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3 11: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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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學的發展歷史只有一百多年，它的科學性很難在短時間內人們得出科學的結論。公共行政學，屬于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的非常復雜。其次，由于人們自己認識自己，其主觀性也很難克服，在自己研究自己的同時，本身在心里就某個實驗有了一定的預期，使社會實驗有了人們的思想活動而變得異常復雜。因此，當今公共行政學正處在幼年時期，他們的某些結論或許都是正確的，但這種正確性是相對的，是有一定客觀條件限制的。
公共行政學如何走向科學性？筆者提出了自己的思考。物質決定意識，科學原理必須來源于物質世界，必須對物質世界有真實的觀察、切實的反映。科學的理論必須接受實踐的反復檢驗。研究科學問題，必須首先對客觀因素進行分析，其次對意識領域的結構進行剖析，找出意識領域與物質領域連接的橋梁和方式。因此研究公共行政學，必須對里面最主要的客觀因素進行分解和確定，找出各因素之間的聯系，再延伸到思想領域。公共行政學，屬于社會科學。社會科學中最重要的客觀因子就是單個的人。必須對人是什么、人為什么存在、人存在有什么意義進行研究，然而這些都是哲學的終極命題，至今沒有統一的答案。這個基礎沒有統一，社會科學中答案的不唯一性也就司空見慣。然而，我們可以通過曲線研究法，避開這個最直接最基礎的命題，通過向內研究。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研究人與人之間關系，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歸根結底是利益關系。沿著這三個已經統一的、公認的三個“公理”，可以試著構建公共行政學大廈的框架。公共行政學似乎只有首先研究，人與人的關系結構（第一物質層次），人與人之間的行為互動（物質與意識的重疊區域，連接真理和現實的橋梁），人的思想意識（意識領域）、人與人的互動效果（對三者關系的總評價，是一種價值判斷）。下面，我們來分述一下這四個研究結構演變。
人與人的關系結構是研究公共行政的邏輯起點。何謂公共，它是與私人領域相對的，至少涉及到兩個人以上，進而延伸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從中國歷史的脈絡中，我們大概抽出人與人關系的演變路徑，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結構大致折射出某種社會形態。可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結構，是政治領域，特別是公共行政領域一個特別重要的變量，研究它對于簡化公共行政現象，構建公共行政互動模型具有重要意義。原始社會時期，社會中存在奴隸主和奴隸兩大階級，奴隸直接為其私有財產，毫無獨立人格可言，身體、生命都不是自己所掌握的，睡覺都要鎖鏈鎖著，防止其逃跑，體現出完全的依附和絕對服從的關系結構；到了封建社會早期，實行勞役地租，在一星期中的幾天，其自身歸封建主所有，其終身不得遷移，雖然獲得了一定的自由，但還是有很強的依附烙印，社會中存在著大量的奴婢，在封建社會中期，實行實物地租，人與人之間的依附關系進一步松動，以對于人身的控制，逐漸變為間接的以對財產的剝削；在封建社會末期，張居正實行一條鞭法，賦稅征銀，直到雍正廢除人頭稅，封建政府放棄了對其人身的控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逐漸由束縛變得流動、由等級森嚴變得相對平等；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勞動者已經完全獲得在法律上的人身獨立，自由、平等、生命安全是不可侵犯的天賦人權，勞動者完全可以支配自己的身體和意志達成商業契約式的關系，然而建立在生產資料資本私有制的社會基礎上，其勞動者自身必須屈服于資本，事實上的自由并沒有真正達到。
在短期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結構，從根本上制約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行為。反不是由一個人所能完全控制的行為都可以是公共行為，它涉及到兩個以上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如果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式完全擁有與被擁有的關系，那么一個人完全可以隨意殺死另一人（夏主把人當座椅）;如果人與人之間是依附與被依附的關系，那么君臣父子夫妻都有嚴格的等級，而且關系穩固且世襲，連婚姻都不能自主，是依附的產物；如果是自由的交換式關系，會受某種物質或精神匱乏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如果是平等協作團結的關系，每個人可以自由選擇與他人應該又怎樣互動的關系；如果是友愛奉獻的關系結構，人與人之間不不有搭便車、犯罪等行徑，取而代之的是相親相愛的互動。公共行為長期重復著某種固定模式，不僅會形成行為慣性，而且會形成思維慣性。例如，古代君要臣死、父要子死，不得不死，不僅被當事人雙方看做是正常的，而且在整個社會也是支持的；如果放在現在，就是犯法，喪失人性；再論婚姻觀念，古代都是“父母之命，媒約之言”連面都沒有見，就結婚，都沒有自由選擇過，何談幸福，但仍然是允許的。
作者：章曉爽單位：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在1910年召開的第一次國際行政科學大會上，美國還是作為行政科學研究的后來者出現的。美國學者在這次會議上并未發出什么聲音，以下就是由求學網為您提供的淺談從行政科學到公共行政。
但就當時的情況看，美國在行政科學研究方面尚未構成對歐洲中心的挑戰。美國學者甚至還需要為自己的參會名額而傷透腦筋，認為必須采取一些措施，以確保美國在這一場合得到足夠的代表。此外，兩次大會的主席分別由時任比利時下議院議長的科爾曼和法約爾擔任也是對這種情況的注釋。當然，從大會的分會場看，市政行政、州與市之間轄區的行政、公共和私人的中央組織、國際行政與文書以及公職培訓和改進行政方法等分議題的設置表明，美國學者是有發表意見的空間的。在懷特的發言中，則把法約爾尊稱為大陸公共行政的一位領軍人物，從而表達了美國學者試圖對會議討論內容加以引導的意圖。但如果說當時的學者已經意識到行政科學與公共行政兩個詞語的明晰差異的話，那是言過其實了。不過就美國學者與歐洲學者措辭上的差異看，顯然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
1923年的國際行政科學大會反映出了當時公共行政研究的一些總體性特征。首先，大陸學界與英語學界在研究取向上的不一致暴露了出來。大陸學界在法約爾的主導下持有的是一般行政的視角，而英語學界則堅持公共行政的概念與學科建構的方向。其次，在英語學界內部，英國學者的研究仍然占有相當程度上的主導地位。比如，在美國人最為熟悉的第五個(人事行政)問題上，這次會議最后督促每個國家都以英國公共行政學院為樣板而建立一個公共行政學院。
到了20世紀30年代后期，英國學者卻逐漸淡出了公共行政研究主流學界。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已經享譽國際公共行政學界的懷特與老莫舍爾麥克斯韋爾學院第一任院長、ASPA第一任主席還在感嘆美國缺乏一個像英國公共行政學院那樣的機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英國公共行政學院本身是由高級官員組成的，他們更容易接觸到高層次國家行政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在強調事實的學術氛圍下，美國學者的草根色彩更為濃厚，特別是在羅斯福倡導公共關系以前，美國學者幾乎無法接觸到聯邦行政的一手材料。相比之下，英國學者的發言顯然要比美國學者更有底氣，也更容易得到實踐者的認同。但也正是由于英國公共行政研究濃厚的官方色彩，從而限制了其在研究方法和理論建構方面的追求。
然而，即使在自然科學研究中，眼里只有事實的人是永遠無法成為偉大的科學家的。真正的科學家必然擁有一種超越事實的理論意識或學科意識，否則，就永遠只能在事實的迷宮中困步不前。美國學者雖然受到政治行政二分原則的限制和受到科學管理精神的感染而同樣注重事實，但由于他們更難以接觸到實際情況，從而不得不在研究的規范性和系統性方面做出更多思考，并承擔起了領導公共行政學科建構的任務。
但是，在語文教學實踐中，較普遍的現象是未能將著力點放在基礎工具上，語言文字教學上，因而成了提高語文教學效率的一大因擾。理在，我們已認識到小學語文教學必須對學生進行語言文字的訓練。但光有認識還不夠，我們在教學實踐中還必須加強語言文字教學。語文教學如何回歸到它的工具性，基礎性上來，如何從課文內容分析模式回歸到從語言教學為主這方面來?這是一個很值得深人探討的難題。以下就談談個人的幾點淺見。
一、應是教學觀念上要真正轉變、更新
我們要認識到語文學科是綜合性很強的學科，因此語文教學還負有向學生進行思想教育，發展智力，培訓良好的學習習慣等任務；其他學科也有這些任務，是各學科共有的任務。“特有任務”和“共有任務”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在教學過程中，二者關系處理得當有利于加強語言文字的訓練；要敢于擺脫困擾教學效率提高的以灌輸為主的課文內容分析主紅，精講巧練，講練評結合，著為于語言文字教學的新模式，新模式的建立其目標應在于提高學生的語文素質，使學生能更快更好地掌握語文工具。必須真正地切實地把語言文字教學和讀寫聽說能力，思維能力的培養訓練有機結合起來并落到實處。
二、要研究和梳理語言文字教學的基本內容，探索和總結語文教學的基本規律
布魯姆強調，基礎教學的任何學科，基礎知識是重要的教學目標。語言基礎知識兇括教學大綱所規定的字詞的音、形、義、標點符號，詞法和句法即漢語語言的構造形式及其規律，修辭和語言邏輯等。掌握這些知識的目的在于更自覺更熟練地運用語言這一工具。所以，語言基礎知識教學不能單純的孤立的機械地進行，只有充分利用課文—活的語言環境進行教學，才有可能使學生牢固掌握語言基礎知識和形成語言能力。融，只能令學生討厭，引導學生鉆進死胡同。
