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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鄉統籌發展;鄉村規劃;新方向
1 政府規劃與主旨的新轉變
首先鄉村社會作為比較獨特的群體,擁有較大封閉性,穩定性以及傳統的承繼性,因此鄉村規劃的理念應該基于城鄉統籌發展,也有別于現代城市的規劃,充分尊重村莊的“主導”性作用。
1.1 規劃主旨的改變
現在各個學科對鄉村問題的研究正在不斷推進與升華,同時伴隨著鄉村問題的不斷凸顯,研究方法逐漸由單一向多元化發展,同時鄉村土地承包責任制也引發了一系列農村金融體制的改革以及產業結構的升級。基于鄉村規劃與鄉村研究,鄉村規劃的主旨也隨之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植入式的工程技術已經遠遠不能適應鄉村規劃的發展要求以及發展方向。新時期的“生產發展、管理民主”的鄉村建設表明“工業反哺農業”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空口號,而是利用更多的第一產業的發展來促進更多的農民就業。另外為了農村的可持續發展,應該轉變用地理念,保持持之以恒的發展來增強農業支撐能力。另外在生態環境上,要高度關注氣候的變化對農村發展的影響,從被動的污染治理變為注重資源節約以及采取新能源的主動保護;從歷史傳承上,保留鄉村特色的獨有發展,從而逐漸落實村莊的民宅空間結構設計、空間布局,從而促進了空間心態以及建筑風格與環境的協調共生。
1.2 轉向規劃態度
堅持從實際出發,尊重農民意愿,嚴禁任何形式的強迫主義與形式主義,把統籌城鄉發展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根本要求,把擴大農村需求作為拉動內需的根本舉措。另外,必須借鑒國外的經驗,緊跟國內的形勢,鄉村的規劃與發展必須實現態度上的根本轉變。第一要務是規劃人員的人文轉向,在充分理解鄉村文化傳統,環境與資源等的基礎上,通過對話與協商的方式以協助者的身份參與鄉村規劃的發展。注重鄉村公共空間的營造,通過“駐村體驗”式的深度調查,削減技術交流壁壘,培養對鄉村的深厚情感,從無靈魂的村莊材料中認識有靈魂的、生動的村莊肌體,為鄉村規劃注入人文氣息。村頭的水口林蔭樹下、村內的場院與曬谷場、寺廟與祠堂、小集市等承載著鄉村自治管理、文化景觀、、商業休閑等特殊功能,彰顯著鄉村精神與特色風貌,表達著鄉村最易識別和記憶的篇章,是鄉村“氣質”之所在,是維系村民認同感與歸宿感的精神領地之所在。
2 基于城鄉統籌發展,鄉村規劃新模式的實現路徑
2.1 合理布局,突出特色
鄉村綜合體的建設與可持續發展,首先基于合理的規劃。就是在城鄉一體化的基礎上,根據工農業發展的特點以及產業發展的水平,合理確定新鄉村綜合體的數量與規模,在布局的選擇上,既要考慮輻射范圍與能力,同時又要兼顧已經建立的基礎。而且在建設模式上,由于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與形貌的差異,新鄉村綜合體的建設模式必須因地制宜,同時重點在于對中心各項功能設施進行配套與完善。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盡量滿足周邊農民的各項生產與綜合服務需求;在建設模式上,應該做到能整體協調而且功能合理,除了體現鄉村特色外還要對農村住宅的特色予以保護。
2.2 多舉措籌資,從而保證資金充足
新鄉村綜合體的建設經常面臨著資金短缺等問題,需要動員全社會的力量,以創新的思路籌集專項資金,發揮集體經濟組織與龍頭企業的作用,并且通過財政貼息與信貸支持等杠桿促進新鄉村綜合體建設;并且通過加強龍頭企業與農村集體經濟的俄合作、新技術與新農產品的引入等。多渠道的引入都可以實現統籌安排,提高資金的利用率與資金的整合效率。
2.3 創新體制,提升新農村的綜合管理服務能力
1)根據鄉鎮的規模和經濟發展水平等實際情況,科學合理地確定其機構及人員編制,改革、精簡現有的鄉鎮政府機構。按照公共財政的要求框定政府職責,實行政企分開、政社分開。轉變政府職能,提高行政效率,強化鄉鎮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功能,努力提高農村行政管理效率和服務水平。
2)深化縣鎮財政體制改革,探索建立覆蓋農村的公共型財政新體制合理劃分縣、鎮(街)政府支出責任,調整財政支出結構,逐步把農村公益事業發展和公共設施建設納入各級財政支持范圍??茖W界定鎮、村社會管理事權,把農村社會管理支出納入財政預算安排。建立和完善農村基層政權運轉的財力保障制度,逐步實施農村公共服務建設由財政供給。積極籌集財政資金,繼續抓好農村社會保障和社會救助體系建設,構建農村社會穩定的安全網。建立激勵型財政制度,促進縣域經濟加快發展,實現財政收入有效增長。
3)深化農村教育體制改革,建立以提高農民及其子女綜合素質為核心的教育新體制重點鞏固提高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擴大高中階段教育,合理調整學校布局,改善農村辦學條件,優化教師隊伍,提高辦學質量。
4)進一步明晰集體資產產權,積極發展以土地入股為主要形式的股份合作社。積極探索農村集體資產的營運和管理方式,促進農村集體經濟管理走上制度化、規范化、法制化軌道,避免集體資產的流失。依法界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集體資產所有權歸屬,理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村委會的關系,逐步實行“村企分開”、“村社分賬”,健全財務公開、民主管理、審計監督等各項制度。進一步完善農村股份合作制,通過量化資產、固化股權、出資購股、合理流轉的辦法,切實維護農民的財產權利。
2.4 建立生態型農業社區
建設農村生態文明,應結合本村的實際,調整和優化農業生產結構,通過全面科學的規劃,選擇適當的標準和模式發展生態農業。發展生態農業是一個長期和綜合的工作,由于市場對生態農業的認知有一個過程,其經濟效益往往需要一定的時間方能顯現出來。
3 結語
基于城鄉統籌發展,鄉村規劃中需要有一個全新的發展方向才能有助于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業的發展并不斷壯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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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葛丹東;華晨;;城鄉統籌發展中的鄉村規劃新方向[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03期
[3]葛丹東;華晨;城鄉統籌發展中的鄉村規劃新方向[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預印本;2010年03期
關鍵詞: 城鄉廣告 反哺 統籌發展
一、廣告在農村市場受阻的原因
13億人口的中國市場,實質上消費主力是5億多城市人群,而7億多農村市場卻還沒有得到開發。大家都知道把握了農村市場,就等于拿到了“金飯碗”。但為什么到現在它還沒有得到有效的開發呢?從農村市場的現狀來看,廣告的威力在農村受阻,企業主望著廣闊的農村市場“有心無力”??梢詺w結為以下幾個原因。
1.大眾傳媒力量薄弱,難以形成足夠的有效到達率。
我國的城市化進程直接導致了媒介資源向城市的集中,而面向農村的電視節目和報紙卻極其有限,加上農民的文化水平低于城市居民,文化素養較低,導致媒介閱聽能力較差,沒有形成媒介消費意識和固定的媒介接觸習慣,造成廣告信息流通不暢的局面。
2.農村市場發育不健全,商業模式單一。
大部分農村市場存在著布局不合理、規模偏小、設施簡陋等問題,個體工商戶雖然活躍,但在運輸、經營、倉儲設施等方面局限性較大,造成大宗生產資料和耐用消費品供需斷層。只有小型的零售店和零散的集貿市場。不發達的銷售渠道增加了廣告推廣的成本和難度。
3.農村基礎設施薄弱,消費環境不好。
農村整體水平較差,尤其是在遠離城市的鄉村,交通不便利,電網陳舊,通訊設施落后,限制了一大批商品進入農村,如電價高、電壓不穩、電視信號覆蓋率低等問題,限制了許多電器產品進入農村市場,客觀上增加了農民的消費成本,制約了農村消費需求。同時,居住分散、信息不靈、售后服務跟不上等原因,也使相關的消費不能得到有效啟動。
4.缺乏適銷對路的商品,假冒偽劣充斥市場。
長期以來,許多工業企業的產品開發以城市為中心,多數商品的品種、功能、價格不能適應農民的消費需求。而農村最需要的優良種子、農藥、化肥,以及農副產品加工和存貯設備等方面新產品也相對不足。同時農民又很少有辨別商品真偽的知識,加之農民對價格的敏感程度,使得農村假冒偽劣以成本優勢橫行無阻,商家投入很大的廣告推廣費用,卻為別人做了“嫁衣”。
5.農民消費觀念陳舊,缺乏品牌消費意識。
廣告的最終目的是要在消費者心中確立自己的位置,品牌永遠是廣告的主角。而讓營銷專家們頭疼的是似乎價格決定了農民的一切消費行為,在他們眼中,品牌是模糊的、微不足道的、沒有區別的。品牌缺席的消費觀念如同給農民建了一堵廣告的防火墻,使品牌廣告難以侵入農民的頭腦,無法起到勸其購買的功效。
二、農村廣告出現疲軟,政策傾斜為其開辟藍海
面對難以啟動的市場,產品銷售的開路先鋒――廣告也顯得“寒酸”??傮w來看,農村廣告的質量低下,缺乏創意。主要表現在:一是模仿的痕跡過重,雷同現象普遍。二是廣告缺乏必要的真實性。尤其是在農藥、種子等農業生產資料行業中,虛假的坑農廣告隨處可見。三是廣告的表現方式單一。大部分的農業廣告僅僅停留在單一的文字表現上,以告知型廣告為主。廣告的制作也不夠嚴謹,比如農藥電視廣告,在鏡頭中就簡單地出現一大片稻田或是一大片果樹,貼上農藥的外包裝,再加上一行字就完了,很是粗糙??傮w狀況可以歸結為:現狀不容樂觀,意識有待加強,前景發展廣闊。
關注農村的國家政策,給農村廣告市場帶來了發展的契機?;A設施建設投入的重點從城市轉向農村,農業稅徹底取消,增加對農村教育和醫療投入方面“真金白銀”的數字?;赝?006年廣告實踐,CCTV黃金時段出現第一個農資產品廣告:山東省臨沭縣化肥基地的5秒標版廣告。同樣,中國有著眾多地域特色的農產品品牌,以往大多由當地政府采取行政手段推廣,市場行為介入不足,這為本土廣告公司參與營銷提供了多種選擇路徑。
同時,商務部啟動的“萬村千鄉市場工程”,也為農村的消費市場開辟了新的市場空間。其目標是力爭用三年時間,在試點區域內培育出25萬家左右連鎖經營的“農家店”,促進工業品下鄉,農產品進城,逐步縮小城鄉消費差距。此工程鼓勵生產企業開發適合農村市場需求的商品,重點開發日化、食品、家用電器三大類農村銷量較大的商品,豐富農村市場。這些領域是廣告發展的另一片海洋。
由于政策的積極推動和農民的廣告意識覺醒,農村廣告市場發展勢頭強勁。目前,不論是農副產品還是農業生產資料或是農業生態旅游,生產經營者在抓質量的同時,都借助廣告的力量來加強產品的特色,力爭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另外,農民朋友也意識到了廣告對提高經濟效益的作用。
三、城鄉廣告統籌發展的建議
開發農村廣告市場,其目的是統籌城鄉發展,充分發揮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城市反哺農村。但是農村廣告環境有其特殊的背景,呼喚中堅的廣告主、廣告公司和廣告媒體是農村廣告市場開拓的前提。
1.城市企業應積極加盟農村。
農村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城鄉的統籌發展要求城市反哺農村。對于城市的企業而言,加盟農村是一種積極的反哺方式,有以下幾種常見的形式。
一是合作雙贏辦廠式。在電視劇《鄉村愛情故事》中有一個情節:王小蒙豆制品廠為了尋求更大的發展,到上海清美綠色食品有限公司取經并最后決定加盟,此舉也得到該公司支持,特委派相關人員協助籌辦北方工廠。這一劇情具有現實意義。在現有經濟體制下,一些有知識的農民也想辦廠致富,但由于缺乏經驗、資金等問題,往往很快就倒閉。城市企業在衡量市場前景的前提下,可以采取加盟或合作辦廠的形式。這樣既可開發農村市場,又可帶活農村經濟,促進農村勞動人口的轉移。
二是企業利用農村資源式。農村很多地方有土特產資源,但由于自身的局限沒有得到開發利用,城市企業可利用當地的土產品進行深加工,如匯源集團的建立。這樣既可解決農民農產品的銷售問題,又可擴大企業的生產。
三是傳統的方式?,F有企業生產適合農村消費的產品,積極在農村進行推廣,這是操作性較強的一種方式。新農村建設的開展在關系到農民切身利益的吃、穿、住、行等問題上得到改善。關注農村,生產適銷產品到農村銷售也是企業反哺的重要形式。
2.專業廣告公司應關注農村品牌建設需求。
中國廣告公司大多云集于大中型城市,地理距離決定了他們和“三農”的非親密接觸。在城市,就算一個中小型企業的提案,也會贏來十余家廣告公司的比稿。而在中國農村,許多中小企業、農戶為尋找廣告專業人員而頭疼,連政府職能部門也為拍攝電視宣傳片而四處打探。農村市場在呼吁中國專業廣告公司的加入。工商總局2006年初的統計顯示,中國目前已注冊農產品商標約19萬件。可以看出,中國農村出現了農產品品牌建設大潮,他們需要專業的廣告公司的傾力關注。
在經歷了30多年的市場搏斗之后,中國廣告公司與工業企業一樣,已經練就了一身武藝。他們最缺乏的,并不是創意,也不是資本、方略、理念,而是對中國農村民生的關注,所謂的整合優勢資源獲得持續生存與和諧發展的動力,農村的市場也是一片有待開發的空間。
3.媒介面向農村――政府、媒體、社會共同努力。
政府牽頭,積極引導媒介深入農村。首先要在基礎設施建設上傾斜。加強電信基礎設施建設,在有線電話、光纜鋪設等方面根據農民的實際情況,適當減免入戶費用,為農民獲取信息提供方便。其次要通過政策引導,對“農”字號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等采取直接補貼的辦法,鼓勵他們走進農村。
從媒體來說,要以身作則。面對“三農”的電視廣播節目應真正“姓農”――貼近農民實際,了解農村生活,服務農業生產,聽農民說話,為農民說話,真正為“三農”服務。媒體下鄉入村,既可滿足農民的需求,又可提升媒體的影響和經營。
同時全社會也需要共同努力。各類企業應站在公益事業的角度,為農民訂報紙、建報欄。一些生產農資產品的企業可以通過這種方式,達到提高企業知名度和美譽度的效果。鼓勵農業科技人員、高校師生和鄉村科技人員經常深入農村,了解農民的信息需求,向農民傳授文明思想和科技知識,全方位提高農民的信息意識和信息利用水平,農民的消費觀念也會在這些信息的獲取中得到改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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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琳瑯.統籌城鄉發展理論于實踐[M].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9.
