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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行為主義政治學；價值中立；事實判斷；價值判斷；價值情感說
[作者簡介]羅愛武，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2008級政治學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漢430072
[中圖分類號]D73／7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10)07－0033－05
行為主義政治學派曾是當代西方影響最大的政治學流派之一，它是在批判傳統政治學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這一過程又被稱為“行為主義革命”。其“革命性”的總特征是強調政治學研究要擺脫傳統政治學“哲學化”的研究方式，實現政治學研究的“科學化”。“價值中立”是行為主義實現其政治學研究“科學化”訴求的主要途徑之一，也是其相對于傳統政治學研究途徑的一個鮮明的特征。這一主張既是行為主義政治學派在二戰后迅速興起和發展的原因之一，但同時也是其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快速衰落的重要原因。要理解行為主義政治學派的這一戲劇性的發展軌跡，就必須了解行為主義政治學“價值中立”觀的理論基礎、具體內容及其合理性和內在缺陷。
一、行為主義政治學“價值中立”觀的理論基礎
行為主義政治學“價值中立”主張是建立在休謨的“事實和價值兩分說”與邏輯經驗主義的“價值情感說”理論基礎上的。
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問題又稱“是”與“應該”問題、“實然”與“應然”的問題，最早由英國哲學家休謨提出，他認為在以往的道德學體系的推理方式中，普遍存在著一種思想的躍遷，即從以“是”或“不是”為連系詞的事實命題，向以“應該”或“不應該”為連系詞的倫理命題(價值命題)的躍遷，而這種思想躍遷是不知不覺發生的，他認為這種推理方式既缺乏相應的說明，也缺乏邏輯上的根據和論證。這個有關事實與價值的“二分法”以及價值判斷不可能獨立地從事實判斷中推導出來的主張就是休謨問題。
邏輯經驗主義運用語言分析的方法，根據意義證實標準，即一個命題是否有明確的證實真偽的方法，進一步指出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差別所在：有無認識意義。邏輯經驗主義據此將所有命題分為有認識意義的事實判斷和沒有認識意義僅有情感意義的價值判斷兩類。有認識意義的事實判斷對客觀事實有所斷定，命題本身有真假可言，這類命題又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分析命題，它根據本身所包含的那些符號的定義判斷其真假；一類是綜合命題，它根據經驗事實判斷其真假。而無認識意義的價值判斷本身對客觀事實沒有做出斷定，它只是個人情感的表達，命題本身無真假可言，“只表達道德判斷的句子是沒有說出任何東西的。它們純粹是情感的表達，并且因此就不歸入真與假的范疇之下”。這就是邏輯經驗主義的“價值情感說”，這一觀點認為價值判斷純粹只是情感和態度的表達，既不真也不假，是無認識意義的命題。
依據“價值情感說”，邏輯實證主義認為以客觀地認識世界為目的的科學研究只能解答與經驗相關的問題，只有事實問題才是科學研究可能解答的問題，回答事實問題的事實判斷對經驗事實有所斷定，其真假可以由經驗證據加以檢驗；而價值問題是科學研究無法解決的問題，它的回答對經驗事實無所斷定，只表達了某種情感和態度，無法用經驗證據來進行檢驗。“科學告訴我們是什么，而不是應是什么。”邏輯實證主義認為科學研究只能回答事實問題，作出事實判斷，哲學和倫理學才試圖回答價值問題，作出價值判斷。
二、行為主義政治學“價值中立”的具體內容
根據休謨“事實和價值兩分說”以及邏輯實證主義“價值情感說”，行為主義認為政治學研究應該進行“價值祛除”、保持“價值中立”。行為主義的“價值中立”主張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從研究對象看政治學應該研究政治現象的因果聯系等經驗事實問題，不應該研究好壞善惡等規范價值問題；從研究過程來看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應保持“價值中立”，不應將個人的情感、價值觀等混入到研究過程中去；從研究結果來看研究者應只對結論作出因果事實判斷，不要作出善惡價值判斷。
第一，研究對象的“價值中立”。所謂研究對象的“價值中立”是指行為主義政治學主張在研究對象上政治科學應從政治哲學中獨立出來，政治科學應當只研究事實問題，而不應當研究價值問題。他們認為“科學是‘價值祛除’的……科學關心的是的問題，不是應該的問題；是經驗的問題，不是規范的問題”。
傳統政治哲學在研究對象上著重關注的是諸如正義、善、自然法、自然權利、國家制度、國家起源、政治權力性質等等一些抽象的政治價值和政治理想，相對忽視了對社會政治現實的研究，從而削弱了政治學的應用價值。行為主義政治學派批判了傳統政治學研究對象的局限性，“從傳統的角度看，政治理論可以說就是政治哲學，它堅持并鼓吹自己僅只探求和理解美好生活的本質，或者只限于把握先人對此問題的看法。高踞于理論之特權等級巔峰的是道德分析，而不是嚴格的經驗世界的分析”。行為主義政治學家認為傳統政治學局限于探討一些抽象的“應然”問題，忽視研究現實政治的“實然”問題，這一研究對象的局限性使政治研究脫離了社會現實，對政治學的發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礙，“今天政治學方面可以用來了解政治生活的知識非常不夠，這種不足主要倒不是指顯而易見的理想知識，而是指那種可以用手頭的分析和研究工具來獲取的知識”。行為主義認為擺脫這一困境的有效之舉在于實現政治學研究對象的轉向：從執著于“應然”問題的政治哲學的探討轉向關注“實然”問題的政治科學的研究。
因此，他們主張摒棄傳統政治哲學的研究范式，讓政治學從傳統政治哲學中獨立出來，政治學研究“實然”的事實問題，把“應然”的價值問題留給政治哲學。卡特林(George?Caflin)認為政治可以被劃分成三個部分，首先從原理上可以把政治理論與政治實踐區分開來，但同時政治理論本身又可以分為政治科學和政治哲學兩部分。在區分了政治科學與政治哲學的基礎上，行為主義認為在研究對象上政治學應放棄對價值問題研究，轉向關注現實的政治事實問題。行為主義政治學家也紛紛提出了他們各自認定的政治科學的研究對象。如拉斯韋爾認為，從研究對象看“政治研究是對權勢和權勢人物的研究”。伊斯頓認為“政治學是研究受權力分配和運用的影響下的價值的權威性分配的”。懷特(William?Whyte)主
張“政治學家應該對政治學感興趣。他們應該把倫理學留給哲學家，他們自己首要關心的應該是政治行為的描述與分析”。羅伯特?達爾則將作為政治學研究對象的政治體系定義為“任何在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響力、權力或權威的人類關系的持續模式”。關于政治學的具體研究對象他們各自的主張顯然并不完全相同，但作為行為主義政治學者他們的共性也是相當明顯的：即都主張將政治學研究對象由抽象的政治哲學概念、法律、政治制度、正式的政治機構等轉向非正式結構和政策實施過程，通過對可觀察的政治行為的研究來解釋現實的政治現象。
第二，研究過程的“價值中立”。研究過程的“價值中立”是指行為主義政治學者認為，政治科學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必須“祛除價值”或“道德上中立”，避免夾雜個人的政治傾向、情感、態度和價值觀念，以免影響研究的客觀性要求：不管研究者怎樣去理解善與惡，他們在善與惡的沖突中要保持中立。對所有政治科學家來說，他們據以進行調查和討論的共同基礎，只能通過擺脫道德判斷的過程或通過從道德判斷中不斷超脫出來的過程來達到，也就是說，道德上的價值中立是科學分析的必要條件。
行為主義政治學者認為政治科學是研究“是”的問題而不是“應該是”的問題，是研究“實然”的問題而不是“應然”的問題，研究的目的是通過對客觀政治現象客觀中立地觀察研究以發現其中的客觀規律。客觀的政治現象是研究的對象，客觀的觀察、理性的分析是研究的手段，客觀的政治規律是研究的結果。為了確保政治分析和結論的客觀性和精確性(這既是科學的要求，也是科學的標志)，行為主義主張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應該保持“價值中立”，不應當把自己的價值觀念帶人到研究中去，不應當去從事為特定人或社會服務的價值判斷研究。如果某個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帶入自己的價值觀，那么個人的情感、價值傾向就可能會造成對研究結果的歪曲，這將有損政治學研究的客觀性要求。如果某個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沒能做到“價值中立”的話，行為主義政治學者就會認為這個研究者不是在就某一問題進行政治學的研究，而是在做倫理學的探討了。“政治學的任務在闡明情況，而政治哲學則要為政治選擇提供辯護。”行為主義認為政治研究不是道德哲學的一個分支。政治研究只是陳述種種條件，政治哲學才會為各種價值進行辯護。換句話說，“實然”的研究不同于“應然”的學習，分析政治沖突的過程不同于評價政治沖突的后果。政治研究中研究者必須保持價值中立，不可引入個人的價值判斷。早期的行為主義政治學家卡特林(G?Catlin)也曾經指出，政治學是一種純粹的科學，除了出于嚴格的假設外，它絕不應涉及價值判斷。政治學家不但必須區別價值判斷與政治研究間的差異，而且必須注意價值判斷闖入政治研究的危險。政治學家的任務在于不動感情地研究某些能夠實現特定目的的條件并且客觀地檢驗這些條件。研究過程價值判斷的介入將使研究結果也成為一個價值判斷，從而破壞研究的客觀性要求。
第三，研究結論的“價值中立”。研究結論的“價值中立”是指行為主義政治學主張政治學家對研究結果應只作因果事實判斷而不應做好壞善惡的價值判斷。行為主義政治學家認為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是有邏輯上的區別的，描述性的事實判斷有經驗意義，可以憑借經驗和事實來斷定其真偽性；而價值判斷沒有認識意義，僅僅是情感和態度的表達，其真偽性是無法通過經驗研究來確定的，它們既不真也不假。行為主義政治學家強調只有事實的判斷才是科學范圍之內能夠做到的事情，價值判斷超出了科學的范圍。
因此，行為主義政治學家強調作為“科學家”，嚴謹的政治學家應避免作出價值判斷，也不宜對價值判斷發表意見，對一切重要政治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是政治哲學家的任務，政治哲學家才總是試圖作出決定、提出建議、闡發道德標準、提出價值判斷來估計政治行為和政治制度。卡特林明確提出政治學關心手段，政治哲學才關心目的。不管我們大家的選擇或目的是什么，我們的愿望就是要達到目的；為了達到目的就必須了解采取什么手段最為有利，提供適當的有助于實現社會政治目的的手段的知識是政治科學的唯一的功能，而且只有政治科學才能做到這一點。奧本海姆(Felix?E?Oppenheim)同樣指出政治學研究應該限于作出能夠由可觀察證據證實的客觀事實陳述，價值判斷僅僅表達政治學家個人的主觀偏好，它不需要也不應該介入政治學研究中來。
三、行為主義政治學“價值中立”觀的簡要評論
