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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儒家；生態思想；生態倫理
儒家重人道，但是，儒家所講的人道不是以人類為中心，而是與天道相統一的。所以，儒家又重視天，重視自然，重視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強調人的發展與自然的和諧，因而包含了豐富的生態思想。本文著重論述儒家的生態思想，以期對今天建立新的生態觀有所啟迪。
1“與天地參”的人道論
先秦的道家講“天人合一”。老子的《道德經》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钡兰业摹疤烊撕弦弧弊罱K合于自然之道。儒家也講“天人合一”，其出發點在于人，為了人，但是，人又是天地之中的人，必須遵循天地自然規律，與自然相互和諧，這就是“與天地參”。
《禮記》中的《中庸》為戰國初儒家思孟學派的重要著作，其中說道：“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梢再澨斓刂瑒t可以與天地參矣。”這段論述旨在闡釋天地自然萬物之本性與人之本性的一致，表述了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這里所謂的“贊天地之化育”，就是要依照自然規律以助天地之變化；至于“與天地參”，朱熹注曰：“與天地參，謂與天地并立為三也?！盵1]也就是說，人遵循天地自然規律則可以與天地和諧并立，這就是“與天地參”；“參”，即為天、地、人三者并立和諧?！吨杏埂愤€說:“仲尼祖述堯舜，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边@里的“律天時、襲水土”，就是遵循天地自然規律，以達到“天人合一”，也就是“與天地參”。
儒家“與天地參”的思想在戰國末期的荀子那里有了進一步的說明。《荀子•天論》說：“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在荀子看來，自然界變化有其自身的規律，人不可將自己的主觀意志和愿望強加于自然界，但是，人可以按照自然規律而“有其治”，這就是“能參”，也就是天、地、人三者各行其職，和諧共處。
儒家的“與天地參”在《易傳》那里得到充分的發揮，形成了天、地、人三者統一的“三才之道”?！兑讉鳌肥菓饑┢谌寮覍Α兑捉洝返脑忈??！兑讉?#8226;乾•文言》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薄兑讉?#8226;系辭上傳》說：“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闭J為圣人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要與天地、日月、四時“合”，與天地萬物和諧一致?！兑讉?#8226;系辭下傳》還在詮釋《易經》卦象的六爻時說：“《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所謂“三才”，就是天、地、人；在卦象的六爻中，上兩爻為天道，下兩爻為地道，中間兩爻為人道；“三才之道”就是天、地、人的和諧統一?！兑讉?#8226;說卦傳》還進一步說：“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易傳》認為，在《易經》卦象的中，天道的陰與陽、地道的柔與剛和人道的仁與義都統一于六爻的卦象之中，天道、地道與人道是相互統一的。
2陰陽五行的結構論
先秦的陰陽家講陰陽五行，儒家也講陰陽五行。孔子的弟子曾子曾經在與學生討論天圓地方的宇宙結構問題時，提出天地自然的陰陽五行結構。據《大戴禮記•曾子天圓》所載，曾子說：“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庩栔畾飧鞅M其所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為雨露，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之專氣為雹，陰之專氣為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ト肆⑽弩w以為民望，制五衰以別親疏，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合五味之調已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谷之名，序五牲之先后貴賤?！?/p>
孔子之后的思孟學派較為明確地講陰陽五行。荀子在所撰《荀子•非十二子》中曾指責子思、孟軻“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關于思孟講陰陽五行，郭沫若先生還有過詳盡的論證。[2]當今學者李學勤先生也認為，思孟在《五行》中所言“五行”仁、義、禮、智、圣，與金、木、水、火、土“五行”相聯系。[3]漢代大儒鄭玄在注《禮記•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時說：“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4]在鄭玄看來，儒家的仁、義、禮、智、信與金、木、水、火、土“五行”是密切相關的。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講陰陽五行與陰陽家有一定的關系?！稘h書•藝文志》在論及陰陽家時說：“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然而，儒家經典《尚書•堯典》中也有“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的說法。這兩段敘述如出一轍，很能說明《堯典》與陰陽家的密切關系。而且，《堯典》中的其它部分還明顯有五行說的跡象，其中講到五典、五端、五禮、五玉、五器、五品、五教、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等。雖然《堯典》沒有直接講金、木、水、火、土“五行”，但是，與《堯典》同屬《尚書》的《洪范》則是闡釋古代五行說的重要文獻。《洪范》說：“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這段論述幾乎成了古代五行說的經典表述。關于《堯典》和《洪范》，郭沫若先生認為，它們都是戰國時的儒者所依托，并且就是思孟這一派人。[5]無論《堯典》和《洪范》最初是否屬于思孟學派的作品，但畢竟在后來成為重要的儒家經典之一，可見儒家與五行說的密切關系。
最能反映儒家陰陽五行自然觀的，當屬《禮記•月令》。《月令》較為完整地建構了儒家的陰陽五行自然觀。在《月令》中，按照五行，有相應的五季、五日、五帝、五神、五蟲、五音、五數、五味、五臭、五祀、五祭、五居、五色、五食、五德等等，并且一一相互對應，形成了一個固定的框架?？梢哉砹斜砣缦拢?/p>
《禮記•月令》的陰陽五行說
日帝神蟲音數味臭祀祭居色食德
春甲乙太皡句芒鱗角八酸羶戶脾青陽青麥與羊木
夏丙丁炎帝祝融羽徵七苦焦灶肺明堂赤菽與雞火
中央戊己黃帝后土倮宮五甘香中霤心大廟黃稷與牛土
秋庚辛少皡蓐收毛商九辛腥門肝總章白麻與犬金
冬壬癸顓頊玄冥介羽六咸朽行腎玄堂黑黍與彘水
儒家的陰陽五行說在漢代儒家董仲舒那里得到進一步的完善。董仲舒所撰的《春秋繁露》中有許多篇章論及陰陽五行說。《春秋繁露•官制象天》說：“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為一端，地為一端，陰為一端，陽為一端，火為一端，金為一端，木為一端，水為一端，土為一端，人為一端，凡十端而畢，天之數也?！倍偈嬲J為，宇宙的基本要素有“十端”，自然之物是從十端而來，歸附于十端。在這基礎上，他提出了系統的陰陽五行說?！洞呵锓甭?#8226;五行相生》說：“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在董仲舒看來，首先是天地之氣的結合進而分出陰陽。其次是陰陽交互運行形成四時。《春秋繁露•陰陽出入上下》說：“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陰陽“相遇北方，合而為一，謂之曰至”，為冬至；“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春分者，陰陽相半也”；陰陽“相遇南方，合而為一，謂之曰至”，為夏至；“陽在正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秋分者，陰陽相半也”。此外，董仲舒還進一步提出五行與四時相配?！洞呵锓甭?#8226;五行順逆》說：“木者，春”；“火者，夏”；“土者，夏中”；“金者，秋”；“水者，冬”?！洞呵锓甭?#8226;五行相生》還提出五行“比相生”，即按照木、火、土、金、水的次序，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春秋繁露•五行相勝》提出五行“間相勝”，即金勝木，水勝火，木勝土，火勝金，土勝水。
中國古代的陰陽五行說體現了自然界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思想，而儒家對于這一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董仲舒的陰陽五行體系，實際上成為后來陰陽五行說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基礎。
3“仁民愛物”的倫理學
儒家思想以“仁”為核心，然而，“仁”除了講“愛人”，還要進一步推廣出去，講“愛物”。《論語•述而》講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睹献?#8226;盡心上》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董仲舒所撰《春秋繁露•仁義法》也說：“質于愛民以下，至于鳥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謂仁！”張載則進一步講“民吾同胞，物吾與也”[6]。
因此，儒家的“仁”也包括愛自然、愛動物植物?！洞蟠鞫Y記•衛將軍文子》記孔子說：“開蟄不殺當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當仁也?！薄洞蟠鞫Y記•易本命》則說：“帝王好壞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出焉；好刳胎殺夭，則麒麟不來焉；好填溪塞谷，則神龜不出焉?！?/p>
然而，儒家對待具體的自然事物，不是簡單的不殺生?！抖Y記•祭義》記載說：“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禮記•王制》又說：“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后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后田獵，鳩化為鷹然后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币簿褪钦f，要根據動植物的自然生長規律進行砍伐和田獵?！抖Y記•月令》中也有較多類似的記載，比如：“（孟春之月）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仲春之月）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之月）田獵置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孟夏之月）毋起土功，毋發大眾，毋伐大樹”；“（季夏之月）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儒家根據動植物的自然生長規律進行砍伐和田獵的思想，從倫理學的角度看，是對儒家“仁”的思想的推廣；同時，從發展農業經濟的角度看，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的生態觀。
4“以時禁發”的生態觀
儒家講道德，但不是不講經濟。據《論語•子路》中記述，孔子到衛國，“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又比如，據《論語•顏淵》記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憋@然，要“富之”，要“足食”，在當時就是要發展農業。據《論語•學而》所載，孔子還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本褪且蟀傩瞻凑辙r時進行農業生產。孟子對于發展農業生產有較多的論述。據《孟子•梁惠王上》所載，孟子曾經對梁惠王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边@里的“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要求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荀子的生態思想也十分特出，尤其是在如何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的問題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觀點。
