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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研究表明:新體制減輕了農民的負擔，解決了教師工資拖欠問題，一些相關的社會矛盾也有所緩解。但仍然面臨諸多問題，如相當一部分中西部以農業為主的縣級政府缺乏足夠財力承擔農村義務教育支出;現行轉移支付制度難以解決目前農村義務教育中存在的經費缺口問題;“一費制”仍沒有緩解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農村學生公用經費大幅度削減等。2005年12月26日召開的全國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工作會議，提出逐步將農村義務教育全面納入公共財政保障范圍，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項目、按比例分擔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根據袁桂林(2006)調查，2006年率先實施“新機制”的省(自治區、直轄市)，教育經費已經落實到位，學校、學生、教師、家長開始受惠。其他省市如云南、重慶則再次分配地方承擔的份額。［2］在此體制下，其價值抉擇轉變為:
(一)公平優先首先，我國義務教育政策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從明顯“城市偏向主義”、忽視農村教育發展的政策轉為優先向農村地區、貧困地區、弱勢群體傾斜;從集中優質資源打造重點校、培育精英的學校教育模式轉向重點攻堅尚未“普九”的學校;此外，中央專項轉移資金較之“九五”期間投入規模更大，惠普面更廣。其次，義務教育經費投入責任逐步上提到“以縣為主”“以省統籌”。從制度和法律上保障了最底層的利益———農民不再是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的主要負擔者。而免費義務教育被寫入新修訂的《義務教育法》，這也標志著中國義務教育實現了由“人民教育人民辦”到“義務教育政府辦”的重大歷史性轉變。［3］再次，分項目、按比例分擔的保障機制。明確了各級政府的分擔責任，優先照顧了不發達地區，有力地促進了西部貧困地區順利完成“普九”，保證了入學機會的平等。
(二)注重對效率的探索與實踐在農村教育資源配置的優化上:一是“撤點并校”，使農村學校初步實現規模辦學，以全面提高中小學教育投資效益和教育質量;二是撤銷鄉鎮教育管理機構以利于實現教育行政管理的簡化與優化，減輕鄉鎮財政負擔。盡管在現實中，委托中心學校代行鄉鎮教育管理機構的職能也會產生新的弊端，不利于各學校的均衡發展，不利于對鄉鎮中小學、學前教育、成人教育等工作的綜合協調。但如何因地制宜地探索出一條整體效率最大化的路子，仍是當前討論的焦點。在資金投入的回報上，最能集中體現的是西部地區“兩基”攻堅的目標在2007年底如期實現:西部地區“兩基”人口覆蓋率從2003年的77%提高到2007年的98%;在410個攻堅縣中，368個通過了“兩基”驗收，其余42個最困難縣也按計劃要求達到了“普六”標準。
二、全面普及義務教育后，遵循一種新的價值觀———教育均衡發展
一方面，在義務教育全面實現普及后，人民群眾對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越來越強烈;另一方面，盡管我國的教育公平已經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與社會的需求相比仍然存在較明顯的差距和一些突出的問題。如何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日益成為關系國家戰略的重大問題。僅就農村義務教育來說，“均衡發展”較之“公平優先”的價值有三大特點:一是范圍的擴大。從縱向上不僅局限于中西部攻堅地區，而是包括整個農村地區的均衡發展;從橫向上包括城鄉均衡發展。二是更加追求教育質量的均等。首先是提高農村教師質量，其次是用信息化促進優質資源的共享。可見，今后對農村教育財政的投入主要以提升質量為主。三是合理配置教育資源，全面提升教育群體的素質，辦好每一所學校，教好每一個學生。翟博(2007)將基礎教育的均衡發展分為四個階段:低水平均衡階段(追求起點公平)、初級均衡階段(追求教育過程和教育條件的均等)、高級均衡階段(追求教育質量的均等)、高水平均衡階段(追求教育結果的均衡)。他認為，我國大部分地區已經基本實現了第一階段目標，進入了初級均衡階段和高級均衡階段，這個階段在整體推進基礎教育均衡發展還面臨困難的情況下，區域推進基礎教育均衡發展應當成為重要的政策選擇。［5］可見，實現均衡發展并非平均化進程，而是要以一定的經濟社會和教育發展條件為基礎，既要鼓勵因地制宜尋找發展之路，也要扶持薄弱區域。
三、結語
摘要：對教育進行投資是政府的責任所在。不同的投資方式會產生不同的政策效果。自從弗里德曼提出“教育券”理念以來，發達國家的教育投資體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教育券”模式可以有效地治理我國教育的低效率。在實施過程中，必須注意三個問題。
關鍵詞:教育券;思想淵源;背景:問題
為了解決教育不均衡問題，相當多的發達國家實行了教育券政策。教育券(educationvoucher),又譯成學券或教育憑證,是在教育領域中試行的一種代幣券，教育券體制的原理是：改變目前政府對公立學校的直接補助的教育投入方式,把原本應投入到教育中的資金經過折算發給每一位學生,學生憑券可以進行自由選擇,到政府認可的任何一所學校(無論是公立學校還是私立學校)就讀。學校在收到教育券后,可以憑教育券從政府那里兌換與券值等額的教育經費。[1]
近幾年來，我國的教育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那么，我國要解決教育領域中的問題，能不能也實行教育券政策呢？筆者認為，我國能否實行教育券體制關鍵要弄明白以下幾個問題：（一）發達國家實行教育券政策的社會因素或背景是什么；（二）我國當前教育的問題所在；（三）我國實行教育券政策應該注意的問題。根據這一思路，文章將逐一加以描述或分析。在這之前，先介紹一下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淵源。
一、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淵源
教育券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776年。①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原因和性質的研究》一書中提到：如果競爭是自由的，各人相互排擠，那么相互的競爭，便會迫使每人都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弄得相當正確……如果各學院以科學藝術傳授學生的導師或教師，不由學生自由選擇，而由校長指派；如果教師怠慢、無能或無行，學生未經申請許可，不得由甲教師改換乙教師，這種規定，不但會使同一學校內各導師各教師間的競爭，大大減少，而且會使他們全體勤勉任教以及注意各自學生學習情況的必要性，也大大減少。像這類的教師，縱使領受了學生非常優厚的報酬，也會像那些全未受學生報酬或除薪俸以外毫無其他報酬的教師那樣，怠于職守，荒誤學生。
選擇教育的理念至少可以回溯到托馬斯.潘恩。在《人的權利》中，他認為政府應該為家長提供經濟上的支持，以保證自己的孩子進入私利學校接受教育。②“他贊同將窮人的稅收減至最低，并認為所有的貧困家庭都應該每年得到4英鎊的資助，以使他們能夠支付孩子的學費，并要求地方政府監督這一職責的履行。”[2]
現代意義上的教育券概念由米爾頓.弗里德曼提出。1955年他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教育券的概念，這篇文章于1962年收入他的著作《資本主義和自由》之中，在1979年出版的《自由選擇》一書中，弗里德曼對教育券進行了較為詳細地闡述。
在《資本主義和自由》(P44-P46)中，他提出：
把孩子和繳納不起最低要求的學校教育學費的家長分離開來，顯然和我們把家庭作為基本的社會單位的辦法以及和個人自由的信念不相一致。此外，這很可能不利于自由社會的公民教育……為了對政府所規定的最低學校教育提供經費，政府可以發給家長們票證。如果孩子進入“被批準的”教育機關，這些票證就代表每個孩子在每年中所能花費的最大數量的金錢。這樣，家長們就能自由地使用這種票證，再加上他們所愿意添增的金額向他們所選擇的“被批準的”教育機關購買教育勞務。教育勞務可以為以營利為目的的私營教育機關或非營利的教育機關所提供。政府的作用限于保證被批準的學校的計劃必須維持某些最低標準，很像目前對飯館的檢查，要求保證最低的衛生標準那樣。
在《自由選擇—學校的問題在哪里》中，他提出：
二、美國實行教育券政策的背景
社會背景是政策制定的影響因素之一。美國實行教育券政策同樣受到美國當時的社會背景的影響。本文從社會思想、理論基礎和管制模式三方面加以分析。
（一）新自由主義是教育券政策的思想背景
（二）公共選擇理論是教育券政策的理論基礎
（三）集權式教育的低效率是教育券政策的現實因素
美國歷次教育改革的失敗和公立學校教育質量的不斷下降,是教育券等擇校制度推行的又一背景。美國公立學校教育失敗是不爭的事實。中小學生閱讀能力普遍較差,數學成績屬于工業國家之尾,學校中幫派林立,、槍支在校園里見慣不怪。盡管政府多年來為公立學校投入大量經費,增加教師,縮小班級規模,但家長們認為公立學校的教學水準仍然未能達到他們的要求,擇私校而讀的學生人數仍逐年增加,因為“各私立學校能提供高水準、安全校區與校風良好的教育”。因此,美國一些教育改革者便在歷次教改不盡如人意之后，選擇了消除公立學校壟斷,強化學校教育競爭的“教育券政策”。[4]
弗里德曼認為，社會集權導致了教育質量的下降。公共教育運行方式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非中央極權的政治結構：美國憲法嚴格地限制了聯邦政府的權力，使它無法發揮重大的作用。各州把控制學校的權力大部分都留給了地方團體、小市鎮、小城市和大城市內的各個區。家長密切監視管理學校的政治機構，部分地代替了競爭，同時也確保了家長們的普遍要求得以實現。而1933年經濟危機之后，“公眾加入到知識分子的行列，開始對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的能力無限崇拜，在這種情況下，單間教室的學校和地方學校委員會的衰敗就成了不可逆轉的趨勢。而控制學校的權力，也就很快從較小的地方機構轉給了較大的地方機構，如縣、市、州一級的機構，最近則轉給了聯邦政府。”1990年，約翰庫伯和特里莫進行的大量調查表明：集權和是導致美國公共教育低效率的主要原因。③小布什上臺后，在教育改革方面實行NCLB計劃（NoChildLeftBehind），并自稱是“美國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改革”，但這受到廣泛的批評：NCLB計劃是以集權的方式運行的，這個計劃帶給我們的最終結果也許是最差的，即聯邦政府對教育的控制以及由此引發的教育質量的下降。改變美國教育幾十年來績效平平的局面，就應該摒棄集權主義模式。相反，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應該給予學生“用腳投票”的權力，從而使學生可以自由地選擇教育。這種革命性的變革的關鍵在于各州，中央政府在教育改革方面能做的最大貢獻就是避免教育集權化并允許各州嘗試自由選擇學校的計劃。[5]
