，準入門檻低，利潤空間大，民營資本欲望強烈，適合民營資本進入?！芭c民爭利”是政府行政的大忌，政府應當把非競爭性領域作為國有資本的專屬領地，把競爭性行業和領域全面讓給民營資本。該方案可以充分發揮兩種資源的優勢，在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之間建立一種合作非競爭關系。
筆者之所以如此主張，是因為筆者認為二者同臺競爭可能造成資源的不合理配置，而分工合作有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理由如下：
第一，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同領域競爭，因其出資人的特殊性，國有企業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會使政府難以公正裁判。市場經濟的政府理論源于西方的“社會契約論”，政府是市場的裁判，如果政府辦企業會使政府的職能發生混淆，政府的裁判難保公正，不公正的裁判會劣化資源配置。
第二，歷史經驗證明，國有企業的效率不及民營企業，國有企業的市場反應能力低于民營企業，交易成本高于民營企業，所以國有資本最好避免與民營資本的競爭，民營企業愿意做和能做好的領域，國有資本沒有必要介入，同臺競爭只會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和社會資源的浪費。
第三，政府鼓勵設立企業的目的是為了增加供給，增加財富總量，最終實現國富民強；而不是為了與“民”（營企業）爭利，所以從理論上講凡是民營企業愿意介入的領域，國有資本都應當應當退出，因為介入等于與民爭利，有違政府的社會角色和設立企業的初衷。
第四，國有資本投資建立的國有企業因其出資人的一致性必然形成一個隱形的“計劃經濟”。政府站在社會利益的角度調控市場，會動用所掌握的一切資源達成政府的目標，國有企業注定會受到政府干預，從而在國有企業內部形成一個隱形的“計劃經濟體系”，導致國有企業的運行規則有別于民營企業，形成“一個市場，兩種制度”，這對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不公平，會劣化資源配置。
綜上所述，市場經濟體制下，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不應當競爭，或者說應當避免競爭，因為二者各有其適合的活動領域。
民企投標數量或超過國企
根據國土部招標公告，開標會將于10月25日舉行，凡在境內注冊，注冊資本金在3億元以上，具有石油天然氣或氣體礦產勘查資質、或與已具有資質的企事業單位建立合作關系的內資企業和中方控股的中外合資企業，均可投標。
目前，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及外資都“摩拳擦掌”，開始準備參與這場頁巖氣的招標 “盛宴”，行業涉及石油、煤炭、電力、房地產、金融以及地質勘查單位等。國土資源部油氣資源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張大偉此前曾表示，參與意向投標的企業中，民企占1/3以上。
業內人士估計，此次參與投標的民營企業數量有可能超過國有企業數量。據統計，已明確表示有意向參與投標的民營企業包括：新疆廣匯集團、杰瑞股份、永泰能源等。殼牌石油集團、英國BP和美國雪佛龍等外資企業已與中石油、中石化有合作或者合資協議。法國道達爾也正在物色合適的頁巖氣項目和合作伙伴。
能否最終獲利難度大
頁巖氣探礦權首次采用開放式公開招標無疑是一次重大的“政策突破”， 在門檻上消除了國企和民企的區別，但民企最終能否最終獲利難度較大。
中聯煤副總經濟師、政策研究室主任李良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首輪招標區塊都在2000平方千米以上，這次國土資源部之所以把區塊劃分的這么小，主要是為了方便民營企業進入，畢竟民營企業的經濟實力和技術實力有限?！氨M管這樣照顧，民營企業能投中多少區塊還很難說，估計能實現零突破，但要借此在頁巖氣市場有所顯著突破還有待時日?！?/p>
另外一位專家也表示，到目前為止，國內擁有石油天然氣或氣體礦產勘探資質的內資企業或中方控股的中外合資企業，大多數與三大石油公司有關，這意味著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左右投標的走勢。
第一，在經濟繁榮時期進行國企改革，通過改變國資管理體制減少行政干預、開展員工持股計劃提升職工工作積極性等，當然能使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得以更好發揮。但與危機時期進行改革相比，經濟繁榮時期的國企改革在改革范圍與改革深度恐怕將有所打折。我們現在身處的環境，正面臨各種因素倒逼，國企改革的重要性前所未有。
第二，從國內外因素看，國企改革刻不容緩。從外部因素看，發達國家貿易再平衡，新興市場經濟增速放緩，外部需求在收縮，出口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持續減弱。從內部因素看，過去十幾年是國有企業做大做強的過程，同時也是國有企業產能高速擴張的時期，而這個產能高速擴張過程不是中國獨有而是世界性的，“911”事件后全球流動性過剩使得主要工業領域的產能迅速膨脹，如油氣工業、煤炭和制造業等。2008年金融危機標志著重化工業的結束，而中國國企特別是央企很多是大資本、大工業，因此產能過剩是造成我們國企今天遭遇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國企正遭遇外需回落和產能過剩的雙重不利沖擊，現在來看改革確實是刻不容緩。國企不是改革不改革的問題，肯定需要改革，問題是怎么改。
第三，國企改革相關文件應該是各方共識，文件出臺實屬不易。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關于國企的部分，對國資國企改革進行了非常詳細的描述，兼顧了不同的看法和聲音。近期出臺的《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歷經幾十次的起草與修訂，充分考慮了學術界、企業界的觀點，考慮了不同的觀點甚至質疑。
