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22 15: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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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恩格斯將哲學基本問題確定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這一方面將物質與存在混為一談,同時沿著這一思路,無法確立完整的哲學體系。事實上,只有把客體與主體的關系問題確立為哲學基本問題,才能將整個哲學體系完整地建立起來。
我們的哲學教科書一直認為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這一觀點是由恩格斯提出的。恩格斯說:“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我認為,恩格斯在這里將物質與存在的概念混為一談了。這是因為:首先,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只能解決思維或意識是不是存在的問題,而不能解決物質與存在的關系問題。然而,哲學既要研究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也要研究物質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可見,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并不是哲學的基本問題。其次,哲學的基本問題也不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因為,哲學是唯物辯證法哲學。唯物論首先說的是物質與精神或思維的關系問題。所以說哲學的基本問題,也不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再次,恩格斯在哲學基本問題上發生錯誤的主要原因是將物質與存在混為一談。其實,物質與存在并不是同一概念,也沒有等同重合性。存在要比物質的概念寬泛的多,包括思維也是存在。物質是實存在,意識是虛存在。只有把意識和物質都看做是存在的,才能進一步研究它們之間的絕對相對問題和決定性作用與被決定性作用的關系問題。如果根本就不承認思維或意識的存在性,那就既不會存在絕對相對問題,也不會存在決定性作用與被決定性作用的關系問題。所以說,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并不是哲學的基本問題。即使是我們“修正”一下,將存在換為物質,那么,意識和物質的關系問題是不是哲學的基本問題呢?我看也有問題。因為,從宇宙自然的角度來看,質量和能量、空間和時間以及靜止和運動,這些范疇還既不涉及意識,也不涉及和意識相對應的“物質”概念,完全是從宇宙自然本身的角度來考察的。如果在考察宇宙自然時就以人劃線,以人定位,勢必陷入“唯我論”、“唯心論”的泥潭。再從辯證法的角度來看,對立統一律、否定肯定律以及量變質變律,這些規律之中對立統一律是基礎、前提、核心,說明對立與統一是辯證法哲學的基本問題。
因為,對立與統一規定著否定與肯定及量變與質變,由此,也說明了意識和物質的關系并不是辯證法哲學的基本問題。再從主體的角度來看,經濟主體的基本問題是勞資關系問題,政治主體的基本問題是公民和國家的關系問題,或曰官民關系問題。再從歷史主體的角度來看,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是歷史主體的基本問題。很長時間以來,甚至直到現在,我們的哲學教科書仍將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看作是一對矛盾統一體,這是發生混亂最根本的原因。社會存在是與自然存在相對而言的,自然存在反映的是自然客體,而社會存在反映的則是社會主體。然而,社會意識則一方面是與自然意識相對而言的,另一方面又是與社會物質相對而言的。因為,社會意識包括經濟意識和政治意識,而社會物質包括經濟物質和政治物質。這樣,我們就可以發現,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并不是對應概念。二者只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以及被包含與包含的關系。把握這一點,是認識社會意識能動性的關鍵。因為,如果否認社會意識的存在性,否認社會意識屬于社會存在的范疇,就等于說意識是不存在的,那么,不存在的東西又哪里能有能動性呢?有人對與社會意識相對應的社會物質的概念提出質疑。其實,社會物質包括經濟物質和政治物質。經濟物質是容易理解的,一切資本,如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及其產品都是經濟物質。而政治物質則是指國家機關、軍事力量、法庭、監獄等等,這些難道不是政治物質嗎?
雖然在社會存在中也包括社會意識與社會物質的關系問題,甚至在社會經濟中,包括經濟意識和經濟物質的關系問題,而在社會政治中包括政治意識和政治物質的關系問題,但都不是基本問題。經濟意識和經濟物質的關系問題,不是社會經濟的基本問題,政治意識和政治物質的關系,不是社會政治的基本問題,同樣,社會意識和社會物質的關系問題,也不是社會歷史的基本問題。況且,將意識和物質的關系問題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也無法說明哲學體系的科學性。哲學是自然觀和歷史觀的互補。自然觀反映的是客體存在,歷史觀反映的是主體存在。客體并不等于物質,因為,自然人意義上的意識,也是客體。同樣,主體,亦即社會也不等同于意識。社會物質,包括經濟物質如資本和政治物質,如監獄、法庭、軍隊等,也屬于主體范疇、社會范疇。由此,也說明了意識和物質的關系問題,并不是哲學的基本問題。[意識與物質的關系不是哲學的基本問題,那么,它在哲學中處于一種什么樣的地位呢?我認為,意識與物質的關系是哲學本體論的基本問題。哲學與本體論并不存在等同重合的關系,二者也不是同一概念。哲學與本體論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本體論當然是哲學,然而即不能反過來說哲學就是本體論。哲學包含本體論,本體論只是哲學的一部分內容。哲學不僅包括本體論,而且包括自然觀、辯證法、以及經濟觀、政治觀、歷史觀等內容。其中,自然觀是本體論的前提,它們與辯證法共同組成哲學客體的范疇。自然觀的基本問題是質量和能量的關系問題,這一點是由愛因斯坦的質能關系原理確立起來的。因為,空間和時間以及靜止和運動的關系,都是建立在質能關系的基礎上。這無論是在哲學上,還是在物理學上都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情。從哲學的角度來看,主要是解決了自然辯證法的基本問題,人們可以由質量和能量的關系入手,進一步認識空間和時間的關系以及靜止和運動的關系。遺憾的是,我們的哲學教科書還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原因在于馬克思在前,愛因斯坦在后,抱著“凡是論”態度的哲學家們,并未能將愛因斯坦的這一哲學與自然科學上的突破性發展成果接納入哲學的體系,還在一百多年前的哲學水平上徘徊和原地踏步,更談不上對愛因斯坦相對論思想的批判性發展。
建立在自然辯證法基礎上的是本體辯證法。本體論的基本問題是物質和意識的關系問題。因為,物質和意識的關系問題,直接制約著實踐和認識的關系問題。實踐是物質的,認識是意識的,客觀是物質的,主觀是意識的等等。
建立在自然辯證法和本體辯證法基礎上的是客體辯證法。辯證法的基本問題是對立和統一的關系問題,這一點理論界是明確的。現在需要進一步研究的是對立和統一的關系、否定和肯定的關系以及量變和質變的關系。自然辯證法和本體辯證法以及以它們為前提的客體辯證法,共同構成哲學的客體,而和客體相對應的是主體。主體包括經濟主體、政治主體以及以它們為前提的歷史主體。主體經濟的基本問題是資本和勞動的關系問題,即勞資關系問題;而主體政治的基本問題是公民和國家的關系問題,即民主和法治的關系問題。建立在經濟主體和政治主體基礎上的歷史主體的基本問題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問題,由此,我們可以發現整個哲學實際上是如下一個體系:通過上述哲學體系圖,我們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哲學與本體論既不是等同重合關系,也不是同一概念。
二者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本體論只是哲學的一部分。既然如此,本體論的基本問題與哲學的基本問題,就不是一回事。本體論的基本問題是意識和物質的關系問題,而哲學的基本問題則是客體和主體的關系問題。當然,哲學是一個多層次體系,然而每一個層次和每一對范疇的基本問題都必然反映客體和主體的關系問題。如自然辯證法的基本問題是質能關系問題,而在質能關系中,質量是客體,能量是主體。因為,質量具有可動性,而能量具有能動性。由此決定了空間具有客體性,時間具有主體性;靜止具有客體性,運動具有主體性。因為,空間是質量的存在形式,而時間是能量的存在形式;靜止是質量的本質特征,而運動是能量的本質特征。再從本體論來看,它的基本問題是物質和精神的關系問題,而物質具有客體性,精神具有主體性。由此決定了實踐具有客體性,認識具有主體性;客觀具有客體性而主觀具有主體性。因為實踐是物質的,而認識是精神的;客觀是物質的,主觀是精神的。再從辯證法來看,它的基本問題是對立和統一的關系問題,對立性是反映客體與客體的對立性以及主體與主體的對立性,而統一性則是反映客體和主體的統一性。由此說明了否定性反映的是客體與客體的否定性以及主體與主體的否定性,而肯定性則是反映客體和主體的肯定性。同樣,量變反映的是客體與客體的量變以及主體與主體的量變,而質變則是反映客體和主體的質變性。因為,否定和量變都是反映事物的對立性特征,而肯定與質變都是反映事物的統一性特征。再從社會經濟主體來看,它的基本問題是資本和勞動的關系問題,資本是客體,勞動是主體,因為資本具有可動性,而勞動具有能動性。由此決定了剩余資本具有客體性,而剩余勞動具有主體性;資本股份具有客體性,而勞動股份具有主體性。因為,剩余資本與資本股份都是資本的特征,而剩余勞動與勞動股份都通過上面的分析,就可以十分清楚地說明:其一,無論哲學有多少層次,每一個層次中的基本問題都是反映客體和主體的關系問題。其二,只有客體和主體的關系問題,才能將哲學的所有范疇從始至終貫徹到底。其三,這就更清楚地說明,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并不是哲學基本問題。一方面是由于存在既包括意識存在,也包括物質存在。思維與存在是直接同一的,二者既不存在對立關系,也不存在統一關系。再從物質和意識的關系來看,雖然物質是客體,意識是主體,但客體并不等同于物質,主體也不等同于意識。客體和主體的關系,要比物質和意識的關系寬泛的多,深刻的多。只有客體和主體的關系問題,才能將哲學各個層次的所有范疇從始至終作為主線貫穿到底,而物質和意識的關系問題,則只能說明本體論的基本問題。超出本體論的范疇,如自然哲學、辯證法哲學和經濟哲學、政治哲學以及歷史哲學的基本問題,就都不是由物質和意識的關系問題所能說明得了的。過去,正是由于哲學教科書沒有認識到哲學是客體哲學和主體哲學的互補。所以,一些哲學家便一再否定歷史觀的哲學屬性。其錯誤在于:首先,哲學既包括對認識對象,即自然的認識,也包括對認識者,即社會人自身的認識。如果只完成對宇宙自然的認識,而不完成對社會人自身的認識,就不是完整的哲學。其次,人類認識世界的目的在于為人類自身的存在而服務。如果連人類自身是怎樣存在的都弄不清楚,那么,對自然的認識就毫無意義,從而也就否定了哲學的價值。最后,從哲學本身來看,歷史觀正是哲學區別于一切西方舊哲學的具有決定意義的一部分,歷史觀的創立是整個哲學實現變革的樞紐和焦點。馬克思如果不創立社會歷史觀,就不可能完成哲學上的根本變革。
