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17 17: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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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下定決心要創業，就不要再考慮自己是不是適合創業，如果一直帶著這樣的疑問和不自信踏上創業征途，我可以毫不懷疑地講：這樣的創業很難成功。
大凡成就一番事業者，無不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戰。
但在創業之初，有幾個關鍵要素是必須要深思熟慮的，這樣的思考對創業的成功與否大有裨益。
先人后事
許多人之所以創業，或是基于一項新技術、一筆創業基金，或是發現了一個新的商業模式、有一個比較好的機會。
其實，這些因素都不是最重要的。創業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群志同道合、互相認同的人。也就是說，要首先具備先人后事的創業理念。
具備這一理念的人，在創業之初做得更多的準備是找人；相反，不具備這一理念的人，則總是在考慮項目、資金和運營，而往往忽略了人才是第一位的。
有人說“等我公司開了再招人也不遲啊”!這是十分錯誤的觀念，因為公司開張后再招人，只能招到一般做事的人，而不能招到創業伙伴。
選人的標準，第一條是互相認同，彼此欣賞；第二條是互補，資源互補、脾性互補、風格互補；第三條是都不留后路。
想創業或即將創業的諸君，想想和你一起創業、一起踏向人類最具冒險性工作的伙伴在哪里?他們分別是誰?
高度統一的核心價值觀
有了一群創業伙伴，僅僅是創業第一步。雖然這群人有著一定的認同度，但離“高度統一的思想，對事業和團隊有著宗教般的信仰”還有尚遠的距離。
要縮短這一距離，只有建立統一的價值觀和大家共同認可的企業文化。
想起我們四年前創業時的第一次創業大會，十幾個人在青城山喝了三天三夜的酒，爭論得面紅耳赤，只有一個議題：我們這群人為什么要創業?在創業中又要遵循什么原則?
清晰合理的股權設計
股權結構是天大的事，我們以前認識不夠深刻，導致后來問題重重。
中國人好面子，許多事悶在心里不說，遮遮掩掩，等到公司發展到一定規模，很多問題會一下子冒出來，說不清、道不明，徒增許多摩擦。
所以，公司創建之初，一定要理清股權結構。
對于投資者來說，股權不僅僅體現為資產受益、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權利，還在于能通過股權這一資本紐帶，將股東與公司的利益結合在一起。
從公司整體角度講，科學合理的股權結構設置，能為公司未來發展壯大續存空間，帶來結構效益。
股權結構設計包括股東的人數、類型、所持股份數額等多個方面，科學的股權結構需要科學的思考和設計。
確定符合公司發展需要的股東人數
新《公司法》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由50個以下股東出資設立；股份有限公司的發起人為2～200人之間，且半數以上發起人在中國境內有住所即可。
股東人數多少為最佳，并無定論，應結合公司的資產規模、行業領域、未來發展空間等具體因素進行設置。過多過少都會成為制約公司發展的障礙：
股東過少，不利于分散經營風險，股東之間缺少必要的調和空間，而且可能造成公司內部股東會和董事會的重合，出現權責不明、越權缺位等弊端。
股東過多，則不利于公司重大事務及時決策，貽誤商機，各個股東的利益難以統一，可能由于利益沖突導致公司的解散。
在實際操作中，無法量化一個合理的股東人數標準，任何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股東人數也會隨著公司發展而變化。我們只能依據公司某一時期各類因素的特點以及預測這些因素未來發展變化的可能性，來確定符合發展需要的股東人數。
選擇與公司有聯系的股東
對于有限公司而言，除了資合外，人和也很重要。良好的合作關系是公司協調健康發展的有力保證。
在選擇投資合作者時，除了投資者的資信狀況外，還應考慮該投資者所在行業(如該投資者為法人)與本公司所在行業的關聯度，如有橫向經濟聯系、上下游企業關系等。
投資者對所投資行業有著更多的認識，便于其在股東會或者董事會上進行科學決策，同時，也能合理進行關聯交易，節約交易成本，增加效益。
當然，選擇投資合作者時，也要考慮公司的實際狀況。如果是缺少資金，那盡量選擇資本雄厚的投資者；如果是缺乏產品研發能力，那盡量選擇科技型的合作者。
總之，在選擇投資合作者時，應從良好的合作關系、能減少交易成本的可能、公司所需資金或者技術的需求等因素充分考慮公司未來發展的需要。
設置合理的股權比例。
股權比例是各股東所持股份數額的多少，也就是股權的集中與分散問題。
在公司實務中并不存在一個最好的公司股權結構，不是所有的股權結構在任何類型的公司都具有同等的效力，構造股權結構的最好方法取決于行業的特點。
一定的股權集中度是必要的，因為大股東具有限制管理層和小股東謀取自身利益行為的動機及能力，可以更有效地監督管理層的行為，有助于增強并購市場運行的有效性。股權的相對集中也有助于公司決策的形成和執行。
當然，在沒有監督約束的情況下，股權集中或“一股獨大”也有弊端：大股東憑借所擁有的絕對或相對控制權，可以通過犧牲或剝削小股東權益獲取自身利益，這會引發大股東與小股東的利益沖突。
總之，不管什么樣的設計方式和原則，清晰的股權結構設計是必不可少的，也是要首先完成的。
創新的商業模式
商業模式，簡單地說，就是贏利模式。美國著名投資商羅伯森曾告訴前網通CEO田溯寧，“說到底，商業模式就是關于做什么、如何做、怎樣賺錢的問題，其實質是一種創新形式”。
哈佛大學有位教授研究認為，創新有兩種類型：
一種是維持型，它的思維是新來者希望提供比既有者更好的產品和服務。如在IT領域，像戴爾、AMD這樣的公司都是利用維持型創新進入市場；
另一種是破壞型，利用技術成熟所帶來的成本下降，給市場提供質量較好、價格便宜的東西。比如，日本、韓國和今天中國的汽車行業，都是通過破壞型創新進入市場的。
總體來說，現在的市場已經沒有了所謂暴利的機會，市場已經從大眾消費階段過渡到了小眾消費階段，特別是創業型企業，面對的是更加細分的市場、分散的人群，著眼于直接的可觀利潤是現實的。
在設計商業模式時，如果能在你認為的關鍵客戶、關鍵員工之間建立一個系統完善的共享機制，那么，你更易獲得成功。因為商業模式很大程度上具有轉換成本非常高的特點，等企業做大了再調整商業模式，適應新的環境，難度風險比較大。
［關鍵詞］股權分置改革；股權結構；股權
［中圖分類號］F832.5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2-2880(2011)06-0110-02
一、我國股權結構演變歷程及影響
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國公司制度實行股份制改革以來，在各級政府及部門積極參與和推動下，證券市場逐步形成并進入了有序發展階段，隨著深圳和上海兩家證券交易所的批準建立，我國證券交易市場正式形成并迅速繁榮起來。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國對股權改革的重點應該摒棄以往只單純或過多關注股價的漲落現象轉向注重隱藏在股票背后的各種權利的確立和完善等理性問題。根據我國具體公司股權性質分置情況可以看出，我國上市公司總股本分為國有股、法人股和社會公眾股，并且只有社會公眾股才能上市流通，可流通股占總股本的比重僅為30%多。這是由于我國尚處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軌期的性質所決定的。證券市場是脫胎于傳統的計劃經濟，伴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發展起來的。基于對國有企業上市后國家仍然保持對企業的控制權的現實，我國在設計股權時特意設置了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非流通股。其根本原因是國家要維護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性質，在涉及到國有企業改制的問題上有一定的保留，所以我國股權結構的分類比國外股權結構更復雜。
二、國內外股權結構及發展趨勢