三、我國教育存在的問題
我國的教育存在很多問題，其中三個就是學校結構的問題、教育體制的問題和教育收益率的問題。
（一）高校職能機構臃腫，造成成本浪費
現階段，高等教育的有限經費沒有全部花費在教學和科研中，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費。如支付師生員工的住宅、醫療、生活后勤的成本和離退休人員的社會保障成本。同原來的國有企業一樣，高校“辦社會”不僅嚴重浪費稀缺的教育資源，還造成機構臃腫和人員冗雜。在我國普通高等學校中，經常會出現專任教師只占教職員工的一半的情況。其次，在高等學校的組織結構中，存在較大的資源浪費。例如高校內部，一線教學人員的工資、津貼之和與行政后勤人員的區別不大，甚至出現倒掛。由此引起教師資源和時間資源流失。更有甚者，一些經過高層次學習的博士生等人才紛紛離開教學崗位，進入高級或中級管理階層，使一個學者整天忙于“文山會海”中，造成人力資源浪費。
（二）教育不均衡現象嚴重
我國教育不均衡發展的狀況不僅表現于反映教育數量特征的結構、布局的不平衡，也表現于反映教育質量特征的績效、結果的不平衡，還表現于反映教育運動狀態特征的速度和規模的不平衡。從數量特征來看，我國農村普通學校和職業學校比例失調，布局不合理，學校數量極度短缺。從質量特征來看，農村教師教學觀念滯后，學生輟學現象嚴重，教學質量無法保證。從運動狀態特征來看，農村學校經濟資源不足，發展速度緩慢，辦學規模較小。很明顯，農村的教育狀況與城市的教育狀況形成了普遍的、強烈的反差。
（三）我國的教育收益率不高
四、我國實行教育券政策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
2000年11月，長興縣教育考察團在美考察期間發現有些州的教育財政撥款與目前國內的做法大不相同，是將政府教育經費以“教育券”形式發放到學生手中，由學生持券擇校，學校則將收取的“教育券”到政府換取教育經費。受此啟發，2001年9月，長興教育局為扶持當地職業教育和民辦教育發展，借鑒美國同行的做法，結合當地教育發展的實際情況，面向職業學校和民辦學校開始“教育券”試點。這一政策有效地解決了上文所述的三個問題。
但是，局部的成功并不意味著整體的可行性，長興縣的教育券政策取得了積極的效果，但是在全國范圍內實行這一政策的成功概率還很難說。筆者認為，在更大范圍內實行教育券政策必須注意以下問題：
（一）理論層面要嚴密，操作層面要規范
教育券政策并不是完美的制度，它需要理論和實踐的互相支持。理論層面要嚴密，就是說在實行教育券政策之前，必須對實行這一政策的前提條件和可能產生的政策結果由一個充分的預知，操作層面要規范，就是說這一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必須強調各利益主體的法制化意識，相關的監督機制必須完善。中國教育學會教育政策與法律研究專業委員會理事長勞凱聲教授認為教育券制度的確能夠優化資源配置，增加人民的選擇權，對中國的教育改革發展有很大的意義。但是它一旦實施后政府將不能保證學校之間的公平，會導致資源流向好的學校，造成“富校越富，窮校越窮”。湖南師范大學的曾坤生教授認為教育券制度是一種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向更加規范的市場制度邁進的一種過渡形式。這種過渡體現了制度變遷的強烈的路徑依賴和漸進性，作為一種選擇可以在若干地區發揮積極作用，提高教育教學效率。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它就是最優的選擇范式。因此，在選擇教育券這種制度安排時，一定要注意運作的規范和其本身的演進性。長興縣副縣長熊全龍先生認為教育券在實施過程中可能遇到一些問題，比如公辦薄弱學校難以維持生存；學生培養費標準提高；教師工資財政專戶將被取消和人事管理制度面臨新挑戰等。這些都需要采取相應的對策予以解決。
（二）擺正認識，各種教育一律平等
（三）教育券的受眾要有選擇性
我國的教育規模十分龐大，所以實行教育券政策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是循序漸進。這里的循序漸進有兩層含義。首先是在地區的選擇上要有戰略性或帶動性。我國實行教育券的第一個地區是浙江，這可能和浙江地區的制度完善程度有關。其次在教育層次的選擇上要有針對性和可比性。選擇基礎教育還是高等教育作為實行教育券政策的對象，是城市教育還是農村教育優先，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政策意義的判斷。
參考文獻：
[1]沈有祿.教育券制度評析[J].教育與經濟,2004(1),17-19.
[2]尼古拉斯.巴爾,大衛.懷恩斯.福利經濟學前沿問題[M].北京:中國稅務出版社.2000,216.
[關鍵詞]素質教育政策；利益轉型；利益分享；制度變革
馬克思指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1]“‘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出自己的丑。”[2]應試教育及其自發形成的運作體系，正是基于私益訴求為主導的利益導向和驅動。素質教育政策自確立以來，一直是圍繞“為了什么”即“什么素質最有價值”開展政策活動，形成“由應試教育向全面提高國民素質的軌道”的政策目標及技術路徑。而作為一項綱領性教育政策，它卻忽視“為了誰”這樣一個核心問題——即“為了國家和社會，還是為了家庭和個人”的利益關系處理與協調，以公共利益至上而疏于對學習者及其家庭的教育利益的關注。這使得素質教育政策目標和措施以公共利益至上，而實踐過程和結果卻在應試教育驅動下偏向學習者及其家庭的私益訴求一方，造成公共利益危機。誠然，國家制定和實施教育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對不同主體的教育利益進行調整和分配。[3]面對社會轉型及由此產生的利益轉型，素質教育政策必須進行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重新配置，實現教育利益由沖突走向各種教育主體的利益分享。
一、利益轉型：素質教育政策面臨的現實挑戰
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推動了我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領域的深化改革。轉型的一切問題說到底都是圍繞利益展開的，轉型其實就是利益的轉型，所謂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調整與分配。[4]當代中國學校教育改革的推進和政策制定，正是為了實現更大的公共利益，滿足更多人的利益需要。[5]社會轉型和教育轉型的實質，正是基于教育政策和制度變遷的利益轉型，促進教育利益在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重新分化、組合。
（一）素質教育的國家和政府利益立場
國家和政府實施素質教育，是要最大程度地實現教育的公共利益，實現全體學生的全面發展和民族素質的整體提高。其中，無論培養合格公民、提高民族整體素質的大眾取向的素質教育，還是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能力的優秀人才的精英取向的素質教育，都是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的需要。國家和政府有責任進行一種“制度整合”，防止出現“公地的悲劇”。然而，這種公共利益不一定在各個社會群體、組織和階層和個人之間平均分配。政府往往采取一種非均衡化政策，旨在實現重點突破和優先發展。這固然滿足了國家利益、社會利益，也滿足了特定個體和群體的教育利益，但在一定程度上卻影響了另一些群體、階層和個體的教育利益。
（二）素質教育的學習者及其家庭利益立場
學習者及其家庭的教育利益訴求通常是以私益為主導的。學習者通過接受相應的教育，形成特定的素質和能力，為未來取得一定的成就、收入、財富和地位，實現社會流動和成層。家長更是希望孩子通過讀書升學獲得更高的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取得就業和發展的競爭優勢。就現實而言，經濟結構的轉型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改造，下崗和待業人群增加，就業機會稀缺，生存競爭日趨激烈；而招工用人、人事調動、職稱評比、人才引進、干部使用等方面，又是以“學歷”而非“素質”作為衡量標準。這就極大地強化人們對文憑、分數、升學率及優質教育資源的追求，而不是素質的提高。
（三）素質教育的學校和教師利益立場
學校和教師一方面代表和實現國家意志，維護教育正義和教育公平，肩負著公共使命；同時，無論公辦還是民辦，義務教育還是非義務教育，學校和教師又面臨市場競爭和實現自身利益的挑戰，以求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由此，學校和教師在維護和實現公共利益同時，又必須盡力滿足“顧客”——學習者及其家長的教育利益訴求。而學習者及其家長通常是把所選擇的學校和教師能否帶來其私人利益最大化作為杠桿的。由此形成學校的部門利益和教師的個體利益訴求與其擔負的公共使命之間的矛盾和沖突，造成教育公共性的式微。
總之，教育轉型正在使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教育利益，經由平衡狀態轉向矛盾、沖突再走向新的分化和再分配的過程。素質教育政策正面臨這種利益關系的轉型，以及由此帶來利益主體之間利益沖突的挑戰。如何合理建立新的教育利益關系，形成新的教育利益格局，是新時期素質教育政策的核心任務。
二、利益沖突：素質教育政策失靈的根本原因
教育政策對不同政策主體的教育利益分配，主要包括教育權利、教育機會、教育資源分配與安排，以及個體或群體發展水平與資格的認定與賦予。這些通常往往成為學習者實現社會流動和成層，獲得一定成就、財富和地位的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現行素質教育政策在國家、社會利益方面以及促進全體學生的和諧、全面、公平發展方面，提出了一整套政策目標和措施，而在涉及學生個人利益的入學、考試、升學、就業的權利和機會等政策安排上，往往顯得空泛而籠統，缺乏有效性。例如《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受教育者要“堅持實現自身價值與服務祖國人民的統一”，素質教育要“堅持面向全體學生，為學生的全面發展創造相應的條件，依法保障適齡兒童和青少年學習的基本權利，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特點和教育規律，使學生生動活潑、積極主動地得到發展”。但整個政策文本四大部分、26條中，絕大多數是教育目標、內容和過程如何改革，以擴大素質教育的公共利益。顯然，這些政策措施不能滿足學習者及其家庭對私益訴求，他們不會放棄私益訴求而去接受旨在公共利益的素質教育，而更愿意在應試教育的苦苦奮爭中，達到私益訴求的最大滿足。所謂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之爭，實質是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博弈與沖突。
