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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31-0067-02
20世紀末，治理一詞才逐漸為大家所了解。學術界關于治理的概念和定義是這樣的：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者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諸多方式的總和[1]。一方面體現公共權力的多元化，政府，非政府機構，社會組織和個人自身都可以作為權力的主體。另一方面，各治理主體之間是一種互相依存，互相協調的關系。而鄉村治理界定了治理的主體和范圍，很多學者對鄉村治理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和雪峰認為，鄉村治理是指如何對中國的鄉村進行管理，從而實現鄉村社會的有序發展;黨英國把鄉村治理看作一種制度和系統，涉及選拔優秀干部，變更政府行政規程、監督政府廉政建設等，是多個鄉村主體在協商合作的基礎上共同管理鄉村事務的自主管理，提高村民參與政治的積極性，將村民納入鄉村治理的管理體系融合多方力量對鄉村進行共同治理的過程;吳克偉認為，鄉村治理主要是運用公共權威對鄉村社區進行組織管理，構建鄉村秩序，推動鄉村發展。簡言之，鄉村治理是針對廣大農村地區，由國家和社會共同作用形成公共權威，實現對鄉村社會的調控、引導和管理，以求最大限度地增進共同利益，實現農村發展的動態過程。
一、鄉村治理的概念與內涵
對于鄉村治理的定義和概念的不同解讀，實質上都包含了以下的共同點：第一，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是鄉村治理的重要條件，國家，政府，社會組織能夠獲得廣大村民的信任與支持，尤其是能夠吸引社會與鄉村精英參與管理。第二，治理主體能夠在思想上與時俱進，根據實際情況，選擇合理的治理方式化解矛盾和危機，做出實質性的工作，構建良好的服務體系。第三，鄉村治理的目的都是為了維護農民利益，提高農民的思想文化素質，發展現代化農業，使占9億人口規模的廣大農村成為我國現代化的重要推動力而不是阻力。
二、鄉村治理的時代特征和困境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村現代化進程，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鄉村的治理不同于一般的地方治理，是一個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三農”問題歷來是國家和政府關注的焦點。本文先從現有的鄉村治理模式出發加以分析，試著探究新的治理模式。
改革開放以來，針對三農問題，政府打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農業現代化的口號，在鄉村治理采取村民自治的模式，設立村民委員會，民主程度進一步提高，農民的積極性也得到鼓勵，鄉村治理的水平和質量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農村建設有了一定的進步，然而，在新的形勢下鄉村治理又面臨著新的危機和困境。
1.聯產承包責任制存在缺陷。聯產承包制是改革開放后農村的主要制度，雖然帶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村經濟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在與城市經濟快速發展的對比之下，小規模，小戶生產已經不能滿足人們對物質的要求，因此出現很多空心村現象，很多勞動力由農村轉移到城市，農村里只剩下了婦女、老人和兒童，在物欲橫流的時代，鄉村正在被遺棄，急需發展農業現代化來彌補小規模生產的缺陷。隨著勞動力大量轉移到城市，社會出現了很多問題，留守兒童數量多，土地資源浪費嚴重，農村資源閑置，城市擁擠，資源緊缺，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為農村發展尋求新的出路。只有讓農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縮小城鄉差距才能發揮農村的潛力。所以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就顯得特別重要。農村的資源很豐富，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都存在巨大的發展潛力，在農業發展未形成大規模產業時，政府應該鼓勵農民積極進行嘗試，養殖業，畜牧業，零售業，旅游業等防止產業單一化，并給予指導和培訓。近年來，很多鄉村的旅游產業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旅游產業可以帶動交通運輸業，飲食，娛樂等服務業的發展，旅游產業是農業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在農村產業化發展過程中，政府應該給予合理的指導和鼓勵，讓農民動起來，讓農村活起來。
2.城鄉二元現象嚴重。二元現象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障礙，若不盡快解決，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將會停滯不前，甚至中斷。城市居民、發達地區居民與農村地區居民收入差距加大，會引起農村居民的憤怒和不滿，導致社會不穩定，為現代化建設埋下隱患。統籌城鄉發展是解決二元現象的重要手段，僅靠農村本身的力量來促進農村的發展是遠遠不夠的，鄉村治理不應該走單純的“以農治農”“以鄉治鄉”，鄉村與城市在發展模式、生存習慣、生活方式，自然環境都存在著巨大的差別，二者是互相依存的關系，鄉村治理離不開城鄉的統籌發展。城鄉的統籌發展需要國家強有力的制度支撐。統籌城鄉發展，要從多個方面進行。第一，統籌城鄉社會事業發展，主要指的是城鄉的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的基礎設施簡陋，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的傾斜，讓人們的生活更加便利，讓農村居民感受到黨和政府對他們的重視，從而加強對黨和國家的信任。第二，統籌城鄉文教衛生事業，城市的文教衛生事業在穩步發展的同時，農村的文教衛生工作由于先天的薄弱更需大力發展，文化教育與衛生工作要依靠國家政府的監管，讓農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一樣能夠接受良好的教育，農村居民能夠和城市居民一樣在家門口就醫，加深農村居民對鄉村的歸屬感。第三，統籌城鄉社會保障制度，通過國家收入再分配維護社會公平，讓農村居民能夠免除后顧之憂，聚精會神搞建設。
3.鄉村治理主體存在缺陷，治理資源匱乏，主要包括治理主體單一，農村精英流失。民主建設需要重點加強，要聽取多方意見，完善農村選舉提拔制度，現在的農村治理中，政府處于主導地位，農民處于被動地位，農民積極性低，導致農村公共事務癱瘓，鄉村不能作為一個整體齊心協力搞建設。
治理主體單一，農民民主政治素質亟待提高。很多農村中的黨委書記連任很多年，農村居民對農村選舉比較冷漠，參與民主建設的熱情也比較低，這就使得干群之間隔膜加深，不容易團結起來干大事。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農民的思想文化素質較低，沒有自主意識，不能夠較好地履行義務行使權利，發揮主人翁作用。還要積極發揮新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對鄉村治理的影響，引進社會資金和管理經營體制，為鄉村建設積累經驗和資金。
鄉村精英外流。鄉村精英在鄉村社會發展和鄉村治理中起著關鍵作用，這不是盲目夸大精英的作用，而是重申人才在現代社會的重要性。賀雪峰指出，精英在農村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們一方面對國家的政策有理解能力，另一方面與普通村民聯系密切，所以農村精英是溝通干群關系的橋梁[2]。我們知道華西村、的鄉村治理奇跡，我們在想到華西村的時候就想到了吳仁寶，的發展離不開王宏斌，所以無論什么樣的農村社會，無論多特殊的情況，精英的角色都對農村的發展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而在過去的二十年間，由于農村經濟狀況差，農村精英流失嚴重，這些接受了高等教育有思想的人更愿意去城市打拼，不愿意留在村里擔任干部或留在村里發展，精英人群的流失是信息、知識、觀念、技術的流失，如何吸引精英人群來建設鄉村，減少精英人群流失，是我們急需解決的問題。雖然近年來國家政策鼓勵大學生回鄉村擔任干部，即我們說的大學生村官，在部分地區有了一些影響，但具體情況與預想相差甚遠，很多大學生因為農村的條件太差，只是掛名，并沒有實質的工作和鄉村建設的熱情，村民只知有大學生村官，卻不知姓名，一年也見不到幾次面，鄉村精英急需回歸。
三、鄉村治理的建議和對策
在當前情況下，鄉村治理的推進需要做出如下調整。
首先，最重要的是鄉村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治理主體多樣化在鄉村治理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使得鄉村發展可能性增多。政府、非政府組織、社會組織、村民自身都是鄉村建設的主體，村干部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建立完善的干部選拔、培訓、激勵機制，從全局考慮，為村民的利益著想。村民也要提高自身素養，提升自己的主人翁意識，履行自己的義務，享用自身的權利，提高鄉村民主建設水平;要發揮新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對鄉村治理的影響，新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使得社會資金投入農村，可以借鑒這些組織的管理體系，以及吸收農村勞動力，為農業現代化注入新的活力。未來的鄉村治理將呈現由鄉村主導到市場主導轉換的趨勢。
其次，農業產業化是我國農村繼聯產承包制后的又一大變革[3]，農業產業化的實踐使得我國的農業發展及農村面貌發生了深刻變化，并將有著長遠的生命力，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要調整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農業產業結構是一個有機整體，要對鄉村產業結構進行整合和調整，提高鄉村的資源利用率。農業現代化要轉變只有第一產業的傳統，向第二三產業轉移。
最后，在廣大農村地區，農民文化素質逐漸提高，產業發展剛剛開始，各方面逐漸起步的時刻，政府的指導和政策傾斜是必需的，政府應在鄉村治理上加大對基礎設施的建設力度，發揮城市對農村的拉動作用，充分發揮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積極性。
鄉村治理是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各地的情況也各不相同，我們要借鑒國內外的成功經驗，以理論指導實踐，從實踐中尋找規律，在國家政府的指導下充分發揮鄉村居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鄉村治理情況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各因素的發展速度不同，我們只能先從緊要處著手，然后逐漸鋪展開來。同時尋求多個方面發展的可能性，從而推進新農村建設，影響國家的現代化進程。
參考文獻：
[1]全球治理委員會.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M].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23.