由上可見,無論從哪方面看,都說明歷史觀不可能不屬于哲學的范疇。還有一種觀點,雖然承認歷史觀屬于哲學的范疇,但認為只有客體哲學是哲學的基本內容,而歷史觀則屬于哲學在社會科學中的“推廣和應用”。這是斯大林的觀點。他說:“歷史唯物主義就是把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把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應用于社會生活現象,應用于研究社會,應用于研究社會歷史。”這種觀點的要害在于把客體哲學和主體哲學看做是兩門學科,而不是看作哲學的不同組成部分,這就割裂了哲學本身的完整性。其實,列寧關于客體哲學和主體哲學是一塊整鋼的思想才是正確的。列寧說:“在這個由一整塊鋼鐵鑄成的哲學中,決不可去掉任何一個基本前提任何一個組成部分。”我們常說既要堅持,又要發展。在哲學基本問題上,我們所要堅持的,正是由哲學為我們開辟出來的客體和主體相互補的這種完整領域。在這個問題上的任何倒退,都只能導致哲學本身的倒退。
在客體和主體的關系中,二者都是非決定性的。從主體的非決定性來看:首先,自然可以決定社會的存在。當自然還沒有進化到人類的時候,社會就是不存在的。同時,如果自然發生大的災變時,就有可能將人類大部或全部毀滅,瑪雅文化、希臘文化等的突然性毀滅,就很有可能是大自然的災變造成的。其次,自然可以決定社會的富裕程度。一切自然資源,都是大自然本身的分布所形成的,礦藏、物產、地勢等都可以造福一方,這都不是人的力量所能達到的。
關于主體的非決定性,是的基本原理。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所創造。”馬克思的論述,很明顯地說明了主體具有非決定性。這是因為大自然本身具有規律性,人類的社會活動如果不符合客觀規律,其目的就不能實現,甚至反過來對人類違反客觀規律的錯誤行為實施懲罰性報復。
當然,主體具有非決定性,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從問題的另一方面來看,客體也具有非決定性。馬克思就曾高度贊揚了作為社會存在的人在改造自然過程中的能動性作用。他說:“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是社會化了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進行這種物質變換。”所以說主體對于自然存在,也具有能動性作用。這是因為:
關鍵詞: 哲學基本問題 哲學史 主客體關系
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認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既是“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又是“全部哲學的最高問題”。[1]但張樹斌在《客體與主體的關系問題才是哲學的基本問題》中認為,恩格斯“將物質與存在混為一談”,因而“無法確立起完整的哲學體系”。他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回答了這個問題并建構了一套“完整的哲學體系”。筆者認為,張文有很多值得商榷之處。
一、事實與應該
哲學的基本問題是什么?這首先是一個事實問題。因此必須以哲學實際研究的問題為依據,需要對哲學史作一番簡要的回顧。
在古希臘哲學中,本體論的研究主要是探究世界的本原或基質。各派哲學家都力圖把世界的存在歸結為某種物質的、精神的實體或某個抽象原則。有人將世界歸結為具體的“元素”,如水(泰勒斯)、火(赫拉克利特)、原子(德漠克利特)等;有人將世界歸結為“數”(畢達哥拉斯)、“理念”(柏拉圖)等。這種對世界本原的探究,從亞里士多德開始,逐漸深化為對本質與現象、共相與殊相、一般與個別等的關系的研究。而在中世紀,本體論的研究是隸屬于神學研究的,思維與存在是“神”的下位概念。本體論哲學,以對“本體”的承認為前提,認為“本體”是確實存在的。但是笛卡爾對此提出了異議。他認為,我們所能真正確證的只能是“我思”,其他一切都是建立在“我思”的基礎之上的,從而對“我思”之外的其他一切都表示懷疑,要對其進行“我思”的“審判”以確立其合理性。這就是西方哲學史上所謂的“認識論轉向”。巴克萊認為“存在就是被感知”,從而否定了物質世界的獨立存在;康德雖然承認“物自體”的存在,但又認為其是不可知的,從而將其無限期地“懸置”起來。黑格爾認為世界不過是“絕對精神”的外化和自我認識過程。舊唯物主義者們則認為世界和人都是自然的、物質的,精神只是人的屬性之一。如果說,近代以前,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還沒有被明確提出來,那么,笛卡爾之后,這個問題則成為哲學必須面對的一個核心問題。縱觀西方哲學史的發展過程,可以說恩格斯的概括是非常準確的。至于這是否是一切哲學(曾經的、現在的、將來的)的基本問題,后文另有論述。
張文對西方哲學、西方近代哲學的歷史只字未提,就斷定恩格斯和“我們的哲學教科書”在哲學基本問題上的結論是錯誤的,這顯然十分不妥。
二、概念與詞
語言學強調“概念”與“詞”的區別。概念是有著嚴格的規定性的,而詞的意義卻很不確定。不能將哲學概念與日常詞語混為一談。思維、存在、物質、精神等,作為的哲學概念,是不同于日常語言中“同樣的”這些詞的。張文卻混淆了兩者之間的區別,以日常語言式的,或者說他自己的理解方式來解釋這些具有特定意義的概念,結果使自己陷入概念混亂的泥沼。
日常語言中,“存在”確實可能既指“物質存在”,又指“精神存在”。張文首先就強調了這一點,說存在既包括物質存在,又包括精神存在。因此,我們要研究的是這三者之間的兩兩關系,而不僅僅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可見,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并不是哲學的基本問題”。實際上,恩格斯所說的“思維與存在”,即是張文所說的“精神存在”與“物質存在”。顯然,這首先是以“精神存在”與“物質存在”的“存在”為前提的。雖然人人都知道這一點,但是張文認為,我們最好還是明確地把這個前提擺出來,因為有些人也許會產生誤解。
其次,張文認為“唯物論首先說的是物質與精神或思維的關系問題”,而不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這顯然是一種無聊的文字游戲。因為他所說的“物質與精神”的關系問題,與恩格斯所說的“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是同一個問題。
最后,我們有了一個新發現,那就是“在社會存在中也包括社會意識”。顯然,這里的“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已經不再是哲學中嚴謹的概念,而是“非哲學思維的”望文生義的理解。這是張文“存在包括物質存在和精神存在”的合理推廣。
可見,張文在對哲學基本概念理解上的偏差是令人吃驚的。如果不受概念的約束,我們就可以任意地反駁任何人的任何觀點。這顯然不是學術論戰應該采取的方式。與其說張文是在與恩格斯商榷,不如說是在跟自己的概念混亂作戰。
三、哲學與科學
張文認為,哲學的基本問題不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而是“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問題”,并列舉了很多“客體問題”和“主體問題”。主體和客體作為概念,至少有兩種主要的用法。一種是認識論意義上的,主體指的是思維著的人或人的思維。認識論意義上的主客體關系實質上是主觀與客觀的關系,也即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一種是實踐論意義上的,主體指的是從事現實活動的人。實踐論意義上的主客體是客觀的,它們共同構成認識或思維的對象。張文的主客體概念肯定既不是認識論意義上的主客體概念,因為如果這樣,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就與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一致了,又與實踐論意義上的主客體概念有很大不同,是實踐論意義上的主客體概念的“泛化”。他所指的主體實際上是“主動者”,是活動的發起者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用自然科學的術語講,主體即是“自變量”,客體即是“因變量”;用張文的“辯證法”術語講,主體是“對立的方面”,客體是“統一的方面”。因此,哲學的基本問題,就是主體與客體的對立統一問題。
對立統一規律,是對世界的最抽象概括。就此而言,說哲學的基本問題是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問題,似乎并無不可。但這樣也就抹殺了哲學與非哲學間的界線。于是,研究經濟活動、政治活動、社會歷史活動甚至對物理、化學現象的研究都可以稱其為哲學。實際上,張文所列舉的大多數問題,都不是哲學問題,而是科學問題,只不過被冠以“XX哲學”之名而已。這是歷史上哲學是“科學的科學”的翻版,無論對于科學還是哲學,都是一種倒退。若如此,則第一個揭示出氫元素與氧元素之間“主客體關系”的,便是偉大的哲學家了。
其次,張文對“客體”概念的理解也是有問題的。他認為,認識的對象可以“既不涉及意識,也不涉及和意識相對應的‘物質’概念,完全是從宇宙自然本身的角度來考察的”。意識作為自然發展的最高產物,確實不是從來就有的,我們的認識應該盡量客觀而不要受主觀因素的消極影響。但是,認識又確實具有“唯我論”的特征:認識總是一定主體的認識,不可能完全脫離主體;客體也只有作為主體的活動對象時才能夠被認識。將認識的對象看作是獨立于人的活動之外的“自在的”存在,這正是馬克思在《提綱》中所批評的直觀唯物主義的思維方式。當然,這種“客體觀”也可能走向另一個極端,即“完全是從宇宙自然本身的角度來考察”。這顯然是只有“全知全能的神”才能做得到的“客觀性”,是“黑格爾們”的立場。無論哪一種,都不是。
四、哲學的基本問題應該是什么
如果說張文在批評恩格斯時,混淆了“哲學基本問題是什么”和“哲學基本問題應該是什么”這兩個問題,自由發揮了在恩格斯那里具有嚴格規定性的各個概念等,還不是問題的實質,那么,“哲學的基本問題應該是什么”卻是具有決定性的。按照張文的說法,哲學的基本問題應該是“客體與主體的關系問題”。
首先,張文對的許多核心概念重新界定,將整個哲學體系劃分為:①自然觀,其認為“基本問題是質量和能量的關系問題,這一點是由愛因斯坦的質能關系原理確立起來的。”愛因斯坦成為自然觀上最偉大的哲學家了。②建立在自然辯證法基礎上的本體辯證法或本體論認為“基本問題是物質和意識的關系問題”。③建立在自然辯證法和本體辯證法基礎上的客體辯證法認為“基本問題是對立和統一的關系問題”。以上這些是“共同構成哲學的客體”。然后是哲學的主體,包括:①“主體經濟”,認為“基本問題是資本和勞動的關系問題”;②“主體政治”,認為“基本問題是公民和國家的關系問題”;③“歷史主體”,認為“基本問題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問題”。而貫穿于所有這些領域的基本問題就是“客體與主體的關系問題”。因為只有這個問題,“才能將哲學的所有范疇從始至終貫徹到底”。
這就是“完整的哲學體系”。哲學又一次回歸到“知識百科全書”的崇高地位。但是同時,作為一門獨立學問的哲學也消失了,哲學成了一切科學、認識的同義語。
