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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企業；商業模式；殘友集團
[中圖分類號]F279.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18X(2012)04－0224－04
彭勁松(1969－)，男，廣東省科技干部學院副研究員，高級經濟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科技創新、人力資源管理；(廣東珠海 519090)；黎友煥(1971－)，男，博士，廣東省社會科學綜合開發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世界經濟、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廣東廣州 510610)
本文為2011年度廣東省科技計劃項目“廣東省社會企業商業模式研究”(項目批準號：20118031400013)和2011年度廣東省自然科學基金“社會創業組織商業模式構建與實證研究”(項目批準號：S2011010000230)的階段性成果。
社會企業是近幾年在世界各地興起的一種新型社會組織，其不僅有別于一般的商業企業，也有別于傳統意義上的非營利組織。英國社會企業聯盟為社會企業提供了一個簡單的定義——運用商業手段，實現社會目的。商業手段正是社會企業區別于傳統非營利組織最重要的特征，也是社會企業得以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所在。
作為一種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會發展的新型企業形態，社會企業受到中國有關學者和非營利組織成員的廣泛關注，并在全國諸多城市得到嘗試性的實施。本文對社會企業商業模式的一般范式進行初步的研究和探討，力求為后續社會企業深入研究提供理論與實踐基礎。
一、社會企業概述
要探討社會企業的商業模式，首先要從社會企業本身的特征著手。盡管由于社會企業在各個國家和地區實踐形式的多樣性，國內外學術界及相關實踐領域對其定義尚未達成一致，但有關社會企業的基本特性，仍存在以下幾點共識：
首先，社會企業具有傳統非營利組織的基本屬性，即公益性。公益性是社會企業區別于一般商業企業的本質特征。與傳統非營利組織一樣，社會企業具有明確的社會目標，如滿足社會需要、創造就業機會、提供員工培訓、建立社會資本、推動可持續發展等。為實現既定的社會目標，社會企業采取商業手法，所得利潤用以貢獻社會，而不在股東之間進行分配。在員工構成上，志愿者在社會企業中占相當比例，帶薪雇員占較小比例。
其次，社會企業作為一種新型企業形態，具有企業的基本屬性，即營利性。營利性是社會企業有別于傳統非營利組織的顯著標志。為賺取利潤，社會企業也從事與商品或服務的生產、流通相關的經濟活動，并參與市場競爭。與一般商業企業一樣，社會企業在經濟活動中也具有獨立自主、自負盈虧的能力，并積極追求核心競爭力以獲得自身的可持續發展。
基于社會企業公益性與營利性的雙重屬性，我們可將社會企業定義為一種介于公益與營利之間的新型社會組織，正如J，格雷戈里·迪斯提出的“社會企業光譜”概念，如表1所示，社會企業是純慈善組織(非營利組織)與純營利組織(商業企業)之間的連續體。
社會企業是非營利組織與商業企業之間的有機結合，或者說社會公益和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是通過創新來完成的，創新是社會企業的最大特點。社會企業通過創造新的產品、新的服務、新的方法、新的模式來解決社會問題。沒有創新，就不可能有非營利組織向社會企業的跨越；沒有創新，也不可能有一般商業企業向社會企業的轉型。創新是社會企業在公益性與營利性之間實現可持續平衡的橋梁，如圖1所示，創新在社會企業中既體現為社會問題解決方案的創新，也體現為企業商業模式的創新。
二、社會企業商業模式的理論分析
按照國內學者李振勇的定義，商業模式是指為了實現客戶價值最大化，把能使企業運行的內外各要素整合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高效的、具有獨特核心競爭力的運行系統，并通過提品和服務使系統持續達成贏利目標的整體解決方案。正如彼得·德魯克所說，當今企業之間的競爭，不是產品之間的競爭，而是商業模式之間的競爭。商業模式既是企業的立足之本，社會企業作為企業，也應有商業模式來維持其生存和發展。
南京鵬欣·水游城由美國知名建筑設計公司捷得建筑設計事務所執筆設計，設計師以“時間型消費”的理念，通過精妙的手法將陽光、空氣、水流、天然植物等景觀元素引入商業設施，把建筑用運河隔開，形成開放式體驗空間。作為第五代商業模式shopping park，該項目倡導“時間型消費”、體驗型消費”和“激發型消費”，其一站式多元化生活，為人們引導了多種未知生活的可能，充分打破了傳統商業模式的目的性消費。在該項目的商業模式中，購物已不再是最重要的功能，而是通過將購物、餐飲、休閑、娛樂四大功能一體化打造出新一代“時間型消費之城”——人們將時間、金錢留于此處，帶走的卻是一種新鮮的生活體驗和生活方式。
我在日本建造的叫博多運河城，
它是在1996年開業的。
2008年，我在南京建造了鵬欣·水游城。
在我看來，當噴水池的水噴射到最高點的時候，
面對太陽時，瞬間出現一道彩虹，水在這一瞬間是最美的。操作一個商業地產亦是如此，
是基于與社區共同成長的理念。
社區建設其實不光是建設，
建完后的運營才是真正主要的，
所以我們要從運營的角度出發。
——日本福岡地所株式會社原社長、上海地慧房地產咨詢有限公司董事長藤賢一（南京鵬欣·水游城的總體開發及商業運營總顧問）
南京鵬欣·水游城沒有散售一平方米，
因為，商業項目如果把產權分得很散，
運營和管理會出現很多問題，
為此我們抵制了很多誘惑，專心打造這個品牌。
要成功開發商業地產項目，首先要掌握“大勢”，
現階段對商業地產來說是巨大的發展機遇，
因此要順勢而為。
其次是要有獨特的開發策略，
我們成系統地引進有經驗的團隊和整套的商業項目運行理念，而不是抄襲某一個建筑。
最后就是必須形成很好的品牌意識，
讓項目有更好的形象和品牌組合。
——上海鵬欣（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趙維茂
讓人停留的時間型消費
南京鵬欣·水游城位于夫子廟商圈中心地段，距南京貿易集群新街口2公里，處在城市中軸線上，屬于南京5分鐘都會生活圈中心地帶。該項目順應了南京市未來的城市發展方向，以廣域集客為目標，通過不同生活風格的特色店鋪組合，表現出不同于傳統商業概念的魅力，填補了南京現有商業格局的空白，實現了與新街口、夫子廟、湖南路等商圈的差異化并存。
不像傳統的封閉式商業設施，南京鵬欣·水游城格局開放，陽光、空氣、水流、綠色植物等元素被自然地引入城中。城中最壯觀的是一個六層高的中空球體，形成了商場的中庭，增加了商鋪的可視性，提高了兩層以上商鋪的價值與人員到達率。中心舞臺在建筑上引入了向心力的概念，通過365天全天候不同主題的活動使其長期保持新鮮感，從而打造一個“永不落幕的都市劇場”。這也是該項目持續品牌推廣的方式：不僅在商品上滿足一站式的要求，還通過設施的空間、景觀環境營造以及豐富多彩的演出活動使消費者習慣性地在這里形成長時間滯留和消費，由此充分詮釋了時間型消費概念。南京鵬欣·水游城仿照日本博多運河城的模式設計規劃，它的開發理念是先要讓人感動、讓人停留，目的最終是增加消費，繼而盈利。
有態度的持有經營
南京鵬欣·水游城不像第四代商業SHOPPING MALL簡單依靠大賣場作為單一的主力店，而是組合引進購物、休閑娛樂、餐飲、服務各功能的品牌主力店及次主力店，業態以時尚、新潮為主打，協調發展多元文化、多元消費，營造一個集購物、餐飲、休閑、娛樂、旅游、文化等為一體的休閑購物主題公園。
自20世紀70年代，第三部門即非盈利性慈善組織在全球興起，同時隨著我國現代化飛速進行，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出現貧富差距增大的趨勢。但是，近年來我們可以發現傳統非營利性組織出現諸多弊病，在政府失靈、合約失靈的情況下沒有很好的解決社會福利問題。缺乏正規管理及有效監督，非盈利的本質促使慈善組織養成效率低下、供給不足、特殊主義、家長作風和業余主義多種缺陷。我們認識到非營利性慈善組織并不是慈善的終極形態，因此我們在此對公益組織商業化的概念進行研究。
