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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19-0009-02
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也是提升人民幸福指數的首要任務。只有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社會全面進步，才能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政治經濟文化需求，中國經歷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取得了輝煌成就，但也出現了許多新的矛盾和問題，尤其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式已到了非調整不可的轉折時期，也就是必須推動發展方式的重大轉變，要在轉變發展方式中實現可持續發展，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數。
一、經濟發展是提升人民幸福指數的根本前提
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告訴我們，生產力的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物質財富的生產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發展的基礎，社會的發展首先決定于經濟的發展。人民幸福與否，從根本上說決定于經濟發展的總體進程。只有經濟的充分發展，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才有現實可能，提升人民幸福指數才有根本前提。雖然物質富裕不一定幸福，但貧困肯定幸福指數不高。歷史事實證明，物質財富匱乏所造成的貧困，是造成社會發展不和諧的根本原因。由于物質資料的缺乏，根本滿足不了社會所有成員的需求，人們為了維持基本生存條件，就會相互爭奪生活必需品，社會就會處在嚴重的對抗和沖突之中，就會產生社會動蕩，引起社會的不和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民經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社會生產力水平明顯提高，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不斷改善。但現有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擁有物質財富的程度，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還不相適應，必須堅持把發展生產力作為根本任務，努力創造出更多的物質財富，以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要防止因為強調各方面的全面發展而忽視經濟發展在社會發展中的基礎地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不能放松。必須牢固樹立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戰略思想，緊緊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
當然，經濟增長并不等于社會福祉。經濟增長用GDP來衡量，而GDP僅是一個流量指標，并不反映一個社會財富的積累和福祉的提高。社會福祉則是一個存量指標，意味著經濟增長過程中有形的和無形的財富的持續積累。它包括居民所能夠使用的越來越多的社會公共產品、公共服務和由于個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所帶來的居民生活質量的提高等，甚至可以包括人的幸福感、滿足度。
二、提升人民幸福指數要求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幸福指數反映了經濟發展的質量，經濟平穩快速發展，有利于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有利于社會財富穩步增加，有利于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利于增強人們對經濟發展前景的信心。沒有持續而穩定的經濟發展，就不會有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和幸福感、滿足度的增強，可見，保持經濟平穩快速發展對于提高幸福指數至關重要。與一些國家相比，中國經濟發展的福祉轉化度較低。雖然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超過了一些發達國家，但是這些國家的民眾從經濟發展中所得到的福祉相比中國要高。由于經濟高增長帶來的社會福祉轉化度一直很低，如果經濟低增長，社會福祉就更低。因此，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一直是中國各級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標之一；由于過分追求經濟數量的增長，熱衷于追求GDP，而輕視或忽視推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致使中國獲取等量的GDP卻需要耗費大大高于發達國家的資源和能源，經濟發展已出現資源能耗“瓶頸”制約，可持續發展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為了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數，保持經濟平穩快速發展，必須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和落實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從過去那種單純追求速度、盲目擴大數量的發展轉變到數量和質量、速度和效益相統一的發展方式上來；必須把經濟發展的重點放到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素質和競爭力上，在提高質量和效益的前提下保持經濟快速發展。為此，要著力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優化經濟結構。只有結構優化才能實現良性發展，而調結構需要調整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等。在調整產業結構中，要按照經濟發展規律有序推進三次產業的演進升級；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調整方面，應把有效擴大內需作為第一拉動力，使內需成為推動經濟平穩持續發展的最主要力量，并使內需、投資和出口發揮對經濟增長的協同帶動作用。
2.統籌協調發展。要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推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協調，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
3.注重社會公平，共享發展成果。在“讓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政策實施幾十年后的今天，讓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這不僅是滿足人民群眾新期待的需要，也是促進社會各階層和諧共處、擴大國內需求、釋放發展潛力、保持發展連續性的必然要求。
三、可持續發展要求以人為本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可持續發展戰略提出的背景是人類生存和發展受到威脅，首先關注的是人的生存和發展。其思想基礎的核心要義是：人類是自然界無限發展過程中的一種具體的發展形態，作為自然界這一無限發展的大系統的組成部分，人的世界是一個與自然相互依賴、相互競爭的有限發展系統。人類與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建立在人與自然進行物質和能量交換的基礎上，人類由此來獲得自身發展的基本條件，人類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毀壞這些基本條件。只有在有限的發展條件下，人類運用科學的技術與手段去開發自然、保護自然，并通過競爭和協調機制，才能與自然和諧相處永續共存，從而謀求自身的持續發展。
人的生存和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終極目標；同時，人的發展又是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源泉。可持續發展理論突出了人的主體地位，其實質是以人為本的發展，這與以人為本的發展觀是統一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最終歸結于人的全面發展，要在轉變發展方式中推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提升廣大人民群眾的幸福指數，落實好以人為本的根本要求。
1.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尊重和發揮好每一個社會成員的主體地位作用，以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點，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擺到經濟社會全部工作的優先位置，在經濟發展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使人們的物質生活不斷提高，政治民主不斷進步，文化生活不斷豐富，思想道德和科技文化素質不斷提高，人自身的政治、經濟、文化、利益不斷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程度逐步提高。
企業家信心指數與企業景氣指數，是宏觀經濟運行情況的“溫度計”。而2010年三季度云南省企業家信心指數與企業景氣指數的雙雙止跌回升，充分顯示云南省經濟發展情況在經歷一個短暫的“瞌睡”之后，繼續強勢上行。
國家統計局云南調查總隊依然國家統計局統計調查制度，依法對云南省開展的景氣調查顯示，三季度隨著云南省旱情持續緩解，旅游旺季的到來，企業家信心指數和企業景氣指數同時止跌回升，分別為129.8、126.5，比上季度回升4.2點、6.5點。預計下一季度云南省企業家信心指數及企業景氣指數還將保持上升態勢，預計分別上升0.6點、1.9點，為130.4、128.4。
一、 企業家信心指數止跌回升
三季度云南省企業家信心指數止跌回升至129.8點，較二季度回升4.2點。行業中除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企業家信心指數略有下降外，其余六大行業均有所回升，其中建筑業回升幅度最大，回升16.7點，為139.7，處于較為景氣區間。受暑期旅游人數增多影響，社會服務業、住宿和餐飲業分別回升11.1點、11.3點，分別為115.3、125.6。工業、批發和零售業、房地產業也分別為127.1、134.3、118.9，較上一季度上升2.4點、0.7點、4.9點。
從企業注冊類型來看，除股份合作企業較二季度下降3.6點，處于景氣臨界點，聯營企業與第二季度持平外，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營企業、港、澳、臺投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企業家信心指數均有所回升，三季度分別為137.8、121.6、127.2、139.2、118.1、133.3、160.9，較第二季度上升1.5點、8.1點、3.9點、10.6點、5.3點、9.5點、11.5點。
從企業規模來看，大型企業企業家信心指數繼續上升，為167.2，上升9.2點，處于較強景氣區間。中型企業和小型企業止跌回升，分別回升至130.7、122.3，回升2.4點、4.5點。
二、企業景氣指數全面回升
三季度，受房地產、建筑業企業景氣指數回升，暑期旅游旺季到來，社會服務業、住宿和餐飲業止跌回升拉動，云南省企業景氣指數回升6.5點，為126.5點，處于較為景氣區間。
從企業注冊類型來看，除外商投資企業景氣指數較二季度下降4.1點外，國有企業、股份合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上升幅度較大，較上季度分別上升10.2點、17.9點、13.7點。集體企業、有限責任公司、私營企業、港、澳、臺投資企業分別上升8.1點、6.0點、3.2點、4.8點。
從企業規模來看，大型企業景氣指數持續上升至179.6點，較二季度上升14.9點，中型企業為125.1，上升1.4點，小型企業為119.5，上升9.0點。大型企業逼近非常景氣區間，中型企業處于較為景氣區間，而小型企業則處于相對景氣區間。
分行業來看，三季度行業景氣指數同時回升，其中社會服務業、住宿和餐飲業回升幅度最大，分別回升16.7點、18.9點，分別為123.6、123.3，均回升至較為景氣區間。工業、建筑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批發和零售業、房地產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分別回升4.7點、7.1點、8.4點、5.9點、7.4點、5.4點。
（一）工業企業訂貨增加，產銷兩旺。三季度云南省工業企業景氣指數為120.0，較二季度上升4.7點，處于相對景氣區間。產品訂貨景氣指數為112.9，較二季度上升11.3點，國外訂貨景氣指數為101.3上升0.4點，自2009年一季度以來，從較為不景氣區間持續上升至微景氣區間，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20.2點。生產總量景氣指數為118.9，上升9.8點，產品銷售和產品銷售價格景氣指數分別上升7.9點、9.4點，為124.9、108.2，其中產品銷售景氣指數處于較為景氣區間。隨著企業產銷增加，企業盈利（虧損）變化景氣指數回升8.0點，為116.4，處于相對景氣區間。
（二）房地產業企業景氣指數止跌回升，銷售情況略有好轉。受國家和地方一系列嚴厲調控政策影響，房地產業景氣指數二季度出現大幅下跌。三季度隨著房地產企業商品房銷售情況有所好轉，企業景氣指數止跌回升，為123.0，回升7.4點，處于相對景氣區間。
商品房銷售量有所增長，銷售價格景氣指數略有下降。商品房預售、商品房銷售景氣指數雖然有所回升，三季度分別回升4.5點、6.9點，為92.4、89.7，但仍處于不景氣區間。商品房銷售價格企業景氣指數繼續下降，為134.4，較二季度下降1.7點。
新開工情況略有好轉，但企業完成投資情況不容樂觀。新開工情況、房屋竣工景氣指數較二季度回升1.3點、1.7點，土地開發、完成投資情況景氣指數則較二季度下降3.1點、13.0點，分別為87.4、92.8，仍處于不景氣區間。
商品房銷售量增加，企業資金情況有所好轉。三季度房地產業流動資金、企業融資、貨款拖欠景氣指數分別為83.9、70.7、114.9，分別較二季度上升7.4點、3.5點、3.6點，但流動資金、企業融資仍處于較為不景氣區間。