（一）教育目的取向的利益沖突
素質教育政策在培養目標上要求面向全體，實現學生全面發展，培養一大批拔尖創新人才、數以千萬計的高級專門人才和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為此，國家采用精英取向和大眾取向兩種素質教育。一方面，高等教育實施“211工程”“985工程”，基礎教育實行“重點校”“示范校”政策，以集中優質教育資源和優秀生源，為國家培養和選拔優秀人才。與此同時，大力普及九年義務教育，調整中等教育結構，發展中等和高等職業教育，培養數以億計高素質勞動者和一大批高技能人才。這兩種不同取向的素質教育對不同教育組織、家庭和個體來講，其私益的實現程度是不均衡的。于是，很多學校把國家對培養合格公民所提出的素質要求和評價標準放在一邊，當成軟性指標，而在部門利益驅動和競爭壓力下更多地追求學習者個人發展目標的實現。很多家庭則把精力和財力花在孩子的知識學習和升學應試上，期求孩子學習好，考名牌、上重點大學。這種過于功利化的“精英—私益”的目的取向，導致教育公共性弱化。
（二）教育機會選擇的利益沖突
當下，無論基礎教育還是高等教育的入學機會，都比以往有了巨大增加。1977年高考報考人數570萬人，錄取27萬，錄取比例為29∶1；經過30年的發展，2007年高校計劃招生就達到567萬人，錄取比例為2∶1。部分省市應屆高中畢業生70～80%都能進入高校學習。然而，在“精英—私益”價值取向驅使下，很多家長并不滿足國家所提供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教育機會，而是通過志愿機制，高薪為孩子聘請“家教”，不惜巨資擇校、上“班”，使孩子接受理想中的“優質”教育。在高等教育機會選擇上，學習者及家長普遍存在一種精英情結，甚至非名牌、重點不入。
（三）教育實踐過程的利益沖突
《決定》規定，素質教育“必須把德育、智育、體育、美育等有機地統一在教育活動的各個環節中”“使諸方面教育相互滲透、協調發展，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健康成長”。然而，很多學校、學習者及其家長越過這種政策要求，而對國家規定的課程標準和教育內容進行一種輕重主次的排列和取舍。例如，國家要求德育為先，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很多學校和家庭則施以分數為目的的“應試教育”，放松甚至放棄德、體、美方面的培養和要求。在教育內容上，往往注入一種功利化和個人主義價值精神。例如，素質教育重視培養學生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精神和社會主義信念，形成社會責任感；而在實際過程中，很多學校和家長灌輸的卻是個人奮斗的“競爭技巧”，上特長班、興趣班，不是從培養審美情趣和素質出發，而是為孩子未來成為“家”“星”做投資。
（四）教育服務關系的利益沖突
在素質教育政策下，學校和教師代表一種公共使命和公共理性，即所謂“社會代表者”，接受國家和教育主管部門的委托和授權，貫徹國家教育方針，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和個性發展。而學習者及其家長則把能否帶來其私人利益最大化作為選擇學校和教師的唯一杠桿。甚至，一些家長聯合發起盲目的集體行為，要求學校多布置作業、節假日補課、集體上晚自修、加大考試難度、延長學習時間等；否則就以退學或轉學相脅迫，甚至因子女所在學校高考較往年差而鼓動集體上街游行。[6]面對公共使命與學習者及其家長利益訴求的沖突，學校和教師往往進行變通和妥協，上演所謂“素質教育轟轟烈烈，應試教育扎扎實實”的雙簧戲。
三、利益分享：素質教育中利益關系的制度變革
素質教育政策忽視“為了誰”——“為了國家和社會，還是為了家庭和個人”之間利益關系及轉型，所進行的種種改革舉措都難以徹底撼動應試教育大廈。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軌”難以落實，癥結就在素質教育政策上的公共利益至上和利益主體單一化，沒有適應社會轉型形成的教育利益主體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基于此，本文認為，素質教育政策的核心問題是要通過制度性變革，實現教育利益由公共利益至上走向多種教育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分享。
（一）消弭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隔離與對立，實現素質教育的公利私益
傳統上，公益與私益一直處于對立狀態。而在現代憲法保障基本權利的理念下，無條件地以犧牲人民基本權利以滿足公益的絕對性已面臨挑戰。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個人為了自己的私利而行動是人類行為的一個基本前提。”[7]人性中的利己因素驅使人們自愛、自重，尋求自我發展和自我價值的實現。“從制度分析的角度而言，一種社會形態具有更強的生命力，就在于這種社會形態的制度能夠更好地協調個人私利與公共利益的關系，能夠將個人追求私利之行為最終導向在使個人私利實現的同時亦增進社會公共利益。”[8]
基于此，新制度教育學提出，教育制度歸根到底來源于個人的利益追求及其過程中的成本—收益計算（理性計算/估算）。任何教育制度都是以個人利益為根基的。[9]129-130素質教育政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應當將學習者及其家庭的私益訴求公開化、合法化，通過制度安排使之與其他利益關系取得一種協調，實現公利私益。即在政策安排上，容納、承載學習者及其家庭的教育利益訴求，不斷擴展這種利益空間，將公共利益轉化為學習者及其家庭私益訴求的實現。為此，在制度設計上，素質教育政策應改變政府與公民（學習者及其家長）之間的強制性關系，建立一種“委托—”的教育服務關系，使學習者由“受教育者”成為追求和實現自身教育利益的利益主體；轉變學習者與學校之間的規制性關系，建立彼此雙向的責權主體關系，確保學習者對教育內容、方式的選擇權和自；改變政府、學校對教育的壟斷地位，確立家庭及家長在教育機會上的選擇權和教育過程的參與權。
素質教育政策的制度變革，包括“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9]46。前者如增加教育經費投入，普及高中教育和促進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大力發展民辦教育等，為素質教育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和資源條件。而更加實質性的變革是后者，即對現有教育利益關系格局進行調整和再分配。長期以來普通學校與職業學校的等級區分，重點學校與非重點學校等級區分，公立學校與私立學校的等級區分，城市學校與農村學校的等級區分，以及基于地方保護主義的區域性分割，構成學校體系的一種等級制度。[9]345這種由制度形成的學校等級局面，不僅與素質教育“面向全體學生，促進全面發展”目標相沖突，也導致素質教育的外部收益（公共利益）優先，而內部收益（個人利益）動力不足。因此，素質教育政策應對這種等級區分的雙軌體制進行結構性變革，促進各級各類學校的均衡化、多樣化和綜合化發展。以此，學習者才能共享平等的基本教育機會，并通過公平競爭和志愿選擇，獲得優質教育和特色教育機會，促進公利向學習者及其家庭的私益轉化。
（二）對學習者及其家庭教育利益活動進行引導和規制，實現素質教育的私利公益
學習者及其家庭對教育的私益訴求，主要包括就業機會、福利待遇、學習條件等經濟利益，身份、地位、理想、信條、名譽、權利、資格等政治—文化利益，以及能力、成就欲望、自信心、內在平靜等內在精神利益。[9]133這其中一部分具有自利性和獨占性，他人無法分享；一部分與國家、社會等公共利益交叉一致，實現私益同時也實現公益；一部分則由個人創造而流入集體或社會之中，成為溢出部分；還有一部分存在著有悖甚至損害他人、集體和社會利益的可能性。誠然，“以往的素質教育在實踐中重視和強調公共取向和公共利益是不夠的。在某些地方和學校基礎教育的改革與發展中，素質教育的個體取向存在著被放大、甚至絕對化的現象和問題”。[10]為此，國家和政府應通過制定法律與政策，建立一種體現國家意志和公共利益的“公共性框架”，對學習者及其家庭的個性化、選擇性利益訴求進行一定的引導與規制，不任其擴張膨脹，誤入私事化的泥沼。具言之，在教育目的、內容及質量評價等方面，對學校、教師、學習者及其家長進行一種導向，切實貫徹國家教育方針，遵守公共價值觀念和社會行為規范，實施國家課程標準，培養公民基本素質。進而使學習者在實現私益同時，也肩負起公共使命與社會責任感，自覺關注、維護和實現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因為“只有為社會提供了某種服務，滿足了社會上的某種需求，才能使自己的私利得到滿足，才能得到別人提供的服務，從而每個人利己的動機都能在客觀上起到利他的效果，為私的行為能達到增進公益的目的”。[11]
（三）素質教育的利益分享，應通過教育制度創新得以實現
所謂利益分配，是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門確立一定“標準”進行切割與配置，形成明顯的利益差別。利益分享則試圖限制這種利益差別，既堅持效率優先的績效原則，也體現利益均衡的公平原則，以實現多種利益主體的利益互惠與共贏。在制度建設上，利益分享需要在政府主導下加強不同利益主體之間交流與互動，促進政府、學校、社會、學習者及家長的對話與協商，擴大社會、學習者及家長對教育利益配置的知情權、選擇權、自和監督權；建立群體和個體教育利益訴求和表達機制，促進教育利益配置公開化、民主化；建立教育利益循環和再分配機制，如通過國家財政轉移支付，擴大教育利益總量，為社會成員尤其弱勢地區、群體和個體提供助益，建立優質學校經費收入與薄弱學校分享機制，以推動教育利益循環流動，促進教育公平和和社會公平。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2.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3]劉復興.教育政策的價值分析[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3：38.
[4]原光.利益的轉型與轉型中的利益：制度變遷的利益分析[D].濟南：山東大學，2005.
[5]李家成.學校教育是一個利益場：“利益”視角下的學校教育[J].安徽教育學院學報，2003（2）：3.
[6]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院基礎教育研究所.江蘇素質教育調研報告[EB/OL].[2007-01-15].http：//www．jssghb．cn/ndlw/2005-2．htm.
[7]柯武剛，史漫飛.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M].韓朝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21.
[8]高兆明.制度公正論[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119.
[9]康永久.教育制度的生成與變革：新制度教育學論綱[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3.