作為當代西方曾經影響最大的政治學流派之一，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快速興起和最終衰落都與其“價值中立”主張有著密切的關系。自從“價值中立”主張提出以來圍繞它的爭論就沒完全停止過，這一爭議實際上并不局限于政治學這一學科范圍內，而是圍繞另一個范圍更大的問題展開的，即社會科學研究中是否能夠做到“價值中立”、是否應該做到“價值中立”。詳細解答這一問題不是本文的主旨，僅就方法論這一層次而言，筆者認為行為主義“價值中立”主張應該說在一定范圍、一定限度內是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問題就在于它把這一主張的適用范圍過于夸大，超出了可能的限度，導致這一主張又喪失了合理性，從這一意義上說行為主義的衰落就具有了某種必然性。事實上，不僅對于政治科學，而且對于包括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等等在內的所有社會科學來說，要完全做到“價值中立”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理的。
第一，關于研究對象的價值中立，行為主義提出這一主張，首要的目的是為了反對傳統政治哲學研究對象局限于價值問題、忽視對現實政治問題研究的弊端而提出來的，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為任何一門社會科學如果長期忽視現實社會問題的研究，對現實社會問題既不能指出理論上的解釋之道，也不能提出實踐中的解決之法，長此以往必將會危及該學科的“合法性”。從這一點看行為主義主張讓政治科學從政治哲學中獨立出來、政治科學研究應該關注現實政治問題，不容否認是合理的。同時，“價值中立”主張也開拓了政治學的視野，為政治學研究開辟出了一塊相對獨立的嶄新的研究領域，對于政治學學科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正是在行為主義影響下，政治學的新交叉學科、新理論如政治心理學、政治社會學、政治生態學、政治人類學、政治系統分析理論、角色理論、團體理論、決策理論、精英理論等紛紛涌現，客觀地說在促進政治學學科發展上行為主義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但所有社會科學的研究起點是現實社會問題，而現實社會問題往往是既包含事實問題也包含價值問題。雖然從邏輯上我們可以明確地對這兩種問題做出區分，但在現實中這兩類性質的問題往往交織在一起的，很難截然分開，因此，完整的社會科學研究應該既研究事實問題也關注價值問題。如果說傳統政治哲學在研究對象上強調了對價值問題的研究而忽視了對事實問題的研究的話，那么行
為主義政治學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它強調了對事實問題的研究卻又忽視了對價值問題的探討，從這一點看行為主義“價值中立”主張的偏頗是很明顯的。而且這一主張在研究實踐中也帶來了另一種與傳統政治學相似的困境：在“價值中立”的旗號下，行為主義者往往過份關注細枝末節的政治行為，而忽視重大現實政治問題的研究，從而再次造成了政治學研究與社會現實脫節的問題，這也是行為主義最終被后行為主義所取代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實上，在行為主義內部針對研究對象“價值中立”的主張，不同的聲音也從沒停止過，當懷特(William?Whyte)提出政治學家應對政治學感興趣，而要把倫理學留給哲學家時，阿爾蒙德就曾批評說，對政治學而言，公共政策是首要的依據，在對政策的后果所作的分析中，政治學家的職責是要判斷一種已被認為以某種方式將會導致公共利益的特定政策究竟是否真的有效，而在討論這些“倫理”問題時，哲學家是缺少必要的知識與技能的，而政治學家只要經過專門的訓練就完全具有這種能力。因此，他認為政治學家不應把“倫理學”留給哲學家，在公共政策領域實際判別“善與惡”是政治學家的特殊職責。
第二，從研究過程的價值中立來看，行為主義提出“價值中立”是為了維護政治學研究結果的客觀性，盡量做到研究過程的價值中立是保持研究結果客觀性的必要條件。但從社會科學研究過程的實際情況來看，要做到完全的價值中立是不現實的，因為每個社會科學研究者都有自己的價值觀，研究活動是研究者在自己價值觀指導下進行的選擇，而每一種選擇背后實質上都有一種價值判斷：研究方法的選擇涉及價值判斷，任何一個社會科學家只有具有某種確定的方法論才能開展研究，這本身就涉及到認為這個方法是好的價值判斷，行為主義主張政治學研究要實現“價值中立”，這本身就是一個價值判斷；另外，研究對象的選擇也涉及價值判斷，任何一種學說必須把取材于有關社會生活的某些事實或事件看作是重要的，這種取材本身也是一種價值判斷。
當然，這樣說并不意味著社會科學研究過程中的客觀性就不重要，研究過程就不要做到價值中立、不能做到價值中立。關于在政治學研究過程中如何做到“價值中立”，貝蒂?H?齊斯克的觀點有一定說服力，他將整個政治學研究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課題的系統化；調研的設計和調研手段的發展；資料的搜集；對資料的分析和闡釋。他認為在課題系統化階段研究者往往根據自己的價值觀選擇那些最可能對自身的價值有所推動的問題，但“課題一旦選定(我們希望這一抉擇既是在相應的價值基礎上又是在理論重要性的基礎上作出的)，其后的兩個研究階段的結果若要令人信服，就應該完全不抱成見”。也就是說如果說在研究的第一階段研究者介入自己的價值觀還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話，那么一旦進人研究的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即在調研的設計和調研手段的發展以及資料的搜集階段研究者則必須保持價值中立，客觀科學地收集數據，用這些數據來客觀地檢驗理論假設，而不應帶有研究者的偏見。如果研究者在這些過程中仍帶有自己的價值觀的話，那他的結論可能不會得到人們的認可。因為科學的研究結論要求經得起經驗證據的重復檢驗，那種通過選擇性證據得出的有偏見的結論是經不起重復性檢驗的。這兩階段的“價值中立”是研究客觀性的必然要求，是合理的也是必須做到的。但是如果要在研究的第一階段和第四階段就排除研究者的個人價值觀則是不現實的。
政治問題是個古老的話題，政治學科卻是門年輕的學科，具有不成熟性，它需要不斷地發展與完善。人們誤把理論的發展性當成是追求時髦。
然而，政治學科也確實存在一些近似于追求時髦的問題。1、政治學科構成的知識體系復雜，有經濟、政治、哲學、法律、心理學、社會發展簡史、思想品德等等，給人的感覺是政治學科什么內容都涉及，把其他學科的知識也包含進政治學科，沒有相對獨立的學科體系，成為一門“雜科”。政治學科的內容什么都包括的同時，也表現為政治學科的知識體系具有不確定性，教材經常更換。頻繁地更換教材，甚至一年一套的教材，連政治老師自己也不能講清楚政治到底教了些什么和應該教什么了。政治學科沒有形成自己固定的學科體系，給人假象是政治學科屬于“偽科學”。2、政治學科的具體知識內容也是經常調整更新，雖然政治理論應該與時俱進，需要不斷地發展、豐富與完善，但是知識更新走向了一天一個說法，過于時代化的極端。有時為了體現政治教學的時政性的特點，在中高考的政治問答題中，還要把考試前幾個月的某個政治家的言論作為政治題的標準答案，在以考試為指揮棒的教學中，難免要滲透時政理論，并且盡量地把最新的政治理論安排進教材。朝令夕改的理論與政策在中學教學中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負面的效應，讓人們的思想無所適從。尤其是學過政治學科的一些“過來人”更是困惑于政治理論的朝秦暮楚。政治教師夾在中間，只能順應形式的發展，政治學科從某種程度上講變成了永遠追逐時代浪尖的學科。理論是需要有一定時間的研究與檢驗，如果缺少必要的思考與沉淀，理論難免會有些淺薄甚至錯誤。
二、政治理論是“假大空”的學說嗎？
政治學科是一門學科，它介紹的是關于的政治理論知識，具有知識性和科學性的特征。政治學科還是一門社會學科，研究的對象是社會，它不同于物理、化學、數學等自然學科，具有鮮明的社會性和人文性等特征。
政治理論具有理論性的抽象性，人們總是很難認清它的本來面貌，常常對政治學科容易產生“偽科學論”和“無用論”，并把政治理論看成是假、大、空的學說。
首先，政治理論具有抽象性，理論雖然反映現實，但是，理論不等于現實，理論是相對獨立存在的思想體系。理論與現實之間的關系表現為本質與現象之間的關系，即個性與共性之間的關系。理論與現實既有統一性，理論與現實之間也往往存在差距，現象能反映本質，但理論與現象本身不是亦步亦趨的，理論可能超前于現實，也可能滯后于現實。如理論上講社會主義的民主的性質高于資本主義的民主性質，我們看到的現象卻是我國民主發展程度較低。對理論產生迷惑，主要原因是不能正確理解哲學上的現象與本質的關系，所以不能理解政治理論與現實的差距，把理論與現實的差距性當作是政治理論是虛假性。
其次，政治理論常常以理論的形式來介紹國事，天下事。有些人一看到條條是道的理論就先入為主，覺得是大道理，從內心里排斥它。其實，政治理論談得就是我們身邊的事，說大也大，說小也小。不能把身邊的道理看成是“大”道理。
第三，政治理論區別于現實，具有抽象性，抽象的東西使人理解起來使人感到理論晦澀。同時，目前教材中政治理論的闡述一般表現為條條框框，教材的教條化編寫模式使得教師教“條條”，學生背“條條”，考試考“條條”。再加上教學方法的陳舊落后，把政治教育當成是純粹的思想灌輸，具有空洞說教的特點。致使人們誤認為政治理論是空洞的、言之無物的大道理。把思想性當成是空洞的理論。政治理論的抽象性，
于是有人認為學習政治理論主要是應付考試，假如不要考試，就不要教與學了。如果把政治理論的作用的眼光僅僅局限于應付考試的話，考完后，政治學科難免要遭受“兔死狗烹”甚至“掘棺抽尸”的命運。還有人認為學了政治理論后，社會中的思想政治問題仍然很多，所以學習政治毫無用處。這種觀點屬于典型的 “偽科學論”與“無用論”，實質上是否定了政治學科的科學性與社會功能，否定了社會領域中社會理論的價值作用。否定社會學科，顯然是陷入了思想認識的淺薄與功利的色彩，甚至反映了一個民族急功近利、浮躁心理，是民族心理不成熟的表現。政治理論本來就只是理論，它本身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科學的理論只能指導人們正確地處理問題。
三、政治理論是為了美化社會嗎？
政治理論和其他學科一樣，具有社會教育的功能。政治學科又不同于其它的學科的社會教育功能，它具有鮮明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有人認為因為社會上存在許多不良的思想，所以要加強政治學科的學習。這種觀點看到了政治理論的積極作用，但是夸大了政治學科的教育功能，政治學科和其他學科一樣除了具有教育的積極功能，也不可避免它帶來的某些教育負面效應。其實政治學科和其他學科一樣，只是一門學科，它研究的是社會中的一些現象。雖說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等特點，但政治學科的理論并不是“萬金油”，不能包治社會中的各種疑難病癥，政治學科不應該也不能把所有問題都自己扛。
一、學科內教材內容的整合
簡化教學內容，適當調整教學內容的順序和形式教師要善于對教學內容進行挖掘、整理和濃縮，化難為易、以簡馭繁，還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隨時調整教學內容的次序，使之更符合學生的認知規律、生活體驗和實際水平，從而使教學內容活化起來，增強教學的感染力，幫助學生加深對內容的理解。
