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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焊接技術;焊接成套設備;中職教育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661(2012)11-0032-01
一、現代焊接技術的特點
(一)新技術的廣泛應用
人們在看到科技的日新月異時,也可以發現許多新的技術被廣泛應用與生活的各個領域,焊接領域亦不例外。各種新的技術被廣泛應用于焊接領域里,這不僅奠定了焊接技術發展的基礎,還使得焊接技術的能力獲得了顯著的提高,技術應用的范圍獲得極大的推廣。因此我國中職學校在培養人才的時候不能僅僅局限于某個方面或者領域,而需要擴大焊接教育的應用領域。
(二)焊接方法各具特色
目前具有特色的焊接方法有幾十種,被廣泛的應用在交通,能源,機械,化工,電子,特種設備,石油,航空航天等諸多的領域。隨著新的科學技術日益改進和發展焊接技術的同時,焊接技術不僅獲得了快速發展,而且還形成了一些獨具特色的焊接方法。為適應這種情形我國的中職焊接教育需要加快目前的教學方式,不能停留在曾經的缺乏特色的技術教學。
二、焊接技術與焊接設備的發展及趨勢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和科技都以一種一往無前的態勢向前快速飛奔,我國的焊接技術和焊接設備也緊隨著科技發展的腳步,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與國外的焊接設備相比,我國的焊接設備也在向高精度、高可靠性、高質量,智能化控制、數字化、集成化、大型化以及多功能化方面發展,雖然依舊以國外的焊接設備存在一定的距離,但是這種距離正在以可見的速度縮短。然而我國的中職院校對焊接技術的教學并要跟上我國時代的要求還存在一定的缺陷。
我國的弧焊設備已經慢慢接近國際水平,我國一直在對產品的結構進行調整,對產品的檔次要求也一直在提高,發展的方向已經明確于大力發展逆變式焊接電源和自動或者半自動的接焊機設備。我國對高效節能的二氧化碳焊接的發展更是不遺余力。電阻焊技術的研究發展方向則是走大、中功率為主的研究方向。對于電磁兼容技術也在焊接設備中得到了應有的重視,獲得了有效的推廣應用。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需要,對生產能力的需求也越來越高,對與生產設備的配套性和專業性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因此在焊接領域里,對成套的專業的設備需求量也變得非常大,這不僅在應用范圍方面,也是技術的性能要求提出了挑戰,因此我國的企業在生產焊接設備的時候將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如何生成更加高效的,更加成熟的設備和工藝,并要在設備的成套和專業方面取得一些突破才可以。而我國的中職教育也應當在培養焊接技術人才的時候,也應當具有前瞻性,以適應將來的新技術變化。
三、電焊技術材料發展趨勢
對于焊接材料的發展,我國的焊接材料產量是第一位的,但是焊接材料的產品結構卻令人不容樂觀,和發達國家的材料產品結構相比,其差距實太過明顯。為了趕上發達國家的材料產品的生產結構,我國需要不斷的調整材料生產結構,努力向而且必須向高效率、高質量、低成本和自動化方向發展,以期趕上由美、日等國引領的生產發展潮流。從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焊接材料發展情況來看,手工材料的生產逐漸減少, 而自動化材料的生產則在不斷的增加,我國生產的接焊材料多是普通的焊接材料,在整個焊接材料生產和消費總量中所占比例十分巨大,普通的材料由于對生產技術要求不高,我國面臨著生產能力膨脹,供過于求的尷尬局面,而企業也在這種局面中竟是采取了“低成本,低品質、低售價”的惡性競爭手段,造成了我國的普通焊接材料生產幾乎沒有任何的技術進步,甚至出現倒退的現象。我國焊接材料的國外市場由于企業的這些做法也給我國的“焊材形象”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惡劣影響。
現在我國的焊接材料發展的主要障礙就是埋弧焊實心焊絲的品種和氣體保護實心焊絲的品質和品種不能夠滿足市場的需求。當然這種不能滿足也存在于各種不同強度級別的耐熱鋼焊絲,低溫鋼焊絲,高強鋼焊絲等。在研制方面,我國對自保護和堆焊用藥芯焊絲的研究迫切需要加快腳步,以便能夠在生產和應用方面獲得更好的效果。目前世界上推出的無鍍銅焊絲其實就是特種涂層焊絲,只是因為每個廠家的涂層成分不同,表面的處理上也存在許多的差異,所以性能也存在許多的差異。對這種工藝,如果涂層性能優良,表面處理工藝先進,這種特種涂層焊絲不僅能夠防生銹和起到作用,還能夠在焊接過程中不產生銅煙塵,這不僅減少了焊接過程中的飛濺,還提升了焊絲的電弧穩定性。
四、結合我國焊接技術發展對我國中職教育的要求
韓國與我國同屬于東亞儒家文化圈,兩國有著相似的社會文化背景,從這一層面說,具體了解韓國基礎教育階段歷史教育的研究現狀及發展趨勢,必然會為我國歷史教育教學的改革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
現今社會,素質教育逐漸取代原來的應試教育被人們所重視,而“素養”一詞成為教育過程中的關鍵詞匯。歷史教育作為培養人們的人文素養的重要途徑之一,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很多教育學者都致力于研究有關歷史教育的內容,并且熱衷于介紹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的歷史教育。
中韓在歷史教育方面的比較研究和學術交流不是很多,其主要原因在于長期以來韓國和中國都偏重于研究歐美發達國家的歷史教育。在韓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受到國際化趨勢的影響,為了學習外國的先進教育理論,只注重收集發達國家的教科書及教育資料進行分析和比較研究,以此達到學習先進教育理論的目的,但是由于研究過于偏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教育模式,結果出現水土不服的現象。
在我國,教育界關注的焦點多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教育理念及模式,學科教育比較研究多是同歐美、日本學科教育進行的比較。但是,就我國實際情況而言,歐美國家在諸多方面都與中國有顯著的差異,可資借鑒的意義不大。韓國與我國同屬東亞儒家文化圈,兩國有相似的社會文化背景,從這一層面說,具體了解韓國基礎教育階段歷史教育的研究現狀及發展趨勢,對我國歷史教育的研究和發展無疑會有更大的啟示與借鑒作用。
一、韓國基礎教育階段歷史教育的研究現狀
在我國,對于韓國教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自從1992年我國與韓國建立外交關系以后,有關韓國教育的研究逐漸得以開展。
其中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孫啟林的《戰后韓國教育研究》和池青山等的《韓國教育研究》(1995年)、田以麟的《今日韓國教育》(1996年)、索豐的《韓國基礎教育》(2003年)、孫啟林和安玉祥的《韓國科技與教育發展》(2004年)、蔡正默和李光華的《韓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與新教育體制》(2009年)、艾宏歌的《當代韓國教育政策與改革動向》(2011年)等。這些研究成果都是我國學者對韓國教育研究的重要成果,這些研究都是比較全面、概括地論述韓國教育的各個方面,并且在部分內容里涉及有關韓國基礎教育階段歷史教育的一些內容。
直接對韓國歷史教育方面的相關研究有,許華和劉傳德的《韓國的歷史教學》(1998年)、趙亞夫的《韓國社會科課程中的國史教育》(2003年)、許斌的《從中學歷史教科書看韓國的愛國主義教育》(2006年)、沈海燕的《中韓歷史教育的德育作用淺析》(2012年)、尹姬燕的《中韓初中世界史教科書比較研究》(2013年)等。這些研究比較系統、全面地介紹了韓國的歷史教育、歷史課程、歷史教科書等方面的內容,并且根據介紹和比較總結出了一些有助于促進我國歷史教育發展的啟示及建議。
但是從總體看,我國學者對韓國中小學歷史教育的研究不夠深入,可參考的有價值的資料十分有限,使得已經形成的研究不完全是深入研究之后完成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比較簡略。
韓國學者對本國教育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如:孫峰浩的《韓國社會的前途和市民教育》(1997年)、車照日的《對社會科通合課程標準模型的研究》(1999年)、樸采亨的《課程標準地域化的性質和課題》(2003年)等,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韓國的學校教育進行較詳盡的闡述,對了解韓國的學校課程及課程標準提供參考。但是,多數的研究集中在詳細論述本國的具體情況上,相比較而言對其他國家的研究不是很多。另外,金榮華教授著的《韓國社會與教育》、鄭范謨的《教育與教學》、金鐘哲的《韓國教育政策研究》等都闡述了韓國社會的現狀和社會教育的開展。
韓國對本國歷史教育的相關研究,主要有:梨花女子大學趙瑞衍的《國民學校歷史教育內容的相關研究》(1993年)、建國大學楊承德的《初等學校社會課第6次和7次教育課程歷史部分的內容分析:以初等學校3~6年級為中心》(2002年)、全州大學崔南淑的《小學教師對歷史教育的實況分析:以全州市小學教師為中心》(2009年)、慶仁教育大學崔潤靜的《2007年改正教育課程小學社會課歷史領域的分析》(2012年)、漢陽大學申慧敏的《依據社會科統合論議與教育課程變遷的歷史教育研究:以2007年改正與2009年改正教育課程為中心》(2012年),這些研究具體的將韓國基礎教育階段的歷史教育的各個方面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如中小學歷史教育課程、中小學歷史教科書、中小學歷史教育內容等,對了解韓國基礎教育階段歷史教育有很重要的作用。
綜上所述,中韓兩國的諸多學者們對韓國基礎教育階段歷史教育,做了很多介紹和分析,形成了許多令人稱贊的研究成果。但是總的來說,我國有關韓國歷史教育的研究比較少。究其原因,一是中國把研究的重點放在了對美、日、德、法、英等發達國家的研究上,而對韓國歷史教育不夠重視,使得可參考的有價值的資料有限;二是因為語言障礙,使得已有的研究成果比較簡略,因此對韓國歷史教育的研究還存在許多制約性因素。
二、韓國基礎教育階段歷史教育的發展趨勢
在21世紀人類發展過程中,教育將發揮重要的作用。作為教育重要組成部分的歷史教育亦擔負重要的責任。但是韓國歷史教育的現狀與21世紀社會發展對人的需求之間還存在距離,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1.在教育觀念和課程體系中,不同程度地存在“重理輕文”現象,這是人類發展進人新時期,功利主義在教育中的一種表現。當今世界,人們對物質財富需求的重視程度與對精神財富需求的重視程度往往處于失衡的狀態,表現在社會各領域中,當然也包括教育領域,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重視自然科學而輕視人文社會科學的狀況,歷史教育的問題不如科學教育那樣容易受到人們的關注。
調查表明,大、中學生和青年人的歷史知識普遍缺乏,面對各種社會問題,他們常常束手無策,不會運用歷史思維對其進行全面的分析。這種狀況極為令人擔憂,也引起越來越多的人重視。
