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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貧困自述書優選九篇

時間:2024-04-22 15: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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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貧困自述書

第1篇

一、國外研究

國外對教育救助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的反貧困作用、維護教育公平、教育的人力資本投資功能和教育救助政策內容與制度措施方面。在強調反貧困的重要意義上,聯合國2003年在《千年發展公約》中指出,發展中國家要擺脫貧困,采取的重要政策就是要投資于健康和教育,這些投入不是有礙而是有助于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又反過來有助于人類發展。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中指出,通過對社會與經濟地位都處于弱勢群體的學生提供教育機會,既可以讓其增加知識,也可以增加其向更上一階層流動的機會,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2002)

許多學者還認為,貧困救助制度和政策對于維護維護教育公平具有重要的作用。現代教育公平理論中,美國科爾曼和瑞典胡森的觀點最具有代表性。科爾曼認為,“教育機會均等”概念經歷了這樣的演變過程:由沒有均等目標到創辦面向全國適齡學生的義務教育,到為所有兒童提供同樣的教育機會,最后發展到追求教育結果的均等。(科爾蔓(James.Coleman).《教育機會均等的觀念》,2000)美國倫理學家羅爾斯也從社會正義論的立場出發,認為“教育機會均等是做不到的,我們只能向結果均等的目標努力。”為了平等的對待所有人,提高真正的平等的機會,社會必須更多的注意到那些天賦較低和出身不高的社會人群,要向平等的方向補償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傾斜。學者李永生和高洪源認為美國解決弱勢群體的教育問題是一項尋求推進社會公平的國家政策設計,并對美國長時期的國家政策實踐體現的對弱勢群體的教育公平的追求的脈絡進行了梳理::1.對弱勢群體的教育機會均等的追求;2.對弱勢群體享有的教育資源分配的公平追求;3.對弱勢群體的教育效果平等的追求以及由此而行成的對弱勢群體的教育進行補償。(李永生、高洪源,《基礎教育參考》,2007年3月)

還有學者從人力資本的角度去分析教育救助行為,認為教育救助作為一項社會投資,可以通過對受助者知識能力的訓練,幫助貧困家庭子女提高生活技能,進而提升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本水平。

在提出相關措施,改進教育救助水平方面,國外學者米奇利(Midegley?J,1995)提出了社會發展的觀點,社會發展的觀點用于協助弱勢群體及其子女的教育是非常有積極意義的,他認為社會救助的方式應更強調整體性與動態的過程;社會救助的策略應更注重那些被救助對象的參與,并重視他們的潛能發展;社會救助的策略將趨于多元化。(孫瑩.貧困的傳遞與遏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21―22.)

在介紹國外教育救助制度方面,國內學者馮英、聶文倩編著的《外國的社會救助》一書概要性的介紹了英國、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社會救助制度,涉及教育專項救助的部分進行了簡要羅列;姚建平在其著作《中美社會救助制度比較》中通過比較研究的方法,較為詳細地介紹了美國教育救助的內容、特點和影響;王英杰在《亞洲發展中國家的義務教育》一書中介紹了日本和泰國在教育救助方面的援助方式,以及落實教育機會均等政策的具體做法。

二、國內研究

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起,隨著城市貧困問題的突出,完善社會救助制度成為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從研究角度來看,社會救助制度分為住房救助、醫療救助以及教育救助,學術界關于教育救助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實證研究為主,根據城市貧困家庭子女教育存在的問題與需求提出政策建議。孫瑩,周曉春在其著作《我國城市貧困家庭子女的教育救助問題研究》[1]一文中采用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得出貧困家庭子女受教育狀況明顯比普通家庭差的結果,提出在觀念上建立人力資本和社會投資的理念,在行動上策劃和發展有效的職業訓練方案;陳靜在《淺析城市貧困家庭的子女教育問題》[2]一文中通過對貧困子女教育現狀分析,提出資源配置及政策制定上的相關建議等;湖南省城市社會經濟調查隊對該省10個市和6個縣的265戶城鄉貧困家庭的教育負擔情況進行調查,得出貧困家庭急需教育援助的結論。[3]尹海潔等在對哈爾濱市256戶貧困家庭的調查發現,子女的教育費是城市貧困家庭最主要的經濟負擔。[4]龔立新對江西省南昌市的部分低保家庭經濟狀況進行調查分析,被調查的家庭中很少有獨立承擔子女教育費用的,總體上看南昌市低保戶家庭在子女教育費用的支付方面,主要依靠學校減免。[5]山東省教育廳調查組的針對山東省的城市低保家庭子女上學難情況的調研報告指出,雖然城市困難包括低保家庭的教育救助,越來越得到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重視,但是教育救助仍然存在不少問題,其中主要在于救助政策比較籠統,缺乏具體實施措施和規范化管理。[6]

第二,運用社會支持網絡理論解讀貧困家庭子女教育情況。張長偉在《高校貧困生的正式社會支持網絡》中以貧困家庭子女的高校貧困生部分為特定研究對象,對貧困生的正式社會支持網絡狀況進行了分析和評估。韓芳、陳洪磊合著的《北京城市貧困家庭生活狀況及社會支持網絡研究》在教育方面做了貧困家庭需求現狀分析,提出一系列社會支持對策及建議。

第三,分析教育對于反貧困的作用,從教育救助的實際意義出發,提出相應措施或政策。關信平提出城市教育扶貧是加強和擴大反貧困行動的主要措施。[7]楊立雄指出,城鎮最低生活保障存在強調生存、忽視發展的問題,建議實施發展性救助。[8]有學者認為制度優化是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實施效果的途徑,其中包括設立針對某些貧困家庭特殊需要的附加保障如教育救助。[9]李迎生在研究救助內容的更新上提出拓寬開發性扶貧的思路,將教育(文化)救助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10]洪大用在談到完善社會救助的重點時指出,要使社會救助更有針對性,即適當區分基本生活救助和其他專項救助,需要基本生活救助的人群不一定全部需要專項救助,應當將教育等專項救助的范圍擴大,把那些收入稍微高于貧困線的人也納入專項救助的范圍,以促進救助資源的效用最大化。[11]

參考文獻:

[1]孫瑩,周曉春.我國城市貧困家庭子女的教育救助問題研究[J].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4,3.

[2]陳靜.淺析城市貧困家庭的子女教育問題[J].學術探討,2009,11.

[3]唐啟賢.貧困家庭急需教育援助――對城鄉貧困家庭教育負擔情況調查[J].調研世界,2002,10.

[4]醫療與教育.城市貧困家庭最沉重的經濟負擔――來自哈爾濱市256戶貧困家庭的調查[J].中國民政,2003,11.

[5]龔立新.南昌市部分低保家庭經濟狀況調查分析[J].價格月刊,2007.

[6]山東省教育廳調查組.城市低保家庭上學難情況的調研報告[J].當代教育科學,2007,7.

[7]關信平.現階段中國城市的貧困問題及反貧困政策[J].江蘇社會科學,2003,2.

[8]楊立雄.中國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回顧、問題及政策選擇[J].中國人口科學,2004,3.

[9]金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實施效果分析[J].南京社會科學,2000,1.

第2篇

這里沒有孰是孰非的問題,有的只是感性與理性的交織所帶來的困惑,與彷徨:鳳凰男與孔雀女的愛情,該向財富讓步?還是有了愛,一切都不存在?

愛情干嘛不要起步價

曉琳自述:

我渴望結婚,但一天天飆升的房價,讓我們望而生畏。最近我看上一套相適的小戶型,好不容易托熟人排到優先選房的號,結果,他卻給了同事。我覺得,他根本就不為我著想。

結婚是一輩子的事情,難道他忍心讓我直住在租的房子里,女人都有愛情起步價,這是對愛情的一種態度。

林健自述:

我覺得現在的曉琳變得世俗起來。我家在農村,為了我讀書,大哥輟學,妹妹早早嫁人, 家人的日子很拮據,這些她都知道。那時,她陪我一頓吃一個面包,也笑得開心。而現在,一談到結婚,她張口就是房子。

她看上的公寓樓,價格高昂,月供、物管都是一筆不小開支。現在我母親生病,大哥結婚要修房,我當然要先滿足家里的需要。況且,公司管理層有福利房,我只要拼命工作就有望拿到。她怎么動不動就用“愛情起步價”說事兒?

愛情不是交易,不是的士,還起步價呢,這只是物質時代里,女人的借口罷了。

伊媚點評:

曾有一個電視節目,討論的正是這樣一個話題,6位男嘉賓中有位是扎根城市6年的鳳凰男,結果就他沒有速配成功,因為他堅持愛情不需要起步價。與物質無關。 個很簡單的事例讓他啞口無言:假如你太太深夜得了急病送到醫院,而你此時卻拿不出手術的費用。豈不耽誤愛人生命?