張文認為,“客體與主體的關系問題”貫穿于哲學的所有范疇,其實不過是說對立統一貫穿于哲學的所有范疇。這是一個事實,又是一種認識。張文堅定地認為(雖然他自己沒有意識到)這樣的認識是對的。而恰恰在這里,認識需要對自己的真理性進行辯護。認識與認識的對象是一致的嗎?是認識必須符合對象還是相反?張文顯然是持“可知論”和“唯物論”立場的,這是他的“哲學體系”的理論前提。這個理論前提,也就是恩格斯所說的哲學基本問題。如果前提不成立,結論當然就非常可疑。常識,包括科學都以此為不言自明的前提。但這卻是哲學首先要“窮根究底”的。如果認識與認識的對象根本就沒有一致性可言,我們說認識了某個事物,豈不是十分可笑?如果是意識決定物質而不是相反,那么我們說某人的認識出現了偏差或錯誤,豈非毫無道理?
唯物論和可知論,是兩千多年來哲學研究(當然也離不開人類實踐的發展和科學的進步)的成果。即使當下,經歷了“語言學轉向”和“實踐哲學轉向”的現代西方哲學,依然必須首先面對“思維與存在的關系”這個哲學基本問題:解釋學、語言哲學的基本問題是理解的客觀性問題;實踐哲學也必須首先回答實踐的性質。哲學的發展不是否定了這個哲學基本問題,而是不斷地以新的形式、在更深的層次上重新回到這個問題上。
《資本論》與哲學
體驗之思與哲學的思想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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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批判與資本現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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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自我革新的探路人——紀念高清海先生逝世十周年
從“各美其美”到“美美與共”——對少數民族文化傳承的概念反思
【關鍵詞】哲學；基本問題；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是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人類社會的種種現象的各學科總體或其中任一學科，包括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社會科學的研究，與哲學有著生死相隨的緊密聯系。哲學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提供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確立了一般性原則。哲學，作為徹底的、實踐的、科學的唯物主義哲學，為社會科學研究確立了科學的一般性原則。
一、社會科學研究一般性原則的理論基礎――哲學基本問題
哲學認為，勞動實踐是人的本質屬性，也是社會的本質屬性。人在勞動實踐中與自然界和其他人發生相互聯系，形成社會關系，構成了人類社會存在的必要因素。社會科學把人類社會作為研究對象，實際上是研究人在勞動實踐中的各種現象和問題。可見，哲學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哲學的視野中，人的勞動實踐，即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是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則和規律的，因而社會科學也存在一般性原則，并且與哲學基本問題的原則一脈相承，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的一般性原則體現在哲學在哲學基本問題上科學立場。恩格斯明確指出：“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1]因而，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所包含的內容就是社會科學一般性原則的基本內容。
1.社會科學研究的唯物主義原則。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一個方面是精神與物質的本源問題。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分水嶺。唯物主義哲學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世界的本源是物質，精神是由物質所派生的。在現實社會中，人是以勞動實踐區別于動物而顯示其社會存在的，人類社會存在的各種現象，從根本上說，都是人的勞動實踐產生的。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理解這一觀點：第一，生產力水平從根本上決定著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各個領域的基本狀態；第二，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著上層建筑；第三，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的主體。哲學的基本立場為社會科學樹立了第一個科學的一般性原則，即唯物主義原則。
2.社會科學研究的辯證性原則。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二個方面，是如何理解世界的存在狀態以及用什么樣的思維方法來把握世界。辯證法認為，世界是普遍聯系和發展的，世界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可能是靜止的，而是與其他事物相互聯系的，并且不斷運動變化的。在哲學中，辯證法與唯物主義是統一的。雖然物質是世界的本源，精神由物質派生，但是精神反過來也會影響物質，人們的社會意識也會對社會存在起著巨大的反作用。這一基本問題反映在在社會歷史中就具體體現在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上。當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時，就會對生產力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反之，當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時，就會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二個方面為社會科學研究樹立了第二條基本原則，即辯證性原則。
3.社會科學研究的實踐性原則。實踐是哲學的基礎。馬克思在批判費爾巴哈舊唯物主義時指出：“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2]哲學發現，物質生產活動是人類的第一個歷史活動，生產實踐既是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過程，又是人與人之間互換活動的過程，同時還是人與自然之間物質和觀念的變換過程。[3]哲學基本問題，即思維與存在關系問題，實際上是建立在實踐的基礎之上的，可以說哲學的最大特點就是其實踐性。運用哲學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要訣就是必須從人的實踐活動出發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哲學的實踐特性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第三條一般性原則，即實踐性原則。社會科學研究的實踐性原則是唯物主義原則與辯證性原則統一的基礎。社會科學研究的唯物主義原則強調物質對于人的意識的決定性作用、經濟基礎對于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中的主體地位，辯證性原則強調社會各個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而實踐性原則貫穿于前兩種原則之中，成為這兩種原則融合統一的基礎。物質與意識、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人民群眾與社會歷史，都是因為人的勞動實踐而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因為人的社會存在方式就是勞動實踐，沒有人的社會存在就沒有社會的存在，也就沒有社會科學這個概念。因此，離開了勞動實踐，唯物主義原則和辯證性原則就都將不存在；有了勞動實踐，唯物主義原則和辯證性原則就具有統一性，統一于人的勞動實踐。
二、社會科學研究一般性原則的方法論基礎――世界觀、歷史觀、整體觀、發展觀
社會科學研究一般性原則是哲學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指導。具體說來，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主要受到的世界觀、整體觀、歷史觀和發展觀的指導。世界觀是人們對整個世界即對自然、社會和思維的根本看法，歷史觀是世界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世界觀不僅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導思想，同時也是社會科學進行研究的科學方法，而社會歷史觀則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礎。社會科學的研究只有以正確的世界觀作為選擇方法的指導思想，才能堅持唯物論、排除主觀先驗論；才能從特殊中把握普遍性、從復雜現象中把握本質規律；才能堅持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的辯證統一。整體觀是指從全局考慮問題的觀念。作為整體的客觀事物是一個有機的系統的結構體系，包含著物質多樣性、豐富性。因此，作為反映這一整體性的人的觀念有整體與局部、整體與層次、整體與系統、整體與個別、全面與片面等哲學范疇。社會科學的研究只能以整體之中的某一局部、某個層次或系統中的某個方面作為研究對象，但社會科學研究同時遵循著整體性原則。發展觀是指物質世界的一切事物、現象及其在思維中的反映，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由舊質到新質的有規律的運動和變化過程。發展觀是科學辯證法的基本觀點，它是世界觀理論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
哲學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統一。的世界觀，包括歷史觀、整體觀和發展觀，為我們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遵循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實踐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提供了具體的方法論指導和運用這些原理時的基本規范，實際上就從方法論上為社會科學研究確立了一般性原則。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堅持的世界觀、歷史觀、整體觀和發展觀，是堅持社會科學研究一般性原則的基本前提和方法論基礎。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223.