研究表明在全球化、市場化、信息化時代的影響下，西方國家現代公益事業日臻成熟，表明商業化成為當今發達國家公益組織的主流運作趨勢，公益商業化已經是公益組織運作的全新和必然趨勢，但我國公益組織商業化還存在諸多問題亟待解決：我國對公益組織商業化的研究零散且不成熟，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公益組織商業化的內涵。因此探討公益組織商業化的運作間題有利于完善公益組織治理的理論體系、推動我國公益組織的健康發展和茁壯成長。1.2研究現狀評述1.2.1 國外研究現狀述評
彼得德魯克(1990)主要認為加入商業運行的公益組織能夠為公益帶來更多的社會下效益。狹斯曼(1989)，主要觀點是：非營利組織其實是慈善機構與商業組織的混合體，可以應用先進的管理技術從事商業活動、進行投資經營，以尋求組織最佳經濟效益，獲取更多的財務資金來源，降低組織募集資金的難度，從而解決組織面臨的資金不足問題。雖然提出了將管理技術結合商業運用于公益組織，但是忽略了政府能夠對公益組織商業化過程中提供的幫助，單純從尋求公益組織自身的角度出發，太過片面性。二者皆肯定了公益組織加入商業化這一模式的積極作用，但僅僅停留在理論層次，沒有進一步提出方法論。1.2.2 國內研究現狀述評
薛軍(2001)、丁利敏(2011)基于社會信任度尚不健全、非營利組織缺少專業商業人才的現狀，對公益與商業的合作持謹慎態度。孫春苗(2011)指出商業化過程中公益組織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生命力和公信力極易受損，并不支持公益組織商業化。幾人都過于片面的理解了公益組織商業化的內涵，其并不是意味著商業同化，而是力了借鑒商業運作的模式為公益組織實現自身的造血。時立榮(2003)、陸道生(2004)、鄭功成(2006)等學者指出非營利組織的資源越來越多的柬源于市場，可采用市場化和商業化的運作機制，主張將市場理念引入慈善組織開展營銷策劃等活動。范志海(2004)也指出職業化管理、顧客導向、競爭導向等是基金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該堅持的理念。祝建兵(2007)、曾軍(2009)、馬長山(2011)、劉忠祥(2011)等認為公益與商業合作是潮流之勢，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可能將公益慈善組織與營利行為完全隔離，開展商業活動是非營利組織生存與發展的必然選擇。但在結合過程中一定要注意不要將公益組織完全商業同化，要適當的、逐步推進商業化的進程，不能一蹴而就。方少明，張莉莎，王蓉(2015)在《商業形式的公益事業發展模式探究》中提到將企業的運營模式如企業化管理應用于公益組織，并且加強監管。而具體運營模式如何運用到公益企業闡述片面零散。包括鐘李斌(2014)在《構建我國慈善組織的商業模式探索》中也提到將商業化應用于公益組織，但理論仍零散不成體系。1.2.3 國內外對比研究述評
山東大學郭曉會碩士提出的《我國慈善組織商業化的治理問題研究》中指出西方慈善商業化的運作模式日漸在世界范圍內掀起潮流，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國越來越融入全球化潮流，慈善組織商業化發展如火如荼。我國慈善組織商業化的既成趨勢不可阻擋。指出了我國實現公益組織商業化是一大趨勢。
郭曉會碩士、黃春蕾副教授在《慈善商業化：國際經驗的考察以及中國的發展路徑設計》一文中指出“國外公益組織商業化有著強大的政策環境支持并且自身專業性強，而當代中國慈善事業商業化，需要加快政社分離，積極引導和促進慈善組織的專業化和職業化。文中雖指出了我國公益組織需要加快專業化進程，實現自我運營，但并未提出具體的方法論指導。
可見，國內外學者對公益組織商業化的趨勢是確定的，但現有理論零散不成體系，沒有形成一條完整的商業化路徑。此外，我國公益組織商業化終歸會是時代的潮流，是符合現當代公益組織發展方向的重要途徑，對于公益組織商業化的問題，重點在于正確把握公益和商業的關系，需要轉變傳統的管理理念，通過合作溝通充分發揮各主體的作用，共同參與公益組織商業化治理。解決治理主體作用乏力、缺位的現象，提高公益組織自身的運作能力，從依靠政府行政監管向制度為基礎轉變。尋求一條貫穿政府、企業、公益組織、社會公眾以及公益受眾群體的鏈條模式減輕社會、財政負擔從而實現公益組織的自我運營。2本課題的研究目標和主要內容、基本觀點2.1研究目標
以江蘇省的公益組織為主要研究對象，采用問卷調查法調查江蘇省公益組織的運行狀況和運營模式，并利用因子分析法對問卷資料進行統計分析，找出各公益組織的運行方法和途徑，并分析歸類，統計出哪些組織利用傳統模式運行，那些具有商業化運作的特質，具體分析各個運作方式對其自身造血產生的影響。之后借助結構方程模型對各個元素的關系進行探討，以商業化模式和互聯網平臺作為其聯系的載體，此外，利用結構方程模型探索出適合所有公益組織進行“自我造血”的鏈條式模型，結合國內釙公益組織商業化的成功案例以及論文研究，為公益組織脫離“被救濟”的傳統模式，實現“自我供血”提供建設性意見和具體實施方案。2.2研究內容2.2.1新興商業模式類型的研究
利用文獻研究的方法查閱關于商業模式的論文，分析研究了商業模式的具體內涵和應用途徑，并接觸了解了新興互聯網十的網絡運營模式。經過分類總結，選擇出了適合公益組織應用的商業模式，把商業化模式和公益組織運營進行創新融合，彌補了傳統公益模式的不足，并探討現存的公益組織中政府、社會民眾、企業和受助者所處地位和發揮的作用，結合各自的優劣勢分析，為之后的深層研究做好鋪墊。2.2.2公益組織運營模式的調查研究
通過實地訪問、電話訪問以及問卷調查等方法，對于江蘇省的公益組織進行了實踐調研，結果顯示一部分傳統模式的公益組織對政府和民眾的捐助依賴性強無法實現自運營，而另一部分實現商業化運營的公益組織雖運營能力強，但商業化的創新少且零散，這些研究結果為我們明確研究方向并且為針對其弱勢提出系統的互動鏈條模式奠定實踐基礎。2.2.3公益組織的上下游關系的確立及商業化模式鏈條的研究
對于各個已成功的公益組織商業模式化運營的成功點進行研究，對于影響公益組織的圭體因素進行深入分析，如：政府、社會（包括社會公眾和企業）、受助者群體，初步確立了以政府為上游，社會（社會民眾和企業）為中游，受助者為下游的上中下游關系，并基于這幾個主體的內在聯系進行深入挖掘，從公益組織的上游政府出發，建立政府政策上支持公益企業，公益企業解決政府福利負擔的良性互動，而在公益組織的中游是社會民眾和企業，針對這兩個因子進行因子分析，創新載體平臺，如利用互聯網建立電子公益平臺，集合網絡上所有資源如時間、金錢、人力來支持公益事業。此外，對于受助者，不僅僅使其擔任被救濟角色，更要發掘受助者的個人價值，例如深圳殘友集團的受助者也是企業價值的再造者，而創造的資金最后回流到公益組織。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良好的價值互動。而政府、社會（包括社會民眾和企業主體）受助者之間就形成了一個模式化的運營鏈條，保證了公益組織的“自我造血”。2.2.4商業化鏈條模式的研究 上游政府端：選擇合適的政府工具如稅收政策、撥款補助、頒發許可證、合同、種子基金和股權投資、信息技術支持等，充分利用政府政策、信息優勢對慈善組織商業化發展進行規劃實施。
中游企業、社會民眾端：利用企業的公益傾向，積極開展互利合作：企業通過公益組織進行企業形象的宣傳和企業文化的擴散，公益組織通過企業商業運作活絡資金；對于社會民眾群體，公益組織要積極與社會公眾關聯，如進行人力物力的增值綜合來整合社會公益資源等。
下游受助者端：受助者不僅僅為價值的接受者也可以為價值的再造者，公益組織要積極鼓勵與調動受助者進行價值再造的能力。3研究思路（如圖1）與鏈條模式構建（如圖2）3.1文獻研究法
根據公益組織商業化這一主題，通過圖書館書籍、期刊、資源等多種渠道、搜集公益組織商業化的相關文獻資料，并歸類整理并進行文獻綜述，分析梳理當前的研究現狀，為論文的研究奠定理論基礎。3.2實證研究法