英美分散股權結構。第一，股票在市場上高度流轉，基于股東“用腳投票”的強制力強化了股份公司外部監督，股價的高低變動會影響公司的總市值。英美國家有成熟的經理人市場，優勝劣汰的競爭規則促使經理人員努力工作，維護本公司利益以及努力增加公司財富，否則將承擔不利后果。因此內部人控制所帶來的成本大大降低。同時，高度流動性使得資本市場的接管機制發揮得更加充分有效，收購兼并或敵意收購可能會使股份公司的控股股東有壓力和動力去改善公司的經營管理。第二，股權的高度分散性導致了單個股東的持股比例很低，在進行成本效益分析之后選擇了利益較大者的“便車”，而缺乏積極性去監督公司的經營者及管理層。第三，股權結構的高度分散化導致人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系數加大，成本上升，易形成經營者控制型的內部人控制而侵蝕公司利益，這也是公司治理結構中心從股東會到董事會再到管理層的表現。因而英美國家根據司法實踐建立獨立董事和執行董事制度，更加有效地防止在股東監督和內部約束力較弱的情況下，降低人的道德風險系數。
德日股權結構。大陸法系國家的典型代表德國和日本。德國主要通過銀行享有的分散股東投票權，成為公司股權結構的核心。銀行在公司治理結構中具有雙重身份：一是公司的債權人，二是通過持有公司股份、投票權成為公司的股東。處于債權人的地位，銀行為了保證債權的實現，更加關注公司的盈利能力，對經營管理層監督為剛性約束，同時也降低了公司破產風險。相反，控制權的高度集中導致了上市公司股票在市場流通領域較少，流動性差，尤其是大量交叉持股，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控制權的轉移和外部監督的弱化。
日本公司的主要股東是銀行和公司法人，二者交叉持股為其根本特征，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控制證券，防止公司被收購和吞并。其優勢在于保證了公司經營的長期穩定性，避免了外部市場不穩定因素變化的影響。另外，日本的商業銀行不僅是公司的大股東，而且是公司的最大貸款者，類型與德國股權結構模式相似。
三、股權結構比較分析
英美國家單獨的金融機構持有一個公司的股票比率都比較低，在進行成本考核后對于股東權利的行使和監督職能往往以消極為主。然而日、德兩國公司股東中的核心股東——商業銀行具有行使股東監控權力的動力和能力。由于銀行是公司的主要放款人，為了貸款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銀行必然會積極調查獲取并及時掌握公司生產經營活動的有關信息，并對其貸款進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監督。所以，在公司所有股東中，商業銀行作為股份的集中持有者行使股東監控的成本是最低的。另外，銀行還掌握著信貸控制市場，因而它完全有履行股東對公司經理和公司重大活動實行監控的能力，這亦是銀行作為債權人監督能力的體現。
四、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存在的問題
第一，股權結構不合理，流通股比例份額較小。我國上市公司股票基本分為國家股、法人股以及社會公眾股。國家股和法人股為非流通股，限制了股票市場的流通性，直接導致公司治理結構問題的產生。國有股一股獨大，利用信息優勢、政策優勢、市場優勢侵蝕中小股東利益，利用地位獨斷性與行業專業性與民爭利；國有股東“缺位”造成“內部人控制”，削弱了國家對企業的監控能力。
第二，法人股、中小個人股分散，資產重組受阻，加重個股投機。由于我國法人股、中小個人股分散，使得單個法人股股東在股權轉讓中往往不起作用。大股東內部控制趨勢嚴重，侵蝕公司利益不乏實例。
第三，占有較大份額的國有股、法人股不流通，股權呆滯。資本市場流通速度較慢，增值能力較弱，股市封閉運行，市場功能得不到正常發揮；股權結構出現大的非流通股與少的流通股并存的“二重構造”，造成流通籌碼不足，易受操縱，資本市場投機風險加大。如一些企業把“上市”作為無需償還本金的融資手段或圈錢手段，“包裝上市”等現象時有發生。
在我國股權結構高度集中的上市公司中，很多國家股和法人股股東存在主體缺位問題，體現出內部人意志的“用手投票”和股東外向型的“用腳投票”兩種截然相反的境遇。此外，由于國有股、法人股股份不允許流通，只能協議轉讓，同時對轉讓的對象和條件都有嚴格的限制，且最終的轉讓必須通過政府機關審批，諸多程序性因素限制了股份資本的流動和增值。此外，對于流通股東來說，股份份額的比例較小，現行《公司法》規定在股東查閱權行使中允許單個股東或者多個股東合計持有1%以上的份額才可以提請行使查閱權。提起派生訴訟有連續持股的要求，可見流通股股東行使權利的困難。所以，中小股東不能有效發揮應有的作用往往選擇“搭便車”。
五、股權結構對股東權利的影響
股權是股東通過對公司出資而享有的權利，即股東基于公司派發的股票所享有的權利。股東大會為權力機關。股東的出資狀況直接影響在公司治理結構中作用發揮的程度。股東通過對法人財產權的監督，以及行使法律規定或者章程約定的權利實現其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僅就法律規定的，股東行使什么樣的權利，怎樣行使權利，行使到什么程度都受到其持股比例以及公司股權配置的影響，股權結構是公司治理結構的基礎。有學者論證了股權結構與法人治理結構的關系，體現在股權結構與經營激勵、收購兼并、權競爭及監督機制等公司治理機制之間的相關關系。具體表現為：首先，股東持股比重影響股權的行使。其次，持股比重決定了股東行使權利后的獲益份額和公司剩余資產分配額。股東的盈余分配請求權和剩余資產分配請求權是根據其持股份額來決定的，即使小股東積極地行使了權利，并為維護公司效益付出了努力，但在最終分配時，其獲得的利益并不會因此而增加。第三，持股比重決定了股東的行為能力。第四，持股比重決定了股東的權利行使成本。對于大股東來講，一則行為能力較強，二則獲益份額較大。因此，在同樣的努力程度下，大股東所付出的成本要比小股東少得多，可見，持股比重是決定股東行為因素的重要因素。但是，過度控股又會影響法人治理結構的效率。可見，要想最大程度地提高法人治理結構的效率，就必須使所有股東都適度地行使權利，而這就對安排好各位股東的持股比重提出了要求，即要優化股權結構。
六、完善股權結構的對策措施
1.我國所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資本市場尚未完善，政府的主要經濟職能已由計劃經濟時代的資源配置轉為提供公共服務產品，仍需加強宏觀調控以彌補市場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先天不足。公有制企業應當參與市場經濟不能進入或不宜進入的領域，如安全性產品的生產領域、公眾性產品的生產領域、壟斷性產品的生產領域，在這三個領域中從股權結構設計上必須維持國有股的絕對控股地位。在保證國有股絕對控股地位的同時，有效放開法人股的市場流通限制，進一步分散股權集中程度，促進股權資本的流通，從而發揮外向型監督“用腳投票”的實質效力，為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奠定基礎。
2.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領域中，政府有必要控制少數大型企業，采取市場化投資的方式進行控股。明確國有股的產權主體即加強國資委的管理地位，負責國有資產的使用處置、投資等事項，通過國家授權投資機構持有相應數量的股權進行絕對或相對控股。
3. 國有資本逐步退出普通性競爭行業。通過國有股權出讓或股權換債權的形式，改變投資主體缺位的狀況，改變國有股絕對控股的格局，培育各種形式的持股主體。股東持股只有在集中與分散適度即效率效益型的股權結構才是優化的股權結構。國有資本不應通過參股而實際控股的方式與民爭利，更不能把小團體的利益或者政績觀標準僅限于營利標準。在一般競爭性領域國有股應當退出，法人股應當開放其流動性，但要加強上市公司內部對于高級管理人員股份的內部監督和外部監管，在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引導下，積極打擊非法操縱股市行為。法人股的放行會在股權流動中增加經營管理者的壓力，迫使其目標與股東目標進一步迎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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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傅子恒.股權分置改革全接觸［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6.
