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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公民財產權利；社會資本；紐帶關系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2）02-0005-05

公民財產權利，是公民個人和家庭對于依法擁有的財產所享有的各項權利。西方社會公民財產權利的確立和財產權體系的形成是在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逐步完成的，并最終形成了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財產權結構。從轉型期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來看，伴隨著我國公民財產的積累與分化，個人財產權利的意識日益增強，不僅形成了我國現階段的公民財產權結構，而且引發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財產權結構的思考。而在我國公民財產權利逐步確立的同時，我國的社會資本也在迅速增加，那么公民財產權利確立與社會資本之間是否存在紐帶關系呢？本文擬對此闡明一己之見。

一、對于社會資本的基本理解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曾指出①：“人類在轉變和交易活動中花費時間與精力創造出來的所有資本形式，都是為了發展出可以在未來增加收益的當前工具和資產。當人們從當前消費中抽出資源并將其用于增加未來消費（或生產）可能性時，資本也就形成了?！笨梢?，資本作為經濟學的范疇，指的是能夠產生價值增殖的資產與資源。②經濟學最先分析的資本是與勞動力、土地相對應的物質資本，其后金融資本也成為經濟學的分析范疇。到了20世紀60年代，經濟學家舒爾茨（Schultz）、貝克爾（Becker）等人又將人力資本概念引人經濟學分析中。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e Bourdieu）倡導的社會資本概念迅速流行開來，③ 不僅受到多學科的關注，而且引起了經濟學家之間的爭論。那么，社會資本是否同物質資本、金融資本與人力資本一樣，也是人類社會經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夠產生價值增殖的一類資源呢？

物質資本是人們為生產活動進行投資的產物，而金融資本則有條件地為投資（包括實業投資與金融投資）提供資金。自人類創造出金融資本以來，物質資本的形成已經與金融資本息息相關?！拔镔|資本是在將時間和其他資源用于制造工具，建造工廠、設施和其他物質性資源的過程中產生的，它們反過來又能用于生產其他產品或增加未來收益?！保▕W斯特羅姆，2003） 物質資本是人們投資形成的物質性的資產，同時也是必須由人力資本來運用的資本?！叭肆Y本是使用和維護物質資產以生產新產品和創造收益所必需的。”（奧斯特羅姆，2003）由于人總是社會的人，人類生產具有社會性，合作與協同自然成為人類勞動的特點。生產活動中個人對待合作的態度，工作中能否協調一致，也自然成為影響總體工作效果與質量的非常重要甚至是至關重要的因素。而社會生活中形成的共識、人際關系、社會網絡、信譽信任、合作的規范等，則是影響合作與協同的關鍵因素。這些因素，有的屬于社會結構性質，有的屬于認知性質，但其共同點都是人們在社會性相互作用中的產物，是在人際合作性互動中形成并積累起來，并能夠產生收入流的一類資源，同樣是人類社會生活和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社會資源。④ 這些社會資源均需要投資才能形成和積累，并且同樣能夠產生投資收益，因而也就具有了資本的基本屬性。于是，使用社會資本這樣一個基本概念來指稱此類社會資源是必要的，社會資本也因此成為與物質資本、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本相并列的一類資本。

然而，認識到這一點卻并不容易。在漫長的人類生產合作史中，對于影響合作與協同的上述諸多因素，人們似乎總是習以為常，而并未將其視為一類資本。直到20世紀下半葉，當世界銀行在扶助發展中國家的項目實踐中，對于同樣的項目在不同地方實施，為什么投入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大致相同卻結果迥異而倍感困惑，從而組織多學科專家、學者開展研究，由此對于社會資本的認識才揭開帷幕。世界銀行資助的專家、學者來自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不同學科，他們深入項目實施的不同地區進行研究，所揭示的因素雖然各有側重，但都與人際合作息息相關。如果概括他們的研究成果，結論就是：項目成功實施的地區，存在導致合作順利開展的一些因素；而項目未能成功實施的地區，所缺乏的正是導致合作順利開展的因素。世界銀行資助的這些研究成果所揭示的與人際合作息息相關的因素，涉及人際關系、社會網絡、共享的隱含知識⑤、信任、合作的規范，等等，都是人際交往的產物，它們影響人類社會生產生活中的合作與協同，是人類社會經濟生活中不可或缺、能夠產生價值增殖的一類資源。這類能夠產生價值增殖的資源，顯然不是經濟學此前揭示的物質資本、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本所能夠涵蓋的，是一類人們以前并未進行過理論概括的、同樣能夠產生價值增殖的資源，也就是一種能夠與物質資本、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本相并列的新的資本。借助業已存在的社會資本概念，人際關系、社會網絡、共享的隱含知識、信任、合作的規范等與人際合作息息相關的因素，遂被稱為了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雖然具有資本的共性即一般屬性，但也存在著不同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某些個性。如物質資本會因為使用而耗損，而社會資本則相反，不使用反而耗損而使用則會增加。在這點上，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相似。在物質資本的投資上，投資者為了獲得經濟利益的動機十分明確，而人們投資形成社會資本卻不一定是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物質資本是有形的，而社會資本是無形的。人力資本存在于人類個體身上，而社會資本則存在于人際交往之中。因此，在研究社會資本時，既要看到它作為資本的共性，又要看到其所具有的特點。同時必須認識到不論社會資本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存在哪些不同之處，社會資本同樣具有資本的基本屬性，并且，無論是物質資本還是人力資本抑或社會資本，“所有資本都是發展所不可缺少的，單獨一種資本是不夠的”。（奧斯特羅姆，2003） 而諾曼?厄普霍夫則進一步指出：在社會資本缺乏時，因為缺乏信任、義務、獨創性、合作、可靠性和其他人類能夠展示或抑制的特性，其余資源可能有較小的生產能力。⑥ 可見，社會資本這類人際合作性互動的產物，是通過作用于人力資本并傳遞到物質資本中，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發揮著獨特的、不可或缺的生產能力的放大作用。

世界銀行所資助對于社會資本的研究成果，大多與發展問題有關。在1998年世界銀行的24篇社會資本系列工作論文中，除了Paldam 等人的文獻評述（Martin Paldam和Gert Tinggaard Svendsen，1998）以外，無一例外都是以經驗研究為基礎，關注了發展中國家發展進程中的經濟、社會、政治問題。此后，關于社會資本的經驗研究迅速擴展到各個領域，從發展中國家的貧困治理、村莊公共項目管理到世界銀行的小額信貸項目，直至勞動者就業、企業創建、產業集群，甚至轉型國家的民主政治等，社會資本的研究出現了如Fine（2001）所說的遍地開花的“手工作坊”式的興旺景象。世界銀行的迪帕?納拉揚（Deepa Narayan）和蘭特?普里切凱特（Lant Pritchett）將這一研究社會資本的特點，總結為“以主題為導向的社會資本的功能定義的”分析，并且認為這可能導致“永遠也無法達成一致的意見”。⑦ 不過有幸的是，對于社會資本的理論研究已經受到重視，對社會資本類型的整合也正在進行?？巳鹌婕{和厄普赫夫（2004）將社會資本分為結構型和認知型兩種，也有研究者在此基礎上加進了關系型社會資本。⑧ 而安妮魯德?克里希娜（Anirudh Krishna）則將社會資本分成制度資本與關系資本兩種類型。⑨本文將基于結構型社會資本與認知型社會資本的劃分，分別探討公民財產權利與結構型社會資本與認知型社會資本的紐帶關系。