分別對公益組織傳統運營模式和引入商業模式的公益組織進行調查，實證分析得僅依靠政府、社會募捐的傳統公益模式難以穩定持久地幫扶受眾，而引入商業模式的公益組織能夠通過自身機制的運作形成受助者和施助者的良性互動，這為我們的研究奠定了現實基礎。3.3規范研究法
運用規范研究方法，分析公益組織商業化的成功之處，把對公益組織產生影響的因素運用因子分析法進行分析聯系，從而揭示出政府、社會和受助者群體的潛在聯系，最終提出以上三個因素互動形成公益組織商業化的鏈條理論。為公益組織實現“自我造血的”可循環模式提出實施方案。3.4系統動力學——數學模型
系統動力學是運用系統分析、綜合推理、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解決問題，系統動力學模型模擬就是一種結構與功能的模擬。找出對于公益組織主要影響因素，通過建立數學模型模擬系統，對于公益組織的各個要素之間的反饋和相互作用進行分析，從而形成完整的公益組織商業化模式鏈條，解狹我國公益組織商業化的難題。4創新之處4.1視角創新
從商業化模式應用于公益組織的新角度出發，結合文獻研究的理論基礎和應用商業化模式成功的公益組織的先進經驗，創新總結出一條能夠促進公益組織實現“自我造血”的應用了商業化運作模式的循環鏈條，結果具有科學性和可復制性。4.2方法創新
用系統動力學結合商業化運營理論來分析商業化模式與公益組織運營融合的途徑，并以互聯網作為載體，引入新興商業運作，創新對公益組織的幫扶模式，為公益組織的自我造血提供依據。前面的實際數據分析加上系統動力學的仿真，使本項目的結論更具有全面性和可靠性。4.3模式創新
互聯網的高速發展給我國帶來了巨大的改變，作為互聯網金融的組成部分之一，眾籌商業模式為工業設計領域中的獨立設計師、中小企業（公司）、微創機構等帶來了無限的發展可能。對于產品設計開發而言，眾籌是有力的工具，如何通過眾籌模式實現產品設計創意、發揮設計效用，如何利用眾籌模式完成產品的創新，是當今設計師和設計理論研究應考慮的重要問題之一。
關鍵詞：
眾籌；商業模式；工業設計；產品設計與開發
在國內外工業設計的發展進程中，近十年間的變化特別值得關注。首先，產品設計由硬件轉向軟硬件相結合，智能化裝備成為當下設計的主流產品。如智能家居系統、智能可穿戴設備、智慧城市等。其次，由原先單純的產品式創新轉化為服務系統創新。如從OEM到OBM、從ODM到OSM模式上的變化，促使品牌系統、商業模式創新和工業設計協同發展。再次，由企業為主體的自主封閉式創新轉為開放式創新。在“互聯網+”為主題的時代，眾籌、眾包等基于大數據測試的商業開發模式正逐漸顛覆傳統的產品設計與開發過程。
一、眾籌商業模式的概念及其產生背景
近些年，互聯網受眾對于“眾籌”一詞較為熟悉，因為搜索“眾籌”一詞就會發現它的模式已經滲透進人們的衣、食、住、行、用等方面。作為一種商業模式，眾籌起源于美國，其核心是依托眾籌平臺（中介機構），連接籌資人（項目發起企業或個人）與出資人（大眾投資人），即籌資人在眾籌平臺注冊并通過相關資質審核后，借助眾籌平臺向出資人投放項目信息，從而募集零散的小額資金或是其他物料支持。在項目籌資的初始階段資金由眾籌平臺掌握，若在預期時間內達到募資額度，則表示籌資成功，該筆資金將被眾籌平臺轉撥至籌資人賬戶，成功實施項目后，由籌資人以物質或非物質成果回饋給出資人。眾籌平臺在整個眾籌活動中主要是起到接受與評價項目創意、管理出資人信息、監督籌資的使用、幫助項目順利運營并公布項目實施成果等作用，其盈利主要依靠從籌資中提取一定比例的服務費用。假如眾籌項目在預期時限內未籌集到募資金額，其前期籌資將會被眾籌平臺返還至出資人，籌資人可選擇重啟新一輪的籌資活動或直接宣告項目籌資失敗。眾籌商業模式根據其開展的復雜程度以及涵蓋利益相關者的數量與法律環境，可以被細化為三種運行模式：其一，捐贈或贊助，即無償的投資模式，出資人通過網絡平臺直接捐贈或贊助小額資金，例如一些公益機構搭建的網絡平臺進行公益募捐活動。其二，預售，即物質或非物質成果在未實施完成之前，就在眾籌平臺上進行推廣宣傳吸引出資人出資，一旦被投資后，會在計劃實施期限內收到成果。其三，借貸與股權投資，這種模式涉及到金融交易等問題，在實操和法律層面上都是較為復雜的，其與預售模式的區別是回報方式為現金或股權，它更適合于中小企業的融資。
二、眾籌商業模式推動工業設計的發展
近幾年，工業設計行業的迅速發展在國內催生了越來越多勇于創新、創業的獨立設計師。然而，這些人在創業之初遇到的首要問題就是資金問題，沒有足夠的資金支持，那就意味著在產品創意設計實施過程中或多或少需要進行多方面的妥協，表現最突出的就是成本控制方面，被迫選用一些價格相對低廉、背離設計初衷的材料來呈現自己的設計方案。近幾年，隨著“互聯網+”的提出，圍繞互聯網平臺的不斷創新發展，眾籌互聯網商業模式以其新型的融資方式，不僅在解決資金方面發揮作用，而且提供給獨立設計師在產品開發早期熟悉消費市場、了解用戶需求、降低開發初期風險和資金壓力等便利。
（一）構建溝通平臺
設計師借助眾籌商業模式，將自己的產品設計項目展示給支持用戶，并由支持項目的用戶付出少量的資金扶植項目開展。在整個環節中，既滿足了設計師資金需求，又為用戶提供了其所需求的優秀項目。由此可見，眾籌價值就在于為上述兩者提供一個對接的平臺，一個溝通的渠道，使他們各得其所。
（二）完善反饋機制
眾籌平臺可以為籌資者在一定程度上預先進行市場反饋驗證，檢視設計項目是否如籌資者預期的那樣被用戶所推崇，這在較大程度上預防了項目運行初期可能出現的產品設計定位失誤。同時，在籌資過程中，通過對產品設計方案進行圖文結合或以視頻虛擬等方式展示在眾籌平臺上，既可以達到對產品前期宣傳的目的，起到較好的推廣作用，又可以在產品還沒有正式投產之前進行展示宣傳，從未來用戶中獲取寶貴的改良建議，這對于籌資人來說具有相當高的參考價值，可以在產品面世前做最后的優化改良。
（三）助力實體化
產品設計項目的開發從最初的創意階段一步步深化到最終產品的實體化生產，其中涉及到制造材料及工藝、結構生產制造等方面問題，對于某些設計師而言，將會面對這些綜合生產研發能力的挑戰，很有可能因為設計師無法打通相關的資源通道，導致產品在實體化生產進程中出現問題，進而使得生產出的產品無法達到預期效果。單從商業模式看，眾籌平臺就是以融資為主要目的，但也不難發現，除了籌集資金外它也為各種物質或非物質資源的對接提供了一個快速且有效的平臺，能夠幫助產品設計項目快速順利地生產制造出來，最大化減少開發過程中出現的未知失誤。
（四）功能可持續發展
一個眾籌設計項目的成功實施也只代表著這一產品項目成果的實現，擁有了第一批忠實用戶（眾籌出資人），后續產品的銷售目標、運營模式、服務體系、品牌推廣等問題才是項目中更為重要的環節。然而現代眾籌平臺的功能也絕不僅僅停留在籌集資金這么單一的層面上，而是具備整合市場整體資源的綜合能力，它可以對產品項目進行整體包裝、媒體公關、深入推薦、渠道對接等，使項目享受類似“綠色通道”般的定制化服務。這些綜合性的舉措能有效幫助產品設計項目走向正軌，由概念階段順利步入市場銷售階段，到達用戶手中。眾籌平臺的這些功效為創新、創業的發展鋪平了道路。
三、眾籌商業模式接入產品開發過程的意義
單從產品設計開發而言，傳統的產品設計開發其成功率在20%左右。對于一些中小型產品設計制造企業而言，普遍存在重設計、輕資產、少抵押的狀況，這與傳統金融機構的要求存在著落差。與此同時，產品設計成果的知識產權在評估、抵押到交易流通環節都存在著不同的問題，這就造成了企業主要資產的真實價值不一定得到銀行的認同。而眾籌商業模式則可以有效規避上述問題，借由互聯網高效、便捷的信息推廣特點，將大眾閑置資本與產品設計制造企業進行最為直接的對接，只要產品設計創意的物質或非物質成果能引起出資用戶的認同就能夠得到資金支持。具研究統計，產品設計開發案例中60%的失敗源自于初期產品設計概念的模糊致使后續產品設計定位階段出現失誤，也可以理解為是某種層面上的盲目性。較為傳統的產品設計開發過程是一種后置式的交易活動，開發實施者難以預知真實的市場需求，而以眾籌商業模式接入的產品設計項目屬于前置式的交易活動，可通過眾籌平臺真實地評估用戶期望，提前預知真實的市場需求，在較大層面上可以起到防止項目失敗的作用。眾籌商業模式是聚集分散的設計資源，憑借公眾的集體智慧實施創新、創業活動的有效途徑，它為籌資人和出資人合作完成設計創意提供了可能，產品設計由封閉式的自主創新轉向開放式的眾創合作模式。參與眾籌的出資者可以借助眾籌平臺對產品設計開發過程提出有價值的優化設計方案，在產品還未進入實體化試產階段時，出資者的這些反饋建議具有較強的參考價值，同時起到為產品設計項目進行前期的宣傳造勢，并收集到產品的需求、價格信息以及潛在用戶的數量和特征等信息，為完善產品提供了重要依據。