荀子對自然資源以及人對自然資源的開發持較為樂觀的態度。他在《荀子•富國》中曾經說過：“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然后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后葷菜百疏以澤量；然后六畜禽獸一而剸車；黿鼉魚鱉鰍鳣以時別，一而成群；然后飛鳥、鳧雁若煙海；然后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避髯诱J為，天地之間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足以食人”、“足以衣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荀子認為，只有通過“善治”，也就是要運用科技知識對自然資源進行合理的利用，才能實現豐衣足食的狀況。至于如何“善治”，《荀子•王制》說：“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鰍鳣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還認為，有了豐富的自然資源，還必須合理的開發、利用和保護，這就是“山林澤梁以時禁發”。這里的“發”，就是開發利用；“禁”，就是保護；“以時禁發”，就是要根據自然規律，把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與保護緊密結合起來。這樣才能使自然資源“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使百姓“有余食”、“有余用”、“有余材”。
為此，荀子提出要設立專門負責管理自然資源開發的官員，他在《荀子•王制》中說：“修火憲，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鱉百索，以時禁發，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避髯又鲝垙膰艺矫媲袑嵄ＷC“以時禁發”，這在當時是很有見地的。
由此可見，儒家要求人們遵循自然規律，強調人“與天地參”，與自然相和諧，認為自然界是互相聯系、互相作用的有機整體，并且提出“仁民愛物”的生態倫理觀和“以時禁發”的合理利用與開發自然資源的思想，都充分反映了儒家具有豐富的生態思想。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儒家的這些思想對于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價值。
參考文獻：
[1][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M]．上海：上海書店，1987．20．
[2][5]郭沫若．十批判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117—119．
[3]李學勤．帛書五行與尚書洪范[J]．學術月刊，1986（11）．
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有著密切的聯系，主要體現為人對自然的征服和自然對人的制約。要想保持二者之間的良好態勢，就必須使之趨于和諧?！抖Y記·中庸》說“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淮南子·天文訓》認為“陰陽和合而萬物生”?？梢姡瑑蓾h時人并不是把天、地、人三者孤立起來考慮，而是把其看作一個相互聯系、和諧、平衡運動的大整體，強調人與自然共生共存，倡導天人和諧?！疤焐f物，以地養之，圣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盵3](《道基》)
淮南王劉安在《淮南子》中強調人與自然的內在和諧?！侗窘浻枴废蛲爸恋轮馈钡纳鷳B狀況是：“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敘，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當此之時，玄玄至碭而運照，鳳麟至，蓍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而朱草生，機械詐偽莫藏于心?！焙靡环鷳B和諧完美的理想化景象。
碩儒董仲舒更是在其專著《春秋繁露》中借對遠古三皇五帝太平盛世的描述，道出了自己的理想社會藍圖：
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憤怒之患，強弱之難，無讒賊妒疾(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發銜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鷙蟲不觸。故天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游于郊。囹圄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樸而不文。[4](《王道》)
將以上引文與孔子講的大同社會相比較，孔子的“大同”社會只講“人”而不講“天”，董仲舒則不只講“人”，且特別突出了“天”。他說：“何為本?日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盵4](《立元神》)它們分工合作，和諧關系不能破壞，否則就會有災異產生。這事實上就回答了天、地、人生態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固有規律的問題?？梢哉f，董仲舒的理想社會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而且包含著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生態智慧，是天、地、人三者的和諧，可以稱之為“理想生態社會”[5]。
另外，成書于兩漢時期的醫書《黃帝內經》也從人與自然的角度論述人體與四時變化、地理水土的聯系，認為四季氣候變化是否正常直接影響到人體的健康?！鹅`樞·歲露論》指出：“因歲之和，而少賊風者，民少病而少死；歲多賊風邪氣，寒溫不和，則民多病而死矣。”因此，季節性發病、時令性流行病都和氣候的變化緊密相連。東漢末年，醫學家張仲景說得更為直接：“人稟五常，因風氣而生長。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盵6]
在人與自然統一、和諧體系中，自然環境對人類社會具有決定性影響。漢初賈誼認為，自然界是運動不已的，而且有其自身的規律。這個規律就是“六理”：“六理……之所以生陰陽、天地、人與萬物也，固為所生者法也。”[7](《道德說》)《淮南子·主術訓》總結前人經驗說：“禹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為之勢，而不修道理之數，雖神圣人不能以成其功?！睂Υ?，東漢思想家王充也指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隨行而應人。”[8](《明雩》)要真正實現天下的和諧統一，人必須順應自然，并遵循其規律。
兩漢皇帝對月令極其重視，在詔令中頻繁強調要遵守月令，順應天時。如西漢成帝曾下詔：“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盵9](《成帝紀》)東漢安帝元初六年(119年)詔曰：“《月令》仲春‘養幼小，存諸孤’，季春‘賜貧窮，賑乏絕，省婦使，表貞女’，所以順陽氣，崇生長也?！盵10](《安帝紀》)順應天時隱含了對自然法則的遵守，體現了人們對天、地、人大生態環境系統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依賴、共生共存辯證關系的樸素認識和把握。正如馮天瑜先生所說：“不能違拗自然規律，是中國古代哲人的一貫思想?！盵11](p6)
但是，人類在自然面前并非無能為力。兩漢思想家在強調遵循自然及其規律的同時，又十分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去改造自然。如《淮南子》說：“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盵12](《修務訓》)
簡而言之，兩漢時期的生態和諧思想實際包含三層意思：其一，天人一體，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系統；其二，天人共生共榮，自然生態和人類社會和諧共存；其三，遵循自然規律，法則自然。
二生態倫理思想
先秦時期，不少思想家已從不同視角、不同層面提出了部分的生態倫理規范，蘊涵著樸素、直觀的生態倫理思想，但他們仍處于不自覺的狀態，甚至帶有迷信的色彩。如《詩經·周頌》中有“懷柔百神，及河喬岳”的說法，意為善待百神、河川、山脈。在孔子心目中，堯、舜是法天而行的圣人，“唯天為大，唯堯則之”[13](《泰伯》)。這就肯定了人與自然可以統一，即“天人一體”，也從中透露出孔子對天即自然界有著一種發自內心深處的崇敬與熱愛，因為人的生命與自然界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
兩漢時期獨尊儒術，以經治國，儒家“天人合一”的系統自然觀得到了進一步的認同。人們把自然當作朋友，甚至是當作父母兄弟看待，主張對生態環境要有正確的倫理觀，尊重各種生命權利，善待各種生命體。賈誼將統治者是否能把自己的德澤及于禽魚作為衡量其是否堅持以民為本的重要標準。他說：“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鱉，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7](《君道》)從以民為本的基點出發，論述古代圣王能夠德澤及于禽獸，這固然是為了宣揚圣王“仁德”之厚，但也未嘗不包含維護生態平衡的意義在內。他在《禮》中還說：“湯見祝網者置四面，……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憚害物也如是。”賈誼明確指出湯的網開三面是“憚害物”?！拔铩?，指的就是自然界的生物。
西漢劉向的《說苑》進一步發揮了孔子的山水比德說：“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綽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貞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主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盵14](《雜言》)在這里，自然的一切特征都和仁人、智者的精神品質具有了類似性、對應性，都被賦予了豐富的倫理道德的意蘊。人比德于自然，在他們眼中，萬物都具有人格的意蘊，人與自然互溶互滲。
《淮南子·精神訓》將人的器官及其功能比附天地四時等自然現象：“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云，肺為氣，肝為風，腎為雨，脾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其書《天文訓》、《時則訓》、《地形訓》中也有類似的說法。顯然，這種機械的比附是不科學的，但是認為人的肌體來源于大自然，人本身也是一種自然現象的存在，是自然萬物中的一類而已，這和天神造人的神學是不同的，有著重要的生態倫理意義。
董仲舒思想體系的核心和基礎是“天人合一”。為論證“天人合一”，董仲舒借鑒了《淮南子》天人比附的觀點，提出了“人副天數”說。董仲舒認為，人的倫理來之于自然，所以應對自然講倫理。他認為“天”即人，人即“天”的化身?！盀樯荒転槿?，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春秋冬夏之類也。”[4](《為人者天》)在他看來，天地是以自身為模型創造了人。人一身有366小節，是副天一年的日數，有12大節，是副天一年的月數，人內有五臟，是副天地之五行，外有四肢，是副天地運行之四時，人之眼睛乍視乍暝，是副天之晝夜之交替，正是“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4](《陰陽義》)。總之，天是放大了的人，人是縮小了的天，天和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相似性。
在《春秋繁露·人副天數》中，他通過分析人的命運和天地相連的關系，提出了“行有倫理副天地”的天地倫理觀。他說：“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于身。身猶天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膚著身，與人俱生，比而偶之弁合?！倍偈嬉笕说男袨閭惱硪c天地相副，并明確地將儒家的倫理視野推廣到天地之間，即認為道德倫理不僅存在于人際之間，也存在于人與天地生態系統之間，而且這種人與自然的生態倫理關系與人類同時存在、同時發生，必須引起人類的高度重視。他強調：“是故事各順于名，名各順于天。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4](《深察名號》)
在人與自然關系的問題上，天、地、人以及萬物密切相連，但它們的地位并不均等。董仲舒說：“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疚疾莫能為仁義，唯人獨能為仁義；物疚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獨能偶天地?！盵4](《人副天數》)在天地的精華所生成的萬物之中，沒有比人類更高貴的，因為唯獨人類能施行仁義。這樣，人類就應當超然萬物之上，代表萬物與天地共行仁義。在這里，董仲舒突出了天人關系中人的主體地位，意在賦予人類對于自然界的責任感，強化人類的“超物”意識，以與天地共施仁義道德。也就是說，人具有優越性，他能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對待他人及其他動物，是道德的主動者和人，“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貴也”[4](《天地陰陽》)。因此，人類應當以一種自強不息的陽剛氣魄“制天命而用之”。但是，人并不能把自己看作世界上萬事萬物的主宰，不能以自然為仆人。相反，人應視天地為父母，視所有生命都與自己的精神相通，人與天地的關系應是融洽無間的。在認識和尊重自然規律的前提下，人們應自覺維持生態平衡，合理利用和改造自然。
原始道教的《太平經》進一步提出“天父地母”的概念。這一概念不僅僅是一種比喻，更包含著深刻的思想內容。從生態倫理學的角度看，《太平經》的“天父地母”概念體現了天、地、人互相和諧共同生養萬物的理念?！短浇洝氛J為，自然萬物是天、地、人共同產生出來的：“夫天地中和凡三氣，內相與共為一家，治生，共養萬物。天者主生，稱父；地者主養，稱母；人者主治理之，稱子。父當主教化以時節，母主隨父所為養之，子者生受命于父，見養食于母。為子乃當敬事其父而愛其母?！盵15](《起土出書訣》)這里強調“天父地母”以及由此所化生的“人子”共同生養萬物觀念，實際上反映了天、地、人共為一家的生態倫理思想。“天父地母”概念還意味著天地自然界與人屬于同類而應當受到像父母那樣的尊重，而不可傷害。在《太平經》看來，“天父地母”化生人，并養育了人，所以，人應當報答天地的養育之恩，要像孝敬父母那樣，尊重天地自然，“不失天地之心意，助四時生，助五行成，不敢毀當生之物”[15](《善仁人自貴年在壽曹訣》)。