(一)企業財務管理目標應具備的基本特征 一是統一性，即要使經濟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收益和風險的矛盾以及目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矛盾高度統一。企業是由所有者、經營者和廣大職工群眾三個經濟利益主體組合而成的經濟聯合體，三方的經濟利益目標各不相同，在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中，這三個不同利益主體的經濟目標必須予以體現，并且應使這三個相互矛盾的目標達到統一。另外，科學的目標管理應該使企業經營中的收益和風險的矛盾、目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矛盾達到高度統一。
二是貨幣性，即指反映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的指標必須能夠以貨幣度量。財務管理的研究對象是企業財產物資的價值形態的資金，反映經濟價值必須以貨幣計量，企業財務管理目標具有貨幣性是其區別于企業內部其他不同性質管理目標的顯著特征。
三是明晰性，即指確定的企業財務管理目標必須概念清楚、措詞準確、內容明確。企業所確定的財務管理目標是檢查考核企業經濟責任執行情況的標準。目標具有明晰性可使目標管理方向明確，便于分解落實，有利于目標完成和執行情況的檢查考核。
四是可控性，即指確定的企業財務管理目標必須與企業的財務管理內容密切相關，企業理財人員能夠對其進行控制。目標具有可控性是目標管理對目標確定的基本要求。從本質上說，目標管理是企業推行經濟責任制的一種最為有效的管理形式。企業經濟責任制是一種以經濟責任為核心，實行責、權、利相結合的科學現代管理制度。從經濟責任制角度來看，明確企業財務管理目標，實質上是在明確規定企業財務管理的責任。可控性的另一個內容就是將所確定的量化指標可以按照工作的性質和業務的職責在所屬范圍內進行分解落實，形成所屬分部的可控指標。
五是先進性，即指企業在實際工作中所確定的財務管理目標能起到對廣大職工群眾和相關經濟利益主體的激勵性作用，有利于充分調動其積極性，充分挖掘企業的內在潛力。
(二)企業價值最大化更符合我國國情 有人認為應將企業經濟效益最大化作為財務管理目標。經濟效益是指投入與產出的關系，即以一定限度的資源消耗獲得最大限度的收益。經濟效益指標是三類量化指標的綜合：一是以資本、成本、利潤的絕對數及相對數表示的價值指標；二是以產量、質量、市場份額等表示的實物量指標；三是以勞動生產率、資產利潤率、保值增值率等表示的效率指標。該觀點認為第一類指標反映的是企業現實的盈利水平，第二類、第三類指標反映的是企業潛在的盈利水平或未來的增值能力，該指標在利潤中加入了時間因素，可以認為該指標考慮了時間價值和風險價值。但是由于反映企業盈利水平的利潤指標是按照權責發生制計算的，并沒有考慮時間價值。在理論上這種認為潛在的盈利能力或未來增值能力反映了時間價值的觀點缺乏依據，在實踐上也難以計量。
從統一性、貨幣性、明晰性、可控性等特征來看，以企業價值最大化作為財務管理目標，體現了對經濟效益的深層次認識，不僅考慮了風險與報酬的關系，還將影響企業財務管理活動及各利益關系人的關系協調起來，使企業所有者、債權人、職工和政府都能夠在企業價值的增長中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滿足，從而使企業財務管理和經濟效益均進入良性循環狀態。因此，企業價值最大化應是我國財務管理的最優目標，符合我國國情。
二、優化我國企業資本結構
最優資本結構是一種客觀存在負債籌資的資本成本，雖然低于其他籌資方式，但不能用單項資本成本的高低作為衡量的標準，只有當企業總資本成本最低時的負債水平才是較為合理的。因此，資本結構在客觀上存在最優組合，企業在籌資決策中要通過不斷優化資本結構使其趨于合理，直至達到企業綜合資本成本最低的資本結構，方能實現企業最大化這一目標。
(一)影響資本結構的主要因素 其一，股權分裂對資本結構的影響。股權分裂造成了中國資本市場與其他市場之間質的差異，同樣的行業、同樣的財務指標在中國市場和在美國市場，資本結構和融資方式存在很大差別。相互割裂的市場結構也造成一種獨特的股東行為，這種相互割裂的市場結構導致控股人或大股東的管理行為背離了其他股東的價值追求，未將全部注意力放在如何提高公司業績上。公司利潤的提高、財務指標的改善，會通過杠桿效應體現在可流通的資產價格上，表現為可流通股票價格的上漲，從而使流通股股東直接受益。而國內控股股東一般都是非流通股股東，其并未因資產價格的上漲而得到相應的好處，這就是制度缺陷帶來的價值目標的不一致性。有效的制度設計應使所有的股東隨著股票價格的波動受益或受損，但目前股票價格的上漲對控股股東幾乎沒有任何益處，股票的下跌對控股股東也沒有造成直接損失。
在割裂的市場中，資本市場整合資源的功能難以發揮，消極作用卻得以“表現”。表現一，相互割裂的資本市場使人們變得非常短視，變得重視眼前利益而不顧及企業的長遠發展和持久生命力，從而使一大批有產業理想的人失去了產業理想。表現二，割裂的資本市場對控股人的誘惑實在太大，控股股東可以在一夜之間財富增加數倍，相當于數十年的辛苦積累。這樣一種財富的誘惑腐蝕了其產業理想，使其容易陷入極度投機。表現三，割裂資本市場的股權結構很容易造成只顧融資，不管生產的現象。在中國資本市場中，上市成為一種“時髦”，有些企業根本沒有資本結構設計或優化的理念，資產負債率極低，又有非常穩定、充足的現金流量，卻也紛紛上市，融資之后的資金使用效率極低。
其二，股東結構對資本結構的影響。國有股、法人股、社會流通股、外資股有著不同的融資方式選擇偏好，進而對資本結構有著不同的關注重點。另外，控股股東、控市股東和中小股東的價值取向也不一樣。控股股東通常是指非流通股的大股東，控市股東則是流通股中的大股東。各類股東所追求的目標完全不一樣。控股股東的目標是最大限度地融資，從而盡快收回資本成本，甚至取得贏余，至于融資后公司的經營如何，控股股東并不十分關心。顯然這種動機對公司正常的融資以及公司目標的實現是有影響的。控市股東追求的是資產價值的穩定增長，表現為追求股票價格的上漲，所以其希望上市公司的業績能夠穩定成長。可以看出，控股股東與控市股東的目標是不完全一致、有時甚至是沖突的，中小股東的目標基本上是投機，而不會真正關心公司的長遠發展。國有股和民企股東追求的目標不同，對資本結構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國有企業在股權融資困難時會不惜代價地大量舉債，資產負債率很高，因為其沒有還債的硬性約束。如果民營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很高，就可能有惡意逃債的嫌疑，其資產也可能發生轉移。
其三，激勵機制對資本結構的影響。資本結構的安排會對公司的經理階層提供不同的激勵機制。這種激勵機制是與公司的價值連在一起的。當然這種與資產價值相連的激勵機制是否是公司做假的根源還有待于進一步驗證。
其四，行業的成長周期及其市場競爭程度資本結構的影響。企
業發展具有種子期或風險期、成長期、成熟期、穩定期、衰退期幾個發展階段。處在不同周期的產業，其所要求的融資方式也會呈現出巨大的差異。處于不同競爭狀態的行業對公司資本結構的要求也不盡相同，如處在充分競爭狀態中的家電、啤酒產業與處在相對壟斷的產業，如城市給排水、熱力供應以及電訊等產業對資本結構的要求就有極大不同。