四、眾籌商業模式下產品設計開發策略
（一）增強產品設計項目的開發合理性
目前，每一款產品設計項目在進入眾籌平臺時都要有一個明確的運行規劃，其中包括確立明確的目標人群，預期的募資金額，對出資者的回報界定合理的檔次。規劃中的每一階段都需要有詳實的方案，不能只是抽象的描述，而且一旦某一環節出錯勢必影響設計項目開發的整體進度。在產品設計項目進入眾籌平臺之前對設計定位中的核心人群要有清晰的認識，在后續的籌資進程中，需要以這類人群為明確的目標進行有針對性的項目宣傳、展演，更好運用設計心理學的內容分析消費者心理，以點對點、點對面的模式獲得有效的影響力，更加廣泛地吸引更多出資者。
（二）設計附加值需被出資者認同
在我國，設計一詞往往被認定為一件設計產品、一種商業行為，用戶更多的是看到其商品屬性，就產品自身而言，其設計價值卻并未完全顯現出來。究其緣由乃是用戶對產品設計附加值的不認同，其消費心理僅停留于對產品使用功能的單一需求，而忽視了設計價值。縱覽國內各大眾籌平臺，現行的產品設計項目籌資金額的分配、回報檔次的界定等問題也是造成設計附加值不被認同的原因之一，出資者的人數隨著募資金額的增加呈現遞減趨勢，據此可以看出出資者對于產品設計的支持目的存在差異，其中有一部分出資者是為了單純的回報而投資，而真正是為一個好的產品設計給予支持的還是眾多出資者中的少部分。
（三）提升產品設計項目的知識產權意識
對于產品設計類項目來說，由于國內知識產權保護意識薄弱，同時眾籌模式的實施過程是有一個限定的時間來驗證新產品設計方案能否被出資者認同才能得以開發，而在這樣一個募資的時間期限中由于新產品的設計內容被放到眾籌這樣一個開放式的平臺上，其項目設計創意是否會被快速模仿就擺在了籌資人面前。為了防止此類問題的發生，眾籌平臺要制定相關的項目保護舉措維護項目募資者的權益，在其平臺宣傳、展示項目過程中采取部分展示的辦法，保護項目核心技術內容，也可根據項目籌資周期分級對出資者開放項目瀏覽信息。另外，需要在國家內部環境中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意識，要根據市場經濟的發展態勢適時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從宏觀上提升整個社會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
（四）改善互聯網信用環境
近年來，由于我國對于互聯網環境的監管不夠嚴格，致使網絡詐騙事件屢見不鮮，同為互聯網組成部分的眾籌平臺也深受影響。信任是人與人交往的基礎，也是眾籌平臺連接募資者與出資人的基石，這就需要眾籌平臺作為中介機構強化眾籌項目的監管力度，從初期的項目評價審核，到通過評審的項目順利完結，控制項目的質量和流程，防止爛尾項目的出現，盡量規避可能出現的信用問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募資者與出資者的流失。通觀全局，眾籌商業模式經過不斷完善，各種眾籌平臺將呈現良性的發展態勢，其業務種類必將逐漸細化，市場分工也將更加明晰。籌資者與出資人都會在得失之間逐漸成熟、趨于理性。對于我國工業設計行業的發展來說，尤其是獨立設計師、中小企業（公司）、微創機構等，眾籌模式為他們提供了新的發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力促進了設計商業化發展，幫助籌資人轉換自己的產品設計價值。而對于設計而言，在眾籌時代，每一個設計師的作用可能會被減弱，設計變成開放式的大眾參與行為，而設計也能夠讓眾籌模式變成一種工具來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推動我國工業設計行業的整體發展。
作者：王瑩 單位：湖北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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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正向千億美元市值的大關穩步邁進，中國互聯網界也在經歷著一波來勢洶涌的上市潮。而這些昔日資本寵兒們的今非昔比，也讓許多風險投資機構蠢蠢欲動起來，忙于尋找下一個“獵物”。然而，與此同時，世界上有另一群投資者，他們追求的不是豐盛的投資回報，而是高度的影響力、美譽度以及巨大的社會價值。他們被稱作公益創投。
截至2008年底，歐洲至少有41家公益創投機構，而進入投資階段的慈善項目至少達400個。其中英國最為活躍，是公益投資核心的來源地和目標地。
作為新生事物，公益創投在國外也僅有十幾年的歷史，而在中國，則始于2007年12月NPP公益創投基金的啟動。幾天后，聯想集團也啟動了其第一期公益創投計劃，為初創和中小型的公益組織提供創業及發展資助。與汽車、科技等行業相比，公益創投可以說是中外在起點上最接近的一項事業了。
緩解資金難題
最近十年來，中國的個人公共服務需求年均增長幅度，已超過此前50年的總體增幅，而后續潛力仍然巨大。
然而同時，巨大潛力也面臨非常困境。來自麥肯錫的分析稱，在中國慈善系統中，約800家官方或半官方慈善機構享有慈善資金來源的80%，而中國民間15余萬家慈善公益機構卻僅占20%。
“資金的匱乏，已成為制約中國民間慈善發展的一大難題。”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長期致力于社會企業家技能培訓的英國大使館文化教育處社會發展助理主任彭艷妮，一針見血地指出。
而公益創投的未來發展，將一定程度上緩解公益組織對資金的渴望。值得一提的是，與傳統的慈善捐贈相比，公益創投在資金上更注重長期性和杠桿效應，更傾向于將資金投入在組織自身的能力建設上，以期實現潛在的、更大的社會效益。
以LGT公益創投基金會為例，其單個項目投資額度為20萬至100萬美元，足以支付發展所需的人員工資、運營和市場費用，并以被投資組織提升的慈善能力為支點，撬動更多的基金會或政府等支持資源。同時，作為公益創投機構，通常會選擇那些自身能通過“商業化的慈善模式”達到盈虧平衡或盈利，從而實現良性循環的組織項目。
公益創投的出現，不僅使一批公益組織有望緩解發展早期的資金困境，也將通過恰當的商業模式篩選，解決其后期成長壯大的問題。公益創投的本質在于，“通過支持具有高成長潛力的公益商業模式的自身運轉和復制推廣，創造更大的慈善力量。”LGT公益創投基金會中國區投資經理肖晗表示。
突破人才瓶頸
如果說，資金的匱乏，僅僅是限制慈善公益組織的進一步發展壯大，那么，人才的匱乏，則是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的另一制約因素。
據《2010年中國公益人才發展現狀及需求調研報告》顯示，44.8%的公益組織的專職人員在3人以下，其中還有10%并沒有專職人員，而專職人員超過10人的還不到20%。
阻礙人才進入公益組織的障礙固然有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原因，就是公益組織待遇低下。上述《報告》顯示，37.7%的從業人員沒有任何社會保障，88.5%的人員收入在5000元以下，其中還有超過10%的人員并沒有固定的收入。而更令人吃驚的是，公益組織的人才流失也尤為嚴重，近8成的人離開公益領域，其中有43.1%是因為薪酬待遇過低。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英國，應屆大學畢業生進入到公益組織工作，與其他行業(銀行金融業除外)薪酬并無太大差距；在美國，公益從業者平均年薪為3.5萬美元，國際型公益組織高管人員則高達16萬美元。“公益慈善組織自我造血能力的不足，勢必會影響到從業人員的待遇問題，進而造成對人才的吸引力下降。”彭艷妮分析道。