二、公民財產權利與結構型社會資本的關系

結構型社會資本涵蓋人際關系與社會網絡，是社會資本中屬于社會結構性質、而與認知型社會資本相區別的社會資本類型。相對于認知型社會資本，關系與網絡因系客觀存在，比較容易辨識。雖然迄今社會資本研究中的大量文獻均是對關系與網絡的研究，但是從經濟學的視角，將公民財產權利與關系、網絡聯系起來進行分析，以揭示公民財產權利與結構型社會資本的紐帶關系，還是一個有待深入研究的問題。

就結構型社會資本所包括的關系與網絡的關系論，網絡即社會關系網，是主體所建構的所有人際關系的網絡，而關系則是社會網絡上的節點。因此，建構關系成為建構網絡的基礎，而關系與網絡的建構同公民財產權利之間存在著紐帶關系。

迄今的研究，無論是思想實驗還是歷史考察，都揭示了產權之所以形成，與稀缺性以及隨之產生的人們之間對資源的爭奪不無關系。對于那些能夠給人效用的資源與物品，在產權形成之前，由于是無主物，誰都想占有與奪取，因此而爭斗不斷。對稀缺資源與物品的爭奪可能付出巨大的代價，于是在爭奪的過程中，人們逐漸認識到確立一定產權規則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無論產權規則是最初的“誰先占歸誰”規則，還是社會大分工后形成的“誰勞動歸誰”規則，從歷史上看，由于形成了一定的產權規則，人們之間的爭奪開始受到產權規則的一定約束。但直到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市民社會的形成，個人方得以擺脫人身依附關系，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正式的財產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公民個人財產權利的界定和保護始得以制度化。

對公民個人財產權利的界定和保護，大大減少了人們之間由于財產權利的不明晰而產生的利益矛盾，自然也有利于人們之間關系的改善。在財產歸屬清楚的前提下，只要人們彼此尊重他人財產權利，相互之間遵從財產制度的規范、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則進行經濟交往，各自的經濟利益也就能夠得到保障。即便是由于不確定性而產生某些問題，通過彼此之間的協商也能夠得到合理的解決。在協商未果的情況下，雙方的經濟糾紛還能夠訴諸法律以求得公正的解決。于是，基于公民個人的財產權利進行經濟交往，無論是交易還是合作，人們之間的經濟關系相對清晰。

在財產權利得到制度保障的條件下，人們之間的經濟交往迅速突破特殊信任所劃定的狹小圈子，交往半徑普遍拓展。在這一過程中，從社會資本意義看的人際關系，即人們社會網絡上的節點，較之以往也獲得迅速增加。因為隨著交往半徑的擴展，人們在同更多交往對象的交往中，基于對交往對象的熟悉與了解，而篩選出可以作為社會資本意義的“關系”所建立的對象，以擴展自己的社會網絡。這在現實的經濟關系中也易于得到印證?，F實的經濟關系是在經濟交往中所形成的關系，無論交往對象是不是自己建構的關系網中的成員，哪怕是一次性的經濟交易，也同自己形成了特定的經濟關系，但這顯然并非社會資本意義上的關系。然而正是在經濟交往實踐中，通過主體的篩選，那些“志同道合”的交往對象或將成為自己社會關系網絡中的成員，而那些非同類者則最終會“道不同不相為謀”。

可見，由于公民個人財產權利的確立，在公民財產權利得到制度界定與保護的前提下，大大推動了人們之間的經濟交往，使得人們之間的經濟交往得以突破特殊信任的藩籬。而迅速擴大了的交往半徑，使得個人的交往對象普遍增加，最終通過個人篩選，個人社會網絡上的節點也會增多，個人的社會網絡也因此而得以擴大。

三、公民財產權利與認知型社會資本的關系

認知型社會資本包括共享的隱含知識、信譽、信任、合作的規范等，是人際交往中所形成的，與人們的認知息息相關的社會資本類型。共享的隱含知識、信譽、信任、合作的規范等認知類成果，之所以成為社會資本的一類，系由于它們都關乎人們之間合作關系的建立、合作項目的成功實施及其效率，因而客觀上也是影響人們合作成效的社會資本。

公民財產權利的形成與確立，在推動個人交往擴展，從而促進個人社會網絡上的節點增多和社會網絡相應擴展的同時，也會導致認知型社會資本的積累。下面我們即以共享的隱含知識、信譽、信任、合作的規范為例，揭示公民財產權利與認知型社會資本之間的紐帶關系。

隨著公民財產權制度的建立，公民個人的財產權利得到制度的保障?；谡街贫葘Ξa權的界定與保護，人們之間會迅速形成法定的財產權利的觀念與意識。這種與制度息息相關的、依法獲得的財產權利的觀念，既會形成強烈的“我的財產權利依法不容侵害”的意識，也會產生“他人的財產權利依法得到保護，如果侵害別人的財產權利會受到法律懲處”的意識。在這樣的觀念與意識引導下，人們之間能夠逐步形成彼此尊重財產權利的行為方式。而彼此尊重財產權利的行為方式，顯然又有利于人們之間無論是社會生活還是經濟生活中的和諧交往，從而有利于個人結構型社會資本即關系與網絡的增多與擴展，當然這已經涉及結構型社會資本與認知型社會資本之間的關系，這里不予展開。

有了依法取得和保護的財產權利，個人將形成穩定的預期并獲得依法增加財產的激勵，產生投資性使用財產的動機并在約束條件下進行投資決策。而隨著依法獲得并得到保護的財產的增加，人們將愈益約束自己的機會主義動機，著眼于長期利益進行考慮與決策，從而能夠經受短期利益的誘惑。這也就是中國先賢所論的“有恒產者有恒心”的精義所在。自我約束機會主義行為的結果，就是主體信譽的積累與確立。信譽作為可信任的聲譽，其建立無疑能夠減少人們交往中了解與篩選交往對象的進入成本。而對于信譽主體而言，良好的信譽無疑又是其值得倍加珍惜的無形資產，會為其帶來更多的經濟交易與合作的機會即商機。正是基于這一認知，筆者明確將信譽歸入社會資本中予以論述。⑩

信譽在人際交往中產生，但信譽一定有其主體，是主體在人際交往中信守承諾的行為為其帶來的聲譽；而信任則一定是雙方的事，總是“誰信任誰”或“誰被誰信任”。有信譽者容易被信任，但信任又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往往因為信仰、親情、友情和戀情等而產生信任關系。這表明信譽與信任之間絕不是一種線性的因果關系。