關鍵詞:美麗鄉村建設;蓬萊市城鄉;發展
一、城鄉一體化與美麗鄉村的內涵
美麗鄉村建設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十二五”期間,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美麗鄉村是讓發展成果惠及廣大農民,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舉措。加大強農富民政策力度,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是一個城市管理者應正確妥善處理好的問題,為此,必須梳理出城鄉一體化及美麗鄉村的具體與建設要求。
(一)城鄉一體化。城鄉一體化是指導城鄉之間通過資源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城市對鄉村的輻射帶動,逐步縮小城鄉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進而使城市和鄉村形成一個相互滲透、相互融合、高度依賴、共同繁榮的整體系統。
(二)美麗鄉村。美麗鄉村的“美麗”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指生態良好、環境優美、布局合理、設施完善;二是指產業發展、農民富裕、特色鮮明、社會和諧。具體包括科學規劃布局美、村容整治環境美、創業增收生活美、鄉村文明素質美等四個層面的“美”。由此可見,美麗鄉村之“美”既體現在自然層面,也體現在社會層面。
二、加快城鄉一體化,建設美麗鄉村的意義
(一)建設美麗鄉村是建設美麗中國的重點難點,是統籌城鄉發展的必然要求。為實現黨的十提出的建設美麗中國,蓬萊提出了“人間仙境、美酒之鄉、休閑天堂”的建設目標,就必須統籌城鄉建設,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實現農業現代化,讓廣大農民得到實惠,增加收入,過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二)建設美麗鄉村統籌城鄉發展的具體體現,是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要途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城鄉一體化是基礎。加快建設美麗鄉村,就要加快完善體制機制建設,著力在城鄉規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推進一體化,讓廣大農民享受到和城鎮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
(三)加快城鄉一體化建設美麗鄉村是構建和諧社會重要內容,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舉措。美麗鄉村建設包括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治和管理民主等目標任務,其中蘊含著生產集約高效、生態環境良好、生活低碳富裕等現代文明要素以及社會各要素的和諧統一。沒有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沒有農村現代化的建設、沒有農民住房條件、生存環境的改善和生產生活水平的提高,就不可能建成真正小康社會。
三、蓬萊在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美麗鄉村中應著力加強的幾個方面
城鄉一體化發展的要義在于構筑平等、協調、相互配合的新型城鄉關系,美麗鄉村建設的目標取向是立足于特色基礎,依托于特色優勢,取勝于特色發展和農民的自覺參與。結合我在北溝鎮賀家溝村的住村幫扶情況來看,我覺得從北溝鎮在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美麗鄉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出發來解決實際問題。
(一)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的力度,縮小城鄉差距。既然制約“三農”問題有效解決的深層次矛盾是城鄉二元結構,那么,解決“三農”問題就必須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逐步縮小城鄉差距,推動城鄉發展一體,這是解決好我國“三農”問題的必然選擇。加大城鎮基礎設施向農村延伸力度,加快城鄉公路網規劃未修編和調整,完善干線路面、聚焦區和中心村路網。結合今年的“道路網格化”建設,北溝鎮年內投入2800萬元完成57.4公里村內路硬化和連村路打造,徹底解決村民的出行難題。
(二)搞好規劃,加快推進“美麗鄉村”創建。科學編制村莊建設規劃。在對各村全面摸底的基礎上,梳理出一批重點建設的村,分等級分批次開展美好鄉村建設工作。以村莊建設、環境整治為突破口,努力打造一批綜合實力強、基礎設施好、社會服務完善、鄉風文明的示范村。及時組織各村進行交流和學習,相互借鑒好的做法,重點做好點、線、片、面結合三篇文章,以“連點成線,以線帶面,全面推進”的創建思路,把“點”上的景連成“線”上的景,再構成“面”上的景,使美麗鄉村創建工作成為推動我市城鄉統籌發展的源動力。今年以來,北溝鎮的“蓬萊美麗鄉村”創建活動將按照“一軸、一片、兩區、兩中心”思路進行創建,重點對以北姜路為軸心的區域進行重點打造?!耙惠S”,即整體打造以北姜路沿線村為軸線全面鋪開;“一片”,即對以蔚陽山為中心的劉家、大姜家、西吳、曲家莊、孫陶、小姜家、河潤、兩銘等八個村為區域進行連片打造,全面提升美麗鄉村創建品質。
(三)加大宣傳力度,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形成全民共同參與美麗鄉村建設的氛圍。通過召開動員會、現場推進會、農戶座談會等途徑,發動農民群眾、依靠農民群眾,不斷提升廣大農民群眾對美麗鄉村創建活動的知曉度、支持度和參與積極性。一方面,是加強對廣大農村干部群眾的宣傳發動,使他們充分認識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美麗鄉村的重大意義、工作重點和基本要求,從而調動他們的政治熱情和充分發揮主體作用;另一方面,要求各新聞單位通過開設“美麗鄉村”專題欄目進行宣傳報道和討論,正面宣傳報道美麗鄉村建設的典型經驗和做法,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廣泛發動社會各界力量,在互利互惠的原則下方形資金籌集渠道,引入社會資金和民間資本參與美麗鄉村建設,為推進美麗鄉村建設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反思;適度城鎮化
[中圖分類號]F291;F3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5)05-0060-05
一、對中國鄉村城鎮化進程的反思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進程快速推進,城鎮化之路取得了巨大的實踐成效,2013年全國城鎮化率為53.73%,已達到世界平均水平。但從生活方式、社會文化和城鄉協調標準看,目前中國離城市型社會的要求還有較大的差距,依然存在著不少問題:按現行統計辦法計算,城市化率雖逐步提高,但統計城鎮常住的農民工人數中有1/4的人尚未取得市民待遇,有相當一部分人雖然住在城鎮,卻享受不到城鎮公共資源和社會福利。中國鄉村城鎮化開拓進程中的發展不平衡、不協調問題尤其突出,城鎮體系建設、運行機制及其整體功能仍然不能適應從“化”字上求實效的這一要求。持續推進新型城鎮化,既要珍視和發揚成功經驗,又要正視和分析客觀存在的差距,在充分肯定中國城市化快速發展取得的成就的同時,也必須高度重視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并有必要對中國鄉村城鎮化發展歷程進行反思。
1. 過去較長時期里,中國鄉村城鎮化往往是注重城鎮建設總量、注重城鎮發展進度,注重城鎮建設中各項指標落實
把城鎮增長的速度,新增城鎮的數量與發展相等同,片面將城鎮建設指標作為衡量各級黨委政府和領導干部的政績主要考核內容。城鎮建設沿襲我國大城市人為擴容的粗放模式。城鎮規劃區大幅度地擴展,忽略成本、忽略質量、忽略效果,以行政手段“越位”推動城鎮的擴張。不注重人民生活水平、不注重產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不注重老百姓的滿意度,不注重人民群眾的認可,不注重城鎮化能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實惠。雖然這幾年中國的城鎮發展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聯系我們是個大農業國而現今還處于市場化改革進程中的國情來看,現在全國貧困人口最集中的地區仍然在鄉村。按照脫貧新標準,目前全國貧困人口數量仍然達到了1.28億人。被統計為城鎮人口的2.34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未能在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鎮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城鎮內部出現新的二元矛盾,農村留守兒童、婦女和老人問題日益凸顯,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諸多風險隱患。城鎮的整體功“短板”效應突出,即“減少農民”與“致富農民”不相呼應。
早在2 000多年前,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就說過,人們聚集到城市是為了過上比農村更美好的生活。正因如此,以農村人口不斷地向城鎮轉移為標志,人類走上了城鎮化的道路。如若大量的進城農民工并沒有轉變為市民,而且在農村,由于大量青壯年勞動力流向城鎮,老“三農”問題尚未解決,又出現了老人農業、空心村、失地農民的新“三農”問題,試想這樣的“城鎮化”有意義嗎?我們不能為城鎮化而城鎮化,城鎮化不是終極目標。我們的目標是使人民生活更美好。如果把城鎮化作為終極目標就會在實踐中走偏。歷史的正反經驗都表明,城鎮化的核心和本質應是人的城鎮化,“以人為本”的城鎮化,以人能過上“美好”生活的城鎮化。因此,粗放式發展模式可能帶來只增長不發展的情況,老百姓未必能夠從這種城鎮化模式中得到實惠。
一般而言,城鎮化是工業化發展結果而非源動力,讓農民由窮變富才是城鎮化根本動力。健康的城鎮化需要健康的工業化發展來支撐。工業化的過程一般會迅速帶來GDP的增長,帶來政府稅收和財政收入的增長。然而,工業化是不是一定能夠帶來人民生活水平的明顯提高和社會進步,是不是能夠一定實現和城鎮化的良性互動,則取決于以什么樣的發展觀為指導、走一條什么樣的發展道路問題。
傳統的工業化道路往往可以帶來GDP高速增長,也可以為地方政府帶來高額的財稅,但未必一定能夠帶來人民收入水平的相應增長和生活水平的相應提高。近年來一個普遍現象是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明顯低于GDP的增長速度。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為追求經濟總量和GDP,進行“血拼式競爭”這種傳統發展方式的極端體現。如土地問題,土地是農民的“財富之母”、是農民命根子。自然村大批消失,土地快速城市化,集體土地變成國有,政府可以從中獲得大量土地出讓金,這種現象的產生與現行征地制度有直接關系。城鎮發展依賴于低價征用土地,政府利用土地出讓金收益作為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資金,開發商則獲取土地增值收益,實現暴利,而擁有土地所有權的農民卻不能平等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一方面城市建設用地寸土寸金,住房價格持續升高;另一方面卻有大量長期閑置的土地資源沒有辦法利用。農村土地市場開放問題一直沒有突破。依照我國現有法律,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必須經過政府征用,才有可能轉為建設用地。在此過程中,土地一級市場的政府壟斷行為和土地征用價格與實際出讓價格的嚴重背離造成了對社會公平的損害,助長了地方政府大規模征用農村土地的風氣。這些現象的重要原因,是在城鎮化發展的過程中還沒有以“以人為本”為指導,這些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對于城鎮化發展并沒有正面的作用。
2. 中國鄉村城鎮化沒有擺脫走資源消耗型的發展老路
不少地區更多依賴土地、水、煤等相對比較豐富的自然資源推動城鎮化發展,而很少顧及資源的承受能力,以不惜消耗大量資源換取城鎮建設速度,同時排放出大量的污染物,對資源和環境構成了巨大的威脅。一方面,城鎮化建設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城鎮化建設從土地平整到道路、給排水、供氣、亮化、綠化等基礎設施建設,到學校、醫院、文化體育場所等配套建設,再到房地產開發、工業商業用房、辦公樓建設,是一個較為長期和有規模的投資過程,由此可拉動多個行業共同發展,對中國經濟增長具有強大且持久的潛在推動力。另一方面,城鎮化無法離開工業化的生產和產出。當一個農民轉換為“市民”時,他所依賴的生態足跡將成倍激增。將村落聯成片、建立鄉鎮,首要問題不是蓋樓、造房子、造馬路,而是就業,農民離開土地變成城里人,就要靠工業化來解決就業問題。無論是從生產還是消費的方式來講,城鎮都遠比鄉村來得更加“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排放”,即便在城鎮化過程中實行農村土地確權,也不會改變城鎮化有賴于工業化的基本邏輯,改變的只不過是城鎮化的機會成本。而工業化生產一個最大的特點便是對生態環境資源的消耗與依賴。
從原始狀態、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人類走過了漫長的道路。由于農耕文明的落后,大家更多的是看到工業文明的積極因素,而對工業文明造成環境的破壞認識不足。在經歷了幾個世紀的發展之后,工業文明的這種價值觀所造成的生態危機,已經把人類文明送上了山窮水盡的不歸之路。
作為后發國家的中國面臨著要在更高的生態環境約束條件下進行城鎮化,環境資源形勢已成為中國下一輪城鎮化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但目前,我國一些地區經濟發展方式相對粗放,資源利用不夠集約,生態環境和水環境污染問題較為嚴重。特別是一些農村地區,由于工業基礎薄弱、產業結構及分布不合理,以及自然環境條件的限制、環境容量彈性小、上游污染物下泄等主客觀制約因素的存在,廢水、廢氣、廢渣等污染物造成的環境問題時有發生。甚至一些地方的“新型城鎮化”重點是放在表面,盲目擴大城鎮化的數量和提升所謂的城鎮檔次。過度依賴土地出讓收入和土地抵押融資推進城鎮建設,加劇了土地粗放利用,浪費了大量耕地資源,威脅到國家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也加大了地方政府性債務等財政金融風險。城鎮空間分布和規模結構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不相匹配,資源環境約束趨緊;中小城市具體產業人口功能不足,潛力沒有得到發揮,小城鎮數量多規模小,服務功能弱,農村城鎮化建設規模普遍偏小,使得優質資源并不愿流入到鄉鎮,而周邊農村地區的人力、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又不足以被吸引到城鎮,導致城鎮發展后勁嚴重不足,還弱化了城鎮的聚集效應,對城鎮經濟無法起到帶動作用,反過來又影響了城鎮的發展。此外,城鎮規模偏小,也造成了城鎮基礎設施、公共設施的建設形成不了規模,造成很大的浪費,并阻礙了人口和其它資源的進一步集聚。一些農村地區大拆大建,照搬城市小區模式建設新農村,簡單用城市元素與風格取代傳統民居和田園風光,導致鄉土特色和民俗文化流失,或有城無產,或有產無城,導致空間布局失序增加了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成本,“建設性”破壞不斷蔓延。