1．百年大計，教育為本
教育大計，教師為本。因此，政府要出臺教育政策制度保障教師的生活、工作、學習和繼續教育。社會在不斷的向前發展，教育亦是。大學不是有高樓大廈就是所謂大學，而是要有大師。高素質的教師隊伍是教育要發展的內在因素。高水平的教師隊伍可以促進學校的內涵發展。政府的財政投入是教師專業發展的前提和條件。但是，我國地域遼闊，發展不均衡，許多農村地區政府投入不足，因教師培訓經費、辦公經費緊張而使教師的繼續培訓縮水，課程資源貧乏，教學的硬件不硬，軟件有限。大部分農村中小學沒有計算機和互聯網等硬件，沒有實驗儀器室、電教室，圖書室因大多書籍陳舊使學生沒有閱讀的條件。
2．教育政策制度對教師教學能力發展的促進作用
主要體現在教師獎懲制度、職務評審和聘任制度方面。教師的考核制度對教師工作積極性有較大的導向作用。公平合理的考核制度能夠極大地調動教師工作的積極性，能夠表現在日常的教育教學工作中，如教書育人，甘為人梯，樂于奉獻。
3．教育政策制度規范和引導教師的教學能力發展
就區域教育而言，在一個固定的區域，要形成一整套教育政策制度來規范教師行為，引導教師行為，約束教師行為，讓其良性發展。教育政策制度要指明教師發展的目標。明確的目標對于教師教育教學的正常開展有重要意義。教師會根據既定的目標運用有效的策略、有力的措施和可行的方法去不斷學習，搞好自己的本職工作，靜下心來教書，潛下心來育人。因此，如果政府的宏觀調控不夠，對教育的支持不足，政策引導不到位，就會極大地阻礙教育的發展，使得教師教育教學能力的提高只是紙上談兵。
二、教師繼續教育中心促進教師教學能力的可持續發展
教師繼續教育中心為教師教學能力形成與發展起著助推作用。教師繼續教育中心能在一定時期根據需要對教師進行有針對性的培訓，促進教師教學能力的可持續發展。但在具體培訓時，有的教師的培訓動機不是為了提升自身能力，而是為了晉升職稱、加薪。有時因教師的不重視，培訓中心也是走過場，如培訓內容針對性不強，只是理論講的多，具體的教學操作層面指導少。由于培訓時間和培訓場地因素的影響，培訓范圍小，培訓層面涉及少。這樣也會影響教師的可持續發展。
三、學校政策導向促進教師能力的發展
教師任職學校對教師的發展起引領作用，學校的規章制度在教師每天的教育教學中對教師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教師的發展以及教學能力的提高。就學校對教師管理而言，要有科學、實用的常規管理制度。教師要搞好備課、授課、批改作業、書寫教案等工作。就書寫教案來說，大多數教師的教案實用性不強，可操作性不強，教師授課從未用過教案，而是為應付學校、教研組長或上級檢查的。現在新課程運用的模塊教學，應當有較大的彈性，學校有較大的自根據自己的學生實際來開展教學，可實際不是這樣，非要每所學校統一起來，或教育主管部門把一個區域內的教學進度統一起來，學校沒有自，教師沒有自。這種做法不利于學校的發展，教師的發展，教師的自主性體現不出來。再者，部分學校對教師的教學任務分配有不公平現象。有的教師不上課還要滿工作量，代課多的教師年終又得不到優秀，且工作繁重。這樣，教師之間由于不平衡而使工作的積極性會受挫。所以，學校要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調動教工作的積極性，要給教師提供教研的平臺促進教師的發展。
四、教學能力發展的關鍵因素
關鍵詞:教育券;思想淵源;背景:問題
為了解決教育不均衡問題，相當多的發達國家實行了教育券政策。教育券(educationvoucher),又譯成學券或教育憑證,是在教育領域中試行的一種代幣券，教育券體制的原理是：改變目前政府對公立學校的直接補助的教育投入方式,把原本應投入到教育中的資金經過折算發給每一位學生,學生憑券可以進行自由選擇,到政府認可的任何一所學校(無論是公立學校還是私立學校)就讀。學校在收到教育券后,可以憑教育券從政府那里兌換與券值等額的教育經費。[1]
近幾年來，我國的教育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那么，我國要解決教育領域中的問題，能不能也實行教育券政策呢？筆者認為，我國能否實行教育券體制關鍵要弄明白以下幾個問題：（一）發達國家實行教育券政策的社會因素或背景是什么；（二）我國當前教育的問題所在；（三）我國實行教育券政策應該注意的問題。根據這一思路，文章將逐一加以描述或分析。在這之前，先介紹一下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淵源。
一、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淵源
教育券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776年。①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原因和性質的研究》一書中提到：如果競爭是自由的，各人相互排擠，那么相互的競爭，便會迫使每人都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弄得相當正確……如果各學院以科學藝術傳授學生的導師或教師，不由學生自由選擇，而由校長指派；如果教師怠慢、無能或無行，學生未經申請許可，不得由甲教師改換乙教師，這種規定，不但會使同一學校內各導師各教師間的競爭，大大減少，而且會使他們全體勤勉任教以及注意各自學生學習情況的必要性，也大大減少。像這類的教師，縱使領受了學生非常優厚的報酬，也會像那些全未受學生報酬或除薪俸以外毫無其他報酬的教師那樣，怠于職守，荒誤學生。
選擇教育的理念至少可以回溯到托馬斯.潘恩。在《人的權利》中，他認為政府應該為家長提供經濟上的支持，以保證自己的孩子進入私利學校接受教育。②“他贊同將窮人的稅收減至最低，并認為所有的貧困家庭都應該每年得到4英鎊的資助，以使他們能夠支付孩子的學費，并要求地方政府監督這一職責的履行。”[2]
現代意義上的教育券概念由米爾頓.弗里德曼提出。1955年他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教育券的概念，這篇文章于1962年收入他的著作《資本主義和自由》之中，在1979年出版的《自由選擇》一書中，弗里德曼對教育券進行了較為詳細地闡述。
在《資本主義和自由》(P44-P46)中，他提出：
把孩子和繳納不起最低要求的學校教育學費的家長分離開來，顯然和我們把家庭作為基本的社會單位的辦法以及和個人自由的信念不相一致。此外，這很可能不利于自由社會的公民教育……為了對政府所規定的最低學校教育提供經費，政府可以發給家長們票證。如果孩子進入“被批準的”教育機關，這些票證就代表每個孩子在每年中所能花費的最大數量的金錢。這樣，家長們就能自由地使用這種票證，再加上他們所愿意添增的金額向他們所選擇的“被批準的”教育機關購買教育勞務。教育勞務可以為以營利為目的的私營教育機關或非營利的教育機關所提供。政府的作用限于保證被批準的學校的計劃必須維持某些最低標準，很像目前對飯館的檢查，要求保證最低的衛生標準那樣。
在《自由選擇—學校的問題在哪里》中，他提出：
政府在資助和管理學校方面作用的不斷加大，不僅導致了納稅人金錢的巨大浪費，而且導致了比自愿合作繼續起較大作用所能產生的教育制度遠為落后的制度……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采用憑單制度，該制度將給予不同收入的家長以選擇子女所上學校的自由……在高等教育中也采用憑單計劃，該計劃將提高高等教育機構的教學質量，同時促使補貼高等教育的稅款的分配更加公平……一種既能保證父母享有更大的選擇自由，又能保持現有的財政來源的簡單、可行的方法是實行憑單計劃……家長應被允許在任何一個愿意接受他的子女的學校使用憑單，不論是私立的，還是公立的，也不論是在他們居住的地區、城市或州，還是在其他地區、城市或州。這樣，不僅將給每位家長較多的選擇機會，同時也迫使公立學校通過收學費而自籌資金（如果憑單金額等于全部教育開支，則學校必須完全自籌資金；如果不等于全部教育開支，則學校必須部分地自籌資金）。這樣，不僅公立學校之間要展開競爭，而且還要同私立學校競爭。這個計劃并不減少任何人為教育納稅的負擔。它只是在社會有責任向孩子們提供教育的前提下，給予家長較為廣泛的選擇余地，讓他們自己決定孩子應受什么樣的教育。
二、美國實行教育券政策的背景
社會背景是政策制定的影響因素之一。美國實行教育券政策同樣受到美國當時的社會背景的影響。本文從社會思想、理論基礎和管制模式三方面加以分析。
（一）新自由主義是教育券政策的思想背景
新自由主義的核心理念是避免政府的過度干預。在教育方面，引入自由競爭機制至關重要。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哈耶克提到：下述重要問題需要考慮：應當以何種方式提供義務教育？應當為所有的人提供多高程度的義務教育？享受較高程度義務教育的人又應當如何挑選，以及由誰來承擔這部分開支？這里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即多高程度的教育應當由公共資金來提供以及以何種方式來提供……然而這絕不意味著，現今推行的義務教育甚或由政府資助的普通教育，就應當以政府來建立或管理這些教育機構為必要條件。對于教育券問題，哈耶克持有贊成態度：“誠如彌爾頓•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教授業已指出的，通過向雙親提供保證負擔每個孩子教育費用的憑證——他們可以將這種憑證交給他們為孩子所選擇的學校——的做法，現今在毋需維系政府開辦的學校的狀況下，用公共資金（publicpurse）來支付普通教育的費用在實踐上已完全可行。當然，由政府直接為少數偏僻的社區提供學校教育仍然是可欲的，因為在這些地方，學齡兒童的人數非常少，從而教育的平均成本也就非常高，所以不適合開辦私立學校。然而，對于絕大多數人的教育而言，毋庸置疑，完全由私人致力于教育組織和教育管理，而政府僅提供基本的資助并為所有的學校確立擔保之費用的最低標準，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公共選擇理論是教育券政策的理論基礎
家長通過教育券而選擇學校提供的教育，在實質上構成了投票問題。所有參與到投票行為中的經濟人都有自身的效用期待。[3]如果政府的教育支出投向生產者（學校）而不是消費者（受教育者），那么消費者的效用函數無法達到最優。鮑徹爾丁（Borcherding）認為，公共選擇理論的主要貢獻是除去了附加在教育支出本質上的光環效應，其內容是教育支出被公共部門的職工和官員推動上升，他們壟斷了民主過程的權力，并利用它來增加自己的報酬而不是生產相應的生產增值。他進一步指出，教師根據教育、經驗和區域規模大小而給予更多報酬，而這都和教育質量無關。學校可以避免效率檢驗。
赫希曼（Hirschman）認為，教育作為一種公共服務必然會遇到供給方式的困擾，一旦選擇了不適當的供給方式，就會產生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產生的根源是：公共服務的消費者不能行使退出的權利或向其他服務部門尋求服務。在他看來，教育應該實行“市場+非市場的混合策略”，并時常對低效率的教育機構實行退出機制。
（三）集權式教育的低效率是教育券政策的現實因素
美國歷次教育改革的失敗和公立學校教育質量的不斷下降,是教育券等擇校制度推行的又一背景。美國公立學校教育失敗是不爭的事實。中小學生閱讀能力普遍較差,數學成績屬于工業國家之尾,學校中幫派林立,、槍支在校園里見慣不怪。盡管政府多年來為公立學校投入大量經費,增加教師,縮小班級規模,但家長們認為公立學校的教學水準仍然未能達到他們的要求,擇私校而讀的學生人數仍逐年增加,因為“各私立學校能提供高水準、安全校區與校風良好的教育”。因此,美國一些教育改革者便在歷次教改不盡如人意之后，選擇了消除公立學校壟斷,強化學校教育競爭的“教育券政策”。[4]