[關鍵詞]兩漢時期；生態思想；生態和諧；生態倫理；生態保護
[摘要]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尊重自然規律、珍愛生命、倡導天人和諧的生態觀念源遠流長；而兩漢時期正是中國古代生態思想總結定型的關鍵階段。兩漢時期的生態思想不僅倡導生態和諧和生態保護，而且更為鮮明的是強化生態倫理。生態和諧、生態倫理和生態保護思想三者相互聯系、相互滲透、密不可分，這正是兩漢時期生態思想的核心內容和基本特點。
Keywords: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eco-thought;eco-harmony；eco-ethic;eco-protection
Abstract:Chinesetraditionalthoughthaslongbeenattachinggreatimportancetotheecologicalideaswhichmaintaintorespectthelawsofnature,cherishlivesandadvocatetheharmoniousrelationshipbetweenhumanandnature.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havebeenacrucialtimewhentheChineseancientecologicalthoughtbegantotakeshape.Thetwodynastiesnotonlyadvocatedtheeco-harmonyandeco-protectionbutalsotheeco-ethic.Thesethreewerethoughttobeintegratedandnevertobedeparted,whichremainsthecharacteristicsoftheecologicalthoughtinthe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
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尊重自然規律、珍愛生命、倡導天人和諧的生態觀念源遠流長；而兩漢時期正是中國古代生態思想總結定型的關鍵階段。顧后有益于瞻前，研究總結中國歷史上特別是兩漢時期的生態思想，對我們今天的生態認識與實踐將會產生積極的借鑒作用，可以使我們更加明智地面向未來。然而，目前對中國古代特別是兩漢時期的生態思想進行探討的文章尚不多見①。
兩漢時期是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一個高峰期。然而，與經濟發展相伴而行的卻是生態環境的不斷破壞和惡化：土地濫墾，“伐木而樹谷，燔萊而播粟”[1](《通有》)；毀林嚴重，平原地區的天然森林資源已趨枯竭。尤其在一些農業開發較早、人口密度較高的地區，已經明顯感到了木材的匱乏。如《鹽鐵論》中有關于梁、宋等地缺乏木材的記載。由于生態的破壞，環境質量下降，水、旱、蝗和疾疫等災害發生十分頻繁，兩漢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災害多發期。據統計，自漢高帝元年(前206年)至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425年間，共有242個年份發生了災害，發生各種自然災害420年次(災害發生的次數以年計算)，平均1．01年發生1次，可謂無年不災[2]。
關鍵詞：解放思想；思想路線；改革開放；科學發展
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并進一步要求全黨同志“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這就要求我們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程中決不能丟掉解放思想這一法寶。
一、解放思想是時代的呼喚
解放思想是一個永無止境的歷史過程，也是十七大主題的一項重要內容，只要實踐沒有終止，思想解放的任務就沒有完結。今天，我們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勝利，就必須繼續解放思想。
1.解放思想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本質要求。總書記強調指出：解放思想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本質要求，是我們應對前進道路上各種新情況新問題、不斷開創事業新局面的一大法寶。把解放思想提升為黨的思想路線的本質要求，是對解放思想的新定位，是對黨的思想路線的新認識、新貢獻。明確規定：黨的思想路線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堅持從實際出發，不因循守舊、故步自封，就必須創造性地開展工作，這就需要觀念創新、思想解放。理論聯系實際，最重要的是堅持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既要反對教條主義，又要反對經驗主義，這仍然離不開思想的解放、理論的創新。實事求是是內在地包含著解放思想，要做到實事求是，必須解放思想，沒有思想的解放，觀念的創新，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實事求是。同時，解放思想也不是脫離實際的胡思亂想，不是主觀的隨心所欲，而必須從實際出發，二者是密不可分、互為條件的。在實踐中檢驗和發展真理，必須有解放思想的精神和勇氣。當原有理論中的某些結論同新的實踐產生矛盾的時候，就應該由實踐來賦予原有理論以新的生命力，敢于拋棄不合時宜的舊觀念，以實踐的發展來推進理論的發展。由此可見，解放思想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本質要求。
2.解放思想是推動科學發展的迫切要求。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發展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但在如何發展的問題上，要特別注意一些陳舊僵化的觀念。例如，一提到發展就想到增長速度，走的是粗放生產的老路，追求的是量的快速增加，卻忽視了資源環境的代價等。要破除這些思想障礙，就必須解放思想，轉變發展觀念，真正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茖W發展觀把以人為本作為理念內核，集中體現了黨的根本宗旨和執政理念。強調以人為本，就是要解決好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這三個根本問題。貫徹好這一執政理念，必須破除只重經濟總量的增加，不重人民生活的改善、只重經濟增長的速度，不重社會事業的發展等陳舊落后的觀念。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解放思想，把以人為本的理念貫穿于發展的全過程，實現好、維護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作為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要求，在實踐中要求破除講發展就是經濟發展、就是誰有條件誰發展、就是拼資源、就是只管今天不管明天的片面、短視的發展觀念，這就需要繼續解放思想，努力實現經濟社會、城市農村、人與自然的和諧與可持續發展。統籌兼顧不僅要求妥善處理不同社會群體的各種利益關系，而且強調要用發展的、聯系的、全面的觀點看問題和抓發展。在實踐中要努力克服重局部輕全局、重當前輕長遠、重個人輕集體等種種孤立和片面的思想傾向，避免觀念保守、思想僵化。這就要求我們繼續解放思想，從根本上掌握統籌兼顧的科學發展藝術，總攬全局，兼顧各方，協調有序，確保發展的健康、穩定和可持續。
3.解放思想是堅持改革開放的必然要求。堅定不移地堅持改革開放，首要前提是繼續解放思想，因為思想的解放是行動的先導，只有與時俱進，不斷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才會有扎實的發展。堅持走對外開放之路，是我國經濟獲取成功的寶貴經驗。當前需要警惕的是，一些地方和一些人對已有成績沾沾自喜，認為開放的程度不小了，滋生了小進即滿的思想，這是十分危險的。在世界政治經濟合作領域不斷擴大，相互影響不斷加深，競爭日趨激烈的大趨勢下，一個國家的發展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因此，全球化發展的大趨勢，客觀上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繼續破除各種思想上的制約和障礙，這樣才能繼續深化和推進改革開放。此外，完善市經濟體制、矛盾和問題層出不窮也要求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成績和進步是舉世矚目的，也是改革開放的主流。但在看到成績的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們現在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還只是初步的，在政治經濟體制的諸多方面還存在不少問題，并且越來越成為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另外，在發展的過程中，新的矛盾和問題也是非常突出，如發展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社會不公、貧富分化、地區及城鄉差距過大、教育、衛生醫療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滯后等問題，所有這些矛盾和問題都是伴隨改革開放而產生的，也必須用改革開放的方法來加以解決。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以創新的思想正視這些矛盾和問題，以創新的方法來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從而促進社會的全面進步。
二、堅決破除影響解放思想的障礙
事實證明，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所取得的一切成績和進步，都是在思想解放的前提下完成的?？墒牵壳斑€存在阻礙我們思想繼續解放的一些因素，在一些黨員干部身上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小進即滿、僵化保守、教條主義及曲解解放思想等不良思想和作風，如果不繼續解放思想，不徹底破除影響解放思想的障礙，我們的思想認識就可能趕不上飛速發展的實踐進程，就會直接影響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進程。
1.破除小進即滿思想，深化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由此在一些黨員干部中也就滋生了小富即安、小進即滿的思想，滿足現狀，不思進取。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固然可喜，但我國社會也出現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情況、新問題，西方國家幾百年中分階段出現的諸如社會不公、貧富分化、環境污染等矛盾和問題，在我國幾乎同時顯現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改革開放必然要向縱深發展，也必然會越來越深刻地觸及政治、文化和社會管理體制，越來越深刻地觸及民生問題，涉及的問題更加敏感，涉及的社會關系更加復雜。因此，解放思想的任務也就更加繁重。只有繼續解放思想，才能形成新思路，拿出新辦法，為深化改革開放找到新的路徑。
2.破除教條僵化觀念，推動科學發展。實現科學發展，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為此，我們必須破除各種因循守舊、僵化教條的觀念，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要堅決擯棄那種只重視經濟增長、忽視資源節約，只重視經濟發展、忽視社會發展，只重視城市發展、忽視農村發展，只重視局部發展、忽視全局發展的片面發展觀，確保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協調發展；進一步突出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關注民生，重視就業、教育、衛生、公共安全問題，切實把經濟社會發展轉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3.破除陳舊保守思維，促進社會和諧。構建和諧社會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促進社會和諧不能只停留在嘴上，也不能畫餅充饑，必須著眼于人民群眾最關心的現實利益問題，進一步理順收入分配關系，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必須特別關心困難群眾的生產生活，切實解決就業難、就學難、就醫難等實際問題；必須下大力氣解決好三農問題，實現農村從溫飽到富裕的轉變。凡此種種，都要求我們沖破保守的思維定式，繼續解放思想，以創新的精神和方法去破解各種社會問題，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當然，我們在破除陳舊保守思維的同時，還要堅決杜絕那種膽大妄為、曲解解放思想的現象發生?，F在在一些地方、在一些黨員干部中，把出新花樣當做解放思想，今天一個戰略，明天一個思路；有的把胡思亂想、亂發議論當做解放思想，什么話都敢說，什么流言都敢傳，什么問題都敢評；還有的把搞歪門邪道當做解放思想，把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當做解放思想，把“闖紅燈”、“踩黃線”、“鉆空子”、“打球”等當做解放思想。所有這些都是“曲解”解放思想的錯誤表現，都是與解放思想背道而馳的，都是應該杜絕的。