（三）建筑企業工程合同增加，資金情況有所好轉。三季度云南省建筑業企業景氣指數為133.1，較二季度上升7.1點，處于較為景氣區間。其中工程合同企業景氣指數為105.2，較二季度上升6.1點，回升至景氣區間。建筑工程量景氣指數上升1.0點，為131.3，處于較為景氣區間。新開工工程量景氣指數則較二季度下降1.8點，為107.0。受雨季到來影響，三季度建筑業企業工程進度景氣下降7.2點，為130.5。而隨著房地產企業資金情況的有所好轉，建筑業企業工程款拖欠景氣指數回升至94.0，回升16.1點，企業流動資金、企業融資景氣指數為96.0、80.7，分別回升15.9點、13.0點。企業盈利（虧損）變化景氣指數上升2.4點，為102.0，回升至景氣區間。
（四）受暑期旅游旺季到來影響，社會服務業、住宿和餐飲業景氣指數大幅回升。三季度社會服務業、住宿和餐飲業景氣指數分別為123.6、123.3，回升16.7點、18.9點。
社會服務業服務預訂景氣指數上升23.6點，為102.8，步入景氣區間。旅游客源景氣指數上升42.0點，為109.7，回升至景氣區間。業務量大幅增加，業務量景氣指數為113.9，上升25.0點。
住宿和餐飲業業務預訂和業務量景氣指數均為108.9，較二季度回升28.7點、33.1點。營業收入景氣指數上升33.1點，為107.8點，盈利（虧損）變化景氣指數回升25.3點，為101.0.。
三、企業綜合生產經營情況
（一）企業生產總量企業景氣指數繼續回升，為119.6，上升8.5點。其中工業企業生產總量景氣指數上升9.8點，為118.9，工業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生產總量景氣指數上升22.6點，為144.8，處于較為景氣區間。制造業生產總量景氣指數較上一季度上升9.2點，為114.6。受雨季到來影響，部分采礦企業礦洞存在滑坡等安全危險，采礦廠開工時有間斷影響，三季度采礦業生產總量景氣指數下降36.9點，為85.8點，處于相對不景氣區間。
社會服務業、住宿和餐飲業以及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生產總量景氣指數大幅回升。三季度分別為113.9、108.9、136.4，分別較二季度上升25.0點，33.1點，20.7點。
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則較二季度下降4.3點，為152.3，仍處于較強景氣區間。
（二）企業盈利（虧損）景氣指數全面回升，社會服務業、住宿和餐飲業重回景氣區間。三季度云南省企業盈利（虧損）景氣指數為114.4，上升8.7點。其中社會服務業、住宿和餐飲業回升22.3點、25.3點，為105.6點、101.1，均重回景氣區間。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回升14.9點，工業回升8.0點，其余四個行業也均有不同程度回升。
（三）社會服務業、住宿和餐飲業以及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拉動產品訂貨景氣指數明顯好轉。三季度為111.3點，較二季度上升11.8點。行業中除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較二季度下降2.3點外，其余七大行業均有不同程度回升，社會服務業、住宿和餐飲業以及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回升幅度均在20點以上，批發和零售業回升13.3點，工業回升11.3點，建筑業、房地產業也有所回升。
（四）勞動力需求和固定資產投資略有好轉。三季度云南省勞動力需求景氣指數為107.9，上升2.9點。固定資產投資景氣指數為117.5，上升4.6點。
（五）企業融資情況仍無明顯好轉。企業流動資金、貨款拖欠、企業融資景氣指數分別為93.3、106.7、81.0，分別回升4.1點、1.1點、0.1點，除貨款拖欠處于微景氣區間，流動資金和企業融資景氣指數仍處于不景氣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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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景氣調查是對經濟發展的周期波動進行監測和預測的一種行之有效的統計調查方法，它是通過對企業家定期進行問卷調查，根據企業家對宏觀經濟形勢和對企業生產經營狀況的判斷和預期來編制景氣指數，是預測經濟發展趨勢的一種調查方法。這種調查方法最早起源于20世紀40年代的歐洲，目前國際上有50多個國家開展此項調查。我國的企業景氣調查制度建立于1998年，企業景氣調查包括行業，即：工業、建筑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批發和零售業、房地產業、社會服務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住宿和餐飲業。
景氣指數介于0和200之間，如果計算出的景氣指數在180以上，經濟運行屬于非常景氣；〔180-150〕為較強景氣區間；〔150-120〕為較為景氣區間；〔120-110〕為相對景氣區間；〔110-100〕為微景氣區間；100為景氣臨界點，〔100-90〕為微弱不景氣區間；〔90-80〕為相對不景氣區間；〔80-50〕為較為不景氣區間；〔50-20〕為較強不景氣區間；20以下為嚴重不景氣區間。由于景氣調查具有預警預測的作用，被形象地比喻為宏觀經濟運行的“溫度計”。
關鍵詞：區域經濟發展；區域企業自生能力；評價指數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6260（2012）04—0001—09
隨著對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反思的深入，國內外政策和研究再次聚焦于實體經濟在經濟發展中的基礎性作用，美國的“再工業化”戰略和“占領華爾街”運動便是其中的標志性事件。這一背景下，實體經濟的發展能力評價成為衡量經濟發展質量的重要考核標準和政策績效評價的核心要素，也是經濟發展研究的基礎環節。企業是實體經濟的生產主體，是物質產品和服務的提供者，基于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評價體系是實體經濟發展能力評價的關鍵。
以GDP為基準的區域經濟發展評價存在缺陷，盡管當前以地方GDP增長為主體的考核與激勵是造就中國經濟奇跡的一大核心要素，但同時也帶來了日趨嚴重的問題，如地方政府對招商引資的依賴、重增長輕質量、土地財政擴張和投資沖動等。
本文基于微觀主體——企業來評價區域自生能力及其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通過分析診斷各地區企業自生能力的總體態勢、相對優劣和內部結構，可以有效地防止經濟增長中地方政府的短期行為和非生產，為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切實可行的促進優質實體經濟項目源培育的政策提供依據。通過實證分析發現，當期（或當年）區域企業自生能力對該地區后期（或幾年后）的人均GDP水平存在顯著的解釋力和影響力，證明了區域企業自生能力評價指標體系的科學性、合理性，以及培育企業自生能力對于國家或區域經濟優質、持續發展的重要意義。
一、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相關研究述評
自生能力（Viability）一詞廣泛應用于醫學、植物學、生態學和遺傳學，指生存、發育和繁殖（再造）的活力與能力。林毅夫（2002）界定并推廣了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即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中，一個正常經營的企業在沒有外部扶持的條件下，能夠獲得不低于社會可接受的正常利潤（經濟利潤而非會計利潤）水平的能力。他認為，違背比較優勢會導致轉型期的中國國有企業缺乏自生能力，進而造成一系列經濟問題。其后的研究認為，企業自生能力概念的內涵應該更加豐富，除比較優勢外，技術優勢、競爭優勢都是企業自生能力的體現（廖國民等，2003），這種能力應該是動態的，可以而且需要適度突破（郭克莎，2004），否則，比較優勢產品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收益不可能長期化，也無法自動、自發地實現產業升級（胡漢昌等，2002）。
區域企業自生能力評級及影響的國內外相關研究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以企業為軸心的國家或區域競爭力的研究，另一類是關于區域企業自生能力某一部分的研究。國內外對國家或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區域或國家競爭力的評價上。
以企業為軸心的國家或區域競爭力研究，主要關注宏觀層面企業營商環境的優劣和微觀層面企業關鍵生產要素的數量與質量（如勞動力）、創新的能力和創業等。其中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的《世界競爭力年鑒》主要側重于宏觀營商環境的評價，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國際競爭力報告》的指標則是宏微觀相結合，企業層面的微觀指標主要有企業技術吸納能力、實用專利和公司研發費用、企業集群等（Xavier，2011）；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新經濟報告》和英國政府的《生產率和競爭力指數》則更加偏重企業層面的考察，前者主要包括信息與通信技術應用、創新與技術擴散、人力資本、創業和宏觀因素等五類指標，后者主要包括投資、創新、技術、企業和競爭性市場等五類指標。區域競爭力的評價指標也與之類似，只是應用對象和處理方法略有差異，比較有影響力的是巴克萊銀行和威爾士發展局（Barclays Bank PLC et al）的《與世界競爭》、英國貿工部（UK DTI）的《區域競爭力指數》等。國內研究方面，倪鵬飛等（2010）主編的全球500個城市的綜合競爭力指數（GUCI）主要依據綠色GDP規模、經濟增長、專利申請數、創新能力、投入產出、跨國公司指數等指標對城市綜合競爭力進行評價，并總結出影響城市國際競爭力的關鍵是科技創新和全球聯系。
區域企業自生能力構成部分的具體研究方面，代表性理論有企業的創造性破壞理論、創業型經濟理論、企業集群能力理論、企業國際化能力理論、大企業理論、企業干中學的學習效應理論。這些理論及其相應的實證研究分別表明，企業創新、創業、企業集群、企業國際化、企業規模、企業經驗等都是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能力的微觀構成基礎。
國內大量針對中國現實的研究也證實了以上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實證研究發現：中國各地區中小企業競爭力（銷售收入、利潤及其增長率）總體上與其所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基本一致（陳佳桂等，2003）；企業家的創業精神對中國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效應（李宏彬等，2009）；企業集群為國內企業帶來了分工、信息、信任、信用、創新、知識溢出、資源、規模經濟等方面的優勢；大企業兼具應對政府和市場的“雙能力”（唐曉華等，2011）。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均把企業置于區域發展能力的核心地位，這對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內涵、評價及其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研究非常具有啟發性，基于這些研究我們可以總結出這樣的結論，即存在以微觀企業自生能力為基礎的區域企業自生能力，這種能力是可以量化評價的，而且它是區域經濟發展中具有核心解釋力和影響力的因素。
同時，既有的研究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包括：（1）在概念及內涵上，對企業自生能力的界定雖然合理但仍有待完善，而普遍采用的企業競爭力概念存在宏觀和微觀雙重視角，概念繁雜（Aiginger，1998）、構成要素龐雜，甚至存在著產出指標與競爭優勢構成指標的混淆問題（Ronald，2002），因此，本文采用完善后的區域企業自生能力這一概念；（2）在基于企業的區域發展能力評價方面，目前主要是國家或區域競爭力評價，這些評價除了將解釋企業自生能力的宏觀環境因素與企業自生能力本身混為一談外，變量間還存在相關甚至重疊的問題；（3）現有研究或是建立龐雜的指標進行評價，或是從理論上進行解釋，或是對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某一部分進行評價及解釋，尚未建立一個區域自生能力評價、經濟發展解釋和政策應用相關聯的整體框架。
二、區域企業自生能力指數評價指標設置
本文將企業自生能力定義為在一定的經濟（包括稟賦的比較優勢，如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社會、文化等環境的約束下，在競爭性經濟中，企業通過自身的創新、網絡集群、規模優勢、經驗積累、國際化等建立的生存與發展的能力。簡言之，就是在競爭性經濟中企業通過自身努力實現生存和發展的能力。
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實質是在競爭性經濟中區域內企業整體的生存和發展的能力及活力，這種能力和活力主要體現為區域內企業的創新力、創業力、集群力、成熟度和國際化能力。本文正是著眼于企業自生能力的微觀層面，依據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實質構成，對區域內企業整體自生能力指數進行評價。本文共設置了五大類24項具體指標以評測區域企業自生能力，詳見表1。五類指標設置依據及其具體指標設置情況如下：
1.區域企業創新力
Schumpeter（1961）的創造性破壞理論認為，經濟發展的真正原因在于“創造性破壞”，而企業是其實現主體，“創造性破壞”的壟斷利潤是企業家執行“新組合”的動力。企業創新力在區域經濟發展評價的經典文獻中都有體現，而且是其關注的核心。在中國，區域創新的主體已由原來的高校和科研機構為主導轉變為以企業為主導，同時區域間企業創新力的差異日益擴大，因此地區間創新力的差距也日益擴大（李習保，2007）。在區域企業創新力評價指標的選擇上，既有研究普遍將區域企業創新能力分為企業創新投入和產出兩個方面（朱海就，2004），企業創新投入主要包括經費投入和人力資本投入，經費投入又分為研發經費和消化吸收經費，企業創新產出主要包括專利的申請與授權、技術交易和新產品，因此，本文選擇表1中的八項具體指標來評價區域企業的創新力。
2.區域企業創業力
德魯克（2002）認為，創業型經濟是上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成功的原因所在，“100年后（自1873年），幾乎每個人都知道……只有在創業型經濟成功、生產力提高的前提下，它（現代福利國家）才能真正存在下去”。事實上，不僅美國如此，在其他發達經濟體的發展過程中，創業型經濟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創業作用于經濟發展的路徑，包括知識溢出（Acs，et al，2005）、產業結構變遷、促進競爭（方世建等，2009）、增加就業（Reynolds，1987）。在區域企業創業力評價指標的選擇上，本文參考全球創業觀察項目（GEM）的研究，選取的區域創業力具體衡量指標主要有全員創業活動指數（TEA）、創業率指標（CPEA）和私營企業數，其中前兩者是相對指標，后者是絕對指標。TEA是私營和個體從業人員數與15—64歲人口數之比，CPEA指標是近三年新增私營企業數與15—64歲人口數之比，私營企業數則是一個區域創業企業存量的體現。