哲學學科的研究領域較為廣泛，有哲學、中國哲學、西方哲學以及科學技術哲學、道德哲學等具體門類和分支；哲學學科所研究的問題也較為復雜，有的是一般的哲學問題，有的是各哲學門類或分支的特有問題，還有的是哲學不同分支之間以及哲學與其他學科門類因交叉而出現的問題。因此，通過cssci收錄論文所標引的關鍵詞，通過分類處理、具體分析來考察學科研究的熱點，是一個較為客觀的方法。本文通過分析2005－2006年度cssci哲學論文關鍵詞標引數據，對2005－2006年的哲學熱點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分析：哲學門類；哲學基本問題；哲學；中國哲學；西方哲學；科學技術哲學；道德哲學。希望通過這樣的分類處理，既把握哲學學科的基本熱點和研究趨勢，也能夠說明各哲學門類和分支的具體熱點與趨勢。
2005－2006年cssci共收錄哲學論文8278篇，這些論文所標引的關鍵詞有16000多個，其中被標引15次以上的有160個左右。下面分類對這些標引頻次較高的關鍵詞加以分析，了解2005－2006年哲學研究的熱點和趨勢。
一、哲學門類關鍵詞分析
根據我們對哲學研究成果的觀察和了解，哲學論文中如果直接標引哲學或哲學各門類的名稱為關鍵詞，則所研究和分析的內容大多與學科或各門類的自我描述、反思或建設有關，即便是具體人物、流派或問題的研究，也與上述內容有密切的聯系。如表1中被標引的哲學(60次)、哲學研究(22次)、哲學觀(18次)，顯然都是學科相關問題的標示。
分析表1中的關鍵詞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間的哲學研究中。哲學、中國哲學、科學技術哲學和西方哲學是哲學研究的重心。
如果合并哲學(324次)、(133次)、馬克思(132次)、馬克思哲學(87次)、西方(33次)等高度相關的關鍵詞的標引數量，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間哲學研究中，與哲學有關的關鍵詞標引數達到577次。因此，哲學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設是哲學研究領域的一個熱點。
如果合并中國哲學(112次)、中國哲學史(33次)和中國古代哲學(15次)，與中國哲學相關的關鍵詞的標引數達到了160次，排名第二，但與哲學有較大差距，這種差距主要是由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的規模決定的。但就中國哲學自身來說，學科的自我反思和建設顯然也有較高的熱度。如果將科學哲學(83次)、技術哲學(54次)和工程哲學(20)這些通常視為科學技術哲學的關鍵詞相加，其標引數為157次。與西方哲學相關的關鍵詞標引數，如西方哲學(61次)和西方哲學史(15次)，共76次。這表明科學技術哲學和西方哲學的學科反思和建設也有一定的熱度。
分析表1還可以看到，一些具體分支和方向是2005-2006年的研究熱點，如政治哲學、實踐哲學、道德哲學、語言哲學、分析哲學等。特別是政治哲學、語言哲學和分析哲學，通過關鍵詞的標引數來看，2006年比2005年有大幅度提升，增熱趨勢明顯。
二、哲學基本問題關鍵詞分析
哲學作為一個形態較為成熟的人文學科，學科研究所圍繞的核心問題通常包括一些歷久彌新的“老問題”。同時，哲學在發展過程中，也會不斷致思于一些“新問題”，這些“新問題”往往是在新的理論和實踐境遇中出現的，需要展開新的探索。
表2給出了2005－2006年哲學論文中有關“哲學基本問題”的標引關鍵詞。
通過分析表2可以看到。一些哲學學科中的基本問題，如形而上學、本體論、認識論、實踐、辯證法、方法論、自由、存在論等，仍是哲學研究所關注的熱點問題，雖然這些問題的探討不一定是專門進行的，往往更多地是在具體研究中加以涉及。另外一方面，一些現當代哲學研究中所凸現的“新問題”也受到廣泛關注，如現代性、后現代主義、生活世界、人類中心主義、真理、主體間性等，作為關鍵詞的標引數排列較前，且基本上呈上升趨勢，成為哲學研究所關注的對象。特別是現代性、后現代問題的討論，顯然成為熱點。
三、哲學關鍵詞分析
表3給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學論文所標引的哲學關鍵詞的統計情況。
根據表3，有關哲學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設是該領域研究的一個重要話題。我們注意到，一些關于科學社會主義實踐的具體理論問題也成為研究的熱點，如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榮辱觀也成為重點的關鍵詞或標引數上升幅度較快的關鍵詞。在經典作家的研究中，除馬克思之外，關于恩格斯的研究也有增強。在哲學問題的研究中，唯物史觀、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也是重點。此外，西方、后也獲得了持續關注。
四、中國哲學關鍵詞分析
表4給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學論文所標引的中國哲學關鍵詞的統計情況。
根據表4，有關中國哲學學科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設是該領域研究的一個重要話題。從哲學學派的研究看，先秦儒道哲學、周易哲學、宋明理學、現代新儒學等仍是研究的重點。從研究的重點人物看。先秦的孔子、老子、孟子、荀子，漢代的董仲舒，宋明理學家中的朱熹，明清之際的黃宗羲，以及現代新儒家中的馮友蘭、牟宗三等，是研究所關注的對象。就哲學問題而言，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生境界等中國哲學所蘊含的獨特問題，仍有廣泛的理論效應。此外，關于中國文化、民族精神的思考，也成為中國哲學研究者所關注的重要內容。
五、西方哲學關鍵詞分析
表5給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學論文所標引的西方哲學關鍵詞的統計情況。
根據表5，在西方哲學的研究中，古希臘哲學、德國古典哲學、現象學是研究的重點。此外，西方哲學中的語言哲學、分析哲學等研究熱度有較大上升。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德國古典哲學中的康德、黑格爾，現代哲學家海德格爾、哈貝馬斯、胡塞爾、德里達等是研究的重要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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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學技術哲學關鍵詞分析
表6給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學論文所標引的科學技術哲學關鍵詞的統計情況。
根據表6，有關科學哲學和技術哲學的描述與思考，是科學技術哲學研究領域的重點，雖然相關描述
與思考更多地通過具體問題的研究而展開。就問題而言，對科學的反思以及技術哲學領域中的技術創新、技術理性等，是研究領域所關注的重要對象，與這些問題相關的關鍵詞的標引數也呈現出較大幅度的上升。
七、道德哲學關鍵詞分析
cssci在哲學特別是道德哲學的考察中，將倫理學的內容也納入其中，因此設計了表7，對2005－2006年哲學論文中道德哲學方向(包括倫理學)標引關鍵詞加以統計并作分析。
根據表7可以看到，與道德哲學自我描述相關的關鍵詞道德(60次)、道德哲學(38次)有較高的標引頻次，說明相關問題是討論的熱點。在道德哲學的理論方面，如價值觀、道德規范、道德價值、人性、人性論、德性等，這些問題是道德哲學研究所關注的基本問題。此外，在有關道德的具體實踐領域，也有相應的理論思考，如道德建設、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社會主義榮辱觀等，成為研究的熱點。值得注意的是，社會主義榮辱觀作為關鍵詞標引出現于2006年，并達到27次。顯然這與由國家所主導的道德建設活動密切相關。
根據表7，“倫理學”作為關鍵詞標引頻次達到71次，說明倫理學領域的自我描述是一個重點。倫理學領域的熱點還體現在具體的倫理學方向和分支的研究。在中國學者這里，除了傳統的儒家倫理受到重視之外，當代的生態倫理、環境倫理、經濟倫理、政治倫理等，獲得了廣泛的關注，應用倫理學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也受到重視并成為熱點。
八、結語
本文就哲學研究的自我描述、哲學基本問題和哲學各分支學科研究熱點進行了分析。通過分析對哲學研究的熱點和趨勢有了客觀的了解和把握。下面通過關鍵詞標引頻次的升降趨勢對相關問題加以總結和說明。
筆者注意到，有些關鍵詞的標引頻次有顯著增長，說明相關的研究處于上升態勢，學者較為關注，研究正在加強。如哲學的自我反思和描述。是目前哲學研究領域中的一個重要問題，這可以從哲學的標引頻次的顯著上升得到印證。語言哲學和分析哲學作為關鍵詞的標引頻次也有迅速上升。語言哲學在2005年被標引8次，2006年則被標引30次；分析哲學在2005年被標引5次，2006年則被標引21次。這說明。在2005－2006年間，以分析哲學和語言哲學為中心的研究顯著增強。
在哲學問題的研究領域中，除了形而上學、本體論、認識論、實踐等傳統問題受到關注外，一些與當論發展和社會實踐密切相關的新問題也成為研究的重點對象，其增長的趨勢明顯。如現代性與后現代問題，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以及社會主義榮辱觀等問題。
就哲學各學科門類自身來看，哲學領域中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西方研究，中國哲學領域中的天人關系研究以及孟子研究，西方哲學中與語言哲學和分析哲學相關的學派和問題研究，科學技術哲學領域中的技術哲學(如技術創新和技術理性)研究，道德哲學領域中的生態倫理和經濟倫理研究等，增長趨勢明顯。
關鍵詞:恩格斯;古典哲學;辯證法:唯物主義思想中圖分類號:BO-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8631(2010)01-0002-02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以下簡稱《終結》)是最能體現恩格斯的哲學觀點的著作之～,書中恩格斯理清了與德國古典哲學大師黑格爾、費爾巴哈之間的思想關聯,使我們深刻地理解了的理論體系是建立在這些先驅者的理論基石之上的,有著十分深厚的學理根基。反之,也使得我們從中更加理解是如何通過對他們的思想成果的進行揚棄和發展后而深刻地解答了自己時代的重要哲學課題,成為人類思想史上又一筆寶貴的理論資源。
