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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法律；道德；法律化；道德化
一、法律與道德問題的提出
在人類數千年的歷史發展中，道德與法律有密切的聯系也有重要的區別。在談到兩者之間的關系時，我們必須首先界定出兩者的概念，即什么是法律，什么是道德。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我們在法律的發展規律中曾存在的法律與道德的渾然一體狀態。兩者渾然一體當然就無所謂法律與道德的問題。直至西周，所有的規則、儀式都被稱為“禮”，雖然它的背后是“刑”，但僅僅是保障“禮”實現的工具、手段，而不是獨立的規范。這個時候是不會出現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問題的。只有當法律開始從以前的那個混沌的整體即“禮”中部分分離出來的時候，兩者的關系才能應運而生。我們以《法經》及“法”、“律”等概念以區別于“刑”的姿態和內涵的出現作為這一分離或矛盾開始的標志。由此，才有了我們開始從立法角度看我國與西方的對于法律和道德關系的不同。
二、從立法角度比較中西對于法律和道德關系的不同
（一）中國――道德的法律化
我們知道儒家思想對于中國的傳統法律思想影響極大，所以儒家倫理思想也影響了立法中對于一些罪名的規定，例如：對于“不孝”罪的規定。儒家以孝為百行之先，大力提倡孝德，并把孝與忠即父權與君權聯系起來，認為孝親的人自然也會忠君。正因為這樣，在儒家的刑法思想中，不孝之人被視為“元惡大憝”，必須從重嚴懲。
再如：《唐律》的“一準乎禮”，是說《唐律》是合乎儒家道德的。所謂“納禮入律”，是把儒家道德規范轉化為法律規范，把儒家道德原則轉化為法律原則。唐代名臣長孫無忌主持修撰的《唐律疏議》，一開篇就提出了“因政教而施刑法“的主張。既然刑法是官方推行政教的工具，那么刑法貫徹儒家的道德原則就很自然了。《唐律疏議》又說：“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進一步說明了刑法對德禮的維護作用。“納禮入律”的結果給《唐律》賦予了儒家化的道德精神，這種道德精神又被轉化為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法律原則。該原則主要表現在以下規定上：第一，對老、幼、婦女、殘疾人的寬宥規定。第二，對犯人進行生活照管和醫療救護的規定，第三，“權留養親”的規定。該規定時說犯罪者因家中無成年男子而暫留家中奉養尊親，對其刑罰暫不執行。第四，謹慎斷刑、疑案從贖的規定。上述規定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教育功能，使犯罪分子在接受處罰時也受到教育和感化，從而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從此意義上說，《唐律》的刑罰也是一種“教育刑”。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古代中國人的共識就是制定法律應該符合道德，立法應該符合道德，道德應該是法律的法律，法律應該是道德的實現，古人常以“何其不德”來批評認定法，從未有過以“何其不法”去批評某種道德，足以說明他們認為道德是比法律更崇高、更根本、更應依據或遵守的東西了。所以我們可以將古代中國立法角度的道德與法律的關系概括為道德的法律化。
（二）西方――法律的道德化
相比較古代中國來看，西方對于法律和道德的關系有著不同的看法，這應該與中西方的文化背景文化傳統有關系。在西方文化史上，有一種源遠流長的法觀念，即與正義不可分割的自然法觀念。西方思想家認為，法律與道德有密切的關系，法律中體現了正義等德性，遵守法律不僅是一種法律要求，也是一種道德要求，從一定程度上講，守法就意味著守德。有人說“越是文明發達、法制完善健全的國家，其法律中體現的道德規范就越多。可以說一個國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決于道德規范納入法律規則的數量。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在一個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國家中，法律幾乎成為了一部道德規范的匯編。”從中可以看出道德法律化的傾向。所謂道德法律化，主要側重于立法過程，指的是立法者將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規范或道德規則借助于立法程序法律的、國家意識的形式表現出來并使之規范化、制度化。我們在各國的立法實踐中也可以看出其法律中含有道德的意味，有道德化的取向。這些都體現了法律的道德化。
三、結語：給我們的啟示
面對我們古人有些極端的將那些肯定國家利益和個人義務的道德予以不切實際的法律化，今天的我們應該如何選擇呢？市場經濟給中國帶來的必然是交流開放社會、多元創造的文化和自由民主的政治，因此，與這種情況相適應的普遍的社會規范只能是法律而不能是道德――既不是崇尚烏托邦的“大公無私”，也不是那種畫地為牢的鄉野習俗，而是具有對所有主體普遍適用性、在國內甚至世界范圍內具有統一性和在人們行為中具有必行性的法律規范。從它的執行角度來看，其毫無疑問具有一定的強制性，尤其對義務的落實上，但是，這種對于義務的統一的、長期的落實，一旦形成為一種習慣，便可以變化為康德所稱道的人們的內心的道德。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中國未來的發展必須借助的是法律而不是傳統道德。
【參考文獻】
[1]《法經》
[2]《唐律疏議》
[3]《法國新刑法典》
[4]《德國民法典》
[5]《略論西方法學關于法律與道德的關系》中國法院網
[6]《論法律與道德》，劉舒，載《考試周刊》2007年第46期
(一)道德與法律的聯系
法律與道德均屬于一個國家的上層建筑，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手段，道德則是法律的評價標準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重要補充。法律與道德存在交叉和滲透，主要體現在一方面在立法過程中，應當充分考慮道德因素及道德標準，以適當形式將道德的主導內容和根本原則法律化。另一方面，在法的實施上通過對違法行為的制裁與對合法行為的保護和獎勵，來培養人們的道德觀念和守法意識，使社會保持良好的道德風尚。教師體罰學生過去可能是一種道德上的調整范疇，但現今教師體罰學生接二連三的出現，有的手段可以說非常惡劣，道德層面己經不足以調整這種行為。因而，筆者主張就教師體罰學生事件應將其列入法律規制范圍，通過對好的師德進行獎勵及對不當處罰學生的老師的嚴懲，以更好地杜絕教師體罰學生的行為，保持社會良好的道德風尚。
(二)道德與法律的區別
法律與道德屬于上層建筑的不同范疇，法律屬于制度層面，而道德屬于社會的意識范疇。首先，道德與法律調整的范圍不盡相同。道德的調整范圍要比法律更為廣泛，道德調整的對象不僅調整人的現實行為，也包含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特征。