就信任與公民財產權利的關系論，顯然我們也不能得出信任與財產的多少有關的結論。因為大量的事實說明，窮人之間的信任往往比富人之間的信任更可靠。但我們也不能夠認為信任與公民財產權利之間沒有任何關系，因為信任與公民財產權利之間客觀上是存在一定的紐帶關系的，這在經濟生活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眾所周知，在經濟生活中，人們無論進行交易還是合作，都需要了解對方的經濟狀況，對于那些企圖空手套白狼的人，了解對方真實財務狀況的人們一定會退避三舍，而絕不會與其發生交易或合作關系。正是因為經濟活動中任何對于對方的盲目信任都將導致自己的財產權利受到侵害，資產遭受侵蝕，所以現實經濟生活中人們對于“皮包公司”才會抱有高度的警惕，而絕不會給予盲目信任。而國家之所以制定關于工商注冊的有關法律規定，也就是要從制度上防范“皮包公司”的危害。

如果說“皮包公司”不具有普遍性，那么我們再舉經濟生活中具有普遍性的一些事實，進一步說明公民財產權利與信任之間存在的紐帶關系。在借貸關系中，借出款項一方為防止貸款損失，而要求貸款者提供資產抵押或要求第三方予以擔保；貨物或服務交易中，交易者要求錢貨兩訖；再如金融資產交易中的保證金制度設計等，無一不是經濟活動中公民財產權利與信任之間紐帶關系的反映。

合作至少涉及兩方關系，也可能是多方之間的合作。合作的規范是人們在相互合作中，規范彼此行為以維系合作關系的共同認知與行為規則。人類生產合作已有漫長的歷史，但在市場經濟出現以前的生產合作大多以換工、互助或簡單協作等形式存在。雖然共同遵守合作規范是合作得以進行的必要條件，但在公民財產權利獲得制度確認與保護以前，由于合作形式初級，合作的規范也相對簡單。隨著市場經濟的出現，經濟領域的合作愈益復雜，無論是何具體合作事項都會涉及資源或資產。合作各方需要就合作事項投入相互約定的某些資源或資產，既可能是商定的出資額，也可能是有人出資而其他人出技術、土地或設備等。但無論是資金、技術、土地，還是廠房、設備，無疑都是合作者擁有產權的財產。如果商議合作的任何一方，對于所約定投入合作事項的資源或者資產沒有財產權，合作是不可能進行下去的。所以，市場經濟中合作的前提是合作各方均擁有屬于自己的財產，對于約定投入的資源或資產享有無可爭辯的權利。在這一前提下才可能產生合作意愿、建立合作關系。合作規范是在合作關系建立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合作前提既然是公民財產權利的明晰，沒有公民財產制度的確立，公民財產權利不能依法界定和得到法律的保護，合作將難以開展，遑論合作規范的形成！

注釋：

①奧斯特羅姆的論文《流行的狂熱抑或基本概念》原載于世界銀行1999年出版的《社會資本》，由曹榮湘選編入《走出囚徒困境――社會資本與制度分析》（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出版）一書。

②迄今學術界已公認的資本有物質資本、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本。除目前引起熱烈討論的社會資本概念外，也有人提出自然資本、文化資本、制度資本等概念。

③布爾迪厄于1980年在《社會科學研究》上發表了《社會資本隨筆》，將社會資本定義為“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這些資源與由相互默認或承認的關系所組成的持久網絡有關，而且這些關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

④參見程民選：《論社會資本的性質與類型》，《學術月刊》，2007.10。

⑤隱含知識，Joseph E.Stiglitz稱之為tacit knowledge，Alfred Schutz稱之為stock knowledge，是指成年社會成員用以處理其日常生活的已經潛移默化的知識，包括價值觀、信仰、社會―文化概念等。

⑥⑦⑨參看帕薩?達斯古普特等編《社會資本―― 一個多角度的觀點》，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頁，第355頁，第91-121頁。

⑧對社會資本的研究視角是另外一個問題。Gatzweiler和Franz（2005）從學科領域出發，將社會資本劃分為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的觀點；特納（2005）將社會資本分為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予以思考；Murray（2005）將研究社會資本的視角總結為網絡方法、理性選擇方法、公民參與方法；Woolcock和Narayan（2000）則認為政治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對社會資本的研究，可以分為四個鮮明的視角：社區視角、網絡視角、制度視角和協同視角。

⑩參見程民選：《信譽：從社會資本視角分析》，《財經科學》，2005年第2期。

參考文獻：

［1］程民選，劉益.論市場經濟對信用秩序的要求［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0，（2）．

［2］C.格魯特爾特.社會資本在發展中的作用［M］.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

［3］林南．社會資本――關于社會結構與行動的理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Citizens Property Rights and Social Capital Ties

Cheng Min-xuan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of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Sichuan 610074，China）

第2篇

[關鍵詞]歷史社會地理 人群 社區 風俗 社會變遷

一 社會地理學的視角

明代地理學家王士性在其所著的《廣志繹》卷4《江南諸省》中，有一段文字專論浙江風俗，他將全省十一府分為三個區域：“杭、嘉、湖平原水鄉，是為澤國之民；金、衢、嚴、處丘陵險阻，是為山谷之民；寧、紹、臺、溫連山大海，是為海濱之民．三民各自為俗：澤國之民，舟楫為居，百貨所聚，閭閻易于富貴，俗尚奢侈……；山谷之民，石氣所鐘，猛烈鷙愎，輕犯刑法，喜習儉素……；海濱之民，餐風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為生，不甚窮，以不通商販，不甚富”……。”接著，他又分析了縉紳與眾庶之間的階級關系，杭、嘉、湖“縉紳氣勢大而眾庶小”；金、衢、嚴、處“豪民頗負氣，聚黨與而傲縉紳”；寧、紹、臺、溫則“閭閻與縉紳相安”。在征引了前揭這段記載后，譚其驤先生認為：“這就是近世西方所謂社會地理學。”①

社會地理學(Social Geography)是人文地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人文地理學諸分支學科中，社會地理學的起步較晚。20世紀初，法國近代地理學創始人維達爾·白蘭士(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曾提出或然論和人對環境的適應與選擇觀點，認為：“自然為人類的居住規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類對這些條件的反應或適應，則按照他自己的傳統的生活方式而不同?！雹谶@一觀點奠定了社會地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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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譚其驤：《與徐霞客差相同時的杰出的地理學家——王士性》，原載《紀念徐霞客論文集》(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后收入《長水集續編》，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95頁。

②(美)普雷斯頓·詹姆斯(Preston E．James)著：《地理學思想史》第九章《法國和英國的新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82年7月，第232頁。參見：(英)羅伯特·迪金森(Robert E．Dickinson)著《近代地理學創建人》，葛以德、林爾蔚、陳江、包森銘譯，葛以德校，商務印書館，1980年11月，第237—241頁；楊吾揚著：《地理學思想簡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6月，第58—64頁。

的理論基礎。①國外的社會地理學自20世紀60年代初才開始發展起來，逐漸成為人文地理學中的一門新興學科。中國大陸的社會地理學起步較晚，及至90年代，才隨著人文地理學的逐漸恢復而受到關注。沈道齊、張小林指出：“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后，社會轉型加快，社會問題愈加突出地顯示出來，人文地理學者在加強對現實問題的研究中意識到需要開拓新的領域。于是發展出社會地理學，建立中國社會地理學的理論框架與內容體系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并出現了較快的發展勢頭?！雹?/p>