（1）框題內教材內容的整合。在教學實踐中，要熟悉課本內容，敢于調整教學內容，按教學內容內在聯系大膽調整，讓學生更易于接受。如在《關于世界觀的學說》這一框題教學過程中，我對教材的內容作了一個先后秩序的小調整：課本原來先介紹什么是世界觀，然后是什么是哲學，哲學與世界觀的關系（包括聯系與區別）。但我教學中介紹完世界觀后，接著講授什么是方法論，順勢也把“世界觀決定方法論，方法論體現世界觀，世界觀和方法論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的關系講了。我覺得這樣學生更容易理解并記憶相關內容。因為世界觀和方法論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關系密不可分。回頭再講哲學與世界觀的關系，講清世界觀與哲學的關系，“哲學是世界觀與方法論的統一”觀點就自然水落石出，非常清晰了。另外，這節課對另一個知識點“哲學與具體科學的關系”也作了個小調整：先介紹具體科學是哲學的基礎，對哲學發展有推動作用；然后再講授哲學是具體科學的總結和概括和反思，因而對具體科學具有指導作用。另教材中部分哲學原理與相應方法論并不對應，盡管世界觀和方法論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但畢竟二者還是有著嚴格區別的。我們不能讓學生把世界觀與方法論混為一談。應該讓學生把不同的世界觀與相應的方法論對照著學習。如教材講“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后，再集中講方法論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相統一的方法”。我認為，雖然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關系、矛盾的重要方面與次要方面，盡管同屬于兩點論和重點論，但二者還是有著嚴格區別的，它們有自己相應的方法論。在這節課，我是做了調整和補充：把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原理對應抓主要矛盾，統籌兼顧的方法論先講，然后再講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原理要求抓本質，不可忽視支流，最后才講兩點論和重點論。因為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這兩個原理及其方法論是學生最容易混淆的，我們應該讓學生能區分。應該說，按照一定的邏輯關系對教學內容調整，更有利于學生的理解和記憶。
（2）框題間教材內容的整合。新教材是以生活邏輯為基礎進行編寫。以生活邏輯為主取代過去的理論邏輯為主，這一新課標的理念在平時的教學上我們應該按要求認真落實。但在日常的教學中，我們又要靈活處理好生活邏輯與理論邏輯的關系。首先，我們不難發現有的框題內容偏多，一課時講不完；有的上一框題的部分內容與下一框題的部分內容是緊密相連的，此時我覺得應靈活調整教學進度和內容。如在《矛盾》的第一框《矛盾是事物發展的源泉和動力》，有兩個問題，一是矛盾的同一必性和斗爭性，二是矛盾的普遍性的特殊性；教學內容既是重點又是難點，內容偏多，一課時難以完成。同時矛盾的普遍性的特殊性與下一框《用對立統一的觀點看問題》及“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緊密相關的，所以可以把“矛盾的普遍性的特殊性”這一問題與下一框《用對立統一的觀點看問題》及“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起講，而《用對立統一的觀點看問題》的“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則單獨用一課時講。
二、科際間教學資源的整合
所謂科際資源整合，主要是指利用政治與語文、歷史、地理等科目的密切關聯來提高政治教學資源的利用效率，提高教學質量。
（1）政治學科與語文學科的資源整合。在政治課教學中，經常使用語文知識，如經常使用文學修辭語言，有利于把抽象的道理具體化、把深奧的哲理通俗化、把晦澀的理論形象化，以烘托課堂的氣氛。如我講到崇高理想的作用時，用“指南針”“發動機”“風帆”“燈塔”“路標”來形容，這是比喻法。在教學中，若能適度加入唐詩、宋詞、文言、警句、成語、俗語等文學鑒賞，并把文學與哲學、經濟學、政治學巧妙地融為一體，能提高審美情趣，烘托課堂氣氛，增強感染力，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關鍵詞：政治學；國際關系學；國際政治學；學科史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6-0003-02
對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兩門學科之間關系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它們之間的聯系和區別，而不研究屬于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學科范疇的具體問題，是理論與學科關系層面的探討，或可以說屬于學科史研究的范疇。對于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的關系，從學科史的角度予以厘清，有助于合理界定兩個學科的方位和邊界、正確理解學科的內涵和外延、促進人們更好地把握它們的發展變化與相互間影響。
一、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的概念辨析
要進行相互關系的比較分析，首先需要考察學科的屬性，即該學科是研究什么的。首先來考察政治學。政治學英文“Politics”一詞源于古希臘語Polis（城邦）。西方政治學的創始人首推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提出“善”、 “正義”和他的哲學王理想。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統論述政治理論及其體系的著作，他倡導以個人幸福為最高政治目標的城邦政治論，使政治學發展成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其后大致經歷了中世紀神學政治學、近代文藝復興時期以來的權利政治學、20世紀以來現代意義的政治學等幾個階段，①有著悠久的歷史。一般而言，政治“本質上是人們在一定經濟基礎上，圍繞著特定利益，借助于社會公共權力來規定和實現特定權利的一種社會關系。”[1]政治學，則是研究政治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一門學科。
“國際關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IR）是國外學術界比較常用的詞語。在英文《韋氏詞典》里對它的解釋是：“國際關系是政治科學的一個分支，關注的是國家間的聯系并且主要關注對外政策”。從這一定義來看，“國際關系”的屬性有三點：一是在學科上它從屬于政治學；二是它的研究對象是國家間的關系；三是對外政策或外交是其關注的重點。“國際關系”不僅僅是指國際的政治關系，還涉及經濟、軍事、科技、教育、文化、宗教、衛生、民族、政黨等各種聯系。也有學者認為，“國際關系是超越國家界線的國際社會關系。進入世界近現代史的國際關系主要是國家以及國家集團之間的相互關系”[2]，“嚴格來說，國際關系的領域集中在世界上政府間的關系，但這些關系不能被孤立地理解。這些關系和其他因素（如國際機構、跨國公司以及個體）是有緊密聯系的；與其他社會結構（包括經濟的、文化的和國內政治結構）也有聯系；甚至與地理的和歷史的因素也發生關聯。國際關系學是交疊了幾個其他領域的龐大學科。”[3]可見，國家間的關系是國際關系學研究的重點或主要方面。所謂“國際關系”，主要指國家間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主要方面的聯系；“國際關系學”，則可被看作是一門研究這些聯系和及其規律的獨立學科[4]。
二、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的歷史關聯
19世紀，受西方實證主義思想學說影響，人們對政治學的獨立地位、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有了較一致的看法，當時主要以國家政治行為、政治體制與機構、政治理論與原則、政治家的思想行為等為研究對象。20世紀早期，政治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現代意義上的國際關系學也產生于20世紀初，是現實國際關系發展在人們觀念上的反映，是人們對國際關系認識日益加深的產物，相對來說是新學科。
傳統上，國際政治學屬于政治學的范疇，而國際關系學則是國際政治學的拓展。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世界范圍內錯綜復雜的國家間矛盾的第一次總爆發，國際關系成為學者們必須密切關注的焦點。1919年，威爾士工業家戴維斯在威爾士大學資助建立了國際政治系（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les），并為國際政治專業設立了伍德羅·威爾遜講座教席（Woodrow Wilson Chair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這種設置標志著獨立的國際政治學科的誕生[3]。顯然，國際關系學（IR）最初是以國際政治學（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面目出現的，并且被許多政治學領域的學者看作是政治學的子學科。1949年在巴黎，各國的政治學者共同建立了“國際政治科學協會”（IPSA），協會確定政治學研究的對象有五項：政治理論、政治制度、政黨和政治團體、國際政治關系、社會輿論[4]5。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國際政治學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國際政治研究伴隨著一系列特定刊物的出現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科領域和范式。這些刊物包括：《外交》（Foreign Affairs，1922）、《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47年）、《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1947年）、《國際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63年）、《和平研究雜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964年）等，此外，英美國家都出現了國際關系方面獨立的博士教程[5]5。20世紀50年代末，以國際政治現象及其規律的研究為主要內容的國際政治學成為政治學的三個主要分支學科之一，另兩個是行政學和比較政治學。在學科史上，“國際關系”可以說是“國際政治”在空間范圍上的延展，在時間上也存在一定的先后順序。由于這種特征，使得“國際關系學”稍微偏離了政治學領域，與政治學的聯系不如“國際政治學”與之緊密。但反過來說，國際政治始終都是國際關系學研究的重點，原因在于“國際政治”關系一直以來是各種國際關系當中最重要的一類關系。
三、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的不同
（一）學科生成、發展歷程（學科史）的不同