法律調整的則是人的外在行為，純粹的思想動機不是法律的調整對象。其次，法律與道德內容不同。法律的內容比較明確，具體。法律的內容包括權利和義務，并且強調權利與義務的一致性。而道德則側重于強調人們的義務，并不強調權利與義務的一致性。最后，表現形式不同。道德通常是約定俗成的，一般存在于人們的思想觀念中，比較抽象，通常不具有強制力。法律則是由國家制定和認可的，一般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違反法律將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們弘揚尊師重道的精神，希望社會和諧，但是面對體罰學生的老師，我們除了進行道德上的譴責之外，并不能對其進行更多的責難，因為我國的法律并沒有將規制教師體罰學生的行為納入法律的調整范圍。面對教師體罰學生事件，我們應當進行深刻的反思，我們在譴責那些體罰學生的老師，為他們的殘忍和學生幼小心靈受到的創傷感到深深的痛惜的同時，更應考慮要不要出臺相應的法律來規制這種行為以及深思如何杜絕教師體罰學生的惡劣行為。
二、從道德和法律層面規制教師不當處罰學生行為
(一)從道德層面上轉變教育理念，建立平等和諧的師生關系
首先，教師在日常生活中應加強自身修養，在完成自己教學任務的同時，提升自身修養，言行舉止都要為人師表，在學識和道德兩個方面，讓學生從心底認可自己:其次，要寬容大度，對學生能體諒、容忍，寬容，要換位思考，站在學生的角度理解學生的心理和行動，進而很好的引導他們:讓學生從內心依賴、信任教師，將這種情感轉化為學習的動力，這樣的教育功效是事半功倍的。最后，要轉變傳統的教育理念。教師對學生的態度要明確，在內心和日常交往兩個方而構建一種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這種關系的構建的關鍵就取決于教師的心態，教師要充分了解學生他們那個年齡階段的身心特點，理解學生行為的內在隱含意義，同時要認識到在人格上學生與自己是平等的，老師并沒有凌駕于學生之上的特權，血神并不屬于自己的專屬物品。師生的交往應當是一種平等關系，是一種心與心交流的過程，老師對學生只有付出真心的才會贏得學生對老師的尊重和信任。
(二)從法律層面上依法治教
我國教育立法工作起步比較晚，且是自下而上的，從1986年起陸續頒布了《義務教育法》、《教師法》，但直到1995年才頒布了作為教育基本法的《教育法》，而后雖然出臺了一系列的單行教育法規、條例，但體系仍然還不完善，許多應當納入法律調整范圍的方面都沒有被納入法律。例如對于應如何合理懲罰學生，如何認定不當懲罰的界限及其相關的歸責事項，法律均沒有做出規定，由此我們應加強這些層面的立法。可以這么理解，教育存在的本身就存在著某種意義上的懲罰性質，教育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它不僅能提升人的認識、技術水平，同時也規范著人的行為。從某種程度上看具有一定強制性。但教師體罰學生中的懲罰己經嚴重超出了教育的范圍，這種變相體罰可以說是對學生心理、精神的虐待。教育層面的懲罰應本著基于教育的目的，愛護學生、尊重學生。權利要做到真正的公正合理，行使應當非常謹慎。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在加強師德教育的同時，還應加大依法治教的力度，完善相關法律，使民主與法治能夠深入教育領域，讓每一位學生都能接到受民主、平等、法治的教育。
關鍵詞行政糾紛行政執法司法審查
中圖分類號：G526 文獻標識碼：A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Dispute of Legal Relationship and Adjustment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Students
LI Jun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ongzhou, Hu'nan 425100)
Abstract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dispute is a problem in the manage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real life the dispute as a negative phenomenon, people often take evasive and negative attitude, in fact it's not the case, the dispute is the advance of the rule of law, the so-called science without sense. In the study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leg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schools and students, only made clear respective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student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dministrative dispute ability, ensure that the school administration, maintenance of students' basic rights and interests.
Key wordsadministrative disput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judicial review
教育行政糾紛是近幾年來高校行政管理中遇到的新問題，作為具有行政管理權的高校在對學生進行管理時，還要維護學生的基本權利不受侵害。法制社會的建設使更多人的懂得通過法律途徑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越來越多的學生運用法律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利益，這是社會法制建設的進步，是值得欣慰的。但也對高校的管理提出了挑戰，學校與學生之間的關系是一種特殊權力關系，這意味著學校的管理權無法排斥學生的權利。而學校在行使管理權的過程中又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學生方面的民事權利，因此對兩者之間的法律關系研究尤為重要。
1 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
我國高校的管理權一直以來是政府的授權，學校代表國家行使教育管理權力，履行教育義務。在實踐中，學校與學生的關系，既是教育與受教育的關系，又是管理與被管理者的關系。高校的首要職能是保障學生在校期間受教育的權利，并提供相應的教育設施保障學生學業的正常完成，學生在校期間有受教育的權利。學校的管理權是建立在保障學生學生受教育的權利基礎之上的，在學校期間行使管理權，是為了培養學生良好的生活與學習習慣，提高自學、自理能力，為學生創造一個健康向上的學習環境，保障正常的教學秩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高校生活是為學生更好地走向社會工作之前的鍛煉。這是從教育管理學角度理解的高校與學生之間的關系，還遠遠不能全面闡述兩者之間的關系。從法學的角度還要求必須明確各種關系性質，要么是民事法律關系，要么是行政法律關系，在我國，多數學者認為，高校與學生的關系是應該是一種基于公法上的特別權力關系。