語言文字教學的另一個基本的重要的內容是漢語言的表達形式和表達方法。而有不同的語境中又會有不同的語言表達形式和方法。這樣的例子在教材中比比皆是。如“把”字句與“被”字句的強調側重點不同；反問與陳述句等強調語氣不同；把兩個句子合成一個兼語句；禮貌用語的訓練等。我們漢語絕大多數的字既表形又表音、表義。在不同的語言環境中，有些字的音義就有變化。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社會上的一切都有可能成為語境。語境是語言教學中最活躍的因素，是教學中語言因素的挖掘，分析和語言訓練的主要內容。此外，語言能力如感知能力，理解能力，組織與表達能力等，都是語言教學的生要內容。加強語言教學，加強語言因素分析，到底應提取哪些因素，如何梳理歸類，語文教學中關于語言能力水平的序列和層次如何理解和分類，這些都有待探討。雖然大綱提出了大方向，但何理解，如何落實到每一課時中去，如何使大綱的要法語再細化更易操作，便有待同行的探討。
三、要突出語言文字教學的前提下處理好語文教學與德育、美育等的關系
語文課是語言課，是語言工具課。不能把語文課上成治政課，也不能把語文課上成文學課。語文課要在突出語言工具性和基礎性的教學過程中滲透道德教育，結合審美教育。也就是說，要因文悟道。寓文為鑒賞、審美教育于語言教學之中，對某些范文作分析評鑒，讓學生感受美，培養學生健康的審美情操。但必須強調，這些都成在語言教學過程之中進行，應是潛移默化的，不是孤立的，更非牽強的，或隨意延伸的。
四、要改進教法，加強語言文字訓練
掌握語言文字工具主要不是依靠教師講，而是有賴于學生實地操作訓練，在練中掌握運用語言的技能技巧。因此，必須改變過去由教師講授為主的方法，要真正體理以學生為學習主體，教師起主導作用。葉老早就提出:“知識是教不盡的，工具拿在手里，必須不斷地用心地使用才能練成熟練技能的。在我國傳統的語文教學中，重吟誦，重語感，重表達，提倡“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提倡多讀多寫等等。這其中的精髓是讓學生自己學習，自己感受，在練中掌握技能。而在我們的實踐中，但凡效果較好的潔文課，加強誦讀和語言訓練是個重要原因。我們應繼承并發展這些至今行之有效的寶貴經驗。
一、性別公正的含義
性別公正通常與西方的女權運動、女性解放運動相聯系。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繁雜、流派眾多，并且在不同時期的關切點有所不同，因此很難給性別公正下一個確切的定義。但不可否認，性別公正一般包括性別平等、尊重差異、自由選擇等三方面的內容。
性別平等是性別公正的首要內容。性別平等的含義通俗點說就是，男女兩性在價值上是沒有高低、優劣的區別的，兩性價值是無差別的，是平等的。但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一直存在著男女兩性價值的不平等，男性是高尚的，處于統治地位，而女性則是低下的，處于被統治、順從的地位。這種觀點維持著男性長達千年的霸權地位，而對于女性則一味地貶低，使女性弱化，從而安心于自己的地位。如果要對兩性的不平等找尋依據，常常落腳于男女兩性在生理上的差別，這種生理上的差異與社會分工相聯系，導致了男女的社會差異，進而成為兩性在價值上不平等的社會依據。客觀地說，男女兩性在生理上的差異是生存與繁衍的需要，我們必須承認這種差異，但不應該扭曲這種差異，它僅僅是造物主賦予的一種自然天賦，在社會價值上沒有任何區別，不應該以此為理由將女性從某種生活領域中排斥出去。在人類活動的領域內，不論是公共領域、私人領域還是社會心理領域，從性別平等的要求出發，都應該平等地向兩性開放，不能為特定的性別設置障礙與限制，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領域無界”。
尊重差異，是性別公正的進一步要求。人們一般認為影響男女不平等的原因主要有兩個：自然生理上的差異以及社會文化的不同。反對男女不平等的原因就在于，從道德上講，社會文化的任意性和自然天賦的偶然差異性所造成的男女不平等是不應該的。不是因為人生而平等，男女平等才有其正當性的根據，而是因為男女生來就有差異，男女平等的要求才需要正當性證明。男女平等的要求和主張所針對的乃是差異，其所主張及其正當性要求的出發點并不是人生而平等，而是男女兩性之間或是每個個體之間的差異。因此主張性別公正，在提倡性別平等的同時還要提倡尊重差異。這種尊重差異也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即生理上的差異，以及社會文化所賦予的性別差異。我們知道，“性”與“性別”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性”是指男女身體解剖和生理方面的特征，是指人的生物性別；“性別”是指男女兩性之間心理、社會、文化的差異，是指人的社會性別，是社會所賦予的。因此，可以說，我們天生有性，但并不是天生而有性別。社會上認可的男性特征與女性特征都會通過潛移默化的學習而獲得，長期的積累，則會被人視為自然。因此，對于男女兩性生理上的差別是無法改變的，我們應該尊重。對于男女兩性社會性別的差異，我們要關注差異背后的歷史、文化因素，這種兩性的差異是歷史、文化濡染的結果。既然男女兩性的性別特征是社會文化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早就存在的，從性別公正的要求出發，就應該尊重社會文化所賦予的這些特征，尤其是對待女性。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對于女性要給予一定的補償優惠待遇，特別是對處于弱勢地位的女性，比如生育孩子、從事家務等的補償，讓兩性得其所得。
自由選擇。既然男性特征與女性特征都是人性的表達，是在社會文化歷史中形成的，那么人們就可以從男性特征與女性特征中進行選擇，以使人類優秀的品質集中于自身。因此，更深層次的性別公正則主張兩性，特別是女性，擁有自主自愿的個性選擇的平等機會，讓兩性特別是女性去實現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換句話說就是，生物性別不是決定性別特征恰當性的基礎，每一個人都可以從純粹的女性特征到純粹的男性特征這一跨度內進行選擇以實現自己人性的最優化，我們將之稱為“男女共享體”，其精髓就在于，不強求一個人要么具有女性特征，要么具有男性特征，也不強求一個人同時具有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而是使一個人不因為自己的生物性別而失去從所有的人性表達方式中進行自由選擇的權利。兩性之間并沒有明確的界限，并不能說某種特征一定是男性的，某種特征一定是女性的，對方就不能擁有。對于這些優秀的品質，男女雙方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來獲取。在此基礎之上，性別公正要使機會對所有的人開放，比如保障女性有權利去做某些排除生理上要求的適合男性的工作，比如公司CEO，往往被認為是男性的特權，女性如參與其中就會被冠上“女強人”的稱號，這就是一種性別不公正的體現，只要沒有生理上的特殊要求，所有的工作就應該面對全體，必須保證所有人包括女性都有參與其中的可能性。這都應由女性個體自主選擇、自我決定，不能從觀念或體制上強制或排斥女性的自由選擇和發展。
綜合上述內容，可以看出性別公正既要求男女兩性人格、機會的平等，也包括個性的自由選擇，在一定情況下還要注重給予弱勢群體以一定的補償。
二、學校教育中的性別不公正
雖然當今女性的地位不再像波伏娃寫作《 第二性 》時那樣，而是在各個方面都有了較大的改善，但不可否認，長期的男權統治造成的影響不是可以一掃而去的。女性依舊處于弱勢地位，性別的不公正普遍存在。學校作為主要的文化機構，正如布迪厄所說，“被學校制度傳輸的文化，無論是哲學、文學、醫學、法學，直到最近還一直不停地輸送陳舊的思想方法和模式，如使男人成為積極成分、使女人成為消極因素的亞里士多德傳統”。[2] 同樣不是無性別的，或是超性別的，不僅再現著社會文化中的性別不公正，而且在建構著這種不公正，并在不知不覺中傳輸給下一代。學校有自己一套機制與方法來建構這種不公正，但主要體現在課程與教師兩方面。
1.課程中的性別不公正
學校課程通常分為顯性課程與隱性課程，顯性課程通過學科的學習來傳輸性別的偏見，隱性課程則通過學校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來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在不知不覺中將這種性別的偏見傳遞出去。
顯性課程的性別偏見既包括學科上的偏見，也包括學科內容上的偏見。在學科上，很多人認為女生的抽象思維、空間想象能力等方面天生不如男生，某些學科不適合女生學習，比如數理化，而使女生懷疑自己能否學好這些科目，喪失信心，轉而學習人文社會科學。人們又常常認為人文學科的地位低于自然學科，人文學科只是讀讀背背，而不像自然學科那樣需要大量的實驗驗證、邏輯推理等，從這方面說，女性的地位再次降低。這種性別偏見在學科內容上表現更加明顯。我國關于中小學生課本及課外讀物的多項研究發現，各種課本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男性出現的比例遠遠高過女性的情況。單單想想我們學習的歷史課本，就可得到這一結論，厚厚的歷史課本中女性的個數屈指可數，淹沒在男性的海洋中。這或許可以以男性在歷史上長期占據統治地位來解釋，但是在現代學習的其他課本上，男性依舊遠遠多于女性就很難解釋了。同時，在課本中出現的女性形象往往比較單一，被限定在特殊的領域、特定的行為之上，強化著社會中已經存在的性別刻板影響，比如教師、家庭主婦、售票員等。而男性角色較為豐富多樣，基本上涉及各個領域，尤其是人們評價較高的職業領域，比如領導者、科學家等。更為嚴重的是，一些教材甚至存在著歪曲、貶低女性的傾向，比如將女性描述為目光短淺、毫無遠見、愛慕虛榮、軟弱、懦弱、膽小等特征的人。也就是說，學生從課本上主要學習的是男性的經歷和成就，學習的是男性的優秀品質，而對于女性的成就則是知之甚少的，結果就形成了男性優于女性的偏見。