政治學在古希臘時期就產生了，中世紀的政治學和其他學科一樣，受神學統治。近代文藝復興時期，政治學最終擺脫神學束縛，恢復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20世紀早期，政治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國際關系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它的生成是20世紀的事，但這個過程幾乎跨越了整個世紀。
國際關系（國際政治）作為一種現象也有久遠的歷史。其實，不管是古代的城邦國家還是現代的民族國家，只要有國家，就存在“國際關系”。“如果把古代學者的研究，諸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研究古希臘城邦國家間關系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和中國記述春秋戰國歷史的典籍《春秋》、《左傳》、《論語》、《戰國策》等視為某種“國際關系”研究的話，那么這種研究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了”[5]4。國際關系學到20世紀上半葉還不能說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直到20世紀70年代，它才有了比較像樣的、可稱為一門學科的輪廓。
（二）研究對象與學科特點的不同
政治學以探求政治關系的發展規律作為自己的目標和任務，因此，它的視角通常會圍繞政治關系，從政治行為、政治體系、政治文化等方面去闡釋政治的本質，關注國家、權力、權利等核心概念，關注人類圍繞這些核心價值所做的價值選擇，關注對自由、正義、和諧等終極理念的追求；國際關系學的研究背景是由世界上所有國家共同構成的一個特殊“社會”，這個社會沒有中央權威，國家間的互動在本質上是無政府的。國際關系的研究不僅涉及政治因素，而且涉及軍事、經濟、宗教、文化、法律、生態、社會心理和意識形態等多個方面，其中關注較多的是國家的外交關系和外交政策。其研究對象非常復雜，具有明顯的跨學科特點，經濟學、法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對于國際關系學都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它還涉及哲學、地理學、生態學、心理學乃至數學、統計學等眾多學科，表現出十分龐雜的特點，但國際關系整體的運動規律仍是國際關系學的研究對象。①
（三）研究方法的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都經歷了傳統研究方法和現代科學研究方法兩個階段。傳統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學的研究方法、歷史的研究方法、規范分析方法、法學的研究方法等；二戰后初期，“國際關系學界大多數學者沿用政治學或法學的一些方法，注重對國家、戰爭與和平等問題的研究”[4]7。戰后六七十年代科學主義盛行時期，政治學、國際關系學開始利用其他科學領域的研究成果鑄造本學科新的研究方法，包括經濟學的方法、社會學的方法、心理學的方法、系統分析方法、結構功能主義的方法、行為主義的方法、數理統計的方法等等，統稱為現代科學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的傳統與現代兩個階段是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的共性。所不同的是，由于國際關系學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學科，其研究方法也表現出復合多樣化的特點，更多地具有“科學主義的”傾向，研究的問題與政治學的課題相較更為現實具體，更多采用實證主義、定量分析的方法。國際關系學的研究大大豐富了政治學學科的資料庫。筆者以為，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在研究方法上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研究方法作為一種工具，對于某一分析課題來說只要是恰切的就可以大膽采用。
四、結語
在學科發展史上，學科之間從屬、分離以及綜合是學科發展內在規律的表現。國際關系學傳統上被認為是政治學的一個從屬學科，但隨著其研究領域的擴展和深化、研究成果的繁榮豐富，國際關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的地位已經在人們當中達成了共識，大家都承認它有獨立的理論體系、研究領域和研究對象、學科目的與學科價值。
同時，國際關系學與政治學之間也存在著相互支撐的關系。國際關系學雖然研究的是一個類似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當中各行為主體互動的關系問題，但它始終離不開政治學所提供的關于國家、權力和權利等基本概念體系的支撐，以及政治學提供的價值規范的牽引。政治學也迫切需要國際關系學在這方面的成果來大量豐富政治學研究的資料與素材，特別是在全球化的當天，政治現象常常是超越國界的。 總之，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的相互支撐與相互分離是二者間關系的主要特點和趨勢，學科發展也會受這對矛盾運動的影響。
參考文獻：
[1]王浦劬.政治學基礎[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5.
[2]袁明.國際關系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3][美]Joshua S.Gold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3.
一、把握世界的真、善、美多維視角
經典思想家在論述哲學知識類別或人類知識譜系時，曾在各自不同思維體系中給出了不同的知識劃分類別。從這些知識類別中，我們大體可以看出人類思想史上對世界的把握方式及其相關認識。
柏拉圖在他的理念論體系中，為我們構建的是善理念統領一切知識的譜系。善理念據諸理念之最高，各種理念在善的支配下構成了一個理念世界，最下層是各種具體事物的理念，之上一層是數的理念，更上一層是藝術和道德的理念，如美、智慧、勇敢、機智和正義，最高一層是“善”理念。柏拉圖有時候認為這個最高的善理念就是神，有時又把善理念看作是神創造世界所需要的‘絕對本質”;認為‘善理念”是宇宙秩序的本質，是所有事物、知識和行動的最高原則，也是所有倫理規范的最后根據，它規定著人類生活的總體和諧與終極目的。柏拉圖在《理想國〉的第六卷中說:“如果不知道善的理念，知識再多也沒有任何益處。沒有一個人在知道善之前能充分地知道正義和美。”而且在柏拉圖看來，把倫理學僅僅看成是尋求個人幸福的學問，這種看法是幼稚的。
在亞里士多德思想中科學被分為三類:一是理論的科學(sophia理論智慧）包括數學、自然科學和“第一哲學”;二是實踐的科學(phronesis實踐智慧）主要有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戰略學;三是創造的科學即詩學等。還有一部包括亞里士多德若干篇邏輯著作的《工具論》，是一種認識的工具，屬于方法論。很顯然，在亞里士多德知識體系中，倫理學被表達為實踐科學的一部分。然而實踐科學又被亞氏確定為是關乎善的學科類別，“倫理學”與‘政治學”雖屬并列類別但在他的(〈政治學》中，“善”和‘善政”都是非常核心的范疇。在亞里士多德的理論思維中，政治學高于倫理學因為國家的善治是更大更高的善。不難看到，在亞里士多德這里倫理學是在雙重意義上使用的廣義上他用實踐科學即“實踐智慧”(phionesis)做指稱在狹義上也就是在人的德性品質意義上他直接用了“倫理學’(Ethics)來指秣就狹義倫理學而言，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更是一種‘美德倫理學”。
神學倫理學汲取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思想中客觀理念的思想部分，認為神的德性是世界的本質。用神這樣一個偶像象征代表世界善的本質。當然這是一種被神化了或者說是被曲解了的客觀理念論或德性論。
善理念在柏拉圖那里表達人類世界的最高本質。在康德話語系統中，善被表達為“絕對命令”。這個德性的“絕對命令”雖然有點類似于柏拉圖的“善理念”，屬于一種客觀的超驗的至善本體但不同的是它并不表達自然世界的實然本質，它只是人類社會的應然本質。德性絕對命令在康德思維中屬于“心中的道德律”這部分，它沒有表達“頭上的星空”一自然世界的本質。康德認為，自在世界物自體是人類無法認識的，但人類世界的“道德律”卻由人類主體自己確立。康德的“道德律”就是人為自己立法的道德法則的表達，道德絕對命令對于人的世界的意義，在他的知識譜系中也可以反映出來。
康德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中把知識智慧及其研究中心概括為三個問題:一是“我們能夠了解什么”，二是‘我們應該做什么”，三是“我們可以期望什么”。①理論哲學解決的是第一個問題，實踐理性即倫理學解決的是第二個問題，宗教哲學解決的是第三個問題。康德認為，它們扮別構成了人類精神的三種能力，即理論理性、實踐理性和判斷力。在三部相關著作中，《純粹理性批判》主要論述認識論《實踐理性批判〉主要論述倫理學《判斷力批判注要論述美學和目的論基本對應于人類的真、善、美的目的。“我們應該做什么”，這是一個典型的“應然”學科定位范式在真、善、美視界坐標中，它屬于“善”的維度。也就是說康德把關乎善的問題域概括為“應該做什么”的問題而倫理學即實踐理性就是回答解決這個問題的學問。
康德不僅認為人類把握世界的方式是多維的，而且實踐理性即倫理學把握世界的方式是被置于其他理性把握方式之上的。康德強調實踐理性“優先”于理論理性，認為哲學應被理解為“求達至善之術”。
黑格爾也把倫理的“善”看作是世界秩序或理想王國的本質精神，它是一種最后的絕對的精神，其中也內涵了對柏拉圖、康德的先驗客觀理念思想的繼承。在黑格爾理論中，倫理是一種客觀實體理念，即人的完善的自由意志。這個自由意志最初顯現是通過外在的物一財產的占有的自由而表達存在的，善自由意志在這個階段表現為他律的“抽象法”的形式。善自由意志借助外物即財產來實現自身形成抽象法，自由意志在內心的實現就形成了“道德”,道德是主觀意志的法則。善自由意志在借助外物和內心分別實現自己后，就進入通過外物和內心的結合實現自己的“倫理”環節。倫理是抽象的法和道德的統一，是善自由意志這個客觀精神的完善顯現。從中可見黑格爾客觀理念論中的“絕對精神”是一種先驗存在的善的精神實體。在這個善自由意志精神邏輯和歷史的顯現過程中，表明了人類世界秩序或理想王國的最后本質就是善的自由意志就是倫理實體。
總之，在真、善、美以及信仰把握世界的諸種方式中，善是其中一種重要的方式，善理念在一些思想家思維體系中甚至具有客觀本體的意義。可以說，在人類思想史上，德性論思想大多都在自覺不自覺地追尋世界的善本質的回歸。現代美德論大師麥金泰爾呼喚人的德性本質，中國儒家倫理學也強調人性向善和德性的回歸訴求。美德論可以看作倫理學中一個主要論域和理論，是對善本體在人性本質方面的折射和體現善是否人類世界本體暫且不理論但善的維度確實應該是倫理學的一個本質定位。
二、善視界應然價值特殊本質及其特征
在人類思想史上多數經典作家認為人類是通過‘真”、“善”、“美’三種方式來把握世界的也有思想家提出還存在宗教信仰把握世界的方式。經典作家在這個問題上既有和思想史相銜接的一面又有自己獨特的世界觀和知識分類方法。認為，人類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構成了以研究客體自然為中心的認知理性也形成了以研究人類及其社會應然理念為中心的價值理性，也即關于善的德性理性。兩種理性各具魅力和獨特功能，共同構成人類認識、改造世界的理性能力。