關鍵詞：鄉村振興；非農化發展；政策價值
非農化發展是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給鄉村社會發展帶來的必然結果。讓農村按照農村的模樣存在與建設，讓農村在農村的軌道上發展與振興的思想，更像是一種帶有返歸與惋惜的“理想主義”虛幻表達。從辯證角度看，非農化發展才是更加真實的存在，其為鄉村社會帶來了越來越多的發展機會，同時也造成了越來越多已知或未知的社會風險。承認與辯證看待鄉村社會非農化發展的客觀事實，才是更加有助于鄉村振興戰略價值有效實現的理性選擇。
一、鄉村非農化發展的結構特征及其多重呈現
從本質上而言，鄉村非農化發展是鄉村在其現代化進程中受到外力影響而進行的結構化賡演的必然結果，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的非農化發展都意味著農村不再是一個自為自主的社會體系，而是更加深入地嵌在更為廣闊的社會系統網絡中。作為社會系統網絡發展的組成部分，鄉村非農化發展表現出明顯的結構性特征，具體呈現為鄉村社會、農業生產、農民生活等方面。一是鄉村社會非農化發展。鄉村社會是具有高度獨立性的自養系統，既是鄉村生活共同體的物理載體，也是鄉風文明的物質基礎；鄉村社會非農化主要表現在生活空間非農化與鄉村文化非農化。首先是生活空間非農化。一直以來，農村發展都與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相聯系。不管是出于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考慮還是政績考核的需要，地方政府都在積極推進農村城鎮化、村莊合并、撤村并社等各種發展鄉村社會的措施，意圖以城市建設的科學主義與理性發展取代鄉村社會的經驗主義與自然發展。這種做法無可厚非，卻在事實上導致了鄉村生活物理空間的非農化重構，標準化取代個性化，統一性替代差異性，集中性取代分散化，隨之而來的還有類城市化的新的社交網絡、高成本生活以及集約便利的服務。其次是鄉村文化非農化。鄉村文化不會停止變遷，現在的鄉村文化絕對不再是傳統取向、小農社會、封閉穩定意義上純粹的地方性鄉土文明，而是呈現為被放置于工業文明、小農社會化、開放失衡狀態下混融的非農化發展狀態。鄉村文化原有的單一化、同質性特征正在被多元化、異質性特點所替代。原有的傳統文化價值依然產生影響，繼替的文化非農化變遷正在發揮新的價值影響。鄉村文化非農化發展使鄉村文化以本體性價值與社會性價值兩種形態共同塑造著鄉村社會矛盾的價值觀念。這就是孟德拉斯所謂“文明的沖突”。顯然，鄉村文化非農化是鄉村文化振興必須面對和考量的基本事實。二是農業生產非農化發展。在現代資本主導與市場競爭條件下，農業作為弱質產業部門，從傳統小農狀態走向現代化主要通過各國的農業保護制度與非農化發展，這是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客觀事實與必然趨勢。其中，農業非農化發展主要是指農業勞動力、農業土地與農業資本等農業生產要素的非農化。首先是農業勞動力非農化。現代社會流動打破了城鄉二元結構，讓固鄉守土的傳統意義的農業勞動力即農民進入城市，實現非農化就業，農民的多元分化甚至讓“誰來種地”成為世紀之問。總體而言，除了原有的留守農民，目前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還有租地農戶、返鄉農民、種糧大戶、各類農業資本公司等。無論誰來種地，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非農化都已是客觀事實，即使傳統意義上純粹的農民家戶，也是非單純性從事農業生產的兼業農。顯然，農業勞動力非農化已經開始改變農業生產結構與生產關系。其次是農業土地非農化。土地具有非再生性，因此為了“把飯碗端在自己手中”，我國執行了最為嚴格的耕地紅線制度以保證農業生產。不過，正常經營條件下，占用土地從事非農產業的經濟效益明顯高于農業用地是常識，也是共識。這樣既能創造就業容納轉移農村勞動力，又能創造財富與稅收，這種比較效益結構是土地非農化使用的根本動力。在此動力驅使下，城鎮化與鄉村社區建設“征地”、資本下鄉“租地”等現象的直接后果，就是越來越多的農業用地被非農化使用。最后是農業資本非農化。從歷史角度而言，農業生產剩余主要被體制性地轉化為城市與工業資本。目前國家資本通過城市反哺農村、工業反哺農業被有計劃地投入農業并沉淀為農業資本。不過，從事農業生產帶來的溫飽有余、富足不夠的事實與經濟理性的指引，讓農民不會跟隨國家戰略，而是更愿意把自身積累資金投向非農產業。在利潤增值的理性支配下，下鄉資本從事農業生產要么是農業搭臺、政治唱戲，追求政策紅利，要么是將農業生產引向更能產生利潤的品類與行業。個體與資本的理性行動無可厚非，卻在事實上造成農業資本非農化發展的外部性結果。三是農民生活非農化發展。“農民”作為一個學術性概念主要有階級、制度與職業三重理解，農民現代化是農民適應“傳統—現代”發展模式的角色轉換、職業轉換、身份轉換。正是這三重轉換形塑著農民非農化的生存狀態。農民非農化生存是農民適應現代化發展，獲取生活資料的個體能動性與生存理性的本質表現，主要表現為就業、收入、生活的非農化。在就業與收入的非農化方面，農民就業形式已完全超脫傳統農業領域，呈現為兼業化，非正規就業、非正式就業等特征。在特定國情下，“農民工”稱謂正是農民就業非農化最好的現實注解，多種職業、多項技能幾乎是每個農民必備的生存條件。就業非農化直接帶來農民收入非農化，數據表明，單純農業收入在農民家庭收入中的占比逐年減少，非農化職業收入是農民家庭增收的主要渠道與保障。收入增加帶來消費能力提高，直接將農民的傳統生活帶入非農化狀態，生活方式、生活內容超越傳統范圍，開始與市場主導的城市生活接軌。總之，農民群體偏重保守、重視倫理的傳統性格正在被非農化改變或取代。
二、鄉村非農化發展的雙向效應及其政策意指
一是鄉村非農化發展的雙向效應。鄉村社會非農化發展對農業農村農民的影響具有多層面的連鎖性特點。總體而言，這種影響可從積極效應與消極效應兩方面解析。首先是鄉村非農化發展的多重積極效應。非農化發展促進自足經濟向市場經濟積極轉變，成為有效解決人地矛盾的主要途徑；專業、合作、網絡等生產方式正在改變著分散、單一的傳統家戶農業生產方式、組織方式與銷售方式；競爭、開放等市場觀念取代封閉、保守等農耕思想，正在成為塑造“現代農民”的觀念要素。其次是鄉村非農化發展帶來的消極效應。非農化發展造成鄉村社會基于倫理傳統的社會契約開始失效，既有的社會治理網絡與安全基礎遭到破壞。長期發展而言，這是鄉村現代化發展與進步的必然破舊階段，而短期卻必然造成鄉村社會資本的快速流失。孝養文化、互助網絡的約束力逐步減弱造成社會價值失準；農業生產要素流失，土地成為資本下鄉賺取政策紅利的獵品；農民被標簽化為落后主體擠出農業生產；農民本體性價值被社會性價值替代，攀比消費、低俗文化流行導致社會關系失衡。二是鄉村非農化發展的政策意指。鄉村非農化發展的社會事實與雙重效應表明，辯證看待非農化發展對于促進鄉村振興、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具有重大政策價值。其關鍵在于如何讓非農化發展更恰當地嵌入既有的鄉村社會結構，促進農村農業現代化，通過外在政策力量引導非農化發展的積極效應發揮并限制消極作用的成長。具體而言，鄉村非農化發展至少給鄉村振興戰略帶來三方面的政策意指。首先是黨建引領建設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是為了重構國家與鄉村的制度性聯系，重新整合與凝聚各類鄉村社會主體力量，實現鄉村共同體的“共建共享共治”。通過共同體建設形塑鄉村現代化過程中的適應性機制，不僅能有效吸納非農化發展帶來的新的規則、組織等資源要素，而且能增強鄉村社會應對社會資本流失與社會結構解組等負面效應的行動能力。“黨建引領”一方面是保證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的政治方向，更重要的是實現黨的社會的有力發揮，即由黨的建設出發型塑政黨服務農村與農民的生活性公共服務保障體系的能力，使之成為推動建設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核心力量和鄉村非農化發展回應機制建設的支柱力量。其次是推動鄉村文化的多元融合與創新發展。鄉村文化振興至少需要重視“三個結合”，即增進鄉村文化建設與鄉村主體文化體驗與表達的有效結合，實現各類文化主體能夠動員與愿意參與的有效對接；促進鄉村文化組織建設與移風易俗的有效結合，緩解鄉村文化凋敝造成的種種弊病，提高鄉村社會生活的文化質量；標準化的公共文化建設要與地方文化、傳統文化有機結合，尊重并引領地方文化自主創新，實現政府提供的與鄉村需要的之間的有效對接。鄉村文化振興能有效引領、吸納非農化發展帶來的文化要素及其正面功效。最后是推動農業生產的“再組織化”，增強農村集體能力。市場經濟重塑下的鄉村經濟不可能重新回到政治規制的集體經濟，但是沒有新的集體化、組織化的鏈接機制，分散化的小農經濟根本無法適應現代社會與市場發展的競爭，這導致進入鄉村社會的非農化發展要素如技術、資金等，要么成為強勢資本剝奪弱勢農民的工具，成為無序競爭、不當競爭的來源；要么無法與農村社會的土地、勞動力等原材料有效結合，形成新的農業生產動能。因此，關鍵在于推動農業生產體系建設，實現農業生產的“再組織化”，增強農民生產的自主能力，進而增強農村集體經濟力量。農業生產“再組織化”至少要考慮三個方面聯結機制的建設，即建設協作機制，挖掘傳統互助與現代合作社的內在優勢，實現分散小農的組織化；建設服務機制，形成服務農業全過程生產的社會化服務體系，以組織化的服務實現一體化的農業生產；建設規制機制，規范新的資本力量在農業領域的市場行為，保護家戶小農的權利不受資本剝奪。這樣通過“再組織化”方式為非農化發展資源建立有序進入農業生產的規范渠道，使之成為鄉村產業振興的有效要素。
參考文獻：
[1][法]孟德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社，2005年版.