第四，分類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應該是《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最重要的亮點。按照我個人的理解――這不是文件里說的，公益類國企以后應朝著一個特殊性的企業打造，它不是一個完全市場化的企業甚至不是市場化的企業；而商業類國企應該朝著市場化的方向改革，商業類國企與民企僅有出資人不同這一區別，可以實施員工持股計劃，可以對管理層進行股權激勵，甚至可以進行完全的資產證券化。如果國企能按這種分類推進改革的話，我個人認為改革的空間還是非常大的。
第五，資產證券化是目前爭議最少、成本最低的改革方式。文件出臺是很不容易的，我們也必須承認，這些文件只能說是綜合考慮了各方意見、“性價比”最高的文件，但與最理想的狀態仍有一些差距。資產證券化比較折中、比較中性，能保證交易的公平性和陽光化，因此易被各方接受，爭議最少、成本最低。在實際操作中，也能比較容易地規避國有資產流失等問題。
第六，集團化、財團化是民營企業參與國企改革比較穩妥的方式?！吨笇б庖姟分杏忻駹I企業參與國企改革的相關內容，個人認為在幾種參與方式中比較穩妥的是集團化、財團化。我在調研某省民營企業時發現，應該說民營企業對參與國企改革不是沒有熱情，但是也有一些懈怠。這個省的民營企業過去在資源領域積累了非常多的原始資本，有資金參與國企改革，但對國企改革有一些顧慮。多個民營企業聯合起來，當地的工商聯也參與，以一個所謂企業財團的方式參與本省與外省國有企業甚至中小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企業財團的形式分散了單個企業的風險，我個人覺得這種方式是目前民營企業參與國資國企改革時一種比較穩妥的方式。
第七，資本市場可關注國企改革中兼并重組、科研院所改革、資產注入和對管理層的股權激勵等投資機會。國企改革是一個大的主題，資本市場對國企改革的關注由來已久，應該說現在仍然是相當關注。但資本市場比較注重收益，而且決策短期化，會去關注國企改革是否真正落實，比如資產是否有最優化的配置、對管理層是否有正向激勵、員工持股計劃是否落到實處、民營企業參與國資國企改革時是否真正能夠物超所值。
一、滬渝百強企業業績的對比分析
1、經營規模分析
從總量指標上看，上海百強企業2011年的營業收入總額達到36545億元，比2010年的30328億元，同比增長20.5%。重慶百強企業2011年的營業收入總額達到8482億元，比2010年的6654億元，增加27.5%。上海百強企業的營業收入總量明顯高于重慶，增長比重慶低7個百分點。縱向比較，滬渝兩市百強企業營收增長率都有所下降，其中上海百強下降13.6%，重慶百強回落4.8%，營收增長放緩跡象明顯。
上海百強企業2011年的凈利潤總額達到2468億元，比2010年的2237億元增長10.4%。重慶百強企業2011年的凈利潤總額達到322億元，比2010年的288億元增長11.9%。滬渝百強企業凈利潤經過2010年高增長后，凈利潤增長率回復到正常水平，重慶比上海略高。
上海百強企業2011年的資產總額為115962億元，比2010年的99726億元，增長16.3%；重慶百強企業2011年的資產總額為12292億元，比2010年的9865億元，增長了24.6%。顯然，上海的資產總規模絕對量遠大于重慶，而增長率方面，重慶明顯高于上海。
2、集中度分析
集中度主要反映企業的數量及其相對規模的分布結構。其中，CRn表示前n位企業在某項經濟指標上占總體的占比。例如，當采用營業收入統計時，CR10表示前10位企業的營業收入占營業收入總額的占比。本報告采用CR10、CR30 CR50這三個指標來衡量，對滬渝兩市百強企業進行統計，數值如表2所示：
根據表2中顯示的結果，上海百強企業中前10位企業2011年的營業收入占比53.4%，凈利潤占比53.2%，總資產占比57.4%，從業人數占比40.8%，其中，營業收入、凈利潤和總資產等經濟指標占比略有上升，從業人數占比略有下降，反映了人均效率進一步提高；同期，重慶百強企業中前10位企業的營業收入占比42.9%，凈利潤占比40.8%，總資產占比34.8%，從業人數占比39.5%，其中，營業收入、凈利潤和從業人數占比有所下降，總資產占比略有提高。再結合前30位企業、前50位企業的同類指標值來分析，上海企業的經濟指標的占比也仍高于重慶企業。這說明上海企業百強中排名靠前的大企業在營業收入、凈利潤，總資產規模和員工人數方面具有更高的集中度，重慶百強企業的占比較低，集中度的提升還有較大空間，也說明較小規模企業的經營狀態比較活躍，有一定的競爭力。
3、盈利能力分析
在盈利能力方面，2011年上海百強企業總資產收益率和凈資產收益率指標的平均值分別是2.13%和12.24%比上年的2.24%和12.36%略有回落。重慶百強企業這兩指標值2011年分別是2.62%和10.49%比上年的2.92%和11.55%也有所回落，重慶百強回落的幅度比上海百強稍大一些。從整體上看，滬渝二地企業在2011年開始的經濟下行的壓力下，盈利能力有所減弱；上海百強的盈利能力略強于重慶百強。
4、納稅貢獻分析
從總量指標上看（表4所示），上海百強企業2011年的納稅總額達到2739.9億元，比上年的2281.1億元，增長458.8億元，增長了20.1%；重慶百強企業的納稅總額達到467.0億元，比上年的451.1億元，增長16.9億元，增長了3.74%。上海百強企業的納稅總額遠高于重慶，上海、重慶兩市的納稅總額增長率明顯低于上年的高增長，上海的增長率比明顯高于重慶。
從營業收入納稅貢獻率（即納稅額占營業收入的比例）上看，上海百強企業2011年納稅比例達到7.50%，較上年的7.52%稍有回落；重慶百強企業2011年平均納稅比例達到5.52%，比上年的6.78%明顯下降。上海百強企業營業收入納稅率明顯高于重慶百強企業，也表示了上海企業的稅負高于重慶企業；上海百強企業營業收入納稅貢獻率下降0.02，重慶百強企業則下降了1.26，說明重慶百強企業稅負彈性較大。
5、就業和用工效率分析
從滬渝百強企業的就業人數規模看，上海百強企業2011年144.6萬人，比上年的138.6萬人增長4.37%；同期，重慶百強企業的81.0萬人，比上年的76.3萬人增長6.09%，隨著上海和重慶的企業凈利潤、盈利能力都有所上升的情況下，大企業用工規模也有所擴大，其中重慶用工增長較快。
上海百強企業2011年人均營業收入是252.7萬元，比上年的218.9萬元增長33.82%；人均占有資產801.9萬元，比上年的719.7萬元增長11.41%；人均利稅36.0萬元，比上年的32.6萬元增長10.45%。重慶百強企業2011年人均營業收入104.8萬元，比上年的87.2萬元增長20.15%；人均占有資產151.8萬元，比上年的129.3萬元增長17.44%；人均利稅9.75萬元比上年的9.68萬元增長0.77%。