理性是人類認識把握世界、創造人類生活的主體能動力量是人在本質方面的重要特征。理性是人獨有的自覺意識和能力。認識世界探究自然，是人的一種理性能力;研究社會，認識人自己，給社會設定理想價值目的并給人自己立法也是人的理性能力。馬克思認為，人類思維在不同的領域掌握世界的本質有不同的方式他說：整體當它在頭腦中作為思想整體而出現時，是思維著的頭腦的產物，這個頭腦用它所專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這種方式是不同于對于世界的藝術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實踐精神的掌握的。”也就是說，馬克思也認為人類是通過真、善、美等方式來把握世界的。“真”是以客體規定為主要方面的把握式，“善”和“美”則是以主體規定為主要方面的把握方式;“真”的特性根本上說是由客體規定的而‘美’和“善”的特性從根本上說是由主體規定的。認知理性主要回答世界‘是什么'“怎么樣”的問題，它探究自然規律并能動地運用這些已掌握的規律創造出為人類服務的科學技術及物質財富。相對而言，認知理性所駕馭的世界是一個‘真”的領域這是一個不以人類意志為轉移的域。“善”和‘美’，是人類應然價值理性所訴諸的領域主要研究世界“應當怎樣”的問題。人類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完全不同在這里有許多種甚至是無數種可能性，需要人類利用理性智慧去權衡、判斷并作出符合人類善與美的理想愿望的選擇道德理性在其本質上就是這樣一種代表善價值判斷和選擇的人類理性智慧。
在此，相對于兩種理性能力的功能目的的區別丄我們可以把人類理性分為兩種:一種是認知理性另一種是價值理f性人類高出其他動物的標志之一，即他不是被動地適應生存環境，而是積極主動地認識、利用、改造生存的環境;人類并非只要自己的生存需求得以滿足就夠了，人類一方面認識客觀自然探究規律一方面在認識利用客觀自然的過程中總在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的意圖、愿望投射進去，自覺不自覺地給事物以意義和評價。人在自己的活動中追求合自己目的的結果，在不違抗自然必然性的范圍內，總試圖在自己所把握的選擇范圍內作出最好的選擇這就是人類理性的功能一在認識自然、積極順應自然客觀必然規律的活動中，發展起了求真的科學技術和人類認知世界的理性能力;而在追求合人類目的、合主體理想的過程中，發展出了善、美等代表人類主體選擇的價值應當理性。如果說前一種理性表達的更多是一種客觀必然性，后一種理性則更多表達一種主觀善價值的合理性。這兩種理性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馬克思等經典作家所強調的關于人類生產的兩種“尺度”。馬克思曾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怎樣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認知理性屬于馬克思所說的動物的“種的尺度”，而價值理性屬于表達人類主體選擇的人的“內在的尺度’。在西方思想史上，經典作家曾把認知理性稱作理論智慧(亞里士多德)，或“純粹理性”（康德)，而把價值理性稱作實踐智慧(亞里士多德)，或“實踐理性”(康德）在中國思想史中，雖沒有明確提出“理性”這個概念，但在儒家提出的“力命”、‘義命”不同關系范疇中，已內在包含了人的兩種理性能力。
善價值維度的理性從人類世界“應當是什么”、“怎樣才更合理’的視角考慮問題，它主要給人類世界一個善和美的價值引導，給認識、征服、開發、利用自然的活動一個合理的可持續發展的愿景規劃。人類的善價值理性也正是在認識改變客觀現實活動中，在用人的“內在的尺度’去引導、把握“種的尺度’的能動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沒有善價值理性的規劃J和關懷，人類的純粹認知理性要么僅僅局限于認識世界，不能創建美好世界;要么發展為一種盲目的力量，而這種有缺陷的力量往往可能把人引向非人，把人類世界引向真善美的反面甚至毀滅。
三、善視界與倫理學一-倫理學的廣義與狹義
在真、善、美或還有信仰視界中，善是把握世界的一種重要方式，而倫理學在傳統學科分類中的基本定位是關于善的學問的維度。事實上，我們也看到思想史上的經典作家們對倫理學或善理念論往往是在不同層次、領域和意義上使用的。概括言之，第一類是在世界本體意義上定位善或善理念，如柏拉圖及神命論等;第二類是在人類世界即人類社會秩序本體領域定位善或道德律令，如康德、黑格爾及儒家學說等;第三類是在人性品德領域意義定位善本質的，或許這可算作人性美德本體論，如亞里士多德(在雙重意義上使用倫理學)、麥金泰爾等。
我們不難發現在第三類意義上，倫理學重點關乎人性美德，這是一種不涵蓋政治學和法律學的狹義倫理學。而在第一類和第二類意義上的倫理學，實際上都是在廣義上界定的，即倫理學這門善的學問或善的理念維度覆蓋人類社會政治、經濟、法律等領域甚至覆蓋整個世界，倫理學不僅關系成就人性品德,也成就社會和國家的善治，不僅關系社會秩序甚至直接就是人類社會政治與法治的“應然”善的本體。筆者在此想強調的是，對倫理學這門學科的把握、研究和運甩應該充分注意到它的廣義含義和狹義含義，不能忽略倫理學這門關于善的學問在人類社會各領域的善的應然的引導。事實上，倫理學在價值取向和精神理念層面，的確也滲透和顯現在社會各個領域規則之中。
倫理學與法律的關系在古希臘思想家的專門論述中比較有限因為法律學是包括在政治學中的。但在亞里士多德著述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他關于倫理德性是法律的基礎和依據的觀點倫理被認為是‘人為法”的基礎。康德倫理學屬于廣義上的建構，康德善的“絕對命令”就是通過內在法和外在法強制形式作不同表達的。黑格爾的“法哲學”含義廣泛它并非只指一般的狹義的法學，而是指向整個社會制度和秩序的至善應然取向;黑格爾是把法律、道德、倫理三個邏輯環節作為至善絕對精神的發展顯現階段來論述的。當代倫理學家哈貝馬斯認為，具有理性法根源的道德原則現已經成為實證法的組成部分，現代法律的原貝蹴像“我們從憲法那里可以很容易地表明那樣，同時既具有法律性質，也具有道德性質，自然法的道德原則在現代立憲國家中己經成為實證法”。且不論有沒有明確說明，事實上，格林、哈耶克、羅爾斯等現代政治學者都把倫理善治當作了國家治理的基本出發點。正如我們通常所理解的那樣法律、道德都是真、善、美視域中善維度中的法則表現，只不過道德所確立的是人的內心法，法律確立的是外h在法。
倫理學與政治學在柏拉圖那里具有的密切關系，他把得到正義作為最高的善，靈魂的正義和國家的正義都是善理念的表現政治學是尋求國家的善。亞里士多德認為，實踐科學中的政治學是最高的學科，因為政治學尋求的是最高最大的善或者說，是最高善或倫理學在社會治理方面的使命，“政治科學，作為一個完整的道德社會(在這個社會追求充分的善這只有通過共同行動才能實現)的學問，對亞里士多德來說就是最高的倫理學”。黑格爾的政治學植根于他的“絕對精神”理念體系，他認為社會治理及其發展就是倫理實體即“絕對精神”的客觀化或外在顯現的一部分，社會政治不過是倫理精神的一個外在表現和現實空間表達而已;倫理精神在發展過程中，抽象變為了具體個人進入了社會意志為了實現自由，構建了制度為保證。在霍布斯那里，哲學被分為自然哲學與公民哲學倫理學與政治學是公民哲學中的主要領域內容。從‘公民哲學”含義中，我們可以看出亞里士多德至善的實踐科學的思雄痕跡。
此外，西季威克!(倫理學方法》和梯利〈倫理學概論對倫理學與政治學一而二、二而一的關系都有相關論述梯利甚至表達說，倫理學是政治學的另一個名稱。相對而言，倫理學規定著人類的普遍應然目的而政治學則是一門關于實現該目的的方法的學問。在當代倫理學與政治哲學的學科區分也越來越不明顯—羅爾斯、哈貝馬斯、麥金泰爾等，既是政治學家又是倫理學家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以及社群主義既是政治學討論的問題，也是倫理學討論的問題。
【關鍵詞】學生 政治學科 學術語言
近年來，隨著我國高考改革的進一步發展，學生答題規范化的問題也日益顯現和暴露出來。在目前的教育體制中，高考考查學生的各種能力最終要通過學生在答題過程中以文字的形式反映在試卷上，而且越是能力測試型的題目，對學生文字表達能力的要求也就越高，這需要學生根據平時學過的概念、原理，用恰當的政治學術語言，去解釋人類經濟生活和社會發展中遇到的經濟問題、哲學問題、政治問題［1］。由于多種因素的影響，政治學術語言的表達能力既是教師長期忽略，也是學生所普遍欠缺的。
1.存在問題
在平時的教學中，當我們幾個政治教師談到學生在政治學科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時，幾乎所有的政治教師都會提到這么幾個問題：“他們寫作業時，甚至連題目都看不懂”!“我看不懂他們的答案，不知道他們在講什么”?“他們寫了一大堆，但沒有中心詞”,“他們了解材料要表達的涵義，但卻不能找到合適的詞句將之表達出來！”……盡管每個具體的答案可能都不近相同，但幾乎所有的答案最終都會歸于一個問題即――學生的政治學術語言表達能力太差。
然而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對于大多數政治教師來說，他們自己在如何使用學術語言這點上也是完全不自覺的。他們很少去分析自己在傳達特殊含義和達到預期反應與回答時運用的技能，也很少會有人去留意自己在表達語氣和立場時選擇了什么樣的語言。對于很多政治老師來講，老師只是關心學生懂了沒有，忽略了對政治學術語言的掌握。只有當語言被懷疑是學生所存在的問題的內在原因時，它才成為討論的主體。
2.分析原因
2.1 政治學科的性質和農村中學的現實條件影響。政治課是一門既具有邏輯性又具有語言要求的課，它要求學生在政治課學習中，具有全面的素質。對政治課來說，要培養學生思維的邏輯性，就必須注意對學術語言能力的培養。學生的學術語言表達水平越高，其思維的邏輯性就越強。因此，平時要求學生注意語言的準確性和科學性，語言表達要清楚、流利、嚴謹，政治術語要準確。而政治學科強理論性、強抽象性的特點，使很多學生望文生疑，難理解，失信心，也就不會主動去學習政治術語。另外，政治課還是一門時事性非常強的課，提供的資料大多是當前發生的重大經濟現象和社會生活問題，這就要求學生對當前的重大時事政治有所了解，并能運用其中的學術語言來表達自己的觀點。
2.2 政治學科學術語言所用的專業術語與日常生活語言或先入為主的其他學科語言有很大的區別。如果缺少廣泛而真實豐富的語言體驗的話，大多數學生都會在理解這些專業術語所包含的意義時面臨困難。
2.3 學生相對較差的基礎使教師降低了原有的要求。一般來說，中學的學生尤其是高中學生，基礎較差，為了能讓學生更好地理解概念和原理，教師在課堂上可能更多地會使用一些生活化的通俗語言，關心的是學生是否能懂而忽略了政治學術語言的運用。
3.解決方案
林德福爾斯曾說過“在如何觀察和看待我們所教的孩子這一點上，存在著不同的做法。……但在語言領域，孩子們卻是超級健康的有機體，如果我們給他們提供良好的環境，他們會不斷地茁壯成長。我們不應試圖消除孩子們的語言“問題”，而應努力培養他們持續而突出的語言發展能力”［2］。學生進入高中后，政治教師如何幫助學生掌握和熟練使用政治學術語言能力呢？
3.1 做好示范，教師自己首先要努力實現課堂語言專業化。政治教師在政治術語上首先要做好示范作用。政治課理論性強，也比較抽象，尤其是一些哲學用語，學生往往很難理解，由此失去學習這門學科的興趣。因此，教師一定要牢牢抓住自己的學科學術語言，要講求課堂語言藝術，做到“言傳身教”，切忌顧此失彼，活了形象，失了本質。政治課學術語言的積累首先應該從課堂入手。