關于社會地理學，以往曾有論著做過一些界定。譬如，英國R．J．約翰斯頓主編的《人文地理學詞典》就指出：社會地理學是對“有關空間中的社會關系以及支撐這些關系的空間結構的研究”③。臺灣學者認為：“依地理觀點來研究社會現象的學問稱為社會地理學。人類的社會生活，各地各有其特質，研究其特質之所以造成的理由，乃至于因區域不同而產生的差異性，是社會地理學主要課題。社會生活與人口、聚落、經濟、交通乃至于政治、文化等問題相關，故社會地理學內容自與人文地理學內容難分。因此有人認為社會地理學為人文地理學之新名詞，但社會地理學之與人文地理學，在研究立場上有別，將人類生活當做社會現象加以研究的傾向而言，前者較后者更強?！雹堋吨袊蟀倏迫珪さ乩韺W》中列有“社會地理學”條，大陸學者李旭旦認為：“社會地理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研究各種不同社會集團的區域分布，分析比較社會類型及其形成過程。社會集團具有不同類型，起源于特定的物質與文化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代表了對不同自然環境的一種反應?！雹堇钚竦┻€指出：早期的社會地理學研究主要包括人口地理、聚落地理與城市地理等方面，除此之外，還研究各種社會集團如游牧社會、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等的地理分布及其與環境的關系，社會地理學后來的發展側重于聯系解決社會實際問題⑥。李潤田主編的《現代人文地理學》一書列有“社會文化地理學”一章，其中有關社會地理研究方面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點：社區的地理研究；社會現象的地理研究(包括社會關系的區位研究和社會問題的地理研究等)。其中所涉及的社區與環境、社區的中心與邊界和社區空間結構及其影響等，實際上的內容即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這已不是當代社會地理學研究的內容了。不過，以不同的標準劃分出各類社區，以及通過對社區的對比分析，凸顯不同社區的獨特性，對于歷史社會地理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借鑒作用。目前，人口地理、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等均已發展成為獨立的學科⑦，社會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集團方面。對此，吳傳鈞認為，中國社會地理學要“研究社會集團的空間活動，地域性的行為地理，生活水平的研究與犯罪地理學”等。李劍如認為，當代社會地理學是一門“研究社會集團的空間類型、空間結構、空間過程以及各種社會問題及其地域集中性的科學”。沈道齊、張小林認為：社會地理學是一門研究人類活動空間地域特征及其規律的學科，它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探討中國社會地理學的性質、對象與任務；社區地理研究；社會問題地域集中性的研究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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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0年9月，第132頁，“法國地理學史”條；第432—433頁，“維達爾·白蘭士，P”條。

②沈道齊、張小林：《中國社會地理學綜述》，載馬戎、周星主編《田野工作與文化自覺》上冊，群言出版社，1998年5月，第359頁。

③柴彥威等譯，柴彥威、唐曉峰校，商務印書館，2004年1月，第653頁。

④石再添：《社會地理學》，載沙學浚主編《地理學》，見《云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十一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6月，第118頁。

⑤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9月，第215頁。

⑥1987年金其銘、董新編著的《人文地理學導論》也列有“社會地理學”，基本上承襲了上文的觀點。

⑦日本廣島女子大學助教授堤正信所著《集落の社會地理》(溪水社，1985年3月版)，雖以“社會地理”為名，但實際上研究的就是聚落地理。

⑧參見沈道齊、張小林：《中國社會地理學綜述》，載馬戎、周星主編《田野工作與文化自覺》上冊，群言出版社，1998年5月，第362頁。

綜上所述，迄今為止，社會地理學的理論框架與內容體系尚未完全定型。社會地理學有時也被稱為社會文化地理學，一般認為，用地理觀點來研究社會文化現象的學科，即稱為社會文化地理①，這說明社會地理學與文化地理學有著相當密切的關系②。社會地理學的出現，為人文地理學增添了活力，擴展了研究領域，提供了新的視角，從而逐漸成為人文地理學的一個新興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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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張其昀譯：《人生地理學發達史(續)》(《地理雜志》第3卷第4期)，將“文化地理”稱為“高深的社會地理”。

②(英)R．J．約翰斯頓主編《人文地理學詞典》曰：“經歷了80年代整個人文科學的‘文化轉向’，社會地理學和文化地理學開始混合為很少有知識連貫性的學科。”(第653頁“社會地理學”條)

二 學界以往對社會地理現象的關注

歷史社會地理在歷史地理學中至今尚未占有一席之地③，但這并不等于說以往就沒有學者注意到這方面的內容。人類生活廣泛受環境影響，古往今來，有關這方面的觀察和記錄相當不少。晚清民國時期，不少西方地理學著作被翻譯、引進中國，這對于中國地理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張其昀譯有法國白呂納(Jean Brunhes)的《人生地理學發達史》，自民國十八年(1929年)九月起，連載于《地理雜志》第二卷第五期、第六期和第三卷第一期④，“人生地理學”亦即人文地理學。白呂納是社會地理學奠基人維達爾·白蘭士的弟子，根據白呂納的看法，人文地理學是“研究各種人類生活，如經濟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等，與自然地理學之各現象之相互的關系”⑤。人地關系自古以來就已存在，人地關系論自然成了學界關注的焦點。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之相互關系，成為人文地理學的重要理論和研究的中心課題。自然對于人類是主宰?還是影響?抑或是相關?這是人文地理學家分歧的焦點。主宰說者，認為自然環境對于人類社會具有絕對的勢力，“人者地之產物耳”；影響說者，認為社會活動的演進原因多多，地理因素只是眾多原因之一而已。而主張相互關系論者，則認為人類受地理環境的支配，而地理環境亦受人類的影響⑥。白呂納虔奉其師維達爾·白蘭士的地理哲學，他的主要學術思想除了揭示人力足以改變環境的具體觀念外，還認為人類之適應環境，其能動性實與其他生物迥然有別。一般生物對于環境的反應完全是機械被動的，而人類對于環境的反應則相當靈活和主動，“人類具有心靈的智慧，其心理因素，亦為決定人地關系的主要條件之一”⑦。

在西方人文地理學說的影響下⑧，當時出版的地理學著作，對于人地關系均相當重視。1928年出版的白眉初之《中國人文地理》⑨共分三卷，分別為“民族篇”、“民權篇”和“民生篇”。該書關注中國各地的物產盛衰、人類繁耗、民生衣食以及國家強弱等，尤其重視禮俗與民生(如實業、商業等)，對于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各類人群均加留意。作者指出：“風俗由于人為，然亦必因其氣候、地勢之不同，生活程度之不齊，民族性質之開閉，與夫文物之盛衰，而差等生焉。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古來設軒輶之采，以覘列國之風，則禮俗足以代表其民族之文野也，久矣?！背岁P注民俗外，該書亦簡要概述了漢族的派別(各類人群)，對客家、福老、福州鄉民(即俗傳的三把刀)、墮民、九姓漁戶和畬民等，均有涉及。當時，“社會地理學”的概念已在中國得到介紹，如1933年布魯諾(白呂納)原著、諶亞達譯述的《人文地理學》中，即有兩處較為詳細地論述了“社會地理學”的豐富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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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有關歷史社會地理總體上的理論探討，主要有：王振忠：《社會史研究與歷史社會地理》，《復旦學報》1991年第1期；吳宏岐、王洪瑞：《歷史社會地理學的若干理論問題》，《陜西師范大學學報》第33卷第3期，2004年5月。