由此可見，上海百強企業由于人均占有總資產額的數量龐大，比重慶高4倍以上，拉動了人均營業收入額和人均利稅額方面比重慶高出許多，人均營業收入增長率和人均利稅增長率也明顯比重慶高。而重慶百強企業在經營發展的同時，企業用工人數增幅較高，達到6%以上。由此可見，滬渝兩市百強企業在2011年的發展，動力各有不同，上海百強企業依靠資金的集聚，重慶百強企業的是勞動力的較快投入。
6、行業分布分析
從百強企業的行業構成來看，滬渝二地產業結構有較大區別。
上海百強企業中制造業企業有39家，制造業營業收入17502億元，占比47.89%（占比指行業數據占100強企業合計收入的比率，下同），凈利潤1022億元，占比41.40%，資產總額18815億元，占比16.23%；農業無企業進入百強；建筑業7家，營業收入2712億元，占比7.42%，凈利潤56億元，占比2.27%，資產總額2349億元，占比2.03%；服務業53家，營業收入16231億元，占比44.41%，凈利潤1376億元，占比55.75%，資產總額94963億元，占比81.66%。
重慶百強企業中制造業49家，營業收入3401億元，占比51.12%，凈利潤117億元，占比40.65%，資產總額3156億元，占比32.00%；農業1家，營業收入21億元，占比0.31%，凈利潤1億元，占比0.44%，資產總額41億元，占比0.42%；建筑業14家，營業收入681億元，占比10.23，凈利潤14億元，占比4.91%，資產總額563億元，占比5.71%；服務業36家，營業收入2551億元，占比38.24%，凈利潤155億元，占比54.00%，資產總額6104億元，占比61.87%。
由上述數據分析，上海百強企業中在行業占比上，制造業營業收入比服務業高3.48個百分點，服務業凈利潤比制造業高14.35個百分點、總資產更是比制造業高65.43個百分點。重慶百強企業中，服務業在資產總額、凈利率占比較去年有明顯上升，但與上海相比還明顯較低。這一特點說明，上海城市經濟已經進入轉型發展的時期，服務業已積累了大量的資金，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重慶地處中部，是新興的直轄市，制造業是城市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服務業尚處在積累資金蓄勢待發的過程。
7、企業所有制分布分析
從百強企業的所有制構成來看，滬渝二地百強企業2011年在經營規模上有較大區別。
上海百強企業中外資控股企業（以下簡稱外資企業）有8家，民營企業有34家、國有控股企業（以下簡稱國有企業）有58家。經營業績分布：營業收入方面，外資企業1766億元，占比4.83%（占比指該類所有制企業數據占100強企業合計收入的比率，下同），民營企業3528億元，占比9.65%，國有企業31251億元，占比85.51%；凈利潤方面，外資企業30億元，占比1.21%，民營企業207億元，占比8.37%，國有企業2232億元，占比90.42%；總資產方面，外資企業1571億元，占比1.35%，民營企業3139億元，占比2.71%，國有企業115962億元，占比95.94%。
重慶百強企業中民營企業42家，國有企業52家。經營業績分布：營業收入方面，民營企業2729億元，占比32.18%，國有企業5752億元，占比67.82%；凈利潤方面，民營企業152億元，占比47.20%，國有企業170億元，占比52.80%；總資產方面，民營企業2983億元，占比24.27%，國有企業9309億元，占比75.73%。
由上述數據分析，滬渝兩市國有企業與外資、民營企業相比，平均規模較大，外資、民營企業的規模較小。其中，上海國有企業的業績占比超過數量占比的現象比重慶更突出。上海百強企業國有企業的數量占比只有58%，而營業收入、凈利潤和總資產方面的占比遠遠高于該類企業的數量占比，并按照營業收入、凈利潤、總資產的順序由底向高排列。外資、民營企業在營業收入、凈利潤和總資產方面的占比則相反，遠遠低于其數量占比，并按照營業收入、凈利潤、總資產的順序由高向低排列，說明國有企業實力強大而資產效率和效益則稍低，而、外資、民營企業則恰恰相反。重慶百強企業中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數量占比同上年未發生變化，但民營企業營業收入、凈利潤和總資產的占比都比上年有一定的增加，反映了長期民營企業實力繼續增強。
二、滬渝百強企業發展差異的原因分析
1、滬渝百強企業發展狀況的差異特征：
（1）上海百強企業的營業收入，凈利潤和資產規?？偭扛哂谥貞c百強企業。2011年，上海百強企業營業收入、凈利潤和總資產增長率明顯低于重慶的格局未發生改變。其中凈利潤增長率因重慶下降幅度較大，滬渝兩地幾乎持平。
（2）上海百強企業在營業收入、凈利潤、資產規模的集中度繼續提高，表現出上海特大型企業的擴張能力未減；重慶百強企業的集中度稍低，其中凈利潤的集中度還有所下降，表現出相對規模較小的企業更具競爭力。
（3）上海百強企業總資產收益率低于重慶0.5個百分點；凈資產收益率方面，上海比重慶高1.8個百分點。
（4）上海百強企業的納稅總額和增長率都遠高于重慶，滬渝營業收入納稅貢獻率都有所回落，重慶回落的幅度更大?？傮w看上海大企業的稅負明顯高于重慶。
（5）滬渝兩市百強企業用工人數均有增長，重慶增幅較高；滬渝兩市人均利稅額均有大幅增長；上海增幅較高，增長率達到33.82%，上海人均利稅額5倍于重慶，上海人均利稅增長主要依賴于人均營業收入和人均占有資產的高速增長，重慶人均利稅增長率因用工人數的較快增長被攤薄。
（6）滬渝兩市百強企業產業結構占比反映了我國東、西部經濟發展的現狀。上海服務業在凈利潤和總資產方面占比較高，重慶制造業營業收入占比較高。
（7）滬渝兩市百強企業在所有制分布方面也有較明顯的差異。上海國有企業規模龐大，經營業績占比依然很高的現象基本不變，重慶民營企業的經營業績占比比上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2、滬渝兩市百強企業發展現狀差異特征的原因分析
根據數據分析，結合兩市的區位特征、地理環境、產業布局等因素，造成以上特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經濟下行壓力下，百強企業增長率下降。從整體上看，滬渝兩市百強企業處在2011年宏觀經濟形勢偏緊的環境中，依然保持了增長的勢頭，營業收入增長達到20%以上，凈利潤增長超過10%，確實不易。上海能保持這樣的增長，得益于近年來上海經濟已經進入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對制造業的依存度減少，服務業的高速增長拉動了百強企業整體的業績。重慶地處西南內陸且正處在新一輪經濟開發初期，制造業在經濟發展中處于重要地位，服務業發展有提速的跡象，在2011年，兩大產業幾乎是并駕齊驅。但是，與2010年的高速增長相比，滬渝百強企業的增長率均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回落，其原因，既有基數較高難以持續的背景，也是宏觀經濟下行壓力開始釋放的影響。由于2012年國內外經濟環境不確定因素增多，兩市百強企業繼續保持較高增長將困難重重。