隱性課程在學校中的存在更為廣泛，涉及到學生生活、學習的各個方面，因此對于學生的影響更為深刻。第一，在人員結構上，學校的領導者往往是男性，而具體的操作者——教師則往往是女性，在中小學尤其明顯。這就對學生形成了一種心理暗示作用，即女性的地位是較低的，是一種服從的地位，適合從事輔、執行性的工作，而男性的地位較高，適合從事指導者、領導者的工作，這才是一種正常與合理的職業安排。第二，學校設施的男性化特征。從表面上看，學生處在同一所學校，面對同樣的教師與同學，使用同樣的教學實施、活動場所，似乎沒有什么不同，但是學校的軟硬件設施、各項規章條例等無不散發著性別信息。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校服的款式，往往是不考慮女性特征，統一裁剪成適合男生穿著的肥肥大大的運動服。第三，學校男性化的教學方法。不可否認，男女生在認知方式上是存在差別的，并沒有優劣之分，只是雙方擅長不同的學習方法而已。一般認為，女生擅長合作互動的方式，男生則擅長獨自思考，女生的描述性思維較好，男生的抽象思維較好，但是在課堂中，通常采取的則是適合男生的競爭式的教學方式，教學內容的呈現方式更多的也是以男生更擅長的線條、圖表等抽象方式呈現的。單從學習方法上說，女生就已經處于劣勢了。另外，日常交往中的語言也暗示了性別的不平等。語言是社會文化的載體，社會文化中的性別偏見常常被無意識地帶到語言文字中。這些語言經過長時間的使用已經被人們所接受，并成為通用語。許多與女性相關的語言暗含著輕視、反對、諷刺、消弱女性以及與女性相關的事物，進而起到貶低女性的作用。許多與男性有關的詞匯則往往與理性、成就等相聯系，暗含一種贊揚、欣賞。這些帶有性別暗示的語言在兒童的心靈深處扎根，并在交往中表現出來。比如，一些不符合社會期望的男孩往往被同伴諷刺為“娘娘腔”等，男性的優越，不尊重差異，表露無遺。
2.教師教育行為顯示的性別不公正
教師作為社會文化的主要傳遞者，同時也是深受社會文化的影響者，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定的性別偏見。這種性別偏見，有意或無意地在教學過程中、在與學生的交往中體現出來。伍德通過研究發現，教師對于男女生的重視程度始終存在差異，一些常見的行為最為反復出現，比如：教師對于男生的名字比對女生的名字更清楚；與男生談話時，教師有更多的眼神接觸和關注的表情；教師向男生提出更有挑戰性的問題；教師對于男生的發言給予更長的時間和更重要的言語和非言語上的回應；教師在課堂上叫男生的次數更多；教師更愿意花時間與男生討論問題；教師對女生的貢獻更容易忽視或不屑一顧；教師經常會接著男生的話說或者鼓勵男生發表評論，等等。[3] 教師的這些行為很可能是無意識的，是社會文化長期熏陶的結果，但作為社會文化的主要傳遞者，教師的這種行為強化了性別的不公正，并將其傳送給下一代。
總的來說，學校教育中的課程內容、教育方法、組織機構、教育語言等方面都在彰顯著性別的不公正，優化男性地位，貶低女性地位，與社會中廣泛存在的性別不公正問題一脈相承，甚至在對此進行強化與傳播。
三、走向性別公正的學校教育
學校中存在著性別不公正的問題是無需置疑的。學校作為傳遞社會文化最重要的場所，同時也作為為社會培養年輕一代的教育機構，應該努力改變這種性別的不公正，以期去引起社會中性別不公正的變革。
學校的這種功能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修正學校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理念，進而來消除學校中存在的各種性別不公正現象；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則是喚起學生對于現存性別不公正的意識。學校教育應該將性別公正作為一種價值追求，在學校教育中使女生意識到自己的不利地位，力求擺脫這種不利處境。這種對于性別公正的追求也需要男性的共同努力，學校教育應該使男生認識到社會文化對于自己有太多的偏向與要求，從而產生幫助女性擺脫這種不公正待遇的意愿，這種努力也是幫助自己實現公正的過程。學校教育的引導者教師只有明白了自己在其中的地位與作用，從自我做起，消除自身所有的性別偏見，才能引導學生去追求性別的公正。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江蘇 南京，210097）
參考文獻：
[1][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鐵柱，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992(2009)03-0138-01
摘要：關于語文教育的爭論已經持續多年。在多年的爭論中，語文工具化教育與語文詩化教育的爭論是最為激烈的、語文教育工具性從1963年一直持續到現今，在語文教育日益發展的21世紀，語文詩化教育沖擊著傳統的語文教育方式，其實，早在孔子時期，就已經對詩化教育做出了肯定，古今中外的教育家、思想家都認為“詩”對于語文教育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從中國語文教育的進程和發展，我們可以看出語文教育工具性和詩化教育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二者的結合將成為未來語文教育一種主流，將使語文教育的方式更加適合于當代教育的需要。
關鍵詞：教學 語文工具性 詩化教育 模式化教學
目前，語文教育遭到各種批評。高校教師反映：學生語文水平不行，語文入學分數高，而讀寫聽說能力低。而寫作能力尤低。中學教師也反映有些事情讓人弄不懂：語文能力強的常得不到高分，得高分的又常是極其一般的。社會上反映：別說中學生了。有些大學生寫的東西都很不像樣。語文是給學生奠定基礎的一門學科，成績糟糕，自然會被大家評說。但質量糟糕到幾乎是眾口一詞，那就不得不正視、不得不到認真對待了。因此，如何進行語文教學，提高語文教學質量就成為語文中一個爭論的話題。
在眾多的爭論中，最激烈的當數語文工具化與詩化教育之間的爭論。二者的各自擁護者引經據典，證明語文如此教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者為何會有如此大的爭論呢?它們各自的優點缺點是什么呢?要對二者的爭論做一個公正、客觀的評論，雖非容易事情。但是對它們二者爭論的探究可以給我們啟示。有利于我們的語文教學。要對二者的爭論做一個評論。
首先，我們必須對二者要有一個全面的了解。
1996年，國家教委頒發《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語文教學大綱》(初審稿)。明確了語文學科性質的新概念。大綱規定：“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也是重要的文化載體。”突出了語文是負載文化的交際工具的本質特點，使其區別于物質工具，全面反映了語言是思維和交際工具的特點。
總之，語文的工具性得到了人們的普遍認同，并在語文教學中指導著語文教學。也給語文教學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純工具性的語文教育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弊端。
第一，它抹煞了學生參與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排除了學生在整個教學活動中的主體地位，使學生完全處于學習的被動位置。《狐貍和烏鴉》中“說說烏鴉為什么上了狐貍的當”這一題，也就是問烏鴉上當的與昂因，其實這個原因又很多，而我們的老師卻給學生一個所謂的“標準答案”――“烏鴉喜歡聽奉承話”，這嚴重的桎梏了學生的思想，把每一個學生都放進了老師的思想模具中，復制出無數個相同的思想。
第二，在處理工具性與其他屬性的關系時過分強調工具性的重要性，忽視了其他屬性的存在；在理解語文工具性概念時徹底切斷了工具屬性與其他屬性的密切聯系，孤立機械狹隘地劃定工具性的內涵外延，從而導致了語文教學實踐的片面機械。使得學生對于老師遺漏的只是沒有一種探索的意識，對只是的了解存在著明顯的片面性。
所以語文“工具化教育”已經不能滿足于當今社會的教育模式，我們必須探尋更加適合于這個時代的教學方式。
要培養人，必須具備兩方面條件。一是人的品性，二是人的學識，而以品性尤為重要。而最能培養人的品性的我認為莫過于使教學藝術化、詩化，這是詩的功能及優勢所決定的，這就為我們引出了“詩化教育”一說。
語文詩化教育就是使語文課堂成為可持續發展的課堂，成為一個對學生知識進行再創造、重建構的課堂，成為一個使學生學會用自己的詩情去觀察自然、用自己的詩心去理解別人、用自己的詩性去體悟人生的課堂，成為一個搭建起師生之間、生生之間對話平臺、彌漫著濃郁的思想和生命的氣息的課堂。讓課堂猶如一個思維激蕩和靈感勃發的磁場，充滿著不可預料魅力的新的教育方式。
詩化教育應包含三個方面：第一以詩為文本的教學。這是詩化教學之基礎。尤在語文課中必須加強教養學生閱讀詩歌興趣，提高其品評鑒賞分析領悟詩歌的能力，從而激發創造欲，學會用詩來表情達意，起到既煉語言，又提思維的效果。第二以詩為誘發點的教學。這是詩化教學的拓展，即以詩為根本樣式，延及其它一切文學文本，以促使學生審美感受和情感思維的塑造。第三以詩為思維邏輯的教學。這是詩化教學深化和最終歸結點。用詩化思維、邏輯、詩化的境界去感染激勵學生。最終完成群體的人文化，從而達到真正意義上的素質教育“以人為本”之目標。
總而言之。方法是多樣的，詩化教學實際上是一種打破模式化的教學方式。其運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學校的創新意識，每個學校都應該少些刻板；多些活潑，少些頑固，多些民主，少些俗濫，多些詩意，讓縷縷的春風般的詩化啟開人文素質培養的大門，使之更美。更好。更健康地發展。
公共管理學 公共行政學 學科定位
一、公共行政學范式
自1887年，美國著名行政學家威爾遜在《政治學季刊》上發表《行政學研究》一文，并首次提出將行政管理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進行研究以來，行政管理學開始逐漸脫離政治學自成學科體系，并進行了數次理論變革。行政管理學，又叫公共行政學。對于公共行政學發展階段的界定，不同學者有不同觀點，但學界普遍認同以范式論來劃分公共行政的認知視界。
“范式”這一概念，最早是由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以下均稱《結構》）中提出的。這一概念一經提出即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它給人們以一種全新的視角來分析一個學科、專業的發展演變。在社會科學領域它也被人們廣泛采納，就公共行政學來說，采用范式來分析其發展可以得出不同的觀點，這種現象的產生是由于人們對庫恩“范式”的歧義理解，又或者說是由于庫恩本人最初只是想用它來闡述科學共同體成員的共有規則未曾想到“范式”一詞會引起理論界的巨大反思，而導致的表述形式的不清晰。“一個范式就是一個科學共同體的成員所共有的東西，而反過來，一個科學共同體由共有一個范式的人組成。”因此要想理清“范式”的含義須得先探究科學的共同體結構。在《結構》后記中，庫恩提供了一種科學共同體的觀點：“一個科學共同體由同一個科學專業領域中的工作者組成。在一個絕大多數其他領域無法比擬的程度上，他們都經受過近似的教育和專業訓練；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都鉆研過技術文獻，并從中獲取許多同樣的教義”。那么“范式”應為這樣的科學共同體所特有。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公共行政學的發展史可以分成不同的階段或時期，每進入下一個階段或時期都是一種新的主導理論代替舊有的，也就是是一種范式替代了另一種范式。與其他學者對庫恩“范式”的復雜理解相比較，筆者更傾向于將其簡單化，即公共行政學自真正成為一個獨立學科以來就只有公共行政學范式這一個存在。公共行政學本身就是一個由許多學者組成的科學共同體，盡管存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但其發展是一貫的，不存在研究者話語交流的異質性或不可翻譯性。“至于公共行政進展中不斷有新知識的注入和創新，是在范式之中的，知識有共同體生產，是秉承信念介入現實的實踐中生產出來的，核心是解決實際問題的需求。”后期，庫恩為避免混淆更愿意用“學科基質”來解釋“范式”，“學科”是指一個專門學科的工作者所共有的財產，“基質”則是說它有各種各樣的有序元素，并且每個元素都需要進一步的界定。原初的“范式”已被解釋的背離本意了，也指稱科學共同體中的某種理論或學派觀點。因此，筆者認為，公共行政學發展階段中的各種理論或學派如：傳統公共行政學、新公共行政學、新公共管理學，公共服務理論等等更應該是“公共行政學科基質”中有待進一步推敲的“元素”，而不像多數學者認為的那樣屬于不同的范式。