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指出，“行業資源的瓶頸，造成人才缺乏；而人才的缺乏，又使行業獲取資源的能力更缺、更弱。人才缺乏原本是一個果，但是現在又成了制約行業發展的主因。”這正是目前中國慈善公益組織發展陷入惡性循環的真實寫照。
公益創投的出現，也有望為此提供一條新的解決思路。通過公益創投，公益組織可快速復制其慈善模式，有效促進慈善項目的成長。而這種成長，又將為從業者提升薪酬待遇和發展空間帶來機會，從而形成良性的正向循環。
比如英國著名的公平貿易社會企業Cafedirect(咖啡直達)，其通過合理的商業運作手法快速擴大規模，最終成功上市，創造了英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道德公股發售。如此一來，既沖破了傳統公益組織發展空間的限制，也解決了從業者的激勵問題，有利于吸引到更高水平的專業人員，進而促進公益組織更快成長。
而公益組織的快速成長，也將為公益創投機構帶來更為良性的財務和社會回報，并助其吸引到更多的專業人才。“如果說公益組織缺少專業人員，那么懂得公益創投的專業人才更加稀缺。”肖晗表示，“目前，大部分專業人士更有意愿選擇回報率更高的商業風投。”
求解效益平衡
傳統觀點認為，做慈善就是發揚愛心，不涉及盈利問題。在這種觀念之下，慈善組織資金往往大部分源自捐贈，即使獲得捐贈的組織，有很多也是艱難維持的狀況。且中國大多數民間公益組織公信力不足，難以募到款，機構發展陷入極大困境，從業者們也面臨著巨大的生存壓力。
“夸張一點說，去做慈善的人，很可能最后也需要別人來救濟。這使愿意從事慈善事業的人越來越少，慈善公益組織的發展受到極大制約。”肖晗表示。
業內人士認為，解決慈善和社會問題，不能僅僅依靠傳統意義上的善心來透支，而是需要找到更加專業的人，創建更智慧、更可持續的社會服務性機構，以自身的能力建設進行自我造血，將商業智慧與慈善事業完美結合。而公益創投正是將其結合的最好方式。
民政部慈善司前司長王振耀曾表示，NGO不僅可以盈利，而且必須盈利。他強調，“只要不分紅，盈利還是用于公益事業皆可以。”
可以看到，與傳統慈善不同的是，公益創投需要在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之間掌握一個平衡。但其本質依然是為發展公益，而非將利潤放在第一位，這是公益創投的根本出發點。
對于如何把握這一平衡，肖晗有著自己的獨特見解：首先公益還是要放在第一位，努力為社會帶來更大的慈善公益輻射效應，通過復制和擴張惠及更多的人；其次是可持續性，要有自我持續甚至產生盈利的可能。畢竟，在慈善公益領域內找到一種可持續的發展模式，是公益創投對整個行業的主要價值之一。
【關鍵詞】管理會計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市場化轉型
【中圖分類號】F832.39F234.3
一、管理會計的概念內涵
從概念上講，管理會計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管理信息系統。之所以說其特殊，是因為與同是信息系統的財務會計相比，財務會計是一個相對單一的、僅僅提供會計信息的系統，而管理會計在提供會計信息的同時，還可以幫助管理層制定計劃，進行控制和做出決策。
從職能角度考慮，管理會計可以用于支持組織的戰略規劃和控制，提供面向外部的和未來的信息，并提供與決策相關的工具和技術。比如標桿管理法、目標成本法、全生命周期成本等，這些管理會計的工具和方法可以用來分析外部競爭對手的行為和業績。再比如凈值流法、回收期法、內部報酬率法，這些方法可以用來分析公司的投資行為是否具有可行性，從而幫助管理層做出符合公司利益的正確決策。
二、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的概念及市場化轉型中遇到的困難
當前的宏觀經濟環境下，“補短板、調結構、去產能”已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在轉型調整過程中遇到了一些共同的困難，這些問題應該引起管理當局的足夠重視，主要包括：
（一）融資平臺未來發展戰略方向不明確
融資平臺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承擔著地方政府投融資項目的融資功能。然而，隨著宏觀經濟形勢發生變化，“補短板、調結構、去產能”已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常態，融資平臺的市場化轉型勢在必行。然而，脫離了地方政府的信用背書，眾多政府投融資平臺向何種方向轉型？未來的發展戰略是什么？如何按照商業化的模式明確公司的使命、愿景和目標，從而打造出自己的核心爭力？這些是廣大融資平臺公司在尋求市場化轉型過程中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二）商業模式模糊，市場化競爭能力低下
今后一段時期內，隨著越來越多的融資平臺進行轉型，平臺公司的數量肯定會大幅減少。越來越多的平臺公司將作為市場主體，面對市場競爭，這就要求平臺公司必需要確立自己的商業模式和盈利體系。
然而，習慣了做地方政府的“錢口袋”，聽從地方政府的財政資金安排的融資平臺公司，如何能夠在大浪淘沙的市場競爭中確立自己的商業模式？如何找準自己的定位，打造自己的核心競爭力？這是眾多融資平臺公司轉型過程中亟待思考的問題。
（三）地方政府政績觀導致融資平臺債務負擔沉重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地方政府一直是以GDP為綱，對各級政府的考核基本上只考核地方GDP增量，而忽略了其他與民生經濟相關的指標。在這樣的考核制度之下，地方政府的執政模式日趨畸形。他們一手抓基礎設施建設，一手抓招商引資，所謂“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據統計，從2005～2013年，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2005年占比為48.6%，2009年上升到67%。2013年上漲到78.6%（詳見圖1），這一數字遠遠高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占比。美國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是20%左右，日本占比為25%左右，基本都在30%以下。中國的這種倚靠投資拉動經濟的方式是不可持續的，因為我們不可能一直搞園區的開發建設。
各級政府前期大搞建設的資金主要是地方政府通過投融資平臺舉借的，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地方債。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地方政府債務余額從2006年的3.56萬億元，一路狂飆到2013年6月底的17.89萬億元，債務余額在不到7年的時間里翻了兩番，平均每年增長債務規模超過60%。過快的債務增長速度應當引起管理當局的高度重視，稍有不慎極易引起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
（四）責任主體不明確，未能建立有效的績效評價及考核機制
目前，某些地方政府平臺仍存在政企不分的傾向，平臺公司高管人員大多是由政府官員擔任，無論在人事管理還是在具體業務上大多受到地方政府的控制，從而導致平臺公司決策主體不明確，甚至存在不計項目經營效益，單純追求政績的傾向，在投融資的過程中容易發生重大的失誤。
由于大多數平臺公司未能建立起董事會領導下的總經理負責制，公司治理結構混亂，決策效率低下，一旦發生決策失誤，很難追責。大多數平臺公司均未能建立起有效的績效評價及考核機制。
三、管理會計在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市場化轉型中的重要作用
（一）確定發展戰略，實現價值增值
管理會計通過規劃、控制和決策等過程，可以明確企業未來的發展戰略，并在此基礎上確立企業能夠獲得發展的關鍵成功因素，從而實現價值創造和資本增值。
