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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可持續發展能力；中部六省；USI體系
城市可持續發展是指在不危害后代人和其他城市滿足其需要能力的前提下，以滿足當代人的福利需求為目的，以建設生態城市為目標，通過規劃等手段引導城市生態復合系統向更加和諧的定向動態過程，體現了城市系統的一種狀態或目標。判斷一個城市是否處于可持續發展過程及狀況，要進行可持續發展系統評價。
1文獻綜述
國內學者對此有較為深刻的研究，如曹飛（2015）利用改進的熵值法對絲綢之路經濟帶各城市的4個子系統進行定量評估，評價結果顯示：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存在較明顯的地域差異，從東向西依次遞減。張勇等（2015）采用層次分析法和協調度模型對蕪湖市的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進行綜合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層次分析法和協調度模型較為適合進行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的評估。綜合國內研究，本文得出，現有研究在測度方法、研究角度往往不一致。這實際上反映了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研究現象的復雜性和研究方法角度的多樣化特征。本文將基于城市可持續發展指數（UrbanSustainability Inde×，簡稱USI），結合中部地區城市發展特點，修正創新城市可持續發展指數，并用修正創新后的指數對中部地區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進行測度并提出提升機制。
2 USI體系及其應用修正
2.1USI體系簡介
城市中國計劃在2010年研究設計并了體現中國城市綜合發展狀況的“城市可持續發展指數”。它通過對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等方面23個指標的計算分析，對185個中國地級和縣級城市從2005-2011年之間的整體可持續發展水平進行了研究和排名。
USI體系不僅要衡量受評估城市的環境可持續性，還要衡量為管理不斷增加的城市人口所需要的服務水平，以及每個城市的資源使用效率。該體系從基本需求、資源效率、環境清潔度、建筑環境和對未來可持續性的承諾五個方面綜合衡量中國城市可持續性的表現可持續發展。
2.2修正后的USI體系
USI體系重點從環境和資源方面測度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中部地區環境狀況在全國內屬于相對保持較好的地區，因此，修正后的USI體系刪減了原有的部分環境和資源的評價指標。城市可持續發展依托于經濟實力，長期以來，區域經濟的發展在我國一直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大問題。中部地區經濟發展近年來出現許多瓶頸，甚至有“中部塌陷”的說法被提出，對此，本文重點從經濟角度衡量中部地區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另外，伴隨著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民生成為各界關注的話題，故文章在修改后的USI體系上加入民生方面測量的指標。
修正后的USI體系維度及指標的選取來自民生、經濟、環境、資源4方面。其中各部分包含的指標分別為以下幾個方面。
經濟：通脹率變動幅度，第三產業占GDP比重變化幅度、居民消費水平指數增長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變化幅度、人均GDP環比增長率、人均總收入環比增長率、城市人口密度環比增長率、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工業成本費用利潤率變動。
民生：九年義務教育每十萬人入學人數環比增長率、就業率變化幅度、醫保覆蓋率變變化幅度、用水普及率變化幅度、用燃氣普及率變化幅度。
環境：工業廢水處理率變化幅度、建成區綠化覆蓋率變化幅度、生活垃圾處理率變化幅度。
資源：建成區綠化覆蓋率變化幅度、單位地區生產總值能耗減少率（噸標準煤/萬元）、人均水資源量（立方米/人）變化率、電力消費總量（實物量）環比增長率，公共交通客運總量增長率。
3基于修正后的USI體系的中部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測度
1）根據修正后的USI指標體系測度2006-2013年中部六省各年可持續發展能力分別如下：
安徽省：2.45、3.62、-7.40、6.05、4.14、4.89、-6.48、-2.44。
江西省：0.66、3.76、-7.12、12.15、-2.06、3.97、-5.10、-2.052。
湖南省：1.28、2.33、-9.098、8.14、3.04、4.01、-3.55、-0.30。
湖北省：1.43、1.92、-9.14、7.57、3.81、3.9U、-3.84、 -1.4，。