3.2 激發興趣，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濃厚的興趣是一種巨大的動力，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思考力和想象力，驅使學生去積極思考、觀察和研究。只有激發學生的興趣，學生才能積極主動的在課堂上大膽地與教師、同學進行有建設性的交流與探討，使學生真正成為課堂的主人，讓學生多讀、多講、多議、多辯，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同時，教師對學生的講議給予真誠的肯定，熱情的鼓勵，給他們成功的體驗，讓他們在教師真誠熱情的評價中取得成功的喜悅，受到自尊的滋養，提高講話的信心和勇氣。這樣才能活躍課堂氣氛，活躍思維，激發學生的興趣和表現自己的強烈欲望，從而培養學生的學術語言能力。
3.3 創設環境，引導學生學習政治學術語言。偉大的教育學家陶行知先生曾說過：“生活即教育”。如利用課堂前幾分鐘講讀當前發生的重大國內外時事新聞，或讓學生課外閱讀，收集新聞進行講演。那些與時事熱點、實際生活及綜合學科相連的語言，也就是政治課的學術語言。如價值規律、市場經濟、股份制、一切從實際出發、矛盾的特殊性與普遍性、國體、政體、自由等術語，在實際中運用得多，在考題中也經常出現，熟練運用它們，有利于提高答題精確度。
[關鍵詞] 農村高中學生政治學術語言
近年來，隨著我國高考改革的進一步發展，學生答題規范化的問題日益顯現和暴露出來。在目前的教育體制中，高考考查學生的各種能力最終要通過學生在答題過程中以文字的形式反映在試卷上，而且越是能力測試型的題目，對學生語言文字表達能力的要求也就越高，這需要學生根據平時學過的概念、原理，運用恰當的政治學術語言，去解釋人類經濟生活和社會發展中遇到的經濟問題、哲學問題、政治問題。由于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尤其在農村中學，政治學術語言的表達能力既是教師長期忽略，也是學生所欠缺的普遍問題。
一、存在的問題
在平時的教學中，當我們幾個政治教師談到學生在政治學科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時，幾乎所有的政治教師都會提到這么幾個問題：“學生在回答問題時，甚至連題目都看不懂――答非所問。”“我看不懂他們的答案，不知道他們在講什么――雜亂無章。”“他們寫了一大堆，但沒有切中要害――無中心詞”；“他們明白材料要表達的涵義，但卻找不到合適的詞句將其表達出來――術語欠缺”……盡管每個具體的答案可能都不盡相同，但幾乎所有的答案最終都會歸于同一個問題――學生的政治學術語言表達能力太差。
二、分析原因
第一、政治學科的性質和農村中學的現實條件影響。政治課是一門既具有嚴密邏輯性又具有嚴格語言要求的課程，它要求學生在政治課學習中，具有全面的素質。
第二、政治學科學術語言所用的專業術語與日常生活語言有很大的區別。如果缺少廣泛而真實豐富的語言體驗，大多數學生都會在理解這些專業術語所包含的意義時面臨困難。
第三、農村學生相對較差的基礎使教師降低了原有的要求。一般來說，留在農村中學的學生尤其是高中學生，基礎較差，為了能讓學生更好地理解概念和原理，一方面，對于大多數農村政治教師來說，他們自己在如何使用學術語言這點上也是完全不自覺的。他們很少去分析自己在傳達特殊含義和達到預期反應與回答問題時運用的技能，也很少會有人去留意自己在表達語氣和立場時選擇了什么樣的語言，在課堂上可能更多地會使用一些生活化的通俗語言；另一方面，對于很多農村政治老師來講，只是關心學生懂了沒有，但卻忽略了學生對政治學術語言的掌握。只有當語言被懷疑是學生所存在的問題的內在原因時，它才成為討論的主體。這就導致在農村的實際教學和日常訓練中忽略了對學生政治學術語言的培養，造成了學生學術語言的缺失。
三、解決方案
學生進入高中后，政治教師如何幫助學生掌握和熟練使用政治學術語言能力呢？
第一，做好示范――教師自己首先要努力實現課堂語言專業化。政治教師在政治學術語言上首先要做好示范作用。政治課理論性強，也比較抽象，尤其是一些哲學用語，學生往往很難理解，由此失去學習這門學科的興趣。因此，為了把課講“活”，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政治老師們常常借助大量的笑話、故事、漫畫、影象資料等手段來激活課堂，這確實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也是人們所稱頌的。但教師一定要牢牢抓住自己的學科學術語言，要講求課堂語言藝術，做到“言傳身教”，切忌顧此失彼，活了形象，失了本質。
第二，激發興趣――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師生互動。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學生興趣的提高，就能導致其積極參與到課堂教學中去，學術語言表達能力就不斷得到鍛煉、完善。從實際情況看，學生對政治課感興趣與否，將直接影響著思維的積極性。同時，教師對學生的講、議給予真誠的肯定，熱情的鼓勵，給他們成功的體驗，讓他們在教師真誠熱情的評價中取得成功的喜悅，受到自尊的滋養，提高講話的信心和勇氣。這樣才能活躍課堂氣氛，活躍思維，激發學生的興趣和表現自己的強烈欲望，從而培養學生的學術語言能力。
第三，貼近生活――創設環境，引導學生學習政治學術語言。偉大的教育學家陶行知先生曾說過：“生活即教育”。政治課新教材時代感強，與我們的日常生活聯系密切，比如廣告語言、宣傳語言、新聞語言等，蘊含著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它們既形象直觀，也利于學生掌握。由于農村中學與農村學生的實際情況，相比于城市學生，可能缺少一點時代感，教師應該創造環境或鼓勵學生多接觸社會生活，積極引導學生去學習這些新鮮活潑的語言。
第四，熟能生巧――加強訓練，增強學生的自信心。要把政治專業術語變為學習的工具，變為靈活的答題語言，平時要求學生對語言進行反復練習是必要的。同時，教師要強化語言運用訓練，呈現一定量的材料，有選擇性地讓學生進行演練，訓練中要起到畫龍點睛的引導作用，要加大分析力度，評講過程要注意點化語言運用技巧，鼓勵學生大膽想象，敢于聯系，善于否定。通過訓練發現語言運用的薄弱環節，對癥下藥，作專題講座或個別補救，逐步提高學生的政治學術語言運用能力。相信經過一段時間以后，學生對政治學術語言的運用自然熟能生巧，答題的信心自然也會增強。
總之，作為一名農村高中政治教師，在平時的課堂教學中一定要注意培養學生學術語言的表達能力，才能真正實現素質教育的要求和課堂效率的提高。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幫助學生掌握政治學科學術語言和熟練使用學術語言的能力，是每個政治教師應該做到的也是能夠做到的。
參考文獻
[1]國家教委.高中政治新課程標準，2005（9）
【摘 要 題】新思潮
【關 鍵 詞】政治學/政治制度/行為主義/理性選擇
【 正 文】【作者簡介】張桂琳(1955-)，女，安徽蚌埠人，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教授，政治學博士。（北京 100088）
一
現代政治學源于政治哲學和政治制度研究。然而，20世紀的歐美，尤其是美國，開始了一場旨在把政治學改造成政治科學的方法論變革。這場變革的結果是，政治科學輕視或拒絕政治制度研究，轉而更加注重兩種建立在個人主義假定的研究范式，即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這兩種研究范式都假定：個人作為個人自主地進行政治活動，其政治活動的主要依據是個人的社會——心理特征或者個人對自身利益的理性計算。在這兩種理論研究中，個人不被或很少被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所限制，因而可以自我決定。同時，這兩種理論研究也同樣看重外因對政治過程的作用。除了在研究范式的變革以外，這場變革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一種強烈的、不斷增長的對精確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和清晰的經驗性政治研究理論的構建的偏好。很顯然，這些研究范式和理論構建方面的關注排斥和拒絕傳統的政治制度研究。（注：關于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最好的解釋是Eulau(1963)和Riker(1973)的作品。）
然而，一場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研究興趣和研究范式的反攻(counter-reformation)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使得政治學研究又開始關注傳統政治學一直關注的正式的和非正式政治制度、公共權力和國家的角色和作用。盡管制度性的描述和解釋在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領域里非常流行，政治制度研究者也同樣關注對個體行為的制度性說明。這一“新制度政治學”不僅恢復了許多“老制度政治學”用來理解和解釋政治現象的特征，它也在許多理論和個人體驗層面發展了政治學研究。（注：筆者在本文中使用的“制度政治學”，與“政治制度學”并無實質的區別，調換詞序的目的主要是想強調它的方法論意義。）它使用了許多傳統制度政治學的基本假定，同時又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豐富了傳統政治制度研究。它更加關注理論的構建和解釋的明確與清晰，而這些恰恰是傳統政治制度研究所欠缺的。
本文將以西方政治制度研究文獻為對象，對政治制度研究的新趨向進行解釋和分析，并嘗試回答兩個問題。第一，新制度政治學對老制度政治學有哪些繼承與發展？第二，新制度政治學與所謂的政治科學（行為主義政治學和理性選擇政治學）有什么關系？顯然，這兩個問題是很難分開的。因此，本文預先做一個前提假定，并以此假定為基礎展開論述。這個假定就是：新制度政治學實際上是政治學者在結合傳統政治學與政治科學方面的一次嘗試。
二
盡管傳統制度政治學或者老制度政治學對政治和政治制度有著豐富和深刻的描述和說明，但是，它缺乏理論的靈感和動機，而建立理論是現代科學的重要特征，因此，許多人不認為老制度政治學不是“科學”。另外，老制度政治學所采用的研究范式是“以智者的眼光和超凡的觀察力，用具象的詞句，嘗試描述和理解研究者身邊的政治世界”。老制度政治學的文獻非常豐富。
追述一下西方政治思想史，不難發現，早期的思想家在思考人類的政治生活問題時提出的主要問題傾向于關注能夠影響個人政治行為的統治機構的性質，并且往往致力于建立好政府或好政治制度。狡猾多變的個人行為以及把分散的個人行為引導成有集體主義目的的行為的需要，是建立政治制度和機構的主要理由和依據。最早的政治哲學家發現和分霄某些政治統治機構和制度的成功之處，然后，根據他們的觀察和分析，設計出好的政治制度并向統治者提出制度設計方面的建議。亞里士多德等早期西方政治哲學家就是以這種方式開展研究的。盡管他們的制度設計和建議幾乎完全是以道德說教的方式表達的，他們的確通過對政治制度和政治制度對社會的影響的系統分析開創了政治學研究。
這種制度分析的傳統被后繼的思想家和學者不斷地繼承和發揚。有些學者嘗試著用社會組織的觀點分析政治制度在社會中的作用。霍布斯生活在社會政治生活混亂和轉變的英國大革命時期，因此，他堅決主張建立強有力的政治制度，在道德和秩序的失敗中來拯救人類。洛克提出了一個關于政府和政治制度的契約論主張，開拓一條朝向民主制度的研究道路。孟德斯鳩關注權力的制衡和自由的保障，他的理論后來被北美政治實踐者用作美國權力分立的理論基礎，以防止專制政府的出現。我們還可以開列一些政治思想家名單，但是，基本問題沒有變：政治思想和研究的目的是分析政治制度和設計政治制度。