其五，控制權市場的形成對資本結構的影響。培育控制權市場是資本市場發展和完善的重要內容。在公司資本結構設計中，一方面要考慮公司經營的相對穩定性和延續性，另一方面要有利于公司股權有效地流動，股權的結構設計不能封閉。中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設計大多數呈現出相對封閉的特點，無論公司業績好壞，公司的大股東“穩如泰山”，其他投資者很難進入。這種制度障礙必須通過股權設計將其清除。在資本結構設計上，要使有雄厚產業背景，同時又有優秀人力資源的團隊能夠較為順利地進入公司，以有利于資源的整合。總體而言，中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應體現開放式的特征。債權人市場的形成，對于公司資本結構的調整和優化，進而對于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是至關重要。
(二)優化資本結構的對策研究 首先，財務管理目標的創新。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總是隨經濟形態的轉化和社會進步而不斷深化。隨著網絡經濟的到來，客戶目標、業務流程發生了巨大變化，具有共享性和可轉移性的知識資本將占主導地位。原來以追求企業自身利益和財富最大化為目標者，必須轉向以“知識最大化”的綜合管理為目標。知識資源的共享性和可轉移性的特點使知識最大化的目標能兼顧企業內外利益，維護社會生活質量，達到企業目標與社會目標的統一。
其次，財務工作方式的創新。互聯網技術改變了全球的經濟模式，相應地必須改變財務人員的工作方式。財務管理者可以在離開辦公室的情況下也能正常辦公，無論身在何處都可以實時查詢到整個集團的資金信息和分支機構財務狀況，在線監督客戶及供應商的資金往來情況，實時監督往來款余額。企業集團內外以及與銀行、稅務、保險、海關等社會資源之間的業務往來均在互聯網上進行，將會大大加快各種報表的處理速度，這也是工作方式創新的根本目的，實現財務管理創新的構想。企業財務管理創新是新形勢下企業發展的當務之急，也是網絡經濟全球化的客觀要求，這要求財務人員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應轉變企業理財觀念。網絡經濟的興起，使創造企業財富的核心要素由物質資本轉向知識資本。要認識知識資本，即了解知識資本的來源、特征、構成要素和特殊的表現形式；要承認知識資本，即認可知識資本是企業總資本的一部分，搞清知識資本與企業市場價值和企業發展的密切關系，以及知識資本應分享的企業財富；要重視和利用知識資本，企業既要為知識創造及其商品化提供相應的經營資產，又要充分利用知識資本使企業保持持續的利潤增長。
第二，要加強網絡技術培訓。網絡技術的普及與應用程度直接關系到財務管理創新的成功與否。有針對性地對財務人員進行網絡技術培訓，可以提高財務人員的適應能力和創新能力。財務人員已具有堅實的經濟和財會理論基礎，如果再學習一些現代網絡技術，將經濟、財會、網絡有機地結合，則面對知識快速更新和經濟、金融活動的網絡化、數字化，也能夠從經濟、社會、法律、技術等多角度進行分析并制訂相應的理財策略；通過技術培訓可使財務人員不斷吸取新的知識，開發企業信息，并根據變化的理財環境，對企業的運行狀況和不斷擴大的業務范圍進行評估和風險分析。事實表明，對財務人員加強現代信息科學與網絡技術教育，有利于在網絡經濟下實現財務管理創新。
引進戰略投資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一是有利于優化金融租賃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二是通過引入戰略資本,可以幫助金融租賃公司迅速擴大規模;三是有利于金融租賃公司提升業務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四是有利于金融租賃公司建立新的融資平臺。但在具體操作過程中,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認真探討。
金融租賃公司應引進怎樣的戰略投資者
產品、市場、資金、管理、信譽五項是考察金融租賃公司戰略投資者的基本條件,但這些并不是引進一個具體戰略投資者必須具備的全部要件,金融租賃公司可以根據自身的發展階段和實際需求有所側重,合適的才是最好的。金融租賃公司引進戰略投資者,切忌貪大求洋,而應選擇最適合自身改革與發展需要的戰略投資者。筆者認為,在確保符合《公司法》《金融租賃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和銀行業監管當局有關規定的前提下,適合金融租賃公司引進的戰略投資者,大致有三類。
主營業務為制造適合融資租賃交易產品的大型企業。基本要求是:自有資金充足,市場占有率高,經營狀況良好,管理科學規范,盈利能力較強。民生銀行的戰略合作伙伴天津保稅區投資有限公司是天津中天航空工業投資公司的大股東,后者則是空客A320系列飛機天津總裝線項目持股49%的中方合作伙伴。在民生租賃成立后,民生銀行將有助于天津保稅區投資有限公司拓展經營范圍,進入飛機、船舶等增長潛力巨大的業務領域。在2007年9月13日舉行的“第二屆中國航空租賃高峰會”上,銀監會主席劉明康指出,在2005~2025年期間中國新增飛機2880架,采購金額為3000億美元,按照30%以租賃方式進行,將產生900億美元、折合近6000億元人民幣的市場。僅圍繞空客的設備租賃與飛機租賃,就可以讓民生租賃獲得足夠的業務。
合格的境內金融機構。如: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信托公司、保險公司、財務公司、投資基金。通過引進此類戰略投資者,實現企業文化的交融,經營理念的創新,提升資本、管理、技術、產品、服務及網絡的競爭力。
合格的境外金融機構和租賃公司。即符合中國銀監會《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中國銀監會令2003年第6號)有關規定的境外金融機構。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不僅可以改善金融租賃公司的股權結構,補充金融租賃公司資本金,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和經營管理機制,解決金融租賃公司外部監督不力的問題,而且可以引進國外金融機構的現代金融管理人才,先進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技術,科學的經營方式和商業模式,具有市場競爭力的金融產品。建信金融租賃公司由中國建設銀行與美國銀行出資設立,在已成立的金融租賃公司中,它是唯一一家引入境外商業銀行合資設立的公司。在合資過程中,美國銀行為就其提供了大量技術援助。
金融租賃公司引進戰略投資者的模式選擇
單個戰略投資者模式。即引進一家主營業務為制造適合融資租賃交易產品的大型企業或一家合格的境內金融機構或一家合格的境外金融機構和租賃公司。此種模式的優點是,作為唯一的戰略投資者,必然對建立合作關系的金融租賃公司高度關注,毫無保留地幫助金融租賃公司加強管理、改善經營、提高效益、加快發展。缺點是受監管當局有關向金融機構入股規定的限制,入股比例和金額有限,對金融租賃公司補充資本金、改善股權結構的正向影響較小。
多個戰略投資者模式。即同時引進多家上述三種性質的戰略投資者。具體操作上,又可分為兩類。一是單一型多個戰略投資者模式。即:戰略投資者群體,要不都是主營業務為制造適合融資租賃交易產品的大型企業,要不都是合格的境內金融機構境內投資機構,要不都是合格的境外金融機構和租賃公司。二是混合型多個戰略投資者模式。即引進上述兩種或三種性質的戰略投資者同時成為金融租賃公司的戰略投資者。
多個戰略投資者模式的優點是,可以在不違背監管當局有關向金融機構入股規定的前提下,提高戰略投資者群體入股總額和持股比例,使金融租賃公司資本金得到大量補充,股權結構顯著改善、有效制衡明顯。缺點是多個戰略投資者的企業稟賦不同,往往存在企業文化、發展戰略、經營理念、管理個性上的差異,在事關金融租賃公司經營管理、改革發展等重大問題的決策上,難免出現分歧,從而降低決策效率。