推進鄉村城鎮化不能造成水體污染、霧霾頻發,而是要節能減排、綠色低碳,堅持生態文明,就是要把生態文明理念全面融入鄉村城鎮化進程,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節約集約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資源,強化環境保護和生態修復,減少對自然的干擾和損害,推動形成綠色低碳的生產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設運營管理模式。
3. 中國鄉村城鎮化進程尚未有效地帶動農業產業化
轉移出來的農民,如何留得住,有保障,生活好,即農民就地“轉型”的問題怎么解決?其中的關鍵,要注重產業帶動和支撐,要有新的產業承接兜底,使慣于務農的農民,在“就地城鎮化”過程中轉型為新產業的自食其力者,從而打下新的安身立命的根基。采取多項措施,積極推動農業產業化,千方百計發展新型農業,振興農村經濟,這是許多地方推進城鎮化成功之道。反觀中國城鎮化突出問題之一就是,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轉移形勢大多是以半工半農形勢出現。農業人口無法真正脫離農村,聚集效應較弱,沒有能夠滿足就近就業的條件,再加上種種保障的缺失,農業人口轉移后的生活和就業無法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實踐證明,城鎮化水平與農業產業化之間具有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農業產業化發展水平高的國家,二、三產業比較發達,城鎮化水平也較高;城鎮化的不斷推進能夠促使農村地區資源集中和有效利用,促進農業規模經營,加快農業產業化進程。農業產業化發展,能夠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滿足城鎮化發展帶來的人們對農產品質量和數量的更高要求;農業產業化發展也會使更多的農民從農業轉移出來,享受城鎮化發展成果。可見,農業發展是城鎮化和工業化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沒有農業產業化的支撐,農村就無法擺脫貧窮落后面貌,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就難以真正實現。城鎮化發展越來越需要高效集約的農業產業化提供支持;越來越需要農業產業化提供城鎮大量充足的原料供應及食物產品,對新型城鎮化作出的“市場貢獻”、“人力資源貢獻”、“資金貢獻”和“土地貢獻”。應該說,新型城鎮化是針對傳統城鎮化而言的。傳統城鎮化強調只有在城市才能實現“人的城鎮化”,即“人口轉移型”的城鎮化;而農村人口不向城市轉移而城鎮化,亦即農村就地城鎮化更適宜中國國情。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業產業化不僅應當成為鄉村城鎮化推進的起點,甚至應當成為中國城鎮化的重要內容。要對農村的一、二、三產業實行多層次、多元化的優化組合,以龍頭企業為重要載體,專業市場為導向,中介服務為紐帶,用工業化的方法在產前、產中、產后之間形成支撐、聯系,提高綜合生產力。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按“人的城鎮化”要求,認真總結快速推進的人口轉移型城鎮化的經驗和存在的問題,吸取過去的教訓。必須看到,無論是傳統城鎮化還是新型城鎮化,歸根到底都是人的城鎮化,中國快速城市化,并沒有使大量進城農村轉移人口真正實現人的城鎮化,說明這樣的人口轉移型城鎮化是片面的、不徹底的。
二、中國鄉村新型城鎮化要走“適度城鎮化”建設之路
當前城鎮化正面臨著擴張速度高于質量、有城鎮無產業支撐、農民“被城鎮化”、掠奪式開發、社會矛盾加劇、生態成本透支等種種挑戰。從目前中國有些情形來看,城鎮化依然是以投資驅動和“房產化”為主,是一種功利性的城鎮化,而不是我們所期待的人本化的城鎮化。因此,鄭重提出中國鄉村新型城鎮化要走“適度城鎮化”(或低工業化的城鎮化)發展之路。
實現城鎮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國家或地區城鎮化推進的速度,必須與其工業化的進程相適應,與其發展水平和經濟實力相匹配,超出了這個能力很可能會出現就業不足、貧困人口增多、兩極分化嚴重等問題,對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人民生活都會帶來嚴重影響。推進城鎮化,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總結經驗教訓,量力而行,不能超前。
1.“適度城鎮化”的發展理念
追求人的城鎮化,這是“適度城鎮化”發展理念。城鎮化對一個國家而言,是一個歷史發展過程,城鎮的結構和功能布局一旦確定較難改變。因此城鎮化的發展是否適度,事關城鎮化的成敗得失。從各國發展情況看,城鎮化具有明顯的階段性與差異性。城鎮化發展過程大體可分為3個不同階段:第一是初期階段,城鎮發展比較緩慢,城鎮化水平在30%以下。在初期階段,以城鎮對農業經濟社會的延伸、補充和提升為主,城鄉互動協調、互利共贏成為其基本特征。第二是中期階段,城鎮化水平在30%至70%之間,城鎮相對獨立于農村社會經濟之外急速發展,經濟社會資源大規模地向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過度集聚,在城市對區域的輻射帶動功能不斷增強的同時,城鎮化的集中極化發展帶來城鄉分割。第三是后期階段,城鎮化水平超過70%,城鎮進入穩定發展期。后期城鎮化階段,城市通過高度的集聚發展,資源要素發生溢出需要,與之相伴出現城市向農村的空間擴張和資源要素擴散,城鄉融合趨向將更加明顯,城鄉一體化進程加快。
城鎮化這種發展歷程告訴我們,城鎮化和城鎮從根本上改變并不斷創造著新的人類生產生活,不斷集聚集成、提升創新著優質的經濟社會要素,促進了生產力發展進步、經濟規模迅速擴大和社會財富急劇積累,充分體現和代表了人類文明進步。實現美好新生活是城鎮化不斷追求的目標和不竭的動力源泉。與此同時,也要看到,城鎮化在創造現代文明的同時,也帶來了現代“城市病”:人口膨脹、交通擁擠、環境污染、醫療等公共設施不足、建筑強度大、城市空間被壓縮、生活緊張焦慮、鄰里親情交流缺乏等。這也使得人們對城鎮化的價值產生動搖。“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成為人們一種新的生活向往。
因此,城鎮化不是簡單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積擴張,而是要在產業支撐、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實現由“鄉”到“城”的轉變。推進新型城鎮化,要著眼“人的無差別發展”,矯正目前的二元化機制,實現城市財政支出和公共產品提供對所有居民無差別、全覆蓋,要解決人的城鎮化問題,要讓人在城鎮中更好地生產生活。中國大體處在中期城鎮化階段,低成本推進城鎮化的很多因素正在消失和改變。況且在中國已經實現的所謂城鎮化率還有很多不真實的因素,需要讓其逐步真實起來,讓符合條件落戶的農民工享受到城鎮的公共服務。解決好農民工在城鎮落戶以及就業、子女教育、住房、社保等問題,這可能比單純追求提高城鎮化率更重要、更有意義。
2.“適度城鎮化”的必由途徑
走“美麗鄉村”建設之路,這是“適度城鎮化”的必由途徑。鄉村新型城鎮化必須走“美麗”建設之路。什么是“美麗”建設?簡言之,就是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同時,實現天藍、水清、空氣清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和發展的圖景。就是走人口、經濟、資源和環境相協調,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發展之路,建設生態文明的美麗中國。中國鄉村新型城鎮化是生態文明的城鎮化,這是中國城鎮化的必然選擇,更是建設美麗中國的內在要求。成功的城鎮化必須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城鎮化,推進城鎮化不能造成水體污染、霧霾頻發,而是要節能減排、綠色低碳,使城市成為天藍、地綠、水凈、空氣清新、道路通暢的美好家園。堅持生態文明、建設美好家園,就是要把生態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鎮化進程,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節約集約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資源,強化環境保護和生態修復,減少對自然的干擾和損害,推動形成綠色低碳的生產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設運營管理模式。改善自身所處環境的迫切需要已使得“美麗建設”內生為中國鄉村新型城鎮化的重要訴求。中國鄉村新型城鎮化過程回應和滿足內生于當下社會的“美麗鄉村”建設訴求已屬當務之急。然而進一步的問題在于,中國鄉村城鎮化如何與“美麗中國”建設相協調和兼容。筆者在此強調:中國鄉村新型城鎮化必須把握大基準,即低工業化的城鎮化或適度的城鎮化。
中國一些處于不健康或亞健康狀態的城鎮,存在的突出問題是空氣和水體遭到污染,噪音超標,設施基本功能缺失,資源消耗系數較大,可循環系數偏低,宜居水平較差。一些中小城鎮近年來發展很快,但同時空氣質量等環境指標明顯下滑,生態優勢在下降。環境質量已經成為社會幸福感和滿意度以及凝聚力的重要來源,這是新型城鎮化過程無法回避的一個基本事實和民意基礎。中國鄉村新型城鎮化建設必須符合中國鄉村的現實區情。就是統籌考慮城市建設與人口、環境、資源、產業等關系,堅持從實際出發,以城市總體生態環境的優化為出發點和歸宿,以方便、和諧、宜居、低碳為目標,始終緊扣生態友好、資源節約的主題,謀求城鎮的可持續發展。
創新城鎮化的發展模式,實施美好城鄉建設行動。將新型城鎮的產業做成集約、智能、綠色和低碳的生態模式;緊扣城鎮地方特色,形成以綠色經濟為核心的生態經濟體系,可持續利用的自然資源保障體系,山川秀美的自然環境體系,人與自然和諧的人文生態體系,建設生態文明、生活富裕、環境優美、和諧美好的新型城鎮;這樣的新型城鎮對于就地轉移農村勞動力,緩解城市就業壓力,消化過剩產能、培育新的增長空間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實施美好城鄉建設行動是從當前城鎮化面臨的困局而提出的一種戰略構想,也必將成為中國鄉村城鎮化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
3.“適度城鎮化”的現實抓手
“就地城鎮化”,這是“適度城鎮化”的現實抓手。城鎮化轉型的一個新特征,是使更多的農民及其后代實現 “人的城鎮化”,不僅在城市可以實現,在農區也同樣可以實現,也就是說,不能只走“人口轉移”的城鎮化道路,也要同時走“結構轉型”的城鎮化道路,引導和組織一部分農民就地就近實現“人的城鎮化”。
由于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業人口比重大,農村地域遼闊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財政底子薄,因此城鎮化發展應進行“三步走”多元化的安排,即第一步讓需要轉移的農民小部分向大中城市“農轉非”;第二步讓相當多的人向小城鎮集中;第三步讓余下的人離地不進城鎮,仍散居在廣闊的鄉村。這樣既可避免“城市病”的出現,又能達到實現城鎮化的目的。
筆者始終認為不恰當的城鎮化將繼續加大耕地、生態壓力,且農民上樓后無法從事農業生產,必將后患無窮。中國糧食生產的主產區,應因地制宜實行就地城鎮化,或者說新型城鎮化的重點應是大力推進“美麗鄉村”、“美麗小鎮”建設。將村落發展成微型城市,建設美麗小鎮,意味著必然要發展新型農業,通過一、二、三產業的全面帶動,增強鄉村自我“造血功能”,注重產業帶動和支撐,以多種產業支撐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幫助傳統農民轉型。比如,發展新型農業。以創建中國鄉村現代農業示范區為基礎,重點培植特色農業、旅游農業、外向型農業。政府可幫助農民統一解決自來水、污水、垃圾處理、燃氣、網絡、電力、電話、銀行、醫療、教育等基礎設施,農民不必上樓,既節約了土地,又方便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穩定種糧大軍,從源頭上保障糧食安全。農戶散落在農田中,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因為食物生產者沒有離土,人勤地產,就可以少用化學辦法乃至轉基因控制病、蟲、草害,杜絕食物生產的多種危害,同時帶動糧食生產、食品加工、花卉、寵物生產、休閑、物流、農業觀光、生態旅游、養老、保險、教育、金融、電信等產業的深入發展,帶動就業。
再比如,要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必須發展適度的合作化,將農業補貼資金直接與糧食產量掛鉤,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并完善監管機制。除保留少量的化肥外,拋棄或限制農藥、農膜、除草劑、添加劑、轉基因技術的應用。應用生態農作技術提高糧食產量,減小勞動強度,讓耕者有其利,享受國民待遇。更多的人口分布在食物生產的第一線,避免了過度大城市化帶來的弊端。發展生態農業,在食品生產、運輸、加工、消費等各個環節減少有害物質使用,從而使已有的城市化人口得到較為滿意的食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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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郊區化 大城市邊緣區 鄉村變遷
Abstract: China since the 1980s, Beijing, Shanghai, Shenyang and other cities have appeared the phenomenon of suburbaniz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phenomenon of suburbanization in China is more and more obvious, the urban population shift to non-urban areas from the central city. These non-urban areas are major cities of the towns and villages of the marginal zone. Edge of Metropolis as a special kind of geographical space, it’s nature is different from a typical city, there are different from the typical rural middle groun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suburbanization to metropolitan fringe area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urbanization. Explore a strateg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mote harmony and unity of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Keywords: Suburbanization Edge of Metropolis Rural change