其實,鳳凰男同樣有自己的“起步價”,他們見過了貧困的日子,所以更注意另一半的地位、身價。他們認識位女孩,必定先要了解,是什么工作?學歷怎樣?家境怎樣?這就是男人的起步價,他們也會左右衡量,精心計算,小心投入。

愛情結束了,該如何買單

晶晶自述:

我們分手,他的農村家庭,不是最關鍵的。我反而覺得,正因為他來自農村,會更懂得珍惜。最讓人難以接受的是,我偶然發現,他留著我們一起去看電影的票,去超市買零食的小票也留著。他這樣是不是早就想到了要分手?面對我的質問,他期期艾艾地說,是他母親讓他這樣的。說別被城里的女孩子騙了。我氣得笑了,我給他買的東西,不知道比這值錢多少。至于分手費,既然他要算,就干脆算清楚。他才是最應該為這段愛情買單的人。

于俊自述:

她喜歡去高檔的地方,而且那些禮物,也是她心甘情愿買的。所謂清單,不過是想讓她通過那些清單,看明白我的付出。幾百塊對于她來說不算大數目,但也是我辛苦掙的。我媽說得沒錯呀,以前我也跟其他城市女孩談過,我也買了不少禮物,結果她們一走,我不是人財兩空嗎?

伊媚點評:

子俊打拼的艱辛,造成了他在物質上步步為營的謹慎。當他以這種類似交易的心態。去面對愛情婚姻問題時,就不太明智了。

絕對AA制,愛情里的“偽”公平?

顧蔓自述:

工作后,我們約定將AA繼續,記錄當天費用,當月結算。看到他把我懷孕流產的費用也記錄在AA專用賬本里時,我心里已不是委屈,而是傷心。他的收入比我高,我們分攤費用,半年下來他小有存款,而我沒有積蓄。一位連流產都要計入AA的高收入男人,我對他缺乏安全感。

羅林自述:

當時說要AA的是她,現在說AA破壞感情的還是她。她不小心懷孕流產,這就跟生病一樣,我把醫藥費、營養費全記上了。結果她看過賬本就變了臉。以前,我做手術的費用不也是AA嗎?怎么到了她身上就不行?雖然我收入高,但也得攢錢啊,我老家在農村,要以防萬一嘛。

伊媚點評:

戀愛初期,經濟不寬裕,采用AA無可厚非,而交往日深,經濟條件明顯好轉,還采用絕對的AA方式,要求收入少的與收入多的出同樣數量的錢,是“偽公平”的陷阱。能者多付,量力而行,才是最公平的原則。

婚前公證,是硬傷還是理性

香妮自進:

經過我再三勸說,父母最終同意我們的婚事,但條件是進行婚前財產公證。因為房子是我買的,車是父母送的。父母的理由是世事多變,以防萬一,還說這樣可以考驗他是否真心。我沒想到,他對此一直耿耿于懷,結婚簡直是在報復,這樣的男人太可怕了。

王磊自述:

我愛香妮,但臨到結婚,他們一家還是沒有接受我。我想,時間長了都會改變的。在香妮暗示下,我做了婚前財產公證,是不忍她為難,也是爭口氣。后來我無意間聽到香妮對閨密說,幸福的秘訣就是把財產抓在自己手里,我媽讓我做婚前財產公證真是沒錯。從那天起,我發現,自己其實沒融入到她的生活中,這樣的婚姻對我有什么意義?

第3篇

易地扶貧搬遷:“幸福港灣”里的新生活

自述:宋其學 (綏陽縣鄭場鎮臥龍村村民)

別墅,花園,健身廣場,這些我以前只在電視里看到過,如今我就住在這種地方。和我一樣,我的鄰居都是從深山里搬遷下來。

我的老家在鄭場鎮關木村,那個地方干旱缺水,路也不通,靠幾畝田地勉強維持溫飽,老木房遇到吹風下雨,瓦片都要往下掉。

2013年,政府啟動移民搬遷工程,我家被確定為生態移民安置戶。我家有五口人,按政府的統一規劃,每人享受到1.2萬元的建房補助,只花了6萬多元,就在集鎮得到了一套3居室的小洋房。

現在我們住的移民安置點,名叫“幸福港灣”,于2012年6月啟動建設,是集生態移民、“四在農家”、扶貧旅游開發、“一事一議”等項目為一體的新型社區,共安置了228戶2000余人。

社區里,水、電、路等基礎設施非常完善,另外還建設了綠化帶、文化廣場、文化長廊以及社區服務中心,住起來很舒心。

除了居住環境好之外,更讓我高興的是,政府還努力解決我們的就業問題,讓群眾搬得來、住得穩、早致富。

我家樓下的陳小剛,在政府的幫助下享受到了10萬元的扶貧貼息貸款。他把自家的三層小樓改成了農家樂,開業兩個月來,生意火爆。

同時,借助距離遵義機場僅6公里的交通區位優勢,發揮萬畝大壩的農業發展優勢,社區附近建設了近萬畝金銀花產業基地,4000余畝油菜基地和核桃基地。隨著產業呈現規模化,一些加工廠也陸續建了起來。

平時我和愛人都在項目基地和加工廠打工,每人一個月可收入2000多元。不忙的時候,我還在樓下做點農產品生意,生活過得比在深山里好多了!

產業脫貧:農業園區托起致富夢想

自述:蘇培軍 (九豐農業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

我是山東人,來貴州之前,我對貴州的印象是山高坡陡,應該不適合蔬菜培植。2012年2月,一次偶然的招商機會,我來到了貴州。這里的空氣、水質、土壤等生態資源,令我有種“發現金礦”般的驚喜。

一個月后,我們公司就在織金縣茶店鄉建設了一個蔬菜基地。改土壤、整田地,我們先后精選百余個品種試種,最終有80多個品種進入了綠色、無公害農產品生產技術操作流程。

半年后,蔬菜長勢喜人,村里的群眾驚嘆,從當初的不愿流轉土地到紛紛主動申請加入。

2014年以來,我們把重心向外輻射,決定利用自身的技術、管理、品牌、市場優勢開拓貴州市場,目前已在畢節、遵義、銅仁等地建立了5個蔬菜園區。園區內種植的蔬菜供不應求,2015年實現產值8000萬元。

發展農業園區,最大受益者是農民。為了讓科技“星火燎原”,我們公司采取無償供種、無償技術培訓、訂單收購等方式,不斷擴大技術員隊伍,每名技術員帶領5至10名當地農民,鼓勵他們自主經營。

一些群眾通過土地入股,平時務工、年終分紅,實現了脫貧致富。目前,我們建設的這五個蔬菜園區可提供就業崗位2000個,輻射帶動2萬多農戶,已帶動全省20余個鄉鎮種植精品蔬菜10萬余畝。

2015年6月,在遵義縣楓香蔬菜現代高效農業園區考察時,對我們的示范帶動予以肯定。臨別時,他囑托我們:“我到這里來,主要就是看中你們對農民的帶動作用。大棚不錯,希望繼續努力。”

總書記的殷切囑托,是我們全體員工最大的動力,為我們繼續留在貴州,帶動群眾致富,增強了信心,提升了士氣。

基礎設施建設攻堅:鄉村舊貌換新顏

自述:彭朝斌 (丹寨縣楊武鎮五一村村支書)

2001年到2006年,我在拉薩市當兵,2006年退伍回到家鄉丹寨后,一直在縣城上班。但我心里一直有一個結:我的家鄉丹寨縣揚武鎮五一村進村的路還沒有硬化。雖說距離縣城不遠,但一路上都是坎坷、坑洼,又臟又難走,村里很多人都外出打工了。

不光路不好,前幾年我們村還沒有通上電,天一黑,整個村子都被黑暗籠罩,出行也不方便,村民只能待在家中,什么事也干不了。

村里的這些情況,我一直看在眼里,記在心里。我想,有機會,我一定要改變這一切。

2013年11月,五一村舉行了第九屆村級班子換屆選舉,在這次選舉中我被選舉成為村黨支部書記。

剛一上任,我就帶領村支兩委在村里走了個遍。通過逐戶了解,村支兩委決定,首先必須改善村容寨貌,消防衛生、道路硬化、安裝路燈等等,一個都不能少。

我們在村里修建了5個標準垃圾池,保證村民不再亂丟垃圾,然后組織黨員和村干部一起打掃衛生,給村民作表率。如今,村莊處處干凈整潔。

為了硬化通村通組路,2014年我們爭取到了國家“一事一議”財政獎補資金,財政出資購買沙子和水泥,村民投工投勞,目前已經硬化了20公里路,還剩8公里左右就完工了。

過去5年,我們村400余戶人家共有160戶爭取到了危房改造的機會,有些年久失修的房子拆了重新建,有些條件不好的房子也得到了改善,村里大部分人都切實享受到了黨和政府的政策福利。

如今村里路燈亮了,道路平了,環境也整潔了,老百姓都特別感激我,但我知道,我只是一個小小的村支書,我能為鄉親們做這么多事,都是因為黨的政策好,我和村民才跟著過上了好日子。

綠色貴州建設:守住生態底線 為發展加碼

自述:田景武 (沿河土家族自治縣鋸齒山林場場長)

我2012年調入沿河土家族自治縣鋸齒山林場任場長。鋸齒山林場建于1962年,處于沿河、務川、德江三縣交界處,線長面廣,地形復雜,由于邊界不清,歷年來糾紛不斷。

我到林場后一直想做好三件事:制止亂砍濫伐森林和毀林占地、有計劃人工造林補植宜林隙地、改善職工工作環境提高生活質量。

林場的工作環境特別惡劣。林場距縣城102公里,沒有硬化路,出行十分不便;林場海拔1200米,而我們在林場住的是木房子,冬天特別冷;以前林場沒有通電,我們只能就著煤油燈取暖。