④民國十九年(1930年)十一月商務印書館出版有白菱漢著、張其昀譯的《人生地理學史》，收入何炳松、劉秉麟主編“社會科學小叢書”。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十月世界書局出版有布魯諾原著、諶亞達譯述的《人文地理學》。此處的“白菱漢”、“布魯諾”均是“白呂納”的異譯。

⑤張其昀譯：《人生地理學發達史》，載《地理雜志》第2卷第5期，第46頁。

⑥胡煥庸：《西洋人文地理學晚近之發展》，載《地理雜志》第2卷第3期，民國十八年(1929年)五月版。

⑦陳正祥：《現代地理學之觀念與方法》七《法國地理學派及其特色》，臺灣商務印書館，1960年，第81頁。

⑧晚清時期有三部較有影響的人文地理學譯著，即日人牧口常三郎著《人生地理學》(1906年)、世界語言文學研究會編輯部譯《最新人生地理學》(1907年)和凌廷輝的《人生地理學》(1909年)。參見：鄒振環著《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學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第210—211頁。另參見：郭雙林著《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

⑨北平，建設圖書館，民國十七年(1928年)十二月。

張其昀除了譯介白呂納的著作外，自己也有不少相關的著述。如《江浙二省人文地理之比較》一文①，對于浙江寧波商人和江蘇洞庭商幫等皆有論述。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張其昀出版《中國人地關系概論》一書，全書分四章，分別為“平原地帶”、“丘陵地帶”、“高原地帶”和“高山地帶”。該書“以中國之地勢為經，氣候、水利、人口、資源、實業、交通、都市、民族、國防等項為緯，就本國地理之基本智(知)識作系統之說明”②。其中，對于各地人群與地理環境之關系多所關注，如曰：“徽州茶葉品質最優，徽州六邑，地狹人稠，即在豐年，米糧僅敷三月之食，幸賴茶葉所得，以為挹注?；罩莶枭躺⒉既珖?，有‘無徽不成鎮’之語?！雹塾秩?，“海濱之民習于波濤，帆影足跡交于南北兩洋，寧波商人其代表也”④。張其昀對于人地關系的描述方法，與王士性對浙江的分析可謂一脈相承(只是在更大的范圍上廣而言之)。至于更細致的研究，早在民國十七年(1928年)和二十五年(1936年)，張其昀就分別出版《本國地理》兩種計五冊，后于1957年稍加刪節，總名之曰《中國區域志》甲、乙二編。其中，有不少內容與社會地理相關。張其昀認為：“區域地理(Regional geography)乃治地理學之正軌也。《禮·王制》篇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穗m陳言，而卓然為一天然區域(National region)之定義?！雹荨疤烊粎^域”是《中國區域志》的核心概念，根據他的定義：“大凡地理環境相同之處，其生活狀況亦必大同小異，若此之地，謂之天然區域。”⑥在接受西方地理學理論的同時，張其昀也努力發掘人文地理學的本土資源，進一步詳細闡述了“天然區域”的內涵：

地形與氣候，為環境之二大要素。先知一地之地形氣候，則于其地之風土人情，思過半矣。蓋水道之緩急，視乎地形而定；水量之大小，視乎氣候而定；而農田之肥瘠，又視乎水利而定。草木之生長，與氣候有關；礦產之采掘，與地質有關；而職業之分布，又與物產之分布有關。貿易之盛衰，系乎水陸之交通；人煙之疏密，系乎富源之厚薄；而水陸轉輸，貨物集散之點，又必有都會之興起焉。凡大都會皆有其經濟之基礎，交通之孔道，街市之面目，風俗之流衍；而其所以致此者，皆有自然之趨勢，可以往復推尋者也。由此觀之，地理事實非偶然者也，非孤立者也，有相互之作用焉，有合理之解釋與明晰之系統焉。不特須知其然，而且須求其所以然，且惟能見其所以然，故于當然之事實，亦覺豁然貫通，見之愈為明切。是以欲用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地理，必須認明天然區域，而不當囿于省界。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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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地理雜志》第2卷第5期。

②張其昀著：《中國人地關系概論》，“史地叢刊”，該書為當時的教育部委托國立浙江大學史地教育研究室編輯，大東書局，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二月。

③《中國人地關系概論》第一章《丘陵地帶》，第23—24頁。

④《中國人地關系概論》第一章《丘陵地帶》，第25頁。

⑤《中國區域志》甲編《導言》，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五輯，1958年1月，第62頁。

⑥《中國區域志》甲編《導言》，第62頁。

⑦《中國區域志》甲編《導言》，第62頁。

《中國區域志》一書，不囿于省界，而根據地形、氣候、物產、人口、語言、交通、風俗和歷史等種種要素，“參伍稽考，分析綜合”，將中國分為黃河三角洲、大湖區域、大江三角洲、東南沿海區、珠江三角洲、嶺南山地、海南島、云貴高原、西南三大峽谷區、四川盆地、秦嶺漢水區、陜甘盆地、黃河上流區、山西高原、海河流域、東北二大半島、關東草原、白山黑水區、塞北草原、外蒙高原、準噶爾盆地、塔里木盆地和西藏高原二十三個“天然區域”。在“導言”中，張其昀就以安徽省為例，說明“天然區域”及其內部的諸多要素。他認為安徽省的天然區域，明顯可分為三區：北部屬于淮水流域，中部屬于大江流域，東南一小部分，屬于浙江上流的徽港流域。地形、水利、氣候各不相同，生計亦迥然有異，如“安徽之東南部，山多田少，生計艱難，故壯者多行役四方，徽州商人，到處有之”。他并且認為，“徽州之徽港，與浙江之婺港、衢港，同為浙水之上源，分隸二省，非通論也。吾人研究地理，要當注意天然形勢，應分則分，應合則合，觀其會通，而明其大綱，庶不至有重復割裂之煩，與源委不清之弊也!”①揆諸實際，皖南的徽州與浙江的淳安等地，不僅同屬新安江流域，而且人群、方言和建筑等均大同小異，可見張其昀的說法的確頗有見地。