弗里德曼認為，社會集權導致了教育質量的下降。公共教育運行方式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非中央極權的政治結構：美國憲法嚴格地限制了聯邦政府的權力，使它無法發揮重大的作用。各州把控制學校的權力大部分都留給了地方團體、小市鎮、小城市和大城市內的各個區。家長密切監視管理學校的政治機構，部分地代替了競爭，同時也確保了家長們的普遍要求得以實現。而1933年經濟危機之后，“公眾加入到知識分子的行列，開始對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的能力無限崇拜，在這種情況下，單間教室的學校和地方學校委員會的衰敗就成了不可逆轉的趨勢。而控制學校的權力，也就很快從較小的地方機構轉給了較大的地方機構，如縣、市、州一級的機構，最近則轉給了聯邦政府。”1990年，約翰庫伯和特里莫進行的大量調查表明：集權和是導致美國公共教育低效率的主要原因。③小布什上臺后，在教育改革方面實行NCLB計劃（NoChildLeftBehind），并自稱是“美國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改革”，但這受到廣泛的批評：NCLB計劃是以集權的方式運行的，這個計劃帶給我們的最終結果也許是最差的，即聯邦政府對教育的控制以及由此引發的教育質量的下降。改變美國教育幾十年來績效平平的局面，就應該摒棄集權主義模式。相反，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應該給予學生“用腳投票”的權力，從而使學生可以自由地選擇教育。這種革命性的變革的關鍵在于各州，中央政府在教育改革方面能做的最大貢獻就是避免教育集權化并允許各州嘗試自由選擇學校的計劃。[5]
三、我國教育存在的問題
我國的教育存在很多問題，其中三個就是學校結構的問題、教育體制的問題和教育收益率的問題。
（一）高校職能機構臃腫，造成成本浪費
現階段，高等教育的有限經費沒有全部花費在教學和科研中，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費。如支付師生員工的住宅、醫療、生活后勤的成本和離退休人員的社會保障成本。同原來的國有企業一樣，高校“辦社會”不僅嚴重浪費稀缺的教育資源，還造成機構臃腫和人員冗雜。在我國普通高等學校中，經常會出現專任教師只占教職員工的一半的情況。其次，在高等學校的組織結構中，存在較大的資源浪費。例如高校內部，一線教學人員的工資、津貼之和與行政后勤人員的區別不大，甚至出現倒掛。由此引起教師資源和時間資源流失。更有甚者，一些經過高層次學習的博士生等人才紛紛離開教學崗位，進入高級或中級管理階層，使一個學者整天忙于“文山會海”中，造成人力資源浪費。
（二）教育不均衡現象嚴重
我國教育不均衡發展的狀況不僅表現于反映教育數量特征的結構、布局的不平衡，也表現于反映教育質量特征的績效、結果的不平衡，還表現于反映教育運動狀態特征的速度和規模的不平衡。從數量特征來看，我國農村普通學校和職業學校比例失調，布局不合理，學校數量極度短缺。從質量特征來看，農村教師教學觀念滯后，學生輟學現象嚴重，教學質量無法保證。從運動狀態特征來看，農村學校經濟資源不足，發展速度緩慢，辦學規模較小。很明顯，農村的教育狀況與城市的教育狀況形成了普遍的、強烈的反差。
（三）我國的教育收益率不高
教育收益率是指教育收益總額與教育成本總額的比值。在我國的廣大農村地區，兒童往往參加一些輔的生產老動，加大了教育的機會成本，從而降低了教育收益率。由于農村地區教育供給的不足，人均受教育的年限較低。在城市地區，受內部失業和農村流民的影響，較低文化素質的人難以找到工作，或在職業選擇和工資報酬上存在歧視，從而造成了對高等教育的過量需求，并帶動初、中級教育過渡膨脹，形成了教育深化（Educationaldeepening）和知識失業（educatedunemployment）。大量原本只需要受較少教育就可以勝任的工作被接受了更多教育的人承擔者，從而使在校期間學習的相當一部分知識處于閑置狀態，相對于國民經濟對人力資本的需求而言，出現了“教育過度”現象。
四、我國實行教育券政策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
2000年11月，長興縣教育考察團在美考察期間發現有些州的教育財政撥款與目前國內的做法大不相同，是將政府教育經費以“教育券”形式發放到學生手中，由學生持券擇校，學校則將收取的“教育券”到政府換取教育經費。受此啟發，2001年9月，長興教育局為扶持當地職業教育和民辦教育發展，借鑒美國同行的做法，結合當地教育發展的實際情況，面向職業學校和民辦學校開始“教育券”試點。這一政策有效地解決了上文所述的三個問題。
但是，局部的成功并不意味著整體的可行性，長興縣的教育券政策取得了積極的效果，但是在全國范圍內實行這一政策的成功概率還很難說。筆者認為，在更大范圍內實行教育券政策必須注意以下問題：
（一）理論層面要嚴密，操作層面要規范
教育券政策并不是完美的制度，它需要理論和實踐的互相支持。理論層面要嚴密，就是說在實行教育券政策之前，必須對實行這一政策的前提條件和可能產生的政策結果由一個充分的預知，操作層面要規范，就是說這一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必須強調各利益主體的法制化意識，相關的監督機制必須完善。中國教育學會教育政策與法律研究專業委員會理事長勞凱聲教授認為教育券制度的確能夠優化資源配置，增加人民的選擇權，對中國的教育改革發展有很大的意義。但是它一旦實施后政府將不能保證學校之間的公平，會導致資源流向好的學校，造成“富校越富，窮校越窮”。湖南師范大學的曾坤生教授認為教育券制度是一種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向更加規范的市場制度邁進的一種過渡形式。這種過渡體現了制度變遷的強烈的路徑依賴和漸進性，作為一種選擇可以在若干地區發揮積極作用，提高教育教學效率。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它就是最優的選擇范式。因此，在選擇教育券這種制度安排時，一定要注意運作的規范和其本身的演進性。長興縣副縣長熊全龍先生認為教育券在實施過程中可能遇到一些問題，比如公辦薄弱學校難以維持生存；學生培養費標準提高；教師工資財政專戶將被取消和人事管理制度面臨新挑戰等。這些都需要采取相應的對策予以解決。
（二）擺正認識，各種教育一律平等
就我國而言，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教育仍是一塊堅固的堡壘。民辦教育歷經了十幾年的發展，滿足了國民對教育的部分需求，也減輕了政府的教育財政負擔，成為我國公立教育不可或缺的補充，但民辦教育的地位和投資收益等部未能得到法律保障，在競爭中仍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不利于調動民間資本投資教育的積極性。在現在的體制下，民間辦學機構面對的是一個不那么公平的市場：居民家庭送孩子進公立學校，免費；進私立學校，要交費。如此的約束條件，迫使民間教育機構不得不選擇“撇奶油”策略——以富家子弟中不堪公立學校競爭者作為招生目標。許多地方民間辦學以所謂“貴族學校”起步，道理是一樣的。這里的“貴”，指的是收費的單價高，因此投資的總量一定不會大。這就是說，公立免費的制度安排不但不能刺激民間辦學，而且抑制民間投資。同時，由于教育財政經費嚴重短缺，也不能真正實現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效率。因此，需要在民辦教育和公辦教育之間引入平等的競爭機制，進一步深化教育的市場化進程。
（三）教育券的受眾要有選擇性
我國的教育規模十分龐大，所以實行教育券政策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是循序漸進。這里的循序漸進有兩層含義。首先是在地區的選擇上要有戰略性或帶動性。我國實行教育券的第一個地區是浙江，這可能和浙江地區的制度完善程度有關。其次在教育層次的選擇上要有針對性和可比性。選擇基礎教育還是高等教育作為實行教育券政策的對象，是城市教育還是農村教育優先，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政策意義的判斷。
注釋：
①大量的文章和著作都認為，米爾頓.弗里德曼是教育券的創始人。但是從思想淵源來看，亞當斯密對教育問題也有十分深刻的認識。
②參見DavidF.Salisbury.WhatDoesaVoucherBuy?--ACloserLookattheCostofPrivateSchools.
/pub_display.php?pub_id=1345.
③JohnE.Chubb,TerryM.Moe.Politics,Markets,andAmerica’sSchools[M].Washington:BrookingsInstitution,1990.
參考文獻：
[1]沈有祿.教育券制度評析[J].教育與經濟,2004(1),17-19.
[2]尼古拉斯.巴爾,大衛.懷恩斯.福利經濟學前沿問題[M].北京:中國稅務出版社.2000,216.
為引入預期沖擊的因素參考吳化斌等[15]和Fujiwara等[16]設置，本文把可預期的沖擊設為4期，即n=4。引入預期沖擊的模型更加符合經濟主體前向預期的決策行為。
（一）貨幣政策我國從1996年以來采用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為了模擬真實的經濟環境，本文選用貨幣供應量規則表征貨幣政策，參考李成等[17]、馬文濤和魏福成[18]的建模思想，把貨幣政策規則設定為。表示貨幣供應量增長率，ξ和π分別表示貨幣供應量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的穩態值。在理性預期行為下，公眾在接受央行公布未來貨幣政策的信息后，相應地調整決策和行為，也即公眾做出了貨幣政策前瞻性指引所希望引導的預期，用,jmtjε−來表示這種對貨幣政策預期的沖擊。
（二）家庭代表性家庭對消費、勞動供給、實際貨幣余額持有量、投資、資本存量和債券持有量做出選擇來最大化效用的期望現值。家庭提供差異化的勞動，是勞動市場上的壟斷供給者，不同勞動之間的替代彈性為θw。本文采用Calvo[21]的方式引入工資黏性：每期家庭以1-γw的概率調整工資。
（三）廠商廠商包括完全競爭的最終產品廠商和壟斷競爭的中間品生產廠商。最終產品廠商以價格Pi(i)購買中間品Yi(i)生產最終商品Yt，生產函數采用CES函數形式。
二、模型參數校準和貝葉斯估計
（一）數據選取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以及與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相適應，選取1996年第1季度至2013年第4季度中國宏觀經濟數據，以國內生產總值GDP、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和貨幣供應量M2作為模型中產出Y、消費C、投資I和貨幣供應量M的觀測變量。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以1996年第一季度為基期進行定基處理。各觀測變量值除以定基CPI得到實際值，然后進行季節調整并取對數，運用HP濾波做去除趨勢處理，得到本文所需要的波動序列。數據來源：Wind數據庫、中國人民銀行網站、國家統計局網站。
（二）參數校準及貝葉斯估計對部分參數根據現有文獻及實際數據進行了校準。取貼現因子β為0.99，折舊率δ為0.025，消費習慣參數h為0.65，消費占比cy和投資占比iy校準為0.359和0.3916，其余參數選擇貝葉斯估計。近年來貝葉斯估計方法被大量用來估計DSGE模型。其基本原理是結合了設定的參數先驗分布p()，與利用卡爾曼濾波從狀態空間方程中計算得到的基于樣本數據的似然值。基于MATLAB的工具包DYNARE，采用蒙特卡洛馬爾科夫鏈（MCMC）抽樣的方法完成參數估計。預先設定的先驗分布與貝葉斯估計的結果見表1，其中第2、3列為先驗分布類型和均值，參考了國內有關文獻，標準差的先驗分布本文設為逆伽瑪分布（InvGamma），其先驗均值的設定與莊子罐等[23]一致。模型的估計結果見表1。從表1可得，效用函數的參數σ、φ和v的估計值分為0.3947、0.4319和0.4185與楊雪等[19]的估計結果接近；投資調整成本參數φ的估計值為0.2670，稍大于莊子罐等[23]的取值；ρz估計值為0.7544，與陳師和趙磊[24]的估計結果0.717接近；α的估計值為0.4508，接近楊雪等[19]的估計結果0.42；貨幣政策參數φm、φπ和φy分別為0.8332、1.0962和1.1981，接近于馬文濤和魏福成[18]的估計結果0.8628、1.2952和1.4348。較大的貨幣政策平滑因子φm的估計值表明了央行較強的政策平滑傾向，保持政策的延續性為經濟發展提供穩定的政策環境。產出增速反應系數φy的估計值大于通脹預期反映系數φπ，說明比較而言產出的平穩增長受到了更多關注。
（三）模型的適用性分析通過反事實仿真衡量模型的擬合值與實際觀測值得吻合程度。如圖1所示。從圖1可看出，反事實仿真得到的主要經濟變量產出、通脹、消費、投資、勞動和M2的擬合值與實際值幾乎一致，說明我們構建的DSGE模型對我國的經濟現實擬合的非常好，模型可以用來分析我國的經濟問題。