2012年全省實施了一系列國有貧困林場扶貧項目,我們林場也被列入扶貧范圍,解決了通電問題,林場的工作人員晚上終于不再用煤油燈了。

2013年,中央對貴州的國有林場公路建設進行補助,我們林場得到了21公里的補貼,這讓林場的交通有了很大改善,出行方便了許多。

最令人高興的是,2012年鋸齒山林場從差額撥款轉為了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職工的福利有了完全的保障,那些為護林守林奉獻了一輩子的職工也沒有了后顧之憂。

防止偷砍盜伐,防止國有資產流失,保護生態環境,是我們林場工作的重心。記得2012年,經常有人到埡口場工區偷砍樹木,當時我和林場的工作人員蹲點捕獲了兩名偷盜者。

早些年的時候,林場樹木被砍得多,水土流失嚴重,只要下雨,附近的村寨定是遍地黃泥。

我一輩子在林場工作,感悟很深:只有森林茂盛,生態才會好。“十二五”期間,林場一共新造林500畝。

森林是我們貴州寶貴的資源,去年全省開展了綠色貴州三年行動計劃,我和林場的職工一定努力護林造林,為貴州的生態環境貢獻一份力量。

教育脫貧:阻斷貧困代際傳遞

自述:孫偉 (貴州盛華職業學院執行校長)

五年前,當臺灣愛心企業家王雪紅、陳文琦夫婦名下的威盛信望愛公益基金會決定投入8000萬元在內地建一所公益性大學,并把具體實施工作交付給我的團隊時,我只有一個念頭:把這所大學建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當時我們用了一個最簡單直接的辦法,就是查全國各地的各項經濟指標,再進行選擇。各項數據顯示,貴州最需要職業教育。

很快,我帶著團隊來到貴州省黔南州惠水縣百鳥河村,我們懷著忐忑之心摸索前行。時常有人問我,從北京來貴州想辦一所什么樣的職業學校?我笑著回答道:“我想辦一所不一樣的大學。”

在課堂上,老師不是天天把考試掛在嘴上,而是把訓練學生的實際能力和一技之長作為目標,實行從傳統應試教育的“課堂授課和考試”為中心轉向“以素質教育和能力評估”為主體的創新模式。

經過這幾年的探索實踐,最初的希望都逐一實現。

如今,學校已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辦學模式。

2015年上半年,貴州盛華職業學院共有在校生2967人,目前每年大約招收1300名學生,80%來自貴州省連片特困地區,86%來自農村,相當一部分學生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我們希望教育脫貧的根本目的是把他們培養成講誠信、有道德、懂感恩的人。

通過幾年的成長與學習,學生的就業前景一片向好。

在2015年的就業季,學校互聯網營銷學院學生就業率達到90.86%,民族文化傳承中心學生就業率達到97.56%,茶學院、光明天使學院學生就業率更是高達100%。

17%的學生在萬豪、百度等世界500強企業就業。其中,互聯網營銷學院魏良勇同學在百度公司實習3個月后,成為月薪破萬的學生,目前在貴陽創辦“颶風網絡公司”;酒店管理專業陳雨同學在成都麗思卡爾頓酒店實習,獲得酒店優質服務冠軍、五星實習生提名獎等榮譽,超過了來自美國、加拿大、瑞士、新西蘭等地留學的實習生;茶學院2011級畢業生鄧陽、熊鳳倆自己開設茶葉專賣店,僅用了兩年時間就將16萬貸款全部還清……

我相信,我們的學生會在這里實現他們脫貧致富的夢想,創業示范的夢想。

社保兜底:摘掉“窮帽子” 勇打“翻身仗”

自述:林憲平 (黎平縣德鳳街道辦事處蒲洞村村民)

我們村坐落在大山深處,是國家典型的一類貧困村,全村貧困人口比例超過43%,年人均純收入僅有2160元。

因家庭貧困,已過不惑之年的我是村里年齡最大的“光棍”,父親早逝,妹妹遠嫁他鄉,我和母親相依為命,以種地為生。

我家的老房子,是一座已有80余年歷史的木板樓。這是我們侗寨特有的房屋,可是木板經過長時間雨水侵蝕,成了危房。

前些年我也在外務過工,一是想存點錢改善家庭條件,二是想在外面找個對象成家。

然而,外面的務工經歷并沒有想象中那么美好。由于沒有一技之長,我只能打零工,日均收入60元左右。除掉日常開銷,一年到頭基本存不了錢。

欣慰的是,一直以來,我和母親都有低保金和其他民政救助資金,每逢過節,政府還會給我們發放救助物資。

正是有了這些民生保障政策,我們家的日子還算過得穩定踏實。

2015年2月,總理到我們村考察,不僅來我家進行慰問,還帶來他在集市上自掏腰包買的腌魚、糍粑、米酒、侗果、炒米等特產,并詢問我家的收入、糧食收成、有無低保等情況。

當時總理看到我家兩層木板樓破爛不堪,他很感慨:“透風漏雨的怎么住人呢?萬一遇上火災就更糟了!這是我們的心頭之患啊!”

總理還考察了村里的衛生室,關心村醫補貼是否到位,能否安心治病。他囑托當地干部說,要把我們村列入集中連片扶貧開發和精準扶貧的工作范疇。

危房改造、種植青錢柳、引水進寨……一系列的扶貧項目在我們村里開展得如火如荼,而我也成為了此次扶貧的重點對象和受益者。

此后,政府加大了社會保障救助力度,我們村共有441戶人家申請危房改造并獲批,我就是其中之一。我的新房是一棟兩層的磚木混建房,2015年8月開始動工,目前基本建成。新房建設的費用都是政府買單。

為了年邁的老母親以及這棟新房子,今年我沒有外出打零工,決心留在家里打“翻身仗”。今年村里建設項目多,我就在村里給承包商打工。同時,在政府扶持的眾多項目中,我選擇種植青錢柳,縣扶貧辦等部門的領導也時常帶著企業負責人到村里進行技術指導。

第4篇

【關鍵詞】高校貧困生 資助工作 對策研究

隨著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發展,尤其是實行招生并軌學生交費上學的十余年來,繳費上大學的觀念已基本形成,與此同時產生的高校中貧困生問題已經成為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在此背景下,更好地研究和解決貧困生資助工作問題是當前面臨的十分緊迫而重要的現實課題。

一、高校貧困生資助體系及其建立的意義

高校貧困生是個相對概念。一般來講,高校貧困生是指由于家庭經濟困難,上學期間無力支付教育費用或支付教育費用較困難的學生。這些費用包括學費、生活費、住宿費、書費等基本費用。在具體的資助工作中,通常把家庭人均收入較少,有一定數額債務,只能繳納部分學雜費,基本生活費接近于當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線的學生定為“貧困生”,而把家庭經濟收八沒有任何來源,基本上靠借債上學,無力繳納學雜費,在校生活水平明顯低于當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線的學生稱為“特困生”。

2007年,《國務院關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職業學校和中等職業學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體系的意見》及其相關配套措施的落實,多種形式并存的高校貧困生資助政策體系已經在高等教育階段初步建立起來。國家獎學金、國家勵志獎學金、國家助學金、國家助學貸款、師范生免費教育、勤工助學、學費減免等資助形式有效解決了高校貧困生的上大學問題。具體情況是: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考入大學后。可通過“綠色通道”及時報到,入校注冊后核實家庭經濟困難情況,學校有針對性地進行資助幫扶。在資助體系中以國家助學貸款為主,以國家勵志獎學金等為輔解決學費、住宿費問題;以國家助學金為主,各高校的春秋季困難補助、勤工助學崗位等形式的幫扶為輔解決生活費問題。除此以外,國家還積極倡導、鼓勵社會團體、企業和個人面向高校設立獎助學金,一道幫扶貧困生順利完成學業。

高校貧困生資助體系的建立及有效實施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具體體現,是實施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戰略。優化教育結構,促進教育公平和社會公正的有效手段,是切實履行公共財政職能,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必然要求。關系到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的健康、協調和持續發展,關系到科學發展觀的貫徹落實以及和諧社會建設,具有重大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高校貧困生資助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貧困生資格認定缺乏有效的認定機制。貧困生資格認定工作是高效貧困生資助工作的基礎,這一基礎工作的水平和質量高低直接決定了貧困生資助工作的效果。現行的學生家庭經濟情況認定。多以學生自述為主,或由學生家庭所在的街道或鄉鎮民政部門等開具的證明材料。一方面高校貧困生認定的量化標準的缺乏、區域經濟收入水平的差異、學生對家庭收入量化認識的模糊及其個人誠信度等因素的存在,給資格認定工作帶來很大難度。另一方面,由于街道或鄉鎮民政部門等所提供的證明材料的可靠程度參差不齊,缺乏系統的公正性,導致的結果是部分非貧困生獲得了貧困生資格,而部分真正貧困的學生卻得不到應由的幫助,造成了資助工作中“貧困生不貧困”的情況存在,影響了資助工作的公平性。