中圖分類號:F29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郊區化
1.1 郊區化的概念
城市郊區化,是一種分散型城市化,不是農村人口向大城市轉移的歷史過程,而是人口、就業崗位和服務業從大城市向郊區遷移的一種離心擴散過程。城市郊區化階段是城市在經歷了中心區絕對集中、相對集中和相對分散以后的一個絕對分散階段,最早出現在西方發達國家。
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進入工業化后期,使得居住和工業用地到主城區以外尋找空間,于是掀起了一次又一次郊區化浪潮。從這一時期開始,城市土地資源有限、交通擁擠、污染等問題嚴重;反之,鄉村的基礎設施逐漸的完善,環境質量較高,鄉村與城鎮的發展迅速,城鄉之間存在的這些差別形成了一種自然的驅動力——城市人口開始向鄉村和小城鎮流動,人口遷移的空間層次拉大,從而出現逆城市化趨勢,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世界城市化進程的新現象,也是城市化高度發展的產物。
1.2 我國城市郊區化的特點
1.2.1 政府與市場運作共同推動城市郊區化進程
在中國城市郊區化的初期階段,主要推動力源于政府,政府對資源配置和經濟活動起支配作用。除此之外,政府還通過制度創新作用于城市郊區化進程,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促進了城市郊區化的發展。具體是改變過去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不利于人口和其他經濟要素流動的戶籍制度、住房制度、土地制度、社會保障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打破過去僵化的城鄉二元結構,使市場機制發揮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根據市場準則和經濟規律配置生產要素,讓各種經濟要素和人口能夠根據比較利益選擇自由流動和集聚,達到有效組合,促進經濟的規?;c高級化,進而推動城市郊區化的進程。
1.2.2 工業郊區化先于人口郊區化
國內大城市主要表現為產業不斷向郊區城鎮遷移、新興產業中心將會更多的集中在城市離心力較強的區域。在產業結構調整及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推動下,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大城市邊緣區及近郊區出現了一大批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園區以及鄉鎮工業園區。隨著工業外遷先行郊區化,人口、商業與辦公等逐漸向郊區遷移。制造業雖大量向郊區遷移,但郊區生活基礎設施與便民服務業未能同步跟上,居民尚未具備長距離通勤的條件,多數居民不愿意向郊區遷移,導致了我國郊區化進程中時序因果鏈的顛倒和斷裂,工業郊區化未能有效地拉動人口向郊區的遷移,而人口郊區化的滯后又進一步阻礙了商業郊區化的發展。
1.2.3 建設過度擴張,土地資源占用和浪費現象嚴重
由于外來人口定居的隨意性,我國的城市郊區化出現部分城市像“攤大餅”似地向外蔓延、擴張的現象,造成土地的粗放式利用,侵占周邊的農田、生態用地以及非建設用地,造成農業空間減少,大量的生態空間受到蠶食,綠色空間逐漸受到消失的威脅,生態容量和空間環境質量惡化和降低,造成郊區土地資源的破壞和浪費;一些房地產開發項目也熱衷于建造低密度、獨立式的花園別墅和高級度假村,這類高檔住宅與我國城市居民的一般收入消費水平差距太大,住宅空置率居高不下,不僅占用了大量的建設資金,而且使我國的城市土地供應日趨緊張和不足。
2、郊區化下城市邊緣區鄉村變遷的主要表現
2.1 社會生活關系的重組
大城市邊緣區的村落中本地居民占多數,暫住人口比重一般低于本地居民,但隨著郊區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其比例也在逐年增加中,村落居民的職業構成復雜多樣,尤其是暫住人口的來源、經歷、從業動機差異較大,主要有農民、工人、個體戶、出租房戶等職業類型,農村原本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逐漸被取代。隨著郊區化現象日益明顯、城市邊緣區區位優勢的凸現,城市人口正流向城市邊緣區的鄉鎮,鄉村人口及社會關系發生了重組。
2.2 經濟形態多樣化
大城市邊緣區村落處于城鄉過渡區,除了傳統的農業外,工業、服務業都長足發展而且其在村落經濟中比重在逐年上升。村落的集體經濟發展迅速,利用自身區位和土地優勢,自辦產業、建市場、開店鋪等。村落集體收入構成已不僅是單一的農業,而是逐漸形成了土地出租收入、村辦企業收入、物業收入等幾大塊。集體經濟的多樣化使得村民的收入構成也有了變化。集體經濟的股份分紅、租金收入等逐漸成為村民收入的大頭。總之,村民的經濟收入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與大城市的收入水平還有一定距離。
關鍵詞:城市化,田園城市,村鎮規劃與建設
中圖分類號: R126 文獻標識碼: A
正文:
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國家,一切的一切都在按照事態發展的規律快速發展。城市也不例外,它就像一個正在長大的孩子,吸食著周圍的土地來讓自己成長,讓自己變得強壯。但那這些被城市吸食的村鎮去哪里了呢?是作為營養,成為城市的一部分?還是被當成垃圾排出體外?答案似乎不是唯一的,因國家而異,因地方而異,因情況而異。然而可以肯定的一點,村鎮在國家發展與建設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目前國內大量出現圈地造城現象,村鎮就地發展成城市,大量的農村房屋被拆,農民宅基地收回,建起多層住宅,基礎設施不斷完善,農民住上了,實行“農轉非”,從此過上了“幸福生活”。然而農民真的幸福幺?雖然農民生活條件得到改善,住上了樓房,可是實質上,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相繼出現,農民無法融入城市生活,生活得不到保障,從前賴以生存的土地沒有了,當然這其中也存在像北京大望京村子拆遷一夜暴富的現象,但是那同樣出現了問題,農民肆意的揮霍金錢,家庭因為財產的分割變得支離破鎖,許多人不再努力奮斗,坐吃山空……當然許多地方政府采取了很多有效地措施,例如遵義市專為試點鄉鎮出臺了過渡期政策――3至5年,可以繼續享受農民的權利;政府鼓勵農民進行流轉土地,房屋及宅基地折價,與房屋價格相抵補差的方式得到新的住房,同時政府招收農民進行統一生產,有一農民算過這樣一筆賬,土地流轉每年每畝600元,農戶在自家的土地上為企業打工,每年每畝收入可達到3000元以上,農民流轉土地收益每年每畝可達3600元,這是常規農業收入的3-5倍。雖然這些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這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19世紀末英國社會活動家霍華德先生提出田園城市,為我們描繪了美好的城市形象,“田園城市”既是城市規劃的一種理論指導,也是社會改革的創想。這一理論不僅針對規劃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獨創性的見解和主張,還設計了一套較完整的統籌城鄉發展的社會制度。其目標在于不斷解決大城市畸形發展引起的各種問題,推動城鄉平衡發展這一城市規劃思想體系。田園城市不但使城市越來越美好,最重要的一點是這種發展模式能夠保護了農民的權益。未來的城鄉發展應沿著這一思路發展下去。
“田園”并不是“公園”,首先它應具備產出高品質農產品的功能。保留大量的農田可以解決農民的生活問題,住到樓里農民可以繼續擁有土地進行耕種。法國巴黎11963平方公里的都市近郊和遠郊土地,農業用地依然占50%,林地占23%,建成區僅占25%。在農業用地中,各類農作物用地占97%,草地、果園和花卉用地占3%;在農作物用地中,谷物類農作物用地占60%,油類占11%,甜菜占7%,土豆和蔬菜類占1.4%,草料占0.4%,休閑農田占7.5%,所以巴黎的郊區為鄉村郊區,而不是居住功能的“睡覺郊區”。
其次,具有都市體驗和都市休閑功能。大片的農田科技園、果園可以允許城市人進行活動,不僅能夠作為市民觀光旅游的重要場所,還兼具農業耕作體驗和休閑的功能,并可體現農業傳統文化及展示農業高新科技,為市民擴展放松身心的生活空間,借此可以促進旅游業的發展。將田園文明與城市文明融合。
再次,它應具備都市生態和綠色環境功能。大片的田園調節城市的氣候,提高城市的生態環境,在國外的田園城市建設中,都突出體現了“田園”的過程中對自然環境的改善。如德國的市民農園、英國的森林城市,以及法國巴黎大區的農業,都對整個城市的氣候、空氣的凈化、營造自然景觀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田園”城鄉系統應是多核心,以農田綠化分割區域,同時城鄉內部也應插入農田,實現田中有城鄉,城鄉中有田。這里主要說明田園村鎮的建設,其具體的實施措施如下:
一:加強中心鎮人口聚居點與生態環境的建設
中心鎮是整個村鎮體系的核心,是大量人口聚集之地,聚居點的建設使因村鎮建設而部分拆遷的居民有房可居,生活得到保障,政府可提供拆遷居民安置費,控制新建居民點房屋價格,以及居民入住后管理方面的調控。加強對已建中心鎮的生態環境治理,加強道路綠化以及公園的政治和建設,同時在鎮中強化田園風光的建設,在可切入之地形成休閑農場,方便居民隨時可進入休閑和參與勞動,體驗“田園”樂趣。
二:加強鎮的其他方面建設,并放射狀深入農村
每個鎮應加快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的建設,在滿足自身鎮的需求基礎上,應重點考慮對農村的服務,呈放射狀深入農村,直接服務于農村。同時優化地區的產業結構,強化三次產業互動,提高鎮的承載力和輻射力,推動經濟發展,形成主導產業明確,有地方特色的產業結構。
三:加強保護歷史文化村鎮以及對特色旅游村鎮的建設
對有歷史文化特色的村鎮應加以重點保護和恢復,在現代田園風光中展現傳統文化特色。對于歷史老街區,古建筑和歷史風貌區進行保護和恢復,將鎮區的傳統特色與鎮外的風景名勝、田園風光融為整體,擴大古鎮及村莊的利用空間。
四:結合土地整理對農民集中居住形態建設
田園式的農村,應該是農業產業特色化、聚居形態多形式、農房建筑多樣性、服務功能現代化的新農村。為節約土地,將農村住宅建成集合住宅形式,每戶農民依然享有宅基地,但以集合住宅為單元集中存在,每個集中住宅中的農民宅基地統一布置,這樣既節約了土地同樣沒有剝奪農民擁有宅基地的權利,農民的生活依然有所保障。同時嚴格控制每戶居民擁有宅基地的面積。將節約下來的土地用于村鎮集中生產,成立現代化農業生產基地,鼓勵村內農民參與就業。在農村現有房屋拆遷時,村內統一建設居民安置房,保障居民生活。
五:完善農村的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建設
了解農村現狀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對缺少的公共服務設施和基礎設施加以建設,擴大公共服務覆蓋面,重點加強醫療、教育的建設與完善,中國現在農村就醫難現象非常嚴重,同時中國人口正趨于老齡化,會出現越來越多的老年人,所以一定要保障農民的方便就醫,使農民能夠享有城市服務水平,完善社會體系。
加強對村內廣場和小公園等公共空間的建設,為居民休閑機會提供場所,村內多舉辦娛樂活動,豐富村民的業余生活。
六:建立快速交通系統,加強村鎮與外界的聯系
道路是整個體系結構的骨架,建立快速的交通,實現城市向村鎮的滲透,使村鎮到城市的時間縮短,加強內外之間聯系。同時在村鎮中建立完善的公交系統,方便居民出行,對于人口較少的村莊,可依實際情況考慮,成立地方式獨特交通,并由政府部門加以調控和管制。
七:加強村鎮環境整治
完善村鎮風貌建設,有條件可建設特色村鎮風貌,重點加強村鎮環境建設。良好的居住環境是實現田園的基礎,現在中國農村居住環境較差,大部分都沒有固定的垃圾收集站,居民的生活垃圾隨意丟放,這一點是造成農村環境差的主要原因。所以加強農村垃圾收集及轉運系統的建設,成立專門的機構加以管理和運行,保障農村街道環境美觀。村內統一栽種行道樹,確立行道樹樹種,樹種的選擇要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形成地方特色。
鼓勵農民對集中宅基地的美化建設,村內可舉行宅基地評比活動,調動農民的積極參與的熱情,并實行獎勵措施。
八:成立專門機構,加強對農民的培訓
現代農業生產基地的建設需要農民參與,這就需要農民要有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村內成立專門的機構,集中輔導農民學習,為農民講解現代農業技術,傳播先進文化,輔導農民上崗。同時村鎮可以每個月舉辦兩次講座,請專業人員例如大學教授、理財專家、心理咨詢師、企業單位負責人、行政干部等來講授如何適應新的環境和新的生活。
九:遠近期結合發展
村鎮“田園”式建設要合理規劃好遠近期任務,協調可持續發展建設,同時使農民在村鎮的建設過程中生活得到保障。
關鍵詞:城鄉統籌;空心村;農村建設用地
中圖分類號:F301.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1974/nyyjs.20150935007
改革開放后,我國的社會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但城鄉間發展水平的差距也越拉越大,在此背景下,解決農村落后的發展問題就成為了經濟建設中的一項重要任務,伴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逐漸發展,城鄉間人口流動制度也隨之放松,加速了城鄉人口之間的流動。近30a全國城鎮化率年遞增0.92%農村快速空心化。同時,近12a全國耕地減少0.085億***,建設用地凈增加0.073億****,其中各類建設占用耕地面積比34.5%,土地城市化遠遠快于人口城市化。但是,1995年以來,農村人口年減少1100多萬,農村建設用地不減反增26.67萬***,城鄉同攤“兩個餅”―“冒進式”城市與“蔓延式”村莊現象突出。
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進行農村土地的整治工作,改善農村土地利用地的現狀,進一步落實耕地保護制度,加強對農村土地的可持續化利用成為了當前土地工作的重中之重。
1 農村空心化及其土地利用問題
城鄉轉型過程中出現的鄉村地域系統不良演進的現象,本質上是城鄉二元體制下,農村人口非農化轉移未與農村新增用地控制或宅基地退出機制相掛鉤,出現人減地反增,建新不拆舊,導致大量宅基地廢棄和土地閑置浪費的過程。當空心化達到一定程度便產生空心村,包括了村域人口、土地、產業、公共設施的空心化。
土地具有土地資源、資產與資本的三重性,開展村莊整治有利于盤活廢棄土地,并為新農村建設搭建新平臺。在目前農村土地供需問題嚴重、城鄉關系處于關鍵的轉型時期,農村的空心化問題顯得更加嚴峻,而為了改善當前的問題,我國應積極采取措施進行全面整治,用科學的發展觀念對城鄉間人口的流動進行一定程度的控制,進一步推進農村用地的綜合治理,從而落實新農村建設的具體實施。[1] 通過對我國的城鄉關系發展歷程的分析,是由行政干預下的二元分割逐步過渡到城鄉一體化的統籌發展,這就需要在解決問題的時候需要進一步創新城鄉統籌發展的新機制,從根本上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對于社會發展的影響。