關鍵詞：鄉村治理；理論；綜述
中圖分類號：F320.3 文獻標識碼：A DOI 編碼：10.3969/j.issn.1006-6500.2016.11.02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n rural governance was in the ascendant. Fro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academics studied the connotation， mechanism， mode and path of rural governance， analyzed the problem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village governance， and obtained some valuable results. But there were also some disadvantages， such as the lack of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research， the research of rural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rural governance model need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In the research metho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studied mostly below normal. From the trend， not onl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oretical study villages， but also to focus on rural governance practices specific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research methods should be diversified， especially in the use of mathematical models and advanced technical means to carry out empirical research.
Key words： rural governance； theory； summary
自20世紀20年代起，研究農村問題的專著在我國陸續面世。1998年，在治理理論的基礎上，華中師范大學學者提出“鄉村治理”的概念。隨著該理論在鄉村管理工作中的廣泛應用，學術研究也愈來愈深入，從現有文獻來看，學者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鄉村治理主體、治理權力配置方式、治理目的以及治理過程等4個方面[1]。
1 鄉村治理研究的主要觀點
1.1 鄉村治理內涵
在治理主體方面，趙樹凱[2]認為，鄉村治理中多種主體參與，通過協商談判等方式來解決分歧，實現共同治理。郭正林[3]提出，鄉村治理的主體應該是鄉鎮的黨委政府及其附屬機構，以及村委會等村級組織和各種民間團體。在鄉村治理目標上，賀雪峰[1]認為“鄉村治理是實現鄉村社會的有序發展”。其中“有序發展”也就是公共利益所在。徐勇指出進行現代化鄉村建設是治理的目標。
1.2 鄉村治理機制
由于公共信息不透明等原因，腐敗問題日益嚴重。陳力予等[4]提出戶代表會議制度，以戶為單位，成立村民小組會議，協商、監督村務。王朋琦等[5]指出新農村建設在操作機制上要走出傳統誤區，禁用“指標攤派”的方法，慎用“試點推廣”的方式，避免“典型激勵”的慣性，樹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在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困難方面，張恒利[6]提出要重建農村公共財政運行體制，改革農村公共產品供應機制[6]。針對當前村民選舉非理性投票過多，精英政治受到阻礙的現象，盛義龍[7]提出選舉機制要與鄉村治理保持整體一致性，特別需要與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相結合。
1.3 鄉村治理模式
陳洪生[8]以村民自治實施效果為出發點，通過對影響社會自主性的發育與發展的4個基礎性條件――經濟發展、利益分化、公民素質以及政府控制和主導社會力量的程度的分析，提出了自覺自治鄉村治理模式。龍立軍[9]以廣東珠海幸福村建設為例，提出構建可運轉的鄉村治理模式。將治理融入幸福村居建設之中，并使其機制化，使得鄉村的發展更加人性化和可持續化。王海俠等[10]通過對江西分宜的鄉村治理模式進行考察，提出從“黨建+村民自治”的角度來進行治理探索，以黨建強化鄉村治理的思路的分宜模式，運用“黨建+”理念，強化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提高村民自治水平。閻占定等[11]提出嵌入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鄉村治理模式。這種模式是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與鄉村治理結合的產物，將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參與到鄉村經濟、政治和社會建設之中。鄶艷麗[12]以巴林左旗后興隆地村為例，提出了“農民置上”的本原模式。在這種模式下農民始終作為受益和實施建設的主體，其政策效果具有擴散效應。
1.4 鄉村治理路徑
張繼蘭[13]認為可以通過完善協商互動機制、建設服務型政府等路徑來解決鄉村社會自主性缺乏、鄉村組織不健全、治理機制不完善等問題。周朗生[14]擇取較有代表性的云南鄉村治理為考察對象，提出了大力發展農民合作組織、完善鄉村的治理結構和切實解決鄉鎮財政困難、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等路徑開展鄉村治理。唐紹洪等[15]提出在現有的基礎上對各決策主體進行權力關系界定，走多元化主體治理的科學發展道路。趙艷霞等[16]在調查唐山農村新民居建設后，提出鄉村治理的成功路徑是開展新民居建設。蘭海洋[17]認為當前要實現中國鄉村善治，有三大治理路徑：一是優化治理結構，政治生態和諧化；二是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實現城鄉一體化和農業現代化；三是平等化城鄉公共服務。
2 鄉村治理存在的主要問題
2.1 基層民主建設滯后
因鄉鎮基層民主建設的滯后性導致很難有效推進村民自治的民主化進程。在王華[18]看來，由于缺乏有效監督，腐敗現象嚴重。賄選、不合理決策與管理現象屢有發生。高寶琴[19]提出當前村民自治組織長期缺乏有效組織形態，是治理危機出現的重要因素之一。歐陽雪梅等[20]認為基層政府缺少民主素質教育，致使村民主人翁意識不強，從而導致村民自治能力不強。
2.2 鄉村治理主體混亂，機構權利分工不明
歐陽雪梅等[20]認為由于治理權力配置不明，一方面導致村委會與村黨支部在權力間的沖突，另一方面也增加政府與村民在管理上的沖突，影響了治理目標的實現。鄭紅娥等[21]提出，國家行政權和村莊自治權的沖突是目前鄉村治理困局的主要原因。在鐘漲寶[22]眼里，缺乏合理有效的機構、人員改革是鄉村治理面對的困境之一。
2.3 鄉村債務問題突出，農民生活不夠寬裕
在李文政[23]看來，鄉村治理面對的困難不僅是管理及文化教育上的缺陷，經濟發展落后與農民積貧積弱問題同樣嚴重。趙艷霞等[24]提出鄉村治理的制約條件包括民主化的現實制約、法律制約和經濟制約。袁金輝[25]認為目前鄉村仍受到小農經濟的束縛，收入低，債務多。鐘宜[26]提出因財政經費短缺，鄉鎮為發展只得過度干預村莊事務。同時基層政權缺少財政來源，村、鄉兩級財政缺口過大，故造成當今治理困境。
2.4 其他方面
劉勇[27]認為由于我國幅員廣闊，經濟發展不平衡，各地村民政治素質不齊。當利益受損，無法通過正常渠道及方式維護自身利益時，越級上訪、申訴或暴力對抗等就容易成為他們維權的工具，這嚴重破壞了鄉村治理的政治環境。陳柏峰等[28]認為灰色勢力是治理鄉村的一個惡疾。
3 完善鄉村治理的對策
3.1 推進基層民主建設，完善村民自治
李文政[23]覺得加強服務型政府建設，組建公共服務體系，重視村民自治，發揮村委會作用是治理鄉村的路徑之一。張志英[29]認為進行新農村建設需加強村民自治、大力發展創新村民組織。李莉等[30]提出鄉村治理的關鍵是兩個尊重：一是尊重村民意愿，二是尊重村民自主性。
3.2 加強鄉鎮制度建設，加快服務型步伐
在馬寶成[31]看來，完善鄉村治理一方面需要體制改革，另一方面要加強建設現代化村莊。韓冰[32]提出解決當前問題需要根據現實情況進行鄉鎮體制改革，完善管理模式，規范和完善有關村民自治法律法規，大力發展村民組織，建設現代化鄉村。陳雙鵬[33]認為減少治理危機出現的方法有改革基層組織，特別是鄉鎮政府；建立村民參與政治的合理機制，動員建立村民組織。
3.3 提高村民民主素質，加強政治文化學習
張曉忠等[34]認為要在尊重村民權利和自由、保障村民權益的基礎上提高村民的組織化水平。劉勇[27]認為村民非理性化的利益訴求方式影響了和諧的政治環境。因此需要對村民開展政治參與培訓，推動村民合法合理參與政治生活，為鄉村政治和諧化發展提供有效保障。歐陽雪梅等[20]認為開展村民意識教育是完善鄉村治理的對策之一。
4 結束語