貧困生資助工作缺乏心理疏導和人文關懷。高校貧困生是一個需要給予特殊關注的群體,因為經濟上的貧困,他們肩負著家庭甚至幾代人的希望;因為貧困。他們的求學之路比常人艱辛;因為貧困,他們的內心常常比較脆弱。在實際的貧困生資助工作中,重物質輕精神的情況比較典型,人文關懷、個人尊嚴、感情需要和心理撫慰很難得到尊重和滿足。愛心企業資助大都需要舉行捐贈儀式,樹立和宣傳企業形象。為保障資助工作的公正性,貧困生的信息在一定范圍內的公示通常的做法。保證了資助工作的有效監督。這些工作形式的出發點和目的無可非議,但使貧困生心理上承受著巨大壓力,嚴重影響其學習和生活,資助工作的實效性也大打折扣。

貧困生資助工作時段過于集中。導致難以解決突發事件造成的貧困問題。由于政策因素,每年的貧困生資助工作主要集中在固定的時段,而且剛性的政策要求必須按時、按量、足額下發。一方面,這種方式使國家的高校貧困生資助政策得以有效落實;另一方面,卻對于階段外時段因病、因災或家庭突發變故等原因造成的貧困生問題關注較少。在具體的工作實踐中,每年都與一些學生因病、因災或家庭突發變故形成的新增貧困大學生群體,而由于資助時段過于集中的原因,不能滿足貧困生資助工作現實的資助需求。

貧困生資助工作重給予性扶持輕主體性激勵。在目前的貧困生資助基本上都是無償給予的,過多的給予性扶持會使部分學生和家長在思想上走八了誤區,一味依賴學校和社會的資助,完全把希望寄托在資助上,“等、靠、要”的思想嚴重。這種情況的出現還會引起一些學生的攀比心理的滋生,出現不貧裝貧的現象。因為一些學生看到某些貧困學生不努力,學校活動也不積極參加,也沒有為學校和班級做出多少貢獻,但一紙貧困申請就可以得到資助,其數目比自己通過努力學習和優良表現而得到的獎學金還要多,很可能產生心理的不平衡,不貧裝貧現象就會滋長。這從每學年學生報到時交學費的情況就能夠非常明顯地看到。一些本來自己能夠交學費的家庭根本就不帶學費到學校,一些本可以通過親戚朋友籌集學費的家庭也不再努力籌集,更有甚者,一些學生從家里帶來了學費到校,但就是不按時交納學費,而是采取觀望的態度,影響了資助工作的正常開展。

三、高校貧困生資助工作中問題的對策

建立、健全的貧困生資格認定的科學、合理的工作機制。國家教育主管部門應盡快牽頭制定、出臺認定高校貧困生的統一標準體系:工作中強化誠信教育,引導樹立正確、積極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弘揚集體主義精神,培養關愛、友善、禮讓的傳統美德和優良品質,使“應受助者得助”。要建立專門的大學生資助工作中心。做到人員到位、制度到位、職責明確,嚴格工作程序,從貧困生的申請、審核、公示、建檔、跟蹤調查、違紀查處等各個環節加強監督和管理,消除人為因素和主觀操作的影響,隨時取消弄虛作假學生的資助資格,并予以校規校級的懲處;采取定期資格復查的辦法對全部的貧困生進行資格復查,并不定期地隨機通過信件、電話、實地走訪等形式進行核實,確保貧困生資格認定的客觀、真實性。

高校的資助工作要高度重視心理疏導和人文關懷。通過關愛、啟迪、和引導,幫助貧困生克服心理障礙,不畏艱難,敢于面對貧困,面對困境,提高自身素質,搞好知識儲備,這是高校貧困生資助工作的內在要求。在資助工作中,要注意方式方法,體現人文關懷,激發貧困生的主動性、發揮主體能動性。高校及有關部門應將人文關懷作為貧困生資助的核心理念來對待,加強對貧困生的經濟關懷、精神關懷、學業關懷和能力關懷。貧困生資助工作中,必須堅持以教育為先導,以育人為目標,在經濟上給予貧困生資助的同時,加強對他們的思想和心理健康教育,關注他們的精神世界,維護貧困生的自尊和人格,培養其高尚的人格,給他們提供精神動力。真正達到資助的目的和效果。采用適當的方法教育培養他們養成艱苦奮斗、自立自強的良好品德和積極健康向上的心理素質,是解決貧困生問題的根本目的。資助工作使貧困學生獲得物質支持的基礎上,通過有針對性的心理疏導和人文關懷使他們獲得發展的精神動力,最終融入生活。實現自身的全面發展,以期將救助精神和愛心發揚光大。形成文明互助的良好社會風氣。構建貧困生資助人文關懷的長效機制。

第5篇

關鍵詞: 高校貧困生 資助 教育管理

貧困生是一個群體的代名詞,培養一兩個優秀的貧困生不足以體現教育的成功。在一定范圍內,貧困生群體整體素質的提升才能催生出優秀的個體,優秀的貧困生不是單獨吃小灶的“精英化”教育的結果,而是在面向群體的“大眾化”教育下凸顯的個體。我作為高校教育工作者,根據在實際工作中積累的工作經驗,就如何培養優秀的貧困生群體發表見解,實際上是貧困生的常規教育管理探討,不當之處求與他人商榷。

一、管理重在過程、成于細節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和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對進一步做好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工作,努力促進教育公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1.通過評議小組的民主評議,建立動態貧困生檔案。

確定貧困程度是一切貧困生管理工作的前提和基礎,一紙由生源地縣區級民政部門開具的貧困證明不足以全面真實地說明一個學生的貧困原因、程度和資助方式,等等。各地對貧困狀況的理解不同,存在地區經濟發展差異,貧困證明本身的真偽也有待考證,因此,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成立專門的評議小組確定學生的貧困程度。國家指導意見第六條第四項規定:“認定評議小組進行民主評議時應著重考慮孤殘學生、烈士子女,以及家庭成員長期患重病、家庭遭遇自然災害或突發事件等特殊情況的學生。”以我院某系2010級學生為例,兩個班共80名學生,其中提交特困證明的有29人,占學生總人數的36%,遠遠超出國家20%的資助范圍。所以,在現實操作過程中,確定貧困程度不僅要區分出10%的特困生,還要在眾多的“準貧困生”中選出10%的貧困生,而往往貧困生的家庭貧困原因又非以上所提到的“特殊情況”,因此,評議小組的工作是相當艱難的。

評議小組應該由以下人員組成:輔導員、班委成員、寢室長、普通同學代表等。輔導員在這個小組中起著主要作用,這是由輔導員的責任和所處地位決定的,因此輔導員的評議工作應該是全面而深入的,從迎新的第一印象,到個別談話的細節詢問,再到家訪、問卷、群眾意見等的信息搜集,最終將所有的意見帶給評議小組;其他評議小組的成員來自不同的層面,應該對所有貧困生有一個全面合理的評價,與輔導員的評價互為補充。當然評議小組的成員應該遵循貧困生回避原則。評議小組的工作要持續貧困生在校全過程,評議小組應該每年召開一次評定會議,時間定在每學年的開學初,但第一次評定應該在入校后兩個月左右,使評議小組成員對每一個貧困生都有充分的了解;每年召開一次是為了將家中發生重大變故的貧困生調整到貧困生檔案中,這樣才能建立符合客觀事實的動態貧困生檔案。

在整個過程中似乎缺少了貧困生的自述過程,我建議把這個過程放在輔導員的個別談話中進行。輔導員深入貧困生的學習生活中,以“朋友”的態度和方式接觸他們,寬容、真誠、平等地和他們交流,傾聽他們的心聲,能較為真實和全面地了解他們的思想和生活狀況。摒棄在班級中采用民主投票“選”出貧困生的方式,因為貧困生“訴苦”演講缺少人文關懷,真切地傷害了他們的自尊心,且在這種近乎競爭的過程中易產生“爭、搶、要”和“必然論”的心理。貧困生的認定工作要注重以人為本,用大愛呵護這些生長在貧瘠土地上的小苗,并幫助他們成長。

2.嚴格執行國家的獎助政策,落實貧困生的資助工作。

2007年5月13號,國務院頒發了國發13號文件《關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職業學校和中等職業學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體系的意見》,基本形成國家獎學金、國家勵志獎學金、國家助學金、國家助學貸款、勤工助學、學費減免等多種形式的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體系。原教育部部長周濟在出席國務院的新聞會時指出:“每年資助500億,受助學生2000萬。”具體地說,今后國家每年用于助學的中央和地方財政投入、學校安排的助學經費將達到500億元,受助學生約2000萬,其中包括400萬大學生和1600萬中職學生。政策的制定、經費的投入體現了國家、社會、高校等對高校貧困生的大力關心、支持和幫助,在很大程度上將緩解貧困生的經濟困難。