民生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引進戰略投資者的模式選擇上均選擇了單個戰略投資者模式,體現這兩家金融租賃公司控股股東效率優先,快速發展的戰略。這不僅滿足金融租賃公司發展初期快速擴大業務規模的需要,也適應了租賃行業大發展的形勢,也是參與市場競爭的需要。
金融租賃公司引進戰略投資者的政策與操作建議
引進戰略投資者,在境內已經不是絕無僅有的嘗試,但對金融租賃公司來說,仍然處在起步階段。通過對境內金融機構先行者引進戰略投資者實踐的分析,筆者認為,金融租賃公司引進戰略投資者,需注意解決以下問題。
明確發展戰略,適時引入戰略投資者。目前,金融租賃公司大部分是新成立或新重組成功,業務處在摸索或恢復階段,發展戰略處在規劃階段當中。引進什么類型的戰略投資者?這與金融租賃公司的發展戰略定位密不可分。發達國家租賃市場經驗表明,租賃市場上超過80%的份額由銀行及制造商背景的租賃公司所占據。金融租賃公司是向銀行背景發展還是向制造商背景發展?還是另辟捷徑?如果沒有明確的戰略規劃,如何獲得戰略投資者的認同?引進戰略投資者如果沒有價值鏈互補效應,只不過又多一些“口水戰”,對于現有股東幾乎全部是弊害,既要出錢又攤薄股權。因此,盡快制定出明確的公司發展戰略是當務之急。
合理設置股權結構。從民生租賃和建信租賃的股權比例來看,這兩家銀行系的金融租賃公司在設計公司股權結構上,體現了謹慎經營的原則。民生銀行持有民生金融租賃公司81.25%,依然是保持控股地位;而建信金融租賃公司的外資股東美國銀行持股比例已突破單個境外金融機構向中資金融機構投資入股比例不得超過20%的政策限制達到了24.9%,加上間接持股(美國銀行持有中國建設銀行股權8.19%),理論上美國銀行實際持有建信金融租賃公司股權31.05%(24.9%+8.19%×75.1%),這說明盡管中國建設銀行與美國銀行3年深度合作良好,但中國建設銀行仍保持對建信金融租賃公司67%控股地位的底線不放。民生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都是知名的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股權設計上有著豐富的實踐,這兩家公司的股權結構設計給了我們很好的啟示:在引進戰略投資者初期,要保持公司的控股地位;在合作中逐步了解戰略投資者,股權釋放一定要循序漸進。
謹防盲目擴大股本總額。目前,由于金融租賃公司的金融創新能力較弱,資金出路主要是融資租賃,還不具備通過投資多元化來分散經營風險的條件,因此,金融租賃公司在引進戰略投資者時不應盲目擴大股本金總額,應該根據自身的經營狀況,合理、準確地測算和確定股本金總額。
一、發達國家管理層收購融資的經驗總結
(一)多元化的融資模式
發達國家的MB0多元化融資模式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融資來源多元化,MBO融資來源包括:銀行、保險公司、投資銀行以及其他貸款機構,養老基金、風險投資等機構投資者。二是,融資結構多元化,即債務融資方式、權益融資方式和準權益融資方式在同一案例中同時使用。
(二)合格的戰略機構投資者
戰略投資者在MBO中的主要作用:通過長期投資,促使管理層進行企業中長期發展的戰略性重組;通過持有的權益資本,有效參與管理層收購后的重組,并監督、約束、控制管理層的經營行為,促進企業治理結構優化和收購后重組;通過自身專業化投資經驗優勢,減少中小投資者由于缺乏專業性帶來投資的盲目性。此外,機構戰略投資者還具有資金量大、分散投資等特點,有利于降低投資風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個人融資可能帶來的金融風險。
(三)棘輪機制
對于MBO的資金提供者來說,MBO能否成功取決于目標公司管理層的經營表現。因此,在融資結構設計時,要考慮對管理層的激勵機制。國外采取棘輪機制,即投資者用來給經理層以激勵機制,經理層的業績將決定他們股權份額。
二、我國管理層收購融資存在的問題
(一)融資方式有限且融資結構單一
一是外部借貸融資比重大;二是我國管理層收購缺乏外部權益融資,并且在權益融資和債務融資之間,缺乏轉換工具;三是準權益融資方面的案例沒有。
我國管理層收購的債務融資主要以借貸方式為主,缺乏信用貸款、賣方融資、公司債券、次級票據、商業票據等融資方式的混合使用,由于可選擇債權人少,無法通過與多個投資者簽訂長期借貸和短期借貸的多元化債務合約,導致融資風險過于集中,尤其是利率風險。
(二)融資行為不規范
從我國管理層收購的案例來看,很多上市公司并沒有按照《證券法》、《公司法》要求披露重大信息的規定,在公告中披露管理層收購的資金來源。主要原因包括:一是合法融資來源少,管理層屬于富貴群體,但與巨額的收購資金相比仍然較小,銀行貸款又不可行,且保險公司、證券公司等在開展業務中又不能為企業提供直接融資;二是大量資金需求與監管不力導致管理層違規操作。
(三)過多的政府行政干預
由于政府行政干預的存在,在計算并購融資需求量時,不同企業面臨的情況也存在差異,造成一部分企業以低價收購目標企業,融資壓力較小,另一部分企業面臨較重的融資壓力,這阻礙了融資市場的公平發展。有些地方政府為鼓勵企業積極進行產權制度改革,對于國有中小企業MBO,尤其是非上市公司的收購,給予極大支持。
(四)融資風險轉移問題凸顯
金融交易的基本原則是風險與收益的對稱性,通過融資獲得目標公司股權的管理層也是融資的風險承擔者。西方MBO融資的典型案例是:管理層設立一家紙上公司收購目標公司在外發行股份的90%以上,然后再對股權結構進一步集中,將目標公司與紙上公司合并,保證管理層和中介機構對公司私有化。通過對目標公司的財務結構調整,使其成為MIBO融資杠桿的最終承擔者。我國MBO案例多是目標公司管理層通過SPC(特殊目的公司)從其他機構或個人融資收購目標公司的控股權。由于我國MBO后管理層平均持股比例僅僅25%,不能實現目標公司的私有化。在目前我國法律法規不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機制不健全的情況下,盡管存在限制性規定,管理層調整目標公司的財務結構,融資風險將會最終向目標公司轉移。
三、我國管理層收購融資的對策建議
(一)引進多層次的戰略投資者
我國MBO引入戰略投資者意義在于:減輕管理層的融資壓力與還款壓力,解決管理層收購資金來源的合法化和規范化問題;通過引入戰略投資者建立國有資產轉讓價格發現機制,使國有產權轉讓定價趨于公平化、合理化,從而得到政府及相關利益方的認可;戰略投資者推動企業建立現代法人治理結構,避免管理層收購出現“一股獨大”的弊端,實現體制轉換與機制創新;引入國內外戰略投資者的資金,大型企業實現產權多元化,中小企業實現完全收購。因此,通過引入戰略投資者的融資方式,將會改變我國現有的MBO融資機制,為我國MBO提供多元化的融資來源,有利于融資結構的優化和MBO后企業穩定、健康發展。
(二)開發并利用新型融資工具
我國管理層收購融資應嘗試新型的融資工具,如優先股、可轉換債券等。
(一)優先股融資方式
優先股可以增加股份的流動性與可選擇性,并減少投資者收益的不確定性。優先股融資方式還有利于擴大企業融資途徑,豐富投資品種,滿足各類風險偏好的投資需求。
(二)可轉換債券融資方式
可轉換債券方式的優勢:一是低成本融資,減輕公司財務負擔。二是利用溢價、高價進行股權融資。
(三)減少企業并購中的政府行為
在企業MBO中,政府的支持、引導、監督和服務都是至關重要。在利益驅使下的企業、行業和區域經濟主體的行為逐漸以市場為轉移,而不是以我國政府最高決策層的意志為轉移。所以,政府要及時讓出市場空間,從市場的主要角色和商業性競爭中退出,集中各種資源去宏觀調控各利益主體的行為。
(四)加強融資多元化的結構設計