2 實證研究――以永川區推進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項目為例
2.1 研究區域概況
2.1.1 項目區自然條件
永川區位于重慶市西南部,東與璧山、江津為鄰,西與榮昌、大足,北與銅梁為界,南與四川合江、瀘州接壤,地處重慶市、瀘州、南充、自貢、內江、宜賓、成都等城市之間[2]。
境內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和獨具特色的旅游資源,有重慶市文物保護單位宋代摩巖石刻佛巖寺,有風光旖旎、景色怡人的梅家水島,有傳統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聶帥陳列館,另外還有云谷關口、馮家坪寨子、岔口石瀑布、東方紅堤、斷橋水庫等自然人文景觀,極具觀賞性和開發潛力。
2.1.2 項目區社會經濟條件
永川區為渝西和川東南交通、通訊樞紐和商貿、文化、金融、能源中心,是重慶“一小時經濟圈”的西部的增長極;是長江經濟帶與成渝經濟帶的重要支點;是渝西地區的交通樞紐和經濟文化中心。
近年來,全區經濟社會呈現出了強勁的發展勢頭,各項事業用地供需矛盾呈擴大態勢。為了更好地實現節約、集約用地的目標,加快全市實現城鄉統籌發展,加快推進永川區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示范工作,改善群眾生產生活條件,促進新農村建設,重慶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與永川區人民政府達成了共同推進永川區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示范區建設的戰略合作協議。
對項目區內的目前土地利用狀況進行綜合的分析,經過合理的調整和改造,對農村用地規劃進行重點的改善,切實現實農村土地資源的優化利用。最終達到項目區內不增加建設用地,不減少耕地總面積,整體用地質量得到提升的目的 [3]。
2.2 土地利用現狀分析
根據第二次土地利用調查成果,以拆舊、建新地塊涉及的行政村為基本單位進行統計分析。項目區拆舊地塊涉及陳食街道梅家橋村、陳青橋村、復興寺村和瓦窯塘村,建新地塊涉及梅家橋村、瓦窯村和陳青橋村。
2.2.1 農用地比重大
項目區所在村的農用地面積占土地總面積的85.41%,其中梅家橋村農用地占全村總面積的84.70%、陳青橋村占85.21%、復興寺村占85.98%、瓦窯村占85.62%。農用地中,耕地比重最大,占農用地面積的66.50%,其中梅家橋村耕地占農用地總面積的72.22%、陳青橋村占67.85%、復興寺村占60.65%、瓦窯村占74.61%;其他農用地,占農用地總面積的20.54%;林地占農用地總面積的8.99%;園地占2.43%。
2.2.2 居民點用地占建設用地比重大,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設用地比重小
項目區所在5個村的建設用地總面積為309.10hm2,其中農村居民點用地面積為299.14hm2,占建設用地的比重達96.78%,交通水利用地占建設用地的3.22%。反映出項目區交通水利用地不足。
2.3 農村建設用地整理潛力分析
農村居民點整理潛力主要由2個部分組成:提高土地集約利用水平,主要是通過對農村現有的用地進行重新的規劃,減少用地浪費現象,對以往分散的居民用地進行整合,提高農村建設用地的利用效率,提升建設容積率;節約利用農村建設用地,將村莊內的廢棄、閑置的農村居民點進行復墾整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4]。
4個村農村居民點用地規模299.14hm2,人均農村居民點用地規模達211.93O。由于地形因素及歷史原因,該村農村居民點用地分布較為零散,部分農村居民點用地交錯分布在園林地之間,不成規模。根據農民意愿調查,農民搬遷意愿強烈,流轉土地態度積極。同時,結合各個復墾點的實際情況,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則,復墾方向為耕地、園地、林地和其他農用地等,從而實現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最優利用。
2.4 農村土地整理效益分析
2.4.1 社會效益分析
2.4.1.1 提升農村土地建設用地的利用效率
通過對項目區土地采取具體措施,對農民集中居住的地區進行重新規劃,對以前荒廢的工業工地以及廢舊的宅基地進行重新整合利用,提升了土地的集約化和利用效率。
2.4.1.2 增強人們合理用地,切實保護耕地的意識
由于長久以來,在農村形成了很多在土地利用上的諸多陋習,在進行土地重新整合的同時,需要對項目區村鎮的干部們傳輸合理使用土地和保護耕地的觀念。通過觀念的傳達,讓農民切實重視起來土地利用的重要性,提升耕地的使用效率,為農業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2.4.1.3 有利于農村地區的社會穩定
通過對項目區內的土地進行合法化的土地所屬權調整,減少以后在土地使用過程中的土地糾紛的可能性,對社會的穩定具有很大的幫助。另外,在這些措施實施之后,農村會產生一部分勞動力轉移到第二第三產業中,從而促進鄉村的發展,推動城鄉一體化的進程。
2.4.1.4 改善農民生活條件
通過對拆遷農民居住的集中規劃,用于農民集中居住的建新區內可以實現水通、電通、路通及人畜分離,可提升居住質量,大大降低疾病的發生率,同時由于加大了對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設施的投入,可使得農民的生活環境大為改善,業余生活更為多姿多彩,為構建和諧社會邁進一大步。
2.4.2 經濟效益分析
本項目建設規模36.21hm2,其中農民集中居住區5.35hm2,剩余30.86hm2的城鎮用地用于出讓。根據該區域土地分等定級資料,結合該區土地資源的稀缺性和土地區位條件,預測城鎮建新區土地收益金為11572.5萬元;該項目的開展將促進當地二、三產業的快速發展,位于菜茵巖村的整合粘土企業的建設將為社會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企業的發展將為該地區帶來穩定的稅收,為當地農民增收、地區經濟發展提供持久動力。
2.4.3 生態效益分析
2.4.3.1 歸并零散居民點,改善村容村貌
通過對農村廢舊工業用地以及零散居民居住點的整合,將這部分用地復墾恢復為農業用地。將以前零散居住的村民進行統一安置,建設更加集中的農民居住地,使得整個農村的格局規劃更加合理,更利于基礎設施的完善,并讓整個村莊的面貌更加整潔。
2.4.3.2 減少生活垃圾排放
在對農村整體居住環境進行重新規劃后,按照城鎮小區管理的要求,對農村面貌進行全面的管理,改造給水排水設施,完善用電以及通訊,對生活垃圾以及污水的排放進行科學化管理。
綜上所述,本次對項目區進行的綜合性治理,體現了我國“城鄉一體化”戰略是未來社會注意新農村建設的重要舉措,對于我國農村的社會和生態都有良好效益。
3 結語
可見,在城市化、工業化快速推進的今天,面對城市建設用地緊張與農村閑置空置浪費土地嚴重、土地供需矛盾突出、農村快速空心化、在城鄉統籌發展這樣的大背景下,開展農村土地整理,實現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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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開放,刁成泰等.不同確權法在農村居民點復墾潛力研究中的應用―以重慶市永川區為例[J].農機化研究.2012.(6):236-241.
[3]嚴金明,鐘金發等.土地整理[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8,53-55.
關鍵詞:農村金融;農村經濟;統籌城鄉;內生發展;視角
中圖分類號:F832.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8)03-0044-10
一、引言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正處在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關鍵時期,但長期以來形成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一直是制約我國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和健康轉型的瓶頸。我國“三農”問題之所以如此突出,是因為它關乎“強位弱勢”群體的命運。作為農村經濟的核心,農村金融肩負著為“三農”發展提供金融服務的重要使命。黨的十七大更是把農村金融問題列入統籌城鄉發展和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強調要大力推進農村金融體制的改革和創新。盡管近年來我國農村金融改革已取得了重要進展,農村金融服務水平不斷提高,農民及農村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但由于多種原因,當前農村金融體系還存在一些深層次矛盾和瓶頸亟待破解,以充分適應發展現代農業、解決“三農”問題和統籌城鄉發展以及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
二、當前我國農村金融面臨的瓶頸制約和癥結分析
(一)農村金融主體萎縮,服務競爭乏力
由于商業金融信貸投向高贏利性與農業固有的高風險性和弱質性之間的矛盾,近幾年來,為了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經營目標,國有商業銀行實施經營戰略調整,信貸資金向城市和大中型企業集中,對基層行網點實施戰略性收縮,欠發達地區農村鄉鎮的營業網點基本撤銷,向縣城甚至市內收縮。國有商業銀行的紛紛棄農,使農村信用社成為承擔農村金融服務使命的唯一正規金融機構。而2005年農村信用社為防范風險撤并了所有的代辦站,進一步加劇了農村金融機構的“邊緣化”,一些鄉村甚至出現金融服務盲區,金融支農職能嚴重弱化。作為農村金融服務主體的農村信用社,由于自身包袱沉重,基礎薄弱,資金實力不強,經營困難,出現了“一農”服務“三農”而獨木難支的局面。同時,在單一的金融結構下,農村信用社“一社獨大”的壟斷地位十分突出,服務功能弱化,極大地制約了對“三農”的支持力度。這突出表現在,農村信用社在農村信貸市場處于壟斷地位,掌握著農村貸款利率的絕對定價權和客戶選擇權,缺乏外部競爭壓力,造成了對農村金融需求的“感應遲鈍”,阻礙了競爭性農村金融市場的形成,也導致農村金融效率低下,不利于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銀監會2007年6月28日向社會公布的《中國銀行業農村金融服務分布圖集》顯示,我國農村金融服務的現狀具有城鄉金融資源配置不平衡、農村金融競爭不充分的特點:我國縣及縣以下農村地區平均每萬人擁有銀行業機構數只有1.26個,而城市超過了2個,農村地區仍有3302個鄉鎮沒有銀行業機構營業網點,目前分布在縣城以下鄉鎮的銀行業機構主要是農村信用社,全國只設有一家銀行業機構網點的鄉鎮有8231個,農村金融市場基本處于壟斷經營狀態,服務動力不強,服務活力不足。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大銀行“棄鄉進城”,而農村中小型金融機構自身建設不足、發展不力。
(二)農村金融資源外流,服務資金短缺
隨著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和新農村建設的不斷深入,農村資金需求呈多元化、多層次的剛性增長態勢,迫切需要與其相適應的金融資金支持,但受資金趨利性和農業自身弱質性的影響,現有的農村金融資金供給卻出現了與其反方向的發展趨勢:金融機構不僅不能發揮農村地區資金“供水站”的作用,反而成為資金的“抽水機”,大量資金抽離縣域農村市場,造成農村資金供求失衡,抑制了農村經濟的良性發展。農村資金外流的方式主要有四種:一是縣級金融機構向上級行存放資金。目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內部上存資金利率普遍比一年期存款利率高1―2個百分點,基層的分支機構為規避風險和回避責任,更傾向于將資金上存,缺乏放貸的動力。二是部分農村信用社以債券投資方式,將信貸資金違規進入股票市場。三是部分地方性金融機構以存放同業或拆放同業形式向主城區金融機構輸出資金。四是郵政儲蓄機構無論改制前后,其從農村地區吸取的儲蓄存款,大部分按政策規定轉存中央銀行,獲取利差收入,導致農村地區資金體外循環。資料顯示,國有商業銀行每年在農村吸儲余額為2000億元至3000億元,很大部分通過上存凈流出農村,1994年到2004年我國農村存貸差額累計達到40876.52億元(尚不包括鄉鎮企業存款),2005年為農村服務的主要金融機構共從農村轉移了1.87萬億元,2005年底郵政儲蓄從農村吸收的存款余額達到8839億元,并轉存央行。2007年3月正式掛牌成立的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存款規模約1.7萬億元,但目前其開辦的小額質押貸款和小額信用貸款余額僅有1000多億元。[1]農村現有正式金融制度實際上是一種從農村獲取凈儲蓄的機制,農村資金的“非農化”和持續外流,嚴重惡化了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三)資金配置存在“非農偏好”,民間金融“有為而無位”
一個時期以來,我國政府在戰略布局和資源分配上強調城市過多,關注農村過少,尤其是農產品短缺問題解決以后,發展重點向城市傾斜更加明顯。據統計,2005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金投入8.8萬億元,而用于農村的僅為1.4萬億元,占全國人口70%的農民只占有16%的社會投資,2004年農業貸款占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的比重僅為5.5%,用于農業的財政支出只占財政總支出的7.5%,雖然近幾年來財政對農村投入總量在逐漸增加,但占整個財政支出的比重卻是下降的。[2]日前專家指出,我國城市占據了85%的金融資源,廣大農村地區只占15%左右,即使這15%左右的金融資源中,真正投向農業和農民身上的更是微乎其微,資金問題仍然是新農村建設中最大的制約瓶頸。以中國農業銀行為例,該行2006年大口徑涉農貸款所占比重不到50%,若按小口徑即純農口徑計算,其投向農業的貸款比例更低。這種非農偏好的國家資源分配制度嚴重削弱了農業發展的后勁,與農業的基礎地位不相稱,也與農村各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度極不相適應。從國際經驗來看,歐盟用于農業的農業基金已達歐共體財政總預算的60-70%,而我國目前財政支出中用于農業的比重非常低,不及歐盟的1/4,以農村人口所占比例計算則更低。[3]當前受宏觀調控政策趨緊、貨幣信貸緊縮等因素的影響,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更難以從正規金融渠道獲得貸款,相比之下,民間融資以其手續簡便易行、機制靈活快捷、利率區間彈性較大等優勢,近年來發展日趨活躍,規模不斷擴大,已成為中小企業和“三農”經濟獲得資金的重要渠道,對正規金融供給不足的“補缺效應”正日益顯現,很大程度上填補了農村金融萎縮所帶來的市場空白,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發揮了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民間金融沒有取得合法地位,被視為“草根金融”,“有為而無位”,一直潛行在非明非暗之間,博弈于合理性與非法性之中,常常被比作是“涌動于灰色地帶的金融潛流”。從另外一個視角看,非正規金融本身是一種非制度化和非組織化的體系,適應于農村經濟散、市場主體小的特點,但由于民間金融完全游離于政府監管視野之外,缺乏必要的管理和相應的規范,也很容易誘發成為高利貸、非法集資,并危及金融穩定。