貧困生的資助工作,雖有政策的保障,但重在落實,具體的執行者是高校最基層的學生工作者輔導員。只有輔導員深層理解和嚴格執行國家的獎助政策才能體現教育的公平公正。國家的獎助政策體現了一種導向的作用,國家助學金是面向所有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也就是說被學校認定為貧困生(包括特困生)的學生均有資格申請不同等級的國家助學金,申請的貧困生只需要滿足政治立場、道德品質、學習成績等最基本的要求。由于助學金的名額相對較多,我校幾乎所有的貧困生均可享受國家助學金。國家勵志獎學金具有獎勵資助的含義,獎勵那些自立自強、勤奮向上、成績優異的貧困生。因獎勵人數相對較少,一般學校會附帶獲其他類型獎學金等條件,所以評定難度相對較小。國家獎學金不論貧富,只獎勵那些品學特別優秀的學生,其別要求社會實踐、創新能力、綜合素質等方面特別突出。國家獎學金名額少,但獎金高,因沒有專屬貧困生的評定條件,所以,絕大部分的貧困生往往只能望獎興嘆。近幾年,國家助學貸款、綠色通道等政策宣傳得及時廣泛,因此,在大一新生入校前,很多家長已經為孩子辦理了生源地貸款,特別是西北貧困地區的生源,助學貸款解決的是學費和住宿費,而獎助學金則可以基本解決平日的生活費用,再加上勤工助學、學費減免等其他資助方式,貧困生大多可以順利完成學業。

在實際工作中,基層輔導員常常為了自身工作的便利,執行獎助政策時不嚴格遵循評定條件,不按程序辦事,在國家和學校大的政策下又制定自己的“暗規”:平均分配,導致大量有名無實、有實無名等現象發生,或干脆“輪流坐莊”,實現一定時間段內的絕對平均。這樣,既違背了國家資助貧困生的初衷,又損害了真正需要幫助的貧困生利益。

3.挖掘校內外的各種資源,解決資助以外的困難問題。

高校教育工作者應該盡量挖掘校內外的各種資源,解決貧困生在國家資助以外的困難問題。貧困生所面臨的經濟壓力需要國家、社會、學校的幫助,同時也需要其家庭自身努力分擔,而基層輔導員是融合幾股力量的關鍵所在。除了國家和學校的資助外,社會力量也是我們應該爭取的重要力量。優秀的企業家校友、長期聯系的用人單位或實習單位、愛心人士等都可以邀請到校設立獎助學金,資助貧困學生。面對非義務教育的高等教育,基層輔導員通過家訪、電話溝通等方式向家長講明國家獎助政策之后,必須讓貧困生家庭明確自身的責任,不能形成“等、靠、要”的思想,讓貧困家庭積極改變困境,盡最大的能力幫助貧困生完成學業。

另外,輔導員可以在學校開展各種助困活動幫助貧困生。勤工助學是貧困生自立自強、自己改善經濟壓力的最好辦法。學校通常會提供一定量的勤工助學崗位,比如在圖書館助理管理員、食堂服務人員、辦公室助理等,但相對于貧困生總量來講,這樣的勤工助學崗畢竟太少。家教是貧困生從事較多、工資待遇也較可觀的勤工助學方式,但“買方市場”使很多貧困生沒有較好的家教源。輔導員要積極地做義務的家教中介,為貧困生提供更多可靠的“自助”機會;學校內有“愛心基金”,輔導員要善于為那些有重大疾病的貧困生申請此類善款,為雪上加霜的貧困生解決問醫求藥的困難;發動師生為受災地區的貧困生捐款,幫助貧困生度過暫時的難關。助困活動的目的是消除貧困生因單純的經濟原因而導致的心理焦慮、動力不足等,以利于他們勤奮求學、早日成才。

4.建立資助效果的反饋機制,加強資助后的教育管理。

資助工作應該包括三個層面:貧困生認定、等級資助、效果反饋,而其中效果反饋是下一次認定和資助的依據。通過個別談話、座談、抽樣調查等多種形式,建立資助效果的反饋機制。效果反饋不是單純的跟蹤獎助學金是怎么消費的,還包括資助后貧困生的心理、學習狀態、思想境界及家庭的相關反饋。在進行資助后教育的同時要注意兩個極端:一個是理所應當論,另一個是思想包袱論。前者認為國家有義務資助貧困生完成學業,后者認為接受資助背負感情的包袱。高等教育屬于非義務教育,實行成本分擔機制,大學生作為一種人力資本投資,是國家財政、家庭投入和個人努力三者的有機結合,只有三方共同努力才能獲得最大的回報率,這是對國家、對家庭、對個人一舉三得的好事。

二、教育重在引導、成于自省

國家的獎助政策中有引導大學生熱愛祖國、遵紀守法、誠實守信、品德優良、勤奮學習、全面發展等諸多方面的導向作用,教育無處不在,我們應該有意識地讓資助工作成為又一個思想政治教育陣地。

1.加強對貧困生的感恩教育,引導大學生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近些年,屢次出現受助貧困生毫無感恩意識的案例,不僅傷害了各方資助者內心的善良,而且暴露出當下高校感恩教育的缺失和不盡如人意。高校的感恩教育應該從兩個方面入手:(1)營造良好的感恩氛圍。通過召開主題班會、專題講座、宣傳板、校園網等途徑宣傳、解讀國家和學校的資助政策,讓貧困生了解每年國家對資助工作的經費投入情況、受助學生的數量和比例,讓每一個貧困生都感受到來自各方面的關愛。(2)加強資助后教育。普惠式的助學金條件低、受眾面大,高年級的學生易產生“慣性心理”,認為獲得資助是理所當然的,因此,資助后教育顯得格外重要。加強對感恩典型案例的正面宣傳,對社會上出現的感恩缺失現象進行立場明確的點評,激發貧困生內心深處的感恩主動性。

2.注重貧困生綜合能力的培養,提高社會生存和發展能力。

在貧困生這個群體中,存在著不容忽視的思想和心理問題,主要表現在:自卑心理重,自尊心強烈,性格孤僻、離群,精神壓力大、思想負擔重,缺乏積極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等。高校教育工作者有責任有義務最大限度地優化思想、調整心理,達到全面提升綜合能力的目的。

樹立正確的貧困觀,積極引導貧困生正確對待人生挫折和逆境。通過班團會和其他形式的教育,讓貧困生理性地認識到以下問題:(1)貧困只反映經濟上的差異,不代表人格、地位、能力上的不平等;(2)貧困只反映當前的狀況,并不代表未來的發展趨勢;(3)貧困不應該成為影響學業、人際和消極人生觀的理由;(4)善于在逆境中尋找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動力,如堅強的意志、成熟的心理等;(5)坦然面對現實,欣然接受幫助,通過自己的努力盡早擺脫貧困、回報社會、傳遞大愛。

樹立正確的成才觀,積極引導貧困生自我教育、自我發展。通過開展三下鄉、四進社區等志愿服務和以科技競賽、社會調查、參觀學習、預就業實習等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實踐活動,通過接觸社會了解社會,通過服務社會逐步提升自我,自覺將社會規范和要求內化為自身成長和發展的目標,從而幫助貧困生形成符合社會發展要求的優秀品質。同時,幫助他人、參賽獲獎、實踐收獲等亦能體現貧困生自身的價值,增強自信心;在團隊協作的過程中開拓思路、完善性格;在經歷更多人間冷暖、互幫互助之后,減輕精神壓力,卸去思想重負,以平等、尊重、積極、樂觀的心態面對現實。

樹立正確的榜樣觀,積極引導貧困生自立自強、樂觀積極。開展優秀貧困生典型的宣傳教育活動。樹立學習典型、道德楷模、科技先鋒等,通過報告會、宣傳板及輔導員的導向教育等形式,宣傳他們的事跡,發揮他們言傳身教的作用,以榜樣的力量帶動人,以精神的力量鼓舞人。鮮活的典型一方面激勵陷入困境的貧困生克服依賴心理,走出困境,另一方面引導貧困生根據自己的客觀情況確定未來的發展目標,早日成才。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貧困生是高校中的特殊群體,這個在艱苦環境里歷練的群體主流所彰顯的魅力,影響著一個班集體、一個院系、一所高校的風氣和發展,甚至會影響到一個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高校“希望工程”應該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認真設計構建,需要各個環節的通力合作,達到“潤物細無聲”的效果,實現育人的根本要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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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馬國華,周軍燕.高校貧困生資助問題研究.西部科教論壇,2010,(5).

[3]胡世明,彭恩仁,宋俊杰.淺析新形勢下受資助大學生的感恩教育,法制與社會,2009,(10).

[4]葉吉.輪高校貧困生思想政治教育.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10,(25).