從技術上看,MBO方案涉及定價、融資、法律及業務整合四個方面,需要融資中介機構為其提供專業化、高水準的服務和技術支持。融資中介機構指的是策劃、安排、參與、整合MBO過程的顧問機構,包括投資銀行、律師、會計師、管理顧問、資產評估等。其中,投資銀行起到關鍵作用。專業投資銀行機構在MBO收購中具有三重角色:一是財務顧問,MBO期間,財務顧問要對公司財務結構、財務監控以及公司治理等方面進行管理和控制,以保證企業的正常發展;二是股權所有者,即財務顧問投入自己的資本,成為股東,與參與MBO的其他合伙人一起承擔風險;三是股權投資團體的監管人。
這不是一個普通的文化商業項目。這一項目的落成將成為蘇北地區最大的集孝道文化、禮佛參拜、宗祠傳承于一體的佛教文化圣地。項目的規劃者和建造者之一是著名華人企業家張韜先生。
2012年，一次機緣巧合，張韜來到沭陽，與圓覺禪林結緣，并成立了沭陽安泰樂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稱安泰樂）。公司以寺廟經營與銀發事業服務為主體，視傳承傳統文化及提高中華殯儀文化素質為己任，立志成為中國生命事業的領航者。
“‘孝為德之本，百善孝為先’，項目的目的就是要建成傳承中華傳統孝道文化及殯儀文化的基地，使更多的人受到教益。” 張韜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
發揚傳統文化
孝道是中國傳統社會十分重要的道德規范，也是中華民族尊奉的傳統美德。在中國傳統道德規范中，孝道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已經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為中華民族的一種傳統文化，孝道隨著中國社會文明的發展被賦予新的內涵。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孝文化，重建與現代文明社會相適應的新孝道文化，對融合代際關系，實現家庭和睦，營造孝親敬老的良好社會氛圍，發揮賢孝文化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現實社會意義。
開始接管圓覺禪林的時候，張韜作為信佛之人，只是想護持這個寺廟，使其繼續發揮傳統寺廟的功能，但又覺得這樣功能單一，如要發揮更大的社會功能，寺廟改建就勢在必行了。何不將寺廟建成一個大型的佛教文化場所？一個大膽的想法在他的心中孕育。
隨后，他考察了國內外著名寺廟。在聽取了一些德高望重的高僧大德的建議并獲得新加坡大東方自然資源集團（下稱大東方）高層的支持之后，張韜打算將自己的理想付諸實踐。大東方是一家主要從事國際能源貿易、投資、能源金融領域資本市場運作、資本管理等專業服務的大型投資公司，張韜在此公司亦擔任領導職位。多年的市場摸索拼打，練就了他敏銳的眼光與過人的投資膽略。
一個宏偉藍圖在張韜的眼前鋪開。按照設計規劃，圓覺禪林前為大型居民休閑廣場，廣場兩側分別為佛教文化商品一條街和古玩文化商品一條街。大雄寶殿兩側分立文殊、普賢、觀音、地藏四座偏殿。大雄寶殿西側是供佛萬尊的萬佛塔。萬佛塔呈八角九層，塔高97.75米，融合當代建筑美學與古典文化，是圓覺禪林的形象建筑，也是沭陽的地標性建筑。圓覺禪林總工程分為三期，如今，一期工程已接近尾聲，二期三期將于2016年完工。
建成之后，禪林將成為綜合性的大型佛教寺院。“寺廟的一大功能是教育。面對廣大信眾與民眾，我們不收門票，提供參禪禮佛的場所，未來還會舉辦各種綜合性佛事活動等，來增強民眾對于佛教文化的認識。”張韜說。
發力生命事業
作為佛教寺院的圓覺禪林，其重心仍是佛事活動，但其附屬功能日益受到關注。
歷史上將信眾或僧眾往生之后葬于寺廟是通行的做法。圓覺禪林的高僧向張韜建議，伴隨著現在的殯葬改革，將禪林的部分地下區域用于建造地宮，存放靈骨位，或不失為一種利國利民之道。
經過慎重考慮，張韜覺得此計可行。一方面，殯葬改革是國家一直以來推行的國策，土地是任何一個國家的不可再生資源，現有的墓地產品在建造形式上基本屬于橫向建造，對于國家的土地資源是一種浪費；另一方面，中國正加速步入老齡化社會。
來自民政部的資料顯示，中國現存的公共墓園空間將在6年內耗盡，而可供墓地開發的土地則會在10年內走向枯竭。民政部的《殯葬綠皮書》明確指出，中國城鎮公益性公墓處于稀缺狀態。這意味著，在市場扭曲、公益性難以保證的雙重擠壓下，喪葬事宜動輒花費幾萬元的現象將更司空見慣，相關經濟付出會越來越高。
另外，歐睿信息咨詢公司預測，中國年度死亡人口將從2012年的約970萬人增至2017年的1040萬人。而中國殯葬行業的市場價值正以年均13%左右的漲幅火速攀升。預計2013年至2017年，這一增速將接近17%，該行業市價也將從2008年的42.7億元人民幣飆升至2017年預測的近150億元。
從國內殯葬行業發展現狀來看，我國殯葬法規還不健全，殯葬行業的產業化進程緩慢。但隨著近年服務市場的逐步開放，原有政府主導的經營格局發生變化，投資和經營主體呈現多元化，市場被重新分割，民營機構的生存空間日益擴大。
正因如此，張韜及其領導的安泰樂決意施展身手了。按照設計，大雄寶殿、四座偏殿以及萬佛塔底均建有地宮，共可容納60000個靈骨位，作為營造安泰樂生命紀念館的基礎。未來三期工程完工時可擴容至35萬個靈骨位。
張韜對記者介紹，安泰樂致力于通過專業規劃、先進科技及嚴謹的施工品質，加上細心的管理維護，建成兼具莊嚴肅穆與清新優雅氣質的現代化靈骨殿（生命紀念館），一改傳統墓地的陰森晦暗形象，讓到訪者在追思之際更覺舒適祥和。同時專業的管理團隊、友善的服務人員，為客戶提供生者安、逝者敬的優質環境。“就是把人們對死亡的恐懼，變成對生命的尊重，把人們對往生者的哀思，變為對中華孝道文化的傳承。”
“專業的事情交給專業的人做。”據他介紹，公司聘用亞洲頂尖行業專業管理人才做為公司的管理顧問，其中地宮生命紀念館的設計和制作由臺灣著名雕塑大師呂東興擔當。融藝術和品質為一體、具有豐富人文關懷的靈骨位產品，體現出對生命的充分尊重。
在此之前，張韜曾在新加坡、馬來西亞、臺灣地區以及內地多個地方做過調研。“新加坡、臺灣在此方面深耕多年，做得很好，但內地尚處于初始階段，還沒有形成規模和品牌。”他說。
他補充道，“通過考察發現，內地殯葬行業還不太規范，我們通過吸收海外上市公司的經驗，希望一開始就走上正規化的道路，結合對行業的理解，建立符合國情的孝道文化傳承場所，而不僅僅是一些功能性的產品。如同酒店管理分級，我們也會探索標準化的管理之道，來提升行業整體水平。”
開啟新篇章
2014年12月1日，對于安泰樂來說是一個不平凡的日子。這一天，安泰樂在上海股權托管交易中心上市掛牌，為其再添羽翼。
“公司接下來將嚴格的按照準上市公司的標準進行股權結構設計，完成新的股權結構設計之后，公司將通過上海股權托管交易中心減持轉讓一部份的公司原始股權。公司計劃最終于2016年在香港上市。”張韜說。
談到上市的目的，他說，“上市絕不僅僅是融資，更是傳承孝道、樹立品牌、讓公眾了解安泰樂的過程，而且上市有利于公司按照更高的標準完善自身。”
人力資本在證券公司治理結構中的特殊地位，決定了設計證券公司的治理結構模式要特別強調人力資本的重要性，基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作為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證券公司治理相比一般公司而言顯得尤為重要，要充分考慮到其行業特殊性，構建證券公司有效治理模式，加快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才有可能保持蓬勃的創新精神和旺盛的經營動力。
我國證券公司的治理現狀與主要缺陷