綜上所述，學術界對鄉村治理理論進行了較全面的研究。不少學者研究了鄉村治理的內涵、機制、模式、路徑，分析了鄉村治理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取得了一些有價值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一些研究還缺乏系統性和整體性，鄉村治理機制和鄉村治理模式的研究還需進一步深入等。從研究方法看，定性研究居多而定量研究偏少，實證研究更是鮮見。從趨勢看，不但要重視鄉村的理論研究，更要注重對鄉村治理實踐中具體問題的分析，尤其是對個案經驗的總結；研究方法應當多樣化，尤其是運用數理模型和先進技術手段進行實證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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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鄉村;鄉村治理模式;行政管理;轉變
中圖分類號:F3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2)04-0109-04
我國的鄉村治理模式是建立在傳統農業經濟、計劃經濟基礎之上的,隨著城市化、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及市場化的逐步推進,傳統的鄉村治理模式已經不能適應,轉變鄉村治理模式已成為鄉村發展繁榮的當務之急。筆者不辭淺陋,現對此問題略陳管見。
一、新形勢下我國鄉村治理模式面臨轉型的迫切任務
我國古代社會皇權不下縣,縣以下的鄉鎮、村社實行鄉紳自治、宗族自治。這種鄉村治理模式適應自給自足的傳統農業模式的需要,成本低而且高效。建國后,出于建立蘇聯式計劃經濟體制的目的,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我國建立了政社合一、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這種體制在集中力量辦大事方面具有優勢,在修建農田水利設施、整修田地、修建道路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但鄉村居民的自主性、創造性卻受到了極大限制,嚴重影響了鄉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在改革開放后逐步退出了歷史舞臺。改革開放三十年多年來,我國的鄉村治理模式、鄉村經濟體制經過改革,由鄉鎮政權代替,確立了家庭聯合生產的承包責任制,建立了明確的產權制度和集體所有、共同發展的合作制。在此過程中,鄉鎮政府成為我國的基層行政機關,鄉以下則用村委會和村民小組代替了時期的生產大隊、生產隊,實行村民自治。這種鄉村治理模式基本適應鄉村主要進行農業生產的鄉村情狀,但隨著城市化、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及市場化的逐步推進,鄉村不僅已與城市結成密切相關的共同體,而且本身也日益城鎮化,傳統農業的地位日益降低,現代農業蓬勃發展,農業產業化迅速推進,從事工商業的人越來越多,已成農民主要的收入來源,鄉鎮企業也異軍突起,成為鄉鎮經濟的主要支柱。這種狀況使得傳統的鄉村治理模式難以適應,面臨轉型的迫切需要,一方面需完善鄉村管理體制,另一方面需積極培育鄉村各種社會組織。
近年來,我國鄉村經濟結構以及它的格局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尤其一些鄉村辦起了企業,而且辦得有聲有色,幾乎成為鄉村經濟的主體。如我國廣東省的鄉鎮企業的總收入已超出一千億元,大約是鄉鎮總產值的60%。要使鄉鎮企業能夠快速發展,就得保障企業受到鄉鎮權力機構的扶持,切實得到政權機構的服務。那么為保障鄉鎮企業能夠更快更好的全面發展,促使其走向大城市,甚至走向世界,那自然就得全面完善我國的鄉村管理體制。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科技進步、農業技術的提高,越來越多的由農民自主創辦的專業技術協會產生了。這些技術協會以科技為導向,以各個院系、科研機構以及科技學會為支柱,以科技人員、農民技術員為領頭人,有力推動了鄉鎮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型。我國農民根據市場發展的需求,借助商品的生產與銷售,創辦了多形式、多層次的社會服務組織,使科技、資金和資源等多方面的生產要素得到了充分利用。同時,由于商品經濟在發展中不斷進步,很多農業協會都進行了跨地區、跨行業的重組,逐漸實現了聯合發展。這些鄉村社會組織的發展壯大,也需要鄉村治理模式的進一步轉型。
二、當前我國的鄉村治理存在的問題
隨著網絡向農村的逐漸普及、城鄉一體化進程的明顯加速、社會中介和服務組織的不斷發育及文化經濟一體化的迅速推進,我國的鄉鎮政府管理體制普遍不能適應,使得黨的方針政策不能貫徹實施,并影響了當地鄉村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和諧穩定。當前,我國鄉鎮政府管理體制明顯存在一系列問題,突出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鄉鎮政府管理體制存在諸多弊端,不能及時有效地應對當今鄉村社會出現的各種問題;二是鄉村社會組織發育不足,無法有效填補鄉鎮政府功能的不足,也不能形成合力以有效抵御市場風險、增強談判能力。就我國的鄉鎮政府管理體制而論,盡管在不斷改革、完善,但仍不能滿足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存在諸多問題。這些問題大致可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分工不明,責任不清,難以調動職員積極工作、承擔職責和協調配合
我國鄉鎮一級政府管轄的區域比較廣泛,但對其管理的只是縣級政府,這就不能建立完善的鄉鎮行政機構,不能促使責任、權利的統一管理。機構比較臃腫,機構人員不能很好地服務人民、貢獻社會,不少鄉鎮政府干部基本都是在混日子。各政府機構、職員職責界定不清,部分事業單位總是依靠業務主管部門行事,財政撥款基本成為經費的唯一來源。這些情況導致了相當多的鄉鎮干部、職員、機關缺乏競爭和服務意識,不能承擔起相應的民事責任及法律責任。
(二)財政體制不完善,鄉鎮債務負擔沉重
我國鄉鎮政府有很大的債務負擔,2010年,鄉鎮的財政負債總額達到兩千多億。全國總共有五萬多個鄉鎮,它們平均負債400萬元。這些債務往往來源于銀行、其他金融機構、個人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貸款。這是由于,單位在招人時,不是從超編單位選進人才,而是從下級機關招人,或是進行公開招考,造成缺編單位逐漸滿編,而超編單位的超編人員卻無法裁減。同時財政體制也不完善。我國鄉鎮政府在償還債務時主要是通過向人民群眾收取費用,但是由于改革的推進,向人民收取費用得到限制,一些收費被取消,使得鄉鎮政府的財政收入缺乏穩定的來源,償債能力降低,鄉鎮債務負擔自然更加沉重。
[關鍵詞]農村低保 鄉村治理 社會和諧 社會發展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650（2016）02-0006-01
1.農村低保與鄉村治理的互動關系
1.1什么是鄉村治理
鄉村治理是治理理論運用于鄉村研究中產生的一個新的分析概念。徐勇教授認為鄉村治理就是公共權力對基層社會的公共事務的管理，亦即使，鄉村政府和其他性質不同的村級組織向鄉村社會提供各種公共物品，實現鄉村社會的有序發展和自主發展。在鄉村治理活動中，治理主體、治理手段、治理內容和治理效果等方面構成了鄉村治理機制。具體我國鄉村治理的情況主要表現為：首先是以鄉鎮政府和村委會為主體的治理結構，以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民主管理為核心內容，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村民自治委員會，與村黨支部共同管理鄉村社會。鄉村社會是一個熟人群體，這種“面對面”的人情制約和“人言可畏”的壓力對農村社會具有很大的控制力，使得長久積累的村規民約也成為鄉村治理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另外，還有保障鄉村社會的安全與秩序，組織建設鄉村社會的教育、醫療等事業，以及引導農民建立生產和互助組織等綜合性的治理活動。
1.2農村低保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
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簡稱“農村低保”，是政府對家庭人均收入低于當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標準的農村困難群眾，按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提供差額補助的制度。該制度作為一種扶貧路徑的新創新，在農村特困群眾定期定量生活救濟制度基礎上逐步發展起來。通過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將符合條件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納入保障范圍，重點保障病殘、年老體弱、喪失勞動能力的困難農村居民。農村低保的建立主要以地方人民政府為主，實行屬地管理，中央財政對困難地區給予適當的財政補助。在實際踐行中，農村低保制度作為―種配置型資源，使村組干部可變通式地將這種自上而下的資源轉化為一種新治理手段納入鄉政府的治理范圍。農村低保在保障貧困農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上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使困難群眾能夠維持基本生活，不致因為無法謀生而出現行為越軌，緩解了社會壓力。溫飽問題的解決也為邁向小康奠定了基礎，也為現代化的鄉村治理制度體系的確立建立了平臺。從法律意義上看，通過保障陷入困難的農民群眾的生活，就保障了農民的生存權等合法權益，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維護鄉村社會穩定，為鄉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2.農村低保實施的問題分析