3.區域企業集群力
企業集群力對于區域經濟發展極為重要，是由于集群至少可以在三方面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即提升區域內企業生產率、掌握創新的方向和步驟、促進新業務的形成并壯大集群自身實力。因為越是在經濟全球化的社會，越需要依靠本土地理、文化和制度相近的優勢來形成更特殊的渠道、更密切的關系、更完備的信息、更有力的激勵等，進而取得生產率和創新上的優勢（Michael，1998）。實證研究表明，區域企業集群力的確對經濟發展存在顯著影響，但在不同區域會存在差異，美國經濟增長對產業集聚的彈性系數為6%，西班牙為3%～5%，中國為8%左右（劉軍等，2010）。針對區域企業集群力的評價一直是個難題，本文借鑒哈蓋特（Haggett）提出的區位熵概念作為衡量區域企業集群力的相對指標，即各地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值的全國占比除以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從業人員平均人數的全國占比，用相對指標計算中所涉及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增加值、利潤、主營業務收入、從業人員、企業數、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值的全國占比等作為衡量區域企業集群力的絕對指標。
4.區域企業成熟度
大企業理論（錢德勒，1987）、規模優勢理論、經驗積累理論等的核心結論是，企業的成熟度（包括規模、治理和經驗）是國家或地區企業自生能力的重要內容。基于中國各地區的實證研究得出了與理論一致的結論：基于1985—1997年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發現，企業規模對創新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非國有企業尤其如此（周黎安等，2005）；實證分析還發現，中國上市公司的規模與債務融資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周勤等，2006）。在中國企業普遍存在融資約束的情況下，企業IPO具有信號效應，可以提升企業后續信貸融資水平（朱凱等，2010），因此，本文采用區域內企業A股IPO融資額衡量區域企業財務成熟度；由于信息披露更加完善，且建立了“用腳投票”機制和內部治理機制等，所以上市公司整體上擁有更好的公司治理水平，因此，本文選用區域上市公司數量來衡量區域公司治理成熟度；從規模上來看，區域內中國500強企業個數和中國民營企業500強個數能體現出一個區域企業的整體規模優勢，因此可以作為衡量區域企業規模成熟度的指標。
5.區域企業國際化能力
企業國際化能力理論（Sapienza，2006）認為，企業可以利用區位優勢、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產品生命周期優勢、特殊市場優勢、網絡資源優勢等形成自生能力，提升區域經濟發展能力。即使是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也可以通過引進再生式的創新形成企業自生能力（Arrow，1962）。因此，對于后發國家而言，企業國際化能力有兩層含義：一方面是通過國際化利用外資，引進、模仿與吸收國際優勢技術的內向國際化能力；另一方面是利用自身優勢和海外市場優勢實現自身發展壯大的外向國際化能力。這兩種能力被形象地稱為“引進來”和“走出去”，本文借鑒Melitz（2003）用FDI衡量前者，借鑒Mathews（2006）等用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額來衡量后者，同時考慮到中國金融企業僅集中在極個別地區，且金融業是國家控制行業等的特殊性，最終選用非金融類企業對外投資額衡量后者。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評價指標中并不直接包含影響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比較優勢（林毅夫，2002）指標，但這并不代表我們否認比較優勢對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影響，之所以未單獨設置該指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慮：其一，在知識經濟時代，作為比較優勢基礎的生產要素的價值角色在逐漸消退，如“彈丸之地”且置身戈壁的以色列卻成為高效經濟的農業生產國，本是圣克拉拉荒谷的硅谷卻成為全球科技中心，原是一個小漁村的香港也已成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其二，2005年以后，各地區基礎要素（勞動、土地、資本）的比較優勢情形大致相同，因為戶籍制度改革總體上促成了各地區間有效的勞動力流動（孫文凱等，2011），金融資源在全國均是由國家統一調節和國有產權控制（史建平等，2004），土地雖由地方政府控制，但是由于縣及地區層面激烈的招商引資競爭，地方政府也都積極增加土地供給（張五常，2008；曹正漢等，2011），甚至出現了供給過剩的情況（劉江濤等，2009）；其三，比較優勢理論給出的是判斷某類企業有無自生能力的標準，而現實證明各地區的企業整體上都是有自生能力的。此外，企業是“經濟人”，企業創新、創業、集群、經驗和國際化等“經濟行為”也隱含著對比較優勢的考量。
在理論、實證和中國現實的基礎上，本文構建了中國各地區企業自生能力指數的評價框架，即各區域企業的自生能力是對其創新力、創業力、集群力、成熟度和國際化能力的綜合評價。
三、區域企業自生能力指數評價——基于AHP的分析
根據表l所示的區域企業自生能力指數評價體系，結合AHP評價模型程序，依次進行數據搜集、數據標準化處理和指標權重確定，最終作出綜合評價。
1.數據搜集和標準化處理
根據指標設計需要，24個指標涉及各地區2005—2010年30多項具體數據，這些數據分別來自于中國宏觀經濟數據庫、中經網數據庫、《中國高科技產業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中國證券期貨統計年鑒》、《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中國民營企業500強調研分析報告》、各地區統計年鑒，還有個別數據來自于專業網站或期刊，如2010年各地區A股IPO金額和上市公司數來自上交所和深交所的統計數據，各地區2005——2010年的中國500強公司數來自于李建明等（2011）的論文《10年來中國企業500強發展趨勢》。
在收集和整理出24項數據之后，由于不同數據之間不具有可比性，我們首先對其進行標準化處理，處理的方法是：
令Cij=Cij/max{當年各地區的Cij}。如2006年北京地區的專利申請數為C16=22572件，而當年申請專利數最多的地區為廣東，其專利申請數max C16=72220件，因而經過標準化處理后，北京地區的該項指標數值為C16=22572/72220≈0.312545。
2.構造判斷矩陣，確定各項指標的權重
首先，用AHP模型構建判斷矩陣，即根據AHP模型制定的評判標度（分值），一般采用1—9及其倒數的評判標度來描述各指標的相對重要性。
然后，根據相對比較評判標準，構造判斷矩陣，分層、逐步確定指標權重。權重確定的原則是：在尊重經濟理論和中國轉型期經濟事實的基礎上，采用專家打分法，選取平均分值，根據平均分值組成的判斷矩陣，得出AHP模型下該指標的權重，并用一致性指標（Consistency Index，C.I.）、隨機性指標（Ran.dom Index，R.I.）和隨機一致性指標（C.R.=C.I./R.I.）檢查權重是否合理。如表3所示，我們對于準則層指標構造出判斷矩陣，并進行一致性檢驗，最終確定指標權重。類似地，我們最終確定了表1中各項具體指標的權重。
3.區域企業自生能力指數的AHP評價
指標權重確立之后，即可用AHP方法計算出各地區2005—2010年區域企業自生能力指數。借鑒WEF的“可持續發展”思想，區域企業自生能力指數可從存量值和發展值兩個角度進行評價，二者分別反映了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當前水平和動態發展能力。
為了平滑單一年份的數據異常帶來的評價誤差，我們使用2006—2010年5年的平均值來衡量各地區基于企業的區域自生能力存量值。同樣，我們還可計算出各地區基于企業的自生能力動態發展值，其計算過程與上述存量值計算過程相同，只是每一個指標的原始數據取當年該地區在該項指標上的環比增速。最后，將存量值與發展值加權平均，得到5年年均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綜合指數。表4按照排名先后分別列舉了各地區2006—2010年企業自生能力存量值、發展值和綜合值的評分。
四、區域企業自生能力指數分析及其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從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存量值和發展值的結構來看，中國的區域經濟可以劃分為四種類型：第一種類型為高位調整區域，即一些地區雖自生能力存量值位居前列，但發展值卻不甚理想，這可能意味著需要尋找新的增長點，如北京、上海、天津；第二種類型為積極趕超區域，即部分地區自生能力的存量值和發展值都比較可觀，如廣東、江蘇和重慶；第三種類型為快速追趕區域，即大部分中西部城市盡管自生能力存量值較低，但增量值較好，這種自生能力的發展如果得以保持，則追趕有望，如安徽、湖南、陜西、內蒙古、江西、湖北等；第四種類型稱之為雙重拖累區域，主要有個別西部省區，自生能力存量值和增長值均明顯落后，亟待突破和關注，如青海、貴州等。
從區域企業自生能力評價結果整體來看，我們還發現了一個可能的趨勢：各地區企業自生能力的發展值都為正值，而且快速追趕的區域占多數。這說明如果能夠保持這種勢頭，區域間的經濟差距就有望實現收斂。但是，第四種類型的地區短期內顯然還難以擠入收斂的行列，所以這種收斂是不完全的。
就地區之間比較而言，對各地區企業自生能力總體及構成進行對比分析有利于確認各自的比較優勢和劣勢，進而可以結合區域實際情況，更為科學地確定政策著力點。以國家技術創新工程試點省的企業創新力為例，截至2010年底，試點地區有安徽、浙江、江蘇、山東、廣東、四川、遼寧、上海，其部分指標排名見表5。其中，就安徽而言，目前存在的問題是，區域企業的創新力落后于企業整體的自生能力，盡管從發展的眼光看這種狀況正有所改善，而且，安徽在企業創新的投入和產出上較其他試點城市還有一定的差距，只是在技術消化吸收經費投入強度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因而，針對安徽企業創新力的培育需要同時加大創新投入和創新產出，否則企業的創新力瓶頸將會制約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提升。
另外，根據上文推測，區域企業自生能力是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中具有核心解釋力和影響力的因素，在完成區域企業自生能力指數評價的基礎上，本文構建了以下四個模型進行驗證。其中：GDP2011。表示各地區在2011年人均GDP與當年全國人均GDP之比，即各地區2011年人均GDP的相對數；GDPAY3表示各地區2009—2011年人均GDP相對數的均值；SVIAY3表示各地區2006—2008年區域企業自生能力存量的3年均值；DVIAY3表示2006—2008年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發展值的3年均值；SVIAY表示2006年各地區企業自生能力的存量；DVI表示2007年各地區企業自生能力發展值；SVIAY表示2006—2010年區域企業自生能力存量的5年均值。
四個模型的分析結果整體上證明了最初的推測，即一個地區某一時期（或某一年）的企業自生能力對該地區下一時期（或未來）的人均GDP有顯著的解釋力和影響力。將模型1、模型2、模型3作為一組，模型4作為另外一組，可以發現，無論是未來某一年的區域人均GDP還是未來某一階段的區域人均GDP都可以由各地區歷史的區域企業自生能力來顯著地解釋，而且當被解釋變量是一個階段時，其解釋的顯著性就更強，兩類企業自生能力的影響也在加大。通過模型間的對比還能發現，自生能力存量值和自生能力發展值及其單期指標與階段指標在解釋力和影響力上的差異。
四個模型中的自生能力發展值的系數均為負數，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在29個區域中自生能力存量值與發展值位勢相反的地區占多數，即本文所說的第一類和第三類區域，而近期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的主要還是存量值，所以發展值的位勢與區域發展程度的位勢是相反的。
五、結論
基于理論、實證和中國的現實，本文所做出的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評價試圖為區域經濟發展或經濟質量的評價提供一個新的、可行的標準，或至少可以作為當前GDP評價和競爭力評價的有益補充。盡管以GDP（增長）作為區域經濟發展衡量基準與區域間“以GDP為基礎的錦標賽競爭”的激勵制度（周黎安，2007）相結合的機制，造就了中國經濟增長奇跡，但由于GDP指標存在統計遺漏、未考慮增長的成本、未考慮產品升級和新產品研發、不包含收入分配等因素，而且GDP可以通過重復建設、投資拉動等人為“制造”，所以這種機制的弊端也日益顯現，如造成資源環境壓力日益加大、要素價格被扭曲、重復建設、地方分割和惡性競爭等。區域企業自生能力指數之所以是區域經濟發展評價的一個可行標準，不僅因為它難以被人為地“制造”，也不僅因為它是實體經濟發展水平的衡量，還因為它是當前發展水平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的綜合評價。相對于區域競爭力評價，它的最大優點在于并未將影響發展的環境評價和發展本身的評價混為一體。
根據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評價，可以將中國的區域經濟劃分為四種類型——高位調整型、積極趕超型、快速追趕型和雙重拖累型，而且，這四種類型的區域呈現出一種不完全收斂的態勢。
本文實證分析表明，區域企業自生能力對未來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具有顯著的解釋力和影響力，且當考察的是一段時期而非特定年度時，這種解釋力和影響力會更強。這一結果的經濟戰略含義是：區域經濟健康、可持續的發展倚重于區域企業自生能力的提升。一個地區要謀求長期、可持續的發展，應把優質實體經濟項目源培育作為經濟發展政策的核心內容，尤其是要在分析比較優勢和劣勢的基礎上，結合本地區的情況，著力培育區域內企業的創新能力及創業能力，打造優勢集群，提升企業成熟度與國際化能力。
參考文獻：
曹正漢，史晉川，宋華盛.2011.為增長而控制：中國的地區競爭與地方政府對土地的控制行為[J].學術研究（8）：76—84.
陳佳貴，吳俊.2004.中國地區中小企業競爭力評價：對2003年規模以上工業中小企業的實證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8）：5—11.
德魯克.2002.創新與企業家精神[M].蔡文燕，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16.
方世建.桂玲.2009.創業/創業政策和經濟增長：影響途徑和政策啟示[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1）：121—125.