關鍵詞：胡宏；封建；郡縣
“封建”一詞，最早見于《詩經》，一直貫通商周于今之間，其意義衍化之時，往往與政治結構、意識形態相關。平添幾分駁雜與混亂。故不深究歷史脈絡，回復各代、各人具體論述中的實情，很難得其近真之相。有宋一朝。士大夫對于“封建”玩味最多。且多意含接續三代道統之意，出于政治上的表現，便是欲落實封建古制。然“復歸”三代，落實封建，亦多是對現實政治反應的一種策略。隨時勢變化而變遷。胡宏(1105-1161)便是其中一例。胡宏封建由主張修正郡縣制的缺陷，到史論中隱約批評郡縣制。最終認定應改郡縣為封建，而封建多與井田相合。其轉變看似循序漸進，實多于當時政局、時勢相關。
一
胡宏，字仁仲，學者稱五峰先生，福建崇安人。生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卒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五十七。胡宏少年便私淑二程。稱二程“紹孔、孟之統，振六經之教”，對當時所流行的王、蘇、歐陽之學皆未首肯，且編纂《程子雅言》以“破王安石之奸說”。宣和七年(1125)，胡宏至京人太學，從學程門高弟楊時(1053-1135)，遂正式成為二程再傳弟子閉。在宋廷南渡之前。胡宏的學術與政見大致受二程影響，反對王安石的變法與“專用己意訓釋經典”。這種觀念大致延續至后。且與其在不同時期對“郡縣”“封建”的不同論述大有關系。
南渡至臨安的趙宋朝廷，外有強敵壓境。內則遷都未久、百事待理，如何處理好內外關系。雖為舊題。實擔新意。胡宏在《中興業》中首次論述“郡縣”問題。他在此時認為郡縣具有重要作用，說“有土則有民，有民則有財。置守令，所以養民生財也?！比欢捌綍r，監司州郡已不肯同心國事，互相忌惡?！彼焓棺詥蕘y后。形成“州郡專以抗拒監司為能，監司專以陵撓州郡為事?！倍科湓?，其弊最要不在郡縣，乃是“為漕使者，不能平貴賤，通有無?；蚝駭科埫庖再Y敵，或重載遁逃以實己。是使守令不得養民以生財也。為憲使者，不能察奸欺，允刑獄，賦污狼藉者不按。奸宄通賊者不治，是使守令不得治民以息爭也?！逼渲鲝?，“或宜盡罷監司之職，屬之連帥，選擇守令，使各清心省事，專以墾田練兵、興利除害為務。”則此期。胡宏并未見有批判郡縣制之舉，只是認為現行的監司等官制牽制了郡縣的長處。
而在此四年后，胡宏的《上光堯皇帝書》中，他首次上書皇帝，也是針對安內攘外，從中可見他在此期對于“封建”與“郡縣”的思考稍有變化。
胡宏認為當時郡縣弊端不少，“往中原時，提封萬里，郡縣以百千計，論者猶以為將不勝其弊。今地益狹隘。州縣無幾。士大夫自西北而東南者，不知其幾千萬人矣。自東南而官者，不知其幾千百人矣?？たh荒殘。百事宜簡。而官吏猥眾，上官大吏各私其親，不遵法制，移易往來。曾無定止，互相攘奪，不顧是非，受賄納賂。法禁不行。奸豪得志，暴虐日敷，根本搖動，大命將泛，流蕩而不可止。天下無事，食君之祿；天下有變，拱手環視而不能救?！比欢绕湟猓追窃诳たh制本身，而在官吏?！胺蚺c民親者，莫如郡縣之官，天子所與共治天下者也。今類皆以干逐廢棄者居之，豈為民父母視民如傷之意哉!”如何修正?胡宏認為只要“宜重其任。擇其人，使久于其位，期以成功。且申戒備視之官，廉問糾劾一路之廣。膩吏而監司發者，罪守貳。守貳發者，黜監司。自發者，監司郡守俱賜罷終身，以不勝任廢?！?/p>
可見，胡宏在此期，認為郡縣存在弊端。但只要重視人才加得當的監督就能改善這種情況。
胡宏這一時期的見解與主張，或基于安內與攘外的權衡。稍早于《上光堯皇帝書》，在紹興二年左右給吳元忠的信里。胡宏便感慨：“竊思寇盜縱橫。使吾民至于此極者，以州郡敝而不振，而方伯久無其人也。”翻與《上光堯皇帝書》同時，胡宏致書明應仲，認為應該“奮大辱之積志，臨遣信使，分行州郡，考時事，察人情，將斷自宸衷，以大有為于天下?！眲t顯然認為，國家如此局面，與州郡衰弊大有關系，要有遠圖，北定中原。似先定州郡為重。另外。與高宗即位初期的政局大概也不無關系。在當時。要想廢棄郡縣改用他法。亦是不現實。高宗即位，照例詔告天下，“朕將規復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受直言，雖有失當，不加以罪?！惫_宣布要廣開言路。言者無罪。而高宗證明自己“正統”身份的手法，即是“謹守祖宗成憲”。于是稍明政局的士大夫必定清楚。雖言路廣開，“謹守祖宗成憲”也是不可駁斥的“政治正確”。
胡宏《上光堯皇帝書》，雖主要在講重人才。修正郡縣制的缺陷，然“祖宗家法”作為論證依據時常貫穿其中。而其中頗值得玩味之處是，胡宏講祖宗法令時，大多以王安石作為對立面，抵斥不遺余力，“安石廢祖宗法令”，且認為政令應與“熙寧之政相反”，似乎如此便可回復祖宗之法。多少讓人覺得胡宏在繼續二程(洛學)與王安石(新學)之爭。
二
紹興十一年(1141)，胡宏作《皇王大紀》八十卷成。此書編年而著。起自。終于周赧王。專敘“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者，人之英杰，為君為長，率其陪貳”，如何“應時成物，如春之生，夏之長，秋之利。冬之貞也?！比缓陮嵨磳ⅰ痘释醮蠹o》作為考證史事之書。而更多寓有“春秋筆法”。此書當是胡宏繼其先人之業，而或寓有當下之意。胡宏在此書中，意欲通過敘述三皇五帝故事。而揭示道之所在。認為“堯之初載甲辰，迄于赧王乙巳，二千有三十年。天運之盛衰一周。人事之治亂備矣，萬世不能易其道者也。后人欲稽養生理性之法則，舍皇帝王伯之事何適哉!”故其對于史事的記載。大有選擇。“事有近古先而實怪誕鄙悖者，則裁之削之；事有近似后世而不害于道義者，咸會而著之。”去取史料，則在不害“道義”?！痘释醮蠹o論》出自《皇王大紀》。以古論今，大可注意，其中亦論及“封建”“郡縣”。
胡宏認為“先王之所以溝封田井者”，有三因：“畝數一定。不可詭移”、“邑里阻固，雖有戎車，不可超越”、“道路有制。雖有奸宄。不可群逞。”因而有三利：“絕兼并之端。止獄訟之原。沮寇盜、禁奸宄于未兆”。則其實針對兩事。一是防外敵入侵，所謂“雖有戎車，不可超越”；一是防內奸動蕩。所謂“道路有制，雖有奸宄，不可群逞”。則雖遠述三代，亦是針砭當下。而“秦一廢之，及今千六百歲，而弊日益深。而戎馬不可禁矣?！惫屎暾J為：“井田封國，帝王之世萬事根本也。”而如何封建。胡宏亦有論述，認為“先儒以為王畿方千里，百同，九百萬夫之地。其言是也。以為中有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官室、涂巷，三分去其一。余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則非矣?！焙我匝灾?“愚深考封建之法，王畿方千里者。田方千里也；公侯方百里者。田方百里也。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百萬井，九百萬夫之地，受田者八百萬夫。百倍公侯之國，然后足以為天子都畿，鎮撫天下。”則其分封諸國。以保證合各國諸侯之力不可與王為敵為限。則雖為史學爭論。亦是對“封建”進行修正。或更可符合秦以后皇帝一統天下的成例。更能為當政者接受。
然而，在此書中，胡宏雖一字不提當時宋廷。然曲折之意。則尚能領會。“嗚呼!井田封國，仁民之要法也。唐太宗嘗慨然有復古之心，惜其諸臣識不足以知三代之道也。使太宗有其臣。力能行之，則唐世終無藩鎮跋扈篡弒之禍。而末流終無卒徒扶立強臣制命之事矣。”并意味深長的說道：“噫!有國家者，欲如三代保守中國以天年終，必井田封建而后可。”
此時。胡宏有關郡縣、封建的主張。已經大不同于他上書高宗時，已經認為應該改郡縣為封建。然而或是礙于前所述的“政治正確”。而只是在史書論說中隱諱其事。
三
胡宏晚年有關政治主張、學術思想的論述俱見于《知言》。根據張拭的《胡子知言序》，可知《知言》主要是胡宏最后二十年所作。且日有更定，或是打算藏之名山的，故言論較為直接。
胡宏寫作《知言》的二十幾年間，宋朝國勢并沒有根本改觀。秦檜掌權，主戰派多被其彈劾，立儲事件又屢起波瀾。且邊事又無多少喜訊。此期，胡宏認為要理清內政，必施仁政。施仁政，則要變當下治法，復三代之治。“法始于黃帝，成于堯、舜，夏禹因之。至桀而亂，成湯興而修之，天下亦以安。至紂而又亂，文王、武王興而修之，天下亦以安。至幽王而又亂。齊桓、晉文不能修。而又益壞之，故天下紛紛不能定。及秦始皇而掃滅之，故天下大亂。爭起而亡秦。猶反復手于須臾間也。”修三代之法可定天下，變三代之法而自定一法，則必速亡。
而“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后本可正而末可定；大綱不知，雖或善于條目，有一時之功，終必于大綱不正之處而生大亂。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故魯莊公之大綱在于復仇也，衛國之大綱在于正名也。仇不復。名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政矣。隱然以復仇、正名為宋廷的大綱。則安內與攘外同是大綱所括。當下重在兩個方面：一要能復仇，驅外敵；二要能正名，辨夷夏。只有修封建古法，變郡縣為封建。胡宏認為“黃帝、堯、舜安天下，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夏禹、成湯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齊桓、晉文之不王，亦非一事也，然不能封建，其大失也。秦二世而亡。非一事也，然掃滅封建。其大繆也。故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不封建也者，霸世暴王所以縱人欲。悖大道，私一身之大孽大賊也?！倍翱たh天下，可以持承平而不可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眲t在當下大變故之世?？たh已經不可支。封建可支變故，在“封建諸侯”，可“藩垣屏翰，根深蒂固，難于崩陷?？梢哉袊囊闹郑恢廖沸倥?，與之和親而手足倒置矣?！蹦茯屚鈹?。正宋朝中原諸夏之名。且“封建者，政之有根者也，故上下辨，民志定，教化行，風俗美，理之易治，亂之難亡，扶之易興，亡之難滅?？たh反是。”在大變亂時。能挽大廈于將傾。持之以恒?！熬ㄐ小６笾怯蘅蓳?，學無濫士，野無濫農，人才各得其所，而游手鮮矣。君臨卿，卿臨大夫，大夫臨士，士臨農與工商。所受有分制，多寡均而無貧苦者矣。人皆受地，世世守之。無交易之侵謀。無交易之侵謀，則無爭奪之獄訟。無爭奪之獄訟，則刑罰省而民安。刑罰省而民安，則禮樂修而和氣應矣?！比环⒅贫āＷ罱K還是落實于君主。所謂“欲大變后世之法度。必先大變人主之心術。心術不正。則不能用真儒為大臣。大臣非真儒，則百官不可總已以聽?！薄耙徽亩煜露ā?。
此期，胡宏有關郡縣、封建的論述大不同于先前，直言不諱，欲變郡縣為封建，大致突破“祖宗成法”的限制。然《知言》更似理論大綱，若真實行，郡縣與封建是否那么決絕。亦有調適過程。胡宏晚年給張栻的信里便說：“封建。擇可封者封之，錯雜于郡縣之間，民自不駭也。”琪實也認為?；謴凸胖啤３跣袝r民眾會不適應。然而這種調適與權衡，正可見胡宏對實行封建在當世作用的自信。且對如何實現封建有一定考慮。
關鍵詞：我國傳統管理思想；管理理性；管理實踐；實踐理性
“西方現代科學管理模式”是20世紀初從泰羅的科學管理開始，歷經了行為管理學派、權變管理學派、系統管理學派乃至現在的學習型組織。但值得深思的是，當今西方眾多管理學大師如彼得·圣吉等卻對東方圣哲的管理思想推崇有加，這使得身處其中的我們頗為汗顏。德魯克曾經說過：“管理的本質就在于人性與實踐性?！倍覈缹W大師李澤厚先生特別提出了我國傳統文化的特點恰恰就是“實踐理性”。我國傳統圣哲管理思想的“內在的合理性”（Rationality）和“現實可操作性”（Feasibility）正是解決管理本質問題的天賜之作?！皯谚低馇蟆辈蝗纭胺涤^自求”。
一、我國傳統管理思想的內在的科學合理性和持久的生命力
“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變；不明其得失，無以獲從入之途?！睔v史是對真理最好的檢驗，不具備科學合理內核的思想是不可能具備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1.我國傳統管理思想具有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綜觀人類文明歷史，我國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國中惟一擁有5000年不間斷文明史的國家，沒有哪個民族和國家能象我國這樣歷經劫難卻依然經久不衰，具有無比強大的生命力和創造性。沒有歷史實踐檢驗的理論，是應該審慎對待的。我國封建社會結構5000年來的超穩定性，這無疑是中國傳統管理文化的內在合理性最有力的證明。一種文明只有具備了與客觀規律相一致的內在合理性，才能真正地持久穩定。明“道”和順“道”正是我國傳統管理活動的根本思想，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推天理，明人事”我國管理思想恰恰是把宇宙的自然規律科學合理地運用在人文社會上，而西方的科學思想僅過分注重在自然世界的把握上。如果說牛頓是因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對自然規律看得更為深遠的話，那么無疑站在孔子、老子、釋迦、耶酥等思想巨人的肩膀上，對宇宙人生的奧秘將體會得更為清晰透徹。正是這種管理思想的合理性和普遍性的規律，才是建立涵括古今中外一切人類文明管理哲學的基石所在，這也是人類千百年來共同智慧的結晶，理當不分文化和種族，為人類所共享。
2．我國傳統管理思想具有高度的統一性和同化力。
中華文明立足于人倫，以人為本的人類共性，以“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禮記·禮運）的大同思想為目標，避免了一切因宗教文化不同，語言和民族不同所帶來的分歧和困擾，，共存共榮，以中華民族所特有寬容博大的胸懷，使得眾多不同種族、宗教、語言的人們包括最重種族純潔的猶太民族也被中華民族所同化和共諧，所謂“天下之民歸心”。更為獨特的是中華民族“興滅國、繼絕世”的仁愛思想以和平的方式將人類先進的至善文明，源源不斷地輸入到東亞和南亞各國，使得“遠者來，近者悅”，德惠四海，恩及八方。所以，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博士把未來世界統一的希望寄托我國身上，并由衷地夢想成為中國的一員，他曾寫道：“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最具充分準備的，是2000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的中華民族?！蔽鞣絾⒚蛇\動的創始者法國的伏爾泰亦曾寫到：“中國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優秀，最古老也最廣博的王國!……我們不能像中國人一樣，這真是太不幸!人類智慧不可能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政治組織?！艺J為只有中國才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愛的民族?！笨傊?，以寬弘博愛、和諧統一為精神特質的中國傳統文明為當今國際世界宗教文化沖突，地區民族矛盾，政治經濟磨擦提供了合理可行的和平解決方法，其悠久的管理思想也成為世界國家之間和平相處樹立了的光輝典范。