首先應由各級政府牽頭，從戰略層面對融資平臺公司未來發展方向進行規劃和定位，確定公司商業模式，隨即對公司主營業務板塊進行梳理，確定公司的盈利模式，模擬公司財務狀況及現金流情況。在條件成熟時，可以將平臺公司優質資產打包上市，以此實現公司的市場化轉型及價值增值。
（二）創新商業模式，提升公司業績
所謂創新商業模式，就是發現和組織符合企業利益的獨特的資源交易，為企業帶來正的現金流。管理會計與商業模式的確立和創新有著很大的關系，因為管理會計可以提供面向外部的以及未來的信息，從而為企業的戰略決策和過程控制服務，而企業確立商業模式的過程也就是戰略決策的過程。
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要實現市場化轉型，首先應該確立自己的商業模式。地方政府應根據區域的實際情況以及業務發展的需要，對區域內的平臺公司進行重新整合和定位，區分公益性項目及非公益性項目，對于承載自身具有收入來源的非公益性項目的平臺公司，應將其逐步推向市場，參與市場競爭，并設立合理的業績考核指標，對平臺公司高層管理人員，應按照公司的經營業績實行市場化考核和評估，并以此為依據決定高管的薪酬水平，而不應像以前那樣，按照平臺公司所謂的行政級別發放高管的薪酬。這樣可以極大地激發管理層以及員工的勞動積極性，從而大幅提升公司業績。
（三）通過“精益財務管理”，化解存量債務
“精益管理”是管理會計的核心理念之一。精益管理的核心就是以最小的資源投入，創造出盡可能多的有用價值。
“精益財務管理”主要是指從公司財務層面出發，通過精細化的財務管理方法與制度流程設計，降低成本，提升價值，防范風險，通過資金集中管理與優化配置、加強現金流量管理、強化全面預算管理、積極開展成本管理、深度參與投資管理、完善財務信息化系統、加強數據分析與決策支撐等，使傳統的核算型財務管理向價值管理轉型的過程。
只有從精益管理的角度出發，以精益財務管理為手段，才能有效控制債務規模，降低公司融資成本。各級融資平臺公司在制定自身的資金使用計劃時應該本著量入為出，精打細算，厲行節約的原則，力爭自身經營收入能否覆蓋當期還本付息支出及經營成本支出，只有這樣才能逐漸降低公司的債務規模。
（四）建立科學的考核評價體系，落實責任主體
管理會計的最終目標為實現公司鷴裕提高公司業績服務，而建立高效合理的考核評價體系是實現公司戰略的重要環節。
地方政府設立的各類投融資平臺行政色彩普遍較濃，主要高管不是按照市場化原則選聘，而一般由當地政府任命，由于長期以來政企不分，一旦發生決策失誤，無法確認責任主體，也無法對公司高管人員建立有效的績效評估和考核體系。
管理會計的工具方法可以應用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績效管理領域，如可以采用關鍵指標法、經濟增加值、平衡計分卡等方法，幫助建立融資平臺的考核評價體系。以經濟增加值（EVA）為例，EVA是指企業可持續的投資收益超過資本成本的凈值。通過建立以EVA為導向的價值評價體系，融資平臺首先以財務數據為基礎，以資金成本為基準，深入公司經營的不同環節和不同層級，將EVA的構成要素從財務指標向管理和操作層面逐級分解，繪制出要素全、可計量、易識別的價值樹，從而揭示出價值形成的途徑以及影響重大的關鍵價值驅動因素。
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也可以借助平衡計分卡建立自己的考核評價體系。平衡計分卡是一種基于戰略管理的業績評價體系，它包含財務層面，顧客層面、內部組織流程管理層面及學習和成長層面四個維度。平衡計分卡同時涵蓋財務和非財務指標、定量和定性指標、短期和長期指標，這些指標為考核評價公司的業績提供了很好的幫助。
綜上所述，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在當前市場化轉型過程中均在不同程度上遇到了一些困難，如戰略方向不明確，商業模式模糊，債務負擔沉重，責任主體不明確等問題。通過大力推進管理會計體系和方法，可以使投融資平臺公司明確發展戰略，創新商業模式，化解存量債務，建立科學合理的考核評價體系。因此，管理會計在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市場化轉型過程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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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 社會企業 發展 選擇
[中圖分類號]F27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6623（2013）02-0091-03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企業作為非營利組織和商業企業融合的形式，在國際社會中快速發展。這種新型社會組織具有社會性和企業性，將社會創新和企業精神結合在一起，在擴大社會就業、減少貧困、環境保護、社區發展、改善社會公共服務等領域積極創新，對解決社會問題，發揮了積極作用，并以卓越的經濟效益贏得了廣泛關注和好評。
一、社會企業概念
社會企業屬于新生事物，尚無統一定義，有關社會企業概念的研究隨著實踐的發展而在不斷變化和深入。
國內研究人員在吸收國外社會企業概念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社會發展實踐，對社會企業的概念確定進行了嘗試。時立榮強調社會企業對吸納弱勢群體就業的特殊作用，稱之為“非正規就業組織”。馬仲良概括了社會企業的五個主要特征：即以社會效益為宗旨、用商業模式運作經營、收益不分配、社會企業家領導、得到政府支持。俞可平把社會企業視為公益性社會服務為主要目標的企事業單位，是運用市場手段解決社會問題、創造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共贏，體現了社會創新理念的新型組織形式。王名綜合了社會企業的非營利性和市場性，認為社會企業可以定義為一種介于公益與營利之間的企業形態，是社會公益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產物。
綜上所述，社會企業是這樣一種組織，它運用商業技巧和手段，最重要的目的不是為了追逐利潤最大化，而是為了追求社會公益。其內涵是將企業家精神、組織化管理、企業化運作融入為公眾謀福利的社會公益實踐，與公益組織社會活動的無私、奉獻、分享、高尚使命完美結合。正因為如此，社會企業才能夠成為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力量。社會企業是企業的一種，有明確的營利動機、風險意識、競爭取向、創新精神和不斷擴大規模的資本積累沖動；同時，社會企業也是非營利組織，面向不特定多數人群或者弱勢群體有明確的公益目標和宗旨，非營利的利潤分配機制，富于參與互動的治理結構。社會企業可以理解為企業的一種特殊形式，也可以理解為非營利組織的一種特殊形式。
二、我國社會企業發展現狀
我國社會企業于五年前興起，目前仍處于起步階段，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模式：一是依托既有體制的公益創新模式，二是積極引進市場機制的社會創新模式。我國社會企業的發展還存在不少問題，需要各方面關注和支持。
（一）缺乏相應的政策和制度支持
從社會企業發展所面臨的政策和制度環境來看，我國目前尚未出臺有關社會企業的政策法規，地方政府也在觀望，盡管在很多場合官方表達了對社會企業積極支持的態度，但是成文的政策法規尚未出現。理論研究也多屬探索性，有關社會企業發展的戰略規劃、政策體系和制度建設方面的研究尚未展開。同時，既有的政策法規中，許多不利于社會企業發展的規定也還在發揮作用。這些都表明，我國目前尚未形成有利于社會企業發展的政策法律環境。
（二）認知程度和信任度還比較低
社會企業概念不僅一般大眾不是很理解，連學者以及非營利組織的人員也不是很明白，社會企業的公益性遭到公眾懷疑。人們難以接受“用市場謀公益”的善意推斷，這與西方發達國家深厚的慈善傳統有很大的差別，很多社會企業處于萌芽狀態時很難得到公眾的正確理解。在利潤分配上如何平衡企業持續發展和公益目標，也成為阻礙公眾認可社會企業的一個障礙。