郭克莎.2004.中國工業發展戰略及政策的選擇[J].‘中國社會科學（1）：30—41.
胡漢昌，郭熙保.2002.后發優勢戰略與比較優勢戰略[J].江漢論壇（9）：25—30.
一、經濟發展的根本在于培育和提升知識技術能力
1、生產力的核心是知識技術能力
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不同，衡量經濟是否發展的標準不是看短期產出的變化，而是看生產力的變化，或者說，發展經濟就是發展生產力。所謂生產力，是指人們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以滿足自身需要的能力。生產力的三要素包括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但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勞動者。因為勞動資料本身也是勞動者勞動的產物，其先進程度取決于勞動者能力的發展；而勞動對象的源頭雖然是自然界，但其擴展的廣度和深度同樣取決于勞動者能力的發展。所以，生產力的核心是勞動者的能力，是人們學習、掌握、運用、改進和創新科學知識與生產技術，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及擴展生產范圍的能力，本文稱之為知識技術能力。顯然，知識技術能力依托于良好組織的人力資源（或稱人力資本），知識技術能力的發展過程也就是與生產相關的各種人力資源的培育、提升和合理組織的過程。
2、國家知識技術能力的載體是智力產業
一切生產都是應用一定知識與技術的生產，生產的發展依靠知識與技術的進步。而知識與技術根源于知識技術能力，是知識技術能力的外化，其進步依靠知識技術能力的提升。因此，歸根結底，生產的發展依靠知識技術能力的發展。反過來，生產實踐又是知識技術能力成長的土壤，任何知識技術能力都是在相應的生產實踐中逐漸養成和發展的。沒有一定的生產實踐，知識技術能力也就難以產生或維持，更談不上提升了。當然，學校教育對于培育知識技術能力也很重要。但是，實踐是決定性的，實踐出真知，成才靠實踐，教育只有與生產實踐相結合才能真正發揮其人才搖籃的作用，脫離產業應用環境的學校教育是毫無意義的。
生產分為需要較多知識與技術的復雜生產和需要較少知識與技術的簡單生產。復雜生產需要并且養成較高的知識技術能力，而簡單生產需要并且養成較低的知識技術能力。一個國家知識技術能力的高度取決于其復雜生產的狀況，因此，一個國家要培育和提升知識技術能力，就必須建立和發展進行復雜生產的高知識技術含量和高創新的產業，本文稱之為智力產業。相應地，對于進行簡單生產的低知識技術含量和低創新的產業，本文稱之為體力產業。
需要說明的是，智力產業與體力產業的區分不在于其產品的知識技術含量和創新性，而在于其工作的知識技術含量和創新性。實際上，由于產品內分工在全球生產體系中的普及，產業工作的智力性與其產品的智力性早已不是一回事。任何產業或產業區段，按傳統劃分，不管是勞動密集型還是資本密集型，只要其工作為高知識技術含量和高創新就屬于智力產業，反之則屬于體力產業。當然，智力產業更多地存在于資本密集型產業中，而體力產業則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但這不是絕對的，比如知識勞動密集型產業就屬于智力產業，而中國多年來依靠引進技術、設備和核心零部件運營的大量資本密集型產業仍然屬于體力產業的范疇。
由于高知識技術含量和高創新帶來高門檻、高市場控制力和高附加值，而低知識技術含量和低創新導致低門檻、低市場控制力和低附加值，所以智力產業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高端產業或產業鏈中的高端環節，而體力產業則是通常所說的低端產業或產業鏈中的低端環節。
3、發展經濟必須以建立和發展智力產業為中心
在國民經濟的產業體系中，智力產業是提供技術與資本品的產業，好比人的大腦和內臟；體力產業需要從智力產業獲得技術、裝備與材料，好比人的四肢。對于人的生命而言，大腦和內臟比四肢更為重要，只有先把大腦和內臟健全了，四肢才能獲得活力，才能持續發揮其作用。同樣，在一個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中，智力產業和體力產業雖然都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決定知識技術能力進而決定生產力高低的是智力產業，體力產業的前途最終取決于智力產業的發展。如果不與本國的智力產業相結合，卻依附于外國的智力產業，一個國家體力產業發展得再多，對其知識技術能力的成長也幫助不大，最終其體力產業也必然因受制于人而衰敗。反之，盡管發展智力產業在短期內可能部分擠占體力產業所需資源，但從長遠來看，智力產業的成熟將為體力產業的繁榮提供最強大的動力與最持久的支撐。因此，處理兩者的關系必須樹立聯系和發展的觀點，必須抓住主要矛盾。
綜上所述，發展經濟就是發展生產力，而生產力的核心是知識技術能力，因此，經濟發展的根本在于培育和提升知識技術能力。中國的經濟落后，其根源在于知識技術能力的缺失和落后。中國經濟要想真正得到發展，就必須全力培育和提升國家的知識技術能力。而要培育和提升國家的知識技術能力，就必須逐步建立和發展各種智力產業，進而使之形成相互促進的有機體系，這是經濟發展的中心工作。
二、損害知識技術能力的經濟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
1、長期主導中國經濟發展思路的比較優勢戰略理論
長期以來，主導中國經濟發展思路的是比較優勢戰略理論。該理論將自生能力作為資源配置的標準，要求所發展的產業具有立即的成本優勢，能夠僅靠自身就能迅速盈利。該理論宣稱成本優勢源于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中國的優勢在于勞動力豐富而廉價，所以中國應立足于國際分工，主要發展低工資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或產業區段。由自生能力概念出發，該理論極力反對傾斜發展重工業，認為這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不如直接引進資本品，騰出資源用于當前更有效益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在技術升級方式上，該理論同樣強調直接引進適用技術，避免自主研發的高風險和高成本。
顯然，比較優勢戰略理論割裂了國民經濟的有機聯系，把各顧各地賺現錢當成了經濟發展，建立在該理論之上的經濟發展方式必然脫離甚至毀滅知識技術能力。比較優勢戰略理論實質是鼓吹發展使用簡單勞動的體力產業，而反對發展需要復雜勞動的智力產業。因為智力產業培育知識技術能力需要熬過一個相當長的沒有效益甚至需要輸血的學習期，只有體力產業才能各顧各地賺現錢，所以要集中資源全力發展體力產業。其實現途徑是，首先發展體現比較優勢的外向型體力產業，以之為引擎，進而帶動國內其他體力產業的發展。
2、比較優勢經濟發展方式引發的嚴重后果
比較優勢戰略理論是一種機械思維，而缺乏系統思考，是一種眼前主義，而沒有長遠觀點。按照該理論發展經濟，優點是簡單、見效快，能讓人立刻感受到好處。然而，由于損害了智力產業和國家知識技術能力，這種粗放型、依附性的經濟發展方式注定是先甜后苦且不可持續的。
第一，比較優勢經濟發展方式導致內需嚴重不足和民生日益艱難。比較優勢戰略將我國定位在國際產業分工鏈的低端，全國片面發展低工資的體力產業，千軍萬馬都擠在這個狹小的領域展開最為慘烈的競爭。由于資源缺乏和自由貿易的沖擊，中國過去建立但尚未成熟的智力產業逐漸衰敗，國家知識技術能力亦隨之退化，生產所需的技術與資本品嚴重依賴進口。與此同時，低工資造就低消費能力和國內市場狹窄，體力產業的發展嚴重依賴國外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市場。這種“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兩端依賴使得中國企業徹底失去市場定價權，上游被迫支付壟斷高價，下游被迫接受過度競爭導致的產品低價，產業的附加值不斷遭受擠壓，經濟增長的利益不斷大量外流。在正常利潤空間日益微薄條件下，企業必然不擇手段地壓低人工成本和逃稅避稅，最終形成低工資、低利潤、低稅收且相互沖突的三輸局面。由于低工資，居民的大多數服務性需求受到抑制，使得第三產業發展乏力，既妨礙需求擴大又導致就業極端困難。由于低利潤，企業無法推動產業升級，結果被鎖定在低端，從而進一步地加大了競爭強度。由于低稅收，政府無力提供公共產品和建設社會保障，難以為經濟轉型提供有力支持。所有這些形成惡性循環，使得內需問題和民生問題日益突出，最終陷入困境。
第二，比較優勢經濟發展方式導致國家經濟安全形勢趨于惡化。由于缺乏知識技術能力的支撐，體力產業對發達國家兩端依賴，中國在國際經貿關系中既爭取不到規則制定主導權，也難以分享規則制定話語權，在經濟全球化中只能被動接受各種貿易、投資、金融、知識產權保護等不利條款，處處受制于人。時至今日，中國的主要產業和市場已基本被外資掌控；重大技術、裝備和核心零部件幾乎完全依賴進口；石油、鐵礦石等戰略資源進口遭遇鉗制與勒索；針對中國的貿易摩擦和貿易制裁此起彼伏；國際熱錢在國內呼風喚雨，人民幣升值和外匯儲備安全問題左右為難，金融體系漏洞多多，等等。所有這些情況不僅導致巨額利益源源流失，而且有朝一日完全可能打斷中國的發展進程。
第三，比較優勢經濟發展方式釀成資源枯竭和環境惡化苦果。其一，在賺現錢思想的作用下，各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大礦大開、小礦小開，有水快流、有錢快賺，使得大量資源不是被賤賣就是被不合理開發所糟蹋。其二，廉價資源是中國外向型體力產業的重要優勢來源，過度競爭使得中國企業單位利潤極為微薄，不得不靠數量取勝，但大量出口造成資源被迅速耗竭。其三，各地唯GDP主義盛行，不顧一切地招商引資，發達國家紛紛將高污染項目遷往中國。其四，知識技術能力被損害后，國內難以找到低成本的污染治理方案，只能被動容忍環境惡化。
第四，比較優勢經濟發展方式難以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多年來，建立在低工資基礎上的中國經濟自然陷入內需嚴重不足的困境。為了擴大內需，政府已經動用了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住房貨幣化等一系列手段刺激消費；通過大搞鐵路、公路、基礎設施建設和大搞房地產開發等途徑來維持超高投資率。然而，所有這些措施都不是治本的長效方法，反而制造出更多的問題和積累了更深的矛盾，使得內需擴而不大且愈擴愈萎縮。在出口形勢良好和外需增長強勁的條件下，內需不足的矛盾還能暫時掩蓋。然而，外需的容量也是有限的，人口規模決定市場潛力，全世界的體力產業產品都盯著發達國家的市場，可所有發達國家的總人口也就8億多。中國不通過發展智力產業從而不斷提高大眾收入，開發13億多人口的廣闊內需，卻希望在潛力相對狹窄的國際需求中分一杯羹，結果是外需也迅速飽和，隨之而來的是愈演愈烈的貿易摩擦和貿易保護，同時貿易條件也一落千丈，使得經濟發展陷入困境。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外需再無可能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中國企圖繼續使用短期措施刺激內需的做法已經行不通，而且這樣的措施也基本用盡，只有進行根本轉變才有希望。
第五，比較優勢經濟發展方式無法承受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勞動力是分年齡結構的，外向型體力產業吃的是“青春飯”，主要需求年輕勞動力，否則生產率將大幅下降。多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得益于人口紅利，一方面年輕勞動力近乎無限供給，保證了生產效率；另一方面一胎化生育政策大大降低了勞工的養家成本，使得極低的工資也能夠被接受，從而進一步增強了外向型體力產業的競爭優勢。然而，長期過低的生育率使得中國人口老齡化成為必然，且以排山倒海之勢迅猛襲來。人口老齡化徹底動搖了中國比較優勢經濟發展方式的基礎，一方面年輕勞動力嚴重不足降低了生產效率；另一方面養老負擔急劇上升造成勞工養家成本急劇上漲，維持低工資與維持社會穩定之間難以兩全。一旦出現這種情形，外向型體力產業就會因失去競爭力而迅速外遷、收縮和瓦解，由其所牽引的整個國民經濟也將隨之面臨崩潰。
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是基于自主創新的產業升級
1、基于自主創新推進產業升級抓住了經濟發展的根本
隨著比較優勢經濟發展方式暴露的問題越來越多和積累的矛盾越來越尖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逐漸成為官方與民間共識。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強調，“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推動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性特征”。這是對現實的清醒判斷，也是對未來的關鍵抉擇。
然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關鍵是找好切入點。我們認為，經濟發展的根本在于培育和提升知識技術能力，而知識技術能力的成長依賴智力產業的建立與發展，兩者是高度統一的關系。中國現在是低端的體力產業一統天下，這是舊發展方式的根本弊端所在。要改變這種狀態，必須進行產業升級，并且是在自主創新基礎之上的產業升級，即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發展民族智力產業。自主創新的過程是一個逐漸積累知識與經驗進而培育、養成、提升和證明知識技術能力的過程。通過不斷自主創新，不斷提高產業工作的知識技術含量，不斷提高市場控制力，產業升級也就水到渠成。我們不僅要向高端產業和高端環節挺進，而且還要擠入和占領標準制定的制高點。
2、基于自主創新的產業升級創造了中國經濟突圍的條件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之所以要以自主創新實現產業升級為切入點，是因為這是解決各種其他問題的基礎。第一，民族智力產業和知識技術能力的崛起才能獨立自主且低成本地向國民經濟提供技術與資本品，才能擺脫生產上游對國外的依賴，進而奪取產品的市場定價權和爭取國際經貿規則制定與修改的話語權或主導權。
第二，智力產業是迂回的生產方式，產業鏈條長，產業關聯度高，同時其高附加值可以實現高工資、高利潤和高稅收的三贏，從而為就業增加、收入上升和內需擴大的良性循環開辟了道路。國民經濟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智力產業支撐和拉動各種體力產業的發展，尤其是促進服務業的繁榮，體力產業反過來又強化智力產業的進步。在國內經濟大循環中，各種產業相互依賴又相互促進，同時就業不斷增加，工資持續上升，形成內需生生不息的內需型經濟。只有建立這樣的內需型經濟，才能徹底擺脫對國際市場的依賴，超然于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
第三，一旦生產兩端的對外依賴消除，不僅經濟增長的利益不再外流，而且政府可以完全根據本國需要制定各項政策，從而確保國家經濟安全。
第四，體力產業是一種生產率提升較慢和低門檻的產業，這種產業只有在由國民經濟的系統協調效應激發出巨大需求和因各行各業均衡繁榮發展而分薄了競爭強度的條件下才能維持較好的收益，其從業人員的收入才能提高。顯然，這只能在由強大智力產業支撐和牽引的內需型經濟中得以實現。因此，智力產業的發展是民生改善和人民富裕的根本保障。
第五，智力產業的發展和知識技術能力的躍進將源源不斷地生成經濟適用的技術與裝備，從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創造新的資源，防止污染和改善環境，最終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人與自然的和諧。