2.在歷史課程建設上,綜合還是分科仍是需要關注的問題。到目前為止,在科學教育領域中,綜合編訂課程成了各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中帶有普遍性的一種趨勢。從歷史學與人文社會學科的功能看,歷史教育有獨特的、不可替代的教育功能,在綜合課程中,這種獨特的功能是被削弱還是合理地得到加強,不僅是韓國而且是當前各國綜合社會課程建設面臨的共同問題。
這樣說來,在科學或學科的層面上,要把歷史學與其他社會學科的內容綜合起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其中有許多問題是教育發展到今天人們還無法解決的。這說明,在對待“文科”課程是采用分科還是綜合這一問題上,還需要很長的探索之路。
3.依據怎樣的價值取向恰當地選擇歷史課程內容,是面臨的又一重要課題。進入20世紀90年代,在韓國歷史教育改革中,如何選擇課程內容是一個普遍受到關注的問題。在處理這一問題的過程中,怎樣確定選擇課程內容的價值取向,也是爭論的一個焦點。
關鍵詞:中華文化;國際傳播;國際漢語教師;跨文化能力;文化間性
中圖分類號:G1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6)05-0140-05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給人類發展帶來巨大契機的“全球化”就一直被學界視為一個核心議題。但不可否認的是,全球化格局在初露端倪之時就與各種不平等掛鉤。在21世紀的當今,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們互相依存、互相關聯。倘若彼此之間無法建立和諧的、互惠性的跨文化關系,弱勢文化將難以生存和發展。人們面臨的文化危機,并不僅僅是文化權力的博弈,更是交流的深刻無奈,是刻板印象的加劇。是對外來強勢文化的追捧和對己文化的不自信。而文化自主“走出去”。體現的不光是一種文化自信心,更是一種積極且理性的文化態度,是全球化時代對文化的生存與發展提出的新要求。
一、以人為核心:文化走出去之關鍵
中國的文化版圖每一天都在發生變化。傳統文化的現代傳承和對文化多樣性的保護受到了史元前例的挑戰。當人們意識到這種變化在全球化時代成為常態之時。文化危機感也與日俱增。如今我們率先向國際社會傳播的是一種純粹的中華民族文化,它既包括傳統文化之精髓,也有現代社會和諧治理的主張。但倘若把握不好傳播這種純粹性文化主張的分寸和方法,便會遭遇他者的抵制――我們眼睜睜地看見他者對我們這種帶有善良愿望的文化傳播活動進行”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解讀,卻束手無策。
國內學界對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的意義多從“軟實力”的角度來進行論述,這意味著進入21世紀之后,國際關系和權力的博弈迎來了一個嶄新的時代,人們征服世界的切入口從硬實力轉向了以文化為武器的軟實力。日本學者青木保先生雖然十分看重文化軟實力理論,卻對當今愈演愈烈的“文化政治化”趨勢提出了自己的擔憂。他認為,現代國家、社會和人類應該以“異文化的理解”為基礎。充分意識到“多元主義”的重要性,并沿著“協調”和“友善的說服”的路線前行。讓文化充分發揮“第二自然”的作用。若想對不同文化之間的關系進行均衡與協調。則需要以一種“擯棄了意識形態對立的思維模式來重新審視這個世界”,并在某種程度上“遵守或必須達到”文化傳播的“世界模式”。
雖然學界―致認為,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需要通過雙向的交流和對話來完成,而非單主體、單向度、單聲道的“三單式”自我宣傳。可問題是,這種“雙向”的傳播模式到底該如何從理論落實到實踐中去呢?互聯網時代造就了新的全球傳播格局,也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方式和關系建構的方式。學界對大眾傳播渠道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卻逐漸忽視了恰是不容被忽視的人類傳播活動之核心的人際傳播。從傳播效果和影響力來看。以交往和對話為基礎的人際傳播更加注重文化主體間的互動過程以及意義的創新與重構,是影響最為直接且經得住考驗的一種傳播方式。也就是說,愈是回歸到“人”的層面,愈能落實從單向宣傳到雙向交流的轉向。這種以人為交流主體的文化傳播也因其真實性和互動性而更具說服力。
以英國、法國和德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幾乎都將其語言文化傳播機構視為本土文化國際傳播與交流的重要載體,中國的孔子學院也在這股國際潮流的影響下應運而生。然而實現傳播效果的最大化,其關鍵還是要立足于人。文化的對外傳播。遠非向他者描述異域文化的某種代表性之物或是講述異域文化的一個新奇故事那么簡單,除了意義的“給予”之外,還強調意義的“獲得”,更強調意義“表征”的方式。如果說語言作為一種文化,總是最先走出去的,那么自全球第一家孔子學院成立之日起,漢語國際推廣就擔負著中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使命。而完成這一使命的國際漢語教師,作為中華文化走出去的傳播主體,應該是最優秀的當代中國人之代表,并在這個傳播活動中處于最核心的地位。
以人為核心的跨文化傳播,需要傳播主體良好地構筑個人的文化魅力和跨文化能力。需要以一種基于個人跨文化認知的多元視角以及基于個人跨文化能力的行為方式。在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關系建構的過程中起到一個橋梁作用。從廣義的視角來看,這里的“人”既包括中國人也包括外國人,既包括局內人也包括局外人。既包括既有的傳播者也包括潛在的傳播者,比如傳播內容的受眾。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的受眾往往兼具興趣導向和理性導向,特別對于那些將漢語作為一種理性學習的外國人來說。雖然他們對中華文化的認知并不會從根本上影響其母文化根基,但他們對中華文化持有的興趣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心理距離。并且,其日漸增多的文化認知和交流體驗很有可能使他們在今后成為中華文化的言說者和傳播者。因此,主客分離的思維方式顯然是不利于中華文化走出去的,充分考慮和正視我們和他者之間互為主體的關系,才是更長遠的戰略眼光。而國際漢語教師。作為承擔和實施這一重要使命的核心主體。首先需要成為一個真正具有文化魅力和跨文化能力的人。然后才能在教學活動與交流活動中去感染他者、對他者實施影響。雙方主體在此基礎上共同創造出來的具有融合視角的文化意義。正是我們所期待的文化傳播內容;而當這些文化的他者也變成了中華文化的言說者和傳播者。并在中國與國際社會之間構建和諧關系、達成互惠性理解的過程中起到積極作用之時,以孔子學院為載體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的傳播模式即達到效果的最大化。
二、國際漢語教師的文化觀對文化走出去的影響
國際漢語教師在世界各地進行語言教學和文化傳播活動,被置于一個非常典型的多元文化教育情境之中。―般來說,學生的文化背景越豐富、差異越大,該課堂的多元化程度就越高。反之亦然。對文化傳播效果產生影響的文化因素,既包括宏觀層面上的任教國社會文化和制度文化,也包括學生個體的文化和次文化認同。另外,教師的多元社會文化身份及其在任教國完成跨文化適應的情況。也對傳播效果產生重要影響。
班克斯將多元文化情境中的跨文化教師分成了四種類型:“內部-局內人”、“內部-局外人”、“外部-局內人”和“外部-局外人”。具體到本研究,由中國外派至世界各地的國際漢語教師均來自任教國社會的“外部”(即中國),這種以地理和法定身份為依據的劃分一般是固定不變的;“局內”和“局外”則是基于文化視野和文化價值觀的劃分,“局內人”持有本土(任教國)文化視野,“局外人”持有外部(即中國)文化視野。據此,從中國遠赴世界各地的國際漢語教師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外部-局內人”(outgide-insider)和“外部-局外人”(outside-outsider)。前者了解、接受甚至推崇任教國的文化價值觀、信仰和行為方式等。后者則基本上和中國主流的文化價值觀、信仰和行為方式保持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影響語言和文化國際傳播有效性的因素除了教師自身持有的文化價值觀之外。更重要的是教師所持有的跨文化視野、態度和能力。具體來說,多元文化教育情境中的跨文化教師來自于該地區的“內部”還是“外部”(地理上的劃分),持有“本土文化觀”還是“外部文化觀”(文化觀念上的劃分),都不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真正重要的是他們所持有的文化觀是“缺陷觀”還是“差異觀”。持有“文化缺陷觀”的教師往往認為文化國際傳播的有效性受學生的文化背景、教育背景、家庭背景等外在因素的影響非常大。而教師或學校對其影響則比較有限;持有“文化差異觀”的教師往往將學生的文化多元性視為課堂資源,而教師需要做的則是幫助學生們發揮自身的文化優勢。將這些豐富資源運用到教學和交流活動中去⑦。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文化缺陷觀”和“文化差異觀”在這里指的是教師所持有的跨文化態度,一個具有本土文化視野的中國籍漢語教師(“外部-局內人”)或本土漢語教師(“內部-局內人”),都有可能以“文化缺陷觀”去對待學生;而一個具有外部文化視野的中同籍漢語教師(“外部-局外人”)。卻有可能在教學過程和交際過程中持有“文化差異觀”。那么區分“局內人”和“局外人”的意義在哪里呢?班克斯的研究告訴我們,“局外人”往往對學生的多元文化背景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倘若教師本人又缺乏足夠的跨文化敏覺力,那么他在對教學內容的選取(無論是語言還是文化)、教學方法的設計以及行為方式的決斷上,就很難結合學生自身的價值觀和文化視野,嚴重的時候,還會引起文化沖突和丈化偏見,從而大大影響跨文化語言教學和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性。
然而在很多情況下,我們都無法在“局內人”和“局外人”之間劃一條清晰的界線,我們無法去判斷一個教師到底被一種外來文化影響到何種程度才能被稱為“局內人”。事實上,那些輕易被一種外來文化同化了的教師也很難成為一個多元文化人。在很多情況下,他們反倒會在兩種或多種不同的文化中陷入“邊緣人”(the marginalman)的認同困境。中華文化走出去。指的不僅僅是地理意義上的走出國門,更是要真正地走進他者的心靈。我們的目標從來都不是為了同化他者。我們所追求的融合文化觀也并不是在提倡被他者同化。中華文化走出去的終極目標,是為了在我們和他者之間達成互惠性的跨文化理解,建構和諧的跨文化關系。既然如此,我們所提倡的也決然不會是一種絕對的文化觀。而是動態的、交融的、具有間性視角的觀點和態渡。
從文化間性的視角來看,一個熟諳中國文化的國際漢語教師,無論他的社會化是在中國完成的,還是在一定程度上被異文化同化,一旦他身處跨文化的教育情境和傳播環境,其全球化心態、跨文化敏覺力和跨文化交際能力都立即上升到了一個極其重要且必要的位置。只有對學生的文化背景、文化認同、不同的信仰和文化價值觀進行足夠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在“局內”和“局外”出入自由,國際漢語教師才能使中華文化真正地走出去。