二、我國傳統管理思想具有高度的現實可行性。
當代管理實踐中，不論是企業管理，國家管理，乃至軍事管理中應用我國傳統管理思想而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
1．儒教資本主義圈的國家經濟騰飛。
當代東方“四小龍”的經濟騰飛模式已印證了其高度的生命活力。以至于世界稱東南亞工業化地區為“儒教東亞工業文明”，日本為“儒教資本主義”。在世界商戰中，日本內以“四書五經”求和，外以“孫子兵法”為戰，成為現代工業化國家中惟一非西方國家。而韓國則用不到30年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歷經一個世紀的工業化道路。新加坡業已邁入新興發達國家，被人們盛譽為“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國家?！?/p>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曾說到：“盡管東方世界在自然科學的創造及文明程度落后于西方，但是東方的人文科學、道德倫理、處世哲理，以及東方世界人們的精神狀態，都是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薄斑@種文化價值觀是新加坡成功的一個最強有力的因素?！毙录悠铝膬煞矫嬷卫砣胧郑阂皇菑膰懒⒎ā膰缊谭?；二是建立“東方道德價值觀”。前者治標，后者治本，兩者相輔相成，即《論語》所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币虼?，創造了新加坡經濟成功直至現今的奇跡。
2．百年老店長盛不衰的管理奧秘。
IBM公司的總裁托馬斯·小沃森在《一個公司和他的信念》中寫道：“一個偉大的組織能夠長久生存下來，最主要的條件并非結構形式或管理技能，而是我們稱之為信念的那種精神力量，以及這種信念對組織的全體成員所具有的感召力?！覉詻Q相信：任何組織若想生存下去并取得成功，它就必須建立一系列牢固的信念，這是一切經營政策和行動的前提。”“一個組織的基本哲學和原動力和公司成就之間的關系遠遠超過技術或經濟資源、組織、結構、創新能力和時機。”此外，哈佛的巴納德教授在《經理的職能》中曾指出：“總經理的職能在于“系統地闡釋和確定價值目標，并特別強調總經理所倡導的價值觀只有全體成員所接受方可共有?！边@提示我們一個共同管理哲學思想，一是要正確合理，方可持久穩定；二是要合乎人性，方可接受可行。日本“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先生這樣寫到：“任何員工只要認識清楚了松下電器公司的基本信念和方針。就能充分發揮每一個人的自主性?！比魏螁T工若能真正地把握基本信念，把它溶入自己體內，行動自由反而會擴大，碰到問題究竟要采取什么行動，不必一一請示上司，可以溶入自己體內的基本理念為尺度，決定自己的行動?！彼上乱辉購娬{：“如果你犯了誠實的錯誤，公司會寬恕的，把錯誤當作訓練費用，從中學習。但是，如果你違背了公司的基本原則和信念，就會受到嚴重的懲罰?！边@無疑是面對一個瞬息萬變的市場競爭環境的有效管理辦法。所以，戴維斯在《公司文化管理》中認為：日本人之所以成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能夠在全國范圍內維持一種強大而有凝聚力的文化。米勒在《美國企業精神》中甚至認為：在全球的競爭時代，公司惟有發展出一種能激勵在競爭中獲得成功的一切行為的文化，方才立于不敗之地。這無疑把一個人人生價值觀的重要性，提升到一個公司甚至一個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值得深省。而觀察其成功的理念無一不暗合或主動順應東方圣哲思想。
三、我國傳統管理思想生命力的源泉是具有內在高度的科學合理性
現代系統科學理論和管理實踐正日益證明其內在的科學合理性。美國伯克利大學埃里克·詹奇在《自組織的宇宙觀》中寫道：“高超的管理藝術恰恰就隱藏于同時在幾個層次上去思考，感受和行動的能力之中?！薄霸谖鞣绞澜?，這種進化世界觀難以被領會掌握，然而它卻已造就了佛教和道德精神主義洗練的純粹過程哲學?！钡聡锢韺W家赫爾曼·哈肯在《協同學》中寫道：“改善每個人的生活是人類當今最重要的任務之一。無論對社會和個人來說，這個任務所提出的問題日益復雜?！磥碓郊逼鹊氖牵酱业揭恍┗驹?，并從哲學上予以透徹剖析”“本書的發表在東亞、印度、中國和日本，都引起了特殊的反響，事實上，協同學與東方對世界的整體性觀察頗相一致。”隨著現代物理學博士F·卡普拉在《物理學之道》中曾如此論述：《華嚴經》所描述的多層次緣起的宇宙模式，與現代物理學的理論模式有著驚人的相似，并高推“佛教徒關于滲透的概念遠超于任何一種科學的靴袢理論?！?/p>
西方現代心理學中精神分析學派榮格、弗洛姆、薩特、叔本華、海森伯格、馬斯洛等當代大師，都在致力于從自我沖破、二元統一的東方“禪”文化的啟迪中獲得深刻透徹的啟示。并以此奠定了西方組織行為學、管理心理學的基礎。
管理的根本在于人，只有在對人性深刻洞察的前提下，才能提出合乎人性的科學管理之道。值得慶幸的是，歷久不衰，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包涵了東方儒道釋圣哲對人性和世界規律作出了眾多深刻精辟的描述和正確闡釋，并提供一系列高度可操作性的認識和實踐方法?；谌藗?，力求和諧。即所謂“實踐理性”的精髓。
四、對中國傳統管理哲學的治學態度和研究方法
我們對我國傳統管理思想應該具備一種冷靜求實的科學態度：
1．不要妄自尊大，固步自封。應該以開放積極的心態深刻反省自身的不足和陋習，并同時吸取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將東方人文管理與西方自然科學，本標結合，吐故納新，互輔互成，重塑民族的自尊和自知。
2．不要妄自菲薄，自毀長城。我們應把我國傳統管理文化中先進合理正確的一面，與古代統治者的恣意曲解和現代人的錯誤認識區分開來，重新建立民族自信和自強的文化精神。
基于以上態度，我們對我國傳統管理思想的吸納應該注意避免以下兩種過失：
一是努力不為外在的客觀物欲所動，方可排除因此而產生的盲目行動和感情好惡，如此方能使我們有暇去反省和觀察自身行動的價值取向和實施行為的合理性，以使得我們的思維角度和行為方式真正建立在對宇宙、人生科學規律正確清醒地把握之上。
2．盡可能地排除內在的一切主觀成見。我們應該確立既不接受一切的觀念，也不拒絕一切的觀念，而是建立理解一切的觀念，知道它如何產生、如何適用、又如何消滅的，如此方能使我們真正認清和把握宇宙萬物的自然規律，為人類的自由幸福建立持久穩定、正確的哲學內核。
在當今政治的多極化、地區沖突、民族矛盾、經濟磨擦、人權發展、環境危機、道德淪喪和黃毒泛濫日益充斥著世界，古今中外東西方文明正處于一個交互跌宕，互斥互融的新的融合階段。如何在這樣一個危機與機遇同時并存的當今世界，以一種開放積極、恢弘博大的胸懷和氣度，重新認識中國傳統優秀的管理思想中的合理內核與現實可操作性，吸納和運用東西方一切科學文明和人文精神的精華，重塑中華民族厚德載物、自強不息的固有精神，進而開創人類世界的共同文明和幸福未來，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刻不容緩和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
參考文獻:
1．羅玄機．世紀末．新疆大學出版社，1994．
2．肖民重．中國古代管理哲學概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
3．松下幸之助．經營管理全集．春風文藝出版社，1993．
一、對中學數學思想的基本認識
“數學思想”作為數學課程論的一個重要概念，我們完全有必要對它的內涵與外延形成較為明確的認識。關于這個概念的內涵，我們認為：數學思想是人們對數學科學研究的本質及規律的理性認識。這種認識的主體是人類歷史上過去、現在以及將來有名與無名的數學家；而認識的客體，則包括數學科學的對象及其特性，研究途徑與方法的特點，研究成就的精神文化價值及對物質世界的實際作用，內部各種成果或結論之間的互相關聯和相互支持的關系等。可見，這些思想是歷代與當代數學家研究成果的結晶，它們蘊涵于數學材料之中，有著豐富的內容。
通常認為數學思想包括方程思想、函數思想、數形結合思想、轉化思想、分類討論思想和公理化思想等。這些都是對數學活動經驗通過概括而獲得的認識成果。既然是認識就會有不同的見解，不同的看法。實際上也確實如此，例如，有人認為中學數學教材可以用集合思想作主線來編寫，有人認為以函數思想貫穿中學數學內容更有利于提高數學教學效果，還有人認為中學數學內容應運用數學結構思想來處理等等。盡管看法各異，但筆者認為，只要是在充分分析、歸納概括數學材料的基礎上來論述數學思想，那么所得的結論總是可能做到并行不悖、互為補充的，總是能在中學數學教材中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的。
關于這個概念的外延，從量的方面講有宏觀、中觀和微觀之分。
屬于宏觀的，有數學觀(數學的起源與發展、數學的本能和特征、數學與現實世界的關系)，數學在科學中的文化地位，數學方法的認識論、方法論價值等；屬于中觀的，有關于數學內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流的原因與結果，各個分支發展過程中積淀下來的內容上的對立與統一的相克相生的關系等；屬于微觀結構的，則包含著對各個分支及各種體系結構定內容和方法的認識，包括對所創立的新概念、新模型、新方法和新理論的認識。
從質的方面說，還可分成表層認識與深層認識、片面認識與完全認識、局部認識與全面認識、孤立認識與整體認識、靜態認識與動態認識、唯心認識與唯物認識、謬誤認識和正確認識等。
二、數學思想的特性和作用
數學思想是在數學的發展史上形成和發展的，它是人類對數學及其研究對象，對數學知識（主要指概念、定理、法則和范例)以及數學方法的本質性的認識。它表現在對數學對象的開拓之中，表現在對數學概念、命題和數學模型的分析與概括之中，還表現在新的數學方法的產生過程中。它具有如下的突出特性和作用。
(一)數學思想凝聚成數學概念和命題，原則和方法
我們知道，不同層次的思想，凝聚成不同層次的數學模型和數學結構，從而構成數學的知識系統與結構。在這個系統與結構中，數學思想起著統帥的作用。
(二)數學思想深刻而概括，富有哲理性
各種各樣的具體的數學思想，是從眾多的具體的個性中抽取出來且對個性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共性。它比某個具體的數學問題(定理法則等)更具有一般性，其概括程度相對較高。現實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運動和變化、相輔相成、對立統一等“事實”，都可作為數學思想進行哲學概括的材料，這樣的概括能促使人們形成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三)數學思想富有創造性
借助于分析與歸納、類比與聯想、猜想與驗證等手段，可以使本來較抽象的結構獲得相對直觀的形象的解釋，能使一些看似無處著手的問題轉化成極具規律的數學模型。從而將一種關系結構變成或映射成另一種關系結構，又可反演回來，于是復雜問題被簡單化了，不能解的問題的解找到了。如將著名的哥尼斯堡七橋問題轉化成一筆畫問題，便是典型的一例。當時，數學家們在作這些探討時是很難的，是零零碎碎的，有時為了一個模型的建立，一種思想的概括，要付出畢生精力才能得到，這使后人能從中得到真知灼見，體會到創造的艱辛，發展頑強奮戰的個性，培養創造的精神。
三、數學思想的教學功能
我國《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初級中學數學教學大綱(試用修訂版)》明確指出：“初中數學的基礎知識主要是初中代數、幾何中的概念、法則、性質、公式、公理、定理以及由其內容所反映出來的數學思想和方法”。根據這一要求，在中學數學教學中必須大力加強對數學思想和方法的教學與研究。
(一)數學思想是教材體系的靈魂
從教材的構成體系來看，整個初中數學教材所涉及的數學知識點匯成了數學結構系統的兩條“河流”。一條是由具體的知識點構成的易于被發現的“明河流”，它是構成數學教材的“骨架”；另一條是由數學思想方法構成的具有潛在價值的“暗河流”，它是構成數學教材的“血脈”靈魂。有了這樣的數學思想作靈魂，各種具體的數學知識點才不再成為孤立的、零散的東西。因為數學思想能將“游離”狀態的知識點(塊)凝結成優化的知識結構，有了它，數學概念和命題才能活起來，做到相互緊扣，相互支持，以組成一個有機的整體?？梢姡瑪祵W思想是數學的內在形式，是學生獲得數學知識、發展思維能力的動力和工具。教師在教學中如能抓住數學思想這一主線，便能高屋建瓴，提挈教材進行再創造，才能使教學見效快，收益大。
(二)數學思想是我們進行教學設計的指導思想
筆者認為，數學課堂教學設計應分三個層次進行，這便是宏觀設計、微觀設計和情境設計。無論哪個層次上的設計，其目的都在于為了讓學生“參與”到獲得和發展真理性認識的數學活動過程中去。這種設計不能只是數學認識過程中的“還原”，一定要有數學思想的飛躍和創造。這就是說，一個好的教學設計，應當是歷史上數學思想發生、發展過程的模擬和簡縮。例如初中階段的函數概念，便是概括了變量之間關系的簡縮，也應當是滲透現代數學思想、使用現代手段實現的新的認識過程。又如高中階段的函數概念，便滲透了集合關系的思想，還可以是在現實數學基礎上的概括和延伸，這就需要搞清楚應概括怎樣的共性，如何準確地提出新問題，需要怎樣的新工具和新方法等等。對于這些問題，都需要進行預測和創造，而要順利地完成這一任務，必須依靠數學思想作為指導。有了深刻的數學思想作指導，才能做出智慧熠爍的創新設計來，才能引發起學生的創造性的思維活動來。這樣的教學設計，才能適應瞬息萬變的技術革命的要求?？恳回炄绱嗽O計的課堂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方能在21世紀的激烈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三)數學思想是課堂教學質量的重要保證