第六，智力產業的學習效應和規模經濟很強，其產出具有指數化增長的特征，通過產業升級實現技術與資本品的進口替代將導致社會資本加速積累。在老齡化過程中，才有條件用資本替代勞動，從而大大緩解勞動力的短缺。同時，在知識技術能力成長和生產率上升的基礎上，主要依靠人的知識與技術發展生產，減輕了對體力的依賴，使得延遲退休成為可能。因此，產業升級是中國經濟承受人口老齡化挑戰的唯一出路。
一、發展中國家稅制改革總體比較
(一)發展中國家稅制改革的共性
1．稅制改革的背景。
由于70年代過于強調稅制促進經濟發展與實現社會縱向公平的功能，稅制設計復雜化，稅率檔次多且優惠與減免繁雜，不僅扭曲了人們的消費、儲蓄與投資決策，而且沒有達到公平目標。因為稅收優惠多為富人享受。同時因稅收征管相對落后，偷逃稅現象嚴重；為調節收入分配設置的高檔稅率幾乎無人適用，富人的實際稅負有時比窮人還要低。另外，高稅率與窄稅基并存，使得稅收收入低下，一般發展中國家稅收收入只占GDP的15％－20％，僅為發達國家的50％一60％。同時，稅制結構不盡如人意，表現為稅源單一，過分依賴某些稅種。發展中國家間接稅占財政收入的64％，相當于GDP的20％(發達國家的這一比例為60％和10％)。間接稅中，關稅又占絕大部分。直接稅過度依賴公司所得稅，少量的個人所得稅大部分依靠對公共部門與外國公司的雇員征收。稅收收入的低水平和對某種稅的極度依賴，易造成財政收入不穩定和對經濟的調控能力差等問題。隨著城市化的發展，經濟交易日益復雜，對公共設施與公共管理的需求也在質與量上提出了更高要求，財政支出規模需要相應擴張，從而具有增加稅收和稅制改革的內在壓力。而70年代開始，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經濟都有所改善，拉美與東亞更是取得了驕人成績。經濟的發展，市場交易量擴大、經濟行為趨于規范化，收入水平增加，為稅制改革創造了條件。
2．稅制改革的目標和趨勢。
關于發展中國家的稅制改革，有關國際組織提出了許多建議和原則。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有：傾向于水平平等，提高稅收的效率性，擴大稅基，消除稅收刺激，使通貨膨脹對稅制的影響中性化；盡可能減少稅率檔次，當收入難以界定和衡量時采用預提稅和一次總付稅辦法，個人扣除不超過人均收入水平；用國內稅收代替關稅，增值稅實行單一稅率和廣稅基，引進各種消費稅等。世界銀行向發展中國家推薦的稅制改革標準是：從生產稅轉向消費稅，例如引進增值稅和消費稅；擴大所得稅稅基，降低扣除額和稅率的檔次；建立簡化而又合理的利潤稅，即稅率數目少和中性；避免對股息的雙重征稅，因此利息和股息收入不繳納個人所得稅；在處理所得稅和利潤稅時考慮通貨膨脹的影響；降低關稅；改善稅務管理等。從總體上說，發展中國家的稅制改革基本上遵循了這些建議和指導思想。
發展中國家的稅制改革以“拓寬稅基、降低稅率、簡化稅制”為主要內容，力求達到減少扭曲、保證橫向公平的目標。強調稅收的中性，主張減少稅收對資源配置過多的干預，稅收激勵措施的運用限制在盡可能小的范圍內；在社會公平方面，更注重橫向公平，一種“大致公平”取代了過去以高質量管理為前提的絕對的縱向與橫向公平。由于統一稅政、實現橫向公平能被人們客觀感受與接受，而縱向公平更多取決于人們的主觀評價，因此稅制改革阻力相對較小。
3．稅制改革的內容。
改革集中在直接稅、間接稅改革與加強管理3個方面。
在直接稅上，通過規范與取消各種減免與優惠、將一些額外福利納入稅基等辦法拓寬稅基，逐步應用預提稅與推定稅來減少稅源流失。同時，降低稅率，簡化結構，并努力實現公司所得稅與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的一致。如印度1994－1995年將原公有企業稅率45％和非公有企業稅率50％統一為40％。另外，重視財產稅。例如玻利維亞1986年稅制改革不但推定征收業主所得稅，還于1987年開征贈與稅，征收對象包括個人財產、不動產、股份、資本份額和登記權利，有1％、10％和20％3種稅率。
在間接稅上，重點是一方面引進增值稅，另一方面降低關稅稅率，以促進經濟自由化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例如印度1991－1995年多次降低關稅稅率。
在稅收管理上，包括通貨膨脹指數化，計算機化的申報與管理，對于征收部門給予必要的機動權力與適當的激勵，以減少征稅成本及行敗，嚴厲懲罰各種偷逃稅行為等。
(二)發展中國家稅制改革的差異
1．稅制改革的直接動因不同。
有的國家由于外部經濟條件變化引起了國內經濟主要是財政狀況惡化，在巨大壓力面前被迫進行改革，如阿根廷、玻利維亞、土耳其、馬拉維等。其中，坡利維亞是在世界經濟衰退、國內農業遭到惡劣氣候破壞、財政收入僅占GDP的3％、通貨膨脹率為12000％的情形下，開始1986年稅制改革的。而阿根廷1989年改革的經濟背景是通貨膨脹失去控制、經濟生活實際上美元化、社會公眾對政府經濟政策失去信任。
有的國家則是將稅制改革作為經濟調整的一種有力手段加以運用的。如印尼是在政局穩定、財政收支平衡甚至有結余的情況下，為改變過度依賴石油收入、改進不合理的稅制結構而改革稅制的。韓國則是從長遠考慮，為適應經濟發展戰略調整而對稅制進行改革的。
2．改革的過程和步驟不同。
如在建立增值稅方面，墨西哥實行增值稅是全面鋪開，一步到位，對所有商品與勞務一律征收。而印度則采取了分步走策略，早在80年代末期，就對部分商品實施有限度的增值稅(MODVAT)，但直到1992年后才逐步將覆蓋范圍向零售與勞務領域延伸。又如對利息收入，不同國家有不同處理方式，馬拉維與牙買加，對名義利息收入全額課征，哥倫比亞與墨西哥只對實際利息征收，摩洛哥、土耳其以低利率、預扣稅方式征收。
3．改革的效應不同。
無論是從宏觀稅負的高低、稅率結構的變化，還是稅制改革對經濟發展的作用看，發展中國家的稅制改革效應都各不相同。
二、拉美地區稅制改革的基本特征
拉美國家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圍繞稅制結構合理化和稅收管理現代化，陸續進行了大規模的財稅體制改革。
(一)稅種結構的合理化
1．全面推行增值稅。
拉美各國在推行增值稅過程中，合并以往過多的流轉稅種，相應取消各種形式的銷售稅，僅對某些特殊商品實行特別消費稅。如在1977－1980年，墨西哥用增值稅取代商業稅，取消了32種聯邦消費稅和500多稅地方稅。
(1)增值稅盡可能覆蓋所有商品生產、銷售和勞務活動。例如，智利和墨西哥等國，在由傳統的銷售稅轉為增值稅過程中，實行了全面征收原則。無論什么行業，只要從事商品生產、銷售和提供勞務，就要繳納增值稅。智利1975年正式實施增值稅時，僅僅對農業、礦業、基本食品暫不實行增值稅，1977年開始對所有商品的生產和銷售都實行增值稅制度。在勞務方面，拉美各國除教育、一部分衛生等部門外，絕大部分勞務都實行了增值稅。墨西哥也從一開始就無例外地對商品生產、銷售和提供的勞務全部實行增值稅。玻利維亞1986年規定初級生產、幾乎所有服務、個人財產定期出售、個人財產與不動產租賃以及進口的增值部分，都要繳納增值稅。
(2)實行單一增值稅稅率。增值稅稅率的設計是一個政策性和技術性很強的問題，特別是在以前實行銷售稅稅種較多、稅率高低不一的情況下、確定增值稅稅率往往要經歷由不規范到規范的過程。智利在推行增值稅前，銷售稅稅種比較簡單，其生產和銷售環節的稅率分別為17．5％和4％。增值稅出臺時，確定的增值稅稅率為20％。增值稅稅率之所以定得高，有利于增加財政收入、抑制消費和控制通貨膨脹。墨西哥實行增值稅時稅率設置比智利復雜，因為其原實行的銷售稅稅種較多，稅率很難統一。增值稅在出臺之始共設置了4檔稅率：對出口和未經加工的初級產品實行零稅率；對糧食、醫藥等少數商品實行6％的低稅率；對大多數商品的生產和銷售及提供的勞務實行15％的標準稅率；對一些特殊商品實行20％的高稅率。由于多檔次的稅率導致征管問題，1992年合并了增值稅稅率檔次，對所有商品和勞務實行10％的單一稅率，使之得到規范。
(3)對小額納稅人簡化管理。在實施增值稅中最棘手的是向小額納稅人征收增值稅。在這方面，不同國家按簡化管理原則，分別采取了不同辦法。其中，在墨西哥，凡是年銷售收入不超過年最低工資7倍或者資產不超過年最低工資15倍的納稅人，可自行決定是否在銷售商品或提供勞務時向購買者收取增值稅。收取增值稅者必須向稅務機構申報，否則就不必申報。智利注重使每個納稅人進入增值稅體系，為此采取了幾種辦法簡化管理：一是將小額納稅人作為一般納稅人管理。只要其對增值稅的申報和計算方法比較熟悉，可自愿作為一般納稅人。二是按銷售額將小額納稅人分成若干等級：月平均銷售額不超過20個納稅單位的為小額納稅人，但須到稅務機關專門登記；不登記則作為一般納稅人對待。根據小額納稅人月銷售情況，將其分為5個納稅等級，每個等級從低到高算出不同的銷售稅額，即可確定出小額納稅人應納稅額。三是對一些不易監管的小額納稅人，如零售商販、小型糧食生產者等，由與其購銷活動直接關聯的企業代扣代繳，稅率可適當優惠。
2．所得稅改革。
(1)在擴大稅基、規范稅率的基礎上建立統一的企業所得稅。1989年，墨西哥重構了企業所得稅制，主要原則是：擴大稅基，降低稅率，減輕企業稅負。對稅前列支和減免稅政策進行調整，重新規定稅前列支范圍和標準，從嚴控制稅收優惠政策。同時，針對改革前許多企業為偷稅而有意造成假虧損或轉移資金等情況，對企業開征資產稅作為所得稅的補充。資產稅的稅基是企業實際資產價值，稅率為2％。當企業因虧損而無所得稅繳納時，則繳納資產稅；當有盈利要繳納所得稅時，可抵掉以前繳納的資產稅。另外，為防止外資企業利用轉移價格獲取暴利，還對外資企業購貨發票建立了嚴格審查制度。在降低稅率方面，1989年企業所得稅稅率為40％，1991和1994年分別減至35％和34％。
(2)實行適應性強、調節面廣的個人所得稅。一般對工薪收入者和自由職業者實行不同辦法。智利對工薪收入者由雇主在支付工資時扣繳，稅率為5％－45％；同時每年將所有收入申報一次，繳納工資所得之外的其他各種收入的所得稅。自由職業者每月按收入的10％預繳，全年按5％－45％的稅率估算，多退少補。在智利居住的外國人取得勞務收入后，如將收入匯出須再繳20％的附加費。外國人取得的投資分紅收入若要匯出，則需繳35％的附加費。這主要是為鼓勵外商再投資，防止資本外流。90年代以來，巴西在聯邦征收個人所得稅的基礎上，由州政府在1％－5％的幅度內加征地方個人所得稅。同時降低稅率，最高稅率由45％降為25％；并減少個人所得稅稅率檔次，超額累進稅率由9級簡化為3級；擴大稅基，取消稅前各種扣除項目和優惠措施；按指數化的貨幣單位劃分課稅收入級距；逐月按工資報酬預征個人所得稅。
3．稅收管理權限的改革。
在稅制改革的同時，對管理權限也進行了調整，各國實行的措施包括集中稅權和統一稅收。例如，墨西哥國家法律規定，州政府可以征稅，但經聯邦和州政府協商談判，后者放棄了流轉稅等主要稅種的征稅權，聯邦事實上成為稅收高度集權的政府。同時，對以前獨立征管的關稅體制也進行了改革，將其納入全國財政稅務系統，相應建立了納稅人進口自動報關和抽查制度。
(二)稅收征收管理的現代化
1．降低稅收時滯，減少通脹對稅收收入的影響。
在通脹時期，降低征收時滯對收入的影響主要有3種方法：(1)建立預付制。70－80年代，拉美國家普遍采用預付制征收商業企業的所得稅。(2)縮短評定期和納稅期，提高納稅的頻率。在高通脹時期，對月度稅采取兩周預付一次的做法。例如70年代中期，智利的大企業每兩周必須預繳一次增值稅。烏拉圭增值稅納稅期，1987－1988年間縮短了將近60天。有些國家的月度稅繳納周期，從20天縮短到15天甚至7天。(3)稅款支付指數化。即在計算稅款時，計賬單位不用法定償付手段，而是用一種可根據一些指數如消費物價指數等進行調整的財政或稅務計量單位。巴西按通貨膨脹調整的稅制已進行了20多年，由通貨膨脹導致的稅收調整已成為稅收文化中的一部分。1979－1987年，墨西哥主要通過縮短公司稅的預付期和納稅期來增加稅收，1987年后也開始實行稅收指數化。
2．實行嚴格稽查制度，加強稅收征管。
在打擊偷逃稅方面，主要是建立納稅人單一注冊體制，包括姓名、企業名稱、地址以及應納稅種。為使所有部門都使用同一稅碼識別同一納稅人，一些國家的稅務機關使稅碼與居民的身份證號碼一致，以便核對各種信息。其中智利的做法，首先是從稅收征管基礎工作入手，從1960年起花3年時間建立了稅號制度，任何買賣都要在發票上注明當事人的稅號。其次，按照GDP計算出增值稅稅基，乘上稅率后得出估算的理論稅額，然后與實際征收額比較，根據其差額估算偷逃稅情況。再次，通過計算機進行稽查，稽查人員對當事人進行面對面檢查。
另一個措施是加強稅收審計。拉美一些國家，由于生產與收入高度集中，審計活動也主要集中在納稅大戶，中小納稅人偷逃稅情況嚴重。1979－1982年，智利等國改變審計策略，以中小納稅人為重點審計對象，增值稅收入增加了56％，其中，大戶增加了17％，中等納稅人增加了87％，小額納稅人增加了186％。
三、東盟國家的稅制改革狀況
80年代以來，東盟國家先后對稅制進行了改革，建立起更加公平、有效和簡便的稅收制度。因為舊的稅制不能有效利用資源，在運作中也常失之公平。一方面，這種稅制高度依賴間接稅，并采用差別稅率；另一方面，直接稅累進性很強，免稅與特惠范圍相當廣，使稅制體系錯綜復雜，難以有效地發揮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另外，持續擴大的預算赤字難以通過增加財政收入來彌補，也迫切要求建立有效的稅制。
(一)引入增值稅制度，輔以選擇性貨物稅，區別對待必需品和奢侈品
稅制改革前，印尼國內間接稅主要有：貫穿生產階段的周轉型銷售稅，對煙草、啤酒和酒精類飲料等限制性商品征收的產品稅和各類印花稅。這3項稅收在全部稅收收入中占11％，稅率復雜多樣，銷售稅的稅率在1％－20％之間，各種稅收豁免泛濫，對財政貢獻很小。1983年改革間接稅體系，實行稅率統一為10％的增值稅，在消費階段征收，國內消費的商品除個別外幾乎沒有免稅和低稅率待遇。但是，未加工的食品和其他未經加工制造的主要商品不在征稅之列，保護了窮人的利益。菲律賓也采用了10％稅率的增值稅。在泰國，增值稅已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新加坡在80年代依然采用零售銷售稅，但1994年也進行了以建立商品服務稅(即增值稅，稅率為3％)為中心的稅制改革。
(二)降低所得稅稅率，同時削減優惠，擴大稅基
舊稅制采用稅率較高的累進性所得稅，同時提供了許多只有富人才能享受的免稅和特惠規定，不僅導致普遍的不公平感，而且使各類經濟活動、投資和企業組織形式之間真實稅負差別很大，影響了經濟主體的決策。另外，東盟為吸引外資和保留人才，也相應降低了個人所得稅稅率，如印尼從10％－50％變為15％－35％，菲律賓從5％－60％降至1％－35％。在公司所得稅方面，印尼從20％－45％降至15％－35％，馬來西亞從45％降至35％，新加坡從40％降至31％。泰國雖曾提高稅率，但1992年減征了個人及公司所得稅。菲律賓1998年的稅制改革繼續降低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稅率，1998年從35％降為34％，1999年降為33％，2000年起降為32％。
為彌補財政收入減少的缺口，相應擴大了稅基。主要是削減原有的扣除和豁免，對附加福利和資本收益課稅，對自由職業者、農民、商人等難以征稅的群體推行估算制度。例如，印尼將附加福利納入個人所得稅征稅范圍，并限制對個人所得稅的扣除優惠。同時為增大公司稅稅基，削減對企業的稅收鼓勵，又將國有企業收入包括到稅基中。菲律賓對分公司的匯出利潤稅，1998年由原來的按扣除費用后計征改按扣除前計征，同時實行最低公司所得稅制度，按稅法計征的應納稅額占營業收入額不足2％的按2％繳納。
(三)公司所得稅與個人所得稅協調一致，消除對股息的雙重課稅
股息的重復課稅問題，表現在對公司所得課征公司所得稅后，又在公司股東取得股息后課征個人所得稅。這種重復課稅使經濟主體對企業組織形式和融資手段的選擇受到扭曲，社會遭受無謂的效率損失。東盟主要利用差別稅率制、股息扣除法、股息所得免稅法、股息所得扣抵法等將股息與其他收入合并課征，來消除重復課稅。
(四)亞洲金融危機后的稅制改革