三、動態分析
（一）脈沖響應分析通過脈沖響應分析，考察貨幣政策預期沖擊的動態特征。我們僅報告了提前1期和提前4期正向的貨幣政策預期沖擊下的脈沖響應圖，如圖2和圖3所示。可以看出在正向貨幣政策預期沖擊下產出y、消費c、投資i、就業n和資本k呈同方向波動，單個變量在預期沖擊下都呈駝峰式變動。提前2期和3期貨幣政策預期沖擊的脈沖響應圖也類似。并且提前1期的脈沖響應波動幅度相比更大，說明我國短期的貨幣政策預期對經濟波動的影響更大，原因可能是我國經濟發展變化較快，運用貨幣政策調控經濟較為頻繁，這對公眾的預期行為造成了短視化影響。
（二）方差分解分析通過方差分解來考察預期沖擊解釋經濟波動的重要性。表2給出了模型四種預期沖擊解釋主要經濟總量及解釋通脹的無條件方差的貢獻比例。從表2可看出，預期沖擊可以解釋54.2%的產出波動，可解釋56.91%的消費波動、55.38%的投資波動、57.69%的資本存量波動和42.25%的就業波動。從數量上說明了預期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影響。加總的預期沖擊可以解釋超過43%的通脹波動，其中貨幣政策預期沖擊就可解釋約33%。貨幣政策預期沖擊可解釋約16%的勞動波動，可解釋小于8%的產出、消費、投資和資本存量的波動。可以看出貨幣政策預期沖擊對通脹波動的影響最大，其次是對勞動的波動影響，對產出、消費、投資和資本存量的波動影響較小。
四、結論
關鍵詞：小學語文 創新能力 課堂爭論
一、建立和諧師生關系，創設爭論的條件
近幾年來，小學語文教學“高耗低效”的情況有所改善，但是，語文教學中的“三個為主”原則（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訓練為主線）還得不到充分貫徹，課堂上訓練的全過程是由教師控制的，教學過程大多是學生的被動參與，學生的主體地位得不到落實。這導致了學生表達愿望不強烈，甚至不愿意表達自己的想法。著名心理學家羅杰斯強調，在教學過程中，只有讓學生處在一種無拘無束、自由暢達的空間，他們才會盡情地“自由參與”與“自由表達”。這就需要在課堂上建立民主和諧的師生關系。只有師生雙方以對話、包容、平等的關系相處，積極主動配合，學生才感到心情舒暢，求知欲旺盛，思維也就活躍起來了，學生個體才能敢想、敢問、敢說，學生群體才有“躍躍欲試”的熱烈氣氛，為爭論奠定基礎。在操作上教師要力求做到：（1）態度親切。學生往往把教師的親切當作一種獎賞和鼓勵，從中感到溫暖和甜蜜，這就縮短了師生之間的心理距離，讓學生在認知滿足的同時獲得情感的滿足。（2）師生平等。充分相信每個學生都有創造的才能，尊重學生，師生處于一個平等的地位進行讀書、討論、研究、爭論。教師就是一名與學生平等的參與者，并起著積極的引導作用。不僅教師可以問學生，學生也可以問教師。教師以平等的心態對待每一個學生，尤其要善待學習困難的學生。要愛護而不排斥，幫助而不指責難，說服而不壓服，啟發而不包辦。（3）民主評價學生。教師組織學生自我評價，相互評價。教師在此過程中給予適當點撥、啟迪，并以真誠的語言、親切的語調、溫和的表情、寬容的態度來調控評價過程，使學生從中受到鼓舞。（4）敢于大膽表達自己的看法，增強學生主動參與的自信心，給學生以成功的體驗，促使他們以愉快、高漲的情緒參與課堂學習活動。
二、鼓勵學生“質疑”，激發學生敢于爭論的精神。
古人云：“學貴有疑”，“學則須疑”。疑是思之源，思是智之本。疑是“爭論”的起點，有了“疑”而又能獨立思考，敢于堅持自己的意見，才有了“敢于爭論”的思想基礎。教師對學生的置疑要提倡，鼓勵，使學生逐步提出跟教師不同的想法，教師在為《麻雀》一課作小結時說：“讀了這篇課文，從老麻雀奮不顧身搶救小麻雀的記敘中，我們感到母愛的偉大。”話音剛落，一位男生舉手說：“老師，我不同意說母愛，因為課文從頭到尾都沒有寫老麻雀是母的還是公的。”老師聽后笑著說：“你讀得很認真，看來老師概括不太準確，那么怎樣說才確切呢？”學生的思維又一次激活了，經過爭論，總結出：這篇課文表現了一種親子之情。這樣保護學生的獨特見解，也激勵了學生敢于“爭論”的精神。又如在學《賣火柴的小女孩》時學生提出：“小女孩凍死在街頭，為什么說她臉上掛著微笑？”像這樣的疑問應該說都頗有分量，表明學生動了腦筋，創造力有了發展。
三、講究提問藝術，激發學生思維。
在眾多的語文教學方法中，課堂提問的誘導啟發藝術顯得尤為重要，因為一節語文課的優劣成敗，與教師能否從實際出發，根據教學的知識內容與思想內容，把握教材的重點、難點來精心設計、發問，并從學生實際出發，根據學生的知識水平與心理特點，找出能誘發他們思維的興趣點來問，使提問真正問到學生的心上有著密切的關系。課堂上適時適度、富于技巧的提問，能加快把知識轉化為語文素質能力訓練的進程，是發展學生思維，保證和提高教學質量的有效途徑。為此，作為語文教師，應精心設計好各種類型的課堂提問，以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
中國現代師范教育源于之后，最早成立的師范教育機構當數盛宣懷創辦的上海南洋公學于1897年所設的師范院，而真正開啟高等師范教育的是1902年在京師大學堂所設的師范館。歷經了艱難歷程而形成的以各級各類正規師范教育為主體、多種教育機構參與的多層次、多形式、多規格、多元化的我國師范教育體系，正負擔著世界最大規模基礎教育師資的培訓任務，僅1980年至今，已為中小學培養教師近700萬，接受學歷培訓教師500余萬，在師資培訓中取得了豐富的經驗，在教育科研上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中國師范教育基本是公立的，是國家政策的產物。因而，師范教育的成敗系于政策一身，政策是中國師范教育發展的關鍵。
一、中國基礎教育發展模式及師范教育的世紀走向
中國基礎教育規模巨大，學生近三億，教師逾千萬。走向新世紀，中國基礎教育發展模式發生了新的變化，稱“三大樂曲大協奏”：即從上學型轉向普及型，從普及型轉向精英人才型，從少數英才模式轉向普及型英才模式。現在，三種轉型同時存在，而且不同模式在相當長時間內交叉作用著，這就促使走向新世紀的中國師范教育呈現新的走向。
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發展的復合因素的作用，如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和人員的多樣化流動，師范教育也相應進行了多種改革嘗試。1998年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終于從政策上確認允許綜合性大學培養教師，中國師范教育自建國以來建立起來的單一定向型體系被打破，呈現出新的走向：
第一，由單一的師范院校定向培養轉向多類型院校培養，從正規院校培養轉向學校培養與社會培訓相結合，從學校培養轉向正規培養與國家認證相結合；
第二，從職前教育與職后教育分別實施到職前教育與職后教育相結合，再到職前培養與職后培養一體化。
這兩種變革使師范教育制度發生了重大轉變，前者使師范教育體制走向多元化，在體現國家對資格的要求的前提下，強化培養形式的開放與匯集多樣的優秀人才；后者使師范教育職能趨于一體化，使教師教育得到強有力的支持，國家則能集中財力和人力建設重點師范教育培訓中心，從而較好地提高教師培訓水平。多元化體制有利于吸取各方面力量辦好師范教育，調動多方面的積極性，而職能的一體化則有利于重點投資，并強化培訓職能，提高師范教育水平，適應普及型英才教育對高水平的師資需要。這樣可以從根本上轉變師范院校只管職前教育，對在職教師現狀不能或過少參與的狀況，以及解決教育學院僅服務于教師在職進修，學科建設水準過低，教師教育后續力量不足等問題。
二、當前中國師范教育發展的政策問題
中國師范教育早期學習日本模式，以定向培養為主，爾后學習美國模式，注重多元的一體化模式，即多種院校培養師資，但堅持職前教育與職后教育一體化進行，不設專門的在職教師進修機構。建國后，我國向蘇聯學習，建立起定向型雙軌制的師范教育體系，即由專門師范教育機構定向培養教師，職前教育與在職教育雙軌并行、互不相通。
1.封閉的定向型培養模式的政策問題
50年來，定向型雙軌制師范教育受到政策的重大影響。一方面，這種體制保證了師資培養能按一定規格、一定計劃進行，即使在教師職業不受重視，很少人愿為人師的特殊情況下，也能通過定向的培養和封閉的管理體制保證相應的培養計劃得以實施；而且定向培養提供了較為系統的師范教育，畢業生對教師工作較熟悉，易于適應中小學的教育工作。但另一方面，定向的師范教育卻由于生源單一，特別是在教師工作不受重視的時期，報讀師范專業的生源既少又差，師范教育水平由此也大受影響。政策性的保護造成的封閉又產生了較為嚴重的發展性問題。這種政策以計劃性、穩定性、保護性為出發點，在強制執行按計劃培養教師情況下，特別是以所謂保持師范教育和教師隊伍穩定性的旗號為由，通過提供相應的助學金，來框定教師從業不得改行，致使師范教育趨于單一性，只是為了培養教師，其余學術研究活動都被列為次要或輔，長久以往，導致師范教育機構的學術水準日益降低，師范性越強的機構，科研水準也相應越低。最典型的是當數教育學院或教師進修機構。
2.錯位的雙軌制政策問題
師范教育雙軌制是中國50年來最大的特點之一。半個世紀來，中國建立起完整的普通師范教育體系，即中等、專科、本科三級體系。1995年中國高等師范院校236所，其中專科76所，全部在校生由1980年的33.8萬人增加到58.3萬人；中等師范學校897所，在校生由1980年的48.2萬人增加到84.8萬人，從1980年到1997年已培養的新教師649萬人。1997年教師培訓系列的教育學院242所，在校學員21.4萬人，教師進修學校2142所，在校學員51.6萬人，從1980年到1997年已培訓在職中小學教師482萬人。現在40所高等師范學院具有碩士學位授予權，專業點700余個；14所高等師范院校具有博士學位授予權，專業點120余個。但是這種不關連的雙軌制，有明顯的錯位特征。對教師教育發展來說，職前培訓只是為從事教師生涯打下一個系統的基礎，對教師的整個人生生涯具有重要影響，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教師還應繼續學習更新更高水平的東西。因此，教師繼續教育必須是在比原先職前培訓機構更高的水平上開展的高級教育。然而實際的情況是，各級教師的職后培訓機構基本上都缺乏必要的學科建設，既無學位授權點，也缺乏較為完備的學術門類和學術梯隊，教育和教學水準與正規職前教育機構有重大差別，甚至出現北京師范大學畢業的學士要到小學從事教學工作，那就必須到區級進修學校聽某師范學校畢業的同齡人授課之怪事。這種錯位的政策，給中國教師教育帶來了許多困惑和問題。在教育部門的許多文件中，只是給教育學院下達培訓指標，而對這些機構的師資卻很少有明確的要求。南方某省級教育學院，至2000底教育系還沒有一名博士學位獲得者，獲得碩士學位的教師比例也很低，連學士學位授權點也沒有。而同一省的省級師范大學教育口（含心理學）已建立起完整的學科體系，一個一級學科授權點，另有兩個博士授權點，10個碩士授權點，獲得博士學位的教師超過教師總數的2/3。但是教師繼續教育、中小學校長上崗培訓等都因政策規定由教育學院實施。
這種雙軌制政策的早期基本設想是，教師在大學本科已經把知識學好了，教育學院只須為他們傳授一些臨時的補充知識和技能。這也是蘇聯30年代雙軌制模式出籠時的基本思路。這種設想帶著某種想當然的成份，有很強的計劃經濟傾向，更本質的是，政策基礎是建立在農業經濟時代，知識進化緩慢的情況之下。隨著社會發展，這種早存在問題的教師教育政策，更加嚴重地阻礙著教師教育的進步，影響到中小學辦學水平提高。新世紀的到來，不僅知識更新加快，新知識層出不窮，一個本科生在校期間只是學習一般的基礎性知識，大量的高水平的知識，尤其是新知識主要在工作中、在繼續教育中學習和獲得，繼續教育已從補充性教育轉變為本科教育的繼續和提升。隨著80年代來的變革，一個計算機專業本科學的知識壽命只有一年，現在中小學的一般知識和教育科學知識在5年間也被更新過半。只有提高繼續教育水平，才能真正滿足和提高教師教育水平。因此，中國師范教育政策應當有重大調整。
三、中國師范教育發展的政策定位
中國師范教育未來的政策走向應當是有利于網羅各方英才，建立起一支素質高、專業性強的教師隊伍，使教師成為令人羨慕的職業。
1.建構開放多元型一體化的教師教育體系