數學思想性高的教學設計，是高質量進行教學的基本保證。在數學課堂教學中，教師面對的是幾十個學生，這幾十個智慧的頭腦會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隨著新技術手段的現代化，學生知識面的拓寬，他們提出的許多問題是教師難以解答的。面對這些活潑肯鉆研的學生所提的問題，教師只有達到一定的思想深度，才能保證準確辨別各種各樣問題的癥結，給出中肯的分析；才能恰當適時地運用類比聯想，給出生動的陳述，把抽象的問題形象化，復雜的問題簡單化；才能敏銳地發現學生的思想火花，找到閃光點并及時加以提煉升華，鼓勵學生大膽地進行創造，把眾多學生牢牢地吸引住，并能積極主動地參與到教學活動中來，真正成為教學過程的主體；也才能使有一定思想的教學設計，真正變成高質量的數學教學活動過程。
有人把數學課堂教學質量理解為學生思維活動的質和量，就是學生知識結構，思維方法形成的清晰程度和他們參與思維活動的深度和廣度。我們可以從“新、高、深”三個方面來衡量一堂數學課的教學效果?！靶隆敝笇W生的思維活動要有新意，“高”指學生通過學習能形成一定高度的數學思想，“深”則指學生參與到教學活動的程度。
關鍵詞：港臺；國內；荀子；倫理思想；綜述
臺灣的荀子研究目前方興未艾，碩士論文已有四十多篇，博士論文的總數也將累增至接近十篇，并出版了多本專著，代表性的有牟宗三《名家與荀子》(臺北：學生書局，1982年版)、陳大齊《荀子學說》(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事業委員會，1954年)、韋政通《荀子與古代哲學》(臺北：臺灣商務印館，1966年)、勞思光《中國哲學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1968年)等，內容涉及荀子的政治思想”、“荀子的經濟思想”、“荀子的道德思想”、“荀子的文學思想”等方面。而國內從建國以后至1976年，由于處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荀學研究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1977年后近30年，荀學及其倫理思想研究方興未艾、如火如荼，特別是與歷史學、人學、經濟學、生態學等新興學科相結合，產生了許多新思想、新觀點，著述不斷、創建迭出。本文試對港臺及國內這一歷史時期荀子倫理思想研究狀況做一番梳理，以為研究者提供一點可資參考的資料和線索。綜述主要以各個歷史時期的專著和論文為分析原本而展開。
一、港臺地區荀子及其倫理思想研究概述
三十年來港臺荀學研究一種意涵就是補孟子內圣學的不足，由于過去這三十多年來牟宗三派的新儒家學者在臺灣“中國哲學界”里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而且建立了一種“道德形上學”的論述架構，有部分臺灣的儒學研究者可能是針對該派主張“孟子為儒學正宗”之論而闡揚荀子的。
這一時期荀子研究者主要包括七類：其一是以牟宗三和陳大齊最先出和最重要，徐復觀、韋政通、勞思光三人稍晚出也稍次要；其二是以牟宗三的弟子蔡仁厚、李滌生、周群振等比較突出，他們基本上都在發揚師說；其三是臺大中文系的老師龍宇純和政大中文系的老師熊公哲，他們的格調比較近于傳統訓詁之學；其四是借引二次大戰后的“新西學”來講論荀子義理的臺大中文系老師張亨；其五是輩份較低的大學老師；其六是近十年來有著作輸入臺灣的一些大陸荀子研究者，如廖名春、馬積高等；其七是少數有著作被翻譯為中文的歐美學者，如柯雄文等。
在此就港臺地區荀子研究者之間的異同略作分說。首先牟宗三所代表的研究者可稱為“道學派”，傾向于把荀子納入所謂“內圣外王”的道學框架中討論，著重其“性惡”之辨；陳大齊所代表的研究者可稱為“文學派”，傾向于把《荀子》當作一般思想文獻來處理，著重其“禮義積學”之論。與牟氏同被認定為“新儒家”之一的徐復觀以及眾多牟氏的弟子都屬于“道學派”。與新儒家保持一定距離的韋政通、勞思光、張亨亦然。龍宇純和熊公哲則屬于“文學派”。其次，“道學派”在學術界的地位與“文學派”相互批評。再次，道學派”與“文學派”在荀子詮釋上之同異點在于：兩派皆同意荀子思想偏重于禮義這一面。兩派之間最明顯的分歧點就在如何看待荀子性惡說這點上。如果認為性惡就是指本質上的惡，那就是“道學派”；相反，如果認為荀子性惡只是指順之而無節才惡，那就是“文學派”。又再次，“道學派”的荀子研究者行文講話都帶有訓誨的意思或者求道的意味，這在“文學派”看來是不真實的，況且荀子本身就特別平實而有條理。
二、國內荀子倫理思想研究述評
1、荀子倫理思想研究的初始期
第一階段從1977年到1986年。后，中國學術界對荀子的思想歸屬重新澄清，而歸于儒家。同時，一些學者突破前對荀子思想的認定形式，提出一些新的觀點和思想。關于倫理思想，一些學者在專著里已有涉及，朱伯崑在《先秦倫理學概論》從“禮為行為的最高準擇”、“論禮的起源和意義”、“性惡論”、“修養方法”四個方面展開論述，基本上把荀子人性論定性為性惡論；并總結說，“荀況人性論的根本錯誤，是不懂得人的社會性……不懂得人類社會生活的物質基礎，其結果向人的自然屬性中尋找人生活的依據”[1]，其實，荀子提出“群分說”，“禮以養情說”，“制民之產說”，確是看到物質對道德的促進作用，此段議論有失公允。對于道德修養論，評價是客觀的，反映了荀子倫理思想的基本精神，
這一階段出版了四部著作。一部是“北京大學”《荀子》注釋組注釋的《荀子新注》(中華書局1979年版)，該書以王先謙《荀子集解》為底本，吸收了前人及現代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對《荀子》三十二篇進行了?？焙妥⑨尅?/p>
另一部是夏甄陶的《論荀子的哲學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該書對荀子思想的歷史地位和價值作了全面闡發，基本上代表當時的最高水平。但是，作者的思想受歷史的局限，因而有的結論又顯得教條僵化。而且，對荀子的倫理思想也沒有涉及。
第三部是胡玉衡、李育安的《荀況思想研究》，該書以論文的形式，把荀子的思想分十一個部分來探討，尤其是該書對荀子的倫理思想第一次作了比較系統的探討。“荀況把倫理道德的問題與治國安邦的根本大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在論述倫理道德時，他能跳出把禮儀道德只作為規范人們日常生活行為的狹隘小圈子”[2]，同時，作者還深刻地分析了善惡、榮辱、君子小人三對倫理范疇以及荀子的道德修養論。最后，作者總結認為，荀況的倫理道德觀是以治國安邦為最高目標，使道德的內容和標準達到更高的境界，道德教育與施行法治必須緊密結合起來，不可偏廢?？梢哉f，作者基本把握了荀子倫理思想的精神，緊密結合文本去解讀而沒有泛泛而談。
第四部是向仍旦的《荀子通論》。對于倫理思想沒有專門探討，而是分散于一些章節中，關于人性論，作者在分析先秦諸家人性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所謂人之性惡，是破孟子性善論的；所謂‘其善者偽也’是立自己的觀點，闡明人的善良德行是后天人為之功的”[3]?？梢?，他所認為的荀子人性論在于強調人應當主觀努力去改造人的自然本性，是人性改造論，這就基本定性荀子說的人性是惡的，但作者第一次探討了心在道德認識中的作用，認為“偽”是經過心的思慮的結果，這無疑是深刻的。同時，作者還探討了“行”在德性形成中的意義，“但是，也必須看到荀子所說的‘行’是指個人在道德修養方面的行為”[4l，這就突破了前人研究荀子知行觀僅限于認識論的局限，而是把“行”放在更廣闊的道德視域中去考察，賦予“行”以更深刻的道德內涵和更深遠的道德前景。但他認為荀子“行”的目標和范圍是應該劃定在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和封建道德范疇之內的，這無疑是說荀子的“禮儀”是封建的道德范疇，從而打上了深深的階級思維的烙印。
2、荀子倫理思想研究的發展期
第二階段從1987年一1997年。這十年發表了近百篇研究荀子的文章。學界開始從多個角度去審視、研究荀子的思想，主要探討了荀子的天人觀、人性論、心性論；側重于從文化學、倫理學的角度去解讀荀子。如惠吉星說：“荀子思想同殷周傳統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荀子不僅對六經的傳授作出過重要貢獻，他的思想也深受六經的影響。”[5]樊浩教授在其專著《中國倫理精神的歷史建構》中指出，“荀子繼承并發揮了孔子倫理中禮的精神，成為宋明時期中國倫理精神大綜合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思想來源。”[6]并且通過與孟子的倫理思想比較指出：“荀子學說的使命表現為先秦思想的批判性總結，實際上標志著民族倫理精神生長的第一階段的完成”[7]，還系統精辟地論述了“禮的精神”、“性惡論”、“化性論”，為荀子倫理思想的研究建構了框架并指明了方向。
這一階段主要出版了三部專著，一部是惠吉星的《荀子與中國文化》，該書從人類文化學的角度去探討荀子倫理思想，如第五章第二節的第二部分“修身與教化”；第七章第四節“荀子與中國古代道德認識論”。關于“修身與教化”，作者認為，荀子從性惡論出發，不相信人的內在本性和道德自覺，因而十分重視禮儀法度的規范作用，治國的關鍵還是教化，而教化百姓應以正己修身為主。此段論述已經指明荀子德性理論與孟子的區別，孟子是強調心的道德自覺的，而荀子強調后天教化修身以成德，但作者沒有指出為什么教化能成德，它的條件是什么，即作者忽視心在道德教化中的人文力作用。關于“荀子與中國古代認識論”，作者分析認為，荀子以道德主體作為認識主體，以倫理道德原則作為認識客體，將認識過程作為社會道德實踐過程，把人格完善作為認識的最終目標。這是正確的。但遺憾的是作者沒有具體展開論述。
第二部專著是王廷洽的《荀子答客問》。作者在第六章探討了荀子的倫理道德。包括：倫理道德的作用；國君的職責；官員的道德；士、君子、圣人、小人的不同群體；有關孝、禮、仁、義、樂的問題。關于倫理道德的作用，作者歸結為三個方面：治國安邦，養情化性，輔助法治。可以說，這三個方面涵蓋了荀子禮學思想的全部內容，作者重點詮釋了仁義禮樂，“此四者都是倫理道德的規范，是相輔相成的，對他人敬愛應該合情合理，合情合理就應該符合禮制。”[8]其實，在荀子的思想里面，仁為質，義為本，禮為用，互為表里，相互貫通。
第三部專著是孔繁的《荀子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倫理思想主要是修養論，側重于對文本的解釋，其他方面鮮有論述。
3、荀子倫理思想研究的繁榮期
第三階段從1998年—2007年。這一階段是荀子研究的活躍和繁榮時期。近十年來，人們對荀子的社會思想、管理思想、生態思想等進行了深入探討，并從倫理學、人學、歷史學、等多角度去解讀荀子，側重于荀子思想向現代文化的轉生研究。關于天人觀，北京師范大學晁福林教授認為：“荀子的天道觀也沒有擺脫天命論的羈絆”[9]。關于荀子哲學特質，路德斌教授認為：“荀學與孟學的關系是‘道’同而‘術’不同?！盵10]倫理思想方面，對道德修養論、道德教育論以及荀子倫理思想與先秦諸家思想的比較也多有涉及，另外，還側重于應用倫理方面的研究。關于道德修養論，王易論說，“荀子一方面從人的自然性出發，提出人性本惡論；另一方面又從人的社會性出發，提出了化性起偽的人性改造論和道德修養論?！盵11]這方面的文章還可參看《試論荀子的人生修養觀》(賀莉：《燕山大學學報(哲社版)》2006年第二期)。關于道德教化理論，有的學者認為，荀子是從他的人性論預設與群居和一社會性存在的內在矛盾出發，論證道德教化的必要性，在道德教化的價值指向和依靠對象上……拓展了教化的嶄新途徑。[12]當然，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方爾加一直以為荀子是孔孟儒家的千古罪人，荀子將道德功利化，是非道德主義。[13]關于這方面的論點還可參看方爾加的著作《荀子新論》(方爾加：《荀子新論》，中國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在這段期間，老一輩哲學家著作有的又重版，同時還出版了專業的中國倫理思想史的專著，其中涉及荀子倫理思想的，在此不一一贅述。荀子的應用倫理思想，從目前收集的資料看，主要有：家庭倫理思想、生態倫理思想。
在這一時期主要產生了五部專著，基本上可定性為中國哲學方面的著作。這五部著作為：韓德民的《荀子與儒家的社會理想》(齊魯書社2001年版)；郭志坤的《曠世大儒——荀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馬積高的《荀學源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儲昭華的《明分之道——從荀子看儒家文化與民主政道融通的可能性》(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陸建華的《荀子禮學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該書從哲學層面全面解析荀子禮學的內容、結構和體系。認為荀子禮學以禮的價值說明為思維的起點，以禮以解蔽的諸子批判為終點。論著在第四章提到荀子倫理思想——道德規范。著者認為，禮為德，而非普通之德，而是諸德之總德，禮是人際交往中必備的敬、孝、悌、慈、惠等諸德的總和，這樣，禮落實于君道、臣道、父道、臣道、父道、子道、兄道、弟道、夫道、妻道中，就體現為公、忠、慈、孝等倫理道德。
三、荀子倫理思想研究存在的問題及發展態勢
目前學界已開始超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兩極對立的模式，從多個角度去探討荀子倫理思想，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從總體上看，雖然研究視角有所轉換，研究方法有一定突破，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取得了新的進展。但從近幾年發表的研究論文看，探討問題的側重點仍在天人觀、人性論、認識論等幾個方面，選題重復，而倫理學方面研究的成果更少，更沒有形成體系，雖然有的學者從人學、歷史學、生態學等角度去解讀荀子的倫理思想，但探討的問題仍在人性論等幾個方面。最近幾年的研究雖已偏向道德教育、道德修養、道德教化，并且試圖與西方的倫理思想進行比較，但如果把握不好，以西方的邏輯范疇、學術話語套用荀子的文本語言，解讀荀子的文本思想，勢必對荀子的倫理思想造成誤解。