東盟國家在1997年金融危機發生后，紛紛采取各種政治和經濟措施以挽救經濟，在財政方面實行增稅減支的緊縮政策，同時也對包括進口原材料、中間產品的關稅和投資收益課稅等降低稅率。受金融危機影響嚴重并向IMF求助的東盟國家，稅制改革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設定的框架內進行的，其核心內容在于開放國內市場，減少政府對民族工業的保護。
泰國在金融危機后及時調整稅收政策，一方面提高汽油及一些奢侈品的稅收，如規定每升汽油增收1株，啤酒增收3％，同時提高皮革服裝的進口關稅；另一方面，調整進出口稅率，以降低生產成本，提高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如從1998年1月1日起，將塑料、黃豆的關稅由40．5％和5％降低為35．25％和3％，停止向海外上市公司征收15％的資本利得稅。印尼的重要涉稅措施有：暫免大豆和部分船用設備的進口關稅，降低具有出口潛力的商品出口關稅，把享受優惠政策的商品由10種擴大到18種；取消對虧損嚴重的國營飛機制造廠和國民汽車項目的稅收優惠。
受金融危機影響相對小、宏觀和微觀經濟基本穩定的國家或地區的稅制改革，偏重于通過減稅優惠，扶持本地區家庭與企業渡過困境。
四、發展中國家稅制改革的經驗與啟示
發展中國家雖然經濟社會條件差別較大，但其稅制改革基本符合國際稅制改革的總趨勢。從總體上看，發展中國家的稅制改革目標是：不管公司的組織形式如何，都對利潤征稅；降低所得稅稅率；個人所得實行綜合稅制；將資本利得并入所得稅稅基；接通貨膨脹率調整所得稅和利潤稅的稅基；用增值稅取代各種銷售稅；使利潤稅稅率與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相等；將利息收入也納入所得稅稅基；協調所得稅和利潤稅，以制止企業增加債務融資的傾向。
發展中國家稅制改革的共同之處在于，都在致力于改變稅收結構，轉向對消費課稅；降低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稅率，同時擴大稅基；稅收征管具有顯著的變化；強調稅收的效率和中性；在公平方面，更強調橫向公平而不再是縱向公平；減小稅收的扭曲；鼓勵自由市場活動。在具體措施上，主要是開征增值稅，降低個人所得稅和公司利潤稅的稅率，拓寬所得稅和利潤稅的稅基，隨通貨膨脹率進行調整，建立稅收征管制度，適當降低關稅。這些稅制改革經驗，與我國前一階段的稅制改革相似，并對我國下一步稅制改革具有重要啟示。
——針對許多企業為偷稅和避稅而有意造成假虧損或轉移資金等情況，我國可參照墨西哥等國經驗，對企業開征資產稅作為所得稅的補充。以企業實際資產價值為稅基，稅率可定為2％，當企業因虧損而不繳納所得稅時，則繳納資產稅；當企業有盈利要繳納所得稅時，可以抵掉以前繳納的資產稅。或參考玻利維亞的做法，征收推定公司所得稅，對公司凈值征收，每年評估一次，稅率可定為1％－3％。
——在擴大稅基、規范稅率的基礎上，建立統一的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制度，努力實現公司所得稅與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的一致，使個人所得和企業所得負擔大致同等的稅收，并避免股利等所得的雙重課稅。在社會公平方面，更注重橫向公平，以“大致的公平”取代絕對的縱向與橫向公平。提高個人所得稅免稅額，減輕工薪收入納稅人的稅負。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我國即將加入WTO，對外投資增加和跨國公司的發展，所得稅應轉向綜合所得稅制。
——建立在通貨膨脹時期避免實際稅收收入減少的制度。比如可以建立預付制來征收企業所得稅；縮短評定期和納稅申報期，提高納稅的頻率；實行稅款支付指數化，在計算稅款時，計賬單位不用法定償付手段，而是用一種可根據物價指數調整的財政或稅務計量單位。通過這些財政保護制度，可避免在高通貨膨脹時期蒙受稅收損失。
——擴大增值稅征收范圍，實行全面征收原則。即無論什么行業，只要從事商品生產、銷售和提供勞務，就要繳納增值稅，以降低納稅人避稅和逃稅的機會，并盡可能減少增值稅稅率的檔次。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增強增值稅的中性，簡化對小額納稅人的管理。
關鍵詞： 會計指數；經濟影響力；強化措施；意義；效果
于社會經濟和國家發展來講，會計指數是研究我國經濟發展現狀、探析經濟未來發展趨勢的重要佐證數據。于會計體系本身的發展來講，強化會計指數研究是強化會計系統，完善會計體系框架，優化國際影響和社會影響的重要手段。本文之所以提出會計指數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分析就是為了滿足社會發展對會計指數研究的需要以及會計體系對會計會指數研究的需要。
一、 會計指數概述
會計指數的產生基于現代經濟發展和會計需求與傳統會計不符的基礎之上，主要針對一些傳統會計無法解決的、難以量化的會計因素。如今，經濟全球化變化越來越明顯，各國家、各類型、各地區的經濟交融在一起，企業財務不僅受到了不同資金類型的影響，還會受到各種非經濟與非資金因素的影響，而這些都是傳統會計無法概念化、具體化的因素，因此，就需要一個新的系統對這些因素來進行概括和具體化，這就是會計指數。會計指數用以量化和分析非則務性績效與市場估值之間存在的關系，對于企業的財務管理具有“完善財務管理信息鏈條”的作用，解決了傳統會計在搜集和分析財務信息與財務影響因素不足的問題。簡言之，它的作用就是為需要的對象提供更加全面的財務分析、經濟指數、經濟狀況分析以及社會經濟對于對象的影響。
會計指數產生于社會需求之上，是一項具有實際效應和實際需求的科學研究。未來經濟發展于企業生存將會更加依賴于會計指數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成果，而會計指數本身也將不斷的深化和完善。
二、 增強會計指數研究的重大意義
會計指數的誕生和研究完全迎合了社會的實際需求，也可以說，它的產生存在一定的必然性。從實際的使用和研究效果上來看，增強會計指數研究具有以下四點重要的意義：
（一） 促進市場經濟發展
如今，我國的經濟幾乎已經達到了全面開放的程度，除了一些戰略性物資和科技沒有形成完全的對外開放以外，在其它方面的開放的程度都比較高。這也就是說，我國的經濟發展受到了來自于全世界各類型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響，作為企業，需要一個全面分析財務影響因素的方法，而對于國家來講，更是需要一種可靠的手段解析經濟未來的發展趨勢。會計指數的產生和研究正好能夠滿足二者對于經濟分析的要求，它擁有一套科學化的理論系統和時效性的研究分析手段，經濟分析流程十分嚴謹，且符合實際狀況，能夠提供最為真實、全面、有效的經濟資料。這種系統性、客觀性的分析手段正是企業和國家所需要的，從而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發展。未來，市場經濟的發展將更加離不開會計指數。
（二） 加強經濟管理
這里的經濟管理主要是指我國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政府管理國家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管理經濟，對于我國的經濟體制來講，政府對于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將永久性的持續下去，作為管理者，必須要不斷的進行職能優化，強化自身的管理實力，且能夠擁有一套科學完善的管理系統，準確判斷市場經濟的發展需求，分析市場經濟發展實況，采取正確的調控手段，扶持經濟發展，保障市場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會計指數能夠滿足國家對經濟宏觀調控的諸多需求，它區別于傳統的會計，對于市場經濟和世界經濟的分析更加的全面、準確，且尖銳，毫不夸張的講，它對于經濟的分析能力具有“一語道破”的效果，分析市場經濟動向和各國經濟形式能夠做到穩、準、狠，是政府加強經濟管理的一把“利劍”，除了維持市場經濟的公平性、穩定性之外，還能穩保經濟的增長，預防經濟風險。
（三） 增強會計的社會影響力
如今，會計指數已經成為各企業、單位用以分析內部財務和外部經濟狀況的重要手段。它能夠分析到更深層次的經濟狀況，它的分析結果也更具前瞻性和準確性。作為社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會計指數于企業、各單位的影響也直接轉化和表現為了對于社會的影響。簡單敘述，就是說，會計指數的強化研究和不斷完善增強了會計的社會影響力，進一步的凸顯了會計對于整個社會系統的價值和作用。
（四） 多方位促進經濟發展
基于傳統會計體系發展起來的會計指數，擁有了強大的理論系統作為支撐，它以現代經濟發展作為研究背景，更加貼合實際需求。除此之外，它具備獨有的分析方法和轉換手段，分析思路清晰，對于經濟發展與轉變更具參考作用。如會計指數中的企業投資價值，它重于分析企業開展項目投資的價值評估，綜合分析了項目投資的利與弊、風險和效益的評價和對比等，這樣分析數據能夠為企業的項目投資提供可靠的信息。同理，對于國家機關、事企業單位等部門來講，會計指數分析也具有同樣的作用。
會計指數能夠解析歷史、分析當下、探析未來，它的作用是全方位的，它所提供的資料也是全方位的。研究會計指數不斷的為經濟發展與轉型升級提供信息。量化的數據、具體的經濟指數等都是現代經濟發展需要利用到的元素，只有這樣才能夠更加清晰、直觀的窺探到經濟動向。會計指數于社會企業、國家以及自身的影響已經不知不覺的轉化為各類型經濟影響力量，正在從多個方向促進經濟的發展。
三、 推進會計指數研究
推進會計指數是社會各企業、單位的需要，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需要，也是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因此，必須進一步推進會計指數研究，繼續擴大會計指數的社會影響力和對經濟的指導作用。推進會計指數研究有如下幾點措施：
（一） 會計指數研究需要開設專門課題
課題開設是任何一門科學進行研究的必要手段。它的作用主要在于細化研究對象，將研究內容具體化，有利于形成系統化的研究理論。開設研究課題能夠加快解決會計指數研究過程中出現的疑難問題，讓被研究對象更加的透徹、深入。加強會計指數研究必須要開設專門的課題，針對解決會計指數實際運用中的問題，發展和創新新的內容，開拓研究方向，它能夠保障會計指數的可持續化發展，穩固其實效性，繼續深化和擴大會計指數的價值。開設專門的課題則主要根據會計指數在實際運用當中的難題、現代經濟發展需求以及原有理論系統的缺點和漏洞來進行，不斷的彌補會計指數的不足之處。
（二） 會計指數研究設置研究機構
專門的研究機構具有專業性、對口性，更具研究實力。專門的研究機構從事會計指數專業研究，擁有完善的配套設施和充足的科研人才，能夠持續性的對會計指數進行研究，不會因其它所示終止研究。充足的資金、高水平的人才、完善的設施設備能夠保障會計指數研究的硬件實力和軟件實力。因此，需要設計專門的研究機構來從事這一項研究，不斷的更新會計指數理論系統和實用方法，長期為國家、企業單位等提供科學先進的理論系統和分析方法。
（三） 會計指數研究發表學術研討成果
所謂“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集眾人之智慧才能夠為會計指數研究蓄積能量，加速會計指數的更新。加強學術研討和交流，定期或不定期的舉行學術研討會，發表優秀的研究成果，集眾人之所長，推動科學發展，集中研討交流學術成果、共享研究果實，形成百家爭鳴之勢，才能不斷的推動會計指數研究與發展。
四、 具體影響力的有效分析
會計指數投入使用多年，從眾多的運用效果來看，會計指數的價值是明顯的、積極的、重大的。它對于社會經濟一直發揮著“正”的影響力，一直在貢獻者自己的價值和力量，創新和研究會計指數以來，國家經濟出現了一些變化。總體而言，會計指數的影響力主要表現為：
（一） 加強會計指數研究能夠加快市場經濟的發展速度
傳統會計系統下，我國經濟發展所以來的會計數據比較單一，大都是經濟一類的數據，缺少對于非經濟因素的分析，例如政治、文化等，并且也沒有形成系統性的理論體系。當時的經濟發展速度比較緩慢，得不到科學資料的支持。進入現代社會以后，人們創新了會計指數，能夠全面分析經濟影響因素，政府的計劃經濟也轉變為了宏觀調控、維持經濟市場秩序，現如今我國緊急發展速度迅猛，而且增長速度快，經濟形勢多樣化，世界各國經濟都與我國經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可以說，這里面也有會計指數的功勞。它為市場經濟發展、國家的宏觀調控提供了真實有效的數據資料，如：國家從稅收中了解社會企業的經營狀況，從而探析整個國民經濟，這都需要依賴于會計指數。會計指數研究的影響力之一就是加快了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速度。
（二） 加強會計指數研究能夠為經濟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前提保障
經濟管理是國家對于領土內各經濟載體、經濟系統以及經濟體系的管理。我國政府于經濟的管理既要實施宏觀調控，又要放手讓經濟遵循科學規律發展，在某個時刻，二者之間是相互矛盾的。經濟指數為國家宏觀調控決策的制定指明了方向，提升了國家經濟管理的準確度，有效的緩和了宏觀調控和自由發展之間的矛盾關系。因而，會計指數的另一影響力就是為經濟管理提供了全體保障。
（三） 加強會計指數研究能夠有效提升會計在社會中的影響力
在對外開放之前，人們對于會計從業人員以及會計體系的理解僅僅是計算賬目、核對盈利等，如今的會計卻成為了一個完整的學科系統，會計從業人才囊括了財務管理、經濟分析師、金融人才等各個崗位，會計成為了經濟分析與管理人才的代名詞，這都得益于會計指數的創新和發展。當前，無論是會計從業人才，還是會計體系，在社會中的影響力越來越突出，更多的企業和個人利用會計指數獲取經濟利益，而對于整個社會來講，如此微小的影響聚集在一起，則成為了會計對于社會的影響。
（四） 加強會計指數研究能夠有效提高我國會計的國際影響力
會計指數研究為我國經濟體系的發展和壯大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與此同時，我國經濟在我國經濟體系中的影響也日漸強大，眾多的國際團體、學者開始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展開研究。當然，其中也不乏投入到我國會計指數研究當中的目光，更多的國家和團體通過研究我國會計指數的發展更新了自身的會計體系，吸收了我國會計指數發展的優勢和成果。自此，我國會計在國際當中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
結束語：
會計與會計指數是經濟發展不可缺少的條件。會計指數的研究和發展完善了會計體系，提升了經濟管理水平，對于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未來，還應該繼續加大會計指數研究投入，不斷的更新學術內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方向，不斷的優化會計指數系統，通過引進人才、培育人才、加強教育、增加科研投入等辦法，提升我國會計指數研究水平。 （作者單位：北京市西城區國家稅務局）
參考文獻：
[1] 王化成，陸凌，張昕，張偉華.加強會計指數研究 全面提升會計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影響力[J].會計研究，2012（11）：164-167.
[2] 王芬.加強會計指數研究全面提升會計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影響力研究[J].中國鄉鎮企業會計，2013（06）：349-350.
[3] 李晨陽.加強會計指數研究 全面提升會計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影響力[J].科技創新與應用，2013（34）：642-643.