作為社會保障制度中的主體，農村低保在具體實踐中遇到了很多問題。當前，我國農民仍占大多數，農村低保的保障水平和補差額f，示準遠遠落后于城市，與相對成熟的城市低保相比仍處于擴大覆蓋范圍的階段。這些有待完善的問題阻礙了農村低保功能的正常發揮和農村社會的可持續健康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農村低保工作管理失范。在實施中行政性強、效率低下、缺乏監督、管理粗放、工作透明度有待提高。鄉村治理仍然是由上而下、政府主導的行政體制，鄉鎮政府并不能了解基層社會的具體情況，低保名額的確定主要由熟悉鄉村情況的村委干部來完成，而村級干部在具體執行中受鄉鎮政府約束少，農民整體科學文化素質偏低，信息不對稱，因而容易發生主體越位的現象。當前，我國縣級以下的民政部門只設立了少量的低保科，辦公手段滯后，缺乏專門部門和人員的管理和監督。由于農民的一些實際實物收入不易貨幣化，且農作物等受外界影響較大，且一些困難群眾外出務工的臨時收入也難以評定，村干部在衡量時具有很大的隨意陛。另外，那些流入城市的農民也沒能被覆蓋在保障范圍之內。其次，低保制度方面缺乏統一立法和專門性的規范農村低保工作的文件，只有民政部印發的《關于加快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建議》以及《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指導方案》，各地具體執行和出臺的政策又缺乏權威性和法律依據。這是執行程序混亂的最重要的原因。
3.政策建議與農村低保發展前景
【關鍵詞】《朝陽溝》 鄉村 倫理
誕生于1958年的豫劇現代戲《朝陽溝》無疑已經是中國當代戲劇史上的一個經典。《朝陽溝》作為經典文本的重要表現在于,它歷時近半個世紀,一直在舞臺上常演不衰,深受中原乃至京城等各地觀眾的廣泛熱愛,從而在學界不斷理性反思歷史的過程中,將諸如“中國戲曲現代戲突出貢獻獎”等多種崇高榮譽盡收囊中。作為“”期間“躍進”的典型產物,《朝陽溝》烙印荒謬時代的特殊徽章,卻不像同時期產生的大量其它戲劇作品一樣灰飛煙滅于歲月的塵埃,反而投合了不同現實語境中人們的真切喜好,這不能不算是戲劇史上一個有待深究的謎。文本的細讀使我們發現,《朝陽溝》內部的話語表述復雜而非單一。正是文本意義叢生的實質成就《朝陽溝》戲曲現代戲接受史上令人驚嘆的現象。本文試圖從三個部分對這一奇異現象做出一種解釋。
一、倫理與政治的合奏
文本的政治寓意不辯自明。《朝陽溝》創作其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已經火熱展開。《朝陽溝》的劇作者楊蘭春捕捉到了社會政治生活的這一重大主題,讓到城市上學的農民栓保畢業后“回鄉”生產,讓銀環和李桂蘭等城市青年“下鄉”勞動。文本歌頌了青年們對意識形態指令的熱情響應,同時顯然也美化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張揚了支撐這場運動、并為這場運動推波助瀾的價值理念。“總路線光芒萬丈”、“一日千里”,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語言在文本中俯拾即是,強烈的意識形態氣息不斷撲面而來。
偕同文本的政治敘事前行的是倫理敘事,概言之,是婚戀敘事。銀環下鄉到朝陽溝,“一來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二來和栓保家又有這樣的親戚,一舉兩得”。戲劇首場中的那一張照片是重要的舞臺道具,照片的被“撕”、被“扔”等都說明銀環與栓保倆人的愛情婚姻與政治理想合而為一。堅持愛情婚姻意味著堅持政治理想,而放棄政治理想則意味著放棄愛情婚姻。于是,“下鄉”,不僅是銀環實現政治理想的唯一途徑,也是銀環追求愛情婚姻的必要做法,銀環因此緊隨栓保奔向朝陽溝。
“翻過一架山來,走過一道洼”,朝陽溝里等候著迎接銀環的栓保家質樸、溫暖,洋溢著勃勃朝氣。展現在銀環面前的是一派生動活潑的鄉村家庭日常人倫圖景:栓保爹勤勉能干、栓保娘善良可親、小妹巧真天真可愛、二大娘等鄰里鄉親友好和氣。栓保一家盼媳婦的熱切情景,銀環媽與眾人的矛盾沖突等等諸多情節、場面都充滿著家庭倫理的盎然意趣。可以說,銀環的背叛城市家庭,同栓保趕往朝陽溝,在很大程度上帶有富家小姐定情貧賤公子并私奔的況味,從而契合了長期浸于中國傳統戲曲的觀眾的倫理訴求。同時,銀環的“離家出走”,追求政治理想自主和愛情婚姻自由,又必然與啟蒙話語熏陶下觀眾的理性與情感期許不謀而合 。
政治敘事與倫理敘事就這樣兩相交織在《朝陽溝》文本中。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后者,鼓蕩起觀眾對《朝陽溝》的高漲熱情。眾所周知,楊蘭春創作的主要資源是他1957年在河南省登封縣大冶鄉曹村的生活。與那里的農民朝夕相處,農村、農民給楊蘭春留下深刻的印象。正是在這樣深厚的生活積累和對人物深切認識的基礎上,楊蘭春又聯系到當時“上山下鄉”的社會熱潮,完成了《朝陽溝》。創作的這種實際情況正也說明,文本能夠取勝的是建基于作者熟識的生活和人物的倫理敘事,而絕非政治敘事。
二、鄉村意象的雙重性
與銀環所由來的城市相對應,朝陽溝是一個普通的鄉村。這個鄉村在銀環媽的描繪中與城市形成鮮明強烈的對比:“朝陽溝,路不平,山又高,溝又深,多見石頭少見人,在那里出氣也不勻。男女老少不講理,個個都是楞頭青”。在銀環媽看來,朝陽溝,作為地理空間的鄉村,貧窮、落后;作為人文空間的鄉村,又蠻橫、狹隘。總之,處于未開化的狀態,尤其不適合于安家落戶,“住下,我怕狼吃了我咧”。作為劇中最應該接受思想觀念改造的頑固人物,銀環媽對朝陽溝面貌的傳達顯然被宣告為無效,甚至是對朝陽溝面貌的極端扭曲。文本極力呈現出另一個真實的鄉村形象,它無論在物質層面,還是在文化層面都充滿詩情畫意。更重要的是,這個詩情畫意的鄉村并沒有像在同時期其它文本里那樣虛夸地繁榮,從而透支人們對鄉村的可能期望和祝福,而是入情入理,毫不夸張。有意思的在于,這個充分詩化了的鄉村一方面迎合了人們從中國傳統文學里獲取的對鄉村的一種固執的美好想象,一方面也代表了現代化的主導話語許給鄉村的一個充滿希望的未來。也就是說,朝陽溝,作為鄉村意象,同時承載了傳統和現代的雙重意義。
文本一再通過舞臺布景、人物唱詞等各種不同的手段展現了鄉村的優美風光。“溝套溝來山連山,山溝里空氣好實在新鮮。這架山好象獅子滾繡球,那道嶺丹鳳朝陽兩翅扇。清凌凌一股水春夏不斷,往上看通到跌水巖,好象珍珠倒卷簾。滿坡的野花一片又一片,梯田層層山腰纏。小野兔東蹦西跑穿山跳澗,這又是什么鳥點頭叫喚。”“花紅梨果像蒜辮把樹枝壓彎,油菜花隨風擺蝴蝶飛舞,莊稼苗綠油油好象絨氈。朝陽溝好地方名不虛傳”。諸如此類的唱段膾炙人口,早已傳唱于大江南北。文本同時當然也展現了鄉村民風淳樸的文化景觀。
這種物質和文化雙重層面上的鄉村對我們來說絕不陌生。作為農耕文明重要的表述產物,中國古典詩詞,尤其是浩如煙海的田園山水詩早已為我們構設了這樣的鄉村形象。譬如:“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在這樣的鄉村,人與自然、人與人形成了無比和諧的關系。從這個角度看,朝陽溝這個鄉村意象是非常傳統的。然而,正是這個傳統意義上的鄉村同時構成民族國家現代化的重要基礎。長期以來與主流意識形態據有的廟堂相對應,作為“獨善其身”的地理的和精神的堅實場域,鄉村這一次卻進入主流意識形態的規劃范疇,架構起現代化的烏托邦。主流意識形態為鄉村描繪的現代化藍圖在《朝陽溝》里也已經內化為朝陽溝鄉民對未來“美麗新世界”的信心,以及“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的信念。傳統與現代的雙重意義就這樣在朝陽溝這個鄉村意象上神奇遇合。
然而,事實上,自從現代化的理論系統從西方旅行到中國來后,鄉村與城市、傳統與現代這兩組二元對立話語便形成了異質同構的關系,從而鄉村作為傳統龐大的發源地,與現代兩相抗衡。在中國城市現代化的進程中,鄉村已經徹底淪落為“他者”,成為民族國家現代化的沉重負累。田園山水的鄉村掩藏不住自身貧瘠、困苦的經濟基礎的虛弱性,以及愚昧、落后的價值觀念的虛偽性。我們可以在魯迅先生的很多作品里看到他對這種鄉村中國深刻、犀利、無情又絕望的批判。而在《朝陽溝》里,鄉村意象卻揉合起傳統與現代的兩種意義。傳統與現代在當其時的文學世界里,及至在意識形態層面上開始了中國百年歷史上唯一的一次蜜月。
《朝陽溝》寫作其時,主流意識形態對鄉村現代化的構想也許只是為了掩飾城市不堪猛增的勞動力重負的嚴重危機。主流意識形態有必要描繪一個烏托邦來推行“上山下鄉”策略,從而緩解城市,乃至整個民族國家的困境。總之,這個烏托邦很快轟然倒塌,留給許多人的是被激情燃燒而傷痕累累的青春記憶。
三、戲曲美學元素的多樣化
1958年3月20日,《朝陽溝》由河南豫劇三團首演于鄭州,此后近半個世紀間,多次赴京晉演,均引起轟動。《朝陽溝》已然被視為豫劇甚至戲曲現代戲的一座重要豐碑,在一定程度上啟示和指導著戲曲現代戲的發展方向。與小說、詩歌等其它文學作品不同,作為戲曲藝術,《朝陽溝》是在楊蘭春文學劇本的基礎上,綜合表演、音樂、舞美等多種成分共同創作完成。藝術本體的這種獨特性決定了藝術欣賞的獨特性。《朝陽溝》多樣化的美學元素為它的被接受提供了廣闊的可能性。