一、恩格斯對黑格爾哲學中辯證法思想的批判
在《終結)一書中,恩格斯對辯證法思想的討論是從回顧德國1848年的革命開始的。他指出這場政治革命的前奏是德國的哲學革命,沒有這種思想上的重大變化就不會產生以后的政治變動。但是恩格斯緊接著提到了法國大革命,并將其與德國革命進行了比較,特別是反映在哲學思想上的差異。他認為在哲學上法國人要遠遠比德國人表現的激進,他們為了自己所相信的思想和主張敢于同法國當權者做激烈的斗爭,豪不畏懼各種危險,而德國人在哲學上卻表現的很保守,在行動也并不積極,但是這對于德國哲學來說卻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因為革命的因素深藏在晦澀的言辭之下,而這種對革命有所論證的觀點為事實證明對1848年的德國革命起到了應有的作用。
恩格斯的《終結》就是從分析在德國出于主流地位的黑格爾哲學內在的革命因素入手的。恩格斯認為能夠最好地體現這種革命因素的思想就是黑格爾提出的“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于理性的都是現實的”這樣一個哲學命題。對這個命題的理解可以是仁者見仁,知者見者的。對于德國當極者而言,這是關于自己合理存在的最好證明,而德國的自由派也是因為如此看待而表達了對這一哲學命題的憤怒,但是,在恩格斯看來,黑格爾德這一命題中卻包含著正好與此相反的具有革命性的思想因素,而這一點也曾經被德國詩人所指出。在這個哲學命題中,黑格爾用合乎不合乎理性來衡量現實事物的存在價值,從“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似乎正是證明了當時德國政權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現實的”后半句又恰恰限制了前者,隱含與前半句可能截然不同的結論。恩格斯指出,正是在這里體現了黑格爾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黑格爾哲學的辯證法的思想成分,不論現實怎樣,用理性來衡量和決定一切現實事物存在的必要性、正當性,這就必然要受到現實事物所處的特殊環境的制約,在黑格爾看來事物都是出于變動不居的發展過程的,沒有任何事物在限制自身的各種條件已經發生變化時毫不為其所動,那么此時被理性證明是合理的事物就不可能在另一時間也被理性如此證明,反而有可能向著先前相反的方向發展,所以一切事物存在的合理性都不是永恒的,而是隨著形勢的變化有所改變,由此可以引申出舊事物原先存在的合理性由于外在條件的變化而喪失后就必然會被合理性已然實現的新事物所取代,或者即恩格斯所說的“凡是現存的,都一定要滅亡”。在黑格爾的命題中蘊含的這種思想表現在哲學上就是“徹底否定了關于人的思維和行動的一切結果具有最終性質的看法”,而應該是“真理是在認識過程本身中”,在人類世界里并沒有絕對真理的存在,凡是現存事物的合理性都只是暫時,因而它們也只能暫時的合理存在,這種思想充分體現出了黑格爾哲學中辯證法的因素。
恩格斯在《終結》里雖然明確指出了黑格爾哲學作為唯心主義的缺點,但是更強調了黑格爾哲學中體現出的辯證法思想,而且積極肯定了黑格爾在哲學上的這種偉大成就。認為黑格爾“不僅是一個富于創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個學識淵博的人物,所以他在每一個領域中都起了劃時代的作用”,所以恩格斯對黑格爾哲學中的辯證法思想是采取批判揚棄、為我所用的基本態度的,通過對黑格爾的哲學命題的分析揭示出其辯證法的實質內容,進而充分肯定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的理論價值。
恩格斯在《終結》的第一個部分里主要是清理了黑格爾哲學中的辯證法內容,對其哲學體系與辯證法思想之間存在革命性與保守性的內在矛盾進行了透徹地分析,為后文闡述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做好鋪墊,因為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就是汲取了黑格爾辯證法思想的積極成分后創造出來的,總而言之,黑格爾哲學和哲學存在著淵源關系,要理解馬克思所提出的唯物主義辯證法思想,就必須理解他和黑格爾哲學之間的聯系。
二、恩格斯對費爾巴哈哲學思想的批判
恩格斯在《終結》的第二個部分里將討論的焦點轉移到唯物主義之上。他提出了哲學的基本問題,即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他指出根據對這一基本問題的不同回答就可以在哲學上區別開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同時這個基本問題在哲學上也可轉變為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從而區分可知論者和不可知論老,他指出黑格爾哲學雖然是唯心的,但是仍然堅持人類理智能夠認識客觀世界,而以休謨、康德維代表的近代哲學家卻“否認了徹底認識世界的可能性”。
隨后,恩格斯分析了費爾巴哈哲學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唯物主義觀點實現了對黑格爾哲學突破的原因,他認為這種哲學的突破不僅受到了“純粹思想的力量”的影響,更重要的是“自然科學和工業的強大而日益迅猛的進步”起到的推動、促進的作用。但是費爾巴哈哲學的唯物主義觀點并不徹底,只是在哲學基本問題上堅持了唯物的觀點,在進一步運用這一觀點到社會歷史領域中進行研究時就停止不前了。而且費爾巴哈沒有將唯物主義的一般世界觀與唯物主義具體的發展形式區別開來,所以在他眼里的唯物主義就只能是機械唯物主義而非其他。但是18世紀的機械唯物主義有著很大的局限,它將人簡單地看作像機器一樣,企圖像研究自然科學那樣來研究人,而且它無法“把世界理解為一種過程,理解為一種處在不斷的歷史發展中的物質”,當然這些局限和機械唯物主義所處時代自然科學的發展水平緊緊聯系在一起,并非完全是由自身造成的。
恩格斯接著分析了施達克尋找費爾巴哈哲學中唯心主義因素上方向性的錯誤。施達克只是將一些表面現象當作了唯心主義的表現,比如認為費爾巴哈哲學中追求“理想目的”的觀點或反映在人腦中的“理想的意圖”即是唯心的表現,甚至還將費爾巴哈哲學主張人類“總的來說是沿著進步方向運動的信念”簡單的當作是唯心的。
簡而言之,在《終結》這部分的內容中,恩格斯著重分析了費爾巴哈哲學在哲學基本問題上對黑格爾哲學的突破,這是費爾巴哈最重要的哲學貢獻之一,但是也指出了費爾巴哈哲學的唯物性是有
限的,主要僅止于哲學的基本問題而已,繼續深入下去后就無法堅持這種唯物立場了,更深入的詳細分析在《終結》第三部分里得進行。
恩格斯在《終結》一書的第三部分深入分析了費爾巴哈的宗教哲學與倫理學中所體現出來的唯心主義的局限,他認為這些觀點的思想性與黑格爾的相關論述比較起來相差很遠。
三、恩格斯對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闡述及應用
《終結》的第四部分是恩格斯所寫全書的核心所在,他在這里簡要而詳盡地闡述馬克思的哲學觀點,即:辯證唯物主義,并通過運用這一觀點分析人類社會歷史與宗教發展來進一步闡明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從這一部分我們可以清除地看出恩格斯《終結》的主旨,就是從哲學上理清馬克思的哲學觀與德國古典哲學的內在聯系,闡明后者既是對前者的繼承更是突破,是適應當時自然科學與社會發展的最高哲學成果,樹立馬克思的哲學在德國哲學史上的歷史地位。
在這一部分開始,恩格斯就比較了深受黑格爾哲學影響的德國哲學家,包括:施特勞斯、鮑威爾、施蒂納、費爾巴哈和馬克思,他認為這些人中只有費爾巴哈和馬克思在哲學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和貢獻。
恩格斯緊接著分析了黑格爾哲學中的辯證法因素的內容,并進而闡明了可馬克思是怎樣對這一偉大的哲學思想進行揚棄并創造出自己新的理論成果的。在恩格斯看來,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內容主要是“我們重新唯物地把我們頭腦中的概念看作現實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現實事物看作絕對概念的某一階段的反映。這樣,辨正法就歸結為關于外部世界和人類思維的運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而且應該認識到“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其中各個似乎穩定的事物同它們在我們頭腦中的思想映像既概念一樣都處在生成和滅亡的不斷變化中,在這種變化中,盡管有種種表面的偶然性,盡管有種種暫時的倒退,前進的發展終究會實現”。
恩格斯在《終結》里批判地分析了黑格爾的哲學思想中具有的革命性的辯證法因素,而且指出這些思想觀點得到的揚棄與吸收,在理論上獲得了新的闡發。接著,恩格斯抓住”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這一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一方面肯定了費爾巴哈的哲學思想中正確的方面,另一方面又批評了其他思想家在這一問題上所持有的唯心觀點,而機械唯物主義的錯誤主張在這里也受到了恩格斯嚴厲地批判。隨后,恩格斯在進一步分析了費爾巴哈哲學思想中的積極成分后又對其在宗教哲學和倫理學上的錯誤觀點給予細致而深刻地批判,透徹地指出了費爾巴哈在哲學上的缺陷和局限性。在《終結》中,恩格斯在批判、揚棄黑格爾與費爾巴哈的哲學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簡明扼要地闡述了的哲學觀點,即辯證唯物主義,指出這一嶄新哲學思想所產生的時代條件、科學條件,并且運用這一新的哲學理論深入地探討、闡釋了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以及宗教的歷史演變。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06-337.