（2）擴張態勢依然存在，滬渝動力有所不同。從百強企業行業結構看，滬渝兩市的農業、建筑業企業所占比重都很低，服務業和制造業所占比重較高。由于滬渝兩市的經濟基礎和發展階段不同，服務業和制造業在滬渝兩市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上海城市經濟正處于產業轉型期，在“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方針指導下，上海有選擇的發展先進制造業，一般制造業已處于限制或淘汰中，資金和人才正在繼續向服務業注入，推動了現代服務業以較高速度發展，服務業企業不僅占百強企業的數量達到54家，凈利潤和總資產的比重分別達到55.75%和81.66%，繼續保持著擴張的態勢。重慶尚處于新一輪開發期，制造業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繼續擴張勢所難免，同時服務業的的占比有所增加，也預示著重慶制造業的發展將會帶動服務業的發展。
（3）經過長期的的深厚積累，上海的百強企業在營業收入、資產規模等方面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正由于基數較高，規模擴張的速度已經明顯放緩，表現為上海企業在增長率上低于重慶的現象。重慶的制造業和服務業規模還相對較小，規模擴張、做大企業是主要目標，相信重慶的兩大產業在近年內還將延續較高的規模增長。
（4）總體資產收益率有待提高。從2010年到2011年這一年間，上海百強企業盡管資產規模上有較大幅度提高，但資產收益率提高還比較緩慢。數據顯示上海百強企業中制造業的總資產收益率和凈資產收益率都比較高。整體總資產收益率比較低的主要原因是，百強企業中金融業（包括銀行業、保險業）、基礎設施行業（如航空業、航運）等高資產低收入企業占比較高，影響了整體的資產效率的提升。在上海建設“四個中心”的背景下，金融業和基礎設施行業的規模擴張還將將繼續，且擴張速度將超過制造業，因此，上海百強企業的資產效率在近幾年內，難以有明顯的改善。重慶百強企業今后的發展也可能因服務業的發展，遇到上海同樣的問題。
三、上海企業未來發展的對策建議
（1） 繼續努力營造優良的外部環境
上海企業在納稅貢獻率方面明顯高于重慶企業。要繼續完善稅收制度，努力形成完善、平等的稅收體系，提升本上海企業的競爭力。對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給予一定的財稅政策的支持，促進他們加快發展。
（2） 加大對民營企業的扶持力度
上海民營企業只有36家上榜，營業規模的占比只有9.8%，表示上海民營企業做大做強的空間還很大，進一步加大對上海民營企業的扶持力度，推動民營企業做大做強，對于進一步激活上海經濟活力意義長遠。
雖然國內外已有大量文獻研究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但迄今為止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范圍和性質仍是眾說紛紜，其原因在于企業社會責任是一個隨實踐不斷發展的概念，呈現典型的階段性和地域性特點。所謂階段性，指的是同一國家或地區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其企業社會責任概念不同；所謂地域性，指的是同一時代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也可能會有不同的企業社會責任評價標準。Sethi（1975）指出，企業社會責任的表現和認知受到文化和社會背景的影響，企業社會責任的維度會根據不同的社會、文化和時間存在巨大的差異。一項對15個國家的12000名經理人的調查顯示：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的先后順序在國際間有很大的變化（喬治·斯蒂納，約翰·斯蒂納，2002）?！捌髽I社會責任觀念是逐步演進的，唯有置身于一定的歷史背景中，才能真正領會企業社會責任的完整意義”（Eberstadt，1978）。
我國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簡單套用西方現成的分析框架可能會導致偏差。國內雖然也不乏有對企業社會責任國際標準“本土化”的探討，但現有基于我國制度背景的，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研究總體來說比較有限，對不同所有權性質企業的社會責任內容的差異化研究還相對欠缺。本文擬在對高管深度訪談的基礎上進行探索性分析，以期得出更符合我國國情的企業社會責任概念。
研究方法
（一）樣本
本研究對北京、上海、廣東、江蘇、山東等地的14家企業的22名高層管理人員進行訪談，其中包括國有企業6人，民營企業12人，外資企業4人。平均工作年限14年，其中男性19人，女性3人。
（二）訪談提綱
為盡可能引導受訪者充分表達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解，本研究采用半結構化訪談的方法，以企業高層管理者為訪談對象，進行現場訪談或電話訪談。本文研究的主要訪談問題共2個：
結合貴企業實際情況以及貴企業所處行業背景，您覺得企業社會責任包括哪些方面？其中，哪一方面的責任是最重要的？您能簡單地按重要程度排一個序嗎？
您覺得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是不是一樣的？他們之間都有哪些區別和聯系？
（三）訪談記錄程序
本論文的調查中，訪談小組由2名成員組成，事先通過對訪談提綱進行學習討論，對容易產生的歧義進行溝通，確保對問題理解一致。訪談時由一人負責提問，另一人負責錄音、記錄和補充。訪談在取得訪談對象同意后進行了錄音。所有訪談材料都在結束當次訪談48小時內進行了材料整理和文字錄入。錄入后由訪談小組成員共同補充整理，以保證記錄的完整性和真實性。
研究結果
（一）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構成
筆者根據對訪談筆錄的整理，本文發現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企業高管認為，企業要承擔的最基本的社會責任就是盈利，其次，還有守法、就業、顧客、員工、慈善、環保等方面的社會責任。企業家典型描述見表1。