中國戲曲欣賞方式的特殊性昭示我們不能簡單地從敘事藝術的認識角度出發去理解、探究戲曲的接受現象。唱念做打的藝術美學光輝甚至常常會掩蓋文本思想、內容上的缺憾。也正因此,從建國開始,傳統劇目的禁、演之爭一直還未塵埃落定。某些思想、內容上不入主流意識形態法眼的傳統劇目,卻可能凝聚著戲曲表演藝術的精華,承載巨大的承傳價值。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也可以理解樣板戲等所謂紅色經典重新流行的文化現象。甘陽分析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現的歌唱《紅太陽》等革命歌曲的“熱”時說,在歌者“漫不經心”的演唱過程中,“原有意義秩序由于無法粘著于特定表達符號而被不斷‘空洞化’、無意義化,而歌詞符號由于不再指示原有意義秩序也就成了無所依附的‘虛衍物’”,“正是在這意義秩序不斷空洞化、意指符號不斷虛衍化的過程中,唱者和聽者的感覺方式和表達結構從意義形態的重負下解放了出來,變得日益‘輕松化’、‘愉悅化’,無拘無束化”。因此,“對于那些聽見幾首歌會聯想到‘老毛陰魂不散’、‘民主意識太差’,甚至‘中國文化傳統’的高明評論家,大陸喜歡‘唱唱、玩玩’的民眾多半會哄堂大笑,答曰:‘甭再跟我玩深沉!’”同樣,今天,樣板戲的愛好者,也往往剝離了文本的意義負載,更多的是在娛樂追求中對樣板戲的音樂等藝術層面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戴錦華就記述過一段她和學生同時被樣板戲無比“現代”的音樂等藝術表現所震撼的經歷。
五十年,只是經典所必將穿行而過的時光隧道的小小一截。作為屈指可數的“中國戲曲現代戲優秀保留劇目”之一,被稱為“是供不斷深入開掘的文化寶藏”,《朝陽溝》的確值得研究探討。不管是要理性認識“戲曲現代戲”,還是要充分理解“戲曲現代戲”所體現的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內涵,《朝陽溝》都提供了一個典型的言說文本。本文從以上三個方面對《朝陽溝》引發的戲曲接受史上“特異存在”的分析,還僅僅是關注“戲曲現代戲”,探究其后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內涵的一個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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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及時擬定了《縣發展和改革局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全面深化平安建設工作實施方案》，明確了主要內容及責任分工
成立了縣發展和改革局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平安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要求各股室要充分認識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大意義，堅持主要領導親自抓，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地支持社會治理工作，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支持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大政治責任。
二是認真貫徹落實州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聯系會議辦公室工作要求
及時指導縣委編辦、縣市場監督管理局做好縣總工會統一代碼問題數據糾錯工作。
三是進一步規范和加強行政許可、行政處罰等信用信息公開工作
9月，我縣在州信用體系建設平臺規范填報行政許可（法人）3條、行政處罰（自然人）15條。今年來累計填報行政許可、行政處罰622條。
四是評定縣級信用村、縣級信用戶
一、依法履職，農經任務獲得了新發展
近幾年來，各級農經部分在黨委當局的指導下，適應農業和鄉村經濟開展的新要求，與時俱進，開辟立異，仔細履職，任務成果明顯，為鄉村變革和開展做出了積極奉獻。重點抓了以下四個方面的任務。
(一)依法增強鄉村地盤承包及流轉治理。近幾年來，各級當局及營業主管部分仔細貫徹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地盤承包法》和《四川省<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地盤承包法>施行方法》，并接踵出臺了一系列標準地盤流轉、妥帖處理地盤承包膠葛、不變完美地盤承包關系的標準性文件，完成了從依托行政敕令向依法行政、依法治理的改變。經過起勁，地盤承擔保理程度分明進步，全省鄉村地盤承包合同簽署率達96.27%；鄉村地盤承包膠葛獲得妥帖調處，化矛盾于底層，據我廳查詢計算，本年上半年，全省發作地盤承包膠葛32029件，經過調停處置29570件，仲裁處置157件；鄉村地盤流轉獲得推進，全省地盤流轉總面積達806萬畝，個中耕地678萬畝，占耕地總面積的11.35%。金堂、雙流引見了很好的經歷，遂寧的蓬溪、射洪獲得了很好的理論結果。
(二)具體維護農人正當權益。近幾年來，從標準農人擔負治理，到鄉村稅費變革再到具體作廢農業稅，中心出臺了一系列優農惠農政策，全省農人人均擔負由2000年的124元下降到2002年的75元，再到2007年的49.9元，“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獲得落實，已有五年沒有呈現因農人擔負過重激發的惡性事情。為順應鄉村情勢轉變，依照中心和省委、省當局的一致擺設，把農人擔負監管重點實時轉向涉農收費，并將地盤征用、惠農政策落實等歸入任務日程，拓寬了監管面。涉農收費價錢公示制、村內“一事一議”籌資籌勞準則、農人權益義務監視卡準則，以及擔負監測、告發、反省監視、案件查處等日常監控制度逐漸完美，完成了監視治理任務標準化和準則化，農人正當權益獲得有用維護。三臺縣以前的農人擔負是比擬重的，經過構建減負長效機制，獲得很好結果，資料曾經發給人人。總之，各級農經部分以對黨和人民高度擔任的立場，積極參加和推進鄉村稅費變革等鄉村綜合變革，為鄉村經濟開展和鄉村社會不變，做出了應有的奉獻。
(三)鄉村集體資產和財政治理標準化建立穩步推進。近幾年來，制訂完美了財政、資產、審計等方面的規章，指點集體經濟組織樹立健全治理準則，使村社財政治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鄉村集體財政和資產治理標準化建立正在穩步推進。上一年底計算，全省50767個村中，有村組管帳人員51209名，個中獲得《管帳證》的22265名，占43.8%。執行管帳集中辦公的鄉鎮1518個，占33.7%，觸及16579個村；執行管帳委派的鄉鎮231個，占5.1%，觸及2545個村；執行管帳托付署理的鄉鎮1632個，占36.2%，觸及19892個村。
(四)農人專業協作經濟組織指點任務逐漸增強。多年來，省委、省當局高度注重，有力地推進了農人專業協作經濟組織的開展。各級農經部分在家庭承包運營準則不不堅定的根底上，本著“民辦、民管、民受益”的準則，克制堅苦，遍及加大了任務指點力度。截止2007歲尾，全省共有農人專業協作經濟組織10593個，成員到達515.21萬名，帶動農戶530.75萬戶。農人專業協作經濟組織中，農人專業協作社4427個，個中曾經執行農產物出產質量規范的協作社2012個，樹立了農產物質量平安追溯準則的協作社237個，注冊了商標的專業協作社422個，經過無公害農產物、綠色食物、有機食物等各類農產物質量認證的專業協作社3697個。2007年，專業協作組織一致發賣農產物73.33億元，一致購置農業出產投入品31.41億元，固定資產凈值累計到達11.92億元。農人專業協作經濟組織已成為我省開展農業和鄉村經濟的一支主要重生力氣，有力地推進了農業財產化運營和鄉村經濟的開展。在專合組織開展方面，樂山市起步早，開展較標準，成效明顯。
二、順應情勢，充沛看法農經任務面對的新要求
跟著鄉村變革和開展的縱深推進，鄉村新的社會矛盾和問題不時展現。一是開展現代農業對農經任務提出新要求。現代農業的特征是商品化，偏向是集約化，目的是財產化。要順應開展現代農業的需求，就要不時立異與之相順應的農業出產運營方式和組織方式。因而，促進鄉村地盤流轉、開展適度規劃運營，加速開展農人專業協作經濟組織、進步農業出產組織化水平，是新期間農經任務的重點。二是農人權益維護日益緊迫。跟著城市化、工業化歷程的加速，占用農人集體地盤、鄉村生齒遷入城鎮、鄉村社會融入城市歷程不成逃避；根本農田維護、被征地農人的權益維護和社會保證等問題，成為各級指導關切、社會各界存眷、廣闊農人關懷的大事。三是減輕農人擔負機制需求進一步健全和完美。單個當地指導對減負任務的長時間性、復雜性和艱難性看法缺乏，思維有所渙散；在城鄉統籌開展進程中，當地求開展的要求過于急迫，一些根底性工程如新村規劃、舊村革新、興辦公益事業等都需求很多投入，農人擔負呈反彈趨向。四是農經部分本身建立需求增強。從全省的狀況看，有的當地農經機構被撤并、農經步隊被減弱、農經本能機能被弱化。截止2007歲尾,共有縣、鄉農經機構3369個，但不少是虛設。縣級農經人員1545人，鄉鎮8068人（個中約60%是兼職）,均勻每個鄉鎮1.82人；按崗亭性質分，事業人員7808人、占96%，公事員175人、占2.2%，其他85人、占1.8%。從各地反應和我們查詢的狀況看，除了少量鄉鎮當局設置農經崗亭，錄用一些公事員從事農經任務外，大都鄉鎮的農經干部在鄉鎮事業單元的公益性效勞本能機能崗亭競爭中保存了事業編制，兼職從事農經營業任務，這就形成農經任務依法行政、履職堅苦的場面。
農經任務在面對諸多問題的還，也面對新的課題。省委九屆四次全會提出加速開展義務，將農業現代化作為“三化”思緒之一。奇葆書記和巨峰省長對農業開展定位提出了明白要求，就是要在確保糧食平安的前提下，鼎力開展特征效益農業，推進農業財產化，構建現代農業系統。要開展現代化農業，沒有地盤流轉、集中，規劃化運營就是空論，各級農業部分，尤其是農經部分要在開展現代化進程中，解放思維，改變觀念，不時探究立異地盤流轉、集中的新形式，不時總結完美農人專業協作社開展的經歷，為農業現代化開展供應政策支撐。