從理論上講，我國證券公司融合了世界上公司治理多種模式的優點，其治理結構設計形式上比較“完美”，但實踐中存在不少缺陷。本文從內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兩個方面加以分析。(一)內部治理存在的問題1．內部人控制現象嚴重，董事會等治理機構虛置。我國證券公司有股權集中度高、股權結構差異性較大、股東數量少且性質較為單一、股權流動性差等特點。純粹的股權集中度的高低并非導致公司治理效率上的必要性因素，但我國證券公司的問題在于股權結構的集中與股東的國有性質聯系起來，這種產權制度安排導致國家對公司的控制表現為產權上的“超弱控制”和行政上的“超強控制”。“超弱控制”情況使得公司“內部人”演化為穩定的利益集團，可以借國家的名義，實現對公司的控制，追求高在職消費和個人高收入，侵蝕投資者的利益，同時又通過政府行政上的“超強控制”推脫責任，轉嫁風險。這是導致證券公司治理存在較大缺陷的最重要原因。雖然我國證券公司的外部董事在董事會中的比重已在50%以上，但從來源上來看，幾乎大多數都來自于證券公司的股東單位，缺乏必要的獨立性。獨立董事的聘請主要由大股東決定，對大股東和經理層的監督約束不能做到獨立、客觀與公正，難以起到中小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代言人的作用。由于我國證券公司采用的是單層董事會制度，與董事會平行的監事會僅有部分監督權，而無控制權和戰略決策權，無權任免董事會成員或高級經理人員，無權參與董事會與經理層的決策，使監事會實際上只是一個受到董事會控制的議事機構，其監督權難以實施，處于附庸的地位。2．內部控制流于形式，長期激勵機制殘缺。權力制衡的治理機制是形成內部風險控制的基礎，制衡機制如果無效，內部控制則往往流于形式。我國證券公司風險責任承擔主體模糊不清，內控機制無人關心，經理層更多的是關心不控制風險下的短期利益。很多證券公司的內控制度只是寫在紙上的擺設，是為了應付監管部門的檢查，或者僅僅用以約束下級分支機構和普通員工，而對于公司高級管理層毫無約束力。與國際投資銀行相比，我國證券公司激勵制度普遍存在注重短期效果、激勵手段單一等問題。員工、技術人員、管理層的激勵方式和手段缺乏差異，沒有特殊的激勵方式。這種激勵模式極大地影響了證券公司主要骨干的積極性，造成公司的發展缺少業績提升動力和創新動力。(二)外部治理存在的問題1．證券公司存在過度行政化的現象，債權人對證券公司的約束機制缺乏。外部治理機制中約束力量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當前我國證券市場過度行政化的跡象明顯，市場力量對證券公司的約束機制弱化:核心管理層由政府任命，極少采用市場化公開競聘;產品市場的競爭往往受到政府的保護;問題券商的退出由政府協調安排，市場化的控制權爭奪基本不存在;一些社會中介機構如會計師事務所等在執業過程中弄虛作假，不能起到約束證券公司的作用。此外，在經營過程中，由于自有資本短缺又缺乏穩定的融資渠道，不少證券公司通過挪用客戶保證金、違規理財等違法違規的渠道來獲得所需資金。由于是非正常的負債方式，大多通過賬外經營以逃避監管，加上債權人本身的軟約束，不可能形成強勢的債務約束機制，資本結構的治理效應未能真正實現。2．法律法規有待完善，執法力度有待加強。不少法規是在市場發展的要求下被動產生的，具有明顯的針對性和相對滯后性，難以滿足證券公司業務創新和整體發展的需要。有的法規中有些條款缺乏可操作性，在實踐中難免流于形式。如《公司法》中規定董事會違法決策導致損失時股東可追究董事的責任，但由于缺乏具體的規定，在實踐中難以操作。再如現有的法律法規沒有為機構投資者在證券公司治理中發揮大的作用提供相應的制度保障，致使機構投資者不能從外部發揮對證券公司治理的作用。同時法律法規的落實還需要嚴格執行并提高執法的透明度，需要新聞媒體和社會輿論的監督，而我國目前這些環境條件還不具備，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情大于法、權大于法的情況仍然比較嚴重。
一、以現金流、資金鏈為主線，創新投融資平臺
在新環境下，對企業資金流動和資本經營有必要進行全局性、長期性和創造性的謀劃。
通過對目前產業現狀進行評估分析，根據集團發展戰略和各事業發展目標，就資本結構、資金總量、籌資方式、資金使用等進行系統運籌。推進投融資平臺建設，創新投融資機制，是突破集團資金瓶頸制約，促進經濟效益平穩較快增長的重要舉措。
投資平臺，關鍵在于建立科學的決策體系和管理機制，重點關注投資企業和項目的收益和現金流，控制投資風險。融資平臺，重點在于孕育多渠道、高效率、低成本的資金保障體系，優化融資結構，盤活集團優質資產和資源。
第一，發展資金集約化：以實現優勢項目商業化為改革方向，整合相關資金以使其成為公司的經營收入。運用兼并采購方式逐步回購，形成現金流，壯大資本金。
第二，內部資源整合化：整合各類經營性項目以使其成為公司的經營性資產或經營性業務，建立市場化經營模式并完善公司盈利模式。
第三，融資方式市場化：面向資本市場，加速市場化直接融資渠道，如信托、債券等，或引資合作，建立并規范多種可持續發展的融資模式與資本回報機制。
第四，管理程序標準化：構建充分利用市場資源、企業資源的體制機制，不斷提高市場化運作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在此基礎上，將項目運作與資金來源掛鉤可有利于提高資金使用的安全性、有效性。
二、優化五大財務結構
（一）優化股權結構，從集團層面整體思考，確定投資關系的最佳組合
從我國集團公司股權結構的實際情況出發，優化股權結構主要應當從兩方面入手：一是國有股減持；二是培育機構投資者。
1、國有股減持
國有股減持就是要打破一股獨大的局面，改變國有股東、非國有股東之間的力量對比關系。通過降低公司國有股比例，優化上市公司的股本結構，增大市場流通股的份額，吸納更多的社會公眾投資，從而構造一個比較合理的股權結構。隨著國有股比重的下降，非國有投資者的持股比重將會上升，上市公司將轉變為真正的市場經濟微觀主體，經營績效亦將提高，股東的利益將得到更加完善的保障。
國有股減持，大致可分為四種情形。第一種思路是選擇非上市流通的辦法，具體做法包括：將部分國有股由普通股轉換為優先股；協議轉讓；股權轉債權等。第二種思路是讓國有股間接上市流通，具體做法包括：組建若干只受讓國有股的投資基金；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券；以國有股為依據，利用存托憑證在境外上市。第三種思路是對國有股采取與社會公眾股票市場隔離的上市流通做法，具體辦法包括：將法人股轉換為B股；境外上市；組建C股市場。第四種思路是國有股直接進入社會公眾股票市場，具體做法包括：向社會公眾和戰略投資者配售；或者將一部分新股發行額度用于消化國有股的上市流通。國有股減持是一項極其復雜的工作，上述幾種思路各有利弊，任何一種思路都無法妥善解決如此大規模的非流通股流通的問題。可以采取兼收并蓄的態度解決國有股減持問題，其基本原則就是：無論采取何種方式減持，都必須從我國實際出發，在保護國有資產的同時，保持證券市場的穩定。
2、培育機構投資者
美國證券市場發展經驗表明，20世紀后20年機構投資者持有的上市公司資產比重迅速增大，不僅使證券市場的投資主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而且導致了機構投資者的投資策略從“保持距離”向“控制導向”的轉變。在我國集團公司中暴露的侵害股東利益的現象不勝枚舉，不僅中小股東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甚至大股東的利益也時常被內部人所侵害（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中小投資者實力有限，大多數采取“搭便車”策略，即使“用手投票”、“用腳投票”也難以對大股東侵占上市公司和其他股東利益的行為產生有效的約束。為了改變集團公司中嚴重的“內部人控制”現象，需要在國有股減持的同時，政府需大力發展投資基金、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提升外部人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地位與作用。只有發展機構投資者，中小股東在股東大會上才有自己獨立的聲音，在治理結構中才有自己的位置。