二、公共行政學范式下當代中國公共管理學
公共管理學在中國作為舶來品，起步、發展都相對較晚，很多的理論學說還主要是由西方引進，因此要研究當代中國公共管理學定位還需從西方的公共管理學或公共行政學開始。
Public Administration，Public Management，英語語境中這兩個詞的意義其實常常是用來互相定義的，外國學者在使用administration和management時經常不是很嚴肅，也因此這兩組詞經常被混用，沒有明晰的定義。最初在中國，前者多譯為“公共行政學”，后者譯作“公共管理學”，然而隨著近幾年理論發展，國內學者普遍認為二者均譯為“公共管理學”似乎更為恰當。譯注名稱的變化并不是沒有根據的，其原因之一是學科主導理論的轉變。1991年，克里斯托夫?胡德發表了其著名論文《一種普世性的公共管理？》，用“新公共管理”來命名70年代以來的市場化改革，“通過對這一模式及其各要素的經典性歸納而對70年代以來的西方政府改革浪潮做出了第一次系統的總結，也將英國式的公共管理研究推向了整個世界”。考究90年代美國的新公共管理運動可以發現，在眾多學者的共同努力下，特別是代表性官僚制的引入，公共行政的規范研究已將新公共管理概念吸納其中。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公共管理與公共行政的概念也就變得很模糊了。美國學者勞倫斯?E?林恩根據自己的用詞習慣指出“當我認為需要的時候，我選擇了‘公共行政’的概念。而在兩個概念都可能合適的地方，我則使用了‘公共管理’的概念”。因此，可以說在西方公共行政隱涵官僚、官僚機構，而公共管理作為新術語指涉的范圍更廣，所以當研究內容包涵公共機構、非營利機構時，學者更傾向于使用公共管理學。公共管理與公共行政在歷史淵源上或卻有一些精細的區分，“但他們都應該是綜合的，每一個分支的內容都應當涵蓋別的分支。最簡單的辦法是認為都包括政策、管理和分析”。
因此，在中國作為學科的公共管理學更應該是一個統稱，是一種廣泛意義上的，或者說它本身就表征了公共行政范式，涵蓋了公共行政范式發展中的各種理論研究而不特指其中的任一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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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共行政學；價值追求；單擺模型
公共行政學的價值追求是行政哲學上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是公共行政實踐的靈魂和核心，效率和公平這兩大公共行政的基本目標自古以來就是人類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由于追求效率的同時可能會影響公平的實現，追求公平又可能妨礙效率的提高，所以二者常被視為一組相互對立的目標。樹立正確的公共行政價值觀，引領公共行政的發展和行政人員的行為，對實現政府高效運作、社會公平穩定與和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效率與公平的單擺模型
從1887年美國學者伍德羅?威爾遜發表《行政學研究》至今，公共行政學已走過了125個年頭，回顧公共行政學百余年來的發展歷程，可以大致將其劃分為四個階段，從l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傳統公共行政學到20世紀70年代的新公共行政，再到20世紀80―9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以及最近一二十年的新公共服務理論，公共行政學的價值追求呈現出一種從效率到公平，再到效率，再到公平的循環往復現象，就像物理學中不斷來回擺動的單擺一樣，如圖1所示，本文將其形象地命名為效率與公平的單擺模型。
圖1中的圓球代表公共行政學，圖形的左側代表效率，右側代表公平，中間虛線位置代表效率與公平的平衡點，當效率被過分強調而忽視了公平時圓球處于左側較高的位置，此時圓球處于不穩定的狀態，在細線拉力和自身重力的作用下開始向右側公平擺動。同樣，當公平被過分強調而忽視了效率時，圓球處于圖中右側較高的位置，此時的圓球也處于不穩定狀態，受細線拉力和自身重力作用開始向左側效率擺動，只不過不同時期單擺擺動的幅度和頻率不同罷了，公共行政學價值追求的百年演變正是在效率與公平之間來回擺動的循環往復過程。
二、公共行政學發展的四個階段
關于公共行政學百年演變的階段劃分，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分法，大部分都是按時間劃分成不同的階段，學界最熟悉當屬武漢大學丁煌教授劃分的六階段，也有部分學者按研究范式和研究途徑來劃分，如陳振明教授的三范式與巴瑞?波茲曼教授的二途徑，還有學者按思想與流派劃分，如竺乾威教授的四學派，本文采用主流的時間階段劃分法將其大致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分別論述其各自的價值追求。
1.傳統公共行政（19世紀末―20世紀70年代）：效率至上
行政管理學界公認1887年美國學者伍德羅?威爾遜（后任美國第28屆總統）在行政學季刊上發表《行政學研究》一文標志著公共行政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創立，在文中威爾遜強調強調對一般的組織與管理問題的研究，關心組織的有效性和效率。此后，盧瑟?古利克也認為效率是行政管理的價值尺度中的頭等公理，效率也是行政科學的大廈得以建立起來的價值基石。馬克思?韋伯將官僚制看做是一種建立在權威和理性基礎上的最有效率的組織形式，其不僅滿足了傳統公共行政追求效率的需要，也使得效率成為傳統公共行政的主導價值。
這一時期的公共行政學主要受到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勒科學管理理論的影響，其強調標準化的工作流程，對提高公共行政的效率起了很大作用。20世紀30年代以后公共行政學開始受到行為科學影響，認為公共行政應當把人看成社會人，通過發揮人的創造性來提高工作效率。20世紀40年代以后，公共行政管理思想又先后受到決策理論、系統和權變理論以及管理科學學派的重大影響，產生了許多新的特點，但其追求效率的目標并未改變。此時的公共行政學處于圖中1的位置，達到了左側效率的高點，即將向右側公平擺動。
2.新公共行政（20世紀70年代）：關注公平
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出現了長達十年之久的滯脹現象，政府在決策上處于兩難的境地，以德懷特?沃爾多為首的一批美國公共行政學者將論文結集，于1971年以《走向一種新公共行政學：明諾布魯克觀點》為書名出版。該書被認為是新公共行政學的宣言，集中表述了新公共行政學的基本觀點。
新公共行政對傳統公共行政效率至上的價值追求進行批判，認為公共行政應將公平、責任等價值注入公共行政過程，形成以社會公平為核心，民主、責任、效率并存的價值體系。正如新公共行政的代表人物喬治?弗雷德里克森所說，社會公平是一組價值的前提，社會公平包含著對包括組織設計和管理形態在內的一系列價值取向的選擇。此時的公共行政學處于圖中2的位置，達到了右側公平的高點，即將向左側效率擺動。
3.新公共管理（20世紀80―90年代）：回歸效率
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應對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英美等國出現了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思潮，代表人物是美國學者戴維?奧斯本和特德?蓋布勒，其在《改革政府――企業家精神如何改革公共部門》一書中提出的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和績效管理等概念已經成為公共管理理論的主要范疇。1991年9月20日，70多位學者在美國雪城大學召開了第一屆全國公共管理研究會議，會議確定了新公共管理研究的重點問題。這次會議標志著作為一門新學科的公共管理學的理論構架基本形成。
新公共管理將市場機制和私人部門管理策略引入公共部門，把3E：Economy、Efficiency、Effectiveness，即經濟、效率、效能作為其價值追求。澳洲學者歐文?E?休斯指出，經濟就是以盡可能低的投入提供與維持既定數量的公共產品或服務；效率就是公共部門投入與產出的比例關系；效能就是公共產品或服務符合政策目標的程度。新公共管理并不是簡單地重復效率至上的價值追求，而是把傳統的效率拓展為3E在內的全方位績效，擴展了效率的內涵。此時的公共行政學處于圖中3的位置，又回到了左側效率的高點，但隨即將向右側公平擺動。
4.新公共服務（20世紀90年代至今）：重現公平
20世紀90年代后期，美國學者羅伯特?丹哈特提出了新公共服務理論，該理論認為，把公民當成“顧客”的觀念存在著某種局限性，應把傳統的對效率和業績的關注轉移到對社會回應性的關注上來。新公共管理強調政府掌舵而非劃槳，而新公共服務則認為政府是服務而非掌舵。它重視人而不是生產率，它所強調的社會公平包括公共部門和公民兩個方面，體現了政府與公民之間的平等協商新關系。
新公共服務在兼顧效率與目標達成的同時，力圖提升社會公平與責任，使公共行政具有適應性和動態彈性以更好地回應社會治理發展，在一定意義上超越了新公共管理。但新公共服務也面臨著一些困境，如政府與公民的選擇性協商機制會導致討論過多而行動不足，多元化民主治理與治理者的關系的協調等。此時的公共行政學處于圖中4的位置，再次回到了右側公平的高點，不久就會向左側效率擺動。