三、國際漢語教師的文化身份和跨文化能力的重要性
以孤立呈現自我文化價值的方式向國際社會傳播中華文化,可能會導致文化身份的認知焦慮,甚至遭遇他者的反感和抵觸。并將這種純粹性的、帶有良善愿望的文化傳播活動進行政治化解讀。特別是在多元文化教育情境之中。教師的社會文化身份、價值觀、個人經歷等會對文化傳播的效果以及跨文化關系的建構產生直接的影響,甚至持續地、動態地影響主體雙方的認知框架。因而,探討如何“以人為核心”來提升中華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性,十分有必要結合教師的“社會文化身份”來審視這種跨文化能力對文化傳播活動的開展到底具有怎樣的重要性。
首先,從國際漢語教師的任務和目標來看,他們兼具了“漢語言教學者”和“中華文化傳播者”這兩個重要角色。外國人走進孔子學院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全球化格局和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給他們帶來的契機;其二是東方文化和中華文明獨特的魅力吸引了他們。持有前一種動機的學生在今后可能會以漢語為工具走向與之相關的工作崗位。掌握基本的漢語技能、儲備一定的文化知識、具有較強的跨文化交際能力。都有助于他們今后的職業發展。對于持有后一種動機的學生而言,其關注點和興奮點從一開始就放在了中國的社會文化上面,而走進孔子學院,很有可能是他們通過交往實踐去了解和探索中國所邁出的重要一步。正因為如此,隨著孔子學院在世界范圍內的迅猛發展,學界和教學界對將語言與文化相結合的策略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在未來的一段時間里,孔子學院的建設任務將會主要集中在內涵建設上”,語言加文化式的“博雅教育”(Iiberal education)也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因為“單純的語言教育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了。
從文化間性的視角來看,無論是語言的推廣還是文化的傳播,都發生在典型的多元文化情境之中,因而教師和學生、教師和任教國社會成員之間必然是一個互為主體的跨文化關系。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在日常生活中。教師都理應在與他人的交往過程中起到一個良好的文化示范作用,這也對教師的跨文化能力提出了一個較高的要求。除了做一個優秀的示范者之外,他們也應該是一個良好的傾聽者。傾聽他者的文化認同和跨文化感知是對話得以持續的基礎,否則無論課上課下,對中華文化的任何言說都將變成獨語式的廣播。總的來說,國際漢語教師必須將“成為一個優秀的跨文化交際者”視為自己的努力目標,并在跨文化教學、交往及對話的過程中兼顧“文化示范者”、“文化傾聽者”和“文化引導者”等多重角色。
此外,旅居他鄉的國際漢語教師不僅需要處理在課堂上和學生之間的跨文化適應問題。還需要面對旅居生活中遇到的各種跨文化挑戰。課堂上和生活中的雙重文化沖擊往往會加劇他們的焦慮感,因為在很多情況下,他們所擔負的跨文化教學以及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的雙重重任,甚至都無法給予他們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去應對其每天都會遇到的跨文化適應的難題。“旅居者”的身份給國際漢語教師帶來了嚴峻的跨文化挑戰。但基于文化間性的交流、協商和對話。卻又給他們帶來了跨文化關系建構的希望――只有將注意力從消除差異(同化)轉向尊重差異,從單純的適應轉向和諧共存,從文化分離轉向共同協商,才能在高效完成漢語教學和文化傳播重任的同時。感受到跨文化交流與交往過程中的樂趣,這就涉及到一個傳播主體自身跨文化能力和跨文化素養的問題。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和“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在西方學界被視為兩個可以互換的概念。在國內被使用較多的是后者,它在外語教學領域被譯為“跨文化交際能力”,在傳播學領域被譯為“跨文化傳播能力”。究其原因,此概念涉及到諸多學科,而不同的學科對“communication”的關注有著不同的焦點。從其動詞形式communicate的詞根構成來看,“com-”即“共同”、“一起”。“mumi-”即“人”、“大眾”,加上具有使動功能的動詞后綴“-ate”。合起來便是“使人們在一起”――而使人們在一起的方法,即對話和交流。漢語中并沒有與communication對應的詞,它在人際傳播層面被譯為“交際”或“溝通”。在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層面被譯為“傳播”。前者局限于語言和非語言交際能力,后者則缺乏雙向互動的涵義。
筆者在這里使用的是intercultural competence這個概念,即“跨文化能力”。國際漢語教師應該具有的跨文化能力不僅包括人際交流層面的“跨文化交際能力”、“跨文化適應能力”、“移情能力”,也包括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所必須具備的“跨文化傳播能力”等等,這種整合在一起的跨文化能力是對國際漢語教師提出的一個高標準要求,其目標既指向一種終極的交流和溝通,也指向教師和學生之間、教師和任教國社會成員之間、中國和國際社會之間和諧的多元文化關系的建構。
四、國際漢語教師的跨文化能力框架的構建
跨文化能力通常有“有效性”(effectiveness)和“恰當性”(appropriateness)這兩個層面上的需求。具體到以國際漢語教師為流動載體的中華文化國際傳播。“有效性”指的是教師能夠在多元文化情境中。運用一定的技能和技巧去高效完成語言與文化的教學任務,實現中華文化走出去的特定目標:“恰當性”指的是教師能夠在多元文化情境中充分認識到不同社會文化的規則體系。在符合跨文化倫理的前提下。滿足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及任教國其他社會成員對中國社會文化的認知需求和交流需求。這是一個直接的、雙向的、充滿挑戰卻又充滿希望的人際傳播路徑。為了使這種人際傳播的效果達到最大化,教師自身跨文化能力的培養和發展就非常必要。具體來說,要想讓“中華文化走出去”在人際傳播層面上同時滿足“有效性”和“恰當性”的需求,國際漢語教師應從認知、情感和行為這三個層面去全面發展自己的跨文化能力。
認知層面的跨文化能力體現在“認識自我”和“認識他人”這兩個方面。對自我的認識包括認識自身的文化構成、情感態度、交際風格、對他文化的容忍力等;對他人的認識是移情發生的基礎,作為文化傳播主體的國際漢語教師既要了解他文化的廣義文化知識,也要了解其深層文化結構,因而需要在認知層面全面提高自己的跨文化理解力,習得廣博的文化知識和跨文化知識。并通過對特定文化圖景的描繪來呈現自己對己文化和他文化的理解。需要注意的是,刻板印象是認知層面的最大阻力,雖然我們無法避免刻板印象,但可以對之加以糾偏和修正。否則,一旦讓刻板印象發展為偏見,其造成的負面影響就不易消除了。
在情感層面,持有正確且積極的態度是打開他者心靈的鑰匙。禮貌、熱情、友好、樂觀、耐心、寬容、持久。都是在跨文化教學、交際和傳播過程中能起到積極作用的態度因素。其它重要的跨文化態度,還包括非我族主義態度,尊重他文化價值觀和行為方式。盡量做到無偏見的判斷等。盡管大多數國際漢語教師都是具有一定跨文化敏覺力的教學者和交際者,但在教學和交際實踐中,他們的情緒卻時刻處于起伏和變化之中。只有當教師清楚地意識到提高自身跨文化敏覺力的重要性,將成為“多重文化人”作為自己的目標,努力嘗試將自身文化和他者文化進行整合,才能在多元文化情境中有效完成語言教學和文化傳播的雙重任務。另外,文化移情能力是國際漢語教師必須具備的最重要的跨文化素質和技能之一。“移情”意味著感情的移入,是能夠對他人的想法、情感和觀念進行分享的一種品質,是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將心比心,推己及人,是將自己投射到他人的文化背景之中去思考和看待問題。將自己置身于他人的社會文化情境之中去體會對方的情感和情緒。傳播主體文化移情能力的缺失往往會成為提高中華文化國際傳播有效性的絆腳石。因為這樣的教師無法擺脫固有文化習俗的約束,更容易陷入自我中心主義,也無法糾正對他者的刻板印象或偏見。即便他們努力地去傳授知識、講解文化,但以這種單向的闡釋方式和傳播方式卻無法觸及他者的心靈。
最后,教師跨文化能力要想得到全面的提高,僅僅停留在知識儲備和態度轉變的層面上是不夠的,教師還應該掌握足夠的行為技巧,比如培養跨文化傾聽能力,把握行為彈性,采取描述性立場,正確選擇退避、和解、折中,合作等處理沖突的技巧等。在跨文化能力的行為層面,除了發展語言和非語言交際能力之外,教師還應該把重點放在掌握必要的跨文化交際策略和身份認同策略上面,前者指向人際交流層面所具有的靈活性和合作意識,后者則要求教師全面發展自身多樣的社會文化身份,并參與到與之相關的文化交流實踐中去。另外,在文化交流和傳播過程中維護對方的認同也是一種必要的策略,維護并不代表妥協,而是辯證地去認識和尊重他者的價值觀,有的時候它甚至比維護自己的認同更為重要。因為維護對方的認同有利于拉近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心靈距離。從而也更有助于建立和諧跨文化關系。
總的來說,要想在多元文化情境中提高語言教學和文化傳播的有效性。國際漢語教師必須全面整合自己在認知、情感和行為這三個層面上的跨文化能力。沒有認知,就談不上理解或是不理解,更談不上跨越或超越文化藩籬的語言教學和文化傳播。認知層面跨文化能力的提高即文化符號的儲存和積累過程。這些豐富的文化符號資源在教師的跨文化旅居過程中得到持續的修正和補充,從而形成一個不斷擴展的文化脈絡。跨文化認知同然重要,但各種文化因素都在我們的心智中各就其位,不會主宰我們的交際行為,真正起到主宰作用的是我們的自由意志和文化修行。因為無論是異質文化的“病毒”還是多尤文化的“神靈”。都無法阻止生動的“多元文化心智”(multieultuml mind)的形成和發展。這就是情感層面的跨文化能力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然而,僅僅依賴基本的文化認知能力和自由的意志與心智,還不足以提高中華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性。教師還需要正確、熟練地操作手中的文化“工具箱”和各種“文化開關”,用自由的心智去駕馭我們手中的文化符號及資源,這就涉及到跨文化能力的行為層面。
文化的力量需要通過“內化”于人的過程才能發揮作用。無論是何種傳播媒介,都需要發現一種特定文化“可利用的價值并真誠地加以利用”,并“將其轉化為自我解放與自我超越的力量”。否則無淪這種文化多么偉大,對文化之間的交流來說都是沒有意義的,目前遍布全球的孔子學院雖然在數量上呈現出可觀的增長趨勢,但相比兩方發達國家的語言文化傳播機構而言,其國際影響力和傳播效果還非常有限。孔子學院數量的迅猛增長直接導致了優秀師資的缺乏。倘若不加強對每一個國際漢語教師跨文化能力的培養,孔子學院將難以收獲理想的跨文化教學效果,也難以有效完成中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使命。然而。跨文化能力所具有的復雜性、開放性和經驗性。決定了這種綜合而全面的能力并非能通過短期的培訓得以提高。那么,作為傳播主體的國際漢語教師,究竟該如何在提高自身跨文化能力的基礎上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呢?