因而，在東西方德性倫理思想回歸的大的氛圍下，緊密結合荀子文本，借鑒港臺的已有研究成果以及出土的最新史料，用中國哲學、更多的是道德哲學的語言對荀子的德性倫理思想進行重新挖掘整理，以彰顯荀子德性倫理思想的教化價值以及荀子倫理精神在構建中國倫理精神中的作用，這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因此，未來荀子倫理思想的研究學界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去努力：第一，應緊密結合中國現代社會在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所出現的道德問題，深入發掘荀子倫理思想可資借鑒的理論資源，重點側重于家庭倫理、經濟倫理、生態倫理等應用倫理方面的研究，這是其一；其二，應緊密結合西方倫理思想的資源進行中西比較研究，可以說，荀子的人性論、教化論和基督教的原罪說、盧梭、霍布斯的性惡論以及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黑格爾等思想家的人性論、修養論都有可比較處，通過比較以深化對荀子倫理思想的理解并彰現其理論價值；第三，應緊密結合先秦孔孟儒家心性德性倫理思想，去正確、客觀分析荀子思想中的天、人、心、性、人性、情、欲、禮、義等規范和范疇，并在此基礎上展開對荀子倫理思想的挖掘和整理，從而重新展現荀子倫理思想德知、規范、德性、德行、德治分而互動，道德他律與自律辯正統一的道德生態。
參考文獻：
[1]朱伯崑：《先秦倫理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106、116頁。
[2]胡玉衡、李育安：《荀況思想研究》，中州書畫社1982年版，第51頁。
[3][4]向仍旦：《荀子通論》，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2、66頁。
[5]惠吉星：《荀子與中國文化》，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頁。
[6][7]樊浩：《中國倫理精神的歷史建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128頁。
[8]王廷洽：《荀子答客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頁。
[9]晁福林：《論荀子的“天人之分”說》，《管子學刊》(淄博)2001年第2期。
[10]路德斌：《試論荀子哲學的特質及其對儒家道統之意義》，《孔子研究》(濟南)2003年第2期。
[11]王易、管章梅：《荀子的道德修養論探析》，《倫理學研究》2006年第3期。
關鍵詞：董仲舒；音樂；美學
董仲舒是西漢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其公羊春秋學以儒家思想為主體，廣泛吸收了陰陽五行以及其他學派的思想，結束了春秋戰國時期“道術為天下裂”的思想局面，初步建立了適應大一統政治專制的思想體系。董仲舒是完成先秦儒家思想轉向的一個關鍵人物，徐復觀說：“在董仲舒以前，漢初思想，大概上是傳承先秦思想的格局，不易舉出它作為‘漢代思想’的特性。漢代思想的特性，是由董仲舒所塑造的。”探尋董仲舒的音樂美學思想，不僅可以理清由先秦至漢代儒家音樂美學思想的發展線索，而且能夠對音樂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的作用有更深刻的理解。
關于音樂的本源問題，先秦儒家的荀子有重要的論述。他認為音樂首先和人的情性有關，《荀子·樂論》篇說：“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于聲音，形于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眱H從此句來看，荀子似乎肯定了音樂發端于人的情感，人的情感獲得外在的聲音、動靜等形式，內外結合就形成了音樂。但是在荀子的思想中，音樂這種自然人性上的起源恰恰成為音樂要被否定的一面。荀子是持“性惡論”的，“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生而禮義文理亡焉?！奔热蝗说谋拘詾閻海扇说谋拘远鴣淼亩恐蛻敵蔀槎Y儀防范的對象。這樣，荀子必定要為音樂尋找另外一個具有合法性的起源，這個起源就是“先王”，《荀子，樂論》篇說：“故人不能無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汗之氣無由得接焉。”荀子把音樂分為雅樂和聲，聲是發端于人的情性且無所節制的音樂，而先王所制定的雅樂則具有“以道制欲”的作用，可以使臣民的情感合理地發泄而又不至于讓社會產生動亂。由此可見，在荀子看來，具有合法性的音樂實際上是建立在其人文性根源之上的。
在音樂本源這個問題上，董仲舒吸收了不少荀子的看法，但他最終把荀子的觀點巧妙地融進了天人感應的思想體系中。董仲舒同樣有把音樂本源歸之于自然人性的看法，比如《春秋繁露·楚莊王》云：“樂者，盈于內而動發于外者也?！痹诨卮饾h武帝的策問中，董仲舒說：“故聲發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膚，臧于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弦之聲未衰也。”與荀子的性惡論不同的是，董仲舒主張性未善論，他認為人之本性有善和惡的可能，因而需要后天的教化使人性走向善的一面。他說：“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為雛，繭待繅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此之謂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于是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边@種主張雖然沒有像荀子那樣把人性完全推向了惡的一邊，卻仍然強調了王道教化在人性向善上的決定作用，因此，“發于和而本于情”的音樂在董仲舒看來雖并非就是惡本身，卻依然有走向惡的可能性。在此基礎上，董仲舒和荀子一樣要為音樂尋找一個自然人性之外的根源，《春秋繁露·楚莊王》云：“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虛作樂。”這種思想和荀子關于雅樂的看法如出一轍，都強調了王者作樂的重要性，其目的是通過王者對音樂的制約而導向社會政治的和諧與鞏固。
在音樂具有自然性根源和人文性根源這個問題上，董仲舒可以說是直接繼承了荀子的衣缽，但董仲舒賦予了天至高無上的地位，這點和荀子的制天命的思想很不一樣。在董仲舒思想中，音樂的自然性根源和人文性根源其實最終都歸結為天。首先，音樂發端于人的情性，而人的情性發端于天?！洞呵锓甭丁ど畈烀枴氛f：“人之受氣荀無惡者，心何栣哉?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于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栣，與天道一也。”身有貪仁，實際都來自天的陰陽之氣，這樣，音樂以人的情性為本，實際是以天為本。這里的天是陰陽之氣所構成的天。荀子也有用氣解釋音樂的思想，《荀子·樂論》說：“凡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钡髯舆@里說的氣主要指人的血氣，董仲舒說的氣則是作為天地宇宙構成元素的陰陽之氣，人的情性是由這種陰陽之氣所構成，以人的情性為發端的音樂自然也是由陰陽之氣所構成的了。其次，雅樂由王者制作，但王者之所以為王者是順應天命而產生的。在王者作樂這個問題上，董仲舒提出王者作樂是為了“見天功”的觀點，《春秋繁露·楚莊王》云：“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于終，所以見天功也?！倍偈嬲J為王者受命于天，為了表示他是承受天命而不是因襲前王，就必須改變舊的制度，但是音樂卻不屬于改制的范圍，新王朝建立之初用的還是前代的音樂，因為音樂是為了表示天命的成功的，因此要等到王者用新制度成功治理社會之后，王者才能制作新王朝自己的音樂。用以表彰自己的功績。可見，王者作樂在董仲舒這里同樣追溯到了天上面。這表明，在董仲舒思想中，天是音樂最終的本源。
先秦儒家關于音樂社會功能的看法集中體現在“和”這個概念上。荀子認為音樂可以在多個社會群體間建立一種諧和關系?！盾髯印氛摗氛f：“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避髯诱J為音樂可以實現君臣、父子、長少之間的情感溝通，緩解由等級區分帶來的社會矛盾。荀子關于和的論述容易使人認為荀子是想打破或者消除人與人之間的等級界限的，但這種看法是一種誤解。維持社會群體間的和諧確實非常重要，但荀子認為只有和諧而沒有區分是社會動亂的一大根源，《荀子·富國》云：“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币虼耍罕仨氁苑譃榍疤?，否則不僅無益而且有害。同理，音樂能夠實現社會群體間的和諧，這是它的一大功能，但是這一功能必須要以等級區分為前提，否則將會使社會產生動亂，“樂姚冶以險，則民流慢鄙賤矣。流慢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币虼?，樂的社會調和功能始終要和禮的社會區分功能結合在一起，《荀子·樂論》云：“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也者。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痹诖?，我們發現在荀子的思想中，音樂的社會調和功能實際上可以看作一種更為深層次的社會區分功能。他說的“樂合同”是以“禮別異”為前提條件的，即音樂的調和功能必須建立在社會群體的等級區分基礎上，“樂合同”發揮的調和功能不但不是取消社會的等級區分，反而是要使社會群體在心理上更樂于接受這一等級區分。
先秦另外一位儒家大師孟子對音樂的社會功能的看法則有明顯的不同。據《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記載，孟子得知齊王喜歡音樂，便向齊王詢問，齊王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边@一觀點和荀子以及董仲舒強調王者制作雅樂的看法很不一樣，在荀子和董仲舒看來，只有王者制作的雅樂才能導民向善，但孟子認為無論先王之樂還是世俗之樂都是一樣的。在此前提下，孟子提出了“與民同樂”的觀點：“今王鼓樂于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從表面上看，孟子這里也是強調音樂具有社會調和的功能，能使各個社會階層處于和睦愉悅的狀態。但要注意的是，孟子關于音樂調和功能的看法和荀子關于音樂調和功能的看法是不大相同的。孟子主張性善論，在他看來，人人天生就有善的本性，并不因為社會等級的不同而有差異，“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于人而疑之?圣人，與我同類者?！币驗槭ト撕统Ｈ嗽诒拘陨蟻碇v都是一樣的，所以對于美也有大致相同的感受，“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孟子所說的“與民同樂”是建立在這種人人皆有善性的基礎上的，因此“與民同樂”在孟子那里有抹平等級區分的理想主義精神，而所謂先王之樂和世俗之樂也因為人人皆有善性而變得沒有什么差別。這種觀點顯然和荀子有很大的不同，荀子的音樂思想以禮別異為前提，因此在荀子的著述中我們幾乎看不到有關與民同樂的描述，他所闡釋的音樂的調和功能也不帶有孟子意義上的抹平等級區分的理想。
先秦盂、荀二人關于音樂社會功能的論述無疑給董仲舒以極大的啟發，在《春秋繁露》中，我們發現董仲舒有整合這兩人觀點的傾向。《春秋繁露·楚莊王》云：“制為應天改之，樂為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御這里董伸舒強調了改制和作樂的不同，改制是王者順應天命而改變舊制度，以表明上承天命而不是舊秩序的延續；作樂則是王者根據民心所向來制作的。董仲舒說：“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頀》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于己也。”舜、禹、湯、文王這幾個圣王所作的雅樂是根據當時的民心所向來完成的，“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圣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于患害也，故《頀》。頀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避髯右矎娬{圣王制作雅樂以教化百姓，但是圣王根據什么來制作雅樂，荀子并沒有過多地言及，荀子想要強調的是音樂的教化作用，他說：“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币虼耍傩罩饕亲鳛楸粍拥慕袒瘜ο蠖嬖诘?。相比之下，董仲舒更重視民心在圣王作樂中所起的作用，圣王并非任何時候都可以制作雅樂的，只有在建立盛大的功德并受到百姓共同喜愛之后圣王才可以作樂。從這里看，董仲舒在一定意義上繼承了孟子那種與民同樂的思想。但是我們也要看到，董仲舒這里講的“民之所同樂”和孟子的與民同樂畢竟不是一回事，董仲舒雖然比荀子更注重民心的作用，但董仲舒不可能有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他是主張“以人隨君，以君隨天”的，因此董仲舒不可能完全接受孟子的與民同樂思想。詳細考察董仲舒的原意，可知他所說的“民之所同樂”并非君王和臣民之間的“同樂”，而是臣民對君王承受天命所感到的快樂，君王承受天命并且建立盛大的功德，就能使所有的臣民都感到快樂。董仲舒這種看法既不同于荀子那種強調王道教化的音樂觀，也不同于孟子那種強調君民同樂的音樂觀，或者毋寧說，董仲舒在這里表現出了整合孟、荀二人音樂觀的努力。一方面，通過強調民心在王者作樂中的作用，董仲舒希望抑制在荀子音樂觀中過分張揚的君力；另一方面，通過強調臣民對君王順應天命產生的快樂，董仲舒又希望避免孟子音樂觀中的民本思想對大一統帝國等級秩序的顛覆。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把董仲舒的音樂觀概括為中國古代大一統政治趨于成熟階段的一種音樂理論。