本文將受訪者對企業社會責任重要程度的排序做了統計，發現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大致分為三個層次，具體見表2。其中，第一層次是企業必須履行的基本社會責任；第二層次是與企業的發展直接相關的社會責任，第三層次是與企業的發展間接相關的社會責任，三者均屬于企業自愿履行的社會責任，注重履行第二層次和第三層次的社會責任有助于增強企業競爭優勢，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
（二）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社會責任比較
從訪談結果來看，受訪者認為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社會責任均具備一定特征，并存在差異性。典型描述見表3。
從表3可以看出，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社會責任差異大致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國有企業首先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就是為國家免費或低價提供大量關乎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產品，其次才是盈利，保證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的社會目標要優于其經濟目標。
民營企業承擔的最基本的社會責任就是盈利和提供就業崗位。
外資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注重對消費者、員工和公眾承擔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并把企業社會責任作為提高企業競爭優勢的關鍵資源，納入企業整體戰略規劃。
結論與討論
根據以上研究結果，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一是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具有多層次性；二是不同所有權性質的企業均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只是其社會責任內容有差異。具體討論如下：
（一）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具有多層次性
我們之所以提出企業社會責任的多層次性觀點，是因為：
第一，許多企業缺乏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責任概念的科學認識，認為履行社會責任就是做慈善，從而對履行社會責任持消極態度，或是在履責過程中本末倒置，連最基本的職業安全與產品安全都不能保證。近年來各地頻發的礦難，勞資糾紛、產品安全事故以及環境污染事故都表明了這一點。
第二，企業缺乏社會責任自主治理的意識，在完成了原始積累之后，還滿足于只承擔最低層次的社會責任，漠視企業中小股東、雇員、消費者、社區等企業利益相關者的權益問題，產生企業社會責任“顯性違規”和“隱性違規”并存的局面（李維安，2008），而這將阻礙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根據以上企業社會責任具有多層次性的觀點，不同所有權性質、不同規模以及不同行業乃至不同經濟周期的企業需要承擔的社會責任的層次不同，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特征選擇承擔相應層次的社會責任。例如，處于壟斷性行業的大型國有企業，除了必須履行第一層次和第二層次的社會責任之外，還應該更多地履行第三層次的社會責任，否則就會招致廣大公眾的非議。處于競爭性行業的中小型民營企業，則只需要努力履行第一層次和第二層次的社會責任就可以了，一個連基本的職業安全都不能保證的企業如果頻頻進行慈善捐助活動，這種不正常的分0 只能被稱之為“作秀”。
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貿易的繁榮使服務業中的快遞業得以迅猛發展，影響著世界范圍的生產和勞動。2003年世界三大產業分別占總量的4%、28%和68%，服務業正逐漸取代制造業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①2003年，全球快遞業營業規模達到1300億美元，對世界GDP的貢獻達640億美元，是電器行業的2倍，造船業的1.5倍，在服務業中脫穎而出。預計到2013年，快遞業對世界GDP的貢獻將達到1350億美元，比2003年翻一番②。
快遞業是中國的新興行業，也是增長最為迅速的行業之一。進入21世紀以來，快遞業的增長率保持在30%以上，特別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市場擴張更加明顯。2006年的中國快遞業繼續以超過25%的速度快速增長，這是服務業中的其他行業不可比擬的③。
中國在加入WTO協議中對原本包含在國內郵政業中的快遞業作出了相關承諾④，這勢必對我國快遞業產生全方位的影響。而郵政曾是我國管制最為嚴厲，競爭最為缺乏的行業之一?？爝f業經歷著從嚴厲管制到放松管制，從高度壟斷向充分競爭的制度變遷過程。因此，本文選取中國經濟中至關重要的快遞業作為研究對象，這對說明WTO對中國快遞行業制度變遷及市場化進程的影響具有典型意義，對解釋服務業中其他類似行業的制度變遷過程也具有普遍意義。
萬國郵聯將“郵政服務”定義為：郵政的普遍服務是一項國家的義務，即國家通過一定的質量和連續性標準，確保所有人可以接受的價格提供所有人共同需要的服務，無論他們的地理位置和社會狀況如何，這種服務可以由公共或私營部門提供⑤。
人們習慣上將郵政業與快遞業混為一談，然而郵政屬于政府向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并且通過“郵政專營”⑥來實現和補貼普遍服務?？爝f業具有很強的時限性，主要寄遞商務文件、小包裹和樣品等，而在傳統郵政業中占絕大多數的私人信函等信件，說明“物質流”在快遞業中占主導地位而非郵政服務中的“信息流”。