我們知道文化是后天習得的,它的穩定性是相對的,變化性卻是永恒的。如果文化僅僅被當作一種既定知識或事實來進行傳播,那么我們所傳播的僅僅只是文化的某個穩定的瞬間,從而忽略了對文化本質的理解。中華文化走出去的重任對國際漢語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為一種重要的人際傳播渠道。教師需要在超越自身文化的基礎上,提高自己與他者之間形成互動、建構關聯的能力。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教師不僅要同時顧及中國文化的知識性和動態性。更要考慮到中國文化和學習者自身文化之間的間性問題。
文化間性的視角可以通過不同的途徑來獲取。國際漢語教師首先需要持續習得中外文化知識并進行基本的異同比較,這種途徑習得的文化是靜態的;與此同時,我們一方面要將知識置于交往和傳播實踐中進行檢驗。另一方面要將過去的歷史文化和當今的社會實際進行對比。從動態的角度去加深對文化的認識。此外,通過和學生之間的對話、討論與協商去積極尋找文化間的關聯。對于中華文化走出去也至關重要。它表現為一種動態的文化生成和意義的創新,是單向宣傳模式朝雙向交流模式轉變的關鍵落腳點。在這個過程中。教師持續地了解學習者自身的文化習俗和跨文化態度。在此基礎上不斷重構自己對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認知框架,反思和調整自己的交流方式和傳播模式,在這個潛移默化的過程中其跨文化能力也得以提高。
五、結語
關鍵詞:漢語國際教育 國別化 基礎理論
目前,伴隨全球經濟快速發展,全球語言文化呈現多樣性需求,特別是隨著我國在世界經濟中處于最大消費品市場,以及近幾年舉辦奧運會等大型賽事,綜合國力逐漸上升,國民海外消費水平逐年增高,國外人民來中國旅游的需要、華僑等海外僑胞等各個方面需要,對漢語國際教育的需求正逐年上升。
漢語國際教育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國別化,所謂國別化就是指漢語在各個國家的表達形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其授課時間、授課方式、授課內容、授課過程等根據國家不同,表現也會不同。解決漢語國際教育國別化問題,不僅要從語言學方面研究,還要分析當地的語言特色、文化特色、思維特色等多個方面。要將漢語融入國別化教育新理念中,將中華文化的精髓融入到授課過程中。
一、漢語國際教育與漢語國際教學的區別
在對漢語國際教育國別化進行分析之前,需要對“教育”的內涵與“教學”的內涵加以區別。兩者相比較,教育的內涵更加豐富,主要是指從德智體美方面培養人的社會活動能力。漢語國際教育的推廣要以國際教育的慣例依據,對德智體美進行全面發展的綜合素質教育。也正是因為這樣,漢語國際教育的任務不單單是傳授一門語言,還包含教育原理、教育規律、教育文化本經、教育思維等多個方面。
二、漢語國際教育的現狀
漢語國際教育在近十年得到長足的發展,學習漢語的人數也呈逐年遞增的趨勢,教學規模向科學化、規范化方向發展,但是,在大部分國家,漢語仍然屬于“非普遍教授語言”。其語言覆蓋面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漢語國際教育的重要推廣機構是孔子學院,其截止至2015年底,在世界范圍內數量近500所,遍布世界134個國家。其成功推廣表明了漢語的“引進來、走出去”政策,是漢語國際教育的重要轉折點。通過2004年至今十幾年的發展,孔子學院的工作重點將想教學方式方法創新上專業,分析漢語國際教育的國別化問題,以服務漢語教學向更好更規范化發展。
漢語國際教育的重點由原來單純的語言教學向中小學以及文化傳播方向發展,是漢語國際教育的重要轉型期。
三、漢語國際教育在國別化方面的表現
(一)教材影響教學效果
教材是學生學習的工具,是教師授課和學生自學的紐帶,在進行漢語國際教育教材的編制時,要充分考慮國別化方面的問題。如在美國使用的教材,在對課程設置時如果忽視對平等、人權等方面的安排,會讓學生產生文化差異,影響學生的學習興趣,更影響漢語教學的學習成果。可見,教材對漢語國際教育在國別化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
(二)社會文化上的差異
我國現代漢語國際教育品類多樣、內容繁雜,在進行漢語國際教育時,要充分考慮當地社會文化上的差異,區分進行課程設置,遵循漢語國際教育國別化的特點,設置具有當地特色的教學方式。
四、改善漢語國際教育國別化的思路
對于漢語國際教育國別化現象,我國漢語國際教育的主要內容包含:教材的編寫、授課方式、信息化資源利用情況、融合當地文化情況等幾個方面。
(一)國別化教材方面
當前使用的一些優秀教材還需要加以完善,比如注重“學簡識繁”、會話的擴展與縮略、課文內容的配套補充與注釋、多筆畫難字的應對等。現在尤其缺少的是漢語閱讀教材,也可編一些順口溜等。閱讀教材的編寫應該體現現代生活的內容,可以是通俗的,還要分等級。
(二)課程安排方面
針對于不同的需求,漢語國際教育可以安排長短期等班次,其配套的,需要對使用的教材進行單獨設計;另外,針對不同學習背景的同學,課程安排上也要更加機動靈活一些,如可以按照學生的興趣開設書法、音樂、朗誦等多個班次。漢語國際教育在課程設置上要多多關注參與學習的國家特色、學習習慣、文化習慣等。
(三)授課方式方面
要區分與國內的授課方式,引用當地授課方式,用當地授課思維進行課程設置。通過拓展教學與延伸練習,將字組成詞語,通過對詞語的組合運用,可以衍生出無數的句子,積極調動學生的興趣,形成良好的學習氛圍。
(四)充分利用信息化資源
網絡學習最大的特點就是學習的社會性。有效的網絡語言學習應當包含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模式和基于項目的學習模式。在網絡課程中,教師要掌握所有網絡教學中互動工具的使用,并指導學生使用這些工具。在教學中要與學生進行良好交流,協助學生相互合作,共同進步。
提倡完善漢語語料庫,字是常用的,要分級的,有注釋,形式立體化的,字表和詞表可以放進網絡。字庫可以包括字形、字音、字義;詞庫包括單雙音節和駢語;句庫包括不同的句型。
(五)融合當地社會文化開展漢語國際教育
以區域為視角,讓漢語國際教育融合某一區域的語言與文化背景,漢語國際教育的發展不是剝奪學生本身的社會文化特色,而是介紹中國的社會文化特色,與各國人民進行社會文化上的對話,是積極的、健康的文化交流方式。
(六)改善國別化教師問題思路
教師是漢語國際教育的主要實施者,其專業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漢語推廣學習的效果。“教什么”、“怎么教”、“如何學”密切連結,構成第二語言教學的三角體系,該體系的運作基礎主要立基于課程規劃與教材編制。教師應該平常嚴格要求自己,提升自己的教育心理學、歷史、文化等各個方面水平,以最高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相信這也是十分寶貴的財富。
參考文獻:
關鍵詞:漢語國際教育 現代漢語 教學
一、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現代漢語教學的現狀
(一)現代漢語教改的重要性
現代漢語課程的教學改革一直很受重視。陳黎明、溫欣榮在《新時期以來現代漢語教學改革研究綜述》中將其分為四個階段:以教材編寫為重點階段,以教學內容調整為重點階段,以教學方法改革為重點階段,以課程體系建設為重點階段。[1]
為了更好地達成教學目標,現代漢語教學需要宏觀的指導,也需要教學手段的改進。現代漢語課程包括語言知識的傳授和語言能力的培養兩個方面。漢語國際教育專業要培養應用型人才,要求本專業的現代漢語課程更注重學生能力的培養,提高學生的語言研究(包括教學)能力和語言應用能力。
(二)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現代漢語課程缺乏相應的學科獨立性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課程對傳統學科漢語言文學的課程較為依賴,包括現代漢語在內的許多課程在教師、教材和教學方法等多方面的學科獨立性都需要逐步建立。
現代漢語課程之于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是語言分析應用的基礎學科,是培養實踐能力的重要渠道。傳統的教材和教學方法是對現代漢語基礎知識和理論的傳授,側重的是學生認知能力的發展。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現代漢語可以理解為語言應用類學科,要求學生必須具有初步的語言研究能力。
(三)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現代漢語課程應該創建全新的教學模式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現代漢語課程教學模式改革要立足于現代漢語作為理論課程的現實,探討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模式。只有這樣,該課程才能更好地實現知識的學以致用,更加契合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培養目標。
二、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現代漢語課程教與學的思考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以培養實踐性人才目標,實踐與應用在教和學兩個方面都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一)采取多種多樣的教學方式加強學生學科知識理論的寬度和深度
現代漢語這門課程的教學任務是系統講授現代漢語的基礎理論和基礎知識,加強基本技能的訓練,培養和提高學生理解、分析和運用現代漢語的能力[2],為學生從事對外漢語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奠定基礎。這一教學目標適應的是漢語言文學類專業對現代漢語課程的要求。漢語國際教育專業要求學生掌握漢語言文學的基本理論和知識,具備從事語言或文化研究的基本能力;培養具有較扎實的漢語基礎,從事對外漢語教學及中外文化交流相關工作的應用型語言學高級人才。由此可見,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現代漢語課程更加突出了實踐性,同時提出了對學生語言研究能力的培養。[3]
在知識講授過程中,引入多家觀點進行對比,促使學生對現代漢語理論深入思考;在延伸閱讀中將其他版本教材作為參考資料,全面了解現代漢語的知識系統;利用現代漢語相關的公開課等網絡資源,拓寬專業學生的學術視野,并引導學生對不同的觀點進行思考。
(二)引入語言現實“活水”來豐富課堂
對外漢語教學人才走上工作崗位后會隨時面臨并需要解決種種動態的語言問題,這些問題很難在現代漢語或者中小學語文教學中找到答案。在現代漢語課程的教學模式中,我們既要注重知識的傳授,也要注重幫助學生更好地消化已吸收的營養不斷地消化,提高學生對語言的觀察、分析及研究能力。
語言相關的理論是靜態的,動態的語言現實則是語言相關知識和理論的源頭活水。社會生活語言異彩紛呈,新詞新語往往成為年輕一代的標簽;留學生的洋腔洋調和語用偏誤往往出人意料,也是學生以后要面對的現實。把這些語言現象引入課堂,可以使課堂教學更有針對性、更接地氣。
(三)設置語言實踐環節
前面兩個方面是從教的角度來對現代漢語課程進行的改革,而從學的角度,學生要對身邊的語言現象進行調查,培養獨立的語言分析和研究能力。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學生要提高自身對語言生活的敏感度,對現實中出現的語言現象能夠進行正確的解讀、解釋和教學。要達到這一目標,現代漢語課程設置中的語言實踐環節應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三、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現代漢語課程教學模式的構建
明確而獨立的學科意識是規范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現代漢語課程教學模式的前提。在該專業的教學大綱中,“從事對外漢語教學及中外文化交流相關工作的實踐型語言學高級人才”是對該學科的性質界定。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現代漢語課程教學模式也是以專業培養目標為基礎的。我們認為,該模式應具有點面結合、動靜結合、內外結合的特點。
(一)點面結合,合理設置教學內容,嘗試范例性教學
現代漢語教學中,應不斷拓寬學生獲取知識的渠道,增加知識與理論的深度與廣度。黃廖本《現代漢語》教材是對外漢語教學內容的重要來源,胡裕樹、張斌等人主編的教材以及其他的前沿學術成果也應當加以關注。我們把教材和課堂教學要點作為該專業學生獲得知識提高能力的“中介”,用這一“中介”引導學生去認識、分析、理解事物,然后進行反思、評判和建構。
“范例性”指的是把教材當作一種范例,在學生的認知發展、知識建構的過程中作為引玉之磚,不強迫學生完全同意教材的內容,而是用案例或范例提供一種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教師可以把教材和補充材料作為分析語料和思考問題的范例,著重體會其如何歸納、總結、批判、辨析等。
(二)動靜結合,圍繞語言現實,展開形象化教學
現代漢語理論屬于靜態的描寫,而我們培養的學生要做到對漢語知識的動態應用。理論來源于對語言現實的整理和歸納分析,而語言現實又是變動不居的。對語言現實的關注,也是提高教學質量的一種重要方法。這里的語言現實包括兩個方面,第一,社會生活語言;第二,對外漢語教學中有代表性的語言實例。
現代漢語知識和理論源于生活,理論教學卻容易與生活語言脫節,導致教學改革的效果不夠明顯。生活語言是現代漢語的源頭活水,形象化教學是用具體、生動、形象、易解的語言事實、生活現象去解釋現代漢語的抽象理論,[4]化虛為實,化深為淺,從而做到理論來之于實踐,回歸于實踐,達到理論和實踐的至臻結合。現實語言正是現代漢語課程直接面對的研究對象。語言現實的引入,可以加強現代漢語課程與語言生活、與留學生漢語學習現實的聯系,提高現代漢語課程的教學效果。
(三)課堂教學與課外生活相結合,實踐貫穿于教學中
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教師必須具有初步的語言研究能力。學生語言分析與研究能力的獲得,要吸收眾多知識、眾多理論的營養,同時需要不斷地消化所吸收的營養。教師應重視實踐性教學,指導學生參與生活語料調查,進行語言資料收集與研究,加強對比分析,并加大實踐環節在平時考核中的分量。
語言實踐與現代漢語教學相結合,可以提高學生學習該科目的興趣,逐步培養學生的學術研究意識和初步的語言研究能力,更加契合專業應用型實踐性人才培養目標的要求。
四、結語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現代漢語教學模式應與時俱進,反映現實的需求和時代的變化。“點面結合、動靜結合、內外結合”不只是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迫切需求,也是所有專業學科教育教學發展的必然趨勢。
參考文獻:
[1]陳黎明,溫欣榮.新時期以來現代漢語教學改革研究綜述[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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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莉琳.發揮地方方言優勢,提高《現代漢語》課程教學質量的
探索[J].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2014,(2):83-84.