三、小結
公共行政學價值追求的百年演變呈現出一種從效率到公平，再到效率，再到公平循環往復的單擺模型，但需要指出的是，公共行政學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價值追求在強調某一方面時并未忽視另一方面，只是側重點有所不同，例如傳統公共行政在遵循效率至上的同時也關注公平、責任等價值取向，新公共行政在強調社會公平核心價值的同時并不排斥效率的價值，新公共管理在號召回歸效率的同時也關注責任和公平價值，新公共服務在兼顧效率與目標達成的同時，更加強調其目的性，當公共行政學對效率與公平的追求達到兩者平衡時，圓球將處于圖中虛線的位置，此時圓球將處于穩定狀態。正是由于關注的重點在公平與效率之間來回擺動，才形成了公共行政學價值追求百年演變的單擺模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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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共行政學；語言；圖像；游戲；修辭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981（2012）02-0016-06
盡管在以追求實用為主要導向的公共行政學界，套用語言哲學的名言“沒有語言學的本體論和認識論皆無效”來說明公共行政學的語言問題的重要性，不免顯得危言聳聽，但是當語言哲學的歷史已跨過整個20世紀，將語言哲學的重要原理引進（同樣具有百余年歷史的）公共行政學，也許恰逢其時。本文正是基于上述考慮的一項嘗試，即運用語言哲學的圖像論、游戲論、修辭論，來說明公共行政學的語言與行政世界的關系，從而分別揭示出公共行政學語言的圖像性質、游戲性質、修辭性質以及此三項性質的相互關系。
一、公共行政學語言的圖像性質
語言的圖像論，是前期維特根斯坦的核心觀點。這一觀點認為，語言如同圖像那樣摹畫世界：語言與世界具有同構關系，語言具有意義和真假之別，倫理學（絕對價值）不可說、從而必須對其保持沉默。因此，依據語言的圖像理論，可以推知公共行政學語言的圖像性質，并需要基于公共行政學語言本身的特點對其予以說明。
（一）公共行政學的語言與行政世界同構
維特根斯坦所說的“世界”，不僅包括實際發生的事實，還包括在邏輯上可能的事態。他基于分析思維認為，事態由基本事態構成，基本事態由對象和對象組合而成。在與世界相對的另一面，語言由基本命題構成，基本命題由名稱和名稱組合而成。因此，語言與世界的同構關系表現為：名稱代表對象，基本命題代表基本事態，在總體上，語言就像一幅圖畫那樣，表現整個世界（包括邏輯上可能的世界）。
公共行政學語言所摹畫的世界，同樣包括已經發生的行政世界，以及還未發生的但在邏輯上可能的行政世界，前者構成公共行政學的實證研究對象，后者來自公共行政的“烏有鄉消息”，它反映人們要在現實的周遭世界重建公共行政“烏托邦”的愿望。而無論對于公共行政的真實世界、還是對于公共行政的可能世界的描畫，公共行政學的語言均可以被沿著“命題一基本命題一事物名稱”的分析路徑，追溯至公共行政的現實世界的具體對象。
對于公共行政的實證研究而言，泰勒、吉爾布雷斯夫婦等人在進行動作研究過程中，不僅記錄了不同工人的動作流程，并且將這些動作流程分解成最小分析單位，然后進行定性和定量比較，最終得出“科學”的工作動作和流程。在此過程，他們使用的典型語言：“生鐵搬運工彎下腰，搬起大約92磅重的生鐵，移動數英尺……一名最優秀的適合從事這種工作的工人，一天中只有42%的時間有負荷”，直接由事物的名稱和名稱組合成基本命題，然后由基本命題，經過邏輯連接，得出一系列科學管理原理。西蒙在其《行政行為》第1版前言中說道：“我們必須能夠用文字精確地描述管理型組織的面貌和運轉狀況。我試圖構造一套能夠進行上述描述的詞匯，本書就記錄了我從中得到的結論。”在這本前身為《行政科學的邏輯構造》的博士論文中，西蒙忠實的執行了深受前期維特根斯坦影響的卡爾納普的語言哲學原理，他從“人類抉擇的邏輯學和心理學中”導出“管理理論的詞匯”，并邏輯地構造出有限理性決策理論。從宏觀角度而言，我們可以列舉里格斯行政生態學說、布坎南公共選擇理論、奧斯本企業家政府理論等，這些理論均形象地為人們呈現出相應的公共行政圖畫，（例如里格斯借用光的折射圖，摹畫轉型社會的行政模式；企業家政府理論認為某些優秀的政府部門正在像企業那樣運作），這些圖畫或理論深刻描畫了公共行政的真實世界的運作過程。
另一方面，公共行政學語言對于公共行政的可能世界的描畫，不僅表達了公共行政在邏輯上的可能事態，而且同樣可以分析為公共行政的真實世界的具體對象。在公共行政思想史上，新公共行政學集中地摹畫了邏輯可能的公共行政的公平世界。對于作為公平行政世界要義之一的“比例公平”原則來說，不僅公共行政領域的任意兩個人的收入和付出，均是現實世界的真實對象，而且各自的收入付出之比，也完全可能在邏輯上具有相等關系。同樣，作為新公共行政學所倡導的機會公平、代際公平等原則的理論基礎，羅爾斯的正義論的兩個原則，也完全具備對象的真實性（憲法上的基本自由、每個人的經濟、社會利益等）及其在邏輯上（如羅爾斯所說的那樣）進行合理組合的可能性。同時，從上述例證也可以看出，新公共行政學理論志于在現實的行政世界構建“比例公平”、“機會公平”、“代際公平”以及羅爾斯在“無知之幕”下構建出來的“自由平等”、“差別原則”等理想狀態之旨趣。
（二）公共行政學的語言具有意義和真假之別
維特根斯坦認為，語言中的名稱的意義，是它指稱的對象；由名稱和名稱合邏輯的組成的基本命題的意義，是它表達的基本事態（包括可能事態）；基本命題和基本命題符合邏輯地連接，組成（復合）命題；“命題只是就其在邏輯上有秩序的而言，才是事態的圖像。”因而，命題的意義，就在于符合邏輯地表達事態（包括可能事態）。此外，命題的真假，取決于它所表達的事態是否與實在相符合：“若一個基本命題為真，事態就存在；如果一個基本命題為假，事態就不存在。”
由此可得，符合邏輯的說出一句公共行政學語言，是“有意義”的，即它邏輯地表達了某種公共行政的（可能）事態。它一方面意味著此句公共行政學語言包含著某種符合邏輯的“語義”（即“意思”），另一方面在其表達可能事態（或應然事態）的維度，還意味著此句公共行政學語言有“價值”。但是，符合邏輯的公共行政學語言，如果要是真的，還需要追加一個條件，即其表達的公共行政事態必須客觀存在。如果人們無法確證公共行政學語言所表達的事態的真實性，那么就無法確證公共行政學語言的真假，這對于追求建立公共行政“科學”的人們來說是無法接受的。
在公共行政思想史上，表達公共行政應然事態的規范研究，確實是“有意義”的。正如作為一種典型的規范研究，新公共行政學不僅表達了公共行政的可能世界（公平世界）的語義，而且對于公共行政實踐具有重要“價值”，它在事實上使得一社會公平，儼然已經作為當代公共行政的重心而取代了傳統技術性效率的地位。而對于行政“科學”或實證研究來說，不僅需要其“有意義”，而且需要基于事實鑒別其“真假”，從而獲得某種關于行政過程的真理性命題。例如，關于政治與行政二分的命題，古德諾既基于“政府機構的分立”的事實，證明其真理性，又基于“在各政府機構領地的交界地區都存在著‘公地’”的事實，證明政治與行政二分的虛假性，進而得出“政治與行政相協調”的命題。而西蒙作為行政科學研究的杰出代表，在其《行政行為》附錄中直接表達了他關于管理科學的信念：“關于管理過程的命題若是科學命題，就可以從事實意義上判斷其正誤。反過來說，關于管理過程的命題若可以判斷其正誤，就是科學命題。”眾所周知，西蒙的《行政行為》也確實是他關于管理科學的信念的真實寫照。
（三）公共行政學的語言必須對絕對價值保持沉默
維特根斯坦哲學關于語言圖像理論的一個重要特色，是它提出了倫理學不可說的觀點。他在《邏輯哲學論》中指出：“倫理是不可說的。倫理是超驗的。”而“對于不可說的東西我們必須保持沉默。”需要指出的是，維特根斯坦所說的倫理學，其實是指表達絕對價值的倫理學，不包括表達相對價值的倫理學，即維特根斯坦關于“倫理學不可說”的觀點，是指“絕對價值不可說”，或者說“我們需要對于絕對價值保持沉默”。
如果以維特根斯坦關于倫理學不可說的標準，衡量公共行政思想史對于行政倫理的言說，可以得出：行政倫理學對于“相對價值”的言說，實際具有行政“科學”的屬性，而行政思想史上存在的關于公共行政的“絕對價值”的承諾、爭論和闡釋，則由于越出語言的界限，成為一種無意義（無指稱對象）的胡說。
例如，庫珀在其飲譽全球的著作《行政倫理學：實現行政責任的途徑》中，對于行政倫理的論述始終保持在“相對價值”的范圍之內。庫珀無論是對于行政倫理的思考層次、決策模式，還是對于行政責任的來源、責任沖突的化解途徑、內外部責任控制機制等的論述，均以某種“事先設定的標準”，諸如具體的道德和法律規則、上級指示、公民利益、內心信念等，作為評判行政行為的倫理依據，從而均成為了相對價值判斷。他至多在多元主義的后現代背景下，聲稱“我們還是需要自我組織起來”，“通過對話和協商來確定（具有相對價值屬性——筆者注）價值觀、信仰和倫理準則等行為標準，從而確保我們的生活世界富有意義”。對于“普遍的、‘神授’的價值觀和倫理準則”，庫珀認為其在后現代社會已“不再具有最終的立足基礎”。由此可見，具有“相對價值”意義的行政倫理的確立，均可以被還原為特定的事實之間的關系（作為的事實的行政行為和作為事實的具體倫理準則之間的相對價值關系）或者具體的“對話協商”過程，從而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言，“這里只有事實、事實，還是事實，而沒有倫理學”，因而，作為純粹事實判斷、探討“相對價值”的行政倫理學，便具備“科學”的性質。
另一方面，在公共行政思想史上，也存在關于公共行政的絕對價值的承諾、爭論和闡釋。在傳統公共行政學時期，古利克宣稱“效率是行政價值尺度上的最高原則。”到了新公共行政學時期，作為該學派哲學基礎的羅爾斯正義論宣稱：“公平的自由處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因而“公平至上”便取代傳統的“效率至上”，成為新公共行政學的“核心價值”。但是，如果依據維特根斯坦關于絕對價值不可說的觀點來看，新公共行政學和傳統公共行政學關于公共行政“核心價值”、“最高原則”的承諾和爭論，就會由于并不存在指稱對象，成為一種無意義的胡說。原因在于，西蒙已經從管理科學的角度，證明處于粗俗世界的人（而不是神），并不具備全面理性或尋求最優的能力，那種關于人類決策的最優化模型“也許可以當作老天爺的心理活動模型”。維特根斯坦也指出：“我們不能寫出這樣一本科學著作，它的主題在本質上就是最好的，是在其他主題之上的。”因此，如果要合理闡釋新公共行政學和傳統公共行政學的“公平至上”、“效率至上”價值觀，我們就必須將其轉變為或還原為特定語境下的相對價值判斷來理解，即誠如古利克自己所說：“我們最終被迫根據政治價值尺度和社會秩序調節純粹的效率概念”，或者如弗里德里克森所說：“在效率和經濟之外，將社會公平看作公共行政的第三支柱”。由此，我們就從正反兩方面論證了公共行政學的語言在闡述行政倫理之時，必須保持在相對價值的范圍之內，或者說，公共行政學的語言必須對絕對價值保持沉默。