關鍵詞：會計指數；價值創造會計指數；行業評價會計指數
我國正在構建的充滿活力的會計體系，其中作為核心“圖譜”之一的會計指數尤為引人矚目。作為直觀、生動地揭示經濟運行態勢，為經濟決策提供“風向標”、“監測儀”和“預警器”作用的新指標體系，會計指數的研究是我國會計工作拓展新思路、謀求新發展的新起點，是促進會計更好地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舉措，也是我國會計從業人員為世界會計行業所做的新貢獻。
1 著眼全局，充分認識會計指數的重大意義
會計信息真實與否直接關系到企業決策，所以我們應該重視會計信息的真實性。作為會計人員需要提煉出能夠幫助企業做出正確決策的會計信息，政府也能夠通過這些信息來把握經濟發展的宏觀方向，提高地區經濟的發展。作為政府和企業應該支持提升會計的決策，這也是會計工作人員應該承擔的責任，國家也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
對會計信息指數體系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當前時展的必然要求，下面我們就對研究會計指數的需求進行分析闡述。
1.1 會計指數的研究，是促進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自從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但是在當前的社會發展條件下，企業能否獲得高質量的信息資源與其是否得到快速發展有很大聯系，也就是說沒有可靠真實的數據就沒有科學的決策，企業也就無所謂發展。所以我們應該提高對信息資源質量的重視，為企業的科學管理和政府的宏觀調控提供借鑒。針對于其他的信息來源，會計信息有其自身的特點以及研究方法，具體表現在填制憑證、登記賬簿、編制會計報表等等，科學的會計指數研究方法能夠有效地保證會計資料的真實性、科學性、全面性。在企業會計信息編制中使用會計指數研究，能夠提升會計信息的整體質量，更好地發揮出資源配置中的作用。
1.2 會計指數的研究，是加強經濟管理的需要
市場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科學調整，當前的情況是一方面減少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干預，另一方面政府還應該及時掌握宏觀經濟發展情況，進而推出適合市場經濟發展的經濟政策，保證經濟健康穩定發展。企業作為市場經濟的重要參與者，其運行情況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整個宏觀經濟的發展。會計工作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反映和監督功能，同時以科學嚴謹的工作方法，能夠真實的反應出企業的財務情況。對會計信息編制的會計指數是企業財務信息情況的真實反饋，成為了企業進行科學決策的參考方面。通過對會計指數研究的深入分析，我們能夠更好地掌握宏觀經濟發展的變化，進而判斷出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從而合理地進行資源優化配置，實現各地區經濟的有效發展。總之，通過對會計指數的科學研究，我們能夠更加準確地預測國民經濟的發展情況，增強宏觀調控的真實性、科學性，實現我國經濟更好地發展。
1.3 會計指數的研究，是構建協調統一的中國會計體系的需要
自從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會計行業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為了能夠更好地提高會計工作的質量，以建設中國特色的會計體系為發展目標，這既具有了一定的國際特征，而且也存在自身的特色。為了進一步貫徹科學發展觀。國家財政部通過對具體的會計工作進行研究并對存在的問題廣泛征求意見，制定出了科學的會計行業發展戰略，同時把全面發展會計制度、內部控制、人才評價等工作作為會計工作的重點，通過科學連接各個子系統能夠更好地為會計工作發展積蓄力量，同時也能夠形成相互促進的銜接有序的中國會計體系，為我國會計工作的順利開展提供有力保障，凸顯出會計工作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會計指數是會計工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會計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子系統。通過對會計指數的研究能夠進一步發揮出會計信息的保障作用，會計信息管理的提升作用，為未來的會計工作探索出一條更新的路子。
1.4 會計指數的研究，是提升我國會計在國際上影響力的需要
我國經濟在國際舞臺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會計作為反映經濟活動、服務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也理應走上國際舞臺，扮演其應有的角色。近幾年，我國推進的會計審計改革、領軍人才培養、內控體系建設及可擴展商業語言，得到了國際國內的充分肯定和廣泛好評，中國會計行業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明顯增強。而在會計指數的研究方面，我們更是走在了國際同行的前面。
1.5 會計指數的研究，是增強會計社會影響力的需要
當前，收集到的會計數據大多數情況都只是被用來做單個企業的財務情況分析，基本不用來做整個行業的經濟情況分析，但是單個企業是整個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財務情況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整體經濟的發展。為了彌補會計數據的不足，我們應該對整個微觀會計數據進行科學提煉，進而能夠通過這些會計信息了解到整個宏觀經濟發展情況，幫助做出科學的經濟決策，提升整個會計工作的效率和質量。
2 集思廣益，合理構建會計指數的研究框架
立足于基本的會計理論與宏觀經濟理論，充分借鑒指數編制的相關理論和實踐，利用公司會計信息與科學的統計方法，可以嘗試構建基于企業會計信息的一套指數體系，這個指數體系包括綜合反映企業經營對宏觀經濟綜合貢獻的價值創造會計指數，評價某一行業內企業整體運行情況的行業評價會計指數，以及分析單一企業股票投資價值的企業投資價值會計指數。
價值創造會計指數是利用企業會計信息編制的反映企業經營對宏觀經濟綜合貢獻，進而反映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指數。該指數體現了宏觀經濟運行中微觀企業的價值貢獻，通過考察該指數的變化，可以直觀地判斷宏觀經濟運行的變化趨勢。這一指數又可細分為價值創造額和價值創造效率兩個指標，對價值創造額進行構成分析，可以反映股東、政府、員工及債權人等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分配關系及其變化趨勢，為國家制定分配及稅收政策提供依據，促進企業持續發展與社會和諧穩定。對價值創造額和價值創造效率分經濟性質進行分析，能夠對不同經濟性質企業之間的價值創造能力和價值創造效率進行對比，從而為國家有關部門有針對性地制定相關政策，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促進非國有經濟健康發展提供參考。對價值創造額和價值創造效率進行細分行業分析，可以反映不同細分行業受宏觀經濟變化的影響程度，揭示不同細分行業的經濟運行特點，為國家有針對性地制定產業政策提供依據。
3 結束語
綜上所述，通過文章的細致闡述我們了解到會計指數研究已經成為了會計工作中的重點開拓領域，也成功地說明了它是提升會計工作質量、幫助企業會計事業發展的重要方面。作為會計人員，我們應該認真對待會計指數研究工作，在具體的工作中采取積極主動、認真務實、創新的工作態度，扎實地做好會計指數研究工作，更好地促進當前經濟的發展，為企業創造更多的收益。
《蕭山市志》記述非公有制經濟把“事以類聚”作為宏觀謀篇的基本思路，以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為主線，以農業、工業、貿易業、服務業等篇目為重點，相關編章節無題小序概述非公有制經濟的發端、變化和現狀，采取設置篇目、配置數字統計表格和隨文記述相結合等形式記述非公有制經濟。這種以無題小序為綱，構筑“橫排門類，縱述史實”的基本框架，與編章節無題小序結合成一個有機整體，從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歷程、規模、效益等各個角度和不同側面，全面展示蕭山非公有制經濟的歷史與現狀，將非公有制經濟融入《蕭山市志》相關篇章節目，使人感到蕭山的非公有制經濟是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而不斷發展，發展脈絡清晰。
(一)設置篇目
1.港澳臺經濟和外商經濟
(1)設外商和港澳臺商投資工業節。工業編在經濟成分章下設外商和港澳臺商投資工業節。
(2)設對外和港澳臺經濟貿易編。下設利用外資和港澳臺資、對外資和港澳臺經濟技術合作章等。利用外資和港澳臺資章下設招商引資、直接投資、間接投資3節。對外資和港澳臺經濟技術合作章下設勞務輸出、承包工程、境外企業3節。
(3)設蕭山經濟技術開發區編。1993年5月12日，經國務院批準，蕭山經濟技術開發區成為浙江省縣(市、區)級行政區劃唯一的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和全國4個縣(市)級行政區劃的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之一。為體現志書的時代特色、地方特色，設蕭山經濟技術開發區編，與對外和港澳臺經濟貿易編并列。該編設招商引資、園區工業、科技創新等5章。園區工業章分別記述了外資(含港澳臺資)合資項目、外資(含港澳臺資)獨資項目的發生、發展過程和出口創匯、名優產品及企業選介。在科技創新章記述了港澳臺投資工業企業和外商投資工業企業的科技項目、新產品開發、專利技術、科技成果和技術改造等情況。
(4)設外商和港澳臺投資企業登記目。經濟管理編工商行政管理章在企業登記與管理節下設外商和港澳臺投資企業登記目。
2.私有經濟(私營經濟、個體經濟)
(1)設節。農村農民農業編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章的節下設大田聯產承包、山林聯產承包、水面聯產承包3個目。
(2)設私有工業節。工業編(初稿)下設經濟成分、鄉鎮企業、私有工業章。工業編(初稿)評議會認為，不宜設私有工業章。理由是私有工業章與經濟成分、鄉鎮企業兩章中都有重復;如果經濟成分章不設私有工業節的話，那么經濟成分章就缺少要項;鄉鎮企業是時代的產物，又不能不設鄉鎮企業章。評議會決定，在經濟成分章中設私有工業節。
(3)設個體、私營商業節。國內貿易編在經濟成分章下設個體、私營商業節。
(4)設個體戶登記、私營企業登記兩個目。經濟管理編在工商行政管理章下設企業登記與管理、個體戶登記與管理等節。企業登記與管理節下設私營企業登記目，個體戶登記與管理節下設個體戶登記目。
(5)設農業科技示范戶目。科學技術編科技應用章在農業科技示范節下設農業科技示范戶目。
(6)設中醫世家目。衛生編醫療技術章在中醫節下設中醫世家目，分別記述竹林寺婦科、何家橋傷科、華氏內科、戴村茶亭傷科、潘氏兒科、章氏眼科、韓氏兒科、馬氏婦科和孔氏兒科的出現、發展和現狀。此外，教育編在教育改革章下設民辦教育節，記述有家庭幼兒園、民辦非學歷教育、私立學校等內容。衛生編在醫療單位章下設私人診所節，記述私人診所的出現、發展和現狀。
(二)配置數字統計表格
為了全面反映蕭山市志上下限時間內的各個歷史時期非公有制經濟在各行業、領域的經濟總量，以及非公有制經濟在各行業、領域所占的比重，根據《蕭山市志》篇目記述內容的需要，配置不同指標的數字統計表格。
1.反映蕭山非公有制經濟總量數字統計表例如:1996年蕭山農村50畝以上土地承包戶情況表，記述內地、圍墾和農林場的農戶承包數量、承包面積、糧食任務和農機配套(收割機、拖拉機、翻耕機)、承包規模(50～99畝、100畝以上)，以及外來戶承包戶(承包數量、面積、糧食任務);1996年蕭山農村內地50畝以上土地承包戶情況表，記述蕭山市每一個鄉鎮的農戶承包數量、面積、糧食任務和農機配套(收割機、拖拉機、翻耕機)、承包規模(50～99畝、100畝以上)，以及外來戶承包戶(承包數量、面積、糧食任務)。又如:1985～2000年①蕭山批準“三資”工業企業情況統計表，記述了每年批準的“三資”工業企業的數量、投資總額、注冊資本、協議利用外資和累計批準的“三資”工業企業的數量、投資總額、注冊資本、協議利用外資、實際利用外資及當年增資工業企業數量。再如:1988～2000年蕭山市當年批準“三資”企業情況表，記述“三資”企業數量、總投資、注冊資本(中方、外方)、協議利用外資、實際利用外資、嫁接企業、增資企業;1988～2000年蕭山市各行業當年批準“三資”企業情況表，記述1988～2000年期間各行業當年批準“三資”企業數量;配置1988～2000年蕭山市累計批準“三資”企業情況表格，記述累計批準“三資”企業數量、總投資、注冊資本(中方、外方)、協議利用外資、實際利用外資情況。還有:1991～2000年蕭山經濟技術開發區招商引資情況表，記述自蕭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建立以來每年招商引資的外資(含港澳臺資)的項目、投資總額、合同利用外資、實際利用外資的情況等。
2.反映非公有制經濟在蕭山經濟總量中的比重數字統計表例如:1985～2000年蕭山工業各經濟成分企業主要指標表，記述了私有工業企業的數量、從業人數、工業總產值、稅金總額、利潤總額、虧損企業虧損總額;2000年蕭山市各經濟成分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要指標表，記述了私營工業企業、港澳臺商投資工業企業和外商投資工業企業的數量、從業人數、年末資產(固定資產原值、所有者權益)、經營業績(工業總產值、工業增加值、產品銷售收入、稅金總額、利潤總額)。又如:1985～2000年蕭山各經濟成分商業網點(機構)情況表，記述個體、私營經濟的網點數量和從業人數;1985～2000年蕭山各經濟成分社會消費品零售額情況表，記述個體、私營經濟的零售額及占蕭山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比重。再如:1993～2000年蕭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工業主要經濟指標情況統計表，記述外資(含港澳臺資)企業的工業總產值、銷售收入、利潤總額、稅金總額。還有:1985～2000年蕭山企業登記在冊數量統計表，記述1985～2000年期間私營、外商和港澳臺投資企業登記在冊數量。