學校在社會中擔任角色和監護功能的特殊性，使之處在一個特殊的法律地位，從而決定了學校與學生間的法律關系呈雙重復雜的特征。即學生與學生間會存在民事與行政兩重法律關系。我國高校與學生的關系主要是教育管理關系與教育合同關系，高等學校在行政法律關系中，與學生是發生教育教學管理關系的行政主體，學生與學校間的民事法律關系即教育合同關系始終貫穿于學生在校期間，是產生一定行政法律關系的前置條件。高校與學生的教育管理關系主要表現為：我國法律明確規定賦予了學校對學生在學籍管理、日常學生管理中的強制性支配的權利，如學生入學報到注冊管理、主持正常成績考試考核、升級與留、降級，休學、停學、復學與退學，學業證書與學位證書的發放與授權等方面。日常教學管理主要指教師為了保障學生的正常教育權利對學生進行的日常教學管理，教育管理關系是學校與學生關系主要方面。高校與學生也存在締約的關系，如在校期間高校為學生提供的住宿、供應必備餐飲條件等。此外，學校與學生之間也構成一種民事關系。
盡管在立法層面我國已確認了這兩種關系，但由于它們的性質缺乏深入的理解，尤其是對學校與學生管理關系理解不夠，使這類關系沒能得到法律的有效調整。實際上，依據我國現行的《教育法》，司法審查只能處理高校與學生之間的民事關系，而不能處理高校與學生之間的管理關系。致使高校的管理權與被管理權之間的關系排除在司法審查之外，使高校管理權的約束游離在司法審查之外。在現實的高校管理工作中確實存在某些侵犯學生權利的現象，這些侵權行為目前還排除在司法審查之外。司法能否審查學校與學生之間的關系，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因此，必須從法律層面充分研究分析教育合同的締約過程并認識各個階段的行為性質，進而明確教育合同締結形式和內容以及調整范圍、雙重法律關系對規范雙方當事人的行為，促進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
2 高校主體地位與學生基本權利
2.1 高校行政主體地位與性質
在高等學校教育管理中，當學生的權益受到侵害時，如果學校不是行政主體，就不能成為被告，故學生的權益受到侵害時，如果學校不是行政主體，就不能成為被告，故學生的權益無法得到保證。調整高等學校行政主體資格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須的。
學校的性質，依我國法律規定應屬事業單位法人。從我國行政序列的規定來看，學校不是完全的公法法人，即學校不是完全意義上的行政主體。在行政法理論上，為解釋不是行政主體而履行某種行政職能的現象。學校雖然不是完全的行政主體，但卻能根據法律的授權或上級教育行政部門的委托行使有限的行政管理權。同時，學校作為國家教育事業的執行者，本身即具有相當的公益色彩，學校基于自身公共利益的屬性和相關職能，也當然具有維護這種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權利。因此，學校在性質上是授權性或委托性行政主體和民事主體的結合。
2.2 學生的基本權利
根據《教育法》第42條規定，學生享有四項基本權利：（1）參加教育教學計劃的各種活動，適用教育教學設施、設備、圖書資料的權利。（2）物質幫助權，即學生有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獲得獎學金、貸學金和助學金的權力，學生有困難的學生也有權利根據國家的有關規定享有減免學雜費的待遇；（3）獲得公正評價的權利，學生應在學業成績和品行上獲得公正的評價，完成規定學業后有權獲得相應學業證書與學位證書；（4）程序保障權，學生對學校給予的處分不服，有權向有關機關提出申訴；對學校、老師侵犯其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的行為，有權提出申訴或依法提訟。
這些權利在義務教育階段表現為學生根據《憲法》和《義務教育法》而享有的不可剝奪的受教育權，非義務教育階段則表現為學生根據其與學校締結的教育合同所享有的接受學校教育服務的權力。《教育法》規定的學生享有的四項權利是學生在校利益的最基本保障，并不是學生實際享有權利的全部。學校與學生之間是一種縱橫交錯的權利義務關系，既有橫向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又有縱向的行政管理權利義務關系。民事關系主體主要體現在學校與學生之間在招生錄取過程中所簽訂的或事實上形成的一系列合同。合同是規定學校與學生之間民事權利義務的典型形式，凡是由合同規定的內容，就只能交由合同法或民法來調整，學校不享有管理權。除非雙方在合同中約定特定事項由學校行使管理權。
3 學校與學生產生教育行政糾紛的法律調整
3.1 合理、合法性的處理教育行政糾紛
合理性原則與合法性原則是行政法的兩大基本原則。高校作為政府賦予的行政管理權事業機關，具有行政執法的權利，在行政執法的基本原則與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密切相關，行政法的兩大基本原則合理性原則與合法性原則適用于高校行政管理的一切領域。
高校在進行行政執法的中，適用高校行政法規時，就可能遇到不同的行政法規范相互沖突的情況，正確的解決途徑是選用和高校行政執法原則相吻合的行政法規范，保障學生的合法權利維護高校行政執法權。
3.2 加強對學校管理權的監督，維護學生的合法利益
在法治社會中，無論什么權力都需要制約。對高校管理權的監督與制約是為了保護學生的權利，增加高校管理權的法制化建設。在以前的高校管理中學生的權利很難受到保障，學校管理權沒有必要的制約。對高校管理權的監督可以分為行政系統的內部監督、立法監督和司法監督。而司法監督與立法監督和行政系統內部監督相比，無疑更為公正、更容易贏得當事人的信賴，司法監督的方式具體體現為司法審查。高校行政管理的主要價值體現在其可以作為司法審查的依據而在司法中適用，司法審查將有力地推動高等學校管理的法制化進程。
同時要求學校在行使必須權時必須遵循行政法治原則，依法行政、依法辦事，嚴禁濫用自由裁量權和對違法、侵權行為承擔法律責任。維護和保障了學生的合法權益，同時也是監督教育管理行為的合法性與合理性，真正的做到了學校權力與學生權利的平等。
3.3 規范學生處分程序
在對一般行政管理事項進行研究后發現，在學校可以進行的眾多管理事項中，對學生進行處分最具有典型性，也是最容易產生行政糾紛的。而且，由于處分影響到學校對學生的評價，是學校最嚴厲的管理手段，設置程序規范最有必要。因此，我們以學校對學生行使處分權為研究對象，規范學校行政管理的一般程序。
首先是調查取證。調查是學校對學生進行處分的首要程序，是對違反校級校規行為的調查取證。從程序法的角度出發，調查是對被處分事項事實的查證，是對違紀學生行為的取證行為，是對違紀學生是否做出處罰的基本依據。
其次是聽證會制度。調查取證后，學校會根據基本事實做出初步的是否違紀的判斷，也初步形成對違紀事實的處理意見。但處分決議畢竟涉及到學生自身的權利，學校在對學生進行處分時，學生享有不可剝奪的知情權與申辯權，聽證會制度為學生上述權利的行使提供了保障。聽證會的最終結論具有一定的法律效應，在評議人確定違紀行為不能成立的情況下，學校相關部門應當立即停止一切調查活動，終結紀律處分程序，并且不得以相同的理由重新進行調查。評議人確定違紀行為成立，應當交由有權處分的機關，依據調查取證的事實、按照校紀、校規，充分給予當事學生的陳述和辯解的機會，并根據違紀事實做出相應的紀律處分決定。