WTO將郵政服務(Postal Services)和快遞服務(Courier Services)區別對待，表明WTO的規則明確了快遞服務和郵政服務屬于兩個不同的行業，兩者具有平等的法律關系和市場地位⑦。雖然郵政服務與快遞服務存在區別，但是仍有許多國家將郵政和快遞歸于一類，原因是兩者在提供的服務上有重疊和交叉的地方，并且往往由同一管轄機構監管。例如，中國郵政一度同時扮演監管者和經營者的角色，并且除了提供普遍服務以外，還提供速遞服務⑧。文中涉及的快遞業指的是上述的快遞服務(也稱為速遞服務)，而郵政服務特指普遍服務。
二、文獻綜述
中國加入WTO前后，人們普遍對市場開放具有憂患意識，往往擔心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會被強勢的外資企業沖垮。在加入WTO前夕，學術界大量文獻對快遞業的命運表示擔憂，最樂觀觀點也是“有利有弊”(袁芳，2000；董閻禮，2001；王世春，2001)。中國入世前對快遞業有相關預測的文獻都表明，中國入世將對快遞業產生直接或間接的沖擊。學者們尤其認為國內快遞要警惕UPS、FedEx、DHL和TNT這四匹“來自西方的狼”，但對于民營快遞何去何從的問題尚存爭論。
比較樂觀的預測認為，外資的大量投入將推動我國服務業迅速成長。我國入世后服務業不同行業受沖擊程度大致可分為“大、中、小”三級，其中郵政業受到直接沖擊較小，但有間接影響(李江帆，2000)。李善同等(2000)就中國入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進行了一般均衡分析，認為中國入世對服務貿易的影響比人們預期的要小，但對快遞業沒有進行專門的論述。
另一方的觀點著重于中國入世帶來的沖擊，認為即使中國加入WTO，國有企業能夠依靠各種政策優勢很好地“存活”(田春生，2000)，而民營企業很有可能被迫退出市場。就我國快遞業來說，傳統的商業界限在WTO下將被沖破，各種分銷業和輔助分銷業的市場準入將全面開放，因此包含其中的快遞業也將受到沖擊(徐從才，2001)。
然而，市場的開放對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是否產生了同樣的作用，就此問題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這也導致了各自結論的不一致。一方認為，如果競爭能夠很好地發揮作用，國有企業通過競爭仍然可以保持效率(Jackson和Price，1994)⑨，這類觀點流行于早些年間私有化的反對派(Caves & Christensen, 1980)⑩。另一方則認為，國有企業在激烈競爭中沒有內生動力去提高效率，日本學者Mizutani和Uranishi(2003)(11)通過對日本郵政的案例研究發現，市場開放僅對提高民營企業的生產率和降低經營成本有作用，而對國有企業無效。
目前中國的快遞業市場呈現中國郵政、民營快遞和外資快遞“三足鼎立”的局面。關乎中國快遞業命運的《郵政法》改革也正朝著良性方向發展。Myron A. Brilliant和Jeremie Waterman(2003，2004)(12)在連續兩年關于中國入世的美國商會報告中都特別針對中國快遞行業進行了分析。他們認為新的郵政立法應該反映中國加入WTO的承諾，不能允許中國郵政將現有的壟斷延伸到新的領域。他們建議“郵政專營”的范圍應該從350克下降到250克再到150克。這與Sokol(2003)的建議類似，而且與中國郵政法草案的變化趨勢一致。
綜上所述，后WTO時代的中國快遞業現狀與入世前業界和學術界的普遍擔憂形成“悖論”，而目前就WTO與中國快遞業制度變遷的理論分析尚處于初期，WTO對中國快遞業發展產生的影響以及民營快遞崛起的深層次原因有待研究。
本文將解釋中國快遞業市場現有格局的命題，即加入WTO后的中國快遞業市場分割問題。影響企業決策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快遞企業的網絡、服務和勞動力，本質上都是成本因素。因此，非縱向一體化模型的致命缺陷是假定“質量是不需要用成本去生產的”(Tirole，1988)，但事實上成本卻影響了企業的市場份額(Shaked and Sutton，1983)(13)。在最近的研究中，Zhao Hong，Wei Zhiliang和Li Wei(2006)提供了一些有力的證據。他們的研究基于北京快遞業市場，充分證明了不同類型的快遞企業生產成本的差異。
本文試圖將制度變遷的分析框架與產業組織理論中的某些思想結合起來，通過最為基本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論證上述命題并給出合理的解釋。
三、理論解釋
(一)后WTO時代的中國快遞業市場
目前我國從事快遞業的民營企業上萬家，從業人員多達100萬人，年營 業規模在100億元以上(14)。民營快遞公司主要分布在以上海、廣州和深圳、北京為核心的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經濟圈，以珠三角的順豐速運和長三角的申通快遞為代表。
以UPS、FedEx、DHL和TNT四大跨國快遞公司為代表的外資企業，2000年至2004年間的中國市場業務平均增長率約為50%，目前占有中國國際快遞市場中的主要份額高達70%以上，而同城快遞和城際快遞業務相對較少。這四家跨國公司每年的業務量總和約50億美元，占世界市場85%(15)。
中國郵政一度壟斷了中國快遞業國際快遞、城際快遞和同城快遞三大市場，但其國際快遞的市場份額已經從90年代初的80%下降到不足20%。中國郵政80%以上的快遞業務是城際快遞業務，然而也從97%下跌到如今的40%以下(16)。
國家郵政局《全國首次快遞服務統計調查結果分析》(17)中對2006年的快遞市場進行了統計：2006年國有、民營、外資快遞企業分別實現快遞業務收入148.4億元、52.4億元、98.8億元，分別占快遞業務總收入的49.5%、17.5%、33%。同年國有、民營、外資快遞企業分別完成業務量61 927.5萬件、28 571.8萬件、15 493.6萬件，分別占總業務量的58.4%、27%、14.6%。同期國有快遞企業的國內異地快遞業務收入占該板塊快遞業務總份額的64.1%，民營快遞企業的國內同城快遞業務收入迅速增長，較2005年實現了54.4%的增幅，同城快遞業務份額提升了6.8個百分點。在國際快遞業務方面，2006年外資企業占該板塊業務總收入的60.1%。
后WTO時代中國快遞業的市場格局，呈現出民營快遞、中國郵政、外資快遞分別占領同城快遞、城際快遞和國際快遞市場的“三足鼎立”格局。
(二)模型
為了解釋上述現象，本文引入產業組織理論中的非縱向一體化模型(Tirole，1997)。便于分析，我們首先要對其基本模型做一個簡單的介紹，并做如下假設：