三、克意進步，推進農經任務邁上新臺階
在新情勢下做好農經任務，推進農經任務邁上新臺階，必需解放思維，克意進步，科學掌握農經任務面對的新要求，準確處置好五個關系：一是處置好不變與變革立異的關系。不變是根底，是確保廣闊農人群眾好處的根本前提，是順暢完成各項農經任務義務的需要前提。農經任務一直與鄉村的不變和變革立異嚴密聯絡在一同，跟著工業化、城鎮化歷程的加速，我國社會構造發作了嚴重轉變，處理分歧好處群體之間的矛盾，構建鄉村調和社會，促進農業和鄉村開展，成為農經任務的主要內容。二是處置好維護農人權益與開展出產的關系。維護農人權益和開展出產實質上是一致的，必需統籌。只要出產開展了，才干為增收打下堅實的物質根底；只要收入添加了，才干從基本上調動農人的積極性，完成廣闊農人群眾的久遠好處和權益。三是處置好律例政策建立和貫徹落實的關系。鄉村變革的深化和鄉村經濟的開展要求我們必需要注重法制建立。近幾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地盤承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農人專業協作社法》、《四川省<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地盤承包法>施行方法》等司法和配套律例接踵出臺，鄉村運營治理的各項任務依法行政、依法治理的格式正在逐漸構成。我們要把精神更多地投入到抓貫徹、抓落實上來。四是處置好治理和效勞的關系。中心提出扎扎實實推進效勞型當局建立，把公共效勞和社會治理放在愈加主要的地位。農經部分切近底層，切近農人，要依照中心的要求，起勁完成治理與效勞有機連系，在依法抓好治理的根底上展開效勞，在效勞中施行治理，經過效勞強化治理，在立異治理中提拔效勞。五是處置好本身建立與增強部分共同的關系。農經任務眉目多、義務重、責任大。我們必然要摒棄傳統觀念的局限，加強大局認識、立異認識，審時度勢，在抓本身建立的還，本著有利于維護農人群眾的權益、有利于強農惠農政策的落實、有利于農經任務開展的準則，積極自動地增強與有關部分的協調、溝通、共同，經過樹立諸如“聯席會議準則”、“結合發文”、“結合反省”等互動共同任務機制，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做好農經任務。
(一)以完美鄉村地盤承包關系為中心，立異地盤流起色制，開展地盤適度規劃運營。要實在完美地盤延包后續任務，加速推進承包運營權證的發放，樹立健全地盤承包運營權注銷準則，增強地盤承包檔案標準治理。在依法自愿有償的前提下，積極探究地盤承包運營權流轉新機制。指導農人以地盤承包運營權入股組建協作社，協作社自立運營或流轉給專業化出產企業、業主集中運營，完成地盤的規劃化、集約化、專業化出產，不時提拔地盤收益和經濟效益。金堂縣轉龍鎮的“大、小集中”形式值得借鑒，其做法首要是以地盤承包運營權入股，組建地盤股份協作社，執行“按股分紅、一致運營”的方法，施行地盤運營“大集中”，當前，該鎮已引入龍騰、金福、金輝公司等農業財產化企業在仙人橋等村流轉2200余畝地盤，成片開展蠶桑1000余畝，開展桑園雞1200余畝，帶動農戶新種桑3000多畝，估計戶均增收2000元以上；按照協商互利的準則，由鎮、村、組牽頭對局部農戶承包地盤按規劃運營趨向交換重組，變零散渙散為相對集中，施行地盤運營“小集中”，該鎮仁和村8組施行地盤交換重組，把本來295塊旱地釀成了目前的27塊，由本來的83塊稻田釀成了目前的27塊，新增耕地1.8畝，引進業主開展以蠶桑為主的種養殖業及林下綜合開拓200畝，帶動20畝以上規劃運營的農戶5戶。遂寧市已建地盤流轉協作社114個，入社農戶17545戶，成員總數61571人，集中運營地盤面積48691.3畝。探究地盤承包運營權股權化，指導農人以地盤承包運營權的悉數或局部折價入股，作為企業的投資，接納“保底收入、紅利分紅”的方式來一起開展農業和鄉村經濟。有前提的當地樹立流轉效勞中間，建立地盤流轉平臺，對地盤流轉的供求信息進行匯集和，承受農戶托付流轉地盤，指點出讓方和受讓方簽署合同，樹立地盤承包運營權流轉檔案，促進地盤的順暢流轉，完成作哈副省長提出的耕地流轉目的。還，還要研討加速鄉村地盤承包運營權流轉的詳細辦法，雙流縣連系鄉村產權準則變革試點任務，應用鄉村地盤承包運營權典當向鄉村信譽聯社借款獲得了打破，該縣宗富枇杷栽種專業協作社等四家協作社應用本社社員141畝鄉村地盤承包運營權，向鄉村信譽聯社典當借款融資100萬元，為農人出產運營開拓了新的融資渠道；成都會組建成立了市鄉村產權流轉擔保公司，對地盤承包運營權等鄉村產權的流轉展開擔保營業，確保地盤流轉和規劃運營正常有用進行。與此還，還要持續推進鄉村地盤承包膠葛仲裁試點，妥帖處置鄉村地盤承包膠葛，化解矛盾，實在維護鄉村社會不變。
(二)以貫徹施行《農人專業協作社法》為契機，促進農人專業協作經濟組織又好又快開展。開展農人專業協作經濟組織，是黨的十七大提出的新要求，是中國特征農業現代化路途的主要內容。我們要緊緊掌握時機，加速促進農人專業協作經濟組織的開展。一是仔細履職。各級農業部分要把開展農人專業協作經濟組織上升到現代農業準則建立的高度來看法，把開展農人專業協作經濟組織作為建立現代農業的大事，列入往后的重點任務內容，實在抓緊抓好。要嚴厲依照《農人專業協作社法》和川府發[2008]5號文件付與農業行政主管部分的職責，仔細擔任地做好農人專業協作社的各項任務，要實時向本地黨委、人大、當局報告請示有關任務，爭奪指導注重。要牽好頭，服好務，自動增強與開展變革、財務、工商、稅務、金融等有關部分的協調溝通，構成各方面支撐農人專業協作組織開展的合力。二是制訂攙扶政策。各級農業部分要自動與相關部分協分配合，制訂出有利于促進農人專業協作經濟組織加速開展的攙扶政策。我廳預備整合各類項目資金，盡可能會優質糧食財產工程、農業規范化、測土配方施肥、科技入戶、鄉村適用人才培訓、科技示范場等各類農業財務專項和根本建立項目，托付有前提的農人專業協作社施行，開拓有當地特征的名特優農產物，開展特征效益農業。積極展開農人專業協作社產物直接進入城市大型超市、在城市樹立連鎖店、直銷店等試點任務。積極接納支撐、補助等方法，普遍發動和組織有前提的農人專業協作社參與有關農產物買賣洽商會、博覽會等運動，協助農人專業協作社開辟產物市場。探究與有關金融機構結合授信等方法，協助處理農人專業協作社借款難的問題。探究經過農人專業協作社展開農業保險的有用方法，協助農人專業協作社防備化解市場風險和天然風險。三是標準開展。要以貫徹施行《農人專業協作社法》為契機，以示范項目建立為載體，重點依托省、市、縣三級任務平臺，展開培養“農人專業協作社示范社”運動。各市縣依據本地優勢財產或特征財產，連系分歧財產開展狀況，每個市縣每年要培養“農人專業協作社示范社”3—5個，省上從市、縣級示范社中每年擇優培養100個省級“農人專業協作社示范社”，做大做強一批財產根底牢、運營規劃大、質量平安優、品牌效益高、出口才能強、效勞設備全、帶動農戶多、社會結果好的示范專業協作社。四是搞好立法調研。“四川省《中華人民共和國農人專業協作社法》施行方法”正緊鑼密鼓進行立法調研，下一年爭奪出臺。各市州要展開響應的調研任務，為“施行方法”的出臺獻計獻策。總之，全省上下齊心合力，到達作哈副省長提出的新建農人專業協作經濟組織的要求。本年，恰當時分再專門召開一次農人專業協作社建立經歷交流會，評選表揚一批開展相對標準的農人專業協作社示范社。
(三)以避免農人擔負反彈為重點，逐漸完美農人擔負監視治理長效機制。2007年，全國農人擔負呈現了稅費變革以來的初次反彈，作為農人擔負監管部分，對這個景象要惹起高度注重。起首要健全農人擔負監管的長效機制。在首要指導負總責，相關部分齊抓共管的任務運起色制根底上，重點完美涉農收費文件“審核制”、涉農價錢和收費“公示制”、鄉村公費訂閱報刊“限額制”、農人權益義務“監視卡制”、涉農案（事）件“責任追查制”等五項根本準則。要持續對農人擔負較重、問題較多的縣（市）展開綜合管理。要會同有關部分深化展開對重點范疇的專項管理，集中抓好農人建房多收亂罰、鄉村中小學亂收費、向農人專業協作社亂收費等三方面的專項整治。農人擔負反省準則，不時進步反省質量，重點督辦查處因修路強行向農人集資分攤、變換方式向農人亂收費和平調、調用農人各類補助賠償款等三類問題。還增強對“一事一議”籌資籌勞的查詢、指點和監管，在政策界線內指導農人經過“一事一議”改善本身的出產生涯前提。有前提的當地可以選擇試點，探究樹立以當局津貼資金為指導、籌補連系的村級公益事業建立投入機制。
(四)以完美鄉村財政治理標準化為抓手，積極推進鄉村底層黨風廉政建立。鼎力推進財政治理常常化、標準化、準則化，具體落實財政公開和民主辦財準則，做到真公開和常公開，是增強鄉村黨風廉政建立的主要內容之一。要加大施行財政公開的任務力度，進步公開質量，務必使農人群眾稱心。積極推進鄉村底層黨風廉政建立。要夯實根底任務，增強行業規范建立，推進各項集體資產和財政治理準則、任務流程、財政帳簿報表、資產臺帳、檔案治理的標準建立和普及。本年爭奪創立全國第二批鄉村集體財政治理標準化示范單元9個；還，我們正在積極籌措，每年展開100個省級鄉村集體財政治理標準化試點。各市（州）、縣也要制訂規劃，接納有力的辦法，完成作哈副省長提出的到2012年財政治理標準化的村到達80%以上的目的。
(五)完美機制，進步才能，確保各項任務落到實處。增強農經任務，不變農經步隊，是各級黨委、當局增強農業和鄉村任務的詳細辦法。《國務院關于深化變革增強底層農業技能推行系統建立的定見》（國發[2006]30號文件）中明白指出：“鄉村運營治理系統不再列入底層農業技能推行系統，鄉村地盤承擔保理、農人擔負監視治理、鄉村集體資產財政治理等行政本能機能列入當局職責，確保實行好本能機能。”這證實中心對農經任務極端注重、農經任務十分主要。各市、州要積極與有關部分溝通、協調，多報告請示狀況，多反映問題，實在理順農經任務體系體例，確保鄉村地盤承包、農人擔負監管、鄉村集體資產及財政治理等各項任務在鄉鎮有機構承當，有專人擔任，把黨的方針政策落到實處。關于農經總站參公治理的問題，廳黨組長短常注重的，正在積極做任務。
關鍵詞：人口流動；鄉村治理、制度創新
中圖分類號：C912.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949X(2008)-12-0021-02