最后是公告與備案制度。經過以上程序之后，學校將會明確做出是否處理學生的決定，無論是何決定，學校管理部門都應該適用合適的方式予以公告，但必須保障學生的隱私權，不能在公告中損害學生的隱私。在公告后，將處理結果進行備案，記錄在學生的學籍及學校的相關檔案材料中。
項目資助：湖南省教育廳一般課題《教育行政糾紛解決機制研究――以高校與學生糾紛為視角》
參考文獻
[1]周葉中,周佑勇.高教行政執法概述[M].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1.三大利益主體的法律關系
1.1高校與教師之間的法律關系
在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的大背景下，高校與教師之間的法律關系已出現了質的改變。在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學校擁有著尤其有限的自主權，任命制下的教育行政法律關系是該時期高校與教師之間的關系。但是隨著對教育體制的深化改革，政府對高校教育活動的管制呈逐漸放寬的趨勢。于1993年頒布的《教師法》中明確規定了學校應逐步實行聘任制，且學校與教師應在雙方地位平等的前提下進行聘任工作。此項法規體現了高校與教師之間的關系在聘任制下是教育民事法律關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事業單位人事爭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條中指出當事業單位與工作人員由于聘任的相關事宜產生糾紛或矛盾時可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的規定進行處理。因此從該視角看這種聘任與被聘任的關系亦是勞動合同的關系，也是傳統意義上的雇傭關系。
1.2高校與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
1.2.1特別權力關系
高校與學生之間形成的“特別權力關系”是依據大陸法系公法學說進行定義的。我國《高等教育法》中有規定明確指出高校是履行特定職能的公法主體，其依法享有特定職能范圍內的特別權力。而這種特別權力包括自定規章、自主判斷以及自主管理。在此基礎上生成的學校與學生之間的公法關系無論是強制形成的，還是由當事人選擇的結果，權力主體擁有著概括的命令支配權力，相對方則有服從的義務。這種管理與服從關系，根據傳統的法學理論，法律對該關系不進行調整和救濟。
1.2.2平權型法律關系
平權型法律關系，亦稱民事法律關系，在高校與學生之間也w現著該關系。高校與學生在此法律關系均以民事主體的身份存在，雙方的意志是自由的，沒有強制與被強制的現象，雙方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因此在此關系下學校失去了在“特別權力關系”中擁有的概括支配、命令的權力，學生也無接受、容忍、服從的義務，例如學校因住宿費及教材費的收取等事項而與學生之間構成的法律關系。
1.3 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
1.3.1教育與被教育的關系
《教師法》明確了教師和學生間的法律關系無疑是教育與被教育的關系。《教師法》中有明確規定了教師的職業性質是進行教育教學的專業人員，教師的使命是教書育人，培養高素質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該規定指出對于學生，教師擔負著教育教學的職責和具有進行教育的義務。故教師的法定職責是在國家教育方針的指導下開展教學活動，對學生進行教育。
1.3.2 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
在教育教學活動中，管理必不可少，科學的管理是教學活動不條不紊進行的保障，只有教學秩序正常才有可能實現教學的目的，保證教學的質量，達到教育的標準。如《教師法》中指出教師有責任對學生的學習和發展進行指導，并且對學生的品行和學業成績進行評定。可見教師對學生的管理亦是教師的法定職責，同時也是教育教學活動中必不可少的一項內容。
1.3.3 保護與被保護的關系
在教育教學活動中，教師不僅擔負著教書育人和科學管理學生的職責，同時還必須維護學生的身心健康以及保護學生免受侵害。從而形成了教師與學生之間的又一法律關系，即保護與被保護的關系。《教育法》中第四十四條明確規定教育部門及學校應依法保護學生的身心健康。《教師法》第八條也指出教師有制止損害學生合法權益和有害學生健康成長的行為的義務。教師對學生的保護，不僅是教師應具備的職業道德，更是法律職責和義務。
1.3.4 相互尊重的平等關系
在教學活動中教師主要是“教”和“師”的身份，“尊師重教”是我國歷來的傳統美德，但這并不代表教師具有高人一等的姿態，相反，教師應該放下不該有的架子，明確自己與學生之間的關系，承擔起尊重學生、平等對待學生的法律義務。無論是對學生的教育，還是管理與保護，都是基于對學生人格尊重的基礎上進行的。這種相互尊重的平等關系，《教師法》第八條第四款作了明確闡釋。彼此尊重、平等相待既是法律對教師義務的規定，更是師德的具體體現。這種關系的下的師生亦師亦友，能夠讓師生之間敞開心扉去溝通和交流，為教學活動營造一種良好的教與學的氛圍，從而收到良好的教學效果和教學質量。
2.明確法律關系的必要性
模糊或者淡化法律關系直接導致法律關系中的三大利益主體高校、教師和學生難以認清各自的權利和義務，忽視了各自所充當的角色和角色應當發揮的作用，進而引發教育教學活動出現一系列的問題，同時也是目前高等教育領域切實存在的問題。如教學質量下降，學生超負荷，高校學生就業難，教風日下，學風不正等問題。因此三大利益主體明確法律關系迫在眉睫。
2.1厘清高校與教師的法律關系，組建高水平教師隊伍
高校與教師之間既存在聘任與被聘任的橫向法律關系，也具有管理與被管理的縱向法律關系。在這種關系當中學校占主導地位，教師起關鍵作用。
關鍵詞 法律 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a
1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存在的問題
各高校對法律思想政治的教育都存在著一些問題，通過觀察不難看出，存在的問題主要有兩點：第一，高校對法律教育重視不夠，法律意識淡薄；第二，高校法律體系不健全。這兩點足以影響各高校對學生的法律思想政治教育。
1.1高校對法律教育重視不夠，法律意識淡薄
目前許多高校只是把教學重點放在課程專業教育方面，并沒有把高校大學生的法律教育作為教學的重要部分，片面地認為法律教學是可有可無的。在我國許多高校為培養出“分數型”的高素質人才，只重視專業課程的培養，對法律教育方面甚是單薄，在教學中沒有積極地進行法制理論指導，也沒有積極宣傳法律教育課程的重要性，更沒有讓大學生積極學習法律教育的主要內容，導致了現代高校大學生法律意識極其薄弱。
1.2高校法律教育體系不健全
現代許多高校并沒有安排相應的關于法律教育的課程，也沒有解決教研設備和師資培訓的落實，更沒有統一規劃、計劃及法律教育的安排，如教材資料、教學內容、師資力量等。這使大學生在法律教育方面形成嚴重的空缺，使大學生的法律教育沒有形成主要的渠道，不能積極地懂法、學法、用法、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2法律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2.1正確的法律教育可以提高學生道德素質水平