19世紀末期，政治學逐漸開始作為一門獨立的學術專業而存在了，而在此之前，它只是歷史學和哲學、倫理學的一個部分。即使如此，政治學的基本問題還是“老問題”：制度和規范（法律與道德）。政治學就是關于政府和法律的研究，其主要領域是統治體系的運行機制。另外，政治學的研究目標和目的也主要是規范性的（倫理和道德）：在既定的政治體系中，什么樣的政治制度最好？因而，政治學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務于國家的。
英美政治傳統和歐洲大陸國家的政治學比較而言，對國家的依賴要小一點，但是，英美政治制度研究者也同樣非常關注正式的政府制度。比如在美國，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是19世紀80年代美國政治學會會長、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后來還成為美國總統。他的學術著作主要是關于美國政治制度和比較政治制度。他在1887年發表的關于文官制度的著名論文指出，美國政府可以向歐洲大陸國家學習，盡管大陸國家缺乏像美國一樣的政治參與文化。他的其他作品，如《國家：政治歷史和政治實踐的方方面面》(The State: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olitics)也主要討論的是政治制度。美國政治學的另一個前沿人物是沃爾塞(T.D Woolsey)，其代表作是《政治科學或對國家的理論和實踐思考》(Political Science or The State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Considered)，也是政治制度分析的專業著作。可以認為，當時這些政治學界的頂尖人物就是把政治學看成是國家和政府研究。
在歐洲，剛剛出現的現代政治學和美國的狀況也沒有太大區別，所不同的大概是它更加和其他學科（如法學）結合在一起，更少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存在。這使得歐洲大陸政治學的中心是對于政治制度和國家性質的研究。從本質上說，國家（政府）是法律的應用和外在形式，而政治只是這種應用的一個部分。歐洲學者對政治制度研究的傾向和依賴還被另一個事實或現象所影響，這就是，歐洲政治基本上還是精英政治，大眾政治參與還剛剛起步。因此，歐洲學者的目光很自然地落在比較正式的政府制度和法律制度上。更甚之，歐洲國家似乎更加看重“法治”，更以法律的意義理解國家，所以法律就更成為社會行為規范和學術研究的重點。對于歐洲學者來說，尤其是對于德國學者來說，政治學就是國家學，任何社會結構只有得到國家的承認才具有合理合法性(legitimacy)。
我們可以將老制度政治學的基本特征做簡要的總結，歸結為以下四個方面：第一，老制度政治學注重法律，把法律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第二，老制度政治學注重正式的政治結構，認為是這些正式的政治結構決定著人們的政治行為；第三，老制度政治學研究具有整體性的特征，無論是對本國政治和法律制度進行分析還是進行政治制度的比較分析，都是力求對政治制度的完整和全面的把握；第四，老制度政治學研究具有歷史性的特點，總是把歷史做為分析問題的基礎；第五，老制度政治學研究明顯表現出倫理道德傾向，往往對先行的政治制度作出價值評判。
三
興起于20世紀50年代的行為主義政治學導致政治學，在某種程度上也導致社會學的重大轉變，甚至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導致了學術革命。這一轉變或革命的確引起了許多重要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特別是美國的）在研究方法上的變化，也最后引領出一個更具影響力的政治學方法論的變革，即理性選擇政治學的出現。盡管行為主義政治學和理性選擇政治學本身有很多不同，但它們也具有許多共同點，正是這些共同點深刻地改變了政治學這一學科。這些共同點包括：對理論和方法論的關注(concern with theory and methodology)；反對政治學研究中的道德倫理傾向(anti-normative bias)；個體決定論的基本假定(assumptions of inpidualism)；強調政治輸入(inputism)。（注：這里的翻譯不是直譯，而是根據上下文的意義做的翻譯。）轉貼于
行為主義政治學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公開表達出來的對理論構建的關注。它的基本論點是：如果政治學研究要想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它就必須構建自己的理論。這就是說，政治學必須發展和構建“一般理論”，也就是“內在一致的命題”，這些一般理論應該可以用來解釋和說明不同社會環境和背景中的政治現象；僅僅對一些國家的政治現象進行描述并做出有意思的解釋是不夠的；對政治現象的描述、解釋和說明必須符合一般理論。隨著行為主義政治學研究不斷深入，一些前沿人物開始提出自己的一般理論并接受檢驗。比如，在比較政治學領域，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就成為主要的一般理論。[1]另一種理論關注影響投票行為的心理因素，如政黨情感依附等等。[2]另外，在立法活動、[3]審判活動[4]和行政活動[5]領域也有不同的一般理論產生。根據上述理論，政治生活是個人特征的一種功能，但主要是一種個人的現象；假如我們要想理解政治，我們必須觀察個人并問他們為什么這樣或那樣做。
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確有構建理論的傾向，然而，當理性選擇政治學興起的時候，這種構建理論的傾向就更為明顯和強烈了。理性選擇理論家們把政治行為看成是經濟利益和經濟計算的產物。更準確地說，政治行為者和政治集團被假定為理性的個別利益的最大化的主體，比如，政治家用尋求再當選的辦法保證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6]根據這種觀點，政黨的綱領和政府的政策是爭取再次當選的手段，而不是政治活動的目的。[7]
消除政治學研究中的價值或道德因素的愿望是伴隨著把政治學改造成為“科學”的努力產生的。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老制度政治學有非常明顯的對于政治制度的價值傾向，經常使用“好壞善惡”這樣的詞匯描述政府和政府的政策。行為主義政治學對老制度政治學的批評是：它對政治制度的描述既不清晰也不明確，而且帶有太多的價值傾向和暗示。這些暗示對于建立一個好政府并沒有太多的積極作用。特別是，老制度政治學的批評者指出，政治制度的研究者往往帶有對工業化國家和民主政治的偏好，主觀上把工業化和民主當成“好”政治制度的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對正式的法律制度的強調還會把那些雖然非正式但對政治活動有重大影響的政治安排排除在政治研究之外。但是，很有趣的是，當行為主義政治學這樣指責老制度政治學時，有學者也同樣指責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偏見”，說這種“偏見”只不過偽裝得更好罷了。
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又一個特征是它們都堅持方法論上的個人決定論。它們的理由是，政治環境中的真正演員是個人，因此，真正的政治科學的研究對象是個人和他們的行為。在行為主義的研究中，個體決定論不僅有方法論上的理由，而且還與這類研究的焦點經常是個人的事實有關。也就是說，行為主義研究的對象經常是一個投票人、一個提意見或建議的公民、一個行政官員或者一個政治家。對于理性選擇研究來說，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假定是研究的基礎，不論在討論個人或個人的集合時，它都能增強研究者的分析和研究能力。這樣的研究方法或范式有一個非常充分堅定的立場，即，個人或政治個體是社會和政治分析的適當的對象。社會集體，如政黨、利益集團、議會等等不會做決定，真正做決定的是集體中的個人。然而，集體中的個人不是任意決定，他們也必須遵守規則。
最后，與老制度政治學不同，行為主義政治學反對把注意力放在正式的政府制度和憲法上，主張更加關注社會對政治系統的“輸入”(the inputs from society to the political system)。根據這種觀點，政治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投票行為、利益集團活動、大眾媒體的報道，而不是“人造”的法律形式。[8]公共政策是這些輸入的“輸出”。至于理性選擇政治學，它的研究范式本身就對老制度政治學有某種“敵意”。理性選擇理論運用它的研究范式和模型不僅分析個體行為，也分析集體決策，但它總是假定：制度只不過是一種把愿意做讓步和妥協的個體的要求聚合在一起的機制或手段。根據這種觀點，制度的確對政治參與者有現實意義和影響，假如沒有其他理由，制度和法律規則可以構成個體行為的限制因素。[9]這里，理性選擇理論試圖否認的是制度在決定政治參與者的意見過程中的作用。
四
正當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盛行并達到無所不在的程度時，作為一種批評和反對力量，新制度政治學出現了。最早的新制度政治學的倡導者，如馬奇(March)和奧森(Johan Olsen)不僅命名了這一理論，而且從一開始就明確表達了他們對經驗性的政治學研究的看法。[10]、[11]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一方面提出許多對于政治學研究現狀的批評意見，另一方面也指明了政治學誤入歧途的原因。他們沒有要求政治學完全復歸到傳統制度政治學，但是他們的確清楚地表明了對老制度政治學的某些特點的關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們認為，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的研究范式有以下重大缺陷：過分強調社會因素(contextualism)；忽略集體行為的意義(reductionalism)；功能主義的濫用(functionalism)；功利主義論(utilitarianism)和工具論(instrumentalism)。（注：同前面一樣，這里也是根據上下文進行的翻譯。）