二、公共行政學語言的游戲性質
語言的游戲性質，是后期維特根斯坦和日常語言學派的重要觀點。這一觀點將語言置于日常生活之中，考察語言的多種多樣的用法、語言的實際使用規則以及語言與日常生活之間的互動，得出了“意義即用法”、語言存在不同使用規則以及“言語行為”等重要原理。如果結合公共行政學語言本身的特點，那么公共行政學語言的游戲性質，可以表述為：公共行政學語言的意義是它在行政生活中的用法；公共行政學語言確認或修改行政生活的規則；公共行政學語言同時包含語義、語行、語效。
（一）公共行政學語言的意義是它在行政生活中的用法
后期維特根斯坦將語言與人類交往活動聯系起來，動態地考察語言的意義，他把“語言和那些活動相互交織在一起的整體稱為‘語言游戲’”。由于人類的交往活動或者生活形式紛繁復雜，因而，鑲嵌在人類交往活動或生活形式之中的語言的用法（語言游戲）也就具有多樣性。就是說，“要理解語詞的意義，就是要掌握該語詞是在怎樣一種確定的活動中被使用……一個詞的意義就是它在語言中的用法”，或者“一個名稱的意義有時是通過指著它的承擔者來說明的。”
運用“意義即用法”的原理，考察公共行政學語言，可以得出：公共行政學語言的意義，是它在行政生活中的用法。這意味著，公共行政學的語言不存在先驗的固定的含義，它隨著人類行政實踐類型的變化而變化。例如，作為公共行政學的關鍵詞，“行政”語詞就存在不同用法。它在拿破侖時期的法國。是指對于“國王”意志的執行，在威爾遜時代的美國，是指對于“國家”意志的執行。在“洪憲帝制”（大帝）時代的中國，行政還具有“法外治權”的含義。在實行“議行合一”制的社會主義國家，行政往往具有表達國家意志的功能。在當前的行政學教科書中，一方面存在關于公行政與私行政的區分，另一面企業家政府的理論與實踐又表明，企業管理方法同樣可以被用來管理政府。凡此種種，我們均稱之為“行政”。這實際上表明，存在多少種行政實踐的類型，也就存在多少種“行政”語詞的用法或意義。如果僅僅將“行政”單調地解釋為“國家意志的執行”，那么無疑錯過了“行政”語詞的更為開放多樣的意義或用法。
（二）公共行政學語言確認或修改行政游戲的規則
后期維特根斯坦在日常生活之中關注到語言與實踐的互動關系，將語言與實踐相交織的整體稱為語言游戲。既然語言與實踐遵循互動（而非受動）關系，就意味著語言既可能與實踐玩一種同質性游戲（直接遵守實踐游戲規則），又可能與實踐玩異質性游戲，即語言試圖對于實踐游戲的規則作出修改。
公共行政學的語言在與行政生活互動過程中，同樣會確認或修改行政生活規則。而且，基于行政思想史來看，公共行政學的語言往往同時具備上述兩項功能，即特定的公共行政理論在確認（或修改）某種行政生活規則的同時，往往意味著試圖修改（或確認）他種行政游戲規則。依據公共行政理論是以確認行政游戲規則為主、還是以修改行政游戲規則為主，我們可以將公共行政理論劃分為三種類型：
其一，以確認行政游戲規則為主的公共行政理論。韋伯在邁向現代性的社會背景下，抽象出神秘型組織、傳統型組織、官僚制組織的運作機制，倡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均應當主要實行官僚制的組織形式，同時又希望借助于神秘型組織的“超凡魅力”，來補救官僚制組織的機械性和沉悶性弱點。里格斯在二戰之后，經過實地調查，描述了農業社會、過渡社會和工業社會的行政游戲規則，但在其整個進化論式（現代化是由農業社會邁向工業社會的發展過程）的理論框架中，暗含著行政游戲規則應當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要求。西蒙基于人們的實際決策過程，發現了有限理性的決策模式，并進一步論證了制度理性的限度，從而也暗含對于全面計劃經濟的管理模式的批駁。
其二，以修改行政游戲規則為主的公共行政理論。它們以倡導規范性理論的新公共行政學和黑堡學派為代表。這兩個學派均反對傳統公共行政的管理主義模式，同時均倡導建立以主義、賢明治理和高度公民精神為主要特征的行政游戲模式。
其三，確認與修改行政游戲規則并重的公共行政理論。泰勒將“第一流工人”的動作流程制作成標準化的操作方法，強制性地推廣到整個工作場所。麥格雷戈既認可對于貪婪、消極的庸人實行“強硬的”管理方法，又主張調動人性中的積極因素，實行溫和的、參與式、授權式管理模式。登哈特基于美國傳統的社區實踐、公民精神和服務理念，批評企業家政府的“掌舵而不是劃槳”模式，提出“服務而不是掌舵”的公共行政模式。
（三）公共行政學語言同時包含語義、語行、語效
語言游戲的“言語行為”理論，是深受后期維特根斯坦影響的日常語言學派的重要觀點。這一觀點道出了一個簡明道理：人們說一句話（表達語義），通常懷有一定目的（語行），并希望取得相應效果（語效）。用語言哲學家奧斯汀的術語來講：人們借助于語言表達，主要履行三種行為，即“以言表意行為”、“以言行事行為”（說話就是做事）、“以言取效行為”。
將公共行政學語言置于日常行政生活之中，考察作為一種學術語言的公共行政學語言的語義、語行、語效，可以得出：公共行政學的語言不僅包含理論上的含義（公共行政學的語言表達了一系列理論命題）、也不純粹是一種理論活動、并會取得相應理論效果（做出理論創新），更重要的是，它同時包含對于日常行政生活的語義、語行和語效。
首先，公共行政學語言的語義，可以在日常行政生活之中被合理地理解。原因在于，公共行政學語言符合邏輯地說出了具有指稱對象的命題，這些指稱對象均現實地存在于行政生活之中，所以它們均能夠獲得日常生活意義上的語義。甚至那些（在科學意義上）對于公共行政的絕對價值的“胡說”，也可以在日常生活當中得以合理地理解，因為所謂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最高原則”在于“效率”或者“公平”，在日常生活意義上，不過是說效率或者公平對于公共行政“非常非常”重要（人們在日常生活之中通常并不進行嚴格的邏輯分析），因而它們必須獲得足夠地重視才行。
其次，公共行政學語言包含對于行政生活的“語行”和“語效”。但需要說明的是，以改造行政生活為主的公共行政理論，通常明確地表示其對于行政生活的語行和語效，而以解釋行政生活為主的公共行政理論，其對于行政生活的語行和語效，便往往是一種言外之意。例如，威爾遜、泰勒、法約爾的公共行政學語言，明顯地符合“說話就是做事”并取得相應語效的標準。威爾遜通過宣揚政治與行政二分，推進文官制度改革，取得了減少行敗的效果。泰勒的科學管理理論、法約爾的一般管理理論本身即產生于工廠管理的實踐，因而其理論生產和工場實踐直接地合為一體，從而更為直接地表現出理論的“語行”、“語效”特征。另一方面，盡管在以解釋行政世界為主要旨趣的西蒙決策科學理論、里格斯行政生態學等理論中，難以找到“祈使語句”，但如上所述，西蒙決策科學理論和里格斯行政生態學說，分別暗含對于全面計劃經濟管理模式的批駁以及行政游戲規則應當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言外之意。另外，鑒于這些理論本身對于現實行政世界的巨大影響，因而對于解釋世界的行政科學理論而言，也可以套用阿爾都塞的名言“理論也是一種實踐”來說：行政科學理論也是一種實踐。
三、公共行政學語言的修辭性質
科學語言特別是社會科學語言的修辭性質，是伴隨科學語用學、科學社會學的興起而獲得人們重視的。它在當代全面復興了亞里士多德的修辭觀：“修辭學是辯證法的對應物”，“修辭術是分析科學和倫理方面的政治學的結合”，通過科學、修辭、倫理、民主的聯姻，祛除了柏拉圖一脈對于修辭的貶低態度。在柏拉圖看來，修辭是運用語言技巧，進行煽動情感和鼓動輿論的活動，它傳達具有相對性、或然性的“意見”，而不能發現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識”，從而修辭至多在其善說的意義上，成為表達真理的佐料，如果往壞里說，修辭干脆就是邪惡的詭辯。可是，當后現代科學語用學、科學社會學突顯科學的語境性、協商性和倫理性（應然人際關系），科學也就成為一種相對性、或然性的“意見”；修辭則借此機會蛻變其詭辯氣質、以符合倫理的認知面目躋身科學殿堂。至此，科學和修辭的結合，能夠為我們認識公共行政學的語言提供情境性、或然性、勸說性、倫理性、辯證性等多方面的洞見。
（一）公共行政學語言基于特定理論或實踐情境進行言說
作為一種修辭的公共行政學語言，是在特定的理論或實踐情境之下，有意識地針對特定問題進行的相對性言說，它無意于也無法超脫具體的歷史情境、說出永恒真理。在公共行政思想史上，每一種公共行政理論均具有獨特的修辭情境。傳統公共行政學時期，威爾遜為了改進美國行政系統的工作效率，同時在理論上倡導創立一門“前所未有的行政科學”，發表了《行政學研究》。在這篇行政學的開山之作中，威爾遜提出了著名的政治與行政二分的假設。這一假設成為了古德諾的《政治與行政》的重要理論情境，即古德諾不僅對于政治與行政二分假設作了經典闡述和揚棄，而且基于美國總統制的政治情境，強調政黨對于美國實現政治與行政相協調的獨特功能。泰勒和法約爾均是在受雇于企業主的情境下，創立他們的管理理論的，因而他們的理論當然以追求效率、秩序、利潤為基本目標。韋伯在工業化背景下，描述了組織的三種純粹形態，并提倡現代社會應當主要實行官僚制組織形態。到了20世紀30年代，傳統公共行政（學）的泰勒制、官僚制及其制度主義路向、經濟人假設，開始遭到全面批判。在此情景下，梅奧、西蒙率先運用在當時社會科學界確立起來的行為主義方法論，分別創立人際關系理論、有限理性決策理論。二戰以后的公共行政學，呈現出了更加復雜多元的修辭情境。里格斯在美國強行推銷政治與行政文化遭到阻力之后，推出了行政生態學說；布坎南、奧斯本在政府應對財政危機過程中，推出了公共選擇理論和企業家政府理論；福克斯、米勒在后現代的哲學旋風中，推出了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由此可見，所有上述理論，均是置身于特定情境之下的真理，均帶有顯著的修辭情境印記，同時也均放棄了柏拉圖式的尋求永恒真理的野心。
（二）公共行政學語言基于行政世界的或然性進行勸說
行政世界的或然性，是指行政生活具有多樣性或者不確定性。它歸因于行政生活中的人們，能夠對于行政生活作出多種選擇或者籌劃，從而能夠創造出多種多樣的行政生活形態。以行政組織為例，它具有官僚制、扁平型、網絡化等不同組織形態，可能采取尋求滿意、最優、改進等不同決策路徑，還可能追求效率、法治、公平等不同價值觀。這意味著，在具有多種可能性的行政世界，人們并不必然地選擇過某一種行政生活。那么“行政生活向何處去”的問題，就給追求“語效”的公共行政理論，提供了一定的修辭或勸說空間。就是說，公共行政學面對行政世界的或然性，需要從中選擇某一種行政生活樣態，運用特定修辭策略展開勸說。從公共行政思想史來看，公共行政學基于行政世界的或然性進行勸說所運用的修辭策略，可以歸納為三種情形，即基于或然性的前提，經過或然性的推理，得出具有或然性的實踐路向。