德治與法治是密切聯系的，不可分割的整體，道德教育重在人們心靈上的凈化，法律教育則重在行為上的規范。要提高大學生的素質，應從心靈和行為兩方面著手，通過正確的法律教育來提高其思想道德素質。法律教育與思想道德水平是相輔相成的。如果大學生的法律教育得當，不僅可以使他們道德水平提高，還可以使他們積極地懂法、學法、用法以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
2.2正確的法律教育可以引導學生正確的價值追求
法律價值是法律的靈魂和存在的基礎，使法律得以充滿生機活力的精神源泉。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想法律教育的作用發揮得好，必須在日常教學中給學生灌輸正確的價值取向引導，使學生自己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用法律武器來維護權利與安全，進而影響社會的整體理念追求。
2.3正確的法律教育可以維護學生的合法權益
在格勞秀斯看來，權利是人所固有的道德品質。現代大學生應該正確地學法、懂法、用法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由于法律素養的欠缺，又有多少大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利益的侵略時，卻不懂得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有的甚至誤用“以血還血，以牙還牙”的報復手段來回應自己的傷害，且給不少高校學生造成傷害，以致悲劇的發生。正確的法律教育就是教育學生正確處理發生事件，增強法治觀念。
3高校應增強法律教育，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水平
要想現代高校學生自覺地遵法、守法、用法，教師們必須對學生們的法律教育進行改革，主要改革方案有以下三點：樹立正確的法律教育思想觀念；深化高校法律教育課程改革；增強法律教育師資隊伍建設。
3.1樹立正確的法律教育思想觀念
樹立正確的法律教育觀念，確立一個以學生為中心的思想理念基礎，把尊重學生、關心學生、教育學生貫穿于法律教育整個過程當中，努力培養具有較高法律素質的綜合人才。做好學習法律教育的同時，還要自覺地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地利用大眾傳媒進行宣傳教育活動，提高大學生的法律精神使之產生廣泛的影響，同時形成一種強大的社會輿論氛圍，使社會主義法律精神在每一個社會成員中潛移默化、深入人心。
3.2深化高校法律教育課程改革
現代許多高校已經認識到法律教育的重要性，要增強法律教育的效果，必須對現有的課程進行改革。首先，創新法律教學模式。在陳舊的教學理念上，應創新新的教學模式，通過多元化教學模式調動學生的積極主動性，培養其科學精神和法律思維；其次，優化法律教學課堂內容。所以應該
積極地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使他們積極地自覺地學習相應的法律課程，他們的學習效率和效果也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3.3增強法律教育師資隊伍建設
要擁有一支高素質的師資隊伍，首先提高教師自身的素質，增強教師的法律教學能力。各高校要想使學生真正掌握和運用法律知識，必須對教師進行全方位的培訓。其次，增強教師理論宣傳的同時，強化教師的法律實踐素質。老師們積極的宣傳理論，就是為了學生們能將法律正確地運用到生活當中，所以在要求老師具有培訓經歷、具備法律理論素養的同時還要求與學生們的生活實踐相結合，給同學們舉一些身邊的案例，幫助他們分析過程，使學生們真正地運用到自己的生活當中。
參考文獻
關鍵詞：教師法律義務；教師道德；教育
教師是從事教育活動的專業人員，作為一名教師各個方面都要為人師表。教師對學生進行教育，要把他們培養成為對國家和社會有用的人才，更重要的是把他們培養成為一個遵紀守法的人，特別是在高校里由于學生正處于成長期，他們雖然有一定的思想，但卻還不很成熟，且具有很強的模仿性和可塑性。
然而令人深思的是由于市場經濟的影響和社會環境的變化，我國的社會結構、經濟結構以及職業結構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伴隨而來的是全體社會成員在思想道德、心理狀態及外在行為等方面出現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僅使得社會上出現了較多的不良習氣，而且使教師這支較為純潔的隊伍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沖擊和影響，特別是近幾年來社會上普遍反映教師師德下滑現象屢有發生，抨擊教育腐敗等問題的言論也比比皆是，即使是在教學當中，仍然也存在著許多不容忽視的且有違教師職業道德的不良現象，這些問題的存在使得在教學時常呈現出重教書、重智育、重成績，同時卻輕育人、輕過程、輕德育等不良現象。盡管這些問題的產生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從根本上講，不能否認的是與教師的師德有著更為直接的關系。因此，加強高校教師的職業道德已成為教育領域一項較為重要的工作。
教師是專門從事教育活動的專業人員，由于教師的言行和品德時刻影響著學生的心靈，對學生起著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因此，為了使學生受到正確的引導和良好教育，我國的《教師法》第八條對教師應該履行的義務做出了如下明確的規定：（1）遵守憲法、法律和職業道德，為人師表。（2）貫徹國家的教育方針，遵守規章制度，執行學校的教學計劃，履行教師聘約，完成教育教學工作任務。（3）對學生進行憲法所確定的基本原則的教育和愛國主義、民族團結的教育、法制教育以及思想品德、文化、科學技術教育，組織、帶領學生開展有益的社會活動。（4）關心、愛護全體學生，尊重學生人格，促進學生在品德、智力、體質等方面的全面發展。（5）制止有害于學生的行為或者其他侵犯學生合法權益的行為，批評和抵制有害于學生健康成長的現象。（6）不斷提高思想政治覺悟和教育教學業務水平。
從上述規定中可以看出，不論是在教師的教育職責方面，還是在教師的教育內容方面，教育的主題都是緊緊圍繞育人育德來展開的。法律對教師的道德水平和應盡義務已經做出了明確的要求，使得教師道德要求有法可依，有理可循。從而將教師的職業道德要求提高到了法律規定的高度，也就是說教師在履行義務的同時，其優秀的品德更是教師必須具備的重要資格和條件。
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是學生成長的引路人。由于教師的職業道德高低不僅關系到學生的培養效果，更關系到我國的教育事業能否健康發展，關系到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未來。因此，教師這支隊伍必須是一支德才兼備的隊伍。
若要把這支隊伍建設好，一方面需要社會的努力，通過對教師的持續性教育、法律制度約束，使高校教師自覺抵制社會的不良習氣，深刻認識到自己肩上的重任和意義，建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和教育觀。