首先，行為主義理論過分重視社會因素的政治意義。當代政治學理論降低了政治現象的意義并使它們在政治研究中邊緣化，與此同時，過分強調其他社會現象，如經濟增長、階級結構和社會——經濟分立的政治意義。更重要的是，一反政治學認為社會依賴國家的傳統，當代政治學（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認為社會高于國家、國家依賴社會。以此為依據，當代政治科學才會大談特談“讓國家縮回去”的話題。其次，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都有強調個人行為的傾向，因而都忽略了集體政治行為。按照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集體的行為是由個體的選擇組成的，在個人選擇面前，集體行為的意義已經喪失，甚至連制度的價值、規范和法律約束在個人選擇面前都起不到主要作用。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堅持這樣一種看法：集體性的輸出是依賴個體的互動的。這種看法如果不是把集體行為的政治意義完全否認，也是降到了最小程度。再其次，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都有功利主義的傾向，但理性選擇更為明顯。理性選擇的基本假定是：人們通過政治行為來實現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問題在于人們投身政治活動不一定完全是為了實現自我利益，對于制度政治學的擁護者來說，政治活動的動機也可以是集體的或者政治價值層面上的。因此，即使人們完全按照制度的要求去進行決策，也是完全“理性”的。第四，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假定歷史是一個有效的、達到某種程度平衡的過程，因此，比較政治學中的結構功能主義主張社會是一個政治組織形式。在這種政治組織形式中，任何能夠影響政治平衡的因素都是“政治”的。制度政治學反對這種主張，認為政治要比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家所假定的麻煩得多。最后，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還有工具論的缺點，它們太關注政治輸入和輸出，而忽略了政治過程、政治特征和社會政治價值的作用，把這一切僅僅看成獲得有利于自己的政治輸出的工具，都只是“政治符號”，都服務于一定的政治目的。
在這樣的對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批評基礎上，制度政治學的擁護者公開地呼吁建立一個新的制度政治學研究范式。馬奇和奧森宣稱，新制度政治學將用一種新的范式彌補現在處于領導地位但卻有明顯缺點的主流政治學的五個方面的不足，這種范式將集體行動置于政治學研究的中心并將重新考察政治集體行為與政治環境的關系。
新制度政治學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對“政治制度”的界定。在一份研究報告中，制度政治學的倡導者們列舉了制度的基本特征：第一，任何社會都有某種結構特征，盡管這種結構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第二，這種結構要成為制度還必須滿足一個要求：穩定。社會結構只有在一定時期內穩定存在才是制度；第三，只有某種社會結構影響到人們的政治活動時，它才是政治制度；第四，制度必須有比較的意義，可以和其他的社會結構相對照，并且在這個制度的成員中存在某種共有的觀念或價值。
但是，對于新制度政治學的倡導者來說，問題并沒有結束。因為他們為自己開辟的研究領域本身非常復雜，也因為他們每個人的出發點不同（有的甚至是來自行為主義或理性選擇理論的陣營），所以，新制度政治學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整齊劃一的研究范式，新制度政治學派也不是意見完全一致的學術群體。經過十多年的發展，目前新制度政治學派的主要思想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馬奇和奧森是新制度政治學的主要倡導者，他們代表著一種有明顯價值取向的研究方向。在他們的許多著述中[10]、[11]價值和制度的規范作用一直被關注。這些價值和規范可以被個體社會成員用來當成個人行為的參考，也可以被學者用來當作評價政治行為的參照。
與有價值取向的制度政治學不同，有許多學者堅持理性選擇理論的某些觀點，同時又關注制度的作用。這些學者認為，政治學研究不能被政治價值迷惑，政治制度是規則系統和行為的指導，通過政治制度，人們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12]政治制度可以解釋理性選擇理論無法解釋的問題：在一系列互相沖突的理性選擇中，如何達到平衡？在這個意義上，政治制度的確滿足了社會和經濟的需要。[13]
另外有一些學者強調了歷史的重要性，他們認為，政治制度分析的最好出發點是導致某種政策產生的最早政治選擇。這些最早的政治選擇以及從中產生的各種活動，決定了以后的所有政治和政策。假如我們不理解最早的政治和政策，那么，我們也很難理解政策發展的邏輯。比如，在這個問題上，有很多學者同意政策有路徑依賴的特點的說法。經驗性制度政治學(empirical institutionalism)是最接近老制度政治學的一種研究取向，經驗性制度政治學者認為，政治制度在政策制定的政府決策過程中有很大影響。政治學研究的中心應該是政治制度和相關因素。但是他們的研究手段顯然借助了當代政治學的分析成果。
五
通過對新制度政治學的產生歷史的回顧和主要內容的分析，特別是通過對新制度政治學和老制度政治學、行為主義政治學和理性選擇理論的對比，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就像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興起反映了學術界對老制度政治學的不滿一樣，新制度政治學的產生也是學者們對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過度膨脹的一種反擊。但是，很明顯，這一反擊與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的理論革命相比，其研究范式和方法論的意義不是很大。換句話來說，新制度政治學的批判性高于它的建設性。另外，我們從上述的分析中也看到了思想的交流和結合，實際上，新制度政治學是當代政治學者在充分了解了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優點和缺點之后，把當代的分析手段運用于老制度政治學的研究對象之上。
同樣需要指出的是，新制度政治學是一次政治學研究范式的變革嘗試，表面上是對政治制度的研究興趣的回歸，但是，正如我們已經證明的那樣，新制度政治學決不是簡單地恢復了老制度政治學，而是一種更新，是一種在新的背景中對政治制度和集體政治行為的關注。
但是，考慮到新制度政治學是一個在最近20年中興起的研究范式的變革，我們可以說，任何對它的批評都顯得太早和太不充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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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arch and Olsen.The New Institutionalism:Organizational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84.
[11] March.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M]，NY.Free Press，1989.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J]，Governance，1996，(9).
一、存在問題
在平時的教學中，當我們幾個政治教師談到學生在政治學科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時，幾乎所有的政治教師都會提到這么幾個問題：“他們寫作業時，甚至連題目都看不懂！”“我看不懂他們的答案，不知道他們在講什么？”“他們寫了一大堆，但沒有中心詞”“他們了解材料要表達的涵義，但卻不能找到合適的詞句將之表達出來！”……盡管每個具體的答案可能都不近相同，但幾乎所有的答案最終都會歸于一個問題即――學生的政治學術語言表達能力太差。
二、分析原因
第一、政治學科的性質和農村中學的現實條件影響。政治課是一門既具有邏輯性又具有語言要求的課，它要求學生在政治課學習中，具有全面的素質。對政治課來說，要培養學生思維的邏輯性，就必須注意對學術語言能力的培養。學生的學術語言表達水平越高，其思維的邏輯性就越強。因此，平時要求學生注意語言的準確性和科學性，語言表達要清楚、流利、嚴謹，政治術語要準確。而政治學科強理論性、強抽象性的特點，使很多學生望文生疑，難理解，失信心，也就不會主動去學習政治術語。
第二、政治學科學術語言所用的專業術語與日常生活語言或先入為主的其他學科語言有很大的區別。如果缺少廣泛而真實豐富的語言體驗的話，大多數學生都會在理解這些專業術語所包含的意義時面臨困難。學生容易處理不當，使概念產生歧義，以至學生在實際答題中隱患無窮。
第三、農村學生相對較差的基礎使教師降低了原有的要求。一般來說，留在農村中學的學生尤其是初中學生，基礎較差，為了能讓學生更好地理解概念和原理，農村教師在課堂上可能更多地會使用一些生活化的通俗語言，關心的是學生是否能懂而忽略了政治學術語言的運用。
三、解決方案
第一，做好示范，教師自己首先要努力實現課堂語言專業化。政治教師在政治術語上首先要做好示范作用。政治課理論性強，也比較抽象，尤其是一些哲學用語，學生往往很難理解，由此失去學習這門學科的興趣。因此，為了把課講“活”，提高學生的積極性，政治老師們常常借助大量的笑話、故事、比喻、歌曲、影象資料等手段來激活課堂，這確實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也是人們所稱頌的。但教師一定要牢牢抓住自己的學科學術語言，要講求課堂語言藝術，做到“言傳身教”，切忌顧此失彼，活了形象，失了本質。政治課學術語言的積累首先應該從課堂入手。
第二，激發興趣，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濃厚的興趣是一種巨大的動力，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思考力和想象力，驅使學生去積極思考、觀察和研究。學生興趣的提高，就能導致其積極參與到教學中去，學術語言表達能力就不斷得到鍛煉、完善。教師對學生的講議給予真誠的肯定，熱情的鼓勵，給他們成功的體驗，讓他們在教師真誠熱情的評價中取得成功的喜悅，受到自尊的滋養，提高講話的信心和勇氣。這樣才能活躍課堂氣氛，活躍思維，激發學生的興趣和表現自己的強烈欲望，從而培養學生的學術語言能力。
第三，創設環境，引導學生學習政治學術語言。偉大的教育學家陶行知先生曾說過：“生活即教育”。政治課新教材時代感強，貼近生活，比如廣告語言、宣傳語言、新聞語言等，蘊含著思想政治教育內容，或不少語言本身就是政治術語。它們既形象直觀，也利于學生掌握。教師應該創造環境或鼓勵學生多接觸社會生活，積極引導學生去學習這些新鮮活潑的語言。
第四，加強訓練，熟練掌握，增強學生的自信心。俗話說：“熟能生巧”。要把政治專業術語變為學習的工具，變為靈活的答題語言，平時要求學生對語言進行反復練習是必要的。例如，可以通過提問、辯論和討論、講演、競賽、寫小論文等形式逐步培養鍛煉學生的政治術語表達能力。這種訓練，內容多樣，形式不拘一格，只要教師有意識地加強訓練，相信經過一段時間以后，學生對政治學術語言的運用自然熟能生巧，答題的信心自然也會增強。
總之，作為一名農村高中政治教師，在平時的課堂教學中一定要注意培養學生學術語言的表達能力，才能真正實現素質教育的要求和課堂效率的提高。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幫助學生掌握和熟練使用政治學術語言以及學術語言的運用能力，是每個政治教師應該做到的也能夠做到的。
【參考文獻】
[1]國家教委 《高中政治新課程標準》 2005年9月
[2]哈蒙德著《教師應該做到的和能夠做到的》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7年一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