(四)信貸管理機制不暢,資金供需矛盾尖銳
據國家統計局初步測算,到2020年,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新增資金需求總量為5萬億元左右,[4]在未來15年內,全國平均每位農民需要投資約為1700元至4900元,如果按8億農民計算,新農村建設的資金缺口將在13600―39200億元之間。[5]按照過去農村投入資金中財政資金、信貸資金和社會資金的經驗比例,即使考慮到公共財政加大對新農村建設投入的情況和投融資體系的變化,新農村建設資金需求中的大部分仍將由銀行業金融機構提供,金融渠道仍是解決新農村建設資金問題的主渠道。而目前在農村資金投入方面面臨的突出矛盾是,農村有需求但力量不足,財政有意愿但財力不足,銀行有資金但手段不足,且形成市場與政府干預雙重失靈的局面,導致農村面臨嚴重的“資金饑渴癥”。
1.責、權、利不對稱。當前,金融機構普遍實行貸款回收個人負責制和責任追究制度,基層行(社)沒有貸款審批權卻要承擔相應的責任。一旦發生貸款償還違約,信貸人員及相關責任人可能會被處分、罰款、內部下崗。而對貸款放得好收得回的信貸人員獎勵則相對不足,信貸員放貸積極性不高。因此,面對貸款風險最簡單和最直接的反映即是“慎貸”。
2.農貸利率定價偏高。20世紀90年代我國率先在農村地區實行了利率市場化改革的試點,主要做法是擴大農村信用社存貸款利率的浮動范圍,以期緩解由于農戶組織化程度低、交易成本高所導致的金融機構不作為問題。但由于享受利率市場化改革“甜頭”的試點機構范圍過窄,并缺乏相關政策措施的跟進,受資金趨利本性驅使,客觀上導致其他金融機構被擠出,并導致大量農村資金被吸納外流。反觀利率市場化的農村信用社,由于高利率覆蓋了現實風險損失并可化解部分歷史陳賬,刺激了農信社的放貸積極性。[6]目前農村信用社在執行貸款利率政策上,沒有考慮借款人信譽、不同類貸款風險程度等實行差別利率,而是簡單地套用政策規定,普遍上浮20-100%不等,有的還“一浮到頂”,不少地區農信社半年期和1年期貸款月利率分別達到10.695‰和11.73‰,與農業生產收益率較低的現實相比,農民難以承受,這在客觀上造成了農民不但沒有享受到國家投入大量成本進行改革的成果,反而增加了農民利息負擔的結果,造成“最弱勢的群體承受了最高的利率”,貸款利率過高已成為農民對金融服務滿意度最低的一項。
3.農戶貸款額度、期限與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不協調。現行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及聯保貸款是針對傳統農業設計的,額度小、期限短、支持范圍窄,貸款主要以短期非跨年度性貸款為主,且規定當年貸款當年回籠,現行小額農貸推廣模式與現實的不匹配束縛了小額農貸和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據調查,當前農戶貸款需求已從過去單純購買種子、化肥、農藥等簡單的農業生產,逐步向具有規模化、專業化的家庭作坊和農村中小企業方向轉變,貸款額已由過去幾百元至幾千元為主,逐步向幾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的需求轉變,5千到1萬元的小額農貸授信額度遠遠不夠。在貸款使用的時間上已打破了過去“春放秋收冬不貸”的常規,向反季節、長周期發展,甚至出現了四季有貸有還的需求形勢,而目前農金部門仍采用傳統的農業貸款發放辦法,不論貸款種類、用途均實行1年內的貸款期限,已不適應現代農業經濟的發展規律。
4.貸款抵押物缺失。據調查,當前農民、農村企業貸款難除了風險和信用影響外,還有一個主要因素是除小額信用貸款和聯保貸款外,其余貸款均需要貸款戶向金融機構提供土地、房產、不動產抵押,而農村中可用于抵押的房屋大多沒有辦理房產證,不符合抵押條件,農村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根據有關規定不得抵押,不能流轉。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很難通過抵押獲得金融機構貸款。農村企業問卷調查和農戶問卷調查均顯示,認為貸款難的主要因素是“找不到擔保人”和“沒有合適的抵押物”的占62%。
5.擔保體系不健全。農村地區和縣域一般無信用擔保機構,已設立的市級及以上擔保機構為防范風險,普遍設定較高的擔保條件,一般未對涉農貸款提供擔保,農業和小規模的農礦產品加工企業,往往被拒之擔保大門之外,遠遠不能滿足農村中小企業的正常融資擔保需要。
6.聯保貸款風險防范與農戶“聯富不聯窮”之間存在矛盾。為了防控風險,農信社在發放聯保貸款時,推動農戶間實行強弱聯合,而在實際執行中農戶普遍存在聯強不聯弱的心理,導致經濟條件較差但實際上最需要資金支持的貧困農戶被排除在聯保貸款支持的范圍外,一定程度上使得弱勢農戶群體通過聯保獲取貸款難的問題凸顯。
(五)農村保障機制缺失,涉農產業防災避險能力低下
在我國,農業是弱質產業,其潛在的風險不言而喻,如不可抵御的冰雹、大風、低溫等自然災害,大面積病蟲災害和市場風險等。由于未建立巨災風險分散機制和缺少國家財政政策扶持等多種原因,農業保險風險大,經營成本和賠付率高,回報率低,農業保險業務呈現持續虧損狀況,保險公司在商業化經營中追求經濟效益,使得農業保險業務日趨萎縮,農業保險險種少、保額低、業務覆蓋范圍狹窄,涉農產業防災避險能力十分低下,保險對農村經濟的風險補償作用幾乎喪失殆盡。從1985-2004年近20年間,我國農業保險呈逐年萎縮的態勢,18年呈現虧損。從1994年起,我國農業保險保費收入逐年下降,2004年,我國農業保險保費收入僅3.96億元,與歷史最高的1992年相比,下降了約55%。[7]我國目前的農業保險保費收入僅為農業生產總值的0.04%,占總保費收入的0.6%,尚不足全國財險保費收入的1%,農業保險的險種不足30個。農業保險已經不能滿足農村和廣大農民日益增長的保險需求。同時,我國的農產品期貨交易目前有12個品種,分布在3家期貨交易所,但較活躍的只有7個品種,未能發揮農產品期貨市場套期保值等經濟功能。[8]
(六)農村金融創新滯后,金融服務手段缺失
近年來,隨著農村工商業的發展和經濟市場化程度的提高,農村經濟對金融服務的需求趨向多樣化。但多數農村金融機構仍沿用傳統金融服務手段,金融服務功能弱化。
1.金融服務品種和融資渠道單一。隨著外向型農業的發展,農業產業化、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需要金融部門在信貸、結算、委托、投資理財、信息咨詢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和引導支持,但目前我國的農村金融體系實際上是單一的銀行信用,保險、證券、基金、信托等機構在農村地區基本屬于空白,鄉鎮農村金融產品匱乏,服務功能明顯欠缺,難以適應新農村日益多樣化的金融需求。農村融資渠道單一,農村企業很少通過發行股票債券來籌措資金。
2.信貸產品缺乏創新。農村貸款品種上除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小額存單質押貸款和少量的聯保貸款外,其余就是擔保抵押貸款,而農村擔保抵押物稀缺,農民住房、看病、就學等消費性需求難以得到有效滿足,信貸消費正形成城鄉二元體制。
3.支付結算系統落后。農村信用社與其他商業銀行相比,沒有全國統一的總社,不同區域機構在機制、業務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支付結算系統各自獨立,大部分只具有同城結算功能,不具備跨市、縣,特別是跨省等異地結算功能,結算渠道不暢通,結算工具種類少,支付功能不全,不但使農村農產品外銷、資金結算遇到障礙,也使其在銀行業中競爭力不強,根本不能適應現代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農信社目前發行的銀行卡主要是借記卡,缺乏授信和透支功能,無法滿足客戶隨時使用正常授信額度等需要,專為外出務工農民設計推出的農民工銀行卡特色服務,因手續費偏高而制約了其推廣使用。
(七)農村金融生態環境欠優,與金融本身安全性要求相悖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吸引資金流入和加大金融創新力度有賴于一個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這也是金融本身安全性的基本要求。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有利于資金“洼地效應”的形成和催生更多的金融創新工具;反之,將阻礙資金的流入,束縛金融創新空間。毋庸諱言,當前我國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現狀和金融機構本身安全性要求存在許多矛盾和沖突,主要表現在。
1.法制環境欠佳造成金融維權難。當前法律設計存在缺陷,現行《破產法》在清算程序上把銀行排在最后,且未明確金融機構對欠債不還債務人享有無條件的破產權?!缎谭ā穼τ幸馓峁┨摷儇攧召Y料騙貸的企業刑事責任無明確規定?!段餀喾ā分猩孓r貸款抵押物范疇過于狹窄,最高法院關于只要證明抵押住房是自住用的生活必需品,銀行不得對其處置拍賣的司法解釋等等都不利于金融機構維護正當權益。
2.農村信用意識淡薄造成信用風險。近年來,相當多的供銷、糧食和鄉鎮企業轉制和改革,拖欠、逃廢或變相逃廢、懸空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債務,扶貧貸款被擠占、挪用和“視貸款為救濟”的情況相當普遍,導致大量銀行呆壞賬產生。不良的履約制度嚴重影響了信貸資金安全,也限制了銀信部門對部分農村地區和企業的信貸投入。特別是當前農村尚未建立覆蓋全社會的企業和個人征信系統,銀信部門在通過借款人信用對貸款風險作出合理評估還有很多困難,使得農村金融機構提供貸款服務不得不慎重,發放大額貸款要求有足夠的擔保抵押等。這樣不但進一步增加了服務成本,降低了服務效率,而且有效的信貸需求也難以滿足。
3.行政干預和司法不公導致“法律白條”。我國是一個行政主導的國家,司法與行政難分離,在某種程度上司法要受行政制約,司法活動中不恰當的行政干預現象依然存在。有些司法部門執行不嚴、不力、不公,執行費用高、執行周期長、辦案結案率低助長了某些企業和個人的逃廢債行為,造成農村金融債權難、結案難、執行難,使金融部門維權陷入“不打官司難維權,贏了官司輸了錢”的兩難窘境,嚴重挫傷了金融支農積極性。調查表明,我國直接或間接行政干預形成的銀行不良資產占不良資產總額的80%左右,而農村地區則是地方保護主義的重災區。[9]
4.中介機構缺乏社會公信力。目前,法律、會計、審計、資產評估等中介服務機構往往是相關行政部門的掛靠單位,在國家權利部門化、部門權利利益化、部門利益個人化的驅使下,其逐利性明顯,信息披露不規范,自律機制薄弱,行為監管失控。諸如有的會計“尺子”有彈性,虛構“資不抵債”,方便企業廢債;有的審計“審美”、評級“評績”,方便企業騙貸;有的評估隨意伸縮,誤導銀行放貸等現象時有發生。這些中介機構不僅沒有為銀行加大信貸投放助力,反使銀行變得更加謹慎。中介服務體系的現狀以及有關機構的專業化服務和誠信水平還遠遠不能適應市場經濟和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的要求。
三、破解農村金融瓶頸制約的路徑選擇和政策建議
(一)以競爭為導向,重構農村金融組織體系
不可否認,我國在金融體制改革過程中,存在著嚴重的城鄉改革分割現象,造成城鄉二元金融體系。有些地方,農村金融改革與城市相比至少滯后20年。[10]城鄉金融改革的不同步,執行不同的標準,人為地割斷了城鄉金融體系之間的統一,這顯然與我國當前統籌城鄉發展的政策相悖。這種改革的分割惡化了金融發展的城鄉差距,并且消弱了城市金融對農村金融的帶動作用。因此,我國金融改革必須兼顧農村經濟發展的利益,建立一個由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等多元化金融機構組成的,多層次、多樣化、適度競爭、相互補充的農村金融組織體系,厘清各類金融機構的重點支持領域,為新農村建設提供全方位、多渠道、多層次的金融服務。
1.強化金融業支農的社會責任。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金融體系是社會公共資源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社會性要求把公平正義延伸到金融領域,體現金融公平正義、機會平等均等,為一切有勞動能力、創業能力、發展能力的勞動者提供金融服務,使他們擁有平等的社會發展機會。為此,金融既要為社會發展“錦上添花”,支持經濟效益好的領域,也要大力解決社會瓶頸和政府的難點熱點問題,尤其是支持“三農”、縣域經濟等融資瓶頸領域的發展。如美國有9000多家商業銀行,其中有8000多家都與農業有關系。[11]這說明美國金融機構也有一種支持社會、支持三農的社會責任。同時,很多國家對非涉農的銀行都有最低的涉農貸款要求,規定銀行在信貸業務中要有一定比例用于涉農貸款,否則就要會到處罰,這個措施很管用。從這個視角看,構建弱勢金融體系,既是金融業支持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金融業支持社會和諧發展的社會責任。
2.大力發展和培育適應“三農”特點的各類新型農村中小型金融機構。在全國范圍內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市場準入政策,鼓勵和引導符合條件的境內外金融資本、產業資本和民間資本在農村地區投資設立村鎮銀行、農業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多種類型的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發揮它們經營方式活、管理層次少、運行成本低、運營效率高等特點,立足農村,實行商業化運作,業務定位為農戶和農業生產服務,以切實提高農村金融市場的競爭程度和運行效率,有效增強農村金融服務能力。允許村鎮銀行到城市設立營業部籌資并限定到農村發放貸款,提防并減少其對農村資金的“虹吸效應”。并積極創造條件,鼓勵私有資本、外資和國際組織參股,設立能夠滿足農村民營經濟需要的民營銀行,服務農業產業化、規模化的發展需要,在發放自營性貸款的同時,可以承接其他金融機構的轉貸和委托業務。
3.繼續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從目前情況看,農信社改革模式仍過于單一,壟斷經營局面沒有改變,絕大多數農信社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的實質性變化不顯著,“內部人控制”問題仍然存在。為此,應注重商業金融與合作金融并重和多元化,允許成立跨行政區劃的信用社/商業或合作銀行,一個基層農信社可以跨幾個鄉經營,也可以讓聯社/商業或合作銀行跨幾個縣經營;允許盈利的信用社保留在聯社之外,或自主選擇加入哪個聯社;允許一個縣有兩個縣聯社,允許有的縣聯社/商業或合作銀行不加入省聯社,等等。同時,應有效協調對農信社監管的問題。堅持市場主導,穩妥推進農村信用社產權制度及其管理體制改革,充分尊重農村信用社股東和法人的自主選擇權,防止通過行政手段推動農村信用社兼并重組,保持農村信用社縣(市)法人地位的長期穩定,使農村信用社真正成為服務于“三農”的社區性金融機構。
4.拓寬政策性銀行支農功能。鑒于“三農”的弱勢特征和商業金融的趨利性,商業金融不可能成為農村金融體系的主體,現階段必須使政策性金融發揮主導作用,這也是作為彌補市場“失靈”或“缺失”的一種必要手段。但當前我國政策性金融機構都出現了商業化趨勢,這應引起我們的反思。為此,應逐步將農業發展銀行的業務重心由目前的農產品流通領域轉向農業生產領域,從主要提供短期資金轉向主要提供中長期農業開發資金,重點支持周期長、收益低、不適合商業運作條件的農村公益事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綜合開發、農業科技推廣、農業現代化和扶貧等貸款業務。并支持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主動參與農村金融服務的意愿和努力,發揮政策性資金的引導作用。同時,針對政策性金融介于財政和金融兩者之間的特殊性,應建立起科學的績效衡量指標體系以及風險防范體系。政策性金融存在的理論依據是市場“失靈”,需要通過財政補貼來支持一些項目和地區的發展。但補貼容易導致政策性金融對財政資金的過度依賴,并將虧損歸咎于“政策性業務”,導致另一種道德風險的出現。因此,通過科學合理的績效衡量指標來引導政策性金融機構的行為具有重要意義。