第一，公共行政學基于或然性的前提進行勸說。例如，在政治與行政的關系方面，傳統公共行政學基于政治與行政二分假設，認為公共行政應當主要是一個關注技術理性的事務性領域。而后現代公共行政學基于政治與行政對話假設，認為公共行政應當走向民主治理模式。
第二，公共行政學通過或然性的推理進行勸說。這一點即便對于邏輯實證主義者來說也不例外。因為邏輯實證主義者的實證，只能是部分實證、或遵循不完全歸納邏輯，因而它在根本上就是可錯的。西蒙經常以下棋為例，論證決策的有限理性；布坎南也將政治選擇模擬為市場交易。可是，決策是否一定如棋，政治是否一定如市，都可以作進一步疑問。因而，在其不完全歸納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西蒙、布坎南運用了“世事如棋”、“政治如市”的“比喻”或“類比”進行科學理論的論證，而比喻和類比已經是兩種重要修辭格。其他諸如弗里德里克森、艾賅博、百里楓等人文主義者，常常闊綽地運用想象（弗氏援引“無知之幕”）、講故事（百里楓講述“大屠殺”）等手法，勸說行政人員樂善好施、棄惡從善，這使得公共行政學的人文主義著作，通常表現出更加顯著的修辭特征。
第三，公共行政學得出具有或然性的實踐路向。盡管法約爾的一般管理理論，似乎得出普適性的管理原則，但是在西蒙看來，這些管理原則其實是一些相互矛盾、成對出現的諺語，甚至法約爾自己也宣稱“在同樣的情況下，我們幾乎從不重復使用同一原則”，況且“事態的變化決定了規則的變化”（此處規則即原則）。可見，一般管理理論得出的“一般性”管理原則，同樣具有“或然性”，誠如法約爾所說：“管理方式絕不是死板和絕對的東西……重要的是應知道如何運用它，這是一門艱辛的藝術”。而在傳統官僚制“破產”以后，公共行政學在精心診療“死了的政府”過程中，更是提出主義、社群主義、新管理主義以及話語模式等諸多甚至相互沖突的實踐路向。這種狀況集中表現了公共行政學語言基于行政世界的或然性進行勸說的特征。
（三）公共行政學語言基于行政世界的辯證性進行辯護
行政世界的辯證性，是指行政世界存在相互沖突、對立統一的行政生活樣態，并且在歷時性上呈現出不斷揚棄的否定之否定進路。作為一種修辭的公共行政學語言，正是基于行政世界的辯證性，才能為相互沖突的行政生活模式提供辯護，同時避免公共行政學落人“怎么都行”的詭辯陷阱。
從共時性來看，同一時代的公共行政學，需要基于行政世界的對立統一性，為相互矛盾的行政生活樣態提供辯護。在傳統公共行政學時期，法約爾的一般管理理論提出了諸多管理原則，這些管理原則后來被西蒙批評為只是相互矛盾、成對出現的行政諺語，但是法約爾在創立一般管理理論之初，就已聲明這些管理原則“完全取決于一個‘度’”。因而，法約爾的本意在于，人們需要辯證對待每一條管理原則的“度”，以使它能夠與另外相對立的管理原則并行不悖。在新公共服務時期，登哈特夫婦依據“新公共服務運動”，提出“服務，而不是掌舵”、“服務于公民，而不是服務于顧客”等原則，與企業家政府理論倡導的“授權而不是服務”、“滿足顧客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等原則，形成對壘之勢。但是，新公共服務理論并非意圖、實際上也無力將新公共管理理論置于死地而使自己獲得新生。正如登哈特夫婦所說，新公共服務理論只是構成“思考公共行政的備選方法”。公共行政理論與實踐的發展狀況也表明，“新公共管理”與“新公共服務”實際上構成了公共行政（理論）世界的“雙螺旋”結構，前者注重尋求公共行政的技術理性，后者逼問“誰來掌舵”、“為誰服務”等價值理性問題，從而使得二者均能夠在公共行政世界的對立統一之中，為各自存在的合理性進行辯護。
從歷時性來看，公共行政學需要通過揚棄手法，解決不同時代的行政生活模式之間的沖突及其在理論上各自獲得同時代的公共行政學的辯護的悖論。由于后一時代的公共行政學、特別是后現代行政學，往往可以被看做對于傳統公共行政學的顛覆史，因而，如果循著理論發展的脈絡逆向檢視，那么傳統公共行政學對于傳統行政生活模式（在當前看來已失去合理性）的辯護，就帶有強烈的詭辯色彩。這顯然是看待行政生活變遷的非辯證態度，并且是對于公共行政學語言的修辭性質的錯解。原因在于，即便以政治與行政二分假設、官僚制、泰勒制等為代表的“傳統治理模式已經死亡，盡管學術界不停地為其舉行送葬儀式，但其靈魂仍徘徊于公共行政研究的上空，并在所有的管理理論方面以及在幾乎每一個實際的公共機構中都能看到它的影子。”所以，無論作為傳統治理模式特征的政治與行政二分假設、森嚴機械的官僚體制、單調偏狹的價值追求在現在看來多么不合理性，現今的人們也不愿重回政治與行政不分、腐敗盛行、效率低下的前公共行政學時期（這正是傳統公共行政學努力消除的弊端），而且當前行政學所倡導的政治與行政對話、分權治理、多元價值觀，實際均以更加靈活的形式吸收了傳統公共行政學的合理之處。因此，如果重回每一時代的公共行政學的歷史情境，它們對于各自公共行政理論與實踐的辯護，便會被看做一種正當的修辭、而非邪惡的詭辯；同時后一時代的公共行政學對于前一時代的公共行政理論與實踐的批判，也會被看做一種揚棄而非拋棄。
（四）公共行政學語言基于行政世界的倫理性進行溝通
所謂行政世界的倫理性，是指行政世界的主體之間的應然關系屬性。作為修辭的公共行政學語言，基于行政世界的倫理性進行溝通，不僅使得公共行政學的語言擺脫了傳統修辭的邪惡認知面目（把壞的說成好的），而且使得行政世界的真理或者知識具備了協商、共識性質。傳統公共行政學，在政治與行政二分的前提假設下，以追求效率為“首要的善”，經過泰勒的論證，效率更被說成是雇主和雇員的共同利益（相對于前公共行政學時期來說，以科學方式追求效率，的確增進了全體或幾乎每一個人的利益）。由此便在當時情境下，賦予傳統公共行政理論與實踐以符合倫理的性質。但是，在政治與行政二分的假設之下，作為純粹事務性領域的公共行政的真理，其實是由政治與行政過程的領導者（包括泰勒、法約爾那樣的管理天才）以法律、命令、原則的形式“給定”的。這在相當程度上削弱了傳統公共行政學語言的修辭性質，即傳統公共行政學語言作為傳統行政世界的主客體關系（行政雇員和行政相對人僅僅作為客體）的理論鏡像，并不關涉行政世界的弱勢群體對于應然行政關系的吁求。到了新公共行政學時期，弗里德里克森開始追問，優秀的管理為誰而做？為誰有效率？為誰符合經濟的要求？從而明確提出行政世界的“主體間”關系問題。在弗里德里克森的影響下，行政民主理論、治理理論、話語理論等迅速登場，紛紛呼吁行政世界應當建立平等、對話、協商的主體間關系。這意味著后現代公共行政學對于行政世界的真理的設定，不再依賴于某一類主體的絕對命令，而是取決于行政世界的平等主體間的對話、協商和共識。由此，經過新公共行政學直至后現代公共行政學的努力，公共行政世界的真理或者說公共行政學的知識，越發取得社會建構或話語建構的屬性（真理是主體協商和利益博弈的結果），從而使得公共行政學語言的修辭性質一時得以前所未有的勃興。
四、公共行政學語言的三重性質的關系
辨析公共行政學語言的圖像性質、游戲性質和修辭性質，可以得出公共行政學語言的此三重性質實際遵循辯證互補的邏輯，共同支撐公共行政學語言的健全功能的發揮。
一方面，在公共行政學的語言與行政世界的關系維度，公共行政學語言的圖像性質，意味著公共行政學語言作為行政世界的理論鏡像（亦稱邏輯圖像），靜態地反映了行政世界的現象或游戲，但其本身并不參與行政世界的游戲活動。公共行政學語言的游戲性質，不僅要求人們返回公共行政的日常生活世界，動態考察公共行政學的語義；而且意味著，公共行政學能夠借助語言手段，參與到行政世界的游戲活動中去，它還可能表達對于行政游戲規則的修改要求，并主動追求相應的行政游戲效果。公共行政學語言的修辭性質，表示公共行政學的語言并不是在行政世界之外，而是在行政世界之中，對于行政世界的游戲活動作出鏡式的靜態“反映”，同時對于行政世界向何處去及其倫理屬性，作出動態“反應”——勸說、辯護、溝通。質言之，公共行政學語言的圖像性質，使得行政世界能夠通過邏輯渠道、井然有序的進入語言世界成為可能；而公共行政學語言的游戲性質和修辭性質，使得公共行政學能夠反過來通過語言的方式進入行政世界、并獲得符合倫理的話語效果成為可能。
另一方面，在公共行政學語言的圖像、游戲和修辭性質的相互關系維度，作為圖像的公共行政學語言是“前提”，作為游戲的公共行政學語言是“目的”，作為修辭的公共行政學語言只是“手段”。首先，人們只有遵守公共行政學語言的語法——鏡式反映行政世界的規則，才可能基于正確而非誤解的語義進行交流，也才可能順利實現公共行政學的語行和語效。其次，人們發明公共行政學語言，并不只是為了正確反映行政世界，而是為了進一步對于現實行政世界作出合理反應。因此，作為游戲的公共行政學語言，以勸說人們遵守或修改行政世界的游戲規則為目的，從而使其呈現“語行力”性質。最后，作為修辭的公共行政學語言，基于特定理論或實踐情境進行言說，并分別基于行政世界的或然性、辯證性、倫理性，進行勸說、辯護和溝通，均是運用修辭手段，以求達到公共行政學的“語行力”目的。換言之，作為修辭的公共行政學語言，僅是人們進行公共行政學語言游戲的手段。
五、結語
公共行政學語言具有圖像、游戲、修辭三重性質。此三重性質遵循辯證互補邏輯，共同支撐公共行政學語言的健全功能的發揮。基于上文論述，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啟示：
第一，公共行政學語言的圖像性質，意味著公共行政學研究有必要以分析的方式，厘清公共行政學語言的指稱對象和命題表達的基本事態，同時需要將公共行政學語言保持在論述行政世界的相對價值范圍內，以免說出非真非假、不可驗證的公共行政學命題。
（一）公共管理原則導向的流派
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學導論》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學原則》使公共行政學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著指導行政現象的科學原則；MaxWeber（1978）的《論官僚制度》探討了現代組織原則與規范，發明了層級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學論文集》，深入探討了法約爾管理過程與管理原則。首先為古典管理學派，該學派主要關注行政效率，尋求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與技術，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層面上進行科學研究及組織工作。該學派為公共行政學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Taylor將科學引入管理領域，提高管理理論的科學性。Taylor（1911）在《科學管理原則》中提出共同利益為基礎的科學管理原則，并指出：“科學管理原則普遍適用于各種人類活動”。科學管理理論強化了人們對消除浪費和提高效率的關注，從而成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追求。其次為行政管理學派，該學派從管理實務出發，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論和規則，作為管理者的行為準則。HenriFayol的主要貢獻是開創了組織研究領域，拓寬了科學管理的研究領域。Gulick對行政功能和組織的規范與實證研究，并提出了一體化組織原則與行政七職能理論。JamesD.Mooney提出了組織四大原則，即協調原則、層級鏈原則、職能原則和職員原則，結合組織與原則分析。最后為官僚制度學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論的產生與其歷史時代有著直接的聯系。Weber的官僚模型有著高度結構化、標準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態等特征的行政組織體系，是強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夠達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對人類行使權威的最理性工具。