另一方面則要教師從自身做起。首先要提高認識。教師是太陽下最光輝的職業，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民族的振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教育，教育的希望在于教師。教師素質的高低、職業道德的好壞，直接關系到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的培養。因此，要從國家和民族的高度來看待自身的職業道德與義務的關系，要從未來發展的角度來重視和加強道德建設。
其次要嚴于律己。作為人民教師，既要腳踏實地教書育人，盡職盡責又要淡泊名利，甘為紅燭專心致志地做好本職教育工作，又要正確認識到教育事業的神圣性，要廉潔自律，有高度的自尊、自愛、自律精神，要始終牢記人民教師的義務和責任，牢固樹立樂于為師、終身奉獻的崇高志向，并盡全力完成好教書育人的任務，堅定不移地熱愛和獻身于教育事業。
[關鍵詞] 原發性頭痛；焦慮抑郁；關系；抗焦慮抑郁治療
[中圖分類號] R441.1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4）09（c）-0164-03
Correlation between primary headache and anxiety，depression and effect of anti-anxiety depression treatment
CHEN Dong-li
Department of Neurology，Beijing Shunyi Airport Hospital，Beijing 10131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rimary headache and anxiety，depression and effect of anti-anxiety depression treatment. Methods 100 cases with primary headache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2 to January 2014 were selected，thes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n=50） and the control group （n=50）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flunarizine hydrochloride capsule，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flupentixol and melitracen tablet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f HADS，NRS score before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and HADS，NRS score after 2 and 4 weeks treatmen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after 4 weeks treatment，the effective rate of headache easing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66% （33/50）]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36%（18/50）] （P
[Key words] Primary headache；Anxiety and depression；Correlation；Anti-anxiety depression treatment
在神經科臨床中，頭痛是一種極為常見的癥狀，多數患者在既往生活史中有焦慮抑郁情緒，而焦慮抑郁情緒可能直接或間接地誘發頭痛。在痛覺下行抑制中，去甲腎上腺素能、5-羥色胺等均是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其對疼痛進行抑制的鎮痛作用體現在其將內源性痛覺調制作用充分發揮出來的過程中。氟哌噻噸美利曲辛片屬于小劑量美利曲辛和氟哌噻噸的復方制劑，能促進突觸間隙單胺類遞質含量的顯著提升，最終達到興奮神經、抵抗抑郁的目的。本研究對本院收治的100例原發性頭痛患者的臨床資料進行統計分析，探討原發性頭痛與焦慮抑郁的關系及抗焦慮抑郁治療的效果。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2年1月～2014年1月本院收治的100例原發性頭痛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頭痛協會制訂的相關診斷標準[1]，頭痛頻率均≥4次，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D）評分和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A）評分均分別在8分和7分以上；將有癲癇、顱內占位性病變等造成的頭痛患者排除在外[2]。依據隨機數字表法將患者分為觀察組50例和對照組50例。觀察組中男性18例，女性32例，年齡18～68歲，平均（36.5±12.5）歲；病程3個月～46年，平均（7.6±7.4）年；頭痛類型：12例為偏頭痛，19例為緊張性頭痛，19例為其他原發性頭痛。對照組中男性20例，女性30例，年齡19～75歲，平均（39.6±12.3）歲；病程5個月～40年，平均（7.1±7.0）年；頭痛類型：10例為偏頭痛，22例為緊張性頭痛，18例為其他原發性頭痛。兩組患者的基線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給予對照組患者鹽酸氟桂利嗪膠囊（西安楊森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10930003）等治療，起始劑量：對于65歲以下患者開始治療時可給予每晚2粒，65歲以上患者每晚1粒。如在治療中出現抑郁、錐體外系反應和其他嚴重的不良反應，應及時停藥。如在治療2個月后未見明顯改善，則可視為患者對本品無反應，可停止用藥；維持治療：如果療效滿意，患者需維持治療時，應減至每7天連續給藥5 d（劑量同上）、停藥2 d。即使預防性維持治療的效果顯著，且耐受性良好，在治療6個月后也應停藥觀察，只有在復發時才應重新服藥。如果患者具有劇烈的頭痛，則給予其加巴噴丁（江蘇恩華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051067）等止痛片，每片300 mg，第1次睡前服1片，以后每天增加1片，用量可以高達每天3600 mg，上述劑量需分3次服用。觀察組患者在對照組基礎上給予氟哌噻噸美利曲辛片（丹麥靈北制藥公司，國藥準字H20020474）[3]治療，口服，2片/d，早晨頓服或早晨及中午各1片。如病情較為嚴重，則3片/d，早晨2片，中午1片。每天最大用量為4片。
1.3 評定標準