3.反映非公有制經濟分類(分布)統計表例如:1988～2000年蕭山市“三資”企業外商投資者分布情況表，記述來蕭山投資各個國別在1988～2000年期間的投資家數。又如:1987～2000年蕭山市批準“三資”企業按經營形式分情況表，記述1988～2000年期間當年批準數量，其中合資經營、合作經營、獨資經營的“三資”企業當年批準數和累計批準數。再如:1991～2000年蕭山經濟技術開發區批準項目的分類表，記述外資企業(含港澳臺資企業)的工業、商業、服務業等的獨資企業、合資企業數量;2000年蕭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外商投資千萬美元以上企業表，分別記述每一家外商(含港澳臺)投資千萬美元以上企業的投資國別、投資方式、總投資、注冊資本、協議利用外資、合同利用外資、批準時間等。
(三)隨文記述
在《蕭山市志》下限時間，蕭山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已基本完成改制，非公有制經濟全面發展，除專門設置編、章、節、目記述非公有制經濟外，更多的是以隨文記述的方法記述非公有制經濟。如“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絕大多數是個體戶和私營企業經營，少數是港澳臺經濟和外商合資經營。所以“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基本上記述的內容是非公有制經濟。由于《蕭山市志》隨文記述非公有制經濟的內容較為普遍，因此僅舉私有經濟、港澳臺經濟和外商經濟各1例:
1.私有經濟(私營經濟、個體經濟)。居民服務業節中的美容美發目記述有:“1988年，蕭山的美發開始與美容合為一體。是年，創辦琴美美容美發屋，主營新娘化妝。后個體美容美發陸續增加，但規模較小，以家庭經營為主，少數業主帶有徒弟。”
2.港澳臺經濟和外商經濟。居民服務業節中的洗燙服務目記述:“1993年10月，蕭山開元投資置業有限公司與香港藝康實業有限公司合資設立蕭山之江清洗有限公司，總投資30萬美元，其中香港藝康實業有限公司出資7.5萬美元、蕭山開元投資置業有限公司出資22.5萬美元;主要設備從美國、英國和丹麥進口的15KG干洗機1臺、100KG水洗機4臺、23KG干洗機1臺、燙平機1臺;從業人員30人。”(四)其他形式其他形式主要有示意圖(按圖形分有曲線示意圖、條形示意圖、圓形示意圖和塔形示意圖4種)、附、人物名錄等。1.曲線示意圖。例如:1985～2000年蕭山個體戶登記在冊數量曲線示意圖，記述1985～2000年期間個體戶登記在冊數量的發展變化情況。2.設“附”。例如:私有工業節后設3個“附”:《蕭山私營工業企業抽樣調查》《蕭山私營工業企業經營者訪談錄》《蕭山私營工業企業管理模式》，全方位、多角度地記述了蕭山私營工業企業的總體情況和私營企業從家長式管理到家族式管理，再到現代企業制度的發展演變過程及業主的創業目的、如何創業、創業資金、生產資金、生產經營、發展原因、最大挫折、主要困難、從業人員情況(包括工資、福利、社會保險)等。又如:對外和港澳臺經濟貿易編利用外資和港澳臺資章后設附:《蕭山市在利用外資中存在的問題》。再如:對外資和港澳臺經濟技術合作章境外企業節后附:《萬向集團美國公司》。
3.人物名錄。如科學技術編科技應用章在農業科技示范節農業科技示范戶目后配置《1998～2000年蕭山市市級農業科技示范先進戶名錄》，記述每一位市級農業科技示范先進戶的戶主姓名、所在地和農業科技示范類別。農業科技示范類別有主體農業、畜牧、水產、林業、特產。
采取分散記述方法記述非公有制經濟需要注意的問題
非公有制經濟涉及面廣，又是無主管部門。所以，在記述非公有制經濟時，需要注意的問題較多。從蕭山市志記述非公有制經濟的實踐看，需要注意的問題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統計數據的來源(使用)。統計數據的來源渠道和正確使用，決定記述非公有制經濟統計數據的準確性。“統計數據以國家統計部門公布的法定數據為準。統計部門沒有的，采用業務主管部門的統計數據。”①采用企業的時點、時期統計數據，其指標定義、數據含義等都需清楚、準確，不錯用、濫用。
(二)非公有制經濟的成分(類型)。弄清非公有制經濟的經濟成分、工商登記企業類型，才能全面、完整記述非公有制經濟。凡下限時間在2004年前的第二輪志書，記述工商登記注冊的非公有制企業類型有: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記述的非公有制經濟的經濟成分有:私有經濟(個體經濟、私營經濟)、港澳臺經濟和外商經濟②。凡下限時間在2005年后的第二輪志書，記述工商登記注冊的非公有制企業類型有: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③。記述的非公有制經濟的經濟成分有:私人控股(私人絕對控股、私人相對控股)、港澳臺商控股(港澳臺商絕對控股、港澳臺商相對控股)、外商控股(外商絕對控股、外商相對控股)④。
【關鍵詞】中國臺灣；東莞；上海；深圳；南京；智能制造產業；綜述
工業發達國家的人工智能戰略是以制造業“智能化、數字化”為核心，實現數字制造與個人制造相融合的“再工業化”戰略，這一戰略將帶來全球技術要素和市場要素配置的深刻變化。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對智能制造產業發展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斷加強。那么，在新一輪中國制造業向智能化升級的國際競爭中，中國各地的發展近況如何？為此，本文選擇中國臺灣、東莞、上海、深圳、南京這5個中國制造業發達的先進地區，對其智能制造產業發展近況進行闡述，以期透過這5個具有代表性的中國地區，來更好地了解我國在新一輪世界“再工業化”備賽中的表現。
1東莞
東莞向來是制造業重鎮，也是“廣東省智能制造示范基地”。2019東莞智能制造工業總產值達310億元。東莞不僅具有雄厚的智能裝備產業基礎，也是中國機器人產業先行市的典型代表。憑借多年積累的制造業全產業鏈聚集優勢，東莞智能裝備產業近年來發展迅猛。目前東莞已經擁有智能裝備企業400余家，從業人員約55000多人。這些企業在虎門、長安、松山湖、大朗等區域逐漸匯聚成了智能裝備產業集群，東莞近5年智能裝備產業年均增長率74.09%。涉及數控加工機床，大中型企業應用ERP或CRM，制造類企業應用CAD、CAM、CAE以及機器人裝備等十多個行業。東莞目前工業機器人領域企業有200余家，不僅擁有拓斯達、艾爾發、伯朗特等快速發展的本地企業，還引進了一批包括西門子、大連機床、李群自動化等國內外掌握關鍵核心技術的機器人龍頭企業。作為中國機器人產業先行市的典型代表，東莞鼓勵企業大范圍進行“機器換人”。2019年，東莞減少用工近5萬人，新增設備30000多臺，機器換人的項目有900多人，單位勞動成本下降11.05%，產品合格率從92%提升到97%，勞動生產率提升1.66倍，工業技改投資額及增速均在珠三角排名第三。
2上海
上海正在著力布局、打造智能制造發展集聚區。一方面，上海依托臨港區域的產業基礎和資源稟賦，正在建設臨港國際智能制造中心，希望將臨港打造成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智能制造產業基地；另一方面，上海還在努力將浦東金橋、寶山顧村等區域打造成智能制造裝備服務產業的研發、生產和系統集成高地，并建成國內首個機器人“創客空間”。目前，上海基本形成以政策為引導，以傳統產業智能化改造為主線，以示范區輻射為帶動，高校、企業、科研院所等各界都積極參與的智能制造發展格局。上海推進智能制造的發展在不同細分領域均有呈現。在工業機器人領域，已形成金橋開發區和康橋工業區引領“2+X”的產業區域布局。在數控機床領域，上海的數控機床從鑄造、加工、熱處理、冷作、油漆包裝到各類機床零配件、附件、刀具以及數控系統等都能實現自主供給，不僅品種規格比較齊全，而且擁有非常完善的配套能力，目前產品結構朝產業高端方向發展。在3D打印、耗材方面，一些企業如上海聯坤電子材料有限公司，除了具有PLA和ABS等普通3D打印材料的生產能力，部分機構也在特種3D打印上進行一些嘗試；服務端，一些3D打印創新應用服務商應運而生。上海3D打印領域的上中下游產業鏈逐步完備。
3深圳
億歐智庫的2018年中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20強數據，其參考指標包括企業規模、政策基礎、學術基礎、產業基礎和資本環境五個維度。數據顯示在人工智能領域，深圳位于全國第三，僅次于北京和上海。深圳目前正在重點發展數字化網絡設備、機器人、新型材料等11大領域。自2014年以來，深圳市每年會安排5億元專項資金，用于支持機器人、可穿戴設備和智能裝備產業的核心技術攻關。2015年深圳開始啟動新一輪技術改造，2019年深圳全市技術改造投資規模總量達520億元，年均增長30%以上，工業技術改造投資占全部工業投資比重提達40%。深圳已經成為全球重要的電子信息產業基地。2019年，深圳機器人企業數據量達到794家，工業增加值超過500億元。目前深圳裝備制造業領跑全國。無人機、機器人、可穿戴設備等產業發展迅猛，大疆、光啟、優必選、柔宇一電科技、大富科技、日東科技、大族激光等一批企業已成為深圳先進制造業的新興力量。在充分的市場競爭中，深圳智能制造的產業方向正在逐漸向技術壁壘和產業鏈關鍵環節的把控上聚焦。比如針對視覺系統的產業鏈布局、算法公司、視覺模組公司與硬件企業的協同研發等，使得深圳“智造”進一步邁向智慧化。深圳還積極參與國家戰略，在珠三角中國制造2025國家級示范區方案中，深圳成為電子信息、汽車和機器人的示范區。在2018年底確立的“9+2”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中，深圳是其中重要的參與者。粵港澳大灣區的成立對金融、服務和貿易產生巨大影響，香港的高校在全亞洲地區都是頂尖的，研究力量很強。在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的GDP最高，深圳超過廣州位居第二，深圳出現高端人才凈流入的大好人才紅利。
4南京
南京正全面實施企業制造業裝備升級計劃以及企業互聯網化提升計劃，布局工業機器人、3D打印等智能制造技術領域，加速推動產業鏈從“制造”的低端向“智造”的高端升級，努力實現傳統產業向現代產業的根本性轉型。為鼓勵企業堅持創新研發和技術改造，南京正在深入實施“雙百工程”，每年重點抓100項重點工程建設項目和100項重點技術改造項目。根據南京市統計局的數據，2019年，南京全市工業重大投資項目56個，當年完成投資669億元，占重大項目投資的24.0%，其中八成以上都是先進制造業項目。南京自2014年便開始推進智能工廠示范城市建設，啟動了50家智能工廠的創建工作，目前在關鍵基礎零部件、智能儀器儀表、高檔數控機床、智能專用裝備等領域都有代表企業。2019年，南京裝備制造業在全省排名第三，實現銷售收入7200億元，占全市工業板塊的45%。其中，南京智能裝備產業銷售收入達680億元，占整個裝備制造業的10.3%。近些年來，面對工業經濟運行下行壓力，在研發上自主創新，在搶市場上抱團發展，已成為南京市制造業企業的發展特點。如，近幾年，南京市開始以浦口開發區作為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主要載體，致力打造百億級的“金陵硅谷”。總投資達130億元的自主示范線——南京市軌道交通項目寧天城際軌道線，幾乎全部用的南京軌道交通產業自主的技術和產品。衛星導航產業也是創新研發、“組團”發展的典型，中國北斗衛星導航（南京）產業基地，作為北斗產業的重要載體，集聚了衛星通訊及導航相關企業60多家。
5中國臺灣
中國臺灣自動化智能制造產業發展從19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有很好的基礎。中國臺灣智能制造歷經資本密集產業、技術密集產業、及創新密集產業等發展階段，幾乎每十年有一階段性重大轉變。第一階段約自1971年至1980年，應用PLC發展PLC機械設備智能制造，由全人力作業進展至半自動智能制造，以增加產量；第二階段約自1981年至1990年，應用CNC發展高精度智能自動化生產制造，即運用數值控制設備，由半自動進展整線生產，提升生產效率與質量；第三階段約自1991年至2000年，企業管理及制造e化，生產信息由紙本作業進化為電子化及時掌握，達到企業資源有效應用；第四階段約2000年至今，進入智能制造集產業階段，將專用機大量生產推展至具有訊號感測、資料處理、智能決策、作動控制等智能機器人應用，發展智能生產制造系統。中國臺灣智能自動化產業發展帶動10個重點產業，并帶動中國臺灣產業導入智能生產制造風潮，目前已有鴻海、和碩、廣達、群創、臺達電、研華、上銀、寶成等公司積極投入，有效帶動智能生產制造產業鏈發展的基礎。2018年中國臺灣產業生產總額中，農業占比為2%、制造業占比為51%、服務業占比為47%。在就業人口方面，制造業就業人口300.7萬人、商業服務業就業人口約652.6萬人，農業就業人口54.8萬人。長久以來，中國臺灣產值及勞動生產力指數之成長，主要是來自于制造業的貢獻，但近年整體產業值成長趨緩，勞動生產力成長由6.55%下降至3.93%（下降40%），使得人均產值成長持平。在接踵而來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及因應高齡化社會工作人口遞減的勞動需求，中國臺灣智能制造發展重點如下：高值生產力：建構機械產業未來10年技術核心能耐，如精密量測，監控和遠程診斷服務、中央監控系統、智能控制器制造與關鍵元件技術研發、應用IOT、BigData等技術；敏捷生產力：建立CPS系統、研發智能生產平臺、研發整線生產平臺、整廠輸出，取得整線生產系統，智能制造工廠；人性化生產力：人機協同、設計與制造一體化，遠端控管與排程、個人化服務設計、一指下單生產模式，達成產業結構轉型創新技術；智慧商業營運：以消費者需求為核心，建構個人化、行動化服務載具，創造網實通路整合商業服務，提升商業質量與效率；導入人機協同作業機械，提高農業生產力；透過數字化、巨量分析、物聯網、云端科技等技術，推動食品安全履歷系統，讓民眾食得安全、安心；核心技術發展與人才培育強調以解決問題為導向，跨專業領域合作是關鍵。
6結語
綜上所述，一方面世界工業發達國家以“智能化、數字化”為核心的制造業改革正在風起云涌；另一方面，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使得中國制造業在國際上正在失去成本優勢。為解決這一問題，我國政府近年了多項政策支持制造業的智能化轉型，尤其是“中國制造2025”的頒布標志著我國支持智能制造發展的政策框架已基本完成。以中國臺灣、東莞、上海、深圳、南京為代表的中國制造業先進地區也清醒的認識到，高投入、高耗能的制造產業發展模式越來越不可持續，因此也都在迫切推廣智能制造，以期在新一輪的“再工業化”的競賽中率先實現“制造業”向“智造業”的轉型升級。
參考文獻
[1]閻世存.培育壯大經營主體切實加強政策支持[N].菏澤日報,2020-05-16(10).
[2]陳煒雋.廣東:新規劃全面對接《中國制造2025》[N].國際商報,2017-08-1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