[3]郭智輝.談對外漢語專業的現代漢語教材建設[J].現代語文(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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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華莉.淺談現代漢語課程的形象化教學[J].高等函授學報(哲
關鍵詞:漢語;國際教育;文化交往;茶文化
1引言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提升,逐漸走向世界。一方面,以孔子學院、中外文化年等形式為基礎的溝通渠道進一步完善,中國文化交往進入空前發展時期。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地區和國家知道中國文化,而中國文化的傳播途徑也進一步豐富和完善。這為中國影響力的不斷提升提供了重要基礎。另一方面,中國自身經濟發展迅速,政治文化等各項生活要素日趨完善,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們愿意了解中國文化。
2漢語國際教育發展的背景與方向分析
教育是育人的過程,也是文化傳播與知識掌握的重要階段。以往在接觸世界教育時,更多的了解到的是以英語文化為核心歐美發達地區文化,中國的漢語文化事實上缺乏一定的影響力,屬于東亞地區的區域性語言。在以往,對漢語這門語言來說,無論是其傳播地區,還是掌握人群,實際上都較為有限。教育是一種以文化為核心的意識影響,了解文化的前提和基礎是語言,無論是聽,還是看,都需要用語言做保障。同時隨著語言交往范圍的逐漸擴大和語言體系化的不斷成熟,文化的魅力和認同感也進一步明顯。事實上,文化在傳播過程中,語言是保障,但經濟溝通才是重點。只有國家強大了,發展了,才會有地區和國家愿意去了解你的文化。如果你自身經濟發展落后,基本沒有對外溝通和交往,那么文化交往基本上就沒有開展的土壤和先天要素。正是我國對外開放程度日益提高,經濟實力進一步加強,社會發展不斷成熟,使得中國的吸引力逐漸增強。在這一背景下,漢語作為中國文化傳播的重要紐帶,作用更加明顯。隨著我國文化建設不斷完善,如今對外溝通、文化交往已經成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考量。我國逐漸完善對外文化交往的渠道和途徑,無論是文化年建設,還是向全球多個國家開設孔子學院,加大留學生選派及交往人數,完善留學服務政策,豐富對外漢語人才培養等等,都是國家針對漢語教育發展趨勢所作出的重要舉措。從其發展方向來看,在未來,漢語教育的國際化、復合化程度將進一步明顯。而這一過程也將是讓世界各地區了解和熟知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過程。同樣正是漢語國際教育日益成熟,使得中國傳統文化傳播更有保障和基礎。這就為我們豐富普及中國茶文化的相關知識內容、完善茶文化研究體系提供了重要幫助。
3以茶文化為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可行性———基于二者融合點分析
茶文化并不是一種獨立于傳統文化的文化元素,其可以說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傳統文化中對做人、處事的相關要求和規范,對人們掌握道德、禮儀規范的客觀約束等等,實際上都在茶文化中有所涉及。對外文化傳播過程中,其落腳點只能是文化內容的宣貫與傳播,通過充分發揮漢語的工具性指導作用,從而實現傳統文化的有效傳播。而在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時,選擇以茶文化為切入點,實際上是可行。
3.1文化縮影———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文化是人類活動的集中反映,也是一個地區幾千年傳承發展的寶貴繼承。我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也是唯一一個文化傳承未出現斷層的國家和地區。在今天,隨著文化傳播形式的不斷發展和變化,要想將我國傳統文化有效、體系化的成功推出,需要我們選擇有效的切入點進行推廣和宣傳。而在這一背景下,茶文化就可以充分代表中國傳統文化被有效傳播。究其實質,則是因為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縮影。茶文化是幾千年傳統文化中的一部分,也是對傳統文化繼承和發展過程中,必須要了解的內容。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經過幾千年成熟發展,如今通過茶文化,就能從客觀上清楚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和整體內容。
3.2核心涵蓋———茶文化有效融入了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
之所以說茶文化可以代表傳統文化進行傳播,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傳統文化的核心和要點都在茶文化中得到一一體現。我國是禮儀大國,傳統文化中,所提倡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我國是禮儀典范,無論是客人,還是親屬,以及各種事物的處理規范都做了相應的要求。這就是傳統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傳統文化所提倡的謙讓、靜心,也在茶文化中被良好繼承和成熟應用。同時傳統文化更重要的是對個人的要求與約束,包括個人性格、喜好、正確的處事方式,如何做人與做事等等,這些都在茶文化中有具體的體現。茶文化所倡導的生活理念與我國傳統文化所倡導的理念,從本質上看是一致的。正是茶文化對傳統文化的核心涵蓋,恰恰說明了因為茶文化融入了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因此通過推廣茶文化,可以很好闡述中國傳統文化。
3.3實質一致———兩者都是中國文明的集中反映
實質一致,是評判兩個內容是否一樣的重要標準。對于茶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來說,茶文化能否代替傳統文化,其依據和前提就是兩者的實質與根本是否一致。在文化交往高度開放的今天,想要向全世界推廣傳統文化,就必須選擇能夠集中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來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集大成之反映,也是能夠代表中國精髓的重要元素。而茶文化也是如此,茶文化是我國幾千年文明的重要集合,是不斷發展的中國文化的見證。正是二者都是中國文明的集中反映,才使得在文化高度發達的今天,可以以茶文化為傳播的接入點。通過充分融入漢語國際教育發展趨勢和背景,在傳播茶文化的基礎上,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效發展。
4結合漢語國際教育背景有效實施茶文化研究的思路分析
文化是其他地區和人們了解該地區風俗、風情面貌的基礎,也是展示一個地區形象的窗口。通過文化展現,能讓人們對該地區形成相應的直觀了解。如今,隨著漢語國際教育發展不斷成熟,傳播茶文化,推廣傳統文化的機遇日趨完善,這也使得我們需要充分結合時展的客觀變化,調整傳播形式,豐富茶文化研究思路。通過變革茶文化的認知方式、認知思維,從而實現對茶文化的深度研究。
4.1以更加開放的思維———構建茶文化傳播的新高度
所謂開放的思維,實質上講的就是任何文化都是可以相互融合、互相貫通的。要打破傳統的舊觀念和封閉思維。我們必須清楚隨著時代的發展,如今文化之間的隔閡與界限逐漸模糊,文化的融合與互通可能逐漸明顯。所謂開放的思維,實際上是一種理論認知基礎和前提,也是處理茶文化傳播的基本思維。隨著漢語國際教育日益成熟,如今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了解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與核心,對中國文化的價值觀念也有了更為直觀的了解,這是時展的必然要求。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實質,想要達到茶文化傳播的新高度,就必須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和思維來看待這一文化傳播與溝通過程,實現文化的融合發展,通過漢語國際教育這一渠道,為茶文化的“國際化”打下堅定基礎。
4.2以中外結合的方法———構建茶文化研究的新渠道
事實上,中國的茶葉很早以前就已經先于文化傳播到世界各個地區,曾經一度,茶葉是我國重要的出口產品,為我國貿易順差做出了重要貢獻,而隨著茶葉出口數量的不斷增加,事實上,在國外,也形成了相應的茶文化,而這也應該屬于茶文化的一部分。此外,如今孔子學院這一漢語教學渠道的出現,使得越來越多的外地人可以在本國家、本地區了解中國文化。而人們在接觸中國茶文化的同時,也必然會形成相應的理論認知和體系化感受。而這些認知也屬于研究茶文化過程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在研究茶文化時,必須融入這一新渠道,通過將中外研究思路相結合,實現對茶文化研究渠道的有效延展。
4.3以互動、溝通的形式———構建茶文化研究交往的新思維
任何文化都不是單純的講解,卻不接受反饋的過程。講解與反饋,互動、溝通才是文化交往、溝通發展的重要橋梁。一直以來,我們在進行文化傳播時,由于語言溝通存在一定障礙和困難,使得整個交往過程并不徹底,但隨著文化溝通進程不斷加快,想要發展自身文化,加深文化研究理解,就必須重視其他人和地區對該文化的理解和認知,通過文化溝通的不斷深化,實現茶文化研究的升華與發展。
4.4以長遠、前瞻的戰略思維———構建茶文化推廣的新格局
茶文化的研究與推廣要充分結合漢語國際教育發展趨勢和特點,通過充分融合,實現茶文化的繼承與發展。而想要做好茶文化的推廣與發展,就需要我們樹立長遠發展思維,超前布局。高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使得我們在進行文化繼承和推廣發展過程中,必須以“超前量”的思維來對外自身發展。只有超前布局、提前謀劃,才能為茶文化成功推廣奠定堅實基礎。而梳理長遠前瞻的戰略思維,也是在文化溝通交往程度不斷提升的基礎上所作出的客觀要求。而這正是時展的必然所在。
5結語
隨著文化溝通與交往形式的不斷發展與變化,我們可以充分認識到當前已經進入國際化文化溝通、交流時代,而漢語的國際教育也成為趨勢和方向。在這一大的背景下,如何進行茶文化的傳播,就需要我們在對茶文化進行深入了解的基礎上,結合漢語教育的發展方向和潮流,實現其傳播與推廣。而深度研究茶文化,也需要對國外茶文化的內容進行了解。正是語言溝通障礙的有效解決,實現了茶文化交往的創新與發展,成功推動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革新與推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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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存智.全球化時代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思路[J].文化論壇,2013,4(7):44-49
[關鍵詞]開放教育;課程設置;數字化教學平臺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5918(2015)21-0104-03
一、開放教育模式下培養漢語國際專業人才的背景
伴隨“漢語熱”的全球升溫,世界范圍內學習漢語的人數持續增加。2004年,全球學習漢語的人數不到4000萬,十年之后已經超過1億。漢語學習者的迅速增加,使漢語師資的培養問題日益突出:2014年,中國向海外派遣各類漢語教師、志愿者1.55萬人,仍滿足不了教學需求。
目前,越來越多的非專業人員想要從事漢語國際教育與推廣工作,如普通全日制高等教育體系之外的社會人群,有本科學歷而并非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畢業的人群,因知識結構老化急需更新專業知識、提升專業素養的漢語國際教育一線教師等。如何在短時間內、以較低的學習成本和有效的學習途徑對上述人群進行系統化和專業化的培訓?