【關 鍵 詞】教學論/理論使命/基本問題/主要觀念/實踐理論
【作者簡介】張建鯤(1979-)，男，天津人，天津大學職業技術教育學院博士生，天津師范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教學基本理論、高等職業教育研究；
董昊悅 天津師范大學城市與環境科學學院，天津 300387
［中圖分類號］G 40-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5779(2009)03-0077-04
近年來，在國家大力推動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新課程受到高度關注的背景下，教師們教學能力的培養，正日益為國內師范院校所忽視。但是，新課程的實施最終要落實到課堂教學方式的轉變中，作為師范院校教師教育的傳統課程，“教學論”始終承擔著培養教師教學能力的使命。并且，隨著新課程對受教育者主體性的關注與強調，教學不再是某些技能在“熟能生巧”中的疊加。人們在傳授教學實踐技能與基礎理論的同時，致力于通過教學論的教學，培養具有教學反思能力的研究型教師。
正如布魯貝克指出，“人們探討深奧的知識不僅出于閑逸的好奇，而且還因為它對國家有著深遠的影響”。[1]由于研究型教師培養的現實需要，“教學論不過是供教師從自身和學生的實際出發主動選取和借鑒的教學觀念”[2](PP.68-72)的傳統觀念正在改變，以往只被少數研究者關注的“教學哲學”，正成為教學論學科的重要方面。當然，由于以為新課程培養研究型教師為直接目的，當前教學哲學研究也必然面臨著某些誤解與困惑。因此，筆者嘗試對教學哲學的學科范疇、直接任務和根本使命等加以闡明。
一、教學哲學的學科屬性與基本問題
盡管教師不必直接回答“教學是什么”、“什么是好的教學”、“教學為了什么”等問題，但教師對課堂教學活動卻自在地就根植于他們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同時，在教學理論研究中，盡管研究者可能不直接涉及這些基礎性問題，但各種教學理論學說的建構卻難以完全回避它們。于是，隨著哲學研究的日益領域化和教學論研究者將教學看作專門的實踐（或生活）領域，對這些問題的剖析與追問不僅直接構成了教學本體論、認識論以及倫理學等教學哲學研究的基本范疇，更從哲學學理上決定了教學哲學的學科屬性與基本問題。
（一）教學哲學從屬于當代領域哲學研究
在當代，哲學家日益認識到“哲學所獲得的知識也只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哲學研究只是在特定種族、語言、文化和政治背景下的普遍活動。[3](P15)這一認識，不僅為哲學研究從“宏大敘事”走向以多元維度審視人類世界提供了契機，更為哲學家們具體地對經濟哲學、政治哲學、法律哲學、道德哲學、教育哲學等“領域哲學”加以關注提供了可能。也就是說，人類世界并非是抽象的整體，而是一個多領域合一的現實實踐生活，當代哲學觀念的轉變為哲學更為具體地關注現實社會生活中的特定領域，對世界進行“領域哲學”研究提供了可能。
當然，教學哲學的出現還與人們開始將教學看作獨特的生活領域有著密切的關系。我們認為，當代教學理論對受教育者的興趣、個性乃至主體性的關注，對教師的反思、研究與專業化發展的強調，對教學的生成性、交往性、開放性等觀點的認同，均在一定層面上強化著教學在社會生活中的領域性地位。并且，教學是一個因師生間交往而生成的人為性過程，它從內部存在形態上便是一個獨特的生活領域。而從教學與外部環境的關系看，它更是承載著受教育者未來社會活動的現實生活。可見，當代哲學研究日益走向領域化的趨勢，以及教學自身作為社會生活獨特領域的事實，為教學哲學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二）教學哲學以教學關系和人文關系為基本問題
雖然“思維與存在何者為第一性，自由與必然有無同一性”已不再作為當代哲學的熱點問題，但這一“哲學的基本問題”卻是哲學存在與發展的根基。相應地，我們雖然強調教學哲學從屬于領域哲學，但這并不取消這個哲學研究對那些具有根本性與矛盾性的“教學哲學的基本問題”的追問。
既然教學哲學關注著“教學生活”中的人，它必須對自身的基本問題加以厘定，以確保教學哲學的獨特性與合法性。以“教學中的預設與生成”問題為例，有論者提出“預設與生成是教學的基本問題”。[4](PP.38-40)但問題在于，在人類社會活動日益走向制度化和規范化的背景下，倘若教學理論研究始終局限于“預設與生成”、“目的與手段”、“競爭與合作”等一般性的“基本問題”，不去關注那些對于教學的存在與發展具有根本性的問題，那么它將喪失自身的理論品性。由此可見，我們有必要從教學哲學的層面，對那些決定著教學存在與發展的根本性問題加以明確。
對于教學哲學而言，其“基本問題”理應深刻而全面地反應教學的本質。因此，只有那些對于教學的存在與發展具有決定意義的教學的“基本要素”，才從屬性上具備作為“教學哲學的基本問題”的必然性。于是，從教學的主體性要素看，“教的活動與學的活動（亦即教學主體要素的現實生成）”在現實教學中決定性意義，以及從教學主客體要素間關系看，“人的發展與文化繁衍的關系（亦即教學主體要素的未來走向）”對教學今后走向的根本地位，決定了二者理應作為“教學哲學的基本問題”。并且，盡管這些基本問題既無法直接導致教師教學觀念的轉變和課堂教學實踐的優化、又難以為教學論的發展提供直接的“生長點”，但對于整體的教學論學科而言，對這些問題的持續關注卻是實現教學論對研究型教師培養所擔負的使命的根本前提。
二、教學哲學的主要任務與理論品性
應當承認，不論教學理論研究還是教學哲學研究，都是為教師提供教學觀念為主要任務。但是，由于較之教學論研究對教學事理的關注，[5](PP.53-56)教學哲學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型教師的培養，其主要理論研究任務便呈現出了某些與教學論研究不同的特點。
（一）教學論研究與折衷主義的教學觀念
由于以優化教學實踐為直接目的，教學論在轉變和影響教師教學觀念之先，教學論研究在向教師傳播教學觀念時，往往出現教學觀念的“實踐折衷主義”與“理論折衷主義”等傾向。
所謂“實踐折衷主義的教學觀念”，指在教學理論難以引起教師教學觀念的轉變時，研究者將理論訴求性的教學觀念與教師們存在缺陷的教學認識進行調和，使其易于為教師所接納。以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所提倡的“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學方式為例，面對這些教學方式難以轉化為教師教學觀念的現實，某些研究者嘗試通過“教學方式本無所謂好壞”[6](PP.3-5)等“實踐折衷主義的教學觀念”，調和性地推動教師教學觀念的轉化。顯然，由于這些“折衷主義的教學觀念”在自身理論訴求和實踐取向上趨向模糊，其所帶來的“教師教學觀念的轉變”，實質上只是“教師在各種教學觀念之間的無所適從”。[7](PP.48-51)
所謂“理論折衷主義的教學觀念”，是指研究者為了使其理論易為教師所接納，而過度強化其學說的實踐全面性和課堂操作性、弱化其理論訴求的取向性。以合作學習為例，相較于國外合作學習倡導者旗幟鮮明地將合作學習提升到“人生哲學”的高度，[8](P131)國內教學論更專注于通過“組內成員合作，組間成員競爭”[9](PP.68-72)等調和性的教學模式，使“合作學習”為教學實踐所接納。然而，在強化了理論的操作性的同時，這種“理論折衷主義的合作學習”卻為將“合作學習”等同于為“擺桌椅、分小組”[10](PP.70-74)的認識誤區埋下了伏筆。因此，這種盡管看似“全面和可操作”的教學觀念并不能真正帶動教學實踐的優化。
（二）教學哲學的教學觀念
在一定程度上講，正是由于折衷主義的教學觀念缺乏對教學本質和發展取向的長期關注，才使得我們有必要通過教學哲學的研究與教學，加強教師反思與研究能力的培養。也正因此，教學哲學的研究任務便在于為教師提供某些反映教學活動的本質、體現了教學的發展方向的“旗幟鮮明”的教學觀念。
有論者指出，缺乏對教學觀念的元研究，是造成“目前國內的教學觀念研究成果與教學觀念的重要性不相匹配的重要原因”。[11](PP.52-55)事實上，教學哲學所提供的“教學觀念”與各種“折衷主義的教學觀念”之間的差異，往往僅在于研究者在理論研究過程中對教學“推動學生發展”的價值承諾的堅持，以及研究者在研究成果的實踐轉化中對教師積極優化自身教學行為的專業素養的信心。面對新課程實施的任務，教學論的研究與教學絕不能止步于那些看似“辯證統一”，卻使教師們無所適從的“折衷主義的教學觀念”。
華勒斯坦強調，“在人們對對象研究之前，必須表明自己的認識興趣是什么，隱瞞這種認識興趣，聲稱自己的研究是‘純客觀’的，那不過是無稽之談。”[12](P65)要真正培養研究型的教師，教學論研究者首先需要以一個學術共同體的姿態對多樣化的教學實踐進行體察、溝通與引領。這就要求教學論研究者對教學的存在狀態與發展趨勢進行準確和長遠的把握，以避免各種“折衷主義”的教學觀念因彼此分歧和缺乏取向性而造成教學實踐的無所適從。因此，教學哲學必須以培養研究型教師為己任，在事關教學存在狀態和發展趨勢的問題上旗幟鮮明地申明“教學論的主要觀念”，為研究型教師的教學反思與研究指明道路。
三、教學哲學的根本使命與實踐態度
盡管教學哲學研究不直接以具體的課堂教學實踐為研究對象，但研究型教師培養的根本價值卻在于教學實踐的優化。這就決定了教學哲學研究還必須從為教師提供“教學觀念”，進一步深入到為教師提供教學反思與研究能力。
（一）走向教學生活論：教學哲學的根本使命
有論者指出，“將教學看作師生的一種生活方式”有利于教學論研究范式的轉向、研究者研究角色的轉變以及教師觀念的改造與形塑。[13](PP.87-92)但正如有教師告訴筆者，“面對那些學校規章制度和教學評價指標，‘教學即生活’真的不如教學內容生活化來得實在”。僅從“教學觀念”層面強調“教學生活的客觀實在性”，[14](P45)并不足以確保“教學即生活”真正成為教師的教學觀念。要將“教學即生活”的“教學論主要觀念”轉化為教師的教學觀念和教學方式，必須對“教學即生活”涉及到的學校教學的相關活動加以研究。
隨著教師教學理論水平的不斷提高，教學研究者與教師在教學觀念上的差距正在縮小。這既是教學論研究的重要成果，更是培養研究型教師的重要保障。問題在于，研究型教師的培養，不只是想起傳播某些教學觀念，人們必須使教師具備對課堂教學進行反思與研究的能力。相應地，教學哲學必須走向“教學生活論”，通過將教師的成長，看作其在日常的教學生活不斷對自身教學加以反思、對學生的成長加以關注的過程，以培養具有自主研究能力的真正的研究型教師。
（二）走向教學實踐論：教學哲學的實踐態度
在新課程倡導的學習方式遇到現實困難的情況下，有論者對影響學習方式轉變的社會因素、學生個體因素和情境因素等進行分析，并提出“要切實改變學習方式，深刻理解影響學習方式的因素是基礎”。[15](PP.8-10)盡管這樣的教學論研究不能如“教學觀念”那樣明確地為教師教學觀念的轉變指明方向。但由于教師教學觀念的轉變必然面對現實教學實踐的復雜性，我們必須對真實的教學實踐加以關注，通過“教學實踐論”的建構，幫助教師審視和反思教學觀念，進而培養教師在教學實踐中的理性反思能力。
此外，對教學實踐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亦是教學論研究者從哲學的高度優化教學理論的現實需要。盡管研究者在提出各種教學理論學說之時，會對教學實踐的影響因素有所關注，但卻難以全面地預計這些因素及其變化情況。并且，教學理論與實踐的互動，不僅表現為教學理論對教學實踐的引領，它還表現為教學理論根據教學實踐的現實狀況對自身進行反思與提升。因而，對教學實踐的影響因素進行“教學實踐論”研究，還是完善教學理論、從理論層面推動教學理論與教學實踐互動的客觀需要。