（二）公共管理“理性”質疑的流派
20世紀30年代，傳統的公共行政學派理論受到了挑戰。傳統的公共行政學把組織視為機械形式，把人當機器，只是片面的追求組織結構和法律、法規的遵守。這是傳統公共行政學不可推脫的缺點。理性的挑戰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對“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反對；二是認為行政原則本身存在邏輯矛盾。JohnM.Gaus（1950）在《公共行政》精辟地論述了當時的情形：“現時的公共行政學理論也就是政治學理論”。這把原本認為政治與行政分離的傳統理論又糾纏在一起。社會系統學派從系統、整體性等社會學觀點來研究管理，擺脫了傳統行政管理理論的缺陷，并試圖改造傳統的權威概念、創造出一種協調合作精神。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MaryPFollett(1937)最早系統而深入地研究行政管理過程中人的問題，他通過對群體的心理因素的考察來分析作為民主群體基礎的“協商一致”機制的性質。理性決策理論學派代表人物Simon（1988）把管理行為分為“決策制定過程”和“決策執行過程”，并把管理研究重點集中在“決策制定過程”的分析。既豐富了管理學的思想，也揭示了管理的本質特點。理性決策模式提供了分析決策問題基本思路，同時也強調“理性”是指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益的理性。
（三）公共管理多元化擴散流派
20世紀60年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原子能技術、空間技術、電子計算機技術的利用和發展為主要標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觀上造就了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等理論的應用和發展，拓寬了管理思維，也促進了管理現代化，更是給行政科學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學的管理科學成為了一門融管理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多學科理論、方法于一體的綜合性學科。公共行政學的研究也就從純理論轉型到結合應用的研究。系統論認為任何組織都同其周圍環境相互聯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發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學的研究范圍。公共管理對于公共性的理解也從官僚制度和政府機構發展轉變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與社會其他組織之間的政治關系，以及注重組織工作環境對公共組織的影響力，政府被置身于社會外部大系統中，公共管理從制度定義發展為規范定義和組織定義。系統管理學派是以系統為研究對象，研究自然、社會和思維領域中各種系統的運動規律并據此來認識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Bertalanffy、TalcottPar-sons和JamesE.Rosenzwig等。其核心觀點是不同變量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一個變量的細微變化可能引起其他變量的重大變化。這種非線性關系增加了人們對組織認識的復雜性。受系統理論的影響，任何組織都被視為相互關系之中，任何變量都可能對其他變量產生影響。行政組織也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必須持續地與環境產生互動，并在適應環境變化的過程中處于動態均衡狀態。行政生態學派，借用生態學研究生命體與其環境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行政系統與各種環境變量間的相互關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態的學者是哈佛大學教授JohnM.Gaus。其追隨者FredW.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態類型的發展連續體。行政生態學借用“結構-功能”方法來分析行政行為及其與環境的關系，為公共管理學開辟了新的領域，使其擺脫了那種抽象地討論行政原則的純理論作風，用生態觀點來考察行政是正確的認識路徑。
（四）公共管理價值重塑流派
歷史與科學的局限性導致了傳統的公共管理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迷信于管理的技術手段，而抹煞了人性存在的意義、價值、自由等內涵，也導致了公共管理學的價值危機。20世紀60年代，以DwightWaldo等為首的新公共行政學派，除了致力于民主行政的推動，還大力提倡社會正義、自由、民主等價值，這也就突破了科學實證主義的限制，走向了人文精神與價值的復興之路。Waldo（1971）在《走向新公共行政學：明諾布魯克觀點》的序言中指出，“新公共行政學產生于‘事態嚴峻、情勢緊急’時代”，它的產生本身就是為了解決問題。新公共行政學派的主要觀點在于：第一，由單純的法理或制度性研究方法向運用多學科的理論成果和研究方法轉變；第二，拋棄“政治-行政”二分法，把政治或政策與行政看成是政府管理中的連續或交融過程，開始重視政府管理中的政策問題研究；第三，公共管理學由以效率研究為核心轉向更關注公平、責任和倫理等行政民主性價值取向的研究。GaryWamsley的《黑堡宣言》發表，奠定了黑堡學派的政府再造的獨特觀點。其強調，行政價值的重塑與社會變遷的推動都需要由“集體持有的價值、認知、態度以及行為等”改變，行政人員與官僚體系共同努力才能提高行政績效。
（五）公共管理思路創新流派
任何思想流派的發生，除了尋找之身的歷史、傳統等淵源之外，時代的風云際會也可能成為其產生發展的土壤。公共選擇學派、新公共管理學、新公共服務、治理學派等學派的出現與不斷探索，極大豐富了公共行政學的內容和方法論。公共選擇學派將經濟學的理論用于非市場的決策之中，它認為國家機關亦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參與利益的競逐。公共選擇學派以個人自由主義為基礎，關注個人利益，將人類社會分割為兩個市場：經濟市場與政治市場，它們都有著共同的特點，都受自生自發秩序的制約。該學派對于公共行政的啟示主要體現在：擴大公眾參與；最大化行政職能分權化；簡化行政程序與層級節制；徹底將公共行政經濟化，并進行可行性評估，而不是以“公共物品”或社會公正為衡量基礎；對于公共部門的擴張、行政裁量以及公共組織的目的進行嚴格的控制；削弱公共部門的領導角色，將其界定為專家或技術人員。20世紀70年代末期，新公共管理理論在受到公共政策學科范式和企業管理學科范式的影響而在新公共行政學的基礎上形成。它更重視從經濟學角度來研究公共管理問題，在重視定性分析的同時更強調定理分析。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部門管理問題的解決為核心，采用經濟學理論和私人部門管理方法，創立一個新的公共管理的知識框架。如：更加關注績效-激勵的行政模式，建立績效導向型的制度、結構與管理等行政原則；建立了關于政府設計和行政改革的國際對話和比較機制；經濟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以及其他先進概念框架的綜合與啟發性使用。新公共服務理論主張和現實求解，主要是針對新公共管理的缺失而提出來的一種理論。該理論指出，一味的放任政府治理走向市場化與競爭化將導致公共利益與公民尊嚴的喪失，并試圖提出新的理論解釋和實踐工具來彌補這種趨勢所造成的惡果。它提出通過由公民與政府雙方的共同治理來提高治理的質量，并帶給社會更高的收益，這些都體現了新公共服務理論的思想進步。
意義及啟示
公共管理流派紛爭，其主線主要集中在下面三部分：
（一）政治與行政
公共機構的任務，即政策的制定必須由政治家來完成；而行政者則貫徹執行這些政策措施，即所謂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盡管有學者對于政治與行政是否能分離表示懷疑，但二分法使得人們可以撇開政治條件與政治因素來把握行政的實質與意義，促成了對政治與行政邊界的認知。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部門改革發展使得政治與行政的邊界日益模糊，主要是因為公共部門采用了眾多的組織形式，政治勢力日益滲入行政領域。政治與行政界限的模糊導致責任處于游離狀態，使得傳統的政治價值難以追尋，并產生了許多問題。
（二）公共與私人
在公共部門管理研究中，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所謂的“劃界問題”，如何選擇屬于公共、私人領域抑或公私混合領域，以及如何執行等問題的思考。在現實生活中，純粹的組織形式是不存在的。既沒有純粹的公共組織，也沒有純粹的私人組織，構成了所謂的“模糊狀態”。公共與私人邊界移位使我們必須對傳統公共部門原則進行重新思考，如公共權力與個人自由，資源配置問題、分配問題、所有制問題、官僚制問題等。公共部門管理創新，運用私人部門管理來提高效率、提高更優質的服務，這樣可以減少成本，但也存在公共信任減少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