運用《綜合醫院焦慮/抑郁情緒表（HADS）》對兩組患者的焦慮、抑郁進行評分，分值為0～42分[4]。運用數字分級法（NRS）對兩組患者的頭痛程度進行評估記錄，分值為0～10分[5]。治療前和治療后2、4周分別對兩組患者的焦慮抑郁HADS分值、頭痛程度NRS分值進行測量。頭痛程度的指標為減分率，減分率的計算方法為治療前和治療后分數之差與治療前分數的比值。有效：減分率>50%；無效：減分率≤50%[6]。
1.4 統計學處理
在計算機中輸入所有數據，應用SPSS 21.0軟件進行數據處理，計數資料用率表示，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用x±s表示，采用t檢驗，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治療前和治療后2、4周HADS和NRS評分的比較
治療前，兩組患者的HADS和NRS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2、4周，觀察組患者的HADS和NRS評分均明顯比對照組低（P
表1 兩組患者治療前和治療后2、4周HADS
和NRS評分的比較（分，x±s）
與對照組治療后同時間比較，*P
2.2 兩組患者治療后2、4周頭痛減輕有效率的比較
治療后2周，觀察組患者的頭痛減輕有效率為32%，對照組為20%，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4周，觀察組患者的頭痛減輕有效率為66%，明顯高于對照組的36%（P
表2 兩組患者的治療后2、4周頭痛減輕有效率的比較[n（%）]
與對照組比較，*P
3 討論
3.1原發性頭痛與焦慮抑郁的關系
在神經科臨床中，頭痛是一種極為常見的癥狀。我國在20世紀90年代后依據國際頭痛學會頭痛分類診斷標準對頭痛的診斷標準及治療措施進行了有效的規范。如果慢性原發性頭痛患者屬于偏頭痛，則應對其頭痛的發作進行有效預防，并在其發作期給予藥物止痛治療；如果患者為緊張性頭痛，則給予其肌肉松弛治療，但是仍然有很多患者反復就診，原因是慢性原發性頭痛癥狀無法得到持續的緩解，患者的頭痛癥狀也無法在臨床常用的鎮痛及對癥治療下得到顯著改善。通過仔細詢問患者的病史，或運用相關精神心理障礙量表對患者進行有效的篩查，發現多數患者在既往生活史中有焦慮抑郁情緒，且該情緒的持續時間還較長，甚至在就診時仍然處于焦慮抑郁中。情緒波動、經期等均直接而深刻地影響頭痛的發作，由此可見，焦慮抑郁情緒可能直接或間接地誘發頭痛，頭痛可能就是焦慮抑郁向軀體癥狀轉化的一種表現形式[7]。本研究結果顯示，治療前兩組患者的HADS、NRS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2、4周觀察組患者的HADS、NRS評分均明顯低于對照組（P
3.2 原發性頭痛的抗焦慮抑郁治療的效果
在痛覺下行抑制中，去甲腎上腺素能、5-羥色胺等均是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其對疼痛進行抑制的鎮痛作用體現在其將內源性痛覺調制作用充分發揮出來的過程中。抑郁癥患者具有較為低下的去甲腎上腺素能、5-羥色胺等神經功能。Koch等[8]醫學學者的研究表明，5-羥色胺系統功能減退直接而深刻地影響疼痛的發生和緩解。氟哌噻噸美利曲辛片能夠在突觸前膜的多巴胺自身調節受體上作用，釋放多巴胺遞質，并對突觸前膜的再攝取去甲腎上腺素和5-羥色胺的作用進行有效抑制，從而促進突觸間隙單胺類遞質的含量顯著提升，最終達到興奮神經、抵抗抑郁的目的[9-10]。本研究結果表明，治療后2周，觀察組、對照組患者頭痛減輕的有效率分別為32%、20%，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4周，觀察組患者的頭痛減輕有效率為66%，明顯高于對照組的36%（P
總之，原發性頭痛與焦慮抑郁密切相關，抗焦慮抑郁治療的效果顯著，值得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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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31日7時30分，被告章某駕駛轎車與原告馬某乘坐的其所在單位的通勤車發生交通事故，致使上班途中的原告馬某等車上人員受傷。此次事故經交警部門認定：被告章某負事故全部責任，原告乘坐車輛及原告馬某無責任。馬某等人隨即被送往醫院住院治療，期間章某投保車險的保險公司主動與馬某及其公司工頭，實時了解馬某恢復情況，以便及時快速的對馬某進行理賠。幾個月后，馬某的傷情經住院治療已經完全康復，并且辦理了出院手續。原告馬某所在公司將馬某因此次事故而產生的門診病歷、住院病歷、醫療費收據等全部材料交付章某，章某依據醫療費收據向原告馬某所在的公司進行賠償，并簽訂收款憑證。在被告章某賠償完畢后，章某找到其所投保的保險公司要求理賠，保險公司審查了章某提供的所有票據，并證實章某確實已經就此次事故的所有賠償款全部支付給了馬某。由于被保險人已經就侵權事故向第三者支付了所有的費用，章某投保的保險公司便依據保險法的有關規定，向章某支付了保險理賠款。后來，原告馬某不知因何原因始終沒有拿到此次事故的賠償款，遂前往保險公司要求理賠。這時馬某才知道：其所在的單位已經取得賠償款，保險公司也將賠償款支付費了章某。馬某認為：其所在公司沒有將賠償款支付給自己，是保險公司工作失職造成的。馬某章某投保的保險公司要求賠償醫療費、誤工費、護理費、伙食補助費等共計29849.63元。
[判決書正文]
原告馬某遂將章某及章某投保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及商業三者險的保險公司告上法院。一審法院受理后，依法適用簡易程序，公開審理了此案。一審法院審理查明：
2011年5月31日7時30分許，被告章某駕駛的轎車行駛至該市西勝殯儀館時，與馬某乘坐的其單位的班車發生交通事故，致使班車上的馬某等乘客受傷，傷者隨后被送往醫院住院治療。章某駕駛的肇事車輛在某保險公司投保有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及商業第三者責任險，保險限額為20萬元并附加不計免賠。馬某確系某鑄造公司工作人員，事故發生在馬某上班的途中。后該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認定原告馬某在此次交通事故中受傷為工傷，經勞動康復管理辦公室鑒定：原告傷情構成十級工傷。在原告馬某出院后，章某投保交強險及商業三者險的保險公司已經就此次事故進行了理賠，并將理賠款直接支付給了某鑄造公司，其中包括原告馬某主張的各項費用，包括：醫療費、伙食補助費、護理費及誤工費。
以上事實的認定，有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住院病歷、機動車保險人員損失計算表、勞動合同、保險款支付單等證據予以證明。
法院認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權，公民、法人由于過錯侵害他人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三十三條的規定：職工因工作遭受交通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需要暫時停止工作接受工傷治療的，在停止工作接受和資料期間，原工資福利待遇不變，由所在單位按月照常支付。原告馬某要求被告保險公司承擔誤工費的訴訟請求，理由不當，不予支持。原告所在單位持原告住院期間的所有票據向被告章某索賠的行為，對于章某來說是真實有效的。章某賠償完畢后，持所有票據向其投保的保險公司進行理賠，其投保的保險公司向章某支付賠償款的行為也是合理合法的。遂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司法解釋》第十七條的規定，判決如下：駁回原告馬猴的訴訟請求。