（二）優化資產結構，合理資產分布，最大限度發揮資產效能，發揮資產的增值作用
公司經營需要配置不同種類的資產，各種資產的比重形成企業的資產結構。不同的資產結構對集團公司的收益、風險、流動性和彈性的影響不同，企業必須合理配置并有效運用各項資產，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各種資產的功能，提高資產的使用效率和效果，從而最終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每個企業應權衡風險和報酬、并考慮行業特點、經營規模等因素來選擇自己的最優資產結構。實踐中有三種典型的資產結構配置策略：保守型、適中型和風險型，各種結構有各自的優勢和劣勢。最終的選擇取決于企業對風險和報酬的態度。
（三）優化負債結構，包括資產規模與負債比例的設計，中長期融資與短期融資的結構設計，將負債控制在安全線內
為了捕捉擴張機遇，很多企業都會利用財務杠桿負債經營。債務控制在怎樣的程度才算是合理的？企業僅僅盯住資產負債率還不夠，更要關注負債結構，尤其是短、長期債務的匹配，這樣才能既發揮債務的最大經濟效用，又能規避短期支付不能的風險。傳統的償債能力指標如速動比率等有諸多缺陷，為了優化債務結構，可以采用以流動資產與現金流量為基礎的新的測算方法。
（四）優化收益結構，合理安排各時期及各階段的收入和利潤，確保企業的穩健發展（略）
（五）優化現金結構，重點關注現金流量優化，焦點是增強各企業自身造血功能，確保現金流入與流出的合理配比
現金流量最優化并非單純指現金凈流量的最大化，它要求企業在理財過程中，在保持現金流動性與收益性、有效的現金流出與現金流入之間最佳結構關系的基礎上，實現現金凈流量最大化，從而保證企業財務長期處于最優化狀態。現金流出控制的中心是保證現金流出的有效性，側重收益性的提高；現金流入控制則充分考慮了企業經營對流動性的要求。企業在投資、融資、股利分配、現金預算以及財務控制等具體環節上，都必須遵循現金收益性與流動性統一的原則，有效使用資金，合理控制現金的流量，體現現金流量最優化這一核心思想。
三、財務策略實踐思考
面對復雜嚴峻的外部經濟環境，要實現企業發展目標，企業必須綜合融資、投資、經營三方融通，共同推進戰略目標的實現。
（一）融資方面
通過企業金融設計、運營資本管理，拓展融資渠道，實現融資手段豐富化，融資方式靈活化。充分結合企業經營發展的需要，加大企業債券市場、政策性銀行、資本市場、戰略投資者以及創新金融工具獲取資金支持的力度，優化資本結構。具體講可以向資本市場延伸，爭取直接融資；向債券市場延伸，迎合國家的金融政策；向政策性銀行延伸，取得國家產業政策的支持；向戰略投資者延伸，采用股權與債權融資相結合；向其他可運用的方式延伸，如加快應收賬款周轉。
（二）投資方面
設計投資管理方案，建立科學的投資決策和投資管理機制，實現項目投資的最佳效果；通過投資效益測算、資產價格評估、市場價值評估、經營策略評估、投資風險評估、資金籌措方案選定等方式，分別設計財務投資型、戰略管控型、運營管控型企業的不同治理模式，采取不同的管控體系，分別不同的管理重點，推動投資項目和投資企業經營績效的迅速提高，并通過預算管理對各類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進行控制和協調。
在投資結構上，重視短線的財務型投資與中長線投資、戰略性。立足投資的相匹配，從流動性、變現能力角度加大對增值潛力大、有獨特的商業模式、預期回報率較高的項目投資，以速度贏得資源和空間，從而獲取持續增長的投資收益。
在資產持有方面，對產業發展型項目，從價值體系上以及商業模式上綜合考慮租售相結合的方式，保障財務安全，現金流順暢。
在投資資產的種類上予以豐富化，包括土地、收益型房產、上市公司股權、非上市公司股權等。通過科學的投資決策，提高資產投資效率，降低投資風險。
（三）經營方面
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已成為我國銀行業近年來對外開放的一種重要形式。截至2005年10月末，我國已有16家境內商業銀行本著自愿和商業的原則引入合格境外戰略投資者。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5日提供的最新資料表明，近年來中外資銀行股權合作取得重要進展，改革中的國有商業銀行均在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中國建設銀行引入美國銀行、交通銀行引入匯豐銀行等，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也在積極談判中。13家股份制商業銀行中，已有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興業銀行、深圳發展銀行、光大銀行和中國民生銀行先后引進了境外戰略投資者。華夏銀行引進合格的境外戰略投資者取得重要進展。籌建中的渤海銀行將精選的外資銀行作為發起人之一。另外，北京、上海、南京、西安、濟南、杭州、南充7家城市商業銀行也成功引進了境外戰略投資者。
銀監會認為，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對中資銀行體制機制創新具有重要促進作用。通過引進戰略投資者，可以從根本上改變目前國有商業銀行在產權結構上國有獨資的單一性，實現股權結構多元化，即商業銀行既有國家股，也有境內外機構投資人入股，上市后還有社會公眾持股。在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多元化的情況下，國家財政不可能再為商業銀行的經營虧損“埋單”，否則就有悖于市場公平競爭的原則。這不僅從體制上消除了商業銀行指望國家不斷救助的道德風險，使它們面向市場、銳意進取，自主創新、改善經營，而且在法理上排除了國家再度“大輸血”的可能，使高標準的監管問責制能夠實施，為銀行業發展和提升服務水平提供了強大動力和體制保證。
實踐初步顯示，引進合格的境外戰略投資者是一種互利雙贏的安排。中資銀行業在改革重組過程中引進戰略投資者，目的不在于“引資”而是“引智”。目前，這些境外戰略投資者除國際金融組織外，主要是一批國際知名商業銀行。從參股中資銀行的前后變化看，境外戰略投資者在改進中資銀行的公司治理結構和機制方面，在引入先進的績效與成本管理模式方面，在促進經營方式與盈利增長模式轉換方面，都不同程度地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匯豐銀行向交通銀行派出1位高級管理人員和2名董事，這2名董事分別加入審計委員會和人事薪酬委員會。
境外戰略投資者還將根據有關協議，對參股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和內部組織結構設計、市場營銷、客戶關系、產品開發、銀行風險控制、績效考評等多方面提供援助。這些都有助于中資商業銀行全方位提高競爭能力和持續盈利能力，改善客戶服務。通過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深圳發展銀行迅速扭轉了業務下滑局面，財務成本得到有效控制，風險控制取得成效，經營績效顯著改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