有論者指出“教師教育學科制度建設是教師教育大學化的必然選擇”。[16]我們認為，在制度層面努力適應教師教育的大學化趨勢的同時，我們必須對教師教育的相關課程進行變革。并且，雖然教學論研究者對教學論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的積極探索，是近年來國內教學論研究日漸復蘇的直接原因。但教學論真正在教師教育中確立自身地位的根本前提，卻必須是對教學論的學科體系的優化與革新。也就是說，在維新課程的背景下，強化與規范教學哲學的研究，不僅是優化教學論學科的重要途徑，更承載著培養研究型教師的根本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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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政治哲學；社會正義；分配正義
一、社會正義的基本含義
正義作為一種價值觀念濫觴于道德觀念，但是正義的觀念及其判斷始終是指向社會的，既指向這個社會的制度，亦指向組成這個社會的人民。然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正義的問題卻一直被看作是道德的問題，因此正義的判斷被歸為道德的判斷并與之混合在一起得到處理。將正義與其他道德判斷區分而使之具有獨立的意義，這種意義就是政治的意義，正義判斷所指向的社會和國家的行為和制度屬于政治領域。
當我們說正義判斷指向社會的行為和制度以及人民的行為時，其關注的乃是決定社會利益分配的規范以及依此而發生的行為。現代社會普遍接受和遵循的規范關涉如下一個基本問題，即哪些社會利益是應當平等地分配的？自由民主的社會之所以會被多數人稱為正義的，正是因為它們使這類規范的部分付之實現，而自由和民主社會之所以仍被人們看作不是完全正義的，或者仍然是不完善的，正是因為在哪些社會利益是應當平等地分配這一點上面存在著巨大的理論的和實踐的沖突。
正義就基本利益的分配而論，至少關涉兩個層面的事情：第一，權利和資格，第二，實質的利益。在現代政治哲學的爭論中，雖然關于基本權利和自由權、或者獲得其他社會利益的資格的平等分配依然是一個爭議頗多的話題，但是巨大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實質的利益的分配上面。正義規范的普遍性之所以有其現實的可能性，乃是因為一旦它被承認為構成社會基本結構的原則，那么它對其他制度就會具有強制性的影響，從理論上來說，它必須將自身的普遍性貫徹到受這個基本結構制約的所有其他制度中去。
二、社會正義與再分配
實質利益的分配對于正義的原則來說卻是必不可少的。關于這一點，人們甚至可以簡單地從社會-歷史的事實說起，對特定情況下的特定群體的實物的或其他類似東西的分配向來是體現社會正義的應急的或特殊的措施，比如社會救濟和公共工程就是最為常見的現象。在今天即使在自由民主社會之中，由于權利和自由權的平等享有并不承帶其價值的平等，相反倒是承帶其價值的不平等。權利和自由權與其價值分離的可能性除了個人的意愿和努力之外，來自于社會地位、經濟狀況、教育程度、文化背景等方面的不平等。實質利益的不平等享有是人類社會的自然狀況，而在這種狀態之下，原也是無所謂權利和自由權的分配的，因此，平等地分配這些利益乃是人類自覺的社會改造的目標。自由至上主義對這種狀況持一種簡單化的觀點，把社會的不平等看作權利和自由權的結果。
實質利益的分配看來是必不可少的，不僅對于受惠者是如此，對于施惠者也是如此。從直覺上來說，當一個社會之中存在著相當數量根本無法實現自己權利和自由權價值的人時，那些平等的權利和自由權在實際上就成了某種特權，即使對于自由至上主義來說，這種現象也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在任何一個社會之中，因為存在著社會合作，再分配就是必然的，如果拒絕某種程度和形式的再分配，即使超弱意義的國家也無法建立起來。再分配就意謂實質利益的分配，而非單純的權利和資格的確認。僅僅就生命權而言，實質利益的分配就是必不可少的。現在就關涉到第二個問題，即何種實質利益的分配是必要的？這個問題比第一個問題牽涉到更為復雜和具體的關系，因為在這里討論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哲學的分析，而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關涉經濟的因素，同時關涉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因素。比如，生命權（生命權是否改為生存權？）所涉及的社會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就牽涉到保障的程度，比如何種生活水平是一種最低限度必要的水平，這既取決于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也取決于主流文化對必需生活條件的觀念，而這在不同的社會里有其極大的差別。
所以在正義原則之中，實質利益與權利和資格的分配就有巨大的區別，權利和資格的分配是可以一次性完成的，并且永遠保持其有效性，而實質利益分配無法一次完成而保持永久的有效性。實質利益的分配應當針對人類的特定境況，而不應當針對特定的群體。這是保持正義原則普遍性的重要條件，實質利益的分配一旦針對特定的人類群體，那么正義原則就無法維持其普遍性，而成為個例處理方案，在這種情況之下，正義原則就不可能用以建設社會的基本結構。
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國內行政哲學研究很少系統地探討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從近年召開的哲學或行政學研討會上的發言和已經發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學的有關論著看，國內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行政活動”是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行政哲學是“關于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的科學”。事實上，對“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有成效有意義的研究只能屬于行政科學研究范圍，是理論行政學的研究對象。“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在行政哲學研究中，是終極意義的研究對象，行政哲學不可能也不能夠取代行政科學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動。第二種觀點認為，行政哲學是以行政科學、行政理論為研究對象，是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元行政學。這種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邏輯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學當成了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元行政學），因而存在兩個難以自圓其說的問題：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學當成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名曰行政哲學又是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顯然就會產生一個學科性質問題。人們必然要產生行政哲學究竟屬于哲學學科還是屬于行政學科的疑問。雖然行政學家和哲學家是可以而且應該聯盟的，但行政學屬于社會科學，它與超越科學的哲學在知識性質上有本質的區別，因而行政哲學不可能既是哲學的又是具體科學的。否則，只會產生一種非哲學非科學的怪異知識和學科。目前出現的那種把哲學的概念、術語往現實行政生活貼標簽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學的原理、規律構建的種種行政哲學體系的“研究”，無不是受此種觀點的影響。其二是把行政哲學當成行政科學的元理論，即元行政學，也不符合國際通行的學科研究規范。行政科學的元理論準確地說應該是“行政學學”或“行政學學理”。行政哲學屬于“行政學學”的范疇，但行政哲學不同于“行政學學”，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學學或元行政學從不同的角度和領域對行政科學進行研究，行政哲學則是從哲學角度研究行政科學的行政學，它可以屬于元行政學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個元行政學。因此，行政科學、行政學學（元行政學）和行政哲學是三個不同的概念。第三種觀點認為，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是行政科學，是對行政科學的哲學考察。即，行政哲學以行政科學為研究對象的哲學。就學科性質而言，行政哲學屬于部門哲學，是哲學的分支學科。
對行政哲學的研究內容，國內一些學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學的論著中也作了一些簡略的描述。如王滬寧認為，行政哲學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動和行政關系的性質、行政活動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動中的價值觀念、道德規范倫理原則等基本理論范疇[1]。薄貴利則將對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價值取向和現代政府的責任問題作為行政哲學研究的基本問題[2]。顏佳華在《行政哲學論》一書中構建了一個行政哲學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動論（邏輯起點）、行政主客體論、行政認識論、行政實踐論、行政方法論、行政價值論[3]；后來，他又在《行政哲學：一個亟等進一步開拓的領域》一文中，將行政哲學的研究內容界定為：行政哲學導論、行政學對象論、行政學結構論、行政學功能論、行政學評價論、行政學發展論等[4]。
仔細分析國內行政哲學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的界定我們不難發現，在我們稱之為“行政哲學”的名稱背后，實際上存在著兩種行政哲學：一種是以行政活動為研究對象的行政哲學，一種則是以行政科學為研究對象的行政哲學。為了研究的方便，我們分別用“行政活動的哲學”（簡稱為“行政哲學”）與“行政（科）學的哲學”（簡稱為“行政學哲學”）這兩個稱謂來標示行政哲學研究的上述兩種主題、兩個方向。這兩種行政哲學，一個涉及“實際的行政活動”領域，一個涉及“理論的行政科學”領域。