《中國區域志》一書，非常注意各“天然區域”內的“富源”和“民生”及其“風俗”。所謂富源，主要是指各地的物產，譬如“徽州六縣，山多田少，即在豐年，米糧亦僅敷三月之食，幸賴茶葉之所得以為挹注。徽茶為徽州出產之王，徽州各縣幾至無家無茶園茶場，一至立夏(五月六日)，家家籌備摘茶，總計茶戶、茶工、茶商、茶販，徽州人民之生計，有十分之九與茶業有關。我國綠茶品質以徽州婺源縣為最優，紅茶以徽州祁門縣為最優。婺源北鄉鄣山茶，香味沁人心脾，尤為名貴。上海出口綠茶，箱上大字多標名‘鄣山某茶’，藉其名貴以召外人重視?；罩蓦m屬安徽，但徽州綠茶非由蕪湖出口，而由杭州運至上海出口，祁門紅茶由江西九江出口，水運有關于商業，于此可見?；罩莶枵既珖a額四分之一，徽州六邑每年產茶四十萬擔，每年以最低山價之三十元計算，即有一千二百萬元。上海綠茶外銷市況，幾視徽州產額之豐歉為轉移。江浙兩省，民間日用之茶，尤以徽茶為最盛行，即北平、天津、漢口、廣州各大埠，茶葉店肆，類為徽州茶商所設……”②因此，徽州的風俗及民生，“因山多田少，生計艱難，壯者傭于四方，善識低昂，故亦有以貨殖為恒產者”③，“徽州人素以善于經商見稱，挾其土產茶葉，遠游全國，各省商業，殆無不有徽幫者”④。盡管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來看，茶業經營只是徽州民生所賴的一個方面，“無徽不成鎮”局面的形成，亦不僅與徽商的茶業貿易有關，但《中國區域志》重視

地理環境、物產與生活方式之間的關系，卻極富啟發意義，在以往的地理學著作中，也是別開生面的。

除了徽州外，張其昀對各地其他人群的分析，亦頗耐人尋味。如對山西風俗，他指出：“儉，美德也，亦山西人最顯著之風俗也。蓋晉省山岳重疊，天寒地瘠，可耕之田甚少，物料須仰給于燕豫秦中，又苦于舟楫不通，是以堅忍儉嗇，憂深思遠，此乃環境之影響，不得不然。農夫夏秋在野，冬春在礦，商賈勤貿易，婦女勤紡織，可謂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也。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吝嗇迫隘，而好儲蓄。即家鉅萬，亦務多積聚，淡泊自安，毫無奢華?！轿魅松浦紊?，其節財之法，往往為他處所罕見?！轿魅俗钌平浬?，亦受地理環境之影響。蓋土瘠民勞，每遇兇荒則負擔赴外境，謂之赴熟，無安土重遷之習慣，一也。晉人善治生，多藏蓄，計較分毫，長于理財，二也。河東有鹽鐵之饒，貿易遍于各省，其商人‘任重而道遠’，皆能忍耐，處事有恒，三也。”⑤自明代以來，山西商人聞名遐邇，成為執中國商界之牛耳的兩大巨擘之一。以往雖然也有不少著作論及山西的自然環境與從商習俗形成的關系，但此處張氏較為全面的分析仍有其獨到之處。又如，對于江南風俗，張其昀認為亦深受風土之影響：

(一)郊無曠土，阡陌如繡，有古井田遺意。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數十家或數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地方自治，素稱修明。至江浙二省人口之密，不但冠于中國，即在世界各國亦無其比。

(二)東南財賦之區，男女皆能自立，地饒多利，俗尚紛華。崇棟宇，豐庖廚，嫁娶喪葬，浮侈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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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國區域志》甲編《導言》，第63頁。

②《中國區域志》乙編第七章《東南沿海區》，第106—107頁。

③《中國區域志》甲編第四章《東南沿海區》，第171—172頁。

④《中國區域志》乙編第七章《東南沿海區》，第111頁。

⑤《中國區域志》甲編第十四章《山西高原》，第349—351頁。

(三)“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狈f異之材，挺生是邦，喜文藝而厭凡鄙，出自天性。布衣之士，率能摛章染翰，其格甚美。

(四)水土柔和，語音清切，春秋佳日，游侶如云。吳人善詼諧滑稽，談言微中；又多閑情韻事，此皆交際頻繁之故也。①

上述的分析，與王士性、張瀚和謝肇淛等人的記載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雖然，或許我們并不滿足于類似的描述，甚至有的學者可以“科學”地認為這樣的描述失之“籠統”②，但由此亦不難想見學界對于社會地理的關注可謂不絕如縷，未曾間斷。只是中國大陸自建國以后近30年，因人文地理長期遭受冷落③，故而對社會地理之關注亦遂乏人問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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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國區域志》甲編第三章《大江三角洲》，第142—143頁。

②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認同這樣的觀點，但基于社會地理現象本身的紛繁復雜，許多情況下并無絕對明確的界限，數量統計固然“科學”，但“籠統”有時較之絕對的“科學”，或許更能大致概括和揭示社會現象的總體特征。

轉貼于 三 歷史社會地理學的研究內涵

歷史社會地理是研究歷史時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變遷，研究地理因素對社會文化現象的影響，以及社會風尚的區域特征，等等。參照當代社會地理學的框架，我以為，歷史社會地理的研究內容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歷史時期社區的地理研究

社區是包括人口、地域及社會關系的社會實體。換言之，社區既是一群居民，又是一個地理區位，同時它還代表著一種生活方式。社區的數量眾多，其分布可以說是無所不在④。此前有關社區的研究，絕大部分來自社會文化人類學方面，他們主要關注的是當代社區的現狀⑤。實際上，歷史時期的社區研究⑥，亦可借鑒當代社會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早在1948年，就已指出，社區研究與歷史是相通的，他認為：“社區分析的初步工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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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參見譚其驤《歷中人文地理研究發凡與舉例》，載《歷史地理》第十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

④參見：蔡宏進著《社區原理》，臺灣三民書局，1985年6月，第1—26頁。在中國大陸，劉君德、靳潤成、張俊芳編著有《中國社區地理》，“中國人文地理叢書”，科學出版社，2004年9月。

⑤關于這一點，參見王銘銘所著《社區的歷程——溪村漢人家族的個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社會學人類學論叢”第三卷，1997年4月；《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6月。

⑥歷史學界對“社區”的研究，也出現了一些論著，如喬志強認為：“簡言之，社區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地區性社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國社會，社區可分為農村社區和城市社區兩大類型。另外，少數民族也屬于一個特定的社區?！?喬志強主編：《中國近代社會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第125頁)。張研曾發表《試論清代的社區》(《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她認為：“社區兼有社會和地理的空間概念。清代的社區可以說就是清代的區域社會。這種區域社會是清人以家庭、家族、宗族、鄉族及保甲、里甲、坊廂等形式聚居其中、進行各種社會活動、產生各種互動關系而共生共存的社會地理空間。清代的社區與其他時代的社區一樣，存在或重疊、或交錯、或平行的多種形態，如法定社區、自然社區、專能社區、政治社區、經濟社區、精神社區、民族社區等。多種形態的諸多社區構成了清代社會?！标P于這方面的討論，詳見張研著《清代社會的慢變量》(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另外，卞利也有《社會史研究的典型區域——明清徽州社區解剖》，載《天津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顯然，他們有的是將“社區”當作“區域社會”的代名詞，有的將之當成“地區”的代名詞。不過，也有一些學者是將“社區”視作其內居民具有高度認同感和凝聚力、范圍適中的區域，以此為視角，研究社區內的人群、空間、文化、組織和認同等問題。如鄭振滿《神廟祭典與社區發展模式——莆陽江口平原的例證》 (載《史林》1995年第1期)、陳春聲《鄉村神廟系統與社區歷史的演變——以樟林為例》(載周積明、宋德金主編《中國社會史論》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725—761頁)等文，雖未對“社區”下直接的定義，但其內涵大致如此。王振忠《明清揚州鹽商社區文化及其影響》(載《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2期。參見王振忠著《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4月，第120—157頁)、《明清以來漢口的徽商與徽州人社區》(“中國的城市生活：十四至二十世紀”學術研討會，臺灣暨南大學，2001年12月)二文，則直接而具體地將“社區”視作居民、地理區位和生活方式的結合。