5.農業銀行要厘清地區差異化的支農思路。我國農業銀行目前的城市化導向和業務轉移不應成為其忽視農村市場的借口,但應完全按照市場化、商業化方式運作,發揮其支持農業的傳統優勢,主要服務縣域,增加農業貸款比重,自主地對農村有市場、有效益的高端客戶進行資金支持,重點支持商業化程度高、資金需求量大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農產品深加工項目、農村村鎮化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資源開發和旅游開發項目以及縣域以上工商企業,還可以對農信社、農合行、農商行、村鎮銀行等農村金融機構作批發貸款業務,間接地為農戶貸款,并可以對非金融組織(如農村合作經濟組織)作批發貸款業務。
6.加快郵政儲蓄資金回流農村的步伐。按照商業化原則,引導郵政儲蓄銀行與農村金融機構以辦理大額協議存款的方式將郵政儲蓄資金返還農村使用,用于支農信貸投放。充分利用郵政儲蓄銀行點多面廣的網絡優勢,建立符合“三農”需求特點的零售業務經營體系,發揮其在農村地區的儲蓄、匯兌和支付服務功能,積極擴大小額存單質押貸款、小額信用貸款等涉農信貸業務。通過以上措施,從而在農村金融市場引入競爭機制,打破農村信用社單一壟斷的市場格局,從機制上解決農村金融信貸交易權壟斷、貨幣政策承載主體單一的問題,有效解決當前金融服務在農村地區的嚴重缺失。
(二)以利益為導向,再造農村資金供給和回流機制
當前,我國正處于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過渡的階段,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特征明顯,農民是弱勢群體,農業是弱質產業,自身高投入、低產出的特征決定了其資金運營成本高、風險高,效益低的特點。農村信貸的比較收益長期低于城市信貸,必然產生“擠出效應”,利益驅動使銀行“貸農不如貸工,貸小不如貸大”,并促使機構網點向收益高的地區轉移。突破資金瓶頸、切實解決“三農”的融資難題,是新農村建設中必須重視的核心問題。要引導資金回流,最根本的辦法就是解決資金的收益問題。為此,有關部門應抓緊立法,并發揮政府的行政作用,制定包括財政、稅收、貨幣政策在內的一攬子經濟政策和監管政策,采取激勵有效、風險可控、協調配套的扶持措施,以解決無法由市場解決的“公平”問題和“非農偏好”,引導資金回流農村。
1.盡快制定農村金融的相關法律和有關實施辦法。建議抓緊制定《農村政策金融法》、《農業保險法》、《農村合作金融法》、《農業信貸法》等專門法律,為農村金融體系運行創造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應針對不同機構的特點設定不同的存貸比例和直接支農貸款比例的下限,并將農村地區一定比例新增存款投放當地的政策作為一項長期性制度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且盡快出臺其實施辦法,監管部門應將其納入對金融機構監督考核的一項重要內容,并加大對“三農”業務的考核力度,以建立農村資金強制回流機制??刹捎蒙虡I銀行直接投入或繳存資金給農村金融機構增加其資金實力兩種方式。
2.發揮政府的行政作用,建立支農聯系制度。政府應利用其特殊的職能作用,召集相關部門、單位建立支農聯系制度,及時通報各方面有關政策、支農信息、農村經濟狀況、難點問題等,共同研討,使各部門的支農政策和措施相協調,使金融服務與各項支農政策相對接,使支農資金使用效率更高,做到有重點、有目標、有實效地支持農村經濟發展。
3.建立財政資金配套機制,完善財政轉移支付手段。財政部門應將現有的財政支農資金劃一部分作為貸款貼息資金、擔保基金、支農風險基金,通過對農戶貸款進行貼息等來加以扶持,撬動商業金融對“三農”信貸介入。對因信貸支農需要而必須保留的虧損金融網點給以財政支持政策,對政策性原因造成的農村金融機構呆壞賬,可由中央和地方財政聯手打包處置或組建專門的資產管理公司剝離和處置。由政府出資設立專項風險補償基金,幫助農村金融機構沖銷壞賬或彌補虧損。
4.給予稅收減免和優惠。稅務部門應對所有金融機構的涉農貸款實行免征營業稅、減征所得稅的優惠政策,對其經營性收入、貸款損失核銷、抵貸物資處置給予必要的稅收優惠,扶持其改善經營,提高效益,增強其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和支持縣域經濟發展的融資能力,引導金融機構到農村地區經營。
5.實行區別對待的貨幣政策。在當前落實從緊貨幣政策的過程中,中央銀行應按照“有保有壓、區別對待”的原則,給予涉農貸款機構再貸款、再貼現、金融市場資金拆借等資格優先、利率優惠等貨幣政策,對“三農”信貸投入大的農村金融機構應實行較低的存款準備金率和差別利率政策,引導金融機構合理優化信貸結構,適當控制非農貸款,促進商業銀行拓展農村金融業務。首先,中央銀行要根據實際情況,加大支農再貸款額度調劑力度,將支農再貸款集中用于春耕生產不足的地區,并進一步完善支農再貸款的投向監督和使用效果考核,切實發揮其杠桿作用,引導農村信用社擴大支農信貸投放,根據當地農業生產周期,合理確定支農再貸款的期限、額度和發放時機。其次,中央銀行要強化存款準備金政策的正向激勵作用,對涉農貸款比例較高的農村信用社、農村合作銀行,繼續執行比一般商業銀行低的存款準備金率,對已辦理特種存款,同時涉農貸款比例較高、支持春耕資金不足的農村信用社,可根據其增加支農信貸投放的合理資金需求,提前支取特種存款,并按其實際持有期限對應的特種存款利率標準計付利息,以增加春耕旺季信貸資金來源。再次,央行要充分發揮再貼現工具的結構調整作用,對農業生產資料生產經營企業簽發、持有的票據和農副產品收購、儲運、加工、銷售環節的票據,各金融機構應優先予以貼現,人民銀行要優先辦理再貼現,支持金融機構加大對“三農”和涉農行業、企業的資金投入。最后,對涉農貸款投放比例較高的農村信用社,支持其優先進入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擴大支農信貸資金來源。
6.實行分類監管政策。銀監部門對農村金融機構在統一監管標桿下實行分類監管,以提高監管有效性,如在資本充足率監管、風險監控指標確定等方面都應考慮農村金融的實際,實行較低的監管標準,而不應與其他商業銀行采取同一標準,并在監管費收取政策上也應將農村金融機構與商業銀行相區別。從而形成資金支農的政策合力,以利益驅動為導向,引導金融資金向縣域經濟傾斜,提升農村經濟的造血功能,支持農村經濟健康發展。
(三)以疏通為導向,規范引導民間金融和小額信貸組織健康發展
從某種意義上說,農村民間融資發展是農村金融抑制下的誘致性變遷,建立在社會關系基礎上的我國農村民間金融其實是一項有效的制度安排,存在其內在合理性和必然性,更重要的是其對于農村經濟來說是內生性的,在農村金融體系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當正規金融體系發展到相當程度、金融抑制被充分解除之后,非正規金融活動才會縮小到無足輕重的程度。因此,有必要放松對民間金融的政策限制和金融管制,允許有組織的民間借貸在一定的法律框架內開展融資服務。國內外經驗表明,民間貸款組織是推動民間融資公開化的制度性安排。實踐亦證明,在農村地區存在民間融資滋生土壤的情況下,對處于灰色地帶的民間融資一味地禁止、打壓不會產生很好的效果。對民間融資應從立法正名、政府定位、規范管理、監測監督、市場競爭等方面采取一攬子制度安排,逐步使農村民間融資成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農村資金市場的有機組成部分。當前要盡快制定《民間金融法》或《民間貸款組織法》,從法律的角度予以正名,給其以合法地位,加強民間借貸的法律規范和保護,改善農村金融領域中二元結構的緊張與對立,讓民間金融“浮出水面”。并把非正式金融、正式金融和準正式金融并列看作金融市場、金融秩序和金融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培育民間金融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另外,在市場化導向下,大銀行撤出農村是必然的,關鍵是大銀行撤走后要有新機構進來,其途徑就是放開小額信貸業務和小額信貸機構。[12]在這方面,孟加拉國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小額信貸可以由專門的小額信貸組織來做,也可以由大銀行或股份制銀行經營。但相比之下,由前者經營更合適。中國地域遼闊,各地情況不同,但“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小額信貸組織完全可以在各地生存發展,并成為資金回流農村的一個載體。例如,可以由大銀行對小額信貸組織發放貸款,然后再由后者向農戶發放小額貸款。就是說,大銀行可以充當貸款批發商,小額信貸組織則充當貸款的零售商。但從目前的情況看,發展小額信貸組織困難還比較多,關鍵在于一些問題沒有很好解決。一是政策問題,目前我國規定成立村鎮銀行必須有大銀行參股20%,對于純民間的村鎮銀行和小額貸款機構,還限制得較死。建議對于小額信貸組織應當引導而不應主導其發展,應當給民間的小額信貸組織松綁。二是對風險的認識問題。我國管理層對發展小額信貸組織存在一種擔憂,即擔心其會演變成基金會,從而重蹈農村合作基金會的覆轍。但只要是真正的私人民間性質的金融組織,就不會重走農村合作基金會的老路。三是利率問題,在利率市場化的大背景下,如果小額信貸組織從大銀行批發借款然后再對農戶發放小額貸款,必然會使農戶借到的貸款利率上升,加之農戶貸款風險較大,其利率也必然相對較高,使本來就不富裕的農民增加利息負擔。這就需要政府給予必要的政策扶持,例如可以通過減免金融組織的營業稅、所得稅,或者對農戶貸款進行貼息等來加以扶持,在對小額信貸組織的監管上應當同一般商業銀行有所區別等。同時,國家應針對小額貸款發展的實際情況,盡快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給予小額信貸機構以合法地位,尤其是應盡快廢除原有不合理的“只貸不存”規定,逐步放寬對小額貸款機構的種種不合適限制,配套相關政策措施,最終允許它們吸收存款,以擴大其資金來源。
(四)以創新為導向,改革完善現行農村信貸管理體制
1.制定合理的信貸激勵約束機制。在建立和完善農業信貸風險控制制度的基礎上,適當下放基層行社信貸審批權限,減少審批環節,簡化信貸手續,加大涉農信貸支持范疇,建立科學、合理,符合新農村建設要求的授權授信機制。改進信貸責任追究制度,將信貸員的權、責、利緊密掛鉤,對信貸風險按“市場風險與責任風險”區別對待,建立有效管理下的信貸免責機制,激發信貸員培植和挖掘新的涉農客戶資源。
2.建立科學的以溢價覆蓋貸款風險的貸款利率定價機制,輔以政府必要的政策扶持。農業產業具有經營風險大、周期長、盈利水平低、生產分散等特點,農村金融的交易成本和資金的使用成本都比較高,實施嚴格的利率管制特別不利于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的發展,是競爭性農村金融市場建設的桎梏。要抓緊研究降低農村金融抑制程度的措施,通過溢價覆蓋貸款風險,吸引資金流向或留在農村,增強農村金融機構財務可持續性,配合我國利率市場化的整體推進。農村金融機構要建立健全貸款定價機制,正確運用利率覆蓋貸款風險,利用利率杠桿增強其發放“三農”貸款的內在動力。實行貸款利率定價分級授權制度,法人機構應對分支機構貸款權限和利率浮動范圍一并授權。分支機構應在法規和政策允許范圍內,根據貸款利率授權,綜合考慮借款人信用等級、貸款金額、貸款期限、資金及管理成本、風險水平、資本回報要求以及當地市場利率水平等因素,在浮動區間內進行轉授權或自主確定貸款利率。農村信用社要靈活運用貸款利率浮動政策、按照市場化定價原則合理確定利率水平,提高對“三農”貸款的積極性。但以溢價覆蓋貸款風險必然會使農戶借到的貸款利率相對較高,使本來就不富裕的農民增加利息負擔,如上所述,政府為此應當給予必要的政策扶持,例如可以通過減免金融組織的營業稅、所得稅,或者對農戶貸款進行貼息等來加以扶持。
3.提高小額農貸額度。根據當地農村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借款人生產經營狀況、償債能力、收入水平和信用狀況,因地制宜地確定農村小額貸款額度。原則上,對農村小額信用貸款額度,發達地區可提高到10萬-30萬元,欠發達地區可提高到1萬-5萬元,其他地區在此范圍內視情況而定;聯保貸款額度視借款人實際風險狀況,可在信用貸款額度基礎上適度提高。對個別生產規模大、經營效益佳、信用記錄好、資金需求量大的農戶和農村小企業,在報經上級管理部門備案后可再適當調高貸款額度。
4.合理確定小額貸款期限。根據當地農業生產的季節特點、貸款項目生產周期、農民銷售農副產品的時間和綜合還款能力等,靈活確定小額貸款期限。禁止人為縮短貸款期限,堅決打破“春放秋收冬不貸”和不科學的貸款不跨年的傳統做法。允許傳統農業生產的小額貸款跨年度使用,要充分考慮借款人的實際需要和災害等帶來的客觀影響,個別貸款期限可視情況延長。對用于溫室種養、林果種植、茶園改造、特種水產(畜)養殖等生產經營周期較長或災害修復期較長的貸款,期限可延長至3年。消費貸款的期限可根據消費種類、借款人綜合還款能力、貸款風險等因素由借貸雙方協商確定。對確因自然災害和疫病等不可抗力導致貸款到期無法償還的,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可予以合理展期。大力發展訂單農業,推動“公司+農戶”的生產銷售模式,從根本上解決農戶在收獲季節不得不被迫接受低價格的農副產品收購行為。
5.創新貸款抵押擔保方式。涉農金融機構應積極探索動產抵押、權利質押等有效擔保方式,進一步發掘符合農戶和農村經濟特點的抵押物。對抵押擔保物不足,但符合一定條件的農村企業,可審慎發放信用貸款或幾家小企業相互聯保發放聯保貸款。當前,應擴大涉農貸款抵押物范疇,允許耕地、林地等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抵押,根據我國農村實情,借鑒國際經驗,嘗試將集體土地使用權、動產抵押等概念引入法律和信貸實踐中,對于農民的土地使用權和房屋住宅,建議采取發證確權等有效方式,促使農民手中的資源能夠轉發為金融部門認可的、可流轉的信用手段,積極探索農民和農村中小企業采用房產、土地承包權、宅基地、林權質押、無形資產、應收賬款、在建工程、訂單、倉單質押等多種抵押形式。
6.創新信貸品種。探索以工哺農和以城帶鄉的新型信貸模式,鼓勵引進國外農村金融中的專門為農業設計的金融品種,以滿足農村金融的需要。嘗試改變以抵押擔保為前提的信貸管理方式,大力推行收入為第一還款來源的信貸模式;在完善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管理的同時,借鑒孟加拉國“鄉村銀行”模式,大力推廣農戶聯保協議貸款,提高小額農貸覆蓋面;積極開展農村住房、醫療、教育、耐用消費品等消費信貸,開辦大額農業貸款、農業生產合作社貸款、林業長期貸款、果木業長期貸款、農業科技貸款、勞務貸款,農民工回鄉創業貸款、農村自然災害應急貸款等,打通資金供給與需求的連接渠道,真正將農村經濟主體的信貸愿望轉變為現實的信貸需求,將滯留于金融機構的閑置資金轉變為現實的信貸投放。
7.加強宣傳和政策引導。針對農戶不愿強弱聯合的心態,政府應當加大對農戶的社會主義道德觀的培育,特別是應當發揮黨員、干部的帶頭、模范作用,不斷增強農戶的社會責任感,通過建立良好的鄉規、民約引導培育農戶的公德意識,形成“富幫貧”的良好社會風尚。
(五)以補償為導向,建立并完善農村金融風險補償機制和農村金融保障體系