第6篇

他還給300多位委員贈送了來自無污染地區的“陳光標好人”罐裝空氣,并倡導大家綠色出行。如果不是“不小心弄丟了”,原本他還有一項綠色的帽子要戴。

會后,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我會堅持走我的創新道路。但是,今后兩三年,我會稍微低調一點,我的媒體曝光率要減少六七成。”

然而蘆山地震的發生,令他低調的愿望沒有達成。4月20日上午8時,雅安蘆山發生7.0級地震。正在井岡山參加活動的陳光標聞訊立即趕赴機場,下午3點20分抵達成都,5點抵達蘆山災區。

“我要第一個趕赴現場。”陳光標對記者表示。他調動資源,租了13輛重型機械車參與道路疏通,為災民發放了1000床棉被、500個手電筒、1000公斤快餐面。21日上午,他到龍門鄉王家村大石林組慰問災民,發放現金30萬元。

從現場視頻來看,依然是災民們男女老幼排好隊,陳光標微笑著親手將錢一一發至他們手中。就在2年前,陳光標讓盈江地震的災民舉著錢與其合影,引來輿論批評。但這一次,網上罵陳光標的人少了很多。

5月7日,價值20多萬元的“陳光標好人”暖茶隨著賑災物資車隊進入蘆山地震的重災區天全縣思經鄉。陳光標意在為災民暖心打氣,祝愿他們不懼艱難,重建家園。

“暴力慈善”的邏輯

陳光標參與慈善事業多年,但名聲大震始于2008年的汶川地震。地震后短短幾個小時,陳光標就調集60臺工程車,帶著120名員工抵達地震最前線參與救援。

在災區的41天里,他沿途給當地災民分發現金100多萬,親自參與背抬災民的救援工作。此后,他陸續為汶川重建捐款。

這些善舉令他在2008年收獲了“全國抗震救災英雄模范”、“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等許多榮譽,并與李嘉誠共同獲得“中華慈善獎特別貢獻獎”,乃至被譽為“中國首善”。此后,他日益高調的慈善行為也頻頻見諸媒體。

2009年,為提倡環保,他砸掉自己的大排量奔馳;2010年4月,他第一時間趕赴青海玉樹地震災區救援;同年9月,在比爾?蓋茨與巴菲特中國慈善行時,他寫了致二位的公開信,表示自己將是首位支持捐贈的中國企業家,并宣布裸捐。

2011年9月,他在貴州畢節市舉辦個人演唱會,在臺上為農民贈送扎著大紅花的2000頭豬、1000只羊及113臺農用機具。

2012年1月,他到臺灣捐獻5億元新臺幣救濟低收入及弱勢群體,引發當地Y4父女下跪。

3月11日,得知日本發生9級地震,他隨即帶著100萬現金和多面紅旗趕赴日本災區現場;3月15日,他離開日本趕赴云南盈江地震災區參加一線救援。

輿論對這些行為褒貶不一。多次出現的災民舉錢合影照及成捆百元大鈔堆成的“錢山”照,令批評陳光標高調作秀、不尊重受捐贈人的聲音愈來愈多。

面對指責,陳光標表示部分網友站著講話不腰疼。“這些人一個手指指向我的時候,不要忘記下面三個手指是指向自己的,要問問自己,為社會做了什么。”

“我的高調不是為了個人,也不是為了宣傳個人。我從小做好事就高調,得了小紅星就要讓別人都知道。做好事如果我不說出去,心里憋得慌。”陳光標說。

陳光標接受新華網采訪時自述,他出生在宿遷市泗洪縣天崗湖鄉一個貧困的農民家庭,4歲時哥哥姐姐因家貧餓死,他9歲賣水補貼家用,10歲到村里撿垃圾,11歲開始賣菜,12歲租車賣糧食,13歲把老家的糧食賣到溫州,15歲時還放過電影,放的第一部電影是《雷鋒》。

根據他在央視《商道》節目中的自述,他通過賣“跨世紀家庭CT”和靈芝膠囊獲得第一桶金。

2003年,他創立了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正式駛上了致富的快車道。公司網站的數據顯示,公司擁有各類人員4600余名,主要承擔大型廠房、橋梁、高聳建筑物等復雜環境的控制爆破和高技術含量機械設備拆除,是目前全國最大的專業拆除公司,先后參與了江蘇、上海、北京、廣州、四川等10多個省市的廢舊拆除工程。

陳光標喜歡積攢榮譽證書早已不是秘密,他的辦公室里有4000多本榮譽證書,3萬多條哈達,2萬多面錦旗。

今年5月16日,陳光標以“中國首善”的身份出席某論壇,結束時,他沒有忘記要求論壇組織者給他發一個榮譽證書。

陳光標坦承,自己什么都想爭第一,得了一本榮譽證書,就想得第二本,有了第二本就想得第三本。“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追求,我追求錢的欲望真的不是很高,我追求榮譽的欲望很高。”

“善舉”離“慈善事業”有多遠?

今年兩會期間,陳光標在接受新華網采訪時稱,他已向社會捐獻約17億元,希望小學200多所及多個“母親水窖”。

“財富是水,是身外之物。如果有一杯水可以一個人喝,有一桶水可以存放在家里,要是有一條河就該與大家分享。”這是陳光標常說的話。

但對陳光標的評價從來都是兩極。支持者認為,無論他如何高調,拿出的是真金白銀,做的是實事,實屬難能可貴。反對者則指其行為出格,沽名釣譽。

亦有媒體發文質疑陳光標履歷不實,向社會的捐贈單多處含糊不清,善于利用媒體進行自我宣傳,甚至質疑他通過慈善維護政商關系開拓事業版圖。

在5月16日的某論壇上,面對“拿自己知名度換公司發展”的質疑,陳光標說,其企業的一手業務利潤能達到10%~15%,二手業務的利潤在5%上下,并反復重申,捐款的地方不經營,經營的地方不捐款。

當前,國內外富豪的捐贈通常選擇創立或委托基金會來實施。比爾?蓋茨基金會由專業工作人員運行,由畢馬威會計事務所負責財務報表和年度活動報告,并接受社會和媒體的監督。

2010年,曹德旺父子通過中國扶貧基金會捐贈2億元救助西南旱災群眾,但與基金會簽訂了嚴苛的“對賭合同”,內容包括錢不能給干部和生意人,隨機抽查的10%受助家庭如缺損率超1%,基金會要按照超過1%部分缺損比例的30倍賠償等等。

但陳光標更喜歡運用自己公司的人力及財力,喜歡與災民面對面交流。

對此,他的解釋是:“我不建基金會的原因是因為條件不成熟,現在的制度不完善,我現在花錢多方便啊,想捐錢就捐錢,想買豬就買豬,想買車子就送他們車子,要建了基金會就不這么方便了。”

對于這種做法,即便是慈善業內人士,評價也大相徑庭。一直致力于推動中國公益事業專業化、透明化、規范化的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稱,陳光標的高調慈善是“暴力慈善”,是一種“慈善的倒退”。

原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北京師范大學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則替陳光標深感不平:“陳光標替富豪們干了一件好事,‘陳光標’這三個字如果競拍的話,我認為起拍價是100億元。每當有人站出來捐獻,媒體和民間總是充滿了對這個人道德質疑的聲音。只有善意的壓力才會促進慈善,這種惡意的揣測只會打壓慈善心。”

第7篇

關鍵詞: 《傷逝》 和諧 疏離 溝通 兩性關系

魯迅的《傷逝》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以青年知識分子的戀愛婚姻為題材的小說,卻以涓生和子君的愛情破裂為結局,作家所寫的內容是有限的,而其創作所反映的生活是無限的。《傷逝》對于愛情的解讀,在今天仍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能夠帶給我們深刻的思考和警示。他們的愛情到底出了什么問題,如何追求愛情的永恒,愛情與婚姻是每一個人都必須經歷的,那么我們應該如何處理好自己的愛情與婚姻呢,這些問題值得我們在真實的生活實踐中反復思考和體會。

一、愛就要有準備,有擔當

魯迅先生在去世前想得最多的是他的作品能不能被中國人接受,他在1936年4月5號給一個朋友的信中說:“我的文章,未有閱歷的人實在不見得看得懂,而中國的讀書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無法可想。”“中國的讀書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見1936年4月5日致王冶秋信)。透過《傷逝》文本,我們看到的涓生就是這樣一個不懂世事的讀書人。魯迅與許廣平同居前,同樣面臨著社會輿論的壓力和經濟的困窘,但魯迅對社會現實有著清醒的認識,并為可能遭遇的一切做好足夠的精神和物質準備。