80年代來，教師管理逐步走出封閉模式，一是教師來源多元化，吸收自學考試畢業生及其他院校畢業生充實教師隊伍；二是教師可以流向其他行業。政策實施的進程是緩慢的，但對師范教育發展起了重大影響，以往擔心教師的轉行會引起人才流失而不可收拾，但事實是流動使教師隊伍活了起來，不僅人沒有跑光，相反流動起了篩選、重組和聚匯人才的作用。實踐證明，運用市場機制，推行開放、多元的教師教育體制是一個重要的政策要點。1998年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允許綜合大學建立教育學院，培養師資，這是使教師教育多元化的一個重要的政策轉變。第二個政策定位是必須把正規培養和多樣化提高結合起來，推行一套以正規培養為主，國家考證相結合的新體系，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選教師。在實施這個政策時，國家管治下的正規教師教育始終是主流，在發展和提高師范院校（包括綜合大學教育學院）教育水平的同時，允許并支持許多杰出人才進入教師行列，才能使教師隊伍水平得到提高。
一體化政策定位的一個涵義是強調國家對師范教育的管治。無論辦學形式如何多樣，體制如何多元，世界師范教育仍然是在加強國家一體化管治，把教師作為國家的代表來教育年輕一代，傳播知識。許多跡象表明，盡管教育越來越自由，注重學生的個性發展，但國家不僅不放松，反而比以往更加嚴格，非常強調師范教育的質量要求。
一體化政策定位的第二個涵義是強調師范教育的職前與職后教育的一體化。從目前的課程一體化轉變為機構一體化，即從強調師范院校教育要與教師今后發展相聯系，到把師范院校與教育學院（校）的機構一體化，納入共同建設和學科發展體系，這樣師范院校職前教育就能真正成為今后發展的基礎，使職前與職后培訓、見習以及在職提高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變階段性師范教育為終身的教師教育。雙軌合并一體，可以使雙方都獲得新的職能，一方面使師范院校實現職能的全面轉變，建構更加完整的師資培養體系，另一方面教育學院（校）得到本質的轉型，全面提升辦學水平。對部分縣市教育學院或教師進修學校則采用分校方式，以增加正規師范院校的專業輻射力。今后所有的師資培訓都在這一機構框架之下進行。
2.推動師資培養模式和教師專業形象轉型
中國師范教育的再一政策定位是根據新世紀教育發展特征，設計新型的教師專業形象和師資培訓模式。第一，師范教育要與信息化社會發展相適應。隨著科技發展，教師專業性和技術含量得到加強，這是世界發展大潮流。因此，政策上要倡導和鼓勵進行教師專業技術考核，例如，可以界定出傳授知識的專業技術，教學教育專業技術，運用新信息手段的專業技術等方面的技術評定等級，實現教師專業培訓中教育思想、專業知識與教育技術上的結合，使教師同醫生等職業一樣，必須經過嚴格專業訓練方可為人師，徹底改變“孩子王”的形象。第二，教師培訓模式應當吸收更多的技術內容，對教師進行更加專業的技術培訓。教師除完成一般大學的專業培訓之外，還應當進行一、二年不等的教師教育專業深造，這是國際發展的重要趨勢。修習一年課程者可獲教師文憑，給予教師資格；二年課程合格者可獲教育碩士，在競爭上崗之下可以獲得更好的薪酬；三年課程合格并撰寫出論文者可獲學術碩士學位；等等。第三，大力倡導未來教師專業目標。法國教育家J.維爾吸收了布魯姆和G.德朗希爾教授的觀點，提出教師發展的10項目標，來界定教師的職業內涵：認識學校的環境與學校的根本功能；認識學校的教育職能；具備傳授教育教學的理論、方法和手段的能力；認識教育對象；認識教育教學環境；培養綜合能力；培養變化能力；培養探索能力；培養創造能力。
3.大力提高師范教育水平
中國師范教育又一政策定位應當是根據國家不同地區的情況，通過不同形式來提高師范教育水平。第一，從根本上提升師范院校辦學水平，逐步從舊三級向新三級轉化，即在近期內取消中師層次，建立以專科、本科和教育碩士三個層次的中小學教師培養架構；未來目標是取消專科層次，建立以本科及本科+1年專業學習的教育文憑學位和本科+2年的教育碩士及本科+3年的專業碩士的新的中小學師資培養架構。這樣，小學及幼兒教師在專門本科學院培養，初中及高中主要是從第二、三、四個層次中吸收，當然也不排除讓高層次人才進入中學或小學工作。取消中師層次后，部分邊遠地區的中師可以作為分校接受高一級學校的學術指導。第二，建立專門的以培養幼兒及小學教師的專業院校，強化綜合性的培養特色，既體現小學及幼兒教師特點，又利于提高教育水平。同時也應建構碩士及博士學位的教育層次。第三，強化教師的專業水平，特別應大力吸取國際師資培養經驗，建立教師考級制度。這種考級制度不同于目前的評職稱，而是在對教師進行新一輪培訓或完成某種教育教學實踐上的重要項目之后，進行的國家性考級，強調教學水平和理論水平等方面的綜合能力，使教師從區縣級到省市級再到國家級逐步發展，有利于教師有層次的深入發展，避免目前評職稱帶來的大鍋飯現象，從而造就一批大師級的教師。第四，建立新的師范教育機構評估制度。鼓勵教師培訓機構整體提高自身素質，有層次地發展，適應時代對師資提出的新要求，使中國教師教育成為最優秀的教育系列。
【參考文獻】
[1]馬立.走向新世紀的中國師范教育.教師教育國際研討會主題演講.香港教育學院.1999.
[2]江海燕、龔國勤、馮增俊主編.世紀之交師范教育面臨的挑戰——第二屆粵港澳臺教育論壇文選.廣東經濟出版社.1999.
【關鍵詞】教育福利政策功能價值分析
在我國，很少有學者或官方文件使用“教育福利政策”概念，與此相近的概念主要有教育資助政策、教育救助政策，等等。筆者以為，采用資助或救助的概念表述，強調的往往是經濟援助或某一方面的扶持措施，其背后邏輯更多體現為一種救濟施舍而非公共教育服務的責任擔當，這遠遠不足以涵蓋教育福利的核心要義。
福利經濟學派的開創者英國經濟學家庇古認為，福利由效用構成，效用就是滿足，人性的本質就是追求最大的滿足即最大的效用，也可以說是追求最大的福利。從經濟學視角看，教育本身具備正外部性效用的典型特征，因而與福利密切相關。所謂教育福利，是指以促進和保障教育權利公平為目標，通過各種途徑為扶持和發展教育事業所做出的努力，從而達到提高國民素質、推動個人和社會全面發展的整體效用。
從功能主義觀點出發，有學者將社會福利分為“補救型”的社會福利和“制度型”的社會福利兩種類型[①]，前者的服務目標主要是針對“弱者”，后者則強調為全體社會成員服務。據此，作為社會福利重要組成的教育福利亦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普惠型”教育福利，強調所有社會成員都有權享有一定年限或某種類型的教育，并通過一定的制度設計維護其受教育權利或機會，如向適齡兒童提供“免費義務教育”；二是“選擇型”教育福利，基于事實上的教育不公平狀態和促進教育的整體效用考慮，傾斜性地為弱勢群體提供福利服務，保障其受教育權利落到實處。社會學理論一般認為，所謂弱勢群體是由于某些自身障礙或缺乏經濟、政治、社會機會而在社會上處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多指社會中需要給予特殊關愛和照顧的人群共同體[②]。
與社會政策旨在“解決社會問題以實現公正、福利等特定的社會目標”[③]的根本觀點相契合，所謂教育福利政策是指國家和社會針對具有普遍意義的教育公平問題，為調節和滿足社會或特定群體的教育需求，提升其教育福祉，通過一定的決策程序，制定并頒布實施的系列法律、條例、措施和辦法的總稱。從動態分析，教育福利政策涵蓋政策決策、執行、監督和評價的全部過程；從靜態分析，教育福利政策特指相關法律、條例和措施等具體表現形式。如前所述，基于政策指向的目標社會群體，教育福利政策可以分為“普惠型”教育福利政策和“選擇型”教育福利政策。采用何種教育福利政策，往往與一定的國家政治體制、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特定結構以及社會文化背景等因素密切相關。
一、教育福利政策的功能
教育福利政策的宗旨在于維護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權利，促進教育公平進而深刻影響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推動社會協調全面發展。總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曾強調指出：“教育是國家發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會公平。”
（一）政治功能：保障受教育權利，促進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教育福利政策的合法性基礎，教育福利政策是促進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教育公平包括入學機會公平、受教育過程公平和教育結果公平三個層面。與此相呼應需確立三項基本原則：機會均等原則，即不論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觀點、民族或社會出身、經濟條件或家庭背景，所有人均有相同的機會升入教育系統某個特定學習階段；過程公正原則，即學習者在大致相當的環境和條件下接受教育，并且基于公正的規則要求開展競爭；結果補償原則，即對處于相對弱勢的受教育群體予以必要支持，保障其平等參與學習和競爭，共享教育發展成果。誠如羅爾斯主張：“為了平等對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同等機會，社會必須更多注意那些天賦較低和出生于較不利的社會地位的人們”[④]。
“在現代社會，受教育已經是一個人生存、發展的必要條件。沒有受過教育的公民難以融入現代社會，其個性、尊嚴和基本需求也得不到充分的發展和實現”。[⑤]通過制定和落實教育福利政策，尤其是借助各種途徑對教育資源進行調節和再分配，為貧困學生、殘疾學生、流動人口、女性群體等常常處于教育困境的人們提供必要補償，可以有效地維系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權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教育公平問題變得更加復雜，比如隨著教育主體多元化，公立、私立學校以及不同等級學校之間在法律地位上存在微妙差異，在不同教育機構接受教育，往往會導致教育福利的待遇迥然，民辦學校學生助學貸款難即是一例。從更深層次分析，社會資本進入教育領域后，如何均衡資本逐利本性與教育公益屬性二者之間的摩擦和沖突，需要不斷完善教育福利政策來加以和統籌發展。
（二）經濟功能：提高個人收入水平，促進國民經濟增長
現代人力資本理論認為，推動經濟長期增長最主要的動力來自知識（人力資本），這些知識一方面可以轉化為新技術和新產品，直接推動經濟增長；一方面會通過溢出效應增加社會的知識總量，長期推動經濟增長。隨著我國勞動力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教育與人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之間的共變關系越來越密切。個人的受教育程度，將直接決定其工作機會的選擇和工作報酬的水平。
明瑟收益率是衡量教育與經濟收入相關度的重要指標，表示社會成員每多接受一年教育，在經濟收入上提高的百分比。北京大學岳昌軍教授基于國家統計局的相關數據研究表明：簡單明瑟教育收益率從1991年的2.76%上升至2000年的8.21%。而且，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年均教育收益率呈現出明顯的遞進規律。相對接受小學教育者而言，初中、高中、中專、大學專科、大學本科的年均教育收益率依次為3.74%、5.24%、5.40%、6.24%和8.84%[⑥]。通過完善和落實教育福利政策，為人們更多更好的受教育機會，有助于縮小社會教育差別，進而彌合日益拉大的社會收入差距。事實上，也惟有均衡發展教育，才能將我國龐大的人口資源轉換為人力資源，從而為國民經濟的永續發展注入不竭動力。“作為一種特殊的公共支出，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大大高于諸如資本品的其他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尤其是在知識經濟的形態下，這種趨勢更加明顯。”[⑦]
（三）社會功能：促進社會流動，建設和諧社會
社會階層結構是社會結構體系的核心內容。我國社會階層結構呈現出典型的“金字塔”特征：極少數位于塔尖的群體享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并占據大部分社會資源；大部分群體居于塔基，他們缺乏必要的社會話語權，生活狀況常常處于貧困線和溫飽水平之間；介于二者之間的中間階層群體只占社會的少數。有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與職業選擇高度相關。從事較高層次職業的人，往往具有較高的受教育水平；從事較低層次職業的人，往往受教育水平也較低；不同的職業選擇本身往往意味著不同的社會聲譽、社會地位和資源擁有程度。