董仲舒思想的一個突出的特征就是建立了天人感應的哲學體系，這種天的哲學構成了董仲舒音樂思想的哲學基礎，也成為董仲舒音樂思想的一個顯著特點。在董仲舒之前的儒家音樂思想中，天的地位往往顯得隱而不彰。孔子認為：“人而不仁，如樂何?”這是從人道的角度解釋音樂，這為先秦儒家的音樂觀定下了基調，如孟子從君民同樂的角度闡釋音樂的社會作用，荀子則從提倡雅樂的角度論證對發端于自然情性的音樂的抑制。而在董仲舒的思想中，無論是發端于自然情性的音樂還是王者制作的雅樂最后都導源于天。
關鍵詞:是｜有｜本體論｜譯名之爭｜中華思想
無可否認,西方哲學的譯介與對思想化進程產生了全面而深遠的。即使在中國哲學與馬克思哲學中談論本體論,為了尋根究源,人們總要追溯西方哲學中ontology一詞的涵義、問題與。事實上,西方哲學對本體論討論的影響之深甚至超乎我們的自覺,第一哲學的提法、本體論在第一哲學中的地位,甚至本體論一詞的標準涵義,都是從西方哲學得到規定與解釋的。通過這種解釋,中國思想所關心的“本”、“體”問題也被順理成章地吸納到ontology之下了。
但從西方哲學研究界內部看,對于本體論這樣一個牽涉哲學本身的大問題,其最久遠、最廣泛、最深入的爭論卻是在探討具體的翻譯問題時出現的。有關Being②以及與之有形態關聯的其它詞匯的翻譯已經造成了把好幾代西方哲學研究界頭面人物卷入的漫長辯論。迄今為止,這場爭辯已經引發許多出自不同背景,卻均發人深省的高論,但遠未取得一致意見。③但如果Being一詞的翻譯尚待商榷,那么對源于該詞的ontology的理解,就不會全無可議之處。事實上,關于本體論的任何討論首先應該澄清Being的涵義。這種澄清就是所謂譯名之爭的基本。
一、譯名之爭及其引出的問題
關于Being一詞的翻譯,歷來有“存在”、“在”、“有”、“是”等若干種翻譯。這些譯名基本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強調Being的系詞來歷,主張以漢語的“是”予以對譯。另一類則專注于Being指涉存有的一面。漢語的“有”與“存在”(“在”)有區別,但這個區別對兩派意見來說都不是第一位的。④值得注意的只是,系詞派從陳康開始,一直主張“是”的譯法,且不時以一系列論證發起有益的爭論。而存有派很少主動正面闡述自己的意見,且所主張的譯名有變化。就狀況而言,大陸流行“存在”的譯名,港臺則多主張以“有”譯之。這顯然與這種背景有關:大陸思想界的經典地位由占據,①而港臺學界主流仍然保有中國傳統典籍的記憶。
為什么關于這個詞的翻譯總是掛一漏萬、難以統一?扼要地說,基本理由無非兩條:第一,Being一詞的歧義太多;第二,沒有一個象Being那樣常見的漢語字、詞同時具有其所有基本歧義。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第五卷第七、八章里列舉了toon(實是)與ousia(本體、那是著的、是著性)的若干種歧義。前者主要有:謂詞(云謂)或屬性、斷真與潛在-現實。就大體說,即分為“本性之是”與“屬性之是”。后者基本有主詞(基底)與分離獨立(“這個”)兩層涵義。②據語文學的研究,早在巴門尼德,希臘詞einai主要具備這樣三種歧義:系詞、表示實存、斷真。③這個說法雖必須加以補充,④其大體則是可以成立的。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得到哲學家與哲學史家的印證。起來看,Being一詞最重要的歧義應當是存有、系詞、斷真(同一性可以歸入系詞結構)三種。其它歧義或多或少地可以追溯其上。而在這三種之中,斷真的功能在形式上可以歸并到系詞-謂詞結構中去,在實義上則又與存有直接相關,那么為簡化討論計,可將Being的基本歧義定為存有、系詞兩種。
有豐富中文經驗、一定中文知識的人都很清楚,中文沒有同一個詞同時具備“存有”、“系詞”兩類涵義。⑤語言史的工作已經表明,古代漢語的系詞出現得相當晚,⑥至少晚于先秦時中國思想的高峰期。甚至在系詞已然出現或接近出現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系詞對當時玄佛問題的提出沒有任何影響。實際上,系詞與中國思想的基本問題之間根本沒有什么正面聯系。倒是系詞的晚出及其在日常用語里的可有可無,從某個側面暗示了中國思想的特點。那么,將Being翻譯為“是”的主張,其代價也許就是對“存有”這層涵義的犧牲。而只有這層涵義而非系詞,才能既提示中國思想固有的最高問題,又引出Being的源始意蘊。
對于將Being翻譯為“存在”、“在”、“有”(姑且籠統地稱為“存有”派)的意見,我們應予以更謹慎的辨析。首先,這個翻譯肯定失去了原詞固有的與系詞的直接聯系。但失去這種聯系是否就意味著這種翻譯全不可取?這要視語境而定。例如對于通過主謂句法結構ousia(“是著性”)的亞里士多德而言,“是”就比“存在”更妥當些。但對于力求將Sein從系詞理解中解放出來的海德格爾來說,“是”并不比“存在”更合適(當然這也不意味著,“存在”是最合適的譯名)。更重要的是,對于用漢語思考的人來說,這派翻譯開啟而又遮掩了思想的最高。說開啟,在于它提示了從“是”以外思考“本體”問題的道路。說遮掩,乃因它基本沒有注意“存在”與“有”的區別,而有把“存在”代替“有”立為思想最高問題的傾向。①在中文中,“有”與“存在”之間有著微妙而重大的區別?！坝小钡暮x更為寬泛,它既可以包含“存在”之義,也表達“存在”一詞所不可能有的“顯現”、“出場”(“在場”)、“持有”(“具有”)等義。例如漢語可以說“今晚沒有月亮”,但恐怕沒有誰會說“今晚月亮不存在”(相反“月亮不在”倒也說得通)?，F代漢語的這個情形其實是保留了古代“有”字的初義。“有”的“顯現”、“到場”義,在字源上與思想上,都是本源性的。這一切揭示了我們必須面對的事實:“是派”與“存有派”的意見無法兩全。中文在根本上沒有可能提供對Being一詞的貼切翻譯。譯名之爭的一大功績在于揭示了這個事實。我們的任務是把這個事實解釋為中國思想的根本處境。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到了這個簡單的事實。陷入譯名之爭的大多數學者,執著地一定要為“Being”一詞找到合適的翻譯并為此不斷爭論。這當然說明他們是不承認這個事實的。也有個別清醒的學者看到了這一點。但在如何看待與解釋這個事實的問題上,他們的看法也有耐人尋味的出入。本文即嘗試就這一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
二、沒有系詞本體論是中國思想的缺陷還是幸事
漢語無法提供對Being一詞的貼切翻譯。對于這個事實,國內學者的評價是有差別的。有的學者很正確地要求反思這個事實,但卻把這點當作缺陷看待。②但也有的學者認為,漢語沒有一個詞兼有系詞與實存的含義,這“也許是幸事”。③這主要是站在派邏輯的角度說這番話的。在符號邏輯那里,系詞消失在謂詞函項的結構里,而實存被表示為量詞,實存者即所謂“約束變項的值”。也就是說,漢語是符合理想語言的,用不同的字表示系詞與實存恰恰是“邏各斯精神”的表現。我們基本同意這個判斷:漢語的這個特點“也許是一件幸事”。但具體的根據不必完全相同。本文擬從形而上學基本問題的角度,提出一個理由。這方面的論證,也有學者提出過。④本文的持論則完全基于“是”與“有”的根本差別。我們不認為漢語的這個特點表明“中西學之不可比較”。⑤“也許是幸事”這個判斷正基于某種“比較”。但這種“比較”不是解剖地甚至機械地找出“相同”、“相似”或者“差別”,而是訴諸對基本問題的把握及其展開的時機。也就是說,漢語思想的殊勝是從基本問題、最高問題方面說的,并且是對“現代”說的。
如果漢語思想的基本問題與最高問題與西方哲學或者哲學本身毫無關聯,那么任何“比較”都是不可能的。但哲學的最高問題不就是本體論嗎?本體論不就是研究toonheion(BeingquaBeing)也就是第一ousia(Substance)的問題嗎?正如亞里士多德所云:“Kaidekaitopalaitekainunkaiaeizetoumenonkaiaeiaporoumenon,titoon,toutoestitisheousia.”(“所以從古到今,大家所常質疑問難的主題,就在‘何為實是’亦即‘何為本體’?！?⑥“本體”問題之根源既然在于“是”,在于那“只可能是不可能不是”的真之路。那么其基本問題從來不被“是”所引導的漢語思想之不是哲學,難道還有什么疑問嗎?中西之間不是典型的風馬牛不相及嗎?
亞里士多德所提的這個僅僅在亞里士多德式的“形而上學”中是最高問題。如果就等于亞氏“形而上學”,那么“中西比較”云云在實質上只能是無稽之談。但一部西洋哲學史還提供了其它的可能。在亞里士多德之前,柏拉圖便將哲人王的最高知識確定為關于“善”的知識,理式(eidos,相、形)“從善得到它們的是(einai)與本是(ousia)”而善卻是“在地位和能力上都超越了本是(ousia)”①柏拉圖的這個洞見,及其在哲學史中留下的隱秘線索,這里就不多談了。我們且來看一下也是將其基本視野保持“在亞里士多德之前的”一位“近人”:海德格爾。我們關注他有這樣三點理由:首先在所有思考西方哲學最高問題的大師中,只有他基本算我們在現的“同代人”;其次他與那條柏拉圖的隱秘線索有些關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近二十年思想界在西學方面的最大動力來自海德格爾?，F在甚至連對馬克思的解釋都開始籠罩在他的陰影之下。人們之所以有那么大的興趣重新討論陳康先生在翻譯柏拉圖時提出的譯名問題,主要緣于海德格爾的刺激。
不錯,海德格爾接過了亞里士多德的那個問題,甚至明確援引亞氏以說明自己。但他恰恰通過對后者的“現象學解釋”②把系詞導致的對Being涵義的預先領悟懸置乃至解構掉了。用海德格爾的語言,這就是說,Sein之系詞涵義所對應的是現成存有領悟。③換言之,命題主詞是對系詞的分有,在這個意義上是存有者或者不如說是者。主詞是在句子結構中得到規定的,而支撐句子結構的無非是聯系動詞。作為命題主詞的存有者之涵義就只能從系詞而非存有上加以領會?！靶味蠈W”追問存有者的根據。無論這根據是“實體”還是“主體”,都被領會為現成的、在流變中常駐永存的、并因而掩藏在現象之后與現象對立的“本體”。這個“本體”不會為謂詞的流轉所動搖。它僅從系詞得到單純的規定,是純粹的“是者”。本體的實質就是主詞。主詞的實質就是“那只能是,不能不是的”。純粹主詞、真正夠的上主詞或者說本體的,只能從“是”而非其它規定。主詞的實質正在于系詞“是”。
要之,“形而上學”在于對Sein的遺忘,這種遺忘正是通過以“是”解Sein完成的。那么,被“是”所遮蔽的Sein之本義何在呢?“是”何以遮蔽了這層本義呢?這種遮蔽是否全然的“錯誤”?如何破除這種遮蔽顯露Sein之本義呢?
扼要地說,海德格爾的運思完成了這樣幾個任務。首先,在《存在與時間》中,他以“存有論只能作為現象學才可能”這一斷言,將Sein與出現、顯現、事情自身的站出等“現象”的原初涵義聯系起來。在《現象學基本問題》中,他專門批判了整個系詞學說的傳統。④這兩件事原是一體的。所謂現象學的存有論必定批判對Sein的系詞理解。因為這種理解正是“現象”與“本是”(Wesen,一譯本質)、“存有”(Sein)與“顯象”(Schein)對立的根源。所謂系詞理解,就是僅從“S是P”的基本主謂結構中理解“Sein”。由于主詞(個體)或種(形式、相)與偶性在“是”上的邏輯不對稱。⑤這種邏輯不對稱被“形而上學”地理解為“是”(Being)與“變”(Becoming)的對立?，F象是意見,是“是又不是”。現象是變,而在變中“是而不變”的則是與現象對立的,在現象背后的“本是”?，F象學的最大貢獻就是恢復了現象、流變的原初地位,懸置了其背后的“是者”,乃至從現象出發“構成”那“是者”。可以說,正是現象學才開始消解了從系詞理解Sein的傳統。從這里看,不問語境地將Sein翻譯為“是”,乃是前現象學的舊“形而上學”思路支配的結果。現象學領悟的Sein,就是“有”。
出于種種原因,后期海德格爾不再把自己的工作歸屬現象學。但他強調Sein顯現、到場的這一點不僅沒有改變,而且得到了印證與發揮。他開始把對Sein涵義的提玄勾沉與哲學史、最終是語言史聯系起來。不僅德國哲學的Sein,希臘哲學的toon、ousia、parousia等均當如是領會。例如他認為parousia最貼切的翻譯是德文的Anwesenheit(在場性,在場這回事而非在場者)海德格爾認為,西方哲學的最大問題,或者西方哲學的命運,是遺忘存有者與存有之間的存有論差異。是以對存有者,或者不如說“是者”的探討(即“形而上學”)遮掩了存有之思。后期海德格爾一直在思索:這種遮掩是何以發生的?對思想的命運來說它又意味著什么?語言史的工作表明,①印歐語言,例如希臘語有明確的動詞、動詞不定式與名詞的分野,這點對存有領悟的是實質性的。存有最初只有動詞的涵義。后來逐漸演化出不定式與名詞。對存有的存有者理解、是者理解,就是把存有這回事誤認為在這回事中存有著的存有者。從語言方面看,這就是以不定式乃至名詞替代本源動詞涵義的結果。西方語言的詞類分野是無法撼動的,在這種語言之下的存有之思,只能通過對具有高度名詞(是者)傾向的Sein“做手腳”來發動。這個情形導致晚期海德格爾甚至不再依據Sein,而是依據更為源初的Lichtung或Ereignis來思此前在Sein之下被思的東西。這就從根本上切斷了我們從系詞“是”去把握存有之問的基本脈絡。
如果說,“轉向”之前的海德格爾主要從在場者(存有者)與在場性(存有一般)之間的存有論差異入手。那么,其后他則更溯在場而上,追問Anwesenlassen,這早已超越了“是”所標畫的邏輯-形而上學范圍,而進入了“有”之思。海德格爾很清楚,這一思之方向恰恰是背離西方傳統的:
“在西方思想之初,存有(Sein)就被思了,但‘有’本身(Esgibtalssolches)并未被思”。②
我們也許可以大膽地說,西方語言是不適合后期海德格爾期望中的存有之思的(雖然這種不適合被他看作存有之天命),但在一種既區別“是”與“有”,又沒有固執名詞形態的語言中,存有論能否得到真切的體認呢?這是西方為思想留下的最大機緣。
中國思想的最高不可能源于Being,因此不可能屬于以對系詞進行邏輯為基礎工作的系詞本體論(即主要從系詞“是”方面理解的ontology,可稱之為“本是論”)。在這方面,翻譯的勝利很可能導致思想的失敗。也許我們能夠通過“合適的”翻譯在中國思想中找到與Being最有聯系的問題。但翻譯永遠是抹消而非展露差別的,那么接下來我們就會順理成章地認為,中國思想的這個問題就是Being的問題,就是本是論的問題。其至尊地位與標準一如西方第一哲學處理的本是論。這樣我們就會在根基處全然誤解中國思想的基本問題。這種誤解的代價是中國思想的形存實亡。
說中國思想之最高問題并非源于Being,這并不意味著前者與Being豐富的源始涵義之間毫無聯系。中國譯介、領會西學的最高任務,恰恰在于如其所然地揭示、解釋這種聯系。如海德格爾所言不虛,Being的意義事關西方思想的天命。那么,這個任務同樣也是中國思想的命運所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