生活其實是非常具體的,這些具體瑣碎的生活細節,如果沒有思想準備,你就會覺得它和理想沖突了。日復一日如流水般重復、細碎但又是不可或缺的正常生活在涓生眼中是沒有任何價值與意義的。“屋子里總是散亂著碗碟,彌漫著油煙……”,“加之每日‘川流不息’的吃飯;子君的功業就完全建立在這吃飯中。吃了籌錢,籌來吃飯,還要喂阿隨,飼油雞;她似乎將先前所知道的全部忘掉了,……仍然毫無感觸似的大嚼起來”。《傷逝》多處,寫出了涓生作為青年人的簡單、幼稚。他有意寫子君不優雅的一面,這是寫出生活的本來面目,生存本來就是這樣的,人生沒有那么多優雅的一面。幼稚的涓生不懂生活,不了解生存的真實面目,不屑于粗俗、無聊的煩瑣生活,對社會、對人生、對自己缺乏成熟、清醒的判斷。同居后遭到失業的打擊,但他看不清事情的嚴重性,對整個社會沒有正確的認識。“其實這在我不能算是一個打擊,因為我早就決定,可以給別人去抄寫,或者教讀,或者雖然費力,也可以譯點書,況且《自由之友》的總編輯便是見過幾次的熟人,兩月前還通過信。但我的心卻跳躍著”,涓生的失業對這個原本并不寬裕的家庭無疑是晴天霹靂,子君雖強打起精神鼓勵愛人,但還是因這突然的打擊變了色。子君為愛人的前途和兩人的幸福生活擔憂,因為愛而害怕失去眼前的一切而憂慮。看到子君的變色、怯弱的反應,涓生感到不可理喻、痛心疾首,認為“人們真是可笑的動物,一點極微末的小事情,便會受著很深的影響”,把丟失賴以生存的職業,看成“極微末的小事情”。除了思想上對社會缺乏正確的認識外,對自己也缺乏客觀的認知,對自己的能力太自信。“外來的打擊其實倒是振作了我們的新精神。局里的生活,原如鳥販子手里的禽鳥一般,僅有一點小米維系殘生,決不會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早已不能奮飛。現在總算脫出這牢籠了,我從此要在新的開闊的天空中翱翔,趁我還未忘卻了我的翅子的煽動”。他自覺自己能寫文章,也能翻譯書和文章,就自有“將來的希望”,他要趁自己還沒有喪失飛翔能力的時候迅速振作起來。但生活是殘酷的,失業導致他們的經濟陷入困境,引發了生存危機,在吃了油雞,送了阿隨后,仍然沒法擺脫困境。“寫給《自由之友》的總編輯已經有三封信,這才得到回信,信封里只有兩張書券:兩角的和三角的。我卻但是催,就用了九分的郵票,一天的饑餓,又都白挨給予已一無所得的空虛了”。

這個空有熱情與虛妄理想的讀書人,在生計和意志受挫、無力開拓新生活的時候,卻一味抱怨、厭倦子君的乏味和平庸。通過涓生的口,我們得知了許多警句,如“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創造”、“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等。但從對文本的研讀中,我們發現涓生本人并沒有實踐這些思想的能力。在實際的行動中,涓生的表現又如何呢?由于對生活壓力估計不足,在生活上日益貧困、無力解決生計問題時,涓生想到的不是承擔或是解決,而是逃避。當他放了阿隨,必須面對子君“神情的冷”時,他選擇逃避去了通俗圖書館,把子君一個人丟在了寒冷的家中,這是對現實生活的逃避。正是在圖書館里,他開始了更深意義上的逃避:“我看見怒濤中的漁夫,戰壕中的士兵,摩托車中的貴人……子君,——不在近旁。”他逃回了婚前所謂的自由世界,站在那個角度反思自己“盲目的愛”,認為是子君阻礙了自己前進的步伐;如果能再回到一個人的生活,他或許可以找到更多“別的人生的要義”。在他們遭遇生活的困境,子君最需要靈魂的力量與命運抗爭時,自私而無責任感的涓生對子君說出“不愛”,冷酷地推開了子君,且因不愿面對子君而天天不回家。正是他那不負責任的逃避,加速了愛情的滅亡。在真正感受到涓生的無情、無愛后,子君重新回到自己苦苦掙扎要逃離的專制家庭,在嚴酷和冷眼中默默走向“連墓碑也沒有的墳墓”。涓生是一個卑怯者,他沒有力量承擔重負,他軟弱的肩膀支撐不了他與子君的愛情和婚姻。

第8篇

如果作業中涉及你沒學過的內容,你會怎么做?

A.直接放棄,無視是對這道題最好的回答

B.暫時擱置,萬事問老師

C.翻看筆記上的知識點和例題,從不同角度考慮,想盡辦法解決

D.“參考”同學的答案

答案:以下答案僅供參考,請勿對號入座。

選擇A:你是一個不思進取的人,這種行為會讓你在生活中失去很多機會。

選擇B:你渴望求知,但卻不肯下功夫,這種行為會讓你的依賴感不自覺地增加。

選擇C:恭喜你,你已經具備了成為牛人的最基本的品質――永不言棄,你的風范頗具高斯的氣質。

選擇D:好吧,對你這種“拿來主義”報以十二萬的鄙視。

有牛人必有牛媽

如果高斯生活的年代有類似于名人訪談的節目,在他講述自己步入數學領域的經歷時,他肯定會提到自己的老媽,也許他會這么陳述:

事實上,高斯的老媽確實算得上是一位偉大的母親。在19世紀以前的歐洲,數學是一個冷門學科。你如果想用它來謀生,那就更可算得上是天方夜譚。因此在高斯成名之前,從事數學研究的學者很少能夠得到支持,哪怕是一句鼓勵的話語。但是,因為家庭貧困而從未上學的高斯老媽卻給予了高斯最強有力的支持。每當丈夫指責兒子不務正業的時候,她都會毫不猶豫地站在高斯一邊。也許在人類的歷史上,人們記住高斯的名字的幾率遠遠大于高斯老媽的姓名,但即使如此,請你記住一個偉大的牛人老媽――羅捷雅。

如果你覺得他憑借這幾點就算得上是少年得志,那么,你錯了!他的牛氣絕不僅僅表現在以上幾個方面,如果高斯年代的人能接受采訪的話,生活在高斯周邊的人大概會這么說:

那個家伙,我指的那個神奇的家伙,他三歲時就能糾正他父親的借債賬目的事情。我那時還常為一個數目對不上而熬夜復查呢。

――路人甲

高斯今天在學校里用很短的時間算出了從1加到100的結果,聽他自己說是將這100個數按順序,首尾兩兩相加,1+100=101,2+99=101依次類推,這樣一共有50個101,合在一起就是5050。

―一不想透露姓名的人

這家伙確實讓人佩服,我用一根細棉線系上一塊銀幣,然后再找來一個非常薄的玻璃瓶,把銀幣懸空垂放在瓶中,瓶口用瓶塞塞住,棉線的另一頭也系在瓶塞上,讓高斯不去掉瓶塞,把瓶中的棉線弄斷。沒想到那家伙竟然利用陽光輕松解決了我出的難題。高斯,確實是高!

――不想成為反面教材的人

1787年,10歲的高斯進入了學習數學的班級。這是一個首次創辦的班,孩子們在這之前都沒有聽說過數學這門課程。他的數學老師是布特納,他幫高斯打開了通向成功的大門。

牛人自述

高斯的研究領域遍及純粹數學和應用數學的各個領域,并且開辟了許多新的數學領域,從最抽象的代數數論到內蘊幾何學,都留下了他的足跡。這些籠罩在高斯頭上的光環,也許在你的教科書中提到的更多。不管怎么樣,如果換成是你,你可能更愿意聽聽他小時候那些有趣的故事……

高斯遺失的筆記(一)

我小時候在一所鄉村小學上學,數學老師總是故意找“麻煩”。一天,他出了一道題目,讓我們把從1到100的所有整數加起來,誰做不完就不許回家吃飯。

上帝啊,這種題目我們根本沒學過,這樣做完全是強人所難。他這種故意刁難的行為把我深深地激怒了,我下定決心,就是不爭饅頭,也要為自己爭一口氣。于是我認真地思考起來,很快我就發現了這樣一個現象:如果把這100個數第一個和最后一個,第二個和倒數第二個,第三個和倒數是第三個,兩兩相加,最后的結果都是101,100個數兩兩相加就有50個101,相乘的結果就是5050。

當我把寫好的石板(不好意思,那時候紙張匱乏)交到他手上的時候,他驚得瞪大了眼睛,看著他那像發現新大陸似的表情,我真心好開心,好開心。

高斯遺失的筆記(二)

在我上大學的時候,導師曾給我布置了這樣一道題――用一把圓規和一把沒有刻度的直尺畫出一個正十七邊形。

第9篇

疾步走進辦公室,還來不及緩解一下舟車勞頓,余國良就“扎”在了電腦前,要趕緊將腦子里的東西“驅趕”到電腦上。走千所中職學校取職教真經,訪萬名職教同行尋教育靈感,余國良說自己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跟職校學生在一起,跟職校老師在一起,“他們讓我感受到了年輕與活力,這是職業教育帶給我的愛與感動。”

麥田里的守望者

出生于浙江衢州農村,余國良當過放牛娃,也曾是小小莊稼漢。在那個不愛書生愛武生的年代,得以投身軍營的余國良曾屢屢招來旁人欽羨的目光。在部隊里學文化、練技術,那幾年是余國良成長最快的幾年。退伍轉業,余國良被分配到衢州市技工學校(衢州市工程技術學校前身),那是1986年,學校尚未從小鄉村遷往如今的新校址。

盡管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師范教育,但是憑借一顆愛學生的心,農民出身的余國良逐漸摸索出了一套獨特的教育理念。他在即將出版的《讓失意的鳥兒飛起來》(暫名)一書中講述道:“菜農們為什么總要與那些正處于‘青春期’的四季豆過不去,時常把向外攀爬的藤蔓繞到小竹竿上面去呢?因為只有這樣它們才能迎著陽光向上發展,才能長勢好、結豆多。”從學生們耳熟能詳的種豆常識說開去,將師長們為什么總要規勸、干涉學生行為的道理娓娓道來,讓剛才還趴在桌子上無精打采的學生一下子來了精神。