一審判決生效前，原告馬某沒有提出上訴。
[評析]
焦點一，章某投保的保險公司向章某支付理賠款是否合法。本案中，章某在原告向其提供了所有的理賠材料后，對此次事故進行了賠償，而后又向其保險公司進行理賠，保險公司在收到所有材料后將理賠款支付給被保險人章某，保險公司的做法并無不妥。
依據《民法通則》：表見是指行為人雖無權，但由于本人的行為，造成足以使善意第三人相信其有權的表象，而與善意第三人進行的、由本人承擔法律后果的行為。表見實質上是無權，是廣義無權的一種。若無權行為均由被人追認決定其效力的話，會給善意第三人造成損害。因此，在表見的情形之下，規定由被人承擔表見行為的法律后果，更有利于保護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維護交易安全，并以此加強制度的可信度。本案中原告所在公司向章某索賠的行為明顯構成表見，對于善意的章某而言，此次雙方行為是合法有效的。
依據《保險法》：保險事故發生后，被保險人向受害人進行賠償后，承保的保險公司可以將保險賠償款直接支付費被保險人。本案中，被保險人章某向此次事故中受傷的馬某的人進行了賠償，而后又向其保險公司進行理賠，保險公司依據規定向被保險人章某支付保險賠償款的行為是合法合理的。
焦點二：保險公司是否應就原告主張的誤工、護理進行賠償。
根據《侵權責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司法解釋》：對于誤工費及護理費的賠償是基于侵權行為導致原告收入減少及護理人員收入減少而進行賠償。也就是說我國現行的保險制度堅持的是補償性原則，即對因為保險事故造成的受害人的損失進行補償，在保險事故發生后，如果受害人沒有因為此次事故造成損失，保險公司是不予賠償的。依據《工傷保險條例》第三十三條的規定：職工因工作遭受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需要暫停工作接受工傷治療的，在停工留薪期內，原工作福利待遇不變，由所在單位按月支付。
此次事故發生在原告上班途中，原告受傷的情況屬于工傷，本案存在侵權法律關系與工傷法律關系的競合。根據《工傷保險條例》及我國與工傷有關的規范性法律文件：企業職工于工傷期間單位不得扣發員工工資，且應當派人對工傷人員進行護理。綜上所述，原告在工傷期間其單位不能扣發其工資，并應當派人進行護理。原告因為此次事故就不存在因為此次事故導致收入減少及護理人員收入減少的情況，保險公司也就不必對其進行補償。因此保險公司不應當就原告主張的誤工費、護理費進行賠償。（作者單位：沈陽師范大學法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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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保華的《“社會法”與“法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是法律教育理論研究的一個新起點。作者首先從基本概念入手，從我國法律理論研究與建設兩個方面著手，對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難能可貴的是，作者不僅直面問題的存在，而且還對于我國法制建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議。該書不僅對我國法律理論在新時代的發展研究具有重要的啟迪作用，而且還為我國社會的法制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是該書對我國法律學術研究產生的第一個重要意義。
其次，該書的出版也為我國政府部門制定相關法律法規與社會政策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參考意見。尤其是其中對于法社會構建問題的詳細闡述，更是為我國政府部門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提供了標準和依據。而對社會法的論述，則提高了人們的法律意識，從另一個方面增強了我國政府的執法能力，突出了我國政府部門依法治國的根本理念和工作原則。
另外，在論述過程中，作者的很多觀點都值得我們細細品味思考。例如在著作中一個重要的論點就是“第三法域”的概念。對這一法律概念的具體論述，該書主要借助了分層理念，即公法、私法與社會法應該詳加區分。雖然其觀點也引來了不可避免的諸多學術爭議。但是對其產生的社會影響，尤其是對法律領域理論研究的重要作用是統一認可的。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說，這一論題最主要的意義在于將公法、私法與社會法加以區別，深化了社會法的特征與概念，使政府在立法過程中能夠避免進入或偏公、或偏私的惡性循環之中，而選擇社會法來減少社會矛盾，促進社會法制的改革創新，無疑是一種最好的維穩方式。在學術爭鳴部分中，作者又總結思考了我國目前社會法研究領域的系列成果。例如：與馮彥君先生商榷的社會法研究中，有關“部門”與“理念”的關系，與鄭尚元、謝增毅先生討論的有關法律“廣義”和“中義”的問題。這些不僅反映出了我國當前社會法研究的蓬勃發展，而且也對我國社會法研究思路的創新及發展具有很強的啟迪意義。從整體上看，在該書上篇中，我們可以對當前我國關于法律領域的學術爭鳴進行大體的了解，為中篇“法社會”的現實分析提供了理論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為了充實該書的實踐素材，也順應時代主題的發展要求，在對“法社會”的現實分析中從制度觀察、案例分析兩個角度進行了具體研究。在制度觀察部分中，作者對我國勞動安全保障制度各個方面進行了闡述與探討，這其實是將理論與實踐相聯系，通過對勞動安全保障法律法規的分析梳理，為作者的觀點提供更多的佐證素材。通過閱讀學習，我們會發現，作者選取的各類實例基本上都是近幾年來發生的重大法律糾紛問題。通過對這些法律案例的分析，一方面我們可以從作者論述的角度引發對案件的再思考，甚至是對當前法律弊端的再次反思，從而重視法社會和社會法的建設與發展，另一方面，可以從法律實踐中來總結規律和信息點，表達自己個人的看法和建議。
再次，《“社會法”與“法社會”》對法律教育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尤其在實際教學的過程中，這部學術著作確實可以當作法律教學的輔助參考資料。實踐證明，很多教師和學生從這部著作中找到了法律理論與社會發展聯系的啟示與研究靈感。就教學實踐而言，筆者認為教師在向學生闡述具體的法律理論的過程中，一定要將該書的脈絡理順清楚，首先闡述社會法的具體含義，其次要對當前法社會的建設問題進行詳細闡述。這都是該書給予我們具體教學實踐的啟迪，也是我們在研究法律教育過程中必須要遵循的規律。不僅要激發學生的法律理論研究意識，更重要的是要與當前法社會的建設聯系起來，解決社會中存在的實際問題，這是這部作品給予我們的最深刻的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