當今時代,以計算機及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正改變著傳統的師資培養方式,多媒體移動終端技術的廣泛運用為教學提供了更多的選擇,互聯網海量的信息資源也為學習者提供了新的學習渠道。
基于對上述漢語師資培養新問題的深刻認識,云南開放大學積極探索利用現代教育技術培養漢語師資的新途徑,于2012年開設漢語國際教育本科專業,首創以開放教育形式培養漢語教育專業人才。
該專業屬國民教育系列,但學習方式與普通全日制高等教育完全不同:首先,依托計算機網絡學習平臺和多媒體技術進行實時非實時學習,學習方式靈活便捷,有效的解決了工學矛盾;其次,實行“寬進嚴出、學分制管理、開放式教學、彈性學制”的學習制度,一次注冊,學籍8年有效,最短學習年限2.5年;再次,按學分繳費,學費較低,與同類全日制本科院校相比學習費用更為節省。該專業的開設打破了傳統全日制“封閉式”教育模式,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開放式”人人才培養途徑。
二、開放教育體系下的漢語國際教育專業課程設置
課程體系設置可以說是人才培養的核心,云南開放大學開設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之始,就將專業課程的設置定位在“突出操作性、傾向職業化”的層面上。但由于全國5所開放大學中僅有云南開放大學開設該專業;在國內開設該專業的各類高校中,僅有云南開放大學探索“開放教育”模式的培養,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借鑒。因此在該專業的課程體系設置上,學校做了大量的工作。
首先在云南省內較早開設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云南大學、云南師范大學、云南民族大學等院校開展調研,詳細了解該專業的人才培養方案、課程設置等內容,同時,積極參考國家漢辦《國際漢語教師標準》,借鑒全國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專業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制定的《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指導性培養方案》,以保證該專業課程設置符合高層次、應用型、國際化人才培養的基本要求。
其次本專業課程設置以漢語教師的職業需求為目標,以突出實際運用為導向,圍繞漢語教學能力、文化傳播能力、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幾個方面形成以預備課程為基礎,核心課程為主導,拓展課程為補充,素質教育為拓展的課程體系。
(一)預備課程。不同于全日制本科院校,開放教育模式下的漢語國際教育專業面向社會各界,只要有志于從事漢語教學與推廣的人都可注冊報名,學生來源的廣泛性也決定了該專業學生學習基礎薄弱和參差不齊狀況的存在,為彌補其知識結構的欠缺,我們設置了一些預備課程以打牢基礎。目前,設置《英語讀寫》、《英語聽說》、《開放教育學習基礎》、《計算機應用基礎》等預備課程5門共14學分。
(二)核心課程。核心課程為該專業必修課程,系統培養學生的語言本體知識、漢語教學能力、文化傳播能力、跨文化交際能力。目前共開設《對外漢語教學概論》、《對外漢語語音、漢字教學》、《對外漢語詞匯、語法教學》、《課堂案例分析與實踐》等課程10門,共34學分。
(三)拓展課程。拓展課程拓展學生學術視野,初步建立學生對語言的研究能力,重點培養學生針對特定對象國開展漢語教學的能力。目前共開設《留學生漢語偏誤分析》、《對外漢語文化教學理論與方法》、《漢外對比》、《南亞東南亞國家概況》等課程10門,共2分。
(四)素質課程。素質課程主要用于提升學生文化素養,提高學生對中華文化的整體認知水平,培養學生進行文化傳播的能力。目前共開《中華才藝與展示》等課程7門,共14學分。
通過預備課程、核心課程、拓展課程、素質課程的設置,該專業課程體系形成4大模塊,各模塊對學生要求各不相同,預備課程、核心課程為專業必修課,拓展課程、素質課程為專業選修課程。修完預備、核心課程考試合格取得相應學分后,學生根據興趣和專長可在拓展、實訓課程中自由學院相應課程并獲得學分,總學分至少達到72學分即可獲得畢業證書,通過學位外語考試可獲得學位證書。四大模塊的設立,既堅持職業能力培養的共性又兼顧個人素養的個性化發展;既不忽視理論基礎課程的學習又最大限度豐富操作性和素質提升性課程的內容,讓學生不被束縛、大膽選擇。
三、開放教育模式下漢語國際教育專業課程設置的優勢
(一)課程設置類型的優勢
1.操作性和探索性的課程設置
在專業核心課程中不僅有語言學概論、現代漢語、古代漢語等理論基礎課,還設置了漢語語音漢字教學、詞匯語法教學、案例分析教學等課程,這些課程在基礎理論課的指導下針對漢語本體要素展開教學,漢語的語音、漢字、詞匯、語法針對不同地區外國學習者應該怎么教、可以怎么教、怎么創新教。除了前人所總結的固有理論,教學參與雙方可以在專題語言要素教學中運用開放教學所提供的平臺展開溝通、交流和探索。
2.多樣豐富的課程設置
在專業拓展和素質課程的設置上,開放教育為學習者提供了更豐富和多樣化的課程。在普通高等院校的課程設置中,由于受到教師人數和學生學習方式的制約,一般只會選定某幾門課程強制作為學生知識拓展和素質提升的內容,學生沒有更多選擇的余地,一位教師也不會同時準備多門知識拓展和素質提升類課程的備課和授課。
開放教育模式解決了教師備課教學和學生選擇定向的尷尬,由于課程資源的可共享性,各種類型的優質課程資源可以被廣泛收集而不必由個人全權負責組織建設,學習者也可以依據自己的興趣和需要選擇自己希望補充的課程知識,大可不必局限在特定的一兩門課程上。
(二)課程組織形式的優勢
傳統的課堂基本基于教師的講和學生的學,可能會有多媒體投影設備,可能有作業展示儀器,可能還有先進的翻轉桌椅式的現代化教室,但無論教室內的設備如何的先進,它們都是為面對面的師生互動做輔助。
開放教育模式下課程的組織形式得到了極大地解放,非同時、異地、遠距離都不會成為學習的阻礙,只要學習者有一種移動學習的終端,隨時隨地都可以進行學習,老師的講解可以直播可以錄播,講解的內容可以是微課、探討式等立體型的組織,課程的作業可以是零散的碎片,學生的學習的疑問和學習體驗可以在任何時候向老師和同學傳遞與分享。
(三)課程設置可塑且靈活
傳統意義上的專業課程設置一經確定,將在很長的時間內固定使用,調整和更改程序較為復雜。專業的發展卻無時無刻不在經歷著社會需求變化所帶來的影響,專業課程滯后于社會需求的調整和變化似乎是現代高等教育所面臨的一個巨大問題。隨著職業教育理念的被重視,專業教育方式也在悄然發生的變化。
漢語國際教育所培養的對象是多角度的,中國人、外國語言學習者、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群體、外國從事漢語教學的本土教師、從事特殊行業(導游、空乘、中醫)的外國人都是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培養對象,對不同的培養對象、對持有不同學習目的的學習者課程體系在設置時都應該有更改和商量的余地。開放教育模式下的學習對象更為復雜和多元,可以摒棄傳統全日制教學課程體系設置的原則性和嚴肅性,以學習者為導向設置靈活、可塑甚至個性化的課程體系也是開放教育課程建設探索的重要目標。
(四)特殊的課程教學實習
教學實習是漢語國際教育師資培養的重要一環,也是檢驗專業學生基礎知識與理論是否扎實的重要途徑。全日制本科院校的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其教學實習主要有國內和國外兩種形式,國內形式即在國內的實習基地、漢語培訓機構擔任漢語教師,國外形式即前往孔子學院(課堂)擔任漢語志愿者,在國外中小學擔任漢語教師等。
開放教育模式下的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教學實習既有與全日制本科院校的共同之處,又有自己鮮明的“開放”特色。該專業的教學實習實行“封閉實習”和“開放實習”兩大形式。
1.封閉實習
所謂“封閉實習”,即學生在云南開放大學的教學實習基地內進行傳統意義上的漢語教學。云南開放大學自1999年開始招收外國留學生,目前已招收來自法國、美國、泰國、越南、老撾等國家的留學生400余人,目前,負責留學生漢語教學的云南開放大學國際交流學院已成為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教學實習基地之一。此外,云南開放大學還與云南省幾家著名的漢語培訓機構積極站來合作,建立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校外實習基地。上述基地的建立為該專業學生的教學實習提供了廣闊空間。
2.開放實習
一、漢語國際教育語境下的文化活動
文化活動是人類群體活動的一種,相對于生產活動、經濟活動等社會活動,文化活動以精神需求上的需求為旨歸,內涵豐富、種類繁多、花樣翻新,很難從內涵和種類上進行限定。但是如果把它放在漢語國際教育語境下,我們可以如下定義:文化活動是配合文化海外傳播的一種形式,可以分為配合教學的文化活動和以文化大眾傳播為目的的文化活動。前者在漢語教學界早已有之,國內外的漢語教學都有這種配合課堂教學內容、以相關文化內容為主題、以學生為主要參與對象、活動語言以漢語為主的活動。活動的規模一般不大,目的也是增加學生對課程的興趣,并對中國文化的某項內容有所了解。參與者有時會擴大到教師或家長,但不妨礙以學生為主體的原則。而后者,即以文化大眾傳播為目的的文化活動,則淡化了學校和課堂的概念,面向設定的對象群體,不一定而且常常不以漢語為活動語言。這類活動的原則是注重活動的傳播效果和持續影響力,這是活動設計的出發點,也是活動實施過程中的關注點,當然也是判定活動是否成功的決定性因素。這兩類文化活動目前都是漢語國際教育海外主要機構孔子學院/課堂的重要內容,也是每一個志愿者或外派教師的日常工作內容之一。但是鑒于配合教學的文化活動相對單純,對其研究也較為充分,因此本文只對以大眾傳播為目的的文化活動進行討論。既然是重要內容,又是日常工作內容之一,孔院/課堂的志愿者或外派教師就應該對此有較深的理解和較強的計劃組織實施能力,但是實際情況并不樂觀。筆者曾參加過志愿者、外派教師的選拔工作,也曾擔任過赴任前的文化傳播類課程的培訓教師,平時出于對這一問題的關注,也接觸過很多歸國志愿者或教師,談到文化活動這個話題時,得到的答案往往不令人滿意。主要表現在以下4個方面:一是活動主題瑣細、零散。組織者往往認為文化活動就是配合教學的文化活動,脫不開教學,因此也走不出校園話題。這就很難引起廣泛的社會興趣。