援引農牧常識進行通俗化的德育教育,可謂余國良的拿手好戲。將閑書比作麥田里的野麥子,教誨學生莫要因為好看而留著它們,以致最終影響“收成”;將行為習慣較差的學生比作差秧苗,提醒教師只要科學周到地侍弄他們,照樣能有好的收成;將要求學生做某件事比作教牛拉犁,先摸摸他們的頭再飽飽他們的胃,還要讓他們先輕裝走上幾圈,以此引導教師在教育學生過程中要循序漸進、由淺入深……這些看似登不上大雅之堂的理論卻實實在在地碰觸到了學生的內心。自詡為麥田里的守望者,余國良認為中職學生需要的正是“農場教育”。

中職學生中的大多數人來自農村,調皮搗蛋、精力旺盛,還愛跟老師對著干!在與學生接觸交流的過程中,余國良漸漸發現這些學生桀驁不馴的性格下往往藏著一顆寂寞悲傷的心。指著照片上那位依偎在自己身邊的“小壽星”,余國良感慨說:“職技校的學生往往來自單親家庭、貧困家庭、留守家庭,他們的成長過程中缺乏親情的關愛、師長的鼓勵,但是調皮搗蛋并不等于品德差,學生越是做出出格的舉動,越證明他們希望引起老師的注意。” 余國良總能犀利地看到學生行為背后的內心訴求,傾其所有地關心著這些孩子,也正因為如此,他也多了許多貼心的“兒子”、“女兒”。

或許連余國良自己都已經數不清到底資助過多少位貧困學生,悄悄幫這個繳了學費,默默給那個塞幾百元生活費,更別提與他結下深厚父女情誼的“小女兒”。倒是學生處的老師留下了這樣一組寶貴的數據:曾經在某一個學期內,余國良就陪伴或探望過59人次的學生“病號”。對此,余國良卻神秘地解釋說:“這并不僅僅是老師關愛生病的學生那么簡單,這是我一直在尋找的教育機會。”

原來,在余國良看來,只有學生愿意接受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否則就如同“摁著牛頭去吃草”。正如他在2009年全國中職學校德育工作論壇會上的發言中所說:“只有愛上這批孩子,才能留住這批孩子;只有留得住這些學生,才有機會教育他們;只有通過教育他們,才能成就這些學生,甚至成就一個家庭!”而探望生病的學生就是一個很好的教育契機,因為一切教育皆有線束,教師把每個孩子都當成了自已的孩子,他們也就把教師當作親人,此時的教育才是“無言而教”。“中職三年是人生的重要分水嶺,我希望他們走上社會時,能成為人格健全、懂感恩、懂生活的良好公民。我是一個守望者,守候著一方教育的沃土,只為能夠看到學生的茁壯成長。”簡單的言語直抵教育的真諦,余國良翻看著厚厚一疊學生們在離開校園前寫給自己的信,有種喚作回憶的笑容爬上了他的臉龐。

校園里的能量源

偌大的會場,臺上卻并不見余國良的身影,拿著無線話筒的他正在學生落座的隊伍里穿梭而行。是他讓學校老師買了許多個無線話筒,“你是主人,你的聲音更重要!”“余書記答全校學生108問”……從2004年至他換崗前,這種大到學習方法,小到食堂服務,讓學生開口說話、培養學生的語言溝通能力的教育形式,可謂標新立異之舉。非但在學生當中反響甚高,而且也打開了一扇師生交流的新窗口。

每每遇到違紀的學生,余國良都會細心與他們交流,在懇談中他發現,很多摩擦都是由于學生不善表達而引起的。“不小心踩了他一腳,我本來是想說‘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可不知怎么的,話到嘴邊就變成了‘我又不是故意的’!”“我以為他明明錯了還想挑釁,張口就回了一句‘你想怎樣’?”聽完摩擦雙方的自述,余國良已經大概能在腦海中還原事件經過了。本來是芝麻綠豆大的小事,就是因為學生不善表達而“變了味”,看來,在中職學生中引入“說話教育”刻不容緩。于是,一場以歌聲、笑聲、掌聲、口號聲、感恩聲為主要內容的“五聲”教育,開始在衢州市工程技術學校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1046,攜手奮斗;物暢其流,奔向全球!”喊著雄壯的班級口號,1046物流班的學生方陣雄赳赳、氣昂昂地列隊來到操場,每個學生都鼓足了勁兒,中氣十足。余國良給每個班級都編創了一句口號,但凡遇到大的集會活動,他都會要求學生先喊上一嗓子。在余國良眼中,這些孩子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正能量,因此中職教育的首要任務就是為這群孩子補充“精神能量”,護住他們的“精氣神”。

除此之外,余國良要求教師多獎勵學生,給予學生愛與關懷,讓學生在輕松的環境中愉悅地接受教育,快樂地度過校園生活;他努力為學生創造一展歌喉的舞臺,“歡歌笑語星期六”、“天天有歌聲”等豐富活動不一而足;“老師好”要天天喊、平安電話周周打,從身邊小事做起加強對學生的感恩教育……用歌聲激活校園、用笑聲裝點校園、用掌聲快樂校園、用口號聲振奮校園、用感恩聲溫暖校園,學生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老師們都忍不住找到余國良抒發感慨:“沒想到我們的學生這么可愛啊!”

但學生的可愛又何止體現在這些方面!某次余國良與一違紀學生邊走邊談心,師生倆經過一處正在滴水的自來水龍頭。余國良下意識地想要去擰緊水龍頭,卻發現它滑牙關不上了。正在余國良愣神發愁的瞬間,那名剛剛還被批評過的學生就近撿起一根小鐵絲,三兩下就將水龍頭暫時關住了。“你真聰明,手很巧啊!”余國良不失時機地表揚了這個前一秒鐘還處在受罰陰影中的學生。抬眼望著余國良,學生清亮的眼神中寫滿了欣喜:“老師,要不您將全校的水電都交給我來管理吧!”主動請纓的提議讓余國良突發靈感,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學生的請求。學校就此成立了“水電管理部”,組建起一支水電管理小分隊,甚至為這支小分隊每人配備了一個水電工的專用工具袋。一支完全由學生自發成立、自主管理的隊伍開始每天“巡邏”在教室樓道間。

“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監督、自我評價、自我服務”是衢州市工程技術學校“五自管理”的核心內容,將權力下放給學生,對學生進行能力培養,這是余國良從“水電管理部”得到的啟示。“因為在水電管理部的管理之下,學校再也沒有出現‘長流水’、‘燈長明’的現象,而且這些學生在其他行為品德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變化。這是賞識教育帶來的積極效果。”于是,從一個“水電管理部”發展出涉及校園生活方方面面的18個學生自我管理部,衢州市工程技術學校的學生自主管理百花齊放。余國良更將此戲稱為:干活的人要多,吃飯的人要少;把人管得“活蹦亂跳”,把事管得“服服帖帖”。而“五聲教育”與“五自管理”也獲評教育學會“十一五”科研規劃重點課題二等獎。

草根團的領頭雁

足跡遍及全國10余個省份,累計做了120余場報告,來自全國的10萬余人聆聽了報告,目前團隊所做的21世紀國家教育科學院小額資助項目——《中職學生厭學與流生現象研究》就吸引了全國各地共計164所學校的老師參與……致力于多視角研究中職教育問題,匯聚團隊力量推動中職教育發展,由余國良出任團長的“中國草根職教先鋒團”近年來可謂聲名鵲起。越是在中職教育這片土地上耕耘得勤奮,就越是感覺到這個行業可以做的事情還有很多。余國良有幸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有心推動中職教育向更美好方向發展的職教同仁,于是大家一拍即合,就此踏上了“用腳做教育”的新旅程。

單親家庭的孩子如何去教?應該給予留守兒童怎樣的關愛?中職學校因厭學而導致流生怎么辦?如何對中職學生進行入學指導?……一系列中職教育過程中具有普遍性、敏感性的話題成為余國良以及中國草根職教先鋒團其他團員時常思考、討論、交流的問題。每周五晚上,中國草根職教先鋒團的成員們都會早早守候在電腦旁,借助于QQ群這一網絡平臺,天南海北的老師們各抒己見、暢所欲言。“我們常把自己比作‘鯰魚’,誓要攪動中等職業教育這方魚池。”希望通過校際間的職業教育教學交流,讓更多的老師更理解職業教育、熱愛職業教育,讓更多學生自信起來,找到自己的最佳發展區,余國良坦言:“這一切都源于我們對職業教育的愛、責任與興趣。”

“把學生視為‘戀人’,你會發現你的狀態天天都是美的,你的語言時時都是甜的,你會注意自己的穿著言行,記住與學生之間有紀念意義的重要日子……其實我們的教育,簡單點來說,還不就是對學生好一點嗎?”笑聲四起、掌聲雷動,余國良幽默的語言總能贏得滿堂喝彩,座無虛席不說,還常常有周邊學校的老師慕名而來,哪怕只能獲得一張“站票”。沒有華麗的包裝、沒有絢爛的舞臺,有的只是對職業教育的滿腔熱忱,憑借著27年執教經驗所積累下來的教育理念與案例,余國良的講座豐富而又深刻、幽默詼諧而又發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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