社會流動是社會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源泉，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社會分層理論認為，形成合理的社會階層結構的前提是有開放的社會空間、合理的社會流動，尤其底層成員能夠有機會向上層流動。結構功能主義理論認為，學校教育的社會功能有二:一是社會化，二是社會選拔。柯林斯曾尖銳地指出：教育是限制經濟領域中具有優厚報酬職位的競爭者數量的篩選工具，幫助那些接受過較高層次教育的人占據這些職位。[⑧]在現代社會，教育對于社會分層的影響更加深遠和廣泛。在社會差別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如果能賦予處于社會底層而往往成為弱勢群體的人們以更多的教育機會和必要的救濟支持，他們就有可能通過自身的努力和奮斗，順利流動到經濟、政治、社會地位更高的階層，從而改善不合理的社會結構現狀。反之，若缺乏必要的教育福利，貧困家庭“缺乏知識和技能”的素質缺陷就會如同疾病基因一樣代際相傳，世代沉淪于社會的底層。（四）文化功能：消除“貧困文化”，促進社會融合
美國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奧斯卡·劉易斯提出的“貧困文化”觀念認為，長期生活于貧困之中的窮人，會逐漸脫離社會主流文化、不受主流文化的影響而形成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即特定的生活方式、行為規范、價值觀念等。這一“貧困文化”的形成和存續，會對周圍的人，特別是窮人的后代產生深遠影響并且代際相傳。處于“貧困文化”體系保護下的窮人群體，彼此之間維系著簡單的人際關系，以血緣、親緣、地緣為半徑而建立的社會關系網絡規模小，社會資本質量低。而且，由于“貧困文化”的阻隔，窮人與主流社會的接觸機會很少，無法通過社會關系網絡獲取更多的稀缺資源。“貧困文化”現象割裂了社會群體之間的融合，并極有可能造成彼此間的對立和沖突，與建設和諧文化的努力方向背道而馳。
哈夫曼和沃爾夫認為，教育具有積極的外溢作用[⑨]：教育可以改善窮人的知識貧困狀態，改變觀念、行為、意識與精神面貌，增加與主流文化接觸的意愿和機會，增強社會參與能力，擴大其人際交往的范圍，從而提高窮人的社會資本存量，切斷貧困代際傳遞的紐帶；教育可以增加醫療衛生知識，改善配偶和家庭成員的健康狀況，降低因病致貧的風險；教育可以降低生育率，減輕家庭撫養子女的負擔，等等。誠如鄭杭生教授所主張：“要消滅貧困，首先必須改造貧困文化……而要擺脫貧困文化的束縛，就應當增加他們及其后代與主流文化接觸的機會及其被主流文化接納的技能。而要做到這一點，關鍵在于教育，即促進教育機會的均等”。[⑩]
二、教育
福利政策的價值取向
任何時期的教育福利政策都具有一定的價值取向。上世紀70年代，西方許多國家經濟發展下滑，一些所謂的“福利國家”開始更弦易轍，大力削減包括教育在內的龐大公共開支，一些學者也開始鼓吹“高福利的負面效應”和“市場機制的高效率”。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公共教育制度是一種政府的壟斷，缺乏必要的市場競爭將導致效率低下、資源浪費，無論從經濟從社會還是從教育上看都是失敗的，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場化的條件。哈耶克則認為片面強調社會正義會促使人們對市場秩序產生各種不切實際的期望，市場和競爭原則才是教育活動的基礎和依據，并主張國家對教育的投資規模完全應由教育投資的回報率來決定，而一個社會如果要從有限的教育投資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回報，就應該將投資集中于少數尖子的高等教育。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實行“免費加助學金”的福利教育模式，與西方許多所謂“福利國家”在表面上具有某些共同性，由此在理論界和政策制定者當中產生深刻影響，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要避免福利化的觀點成為共識。基于這一邏輯假設，在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我國政府一方面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另一方面則在包括教育福利在內的社會福利領域逐步退隱。“教育不是免費午餐”成為改革時代的流行語。直至上世紀末期，隨著社會公平引發的社會矛盾日益暴露，政府漸次認識到公共服務對于社會良性發展的重大意義，“責任政府”、“服務型政府”、“關注民生”等概念為越來越多的人們所認同，并引領政府職能轉變的努力方向。隨著政府角色轉型趨勢的日益顯著、迅捷，教育福利政策堅持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和演變趨勢更加清晰。
（一）從消極走向積極
傳統社會福利是以公民的各種權利為理論基礎，如社會權或公民權等，福利政策常常被看作是消極的再分配功能，是障礙經濟發展效率的因素。近年來，各國政府和社會政策研究者開始重新檢視社會福利和社會政策的作用。新福利主義理論認為，經濟全球化、勞動力的流動性、家庭生活的復雜化以及社會結構的變化迫切要求改變舊有的社會福利制度，增加教育福利的支出，因為只有用于人力資本的投資，才能增加個人參與經濟機會的可行性。
教育福利具有人力資本投資功能，通過提高受教育者的知識和技能，增強其社會生存和發展能力，從而減弱對一般性社會福利的依賴。教育福利政策不是簡單的社會再分配方案，而是變被動恩惠式福利為主動進取式福利，變事后補償利為事前預防利，是“授人以漁”而非“授人以魚”，這也有助于增強整體社會福利政策的可持續性，并推動教育福利政策的關注重點從扶助弱勢群體的“選擇型”福利逐步拓展到提供公共教育服務的“普惠型”福利。我國實施免費義務教育政策的漸進路程很好地闡釋了這一趨勢：由少數貧困地區到中西部農村地區，再到全國農村地區，直至2008年秋季在城市全面鋪開，最終實現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同在一片藍天下”。
（二）從濟貧走向發展
傳統的教育福利政策，關注的往往只是少數貧困特殊群體，以致人們似乎形成這樣一種思維定勢：教育福利是社會的善義之舉，僅與救濟經濟貧困學生相關。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和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人們逐步認識到貧困不只是物質和經濟的匱乏，更是一種“能力的剝奪”，“社會排斥”的概念由此開始納入對貧困的闡釋當中，教育福利政策更多地關注通過教育路徑促進社會的整合與可持續發展。教育福利的供給對象開始逐漸覆蓋貧困群體之外的其他社會群體，如女性群體、有殘障者、流動人口及其子女、少數民族群體，以及其他在接受教育方面處于劣勢的群體。就此而言，教育服務的性質已經具備更多的公共特征，即從基于救濟的目標向發展的目標逐步延伸。
教育福利本身即是社會公益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促進教育公平進而推動社會公平的實現是教育福利政策的題中應有之義。不論其身份、地位、家庭出身、財產背景如何，盡量滿足所有社會成員在接受教育方面的現實要求，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為此，一方面要營造積極的公平教育環境，實現教育權利面前人人平等；同時要采取必要的優惠政策和特別保護措施，以彌合現實中存在不同群體間的教育不平等鴻溝。事實上，通過必要的幫扶措施，幫助教育弱勢群體及個人走出困境，并使其有效地參與社會公共生活，共享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成果，正是暗合了“社會利益最大化”的全面發展的價值選擇。
（三）從單一走向多元
早期的西方國家，教育福利政策的決策主體和行為主體都是政府，尤其在“福利國家”流行時期，政府的角色得到空前強化。國家高度介入教育福利領域，以公共權力干預市場分配不公，使社會成員特別是弱勢群體成員的受教育權利得到充分保障。與此同時，教育服務質量欠佳、效率低下、嚴重、政府負擔過重等問題也沉疴日深，“教育市場化”呼聲鵲起，且愈演愈烈，“福利多元主義”日漸占據主流觀點：強調教育福利服務可由公共部門、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家庭與社區共同來負擔，政府角色逐漸轉變為福利服務的規范者、福利服務的購買者、物品管理與仲裁者，以及促使其他部門從事服務供給的角色。
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采用“國家─單位制”的模式，基本由政府包攬了所有的教育福利內容。伴隨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國退民進”的角色變遷過程在教育福利領域同步上演。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我國政府在教育福利多元化的過程中存在嚴重的角色缺位，一是忽視了政府的主導作用，“一退了之”；二是忽視了對教育福利的社會組織體系的培育；三是教育收費制度和準入制度政出多門，缺乏科學統一的規范；四是個人及其家庭負擔教育成本比例普遍超出其承受能力范圍。但無論如何，我國政府推進教育福利多元化的大方向是清晰的，由“福利國家”逐步演變成“福利社會”是促進教育福利事業發展的有效路徑。在新的制度框架下，政府的教育福利角色從過去的直接提供者變成主導者，但政府依然是教育福利政策中最重要的角色，包括政策的主導決策者、教育福利資金的提供者、教育服務質量的監控和評估者、教育福利社會組織的扶持者，等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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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陸士楨，常晶晶．簡論兒童福利和兒童福利政策［J］．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3年（1）：1－2．
[②]李永生，高洪源．美國解決弱勢群體教育問題的政策與實踐［J］．基礎教育參考，2007年（3）：43．
[③]鄭杭生，李迎生．社會分化、弱勢群體與政策選擇［M］//鄭杭生．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發展研究報告（2002）——走向更加公正的社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15．
[④]羅爾斯．正義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96．
[⑤]張維平．維護教育的公益性［J］．求實，2005（14）：34．
[⑥]岳昌君．教育對個人收入差異的影響［J］．經濟學（季刊），2004年10月（第三卷增刊）：142－144．
[⑦]王超，羅然然．我國教育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J］．統計與信息論壇，2004（4）：77．
[⑧]Collins，Randall．FunctionalandConflictTheoriesofEducationalStratification.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J］，1971（36）：1002－1019．
[⑨]徐延輝，謝芳．“教育救助”在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中的作用——基于福建省漳州市軍溪村的個案調查．學習與實踐［J］，2006（10）：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