二是活動規模不夠大。參與人員都是自己的學生、朋友、同事,每個活動都這些人,文化傳播成了小圈子的活動。三是隨意性大,缺少計劃性。組織者往往是臨時起意,或是按照自己的好惡和專長安排活動,完全不考慮對象的興趣點和活動開展的時地因素。于是就會出現諸如組織者們興奮、辛苦地準備了好幾周的時間,可是活動開幕時只有三四位參加者前來的窘況。四是效果不理想,影響不大。完成程序、順利進行、周圍人滿意就算大功告成,而不是從傳播學的角度考慮活動的效果。針對以上4種情況,很多活動的組織者也認為這不是理想的文化活動形式,但又一時找不到如何改進的方法,因此,這些問題在孔院/課堂的文化活動中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這里面當然有我們活動組織者———主要是孔院的教師和管理者身上的原因。其一與志愿者教師的培養過程有關。作為志愿者主體的漢語國際教育碩士的培養課程中缺少這類課程,培養方案中的課程都是針對課堂上的語言文化教學和生活中的交際技能的,對如何設計、組織、評價文化傳播活動缺少關注。所以即使是完成了課程學習的專業碩士生也很難在頭腦中形成對這類活動的正確認識和活動框架。其二是行前培訓中也缺少這方面的實戰訓練。行前培訓的課程強調理論聯系實際,重視實踐環節,但往往在設計課程時就忽略了文化傳播活動的內容,大多以文化教學和才藝教學替代了文化活動。即便有相關內容,也往往局限于課內、校內,而不是從傳播的角度給學生以指導和模擬實踐的機會。其三是不論學生、學員,以往經驗中的“活動暠大都是校園內的活動,已形成定式,如果在學習和行前培訓中沒有明確、具體的學習要求,沒有鮮活事例的刺激和模擬實踐的練習,很難輕易改變原來的認識與方法。最后就是擔任培養、培訓課程的教師和專家也存在不足。很多老師也缺少在孔院/課堂從事漢語國際教育、開展文化傳播活動的成功經驗,大家關注的重點仍然是課堂和校園中的漢語與中華文化的教學和活動。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造成這種文化傳播活動現狀不令人滿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這些原因的背后似乎正是我們對漢語國際教育語境下的文化活動認識的不足和研究的缺乏。長此下去,必定會影響孔子學院/課堂的聲譽與發展,特別是在漢語國際教育進入新階段后,文化傳播的新目標和高標準就無法實現。
二、維也納孔子學院文化活動的開展
如何開展孔院/課堂的文化傳播活動是一個新課題,相關研究成果也不多。我們只能從實踐入手,在成功的個別經驗的基礎上總結出相對具有普遍意義的規律來。在此我們以2010年“年度最佳孔子學院暠之一奧地利維也納孔子學院為例,對他們的文化活動進行分析、討論,從中發現有益的經驗。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孔子學院始建于2006年,至今不僅開設出一系列漢語課程,而且文化活動的開展也是豐富多彩,影響很大。“孔院2013年舉辦各類文化活動60余場(同比增長20%),參加人數7000余人(同比增長7.69%)。活動類型豐富多樣:招待會、漢語日、文化節、展覽、文化演出、高端文化講座、研討會,大部分活動由孔院單獨承辦,部分活動同奧地利各界人士和機構以及國內單位合作舉辦,為中華文化海外傳播做出獨特的貢獻。暠[3]一年內舉辦文化活動的場次、參加的人數、活動的種類、參與的機構應該說都是孔院/課堂中的佼佼者,而且不少活動都得到了雙方政府的支持,新華社、光明日報、維也納電臺等新聞媒體也進行了報道。從傳播效果上看也是廣泛而深入的。維也納大學孔子學院近年來舉辦的較為成功的文化傳播活動大致有如下幾類:從文化活動的形式上看,除了政治論壇一項外,都是較為普通的形式,但是從活動主題上看,則有獨具匠心之處,充分利用了天時、地利與人和等因素。首先,尋找并充分利用天時,即找出日歷中蘊藏的有利于開展文化活動的時機,在一個恰當的時間舉辦一個恰當的活動。比如“中美大使論壇暠在時間點的選擇上正是趕在了《中美聯合公報》發表40周年一系列紀念活動開展的時間段,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點舉辦駐奧的中美大使論壇,不僅時機恰當,而且內容合適,同時使以民間交流為主的孔院的文化活動走入政治層面,凸顯出影響力。“全聚德暠美食活動也同樣是充分利用了恰當的時機。在孔院建立5周年、中奧建交40周年之際,在政府、社會機構的支持幫助下邀請了十幾位北京全聚德的烤鴨師傅前往維也納,現場制作北京烤鴨,引爆當地中國美食熱。
其次,有明確的“本土意識暠,即充分考慮到了參與活動的是什么人,他們的興趣在哪。比如《阿Q正傳》朗誦會,邀請了當地著名的朗誦家,用當地語言朗誦《阿Q正傳》的翻譯本,而完全沒有考慮用中文進行。這種人員和語言的當地化選擇充分利用了朗誦家的聲望和號召力,參與的人更多,對內容的理解更精確,從而保證了《阿Q正傳》的傳播效果。而環保主題的電影活動則一方面反映了中國目前的環保狀況和改進趨勢,同時也喚起了重視環保的當地人對中國目前狀況的關心和責任感。這種本土、本地意識至少杜絕了組織者熱心準備、參與者寥寥的窘況。再次,強調人和,即通過合作的形式形成合力,促進活動的圓滿完成。比如“我家與世界大家庭暠書畫征文展覽活動,如果只是憑借維也納孔院一家的力量,很難保證活動參與者的廣泛性,影響傳播效果。所以他們借助聯合國新聞處的號召力,聯合舉辦這一書畫展覽活動,引起廣泛響應,達到了傳播效果。而“絲綢之路暠音樂會,則是調動起“絲綢之路暠沿途13個國家參與的積極性,每個國家貢獻一兩個特色節目,既很好地介紹了中國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構想,同時也呈現出新舊絲綢之路的樣貌與風情。而且,13國辦一個活動,總要比孔院一家機構辦更精彩、更有特色,影響面之廣也不可同日而語。
三、啟示與建議
以上討論的只是孔院文化活動中的部分成功事例,前面提到,維也納孔子學院2013年一年即舉辦了60多場文化活動,不可能場場都如此精彩,都如上表中所列活動那樣充分發揮了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素,但表中這些成功的文化活動的確都達成了文化傳播的目的,影響既深且廣,可以作為樣板加以解剖分析,提供借鑒。對于文化活動的組織者來說,如果想成功舉辦規模較大、影響深遠的文化活動,維也納孔院給我們的啟示可以簡單概括如下:一是要尋找并利用一個好的時機,使活動的意義凸顯,成為一個社會事件,由此得到更多的關注和支持。二是入鄉問俗,深入了解、研究當地的文化與社會,這樣才能保證活動的選題、開展方式得到認可和接受,更多的人愿意參與進來,而且得到滿意的收獲,這是活動規模的保障。三是發掘、借助可以提供幫助的合作力量,合力出手,事半功倍。四是對活動的傳播效果給予重視,既要重視人際傳播,也要發揮媒體的作用,探討具有持續性媒體關注度的項目創意,使活動的傳播效果最大化。五是加強計劃性。前面4條其實都要求提前周全地計劃,然后一一準備,臨時起意是無法完成規模較大的文化活動的。除此以外,結合上文提到的漢語國際教育語境下的文化傳播活動開展的困境及其原因,我們認為各級主管機構、教師、專家學者也都應該在以下3個方面作出努力。首先,轉變觀念。與漢語國際教育相關的人員都要認識到漢語過教育語境下的文化活動不是教學活動,而是傳播活動,要符合文化傳播的規律。要在觀念上要沖破校園、課堂的苑囿,重視社會傳播手段和效果的深廣度。這必將帶來培養培訓課程的相應變化。其次,加強漢語國際教育語境下的文化活動的研究。這里說的文化活動雖然具有傳播活動的性質,但是它也應該有自己的特色,畢竟是海外漢語教學、文化教學、文化活動三位一體框架中的一部分。如何處理好三者的關系,使之互為依托、互相促進,形成自己的特色,這都是研究薄弱的環節。再次,借鑒已有經驗再實踐、再總結。除了維也納孔院外,我們還有很多優秀的孔子學院開展過成功的文化傳播活動,也積累了各自的經驗和教訓,但對此的整合不夠,研究不夠,也很少用于再實踐的指導,使寶貴的經驗得不到整理和推廣。為此,我們需要對實踐、總結、再實踐、再總結的循環提升的過程進行頂層設計。
關鍵詞:漢語國際教育 數字化 教材 建設
中圖分類號:H19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6097(2013)09-0079-04
作者簡介:馬春燕(1981―),女,浙江浦江人,浙江大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博士生,浙江理工大學文化傳播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應用語言學、社會語言學、漢語國際教育等。
近年來,“漢語熱”在全球持續升溫,每年來華留學生的規模以13%左右的增速發展,這大大促進了我國的漢語國際教育教學。教育部公布的數字顯示,2012年共計有來自200個國家和地區的328,330名各類外國留學人員分布在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690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學機構中學習①。
漢語國際教育事業發展雖快,但三教(教材、教師、教法)問題始終制約著該項事業的發展。[1]許嘉璐先生在2012年第四屆全國漢語國際教育人才培養論壇暨專業碩士培養工作研討會上語重心長地告誡大家:一定要提高漢語國際教學的質量和水平,否則,三年后將掀起關閉孔子學院的。漢語教學質量的不斷提高,有賴于三個方面:一是要有一支高素質的教師隊伍;二是要有一系列高質量的漢語教材;三是要有行之有效的好的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2] 其中教材是漢語國際教育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教材和教學資源是教學的主要依據,是學科發展水平的綜合體現。
一、國際化背景下對教材的要求
雖然經過二十多年的開發和研究,我國漢語國際教育方面教材的研究和編寫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隨著學習者和學習方式的轉變,現有的教材已不能很好地滿足漢語國際教育教學的需求,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因地制宜”能力差
現在的漢語國際教育教學已變“招進來”為“招進來和走出去并舉”,變“漢語國際教育教學”為“漢語國際教育教學與國際漢語教學并舉”。目前的漢語教學不再局限于對來華留學生進行教學,全球孔子學院的建立,各國教育機構開設的漢語課,都使漢語教學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據國家漢辦《孔子學院發展規劃(2012-2020年)》,到2015年,全球孔子學院將達到500所,中小學孔子課堂達到1000個,學員達到150萬人,其中孔子學院(課堂)面授學員100萬人,網絡孔子學院注冊學員50萬人。漢語學習場所由中國擴展到世界,這就要求教師、教材能夠迅速地適應不同的教學對象和教學環境。雖然目前有不少出版社推出了不同語言版本的教材,但是因地制宜除了語言要求外,更深遠的是對文化和習慣習俗的需求。
(二)“因材施教”能力差
教材開發的最終目的是滿足教學和學生的需求。教學對象和教學場所的多樣化必定引起教學需求的多樣化。一方面,學習者從單純的漢語學習轉變為語言學習和文化學習并重;另一方面,本土學習者缺乏漢語環境,而目前傳統的教材僅適合課堂使用,無法提供語言環境。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的迅猛發展,使得漢語學習者的年齡層跨度越來越大,不同年齡層的學習者也對教材和學習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材應根據學生的不同特點制定出具有針對性的內容和方案。
另外,隨著國與國之間交流的日益頻繁,短期學習者的數量在近幾年也增長迅猛,但短期教材卻極度貧乏。