在一定時空坐落中去描畫出一地方人民所賴以生活的社會結構。在這一層上可以說是和歷史學的工作相通的。社區分析在目前雖則常以當前的社區作研究對象，但這只是為了方便的原因，如果歷史材料充分的話，任何時代的社區都同樣可作分析對象?！雹僖簿褪钦f，社區研究的對象是現代社區還是歷史時期的社區，主要看資料的情況來決定。而從資料的角度來看，在歷史時期，有的地區保留下來的民間檔案文書相當豐富。比如說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國的徽州文書，數量就相當之多，其中就包含了相當豐富的鄉村社區研究資料(我將這些資料稱為村落文書)②，它的詳細程度，在某種程度上講甚至不亞于當代社會文化人類學者實地調查獲得的資料。因此，運用這樣的資料來研究歷史時期的社區，顯然是可行的。當然，與社會文化人類學的社區研究相比，歷史社會地理更注重對歷史資料的運用和解讀，特別重視對基層鄉土文化的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經過歷史承繼積淀而形成的鄉土文化及其在異地的擴散和傳播。

2．歷史時期社會現象的地理研究

在歷史社會地理中，如果說社區研究側重于對人類生活空間的探討③，那么社會現象則側重于對社會生活方式的研究④。“生活方式是技藝的綜合，是人群主動地求適應于地理環境的表現。生活方式的特殊、穩定和持久與否，大都要看地理環境之是否特殊與穩定”⑤。社會地理學將人類的生活方式導入地理學研究，“它指的是一個人類集團的成員學習到的傳統品質——即人類學者所用的術語‘文化’，生活方式意味著一種民族的制度、風俗、態度、目的以及技能的復合體。維達爾指出，同樣的環境對于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民具有不同的意義：生活方式是決定某一特定的人類集團將選擇由自然提供的那種可能性的基本因素”⑥。生活方式的范圍很廣，如衣食住行、婚喪禮俗、休閑娛樂以及各類社會現象等。關于歷史時期社會現象的地理研究，主要應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

(1)人群研究：社會地理以人和社會為中心，特別關注社會群體類型。在歷史時期，社會群體在一定社會范圍內形成，并由具有共同價值取向及行為準則的人們構成相對穩定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方式。由于他們對于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適應，故而在空間上表現為不同的分布類型⑦。因此，對于社會現象的研究，最重要的便是人群研究。社會地理的人群研究，主要是研究歷史時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影響。

1994年業師鄒逸麟先生主編的“區域人群文化叢書”⑧，在叢書前序中，我們首次提出了“區域人群”的概念。所謂區域人群，是指歷史上特定時期具有明顯區域特征、對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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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5月，第92頁。

②參見拙文《清代前期徽州民間的日常生活——以婺源民間日用類書為例》，“中國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Everyday Life in Imperial China”，2002年10月)論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2002年10月，待刊；《徽州村落文書的形成——以抄本二種為中心》，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史料館主持國際合作項目“歷史檔案的多國比較研究”第一次國際學術會議(“近世東亞的組織與文書”)論文，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2004年11月，待刊。

③日本京都大學教授水津一朗所著《新訂社會地理學の基本問題——地域科學への試論》(大明堂，1980年6月版)，即以“生活空間”為其主要研究內容。

④日本社會地理協會(Japanese Association of Geography for Social Life)所編的《社會地理》雜志，英文直譯即作“社會生活的地理”(Geography for Social Life)，該雜志于1947年創刊。

⑤(法)梭爾：《論生活方式》，載梭爾著、孫宕越編譯《人文地理學原理》，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四輯，1957年4月，第95頁。

⑥《地理學思想史》第九章《法國和英國的新地理學》，第232頁。

⑦參見左大康主編《現代地理學辭典》，商務印書館，1990年7月，第726頁。

⑧該叢書由王振忠策劃并任副主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先后出版有《紹興師爺》(王振忠著)、《徽州朝奉》(王磊著)、《山西票商》(安介生著)、《八旗子弟》(劉小萌著)、《鉆天洞庭》(馬學強著)、《蘇州狀元》(胡敏著)、《蘇州梨園》(李家球著)、《香山匠人》(李家球著)、《寧波商人》(林樹建著)、《兩淮鹽商》(韋明鏵著)、《揚州瘦馬》(韋明鏵著)、《維揚優伶》(韋明鏵著)、《秦淮粉黛》(劍奴著)和《九姓漁戶》(劍奴著)等。

社會產生不同程度影響的人群，他們不僅有著縱向遺傳和橫向衍播的民俗傳承，而且，其名稱又是歷史時期約定俗成的。如徽州朝奉、紹興師爺、鳳陽乞丐和山西票商等。有關區域人群，我們主要研究了地理環境與區域人群的生存、生活方式、區域社會心態、風俗習慣及其社會影響等①。

近年來，對漢族人群的研究，學界出現了不少富有學術價值的成果。譬如，喬健、劉貫文、李天生所著的《樂戶：田野調查與歷史追蹤》(臺北，唐山出版社，2001年9月版)，通過為時兩年的田野調查，在收集大量第一手文獻的基礎上，對山西樂戶作了比較系統的論述，認為：“樂戶被排除于宗族組織之外，因而在親屬關系、祖先觀念及祖先崇拜上與農民迥異。同時在道德與價值觀念上、人際關系上、生活習慣上、婚姻與家庭以及宗教信仰諸方面都有獨特的理念與行為。”②這是人類學者與歷史學者結合，研究區域人群的一個成果。這部專著相當扎實，對于我們研究歷史社會地理頗有啟發③。又如，陳支平所著的《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認為：民系至少應當具備地域條件、人口因素、相對完整的社會活動體系，以及相對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這四個要素。他將福建的漢人分成福州人、興化人、閩南人④、閩北人、客家人和龍巖人六個民系，并對各個民系的分布、各個民系之間的相互交融、漢人民系與少數民族的血緣文化融合、福建漢人各民系的人文性格及福建漢民整體上的人文特征等，均做了深入的探討。特別是其中從社會經濟史角度著眼，對福建漢人各民系人文性格方面的探索，有頗為獨到之處，是目前所見歷史學界對人群研究方面的一部力著⑤。美國學者韓起瀾(Emily Honig)所著的《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Subei People in Shang- hai，1850—1980)⑥，“涉及中國的原籍族群的社會建構和社會含義”，也是有關區域人群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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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區域人群”的基本概念此后似乎為學界所認可及沿用，除了筆者執筆的《歷史人文地理》(鄒逸麟教授主編，科學出版社，2001年4月)社會文化部分之外，胡兆量、阿爾斯朗·瓊達等編著的《中國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第八章《中國歷史區域文化人群》，吳宏岐、王洪瑞合撰的《歷史社會地理學的若干理論問題》一文，也基本上采用了這一概念。