1.完善擔保體系。盡快成立由政府出資或由政府支持的縣域信用擔保中心,發揮集政策性擔保與商業性擔保于一身、融中小企業擔保與農業擔保于一體的綜合擔保職能作用,以有效解決“三農”經濟融資擔保難問題,降低信貸支農風險。當前,應由國家出資設立農村開發信貸擔保公司,對區域內新農村建設項目開發、農田水利建設、基礎設施建設和大型農村建設項目等提供擔保服務,或建立農戶和農村小型企業融資擔保基金,歸集社區資金、農村個體私營企業資金、農戶資金,彌補農戶聯保的不足。
2.完善農村保險服務體系。保險業作為一種市場化的風險轉移機制、市場化的社會互助機制和市場化的管理機制,在本質上是與社會主義市場運行機制相一致的。當前,有必要拓寬農業風險的分擔渠道,建立多元化的農業保險投保模式,完善農業災害風險轉移分攤機制,以突破農業保險發展的政策支持,將農業保險作為支農方式的創新,納入農業支持保護體系。要積極借鑒國際農業保險制度設計管理技術,從財政補貼、定價原則、風險補償和轉移等多方面,加大我國現代農業保險要素市場的支持,提高可持續發展的傳承能力。當前,保監部門和銀監部門應溝通協調,探索生豬保險與農村小額信貸相結合的新模式,幫助養殖戶解決養豬貸款難問題。目前值得探討和嘗試的農業保險模式有:一是在經營農業保險基礎較好的地區,盡快組建不以營利為目標的專業性農業保險公司;二是在地方財力允許的情況下,嘗試設立由地方財政兜底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三是設立農業相互保險公司;四是與地方政府簽訂協議,由商業保險公司代辦農業險;五是繼續引進像法國安盟保險那樣經營農業險的外資或合資保險公司,等等。統籌發展城鄉商業養老保險和健康保險,支持相關保險機構投資醫療機構,探索保險機構參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管理的有效方式。
3.盡快建立支農貸款保險機制,開發農業貸款補償保險品種。針對農業生產的不穩定性、風險較大的特點,為解決農業貸款風險大的問題,應當盡快建立適當的農業信貸風險補償機制,組建農業保險和再保險機構,為銀行防范信貸風險設置一條保障線,增加銀行持續增加農業信貸投入的積極性。保險公司應創新險種,或由農戶、農村企業、金融機構、保險公司協商具體保險條款,在農民、農村企業向金融機構貸款的同時,向保險公司投保,解除金融機構貸款的后顧之憂,既拓寬了保險業務,又可滿足農民的資金需求,實現三方共贏。這亦可在某種程度上緩解我國金融結構最大的問題――期限不匹配問題,就是主要依靠銀行的短期資金來支持長期的投資。
4.發展農產品期貨。建議在規范發展原有農產品交易品種的基礎上,擴大農產品期貨品種,盡快取消部分行業資金的準入限制和投資者準入限制,引導相關企業利用期貨市場規避市場風險。同時,建議國家在農村經濟信息應用系統建設中,擴大期貨市場信息的傳播,積極引導農民獲取農產品現貨與期貨兩個市場的信息,形成現、期貨一體化的信息服務體系。
5.完善相應配套體系建設。如農村財產制度安排的相關法律保障問題,農村資金互助會管理與2007年7月1日起開始實施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接軌問題,人民銀行對新設立的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賬戶開戶、資金清算、發行庫存取款、信貸登記咨詢、征信管理等系統接入管理問題等。
(六)以需求為導向,重塑農村金融服務體系
當前,鼓勵農村金融機構適應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生活需要,進行交易工具和業務品種創新是逐步提升農村金融服務功能和金融機構自身效益的必要途徑。
1.擴大服務領域。要基于解決農村信貸融資需求的視角,把資本市場、農產品期貨市場、農業保險市場、農業信貸市場、農業資產評估市場、產權交易等相關市場有機地連接起來,發展農村的投資基金和信托業、金融租賃業等,使之成為一個完整的鏈條,有效解決政策性小額信貸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以及農村政策性小額信貸目標客戶達到率低的問題,切實改進服務手段,提高服務效率。
2.完善結算體系。要加快改進農村金融基礎設施,完善結算工具,為農村信用社加入人民銀行的大額支付系統、小額支付系統和支票影像交換系統積極創造條件, 推進資金清算系統建設,盡快解決農村信用社資金匯劃難、異地存取款難等問題。嘗試將農信社銀行卡功能升級,與農戶授信有機結合起來,逐步把借記卡升級為貸記卡,實現一次授信、分次使用、循環放貸。有關部門要對農民工特色銀行卡實施優惠政策,降低農民工銀行卡特色服務手續費標準,引導農民工多用卡。要積極探索發展符合農民使用特點和習慣的電子銀行業務,為“三農”發展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務。
3.健全農村多元化的農業投融資體系。我國的農業經濟要盡快擺脫傳統模式的束縛,朝著“高資金積累-高投入-高產出”的現代農業模式發展,如果僅僅依靠農戶和農村經濟組織的自身資金積累、國家財政支持及金融機構信貸投入的話,根本無法解決目前新農村建設對資金需求的多樣化與農村融資渠道單一的矛盾,必須建立一個以農民個人投資為主體,國家財政投資為引導,信貸資金為支持,外資和證券市場資金等各類資金為補充的多元化的農業融投資體制。加快培育和借助于農業資本市場,通過發行股票、債券以及創新多種金融衍生產品來籌集新農村建設資金,充分利用資本市場深化農業產業化經營。當前應制定一些傾斜性的優惠政策鼓勵企業進入證券市場,為企業債券、股票的發行和基金的運作創造良好的環境,充分發揮股票、債券等金融工具直接在證券市場為涉農公司融通資金的作用,為農業產業化的發展提供持久發展的動力。
(七)以誠信為導向,優化農村金融生態環境
1.完善相關立法制度。要通過立法,確立金融生態建設的法律地位和各級政府及相關部門的職責和義務,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地位,努力建設“誠信政府”。建議盡快出臺《征信法》、《強制執行法》、《中小金融機構破產法》等法律法規,抓緊修訂《破產法》、《刑法》、《民法》和《擔保法》等法律,切實貫徹落實《物權法》,改進上述法律關于破產清算、貸款欺詐和擔保抵押物等的規定,完善會計準則,建立企業財務預算硬約束,明確債權人和債務人的權利與義務,化解長期困擾中國銀行界的一個巨大風險――銀行能從那些向其舉債的經營不善企業收回貸款,為金融改革和維護金融債權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和法律支持。
2.加強農村信用體系建設。盡快建立包括覆蓋所有農戶和農村企業的征信體系和信貸登記系統,運用信息技術手段,準確記錄和保存各類客戶的經濟狀況、收入來源、違約責任、信貸記錄等重要數據,通過準確識別貸款人身份,改善農村信用缺失和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的狀況,幫助農村金融機構準確判斷信貸風險,提高信貸資金投放效率,為農村企業和農戶貸款業務提供信用支持,緩解農村企業和農戶貸款難問題。建立定性和定量指標的區域金融生態環境評價體系,進行實時監測、科學評價,金融業要配合社會相關部門加強農村地區誠信教育和金融知識、金融法律的宣傳、普及工作,以增強群眾的金融意識,大力宣講孟加拉尤努斯模式“窮人的信用”的經濟意義和社會價值,建立守信激勵機制和失信懲戒機制,開展“文明信用工程”建設,加大對金融生態環境好的地區和守信者的授權授信。
3.優化農村金融司法環境。司法部門要降低金融債權案件的訴訟費用,加強對金融案件的審判執行力度,提高金融糾紛案件的審結和執結率,保證金融債權得到公平清償,嚴厲打擊惡意拖欠和逃廢債行為??山M建獨立于地方的專業司法機構,專門負責勝訴貸款的執行難問題,排除有關方面不恰當的干預,有效維護金融債權,為改善區域金融生態營造良好的司法環境。
4.規范中介機構運作。要按市場原則建立健全中介服務準入和退出法規,實行嚴格的審批制度,使其與有關行政部門徹底脫鉤,防止因部門利益而產生中介壟斷。大力培育一批民間中介機構,通過相互競爭降低收費標準、提高服務水平。加快市場化運作的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評估機構等中介服務機構的發展,努力提升專業化服務水平和誠信水平,規范信息披露制度,增強金融部門信貸支農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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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發展;農村人口;流動
近年來我國流動人口規模不斷擴大已是不爭的事實。流動人口由改革開放之初的幾百萬,增加到2011年接近2.3億。而在中國總的人口流動數額中,由農村流入城市的人口數所占比重最大。在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值得我們探討。
一、農村流動人口對城市發展的不良影響
1.城市貧民數量增多。我國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和他們的家庭成員已超過1億人,其中大約有1/4即2500多萬人收入僅夠維持生活,如考慮其實際生活環境及抵御疾病和災害的需要,他們屬于城市貧困人口。今后我國有兩類人群容易陷入貧困,其中之一便是進城農民工,并且他們的貧困呈代際傳播態勢。隨著農村人口的大量進城,城市貧民的規模自然會隨之增長。
2.城市住房愈加短缺。一方面,大批農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發展為工業中心的大城市里來;另一方面這些舊城市的布局已經不適合新的大工業的條件和與此相應的交通;街道在加寬,新的街道在開辟,鐵路鋪到市里。正當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時候,工人住宅卻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現了工人以及以工人為主顧的小商人和小手工業者的住宅缺乏現象。農村人口進城大致通過兩種途徑解決住房問題:購買或者租賃。對第一類來說,農村人口在流入城市購買房產,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流入城市的房價,自身連同當地部分居民一起成了高房價的“受害者”;對第二類來說,由于城市住房較為緊張,不少流動人口所租賃的房屋要么是設施簡陋的閑置房或待拆遷房要么是違章建筑。
3.城市環境污染加重。人口的高度集中給城市環境帶來了不小的壓力,從而產生了一系列環境問題。改革開放30 多年來,深圳和整個珠三角以超常規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速度成長為世界級的制造業基地,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引擎之一。但在創造經濟奇跡的同時,也付出了較為沉重的資源環境代價。2007年,廣東的GDP占全國的10%以上,同期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也分別占全國的10%和5%,在全國省級行政區中名列前茅。國家環保部副部長潘岳在出席第十四屆綠色中國論壇時指出:“珠三角的大氣、水、土壤污染相當嚴重”,“珠三角環境問題到了一個極為關鍵的十字路口”,“如果繼續下去,就會嚴重制約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目前中國出現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污水的亂排、廢棄的亂放、廢渣的亂堆給當地的生態環境和人民健康帶來嚴重的危害, 成為迫待解決的問題。
4.對城市治安管理的挑戰。據報道,北京市70%的犯罪是外來人口,違法犯罪被侵害人中有70%是外地人口。上海有72%以上的犯罪為非本地戶籍人口所為,杭州已經突破了90%,而深圳近10年來抓獲的犯罪嫌疑人和被犯罪侵害的對象中,非深圳戶籍的分別占到98%、95%以上,作案人員和受害對象“兩頭在外”的特點非常突出。
5.加重了城市計劃生育管理的難度。農村流動人口對計劃生育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人口流動一方面有利于生育觀念的轉變,有益于計劃生育的實施,另一方面也加重了計劃生育管理難度。據統計,目前上海常住流動人口中已婚育齡婦女達82.37萬人,流動人口計劃外出生占全市計劃外出生數的88% 。農村人口流動的無序性加重了城市計劃生育管理的難度,其主要表現有:一是農村人口流動頻繁,經常變換工作地點和居住場所,客觀上給流出地和流入地計劃生育管理工作增大了難度;二是農村流動人口中育齡婦女規模大,有相當部分處于生育旺盛期,存在著巨大的生育潛力,明顯增加了計劃生育管理工作量;三是對逃避計劃生育管理而流動的人口常常是無能為力。對于流動到城市中躲生、超生、搶生的“超生游擊隊”,由于處于管理“真空”,計劃生育管理較為被動;四是農村流動人口中多孩生育、未婚非法同居、非法生育現象比較突出,勢必給城市居民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帶來負面影響。
6.對城市教育資源的沖擊。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6―14歲義務教育階段流動兒童占全部流動兒童的43.8%,15―18歲流動兒童占全部流動兒童的28.8%。農村流動人口增多,受教育的人口隨之增多,自然對城市原有教育資源產生一定的沖擊面對外來人口子女就讀問題,教育部門常常陷入兩難境地:一是不斷增多的外來人口適齡子女入學,對流入地公共教學資源釀就了緊缺狀態;一是怕估計過頭,盲目投入可能因未來生源不足而閑置造成浪費,而人口流動的規律性并非容易把握。
二、農村流動人口對城市發展的有利影響
1.給城市勞動力市場注入了充足的活力。城市建設和發展離不開大量勞動力,其中勞動密集型行業和生產第一線勞動力缺口最大。而農村流動人口恰好可以滿足其需求。為城市中勞動強度大、工作環境差、福利待遇低的部門提供大量勞動力資源,緩解了這些行業用工難的問題,促進了城市建設事業的發展。
2.為產業結構調整提供推動力。流動到城鎮中的農村人口至少有一半以上從事第二、三產業。使他們在由農村到城市的轉移過程中,實現了從第一產業進入第二、三產業的轉變。這在一定程度上縮減了第一產業人口比重,將產業結構重心調整到第二、三產業。同時,隨著我國農村剩余人口素質的提高,也側面推動了第二、三產業的發展。
3.擴大城市消費需求。轉移到城市的農村流動人口作為消費者,對促進城市商業、服務業、交通等行業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這個龐大的消費群體,勢必會刺激城市消費市場,有利于擴大內需、推動商品經濟的發展。
4.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改革開放以來,大量流入城市的農村剩余人口,成為城鄉經濟、文化、技術、信息交流的中介,有效地促進城鄉融合。城鄉之間人口的往復流動,促進了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的經濟技術交流,使城市的高新技術成果、先進管理方法和現代時尚逐步深入并影響農村地區,為農村城鎮化創造了條件。[2]
結 語
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是我國當代農村人口轉移的一個重大現象,這種現象對城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并且深刻地影響著當代中國的發展。加強對這一重大現象的研究,了解其積極影響和存在的問題,制定和完善相關措施促使其健康發展,將對于加強城鄉之間各方面交流,縮小城鎮之間的差異,促進我國城市化的發展有這重大的積極意義。
【參考文獻】
[1]歐陽椿陶.我國快速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村剩余人口轉移問題[J].特區經濟,2010(06).
[2]吳春娜.對農民工流動問題的思考[J].科技與經濟,20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