(三)“與時俱進”能力差
傳統的教材更新慢,雷同現象嚴重,重復建設現象突出。這些嚴重阻礙了國際漢語傳播的進程,牽制了由此衍生的其他國家層面的戰略性思考。[3]隨著信息化加速和人們生活節奏的加快,數字圖書因其便攜性、互動性、立體性得到了人們的青睞。西方國家已經提出了“無書包”“無校園”和“無教師”的教學模式。我們首先要建立大規模數字化漢語教學資料庫,給各國漢語教師提供選擇、拼接教材的方便,可解決某些國家和地區教材不足的困難,也可幫助教師合理應用教學法,提高教學能力,部分緩解教師不合格的矛盾,并為培訓教師提供更多資源。[1]
《孔子學院發展規劃(2012-2020年)》指出,到2015年派往孔子學院的專兼職合格教師達到5萬人,其中,中方派出2萬人,各國本土聘用3萬人。漢語國際教育教師的缺口和差異將會進一步擴大,無校園、無教師的教學方式也為解決我國漢語國際教育師資缺口的問題提供了思路。
二、數字化漢語教材出版的可行性分析
(一)政策的扶持和推動
我國《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綱要》和《關于加快我國數字出版產業發展報告的若干意見》都明確指出要大力加快我國數字化出版步伐。國家漢辦《孔子學院發展規劃(2012-2020年)》明確表示:“到2020年,要基本實現國際漢語教材多語種、廣覆蓋。基本建成功能較全、覆蓋廣泛的中國語言文化全球傳播體系。與國內外出版社密切合作,打造編寫、出版和發行一體化的教材供應體系。建立國際漢語教材資源庫,為教學法研究和教材編寫提供信息服務。建立中國語言文化國際傳播數字平臺,幫助世界各國漢語學習者用母語上網學習,鼓勵和支持各國孔子學院開展遠程教學。”
(二)科技的發展為教材的出版提供了技術支
持
數字化教材研發要與電子技術相結合,與網絡平臺相結合。如積件系統、E-Learning、云計算等技術的開發運用,都為數字化教材的開發提供了技術支持。
在信息化浪潮下,西方教材出版業的數字化轉型不管在廣度、深度還是力度方面都領先于世界水平。早在2007年年底,美國的白宮科技辦公室與國防部共同推動了高級分布式學習先導計劃(Advanced Distributed Learning Initiative,ADL),希望通過“教材再用與共享機制”的建立,來減少教材開發時間和成本,平臺的建立能讓學習者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通過任何裝置(如計算機、手機、網絡電視等)獲取所需的學習資源。2012年4月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以下簡稱“FCC”)和教育部召集蘋果、英特爾、微軟、谷歌等公司舉行會議,討論制定具體措施,計劃未來5年在全美K-12公立學校普及數字化課本。[4]CK-12基金會開發的Flex Book平臺為高中教學提供數學和科學模塊,大大滿足了個性化學習和自我學習的要求。
(三)我國出版界的有益嘗試
據報道,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數字出版領域已啟航,2011年成立了數字出版部,2012年成立了數字出版公司[5],還制定了“十二五”數字出版發展規劃。
2012年,外教社兩項數字出版項目獲得了專項基金資助,其中“交互式外語數字教材編纂系統的研發”獲得了上海市新聞出版局上海市新聞出版專項資金40萬元,另一項“基于電子書包平臺的外語電子教材平臺”獲得了2012年上海市文化創意產業扶持資金150萬元。
在漢語國際教育方面,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也積極推進數字教材體驗平臺的建設,另外還推出了針對中文教師編寫教材和日常備課的實際需要的工具軟件。該軟件除了幫助教師編寫教材外,還能評估教材的難度和質量。這為實現漢語國際教育數字化教材建設進行了有益的嘗試。
(四)漢語教材和教輔材料的研究和出版
近幾年出現的教材大多配有較為齊全的輔助材料,除了有主要課本之外,還有教師用書、練習冊、家長用書等,另外課件、音頻、視頻等方面的配套資料也在增多,還有不少出版商提供了可供下載的網絡拓展知識。
在教授漢語比較成熟的國家和地區(如美國),本土化的教材也層出不窮,如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耶魯大學出版社、Cheng & Tsui出版公司都出版了一些漢語教材,這些教材結合當地學生的學習特點和本土化的知識,能使學生在學習時有親切感。但是這些教材往往使用面比較窄,沒有得到很好的推廣。
漢語國際教育學習網站的建立。美國教育部門主辦的“閱讀中文網”“學寫漢字網”“中國語言文字網”“漢語國際教育輔助教學網”都幫助學生提高閱讀、書寫漢字的能力。這些網站圖文并茂,配有大量音頻、視頻、動畫素材,生動靈活,深受學習者喜愛。我國漢辦網站http://專門開設了在線孔子學院http://,該網站可使用10種語言,并按照使用者的不同開發了學漢語、教漢語和漢語考試板塊,按照年齡開發了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的相應漢語課程,按照漢語水平設置了初級漢語、中級漢語和高級漢語的相應課程。漢語學習者既可以在這里在線互動學習漢語,也可以瀏覽中國文化(文化集錦)和查閱相關書籍(數字圖書館),還可以了解中國的新聞(新聞漢語)。在線孔子學院為漢語國際教育數字化教材建設做出了很好的嘗試和示范。
工具類漢語學習網站。這類網站主要提供對漢語學習起支持作用的軟件服務,如詞典、拼音輸入、翻譯等。如“在線新華字典”。值得一提的是“線上中文工具”與全球最大搜索引擎google聯網,不僅提供詞典功能,更提供語言、文化常識,如中國人的姓氏、中國的數字文化等。
另外,教輔資料的研究和開發也為立體化數字教材提供了援助。文化類的如《中國的世界遺產》(英文、日文兩個版本)、《中國文化欣賞》《中國國情課件》《中國文化課件》《博覽中國》等,都是很好的現成視頻資料;語言類工具書如《漢字演變五百例》《漢語近義詞典》《對外漢語常用詞對比例釋》《HSK漢語8000詞》等。
(五)閱讀工具和閱讀方式的改變
信息時代的到來,使人們的閱讀習慣發生了改變,尤其是年輕人和發達地區的人們,而這些人恰好又是漢語國際推廣的主要對象。美國學生擁有平板電腦的比例已經高達76%,擁有筆記本電腦的比例更是高達85%以上。[6]智能手機、iPad、Kindle閱讀器、電紙書、iBook等數字終端產品的熱銷和普及,使得紙質出版物逐漸失去了市場主宰的地位。
網絡覆蓋的進一步擴大,使得這些功能強大、攜帶方便的數字產品深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再加上生活節奏的加快,使得大部分人對攜帶、儲存方便,互動性強,個性化程度高的產品的需求更為急迫。
(六)數字化教材突顯的優勢
數字化教材有別于傳統教材,它利用多媒體技術將傳統紙質內容進行數字化處理,轉化為適用于各類電子終端的互動性教材,其優勢在信息化時代日益得到凸顯。
從出版商的角度看,數字化教材比紙質教材更具經濟性、便捷性和環保性。而且對于出版社,數字化的教材格式讓教材定制、操作起來也非常方便。數字化也有利于教材的拓展,如進一步開發出醫學漢語、科技漢語等專業漢語教材。目前專業漢語教學的困境是漢語教師不懂專業術語,專業教師不懂漢語教學,數字化教材的立體性和互動性能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
從使用者的角度看,有時候學生們需要的僅僅是一本書中的某幾章,或者是幾本書中的某幾章來輔助學習,借助定制教材,讀者可以不用為對自己無用的內容買單。[5]FCC的研究顯示,如果使用數字課本取代傳統的紙質課本,每年每名學生可以節約至多250美元成本。[5]
數字化課本還能帶來更具針對性、趣味性的互動學習體驗。美國教育部全國訓練和仿真協會最近進行的研究顯示,數字化學習環境能夠將學生學習一個主題的時間減少80%。另外一項研究顯示,93%的教師認為,電子白板是一種積極的學習工具,81%的教師對平板電腦也持這個態度。[6]
數字化教材的這些優勢也進一步推動其實現全球化。
三、漢語國際教育數字化教材建設設想
教材數字化并非簡單地將紙質教材轉化為數字圖書。數字化教材要十分注重內容和制作方法,因此,要求從業人員具備專業和數字技術的雙重知識和能力,在制作中要時刻體現并突出以下幾點。
(一)針對性
數字化教材要針對不同國家和地區學習者的學習特點開發本地化教材,體現因地制宜、與時俱進、因材施教,改變過去“以我為主”的教材編寫觀念,特別要注意學習者的年齡、文化、喜好,及中國文化與當地文化的結合。
從操作層面上來講,可以首先建立一個龐大而細致的資料庫。前文已述全球已經有大量的漢語教材在使用,我們可以挑選在全球有一定影響的教材,并對這些教材的適用范圍進行合理標注,如學習者情況(母語、國家、民族、地區、年齡、使用效果等)、內容(語言內容、文化內容、使用要求等)、配套(練習冊、教師用書、視頻音頻資料等),針對學習者的具體情況做出判斷,主動為學習者配置適宜的學習資源和相應的交流渠道。
(二)立體化
數字化教材能夠克服傳統教材形式單一的缺陷,滿足現代學習者多種學習方式的要求,促進優秀教學資源的整合和利用。
建設中應該充分利用圖書、多媒體和網絡等不同介質的優勢立體化開發教材,另外還要注意跟語言知識、文化知識、社會熱點相結合,跟語料庫相結合,跟教材使用地、使用人的個性相結合,還要體現出對學習者學習知識的拓展,在掌握了相應的語言文化知識后,給出相關的拓展知識導航供學習者選擇。
(三)互動性
數字化教材的互動性不能單純地體現在以往遠程教育的可點讀,有授課視頻,實現師生互動、生生互動上,還要體現在教學相長上。通過對師生問題的積累,建立有利于學習的語料庫(如文化沖突庫、語言偏誤庫等),這些問題可供全體教學、研究者研究,實現研究成果共享,再反過來給學生提供更好的針對性的、個性化的服務,促成螺旋式上升的良性發展。
另外還可以通過對教學資源進行系統評估和整合,及時反饋出現的問題,進一步改進互動工具,甚至還可以建立一個更為龐大的社區體系,讓世界的語言和文化在這里得到碰撞和融合。
四、結論
未來學習必然經歷“無書包―無校園―無教師”的發展,教材的發展也必定要走一條“傳統出版─局限于內容電子化的主流數字出版─為電子教材提供在線學習工具和在線教學服務的延伸數字出版─提供內容深度挖掘加工和高附加值的增值服務的深入數字出版”的道路。[7]漢語國際教育作為國際化程度最高的一個學科,有能力、也必須走在數字出版的前沿。
注釋:
①以上數據均不含臺灣省、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
參考文獻:
[1]周小兵.建設數字化國際教學資源庫[J].華文教學與研究,2010,(1).
[2]陸儉明.再談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學科建設問題[J].長江學術,2007,(2).
[3]吳志山.定制式數字化漢語教材輔助分析與重組方法研究[D].北京:北京語言大學,2009.
[4]竹子.美教育部擬5年普及數字化課本 蘋果三星等參與[DB/OL].http:///20120331/n339524560.shtml,2012-03-31.
[5]劉霄.中國教材出版如何應對教育資源數字化?[N].中華讀書報,2012-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