（三）市場運作能力和公益創新能力有待提高
社會企業在市場運作能力和公益創新能力兩個方面都有待提高。從市場運作能力來看，無論依托既有體制的公益創新模式，還是引進市場機制的社會創新模式，社會企業的歷史都還非常短，大多數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尚未形成可持續的發展機制與核心競爭力，不少社會企業尚處于維持簡單再生產的階段，難以謀求應有的市場份額，市場運作能力普遍不高；從公益創新能力看，社會企業如何跳出既有的公益范式，在資助方式、受益對象、受益程度、激勵機制、學習能力改進等方面有所突破？如何將市場受益改進并提高公益事業的效率？如何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建立公開透明的問責機制，并復興公益事業的社會公信力？這些都是許多社會企業尚未回答而又亟待回答的問題。
三、提升社會企業發展能力的路徑分析
中國社會企業的發展戰略應當包括六個方面的內容。
（一）提高社會企業運營效率
雖然社會企業和商業企業的目標完全不同，但社會企業必須借鑒商業企業的經營理念、經營方式、管理方法、管理經驗等，充分參與市場競爭，以此獲得獨立的資金來源，在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同時，保障社會事業的持續進行，最終更好地履行其社會使命。要整合利用社會資本和其他資源，加速社會資本的循環利用，創造更大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
和商業企業一樣，社會企業必須能夠創造價值才能生存和發展，從而改變人們心目當中社會救助只能采取非營利組織的形式，并且因為社會企業關注的社會問題分布在影響大眾民生的日常生活，如扶貧開發、弱勢群體就業、社區服務等領域，優質的產品和服務應該是社會企業追求的終極價值目標。人們希望在某個領域對社會公益有所貢獻的意愿縱然可貴，建立一個可持續的商業模式也至關重要。社會企業的創辦者秉持解決社會問題的熱情和美好愿望，但是往往缺乏足夠的資金支持、明確的戰略規劃、項目執行策略，甚至沒有清晰的財務報表，因此不但公信力不足，難以募集資金，也常使善行后繼無力，組織難以維持。
（二）整合社會資本與各種社會資源，謀求社會企業的價值活動創新
社會企業需要整合多方相關利益者的關系并進行創新，最終實現有效的社會企業商業模式創新。同時還要有相關制度來評估該商業模式的社會價值和社會影響力。從商業企業的逐利性來看，社會創業應該是社會企業發展的最有利的契機。將有成功希望的產業創意發展成為有吸引力的機會應該是社會企業成功的關鍵環節。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等環境因素與社會因素的影響下，社會企業家要有創業的欲望，并根據特定的環境來開發可行的商業模式和制定適當的資源戰略，以此來實現其社會企業的終極目的。
（三）建立健全社會企業發展的法律政策環境
根據我國目前社會企業發展的現狀，宜盡快將促進社會企業發展提到各級政府工作的議題上來。有條件的地方政府，可組織力量研究制定本地區發展社會企業的戰略規劃或者發展綱要，探討有關社會企業規范發展的制度框架。在條件成熟的地方，可制定有關促進社會企業發展的地方法規。同時，梳理現有的制度法規，對不利于社會企業發展的規定進行必要的調整和修改，努力營造有利于社會企業發展的政策和法律環境。
（四）拓寬社會企業的資源來源和市場空間
要從政策上積極探索為社會企業的發展拓寬資源來源和市場空間，幫助社會企業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不少社會企業家會發現，他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在資源約束下完成大的變革，需要有資金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實踐。面臨的困境，不僅僅在啟動初期，更多是規模擴張時所需要的資金缺口。因而整合各界資源就顯得更加迫切。應鼓勵商業企業為社會企業的發展提供公益支持，鼓勵基金會投資社會企業，加大政府支持社會企業參與提供公共服務的力度。
（五）培育和挖掘有潛質的社會企業家
大多數社會企業的創意來源始于具有創新思維、堅強毅力和深遠社會目標的人，往往是他們發現新的市場機會，真正著手去實現。當外部環境發生新的變化，產生新的社會需求時，社會企業家往往會有超前的產業創意，從而創建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家并不是通過簡單培訓就可以產生的，更多是來自社會底層，在社區生活并懷有強烈情感的人，同時他們又了解外部世界，具有寬闊的視野和膽識。所以從事此種支持的基金會和機構，需要深入基層，建立通暢的發掘管道，保證與具有社會企業家潛質和愿望的人士建立直接的聯系。同時，建立國內的社會企業家網絡，推動多種形式的互動交流。
（六）營造社會企業發展的良好社會氛圍
在對于公益信托的理解中，公益信托的投資來源于信托資產及其收益，由于公益的受益人是無對價的享受公益，因此公益信托的實施不會有任何商業收益，這從根本上決定了公益信托的委托人不僅不能享受任何回報，甚至還要以捐獻財產的方式才能參與公益信托。這種高尚的形式，由于對委托人要求過高，因此典型意義上的公益信托在當下中國難以得到發展；而私益信托由于其準入門檻過高，導致一些需要資金扶持的具有公益性質的事業也難以得到發展。論文百事通在資金投向的項目的劃分上，除了完全的商業性質的項目與公益項目之外，仍有一部分具有很強的公益性質的商業項目，例如經濟適用房建設，雖然購房人仍要付出相應的對價，但這些項目的建設者沒有商業訴求，項目用途主要在于解決特定群體的困難，其公益性質不言而喻，但由于其融資規模較大，現行的信托制度設計無法滿足其融資需求，因此在公益信托和商業信托之外，有必要創設一種新的信托模式，準公益信托。該信托設計適用于像經濟適用房這樣的商業模式運作的社會公益項目。
下面我們以經濟適用房為例來闡述準公益信托的信托模式的有關法律問題。
一、關于公益信托的理解
公益信托，也可稱慈善信托，是指出于公益目的而設立的信托，此種類型的信托在社會生活中通常表現為：委托人提供一定數額的財產作為信托財產，由受托人管理該項財產，并按照有關信托行為的規定，將信托財產及其收益運用于舉辦某一項或某些公益事業。
按照我國《信托法》第六十條的規定，公益信托的設立應為了以下的公共利益：（1）救濟貧困；（2）救助災民；（3）扶助殘疾人；（4）發展教育、科技、文化、藝術、體育事業；（5）發展醫療衛生事業；（6）發展環境保護事業，維護生態環境；（7）發展其他社會公益事業。
從上述關于公益信托的法律規定看，公益與私益最根本的區別是受益人的區別——在于它并不是以特定的某一人或某些人為資助對象，而是以整個社會或該社會一定范圍內的所有需要該項資助的人為資助對象。這在法律中有明確的規定，而且獲得資助的條件也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所以，應當理解為，為使社會公眾或者不特定的群體或者同一性質的大范圍群體受益的應當認定為公益，因為其獲益的對象并未被特定化，帶有廣泛性和不確定性。相反的，如果某一獲益行為，設定的獲益對象是指特定的一人或幾人，或者是帶有局限性的群體，那么就應當認定為私益，因為其獲益的對象已被特定化，在確定的范圍之外他人不可享受此種利益。
從信托上來看，如某一信托，它旨在救助全國或某一地區的所有無助的人，則屬于公益信托；它僅以特定的某幾個人為資助對象的話，就屬于私益信托。從公益信托實質方面講，該信托應該有明顯社會利益。從形式層面看，受益人應該不特定。只有受益人不特定，誰都有可能從中受益，才可認為信托具有公共利益實質，從而成立公益信托。而私益信托是要求指定特定的受益人，可以是投資者，也可以是投資者指定的個體，受益具有確定性。
二、從當前公益信托法律規定的缺陷重新認識公益信托的概念