(1)每一個消費者消費或者不消費一種“快遞產品”；
(2)這種快遞產品的服務質量由用S表示；
(3)當市場內出現同種類型的快遞產品但是質量不同時，我們認為它們是不同的快遞產品，即不同質；
(4)消費者的偏好函數如下：
U是θs與p之間的差，因此表示消費者消費該快遞服務而產生的消費者剩余。s表示該商品的質量。θ表消費者的偏好函數，即給定價格，所有的消費者都喜歡更高質量的快遞，比如攬貨速度快，運送速度快，查詢方便等。同時，具有越大θ的消費者更愿意為獲得更高的服務質量而付費。
快遞業的服務質量一般包括：(1)快遞服務的速度(收攬、分揀、運輸都決定該速度)；(2)速遞服務過程跟蹤查詢系統的便利性；(3)物品損壞或遺失后的賠償；(4)快遞業務員的服務等。
多數人認為民營快遞服務較好的原因是與中國郵政EMS在郵局“坐等業務”不同，這些民營快遞主動“上門攬件”，并且民營企業的投遞人員往往更具有親和力。民營企業目前幾乎都建立了速遞服務過程跟蹤查詢系統，因此，從服務質量的角度來說，消費者更偏好民營企業提供的產品，相信消費者在使用快遞服務的過程中已經有深刻的親身體會。值得注意的是，與不引入成本變量的博弈模型相比，引入成本變量后企業間的市場占有率和利潤之間的差距變大了(19)，即質量更好的產品擁有更多的市場需求，賺取更多的利潤。
四、對成本的進一步分析
進一步分析，我們的模型中成本主要區別在于開展服務的地點，本質上來說是快遞企業寄遞網絡的選址問題。一般認為快遞業具有規模效應，所以網絡越大則越好，其實并非如此。中國郵政擁有全國最大的網絡，但卻為此付出了高昂的固定成本。因此，并不是網絡的規模決定了快遞企業的成本，而是網絡的“靈活性”(25)。像中國郵政這樣擁有遍布城鄉的投遞網絡的經營者，如果試圖加大經濟發達地區的網絡密度，未必是經濟和有效率的(Wasner et al，2004)。再加上中國郵政國有企業的性質決定了其網絡的相對穩定性，因此現有網絡的調整將付出巨大的成本。但民營快遞卻不同，它們不受“普遍服務”的約束，依靠在經濟發達地區實行迅速的網絡擴張戰略而崛起。
我們用民營企業的代表順豐速運的案例來進一步證明。順豐從廣東起家，在夯實了珠三角地區密集的快遞網絡之后，向長三角地區復制了其業務模式，進而再向華北、華中和西南地區不斷擴張。目前，順豐在全國網絡覆蓋19個省、直轄市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共計282個城市。其中廣東、福建共有網點114個，覆蓋非常密集。順豐的網點完全自營，沒有建設網點或采取加盟連鎖的方式，其網絡策略是“自然延伸”，即：根據自身實力和發展程度，哪里有市場就將網絡鋪設到哪里。在經濟發達地區建設密集網點的，放棄經濟不發達地區——如在珠三角地區的廣東省幾乎每個縣都有順豐的快遞站點；華南的福建、長江三角洲的上海、江蘇、浙江，順豐的網點也相當密集；而在經濟欠發達的廣西、云南、貴州、江西、青海等省，順豐一個站點也沒有建設。
當然，有學者認為快遞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26)，因此勞動力是影響快遞企業成本的主要因素。中國郵政等國有企業的用工成本最高，因為他們雇傭的員工一般走事業單位編制。而民營快遞往往雇傭外地打工人員，甚至一些民營快遞企業并不與投遞員簽訂正式合同，非法用工的現象屢有發生，兩者勞動力成本的差距顯而易見。
然而，勞動力的因素可以納入網絡。因為網絡是由人和物共同構成的，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對勞動力的調動支配能力明顯要強于中國郵政，因此，國有企業勞動力同樣缺乏靈活性，這同時也降低了其網絡的靈活性。
正如國家郵政局在《快遞服務統計分析》中所述：中國快遞業市場的競爭格局已經形成。在同城快遞市場，民營快遞比中國郵政占有更多市場份額，并獲得的高利潤形成高的增長率；民營快遞提供的快遞產品價格比中國郵政更便宜。中國郵政依然在省際快遞市場上占多數份額。國際快遞市場的大多數市場份額則被外資占領，這恰好印證我們的理論解釋。
注釋：
①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2005)，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第204頁。
②Oxford Economic Forecasting: "The Impact of the Express Delivery Industry on the Global Economy", March 2005.
③《中國快遞市場發展研究報告》，中國快遞市場發展研究課題組，中國經濟出版社，2006年4月， pp5-7.
④中國加入WTO有如下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議定書、中國加入工作組報告、議定書附件1～9.
⑤2001年萬國郵聯國際局副總局長在“郵政普遍服務國際研討會”上發表的報告。
⑥郵政專營是國家通過法律賦予某企業或部門對部分郵政業務實行專營的一種制度，主要是指信件業務專營。
⑦WTO關于《國際服務貿易的分類》(1995年7月)共有11大類143個部門，其中郵政服務和速遞服務均在“通信服務”大類下。
⑧中國速遞服務公司成立于1985年，是國家郵政局所屬的專業郵政速遞機構，負責全國郵政特快專遞業務，也稱為中國郵政EMS，與中國郵政共享普遍服務的資源。
⑨Jackson, P. M., and C. Price. 1994. "Privatization and Regulation: A Review of the Issue." Privatization and Regulation, 1-34, edited by Peter M. Jackson and Catherine M. Price, Harlow, U. K.: Longman.
⑩例如Caves和Christensen(1980)在分析了加拿大鐵路私營和國有企業的TFP之后得出沒有區別的結論。
(11)Fumitoshi Mizutani & Shuji Uranish. The Post Office vs. Parcel Delivery Companies: Competition Effects on Costs and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Regulatory Economic, 23:3 299-319,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Manufactured in The Netherland, 2003.