鄉村治理作為一個概念，在1990年代末開始被國內學界使用，不久即流行起來。具體地說，當代中國鄉村治理研究的興起，與解體和村民自治的推行有關。解體后，如何重組中國農村基層社會，成為各界十分關注的問題。到1980年代末，推行村民自治已經成為各方面的共識。如何具體實施村民自治，在實施村民自治的過程中，如何解決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就不僅成為政策部門迫在眉睫需要面對的問題，而且成為學界的理想研究課題。在這個背景下，1990年代，國內以從事政治學教學和研究為主的一批學者開始關注村民自治，并進入農村第一線，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在農村實踐的過程與機制，從而較好地將理論與實踐結合在了一起。
一、農村人口流動視閾下鄉村治理實態
流動是一個社會發展的重要變量。從宏觀上講，流動促使我國經濟結構逐步協調和優化、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微觀上講，流動促使了農民現代性的生長、社會地位的提升和公民文化的形成。但是，流動帶給國家、社會及農民個人的積極效用在很大層面上卻又具有非均衡性，甚或單向性。詳言之，流動在將絕大部分社會正面效益集中于流入地和流動農民的同時，卻不可避免地將消極的、負面的效益拋給了流出地和留守農民。這一社會現象必須要引起政府高度重視和社會密切關注，否則會導致農村社會的凋敝，在一定程度上會造成社會的動蕩。
1.流動促使“鄉政村治”下的“草根民主”漸發蛻變并引發鄉村政權“內卷化”[1]。按常理，流動會促使一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但是，對于我國鄉村農村社會，卻并非如此，20世紀90年代，逐漸興起的“民工潮”并未給農村社會注入可持續發展的生產要素，反而造成了鄉村知識、人力、技術、人才及市場的“經濟性”外流。鄉村人口流動的主體是鄉村青年勞力和知識精英階層的外流。1978年后，國家意欲建構“村民自治”框架來達到對鄉村社會的治理，實現鄉村社會的“草根民主”。農村人口流動的結果是“鄉村最緊迫需求的資金、人才、知識和需求大量向城市集中，以至造成鄉村發展的‘空心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口流動表現為一種上位流動，鄉村流動主體在年齡、知識、才能等方面具有相對優勢。近年來，國內學者實地調研證實，農村外流人口中35歲以下的青年人占總數的86. 3%，外流人口的整體素質普遍高于留守者。鄉村基層民主“草根”表現出一種實質枯萎態勢，鄉村政權出現一種有增長無發展的“內卷化”趨向。
2.流動并未帶來農地經營“規模化”，而更趨向于農業“過密化”。在人口壓力下，農業“過密化”使得我國農業經濟逐漸變為一種“糊口經濟”。農地，對于農民而言，首先表現為“生存資料”，活命的基礎，而不是“資源優化配置”的生產要素，農地所承載的社會保障功能在逐漸“超越”其生產功能[2]。土地的家庭承包，不僅造成土地的細碎化、分散化，難以形成“規模經營”農業可持續發展，而且造成土地難以流轉，難以按資本、技術、知識相對優勢來配置土地。農民流動在很大程度上卻造成了土地撂荒、拋荒等畸象，導致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低效，直接影響農村的健康有序發展。
3.流動帶給既定村民更深的“相對剝奪感”，鄉村治理成本增加且效能趨下。國內外學者實地調研證實，流動會促使農民現代性增強與傳統性削弱。誠如周曉虹所言:“農民流動本身就是一所培養農民現代性的大學校。”[3]農民現代性的提升會促使農民政治文化的現代化和鄉村治理效能增強。但是這樣的積極效用卻并未在鄉村社會產生。反而，由于年齡、性別、知識、才能、素質等原因使得未流動農民更多接受到的是關于流動農民上位提升的信息以及城市居民的生活優越性。城市生活參照系的絕對優勢使未流動農民內心逐漸產生并積聚起一種強烈的“不斷增強的受挫感”。他們感受到的是他們與城市居民之間的生活差距并非因經濟發展而帶來一種縮小，現實使未流動農民的“期望-收益比”變得無法彌合。美國學者古爾(T?Gurr)認為，帶給社會動蕩或變革，“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貧窮而是相對剝奪感”。“相對剝奪感”是一種“現實與期待的負面差距”，是一種典型的“忿忿不平”。當前，廣大農村正在形成并蔓延的“相對剝奪感”，是引發社會沖突的根源之一，直接導致農民對現有權威政治的疏離和文化認同下降。這些現象不利于我國民主政治建設與和諧社會的構建。
三、構建鄉村治理的有效對策
在構建現代社會進程中，鄉村治理結構的重建，亟待政府、社會及鄉村等對現有社會資源重新配置和組合，尤其是政府要不斷完善已有制度安排并適時進行制度創新。
（一）加快城鄉二元社會結構解構步伐，促使社會資源的有序流動
城鄉對立二元結構是影響我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基本體制矛盾。這個矛盾主要體現為資源配置和流動的失衡性和偏向性。政府通過一系列政治制度供給和政策出臺，給予城市和工業分割、占據資源的“相對比較優勢”，即社會資源存量及增量的流動和分配偏向于城市和工業。這就相對剝奪了鄉村社會發展的可利用資源，其中包括鄉村治理結構的有效性。中國社會穩定和發展的潛在最大危險是增長收益得不到普遍分享，特別是廣袤的鄉村被排除在獲益之外。當前，農村人口流動最大的特征是促使鄉村社會發展的核心要素，譬如年齡、知識、資本、能力以及市場等更多的表現為一種鄉村流往城市的單向性，而這又導致鄉村社會發展資源的更為稀缺性。在資源不可回流的情況下，傳統的鄉村結構在不斷“復制”而導致鄉村出現調蔽，鄉村有效治理成本加大。鄉村社會發展的相對弱勢，使得政府應通過傾斜性制度供給來不斷加以彌合。對此，首先政府應對破解二元社會結構不斷“催化”以求“加速”。目前，我國二元結構的解構，無論在理論界還是政策界，均成定說。政府應加大力度促使二元結構盡快解構，為鄉村有效治理提供制度環境。這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戶籍制度，改革的導向就是要建立城鄉一體的市民制度。
(二)加快鄉村農地流轉制度建立健全，促使農地的“規模經營”
當前，影響鄉村有效治理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鄉村農地配置并未由于農村人口流動而促成“規模經營”，反而出現大量農地的擱荒、撂荒等現象。究其原委，從經濟學角度講，其中不乏有我國人地關系高度緊張而導致農地生產意義的萎縮和退化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國農地流轉制度的缺失和低效。在中國，農地的高產主要是通過對單位土地不斷追加勞動力要素投資而獲取的，并非是通過資本、技術、信息等生產要素的投入。誠如美國學者德珀金斯認為:在中國農業發展中，“造成單產提高的主要動力是人口的增加”。中國農村土地生產率不斷提高的背后卻隱藏著邊際農業勞動生產率逐步下降，農業有增長卻無發展的“農業內卷化”將影響農村結構變遷和鄉村社會治理。因此，政府應該加速建立健全農村土地流轉制度。一是要加快土地流轉的立法。應盡快制定和出臺農村土地流轉的法律法規，對于農民土地權利的界定、承包經營權流轉的補償標準及收益分配、土地流轉的管理、土地糾紛的處理等基層難以解決的問題，通過調查研究后加以規定，使農村土地流轉納入法制化軌道。二是大力培育土地流轉的中介組織。鄉鎮可以依托經管站建立土地中介組織，負責土地流轉的管理及中介，包括土地流轉規劃、收集土地供求信息；進行項目推介，規范土地流轉程序，指導辦理土地流轉手續，協調處理各方關系，搞好土地流轉的服務。三是準確定位鄉村組織在推進土地流轉中的角色。加強管理和搞好服務，包括土地流轉的資格審查、合同簽證等工作，為土地流轉提供信息、中介、協調等服務。
(三)加快鄉村政治、經濟、文化等組織建設，增強農民參與鄉村治理效能
在現代民主法治社會中，社會組織是每個社會成員權利維護及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途徑。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謬爾?亨廷頓指出:“組織是通往政治權力之路，也是穩定的基礎，因而也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公民有組織地參與政治是現代社會政治發展的一個趨向。”[4]故可知，組織是一個群體權利的保障，它可以提高群體在社會規則中的談判地位，強化農民與政府、社會的對話權能。而且鄉村公民通過組織可以獲取政治參與意識和能力、提高經濟技能和塑造現代文明規范。因此，政府應積極鼓勵和支持農民創建和參與組織，這樣的組織可以是政治層面的、也可是經濟層面的，亦可是文化層面的，最大限度地把農民組織起來。通過組織，使農民擁有實現權利的組織載體，這不僅可以增強其作為一個社會群體主張權利的“話語權”，也可以在“鄉政”和“村治”之間架構有效的溝通渠道。國內學者何慧麗教授在河南蘭考進行的鄉村建設實驗中積極創新農村文化組織并取得一定成績，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組織提升農民現代性的效能。
四、小結
毫無疑問，在現代化進程中，農村人口會進一步向城市集中，城鄉差別會有所擴大，鄉村的“相對被剝奪地位”也不可能很快改變。但城市的發展不能以鄉村的衰敗為代價，中國的發展除了城市突破以外，還必須有“綠色的崛起”，即鄉村的發展和穩定。
參考文獻：
[1]徐勇.掙脫土地束縛之后的鄉村困境及應對――農村人口流動與鄉村治理的一項相關性分析[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0(2).
[2] 韋林珍,鐘海.農民工政治文化的嬗變與和諧社會構建[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