當前公益信托在實踐中的表現主要為兩點：（1）委托人的非營利性，實踐中表現為委托人的捐贈方式；（2）信托財產或者收益直接投資于公益項目（信托財產進行其他投資進行增值不在此討論之列）。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目前法律對于公益信托的規定存在的兩個問題：完全的非盈利性甚至是捐獻使得許多熱心于公益事業的人望而卻步。作為資本，追逐高回報是其本性使然，而在中國老百姓還不普遍富裕的情況下，要求其參與公益事業不求回報甚至完全捐贈，很不現實，所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為何出力的大有人在？說明大家公益之心是切實存在的，因此廣大市民能夠參與低回報的信托項目，就體現了其公益之心，集腋成裘，此類的公益項目中，雖然個人投資額度小，但是由于可以參與的人數可觀，其規模不可小覷。
其次公益事業是列舉性的，那么在對公益沒有定義的情況下，如何理解項目的公益性，例如政府的經濟保障房建設是不是公益項目？在傳統的理解上，我們認為公益信托應該投資于公益事業本身，而如果經濟保障房項目的信托資金是投資于開發商而非直接的公益項目本身，那么這是否可以理解為公益信托？我們認為有必要對于公益事業進行廣義的理解，只要社會上的不特定的困難群體從這個信托計劃的實施中得到了利益，并且實施者沒有從中得到利益，均應該認為是公益事業。就經濟保障房信托項目而言，經濟適用房項目由住建房公司承建，住建房公司在承建人的基礎上只獲得微薄的利潤，這也是準公益信托的關鍵性質之一，它不是單純以獲利為目的。此次信托的主要受益人為社會廣大的購房困難弱勢群體，經濟適用房的建設是為了讓更多的人能夠享有住房。民法理念“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住房是一個人生存的最起碼要素，然而縱觀現今全國房市，房價居高不下，普通個體只有望房興嘆，或者花一輩子的時間背上房債，成為不折不扣的“房奴”。在這樣的經濟背景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調控房地產的政策，試圖穩定房地產市場，從宏觀來看，這是一種政府公益的行為。所以可以這樣理解，經濟適用房是以滿足社會人群對住房的需求的公益事業行為。公益的廣義理解，可以擴大公益信托的范圍，讓那些政府想做而無力做的有利于廣大困難群體的事項獲得社會上大批小額閑散資金的支持。
從當前公益信托的缺陷看，我們應當將低于一般市場資本回報率、資金使用人不從中盈利、有利于社會弱勢全體的信托計劃納入公益信托的組成部分，從而為公益信托掃除障礙，讓更多的社會資金參與到公益事業中來，讓更多關愛社會公益事業的人參與到社會公益事業中來。
從委托人是否盈利看，我們可以將準公益信托稱為營利性公益信托；而傳統的公益信托則為非營利性公益信托。這樣我們認為公益信托應該有兩個部分組成，即典型的公益信托和準公益信托。
三、準公益信托的運作模式
對于準公益信托應該盡快立法，使之運行具有法律支撐。我們認為準公益信托的基本運作模式應當如下：
兩年來，社會資本的響應度和參與項目的資本結構尚沒有達到所望。PPP意義上的社會資本，根據財政部2014年的《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第2條，是指本級政府所屬融資平臺公司及其他控股國有企業以外的，“已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境內外企業法人”，包括國有、民營和外資企業。已經簽約落地的項目，不但在數量上遠小于招商項目庫中的數量，而且在產權結構上，國有企業或者國有控股企業遠高于民營和外資企業。要改變這種局面，激發社會資本的投資活力，需要創造多方面的條件，法治環境應當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其中最令社會資本關注的問題是，要在法律上明確，法律允許什么樣的PPP營利模式或者投資回報，如何得到法律保障。明確投資回報的合法商業機制，是取得投資者信任并產生投資動力的基本條件。
社會資本投資經營公共服務項目的商業模式
社會資本投資PPP項目的目的是取得商業利潤，投資人不是慈善捐贈者或者志愿服務者，行政機關也不得對社會投資違法進行行政征收征用。但是公共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本身，并不是一個可以實行利潤最大化的普通商業領域，而是政府為滿足經濟發展和社會需要設立的公共服務項目。它為營利性產業提供基礎物質條件，例如能源、道路、通訊；為城鄉社會及其成員提供共同生活所必需的公共事業服務，例如生活用電、飲用水、生活燃氣和垃圾處理等。因此需要設置一個能夠反映社會投資商業營利和保障有效提供公共服務共同需要的法律制度，形成以提供公共服務為對象的法定商業模式。
根據已有的各種研究和政府的相關政策，能夠滿足這種共同需要協調矛盾關系的商業模式是可以存在的。它的特征或者條件是：第一，經營者統一承擔項目的設計、建造、經營和維護，實行與政府在項目全生命周期的長期合作，以此減少傳統分段式行政經營的高成本和非經濟性支出。實用美觀的設計可以降低建造的費用，高質量的建造可以減少運營期的維護成本，這種環節關聯的費用減少只有在統一經營的商業模式中才是可能的。第二，利用商業經營者的專業技術和管理技術降低服務成本和提高服務質量，行政機構直接設立管理的經營機構往往缺乏創新動力，缺乏市場經營商業機制和手段。這主要依靠統一經營中的專業分包機制來實現，由項目公司協議聘請專業機構進行經營。第三，項目運營的商業風險降至最低，基本不存在普通商業投資中的無限商業風險。這種風險低下的來源是，由于壟斷性專營產生的需求，帶來比較穩定的價格水平和預算約束的公共財政保障。可能的風險性，則多是來自難于避免的行政決策判斷失誤，或者行政管理不善帶來的不確定性。
不符合上述條件的商業投資計劃和行政計劃，在法律上都不屬于合規的PPP項目，雖然這種現象總是存在。例如有的PPP項目投資人，尤其是建設工程企業，總是企圖限于參加部分工程并取得利潤，然后通過轉讓股份或者終止合同離開PPP項目，這顯然不符合項目全生命周期綜合營利的要求，也打破了項目全過程與政府長期合作的合同預期。這樣的企業更適宜作分包項目的合同商，而不能作為主導投資商或者主要股東，盡管該企業可能財力雄厚。公共服務項目不僅需要投資人，更要受到投資回報條件的約束。既然項目的全生命周期合作是投資回報的主要機制，那么投資人遵守這種條件就是必要的。商業投資的資本成本必定高于行政機關融資，如果不按照既定商業條件消化高成本的投資，就有極大的可能將高成本轉嫁給公眾用戶或者納稅人。這就將從根本上違背設立PPP制度的宗旨，還可能引發社會不滿甚至不穩。因此，法律將對具備這種特征的商業營利模式提供嚴格保護和有效規范，以保障投資人獲得合法回報，行政招商方能夠理性安排公共服務項目。
保護PPP商業模式的法律制度
具有上述特征的商業模式，揭示了公共服務領域社會投資的商業營利條件，提供了形成法律制度的正當性基礎和立法原則。法律對PPP商業模式的保護，主要是在商業組織和合同制度方面。
首先，在商業組織上設立PPP項目公司。投資人經過競爭程序成為政府的合作者以后，應當建立項目公司作為項目運營機構。政府可以參股，公眾用戶的代表和公眾代表可以進行監督或者參與決策程序。項目公司具有有限責任和特定目的工具的雙重屬性，因此產生保護投資人和項目公益性的雙重功能。項目公司登記為有限責任公司，對項目中的投資風險與投資人其他資產的安全進行隔離，可以產生鼓勵投資的作用。項目公司的特定目的載于經營范圍的登記和公司章程中。它使公司投資和經營活動及其收益用途只能限于既定的PPP項目。由于項目公司特定目的的約束，投資人只能夠通過本項目經營取得收益和投資回報，因此政府方面有義務確定投資回報方式和相關風險的分散與克服方式。
其次，投資人與政府之間形成合同法上的債權債務關系。合同關系的作用，不僅以違約責任約束雙方當事人，同時也有成本約束和節省開支的功能。過去由于預算約束偏軟，政府投資的工程項目往往超預算建設。政府最早批準的工程預算與最終的投資總額可能差之千里，同時也給相關管理部門留出了尋租腐敗的空間。現在的PPP項目中也有類似現象，投資人在投標時故意壓低出價，中標和簽約以后再以各種名目要求政府給予補貼或者其他支持。這些行為都是不符合招標投標法和合同法的，雙方仍然沒有真正接受合同法上債權債務的約束。合同中應當把可以承諾的義務與可能的風險分離，兩者界限不清楚就可能導致合同約束力不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