(12)China's WTO Implementation: A Three-Year Assessment. Report Prepared by: Myron A. Brilliant(Vice President, East Asia)and Jeremie Waterman(Director, Northeast Asia). U. S. Chamber of Commerce, September, 2004.
(13)Shaked, A., and J. Sutton. 1983. Natural Oligopolies. Econometrica, 51: 1469—1484.
(14)數據來源：中國快遞市場發展研究課題組，中國快遞業市場發展研究報告，中國經濟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第114頁。
(15)同上。
(16)同上。
(17)資料來源：國家郵政局網站，chinapost.gov.cn/folder7/folder31/2007/07/2007-07-24173.html，2008年3月18日。
(18)推導見附錄。
(23)“死亡螺旋”是指一個動態過程：當生產者被允許進入郵政市場并開展高利潤的一些業務后，失去部分市場的郵政當局難以維持盈虧平衡則提高郵資，因此吸引更多快遞經營者進入市場，這樣郵政當局的盈虧平衡再次被打破，反復多次，直到郵政當局無法維持“普遍服務”。
(24)Crew, M. and P. Kleindorfer. 2005. Competition, Universal Service and the Graveyard Spiral in Regulatory and Economics Changes in the Postal and Delivery Sector, edited by M. Crew and P. Kleindorfer,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p3.
(25)Wasner, Michael and Gunter Zapfel. 2004. "An Integrated Multi-depot Hub-location Vehicle Routing Model for Network Planning of Parcel Serv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90(3)403-409. sciencedirect.com/.
一方面，研究有關民營企業的稅收政策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我國稅法沒有規范我國民營企業納稅的具體規定，借鑒國外成熟的民營企業稅收制度與政策，研究符合我國國情的民營企業稅收政策，有利于完善我國稅收體系，為制定合理的民營企業稅收政策提供理論依據。另一方面，研究有關民營企業的稅收政策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研究符合我國國情的民營企業稅收政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其稅收負擔，保障民營企業的健康發展，保證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持續增長。
一、當前我國民營企業稅收政策現狀分析
（一）對民營企業與稅收政策的界定
對于民營企業的準確定義，目前學界并沒有統一的說法。一般意義上，民營企業是從企業性質的性質來劃分企業類型，即相對于國有性質而言的。因此，民營企業可以指除“國有獨資”、“國有控股”外的所有企業。為保持前后一致，本文將民營企業的界定為私營企業與個體經營企業，相關數據選取也以此作為標準。稅收政策是政府財政政策的一種，指政府為了實現特定的政策目標，運用稅收手段調控宏觀經濟的方式。稅收政策也是稅收制度的一種，也體現在稅制要素的不同規定，但具有臨時性、靈活性等特點。在規范的稅收制度下，國家為了促進民營企業的發展，往往在一般的稅制規定內，做出一定的調整，如縮小課稅范圍，降低稅率，延遲稅款征收等，以降低民營企業的稅收負擔。
（二）民營企業稅收政策的現狀
本文從一般性稅收政策和稅收優惠政策兩個方面分析陳述民營企業所得稅稅收政策的現狀。從一般性稅收政策來看，個人獨資企業與合伙企業以外的民營企業按照25%的稅率，對來源于中國境內外所有扣除一定的費用后納稅。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以及個體工商戶按照個人所得稅的生產、經營所得納稅，稅率是5%――35%的五級超額累進稅率。從稅收優惠政策來看，一是對小微企業實施稅收優惠――對于符合規定的小微企業，企業所得稅稅率按20%征收。而且，自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對年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10萬元的小微企業，按其所得的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20%的優惠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二是，促進民營企業融資的稅收政策。民營中小企業對于投資的吸引力不夠，我國政府為了緩解民營企業融資困難的問題，出臺政策鼓勵投資企業對于特定民營企業的投資。
二、國外扶持民營企業的稅收政策
西方國家促進民用企業發展的稅收政策有很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美國和德國的稅收政策：
（一）美國扶持民營企業的相關政策
美國陸續頒布實施了《小企業投資法》、《納稅人免稅法》、《經濟復興稅法》等。首先，允許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選擇按個稅納稅方式繳納所得稅，避免重復征稅；其次，在企業投資方面，允許企業使用加速折扣，加速民營企業資本周轉速度；最后，利用稅收政策鼓勵企業進行科技創新。
（二）德國扶持民營企業的相關政策
德國扶持民營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很全面，深入到了企業發展的各個方面。首先，為促進民營企業的發展，德國給以其所得稅低稅率的優惠政策；其次，在鼓勵企業投資上，德國政府對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投資于機器設備的部分給予附加折舊的優惠；最后，德國政府對特定地區的企業給予5年內免除特定稅費的稅收政策扶持。
（三）國外民營企業稅收政策的啟示
一是，政策目標明確。國外政府都對民營企業在本國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有著充分的理解和認識，制定的促進民營企業發展的相關稅收政策目標明確，特定的稅收政策對應民營企業發展中的特定問題。為了切實保障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將促進民營企業發展的稅收政策通過立法確定下來，將民營企業的扶持政策法制化。
二是， 分類實行稅收優惠。各國對民營企業的稅收政策并非完全相同，對于不同類型的民營企業有不同的稅收優惠。各國政府稅收優惠政策對于技術創新企業都給予了區別一般企業的所得稅優惠。此外，對于落后地區的民營企業，政府也設立了特定稅收政策給予稅收優惠，如德國政府對在落后地區新建立的企業，給予5年內免征營業稅的稅收扶持。
三是，多種方式并存。各國采取了多種稅收優惠方式一同來扶持民營企業的發展。例如：美國的稅收優惠政策中，既有對小規模企業的稅率優惠，又有鼓勵投資的加速折扣優惠，還有對投資收益的減免稅。
三、促進民營企業發展的稅收政策的改進思路
首先，完善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稅制體系。在增值稅制度上，擴大一般納稅人的征收范圍，保證企業的公平競爭。在所得稅優惠上，可以考慮進一步降低小微型民營企業的所得稅率，根據小微企業的盈利狀況進一步細化稅收優惠措施。在營業稅方面，對于民營企業納稅人可設計起征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