②《樂戶：田野調查與歷史追蹤》，第8頁。

③與喬健等人的研究差相同時，音樂史學者項陽也著有《山西樂戶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10月)。該書“從對歷史上樂籍最為集中區域之一山西省所存樂戶后人的實地考察入手，以樂籍制度、樂人為主脈對中國音樂文化傳統進行梳理”，據說，作者對山西樂戶的關注也是從1994年開始，他對山西十多個縣市的幾十位老樂人及其后代進行了調查采訪，掌握第一手的寶貴資料。但兩部書的作者似乎都沒有提及對方的研究，很可能是在不同的領域中分別進行的研究。

④關于閩南人，林再復著有《閩南人》一書，臺北，三民書局，1985年修訂再版本。

⑤除此之外，還有不少著作也與人群研究有關。譬如，徐杰舜主編《雪球——漢民族的人類學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這部書將漢民族的人文地理劃分成華南、華東、華中、華北、東北、西北、西南七個人文地理區，概述了各區的族群及其文化。黃淑娉主編的《廣東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研究廣東漢族的不同民系和群體的文化以及少數民族文化，對廣東漢族三民系(即廣府、潮汕、客家)的體質特征、文化特點、族群心理、廣東語言和宗族制度等，都作了詳細的研究。黃淑娉、龔佩華另著有《廣東世仆制度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對廣東的世仆作了系統的探討。人類學的研究，特別是國內近年來對漢族的研究，對于歷史社會地理的研究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反映各地人群社會文化風貌的通俗著作也層出疊現。如：《剖析“上海人”》，“閑話中國人系列”，中國社會出版社，1995年2月；《品評“廣東人》，1995年lo月；《說道“山東人”》，1995年10月；《放談“東北人”》，1995年lo月；蔡棟編《南人與北人》，大世界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10月；《北人與南人》，中國人事出版社，1997年12月；余秋雨等著《東西南北人——中國人的性格與文化》，當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12月；方方、葉兆言等著《閑說中國人》，三聯書店(香港)2002年11月。此外，還有《人文中國》、《城市季風》、“都市人叢書”和《粵人眾生相》等。雖然是通俗作品，但它與歷史地理學界以及社會文化人類學界開展的對漢族人群的研究之學術傾向，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其中的文字多出自作家之手，雖然間或不乏一定的學術水準，但也有不少是以極端的個案來揭示人群的特征和性格。

⑥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年8月。

關于區域人群的研究，與社會經濟史、人類學關系密切。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來看，區域人群的產生、變遷及其社會影響，與各地的社會經濟結構密切相關①。而從社會文化人類學的觀點看來，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民族，應當加強對漢民族人群的研究②。當然，歷史社會地理在研究各地人群的人際、群際關系時，始終應當加強對其地理背景的分析。我以為，今后應當重點發掘族譜、民間文書以及民間三集成(歌謠、諺語、民間故事)、竹枝詞、文集、筆記等資料，研究各種人群的淵源流布(包括人群由來、分布、地理環境背景)、特征(群體性格、心理差別)、經濟(謀生方式)、文化(社會規則、家族家庭、衣食住行、婚喪禮俗、文化教育、宗教信仰、迷信禁忌)和語言(方言、俗諺、民間歌謠)，對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展開多層面、多角度的研究。

(2)風俗地理：主要研究民間生活的空間形式③，也就是用地理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民俗的形成、發展、演變、分布規律和區域特征。具體而言，諸如民俗事象的地理分布，民事慣例的地域差異，城市文化與時尚變遷等等，都是風俗地理研究的對象。其中，民事慣例的地域差異，在現代民俗地理著作中被稱作是“鄉間民規民俗地理”，主要是研究鄉土社會中形成的諸多習俗慣例。對于這樣的課題，歷史民俗地理的研究，可以利用現存的大批日用類書加以探討。譬如，徽州、紹興、海門、湖南及上海等地都遺存下了不少日用類書，他們分別反映了不同地區的社會經濟結構，是不同的自然地理及人文環境下的產物。利用這樣的資料，可以研究歷史時期民事慣例的地域差異。關于風俗地理，以往歷史文化地理研究中亦多有涉及④，而各種斷代的風俗史、民俗史、社會生活史，也與風俗地理有相當大的關系。但歷史社會地理并不刻意于人為的分區，更注重從人群研究的角度加以探討。

(3)社會變遷：社會變遷是指因各種因素的影響而引發的各類社會變動現象，舉凡社會形態、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社會關系、社會組織、生活方式、風俗時尚等一切社會現象所發生的變動，都可以歸入社會變遷的范疇。這方面的研究與社會史、社會學關系密切，只是歷史社會地理的研究更偏重于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加以分析。

由于此前歷史社會地理尚未在歷史地理學中占據應有的位置，而社會地理研究的范圍又相當廣闊，作為一門尚待建立的分支，上述芻議很大程度上只代表我個人對于歷史社會地理研究的粗淺認識。該一分支的最終確立，需要更多扎實的實證研究，需要更多學者的參與和共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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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前蘇聯，社會地理學被列入社會科學系統，將它作為社會經濟地理學的一部分，主要以人為主體研究人們生活和社會生產的空間過程與組織形式，包括人們的勞動、生活、休息、個性的發展與生命再生產的條件。參見左大康主編《現代地理學辭典》，第725頁。日本學者奧田義雄所著《社會經濟地理學論考——現代における世界像の把握》(大明堂，1969年)，第一編即包括對社會地理學本質和體系的考察。(第1—41頁)。

②對于漢族人群的研究愈來愈受到多方面的關注。譬如，在民族學界，20世紀80年代開始，等人多次強調要加強對漢民族的研究，此后，漢民族研究有了較大的發展。(參見宋蜀華、滿都爾圖：《中國民族學五十年》，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華南的社會經濟史學者通過與人類學者的對話和交流，逐漸發展出一種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這一點，對于歷史社會地理的人群研究，有著重要的啟發。

③高曾偉主編：《中國民俗地理》，蘇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頁。在日本，田村榮太郎所著《江戶·東京風俗地理》(雄山閣，1965年1月)四卷，以豐富的史料及珍貴照片、地圖，對東京的地理、歷史風俗、城市發展和城市景觀變遷等，均作了揭示。

④較早的如曾昭璇先生的研究，其成果最初是以講義的形式出現，參見其后來正式出版的一些論著，如：《嶺南史地與民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人類地理學概論》，科學出版社，1999年9月。此后的歷史文化地理論著亦多涉及，茲不贅列。

My Humble Opinion on Historical Social Geogra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