行政活動的哲學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質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問題。由此可見，行政活動的哲學是對“行政活動中的問題”或簡稱“行政問題”做出根本性的尋根究底的反思，以便為行政活動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實踐原則或“行政觀”。這些根本性的實踐原則不等同于各種具體行政行為的“規范”、“準則”，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礎”或“根據”具體行政行為的“規范”、“準則”除了要依據于這些原理之外，還要考慮具體實踐過程中諸多的內部和外部條件，包括那些隱而不顯的“緘默因素”。
行政學哲學則主要研究行政科學發展的模式、行政科學理論評價、行政科學研究方法及其評價、行政科學研究的價值判斷等問題。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是對“行政學活動中的問題”或簡稱“行政學問題”進行根本性的尋根究底的反思，以便為行政學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導原則或“行政學觀”。同樣，這些根本性的指導原則也不等同于各門具體的行政科學的研究規范、方式、方法，而是為后者的研究提供認識論和價值論的“原理”、“基礎”或“根據”。
二
行政哲學的上述兩個研究主題之間存在著邏輯的與歷史的聯系：
從邏輯上看，對“行政學問題”的哲學研究是對“行政問題”研究的“次一級”的研究，是對實際的“‘行政問題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們對任何行政問題的研究總是先在地包含一個方法論，即總是從某一個特定的角度、立場來研究的。這種角度、立場盡管可能不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卻客觀地存在著。而且，這種角度、立場本身就制約著對行政問題的認識結果。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立場出發往往得出不同的結論。要對這些結論的可靠性做出判斷，就必須檢討他們的方法論。按照荷蘭著名經濟學家庫普曼（197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研究，無論是在自然科學中，或者是在社會科學中，任何系統的理論體系均表現為一個“價值觀假定＋邏輯推理”的結構[5]。庫氏的這一邏輯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戰。顯然，任何行政學理論體系，均是從某種價值觀或方法論見解出發的邏輯推理系統，其中的價值觀或方法論假定，只能表現為某種行政哲學。因此，任何行政學理論體系都是以某種行政哲學的邏輯展示的，它不能不內含著某種行政哲學。從這個意義上說，“行政學哲學”是以“行政哲學”為思想資料的和最終歸屬的。我們也只有對行政學的根本問題進行了哲學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問題的研究提升到一個自覺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從歷史上說，對行政活動根本問題的哲學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歷史上許多偉大的哲學家、政治家都對此做過深入的論述。而對行政學根本問題的研究則不過是近100年來的事。按照時間順序，對行政活動的研究先后產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論、行政學說或行政學、行政科學、行政哲學。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論的分散的、不系統的、粗淺的行政理論；行政理論則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較完整、系統、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學說或行政學往往是較為完整、系統的關于行政的知識體系；而行政科學則是更加系統化、科學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論、行政學說、行政學，是關于行政活動的基本規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學；行政哲學則是對行政理論、行政科學研究活動進行思辯的產物，是行政科學的哲學。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在出現了獨立的行政科學時才出現的，是行政問題研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必然，對行政學活動的哲學思考是人類的行政認識和行政實踐從童年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條件。行政學哲學與行政科學研究的問題是顯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務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學是通過對行政活動的考察——這種考察主要包括歷史上的各種行政思想、行政理論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動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論并給出某種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說，行政科學主要關注的是為實際的行政活動提供一套具有普適性的系統的行政知識、思想、原則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點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學為行政學哲學提供思想，行政學哲學則對行政科學起指導作用。任何時代的行政學哲學，除依據各自的一般的哲學觀外，都必須吸收以往的以及現時代的行政科學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學研究要接受行政學哲學的指導，這不僅體現在任何行政科學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學觀的指導下從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學體系的構建、其邏輯分析與論證也要符合哲學方法論的要求。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考察的是行政科學的基礎，行政科學的基本問題便是行政學哲學的研究主題。那么，這個基本問題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學的基本問題，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是行政學者以及行政人員較少或不特別考慮的問題。情況也許就是這樣，人們通常是在一種沒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識的增長，提出概念、形成理論，獲得某種高效的行政方法。這一切都是圍繞著行政活動的目的而進行的，行政學者為的是行政知識的不斷增長，而行政人員則是把行政學者的研究成果，諸如理論、方法、模式等，作為正確的東西應用于行政活動之中。他們的問題常常是一種理論或方法對他們的行政活動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種理論或方法才能夠達到一種活動的預期目的。人們一般并不考慮一種理論或方法的合理性問題，只是在少數情況下，比如當理論或方法的功用開始減弱或失效的時候。一些人才可能會對已有的關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論和方法本身進行反思。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說他們正在進行著對行政中的某些基本問題的哲學思考或批判。而所謂的對行政科學中的基本問題的研究，就是對關于行政科學元問題的研究。這個元問題就是行政科學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學正是以此作為出發點而展開討論的，對“行政”這個基本問題的明確和把握，就構成了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
三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行政哲學是對行政本質以及行政科學發展進程進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學。行政哲學能否有一個好的發展前景，從根本上為行政科學呈現出實質性的理論進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實際的行政活動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這首先取決于我們對行政哲學本身是否有一個正確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不能達成一致的意見，那么，不要說對行政科學的發展不會起到推動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學本身的發展和存在，都將會面臨巨大的困難。筆者在本文的討論中，就是試圖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學”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對象上存在的歧義性和含糊性。當然。我們在這里給出的關于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的討論還只是探索性的和試驗性的。但是，只要我們能夠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學的精神實質，研究主題的問題就不再是一個理論難題了。因為，它將會隨著我們研究的深入而不斷得到擴展和進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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