河南省：0.1、0.67、-9.56、10.09、3.01、2.15、-3.27、-3.08。
山西省：1.73、1.68、2.91、-1.37、2.63、0.18、-0.23、-3.76。
2）結合本文測度出的中部六省2006-2013年可持續發展能力指數，本文對中部六省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優勢分析如下。
安徽省：在國家政策的扶持下，利用其與長江經濟地帶毗鄰的優勢，加快沿江地區的發展，建立淮河流域糧食生產主體功能區。
江西省：發展環鄱陽湖循環經濟試點，為長江中下游生態保護區做出巨大貢獻。同時通過滬昆鐵路線發展本土特色經濟，帶動經濟發展。
湖北省：發展以武漢為中心的城市群，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城市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發展教育資源，在武漢這一擁有豐富教育資源城市的帶領下加大全省的科教優勢。
湖南省：作為傳統農業和新興工業的省份要發展就得做到3個“統籌”（統籌城鄉，在農業大省搞好工業化；統籌區域，讓全省人民共同富裕）。
山西省：建設安全環保的“新型能源基地”，走潔凈、節約、細加工型工業化之路。
河南省：以加強糧食生產基地建設為重點，積極發展現代農業。同時加入中原城市群建設。
4結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利用修正的USI體系對中部六省的可持續發展水平的測度與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總體而言，近年來中部6個城市在可持續性方面都沒有太大提高，但是我們可以預見到在未來中部的城市可持續性呈現增長趨勢。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是中部城市的經濟發展模式還不成熟，人民的社會生活水平還有待進一步挺高，對環境的保護理念的缺乏。
關鍵詞 主體功能區 城市化 空間均衡
主體功能區的建設形成過程是城市化空間均衡發展、水平與質量不斷提高的過程，與城市地域空間組織形態的演化、城市化動力與模式的選擇、城市化政策的調整、城市化考核的理念方式等密切相關。空間均衡是主體功能區形成、區域城市化協調發展的本質要求。本文將以《廣東省市廳級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落實科學發展觀評價指標體系及考核評價辦法(試行)》確定的廣東省四類主體功能區為空間單元，依據主體功能區和城市化理論，選取科學衡量城市化水平與質量、體現主體功能區建設要求的指標，運用廣東省2006年統計數據，對主體功能區視角下的城市化空間均衡發展問題進行分析，提出有利于推進主體功能區形成的城市化空間均衡發展建議。
一、廣東省主體功能區劃
(一)主體功能區研究現狀
主體功能區是指依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統籌考慮區域未來的人口集聚流動、經濟發展態勢、國土利用和城鎮化格局以及生態功能從區域空間開發適宜性的角度，將區域劃分為具有特定主體功能定位的不同空間單元，是遵循科學開發原則劃定的類型區，是“地理空間+職能空間+政策空間”的復合體。一定區域具有多種功能，主體功能區不排斥其他輔助功能或附屬功能。主體功能區建設的目的在于，以不影響主體功能定位為前提，兼顧其他功能，明確區域發展方向，并以此規范開發秩序，管制開發強度，調整開發政策，逐步形成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相協調的空間開發新格局。因此，主體功能區理論是指導區域城市化科學發展的重要理論基礎。
目前對于主體功能區的研究，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將國土空間劃分為四類主體功能區，并對各類型區的內涵、劃分原則、發展方向、功能定位、開發政策、績效評價與政績考核等方面的理論進行了闡述。學術界對于主體功能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性質、定位、作用、管理主體，劃分的層級、空間單元、原則、標準與指標體系，生態補償政策，與其他功能區的關系，國外研究動態，分類政策設計，立法與制度等方面的問題，但對四類功能區如何進行工業化和城市化開發、開發的適宜度評價及其評價指標體系、管理體制等問題的研究明顯不足。
(二)廣東省主體功能區劃
廣東省依據主體功能區理論，在《廣東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表1)、《辦法》、《關于爭當實踐科學發展觀排頭兵的決定》等文件中，對主體功能區劃、主體功能區進行了闡述，并發展了主體功能區理論。
《辦法》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和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結合主體功能區規劃要求，將廣東省21個市分為都市發展區、優化發展區、重點發展區和生態發展區四種類型區，提出了都市發展區和生態發展區的概念，用“發展”的概念代替了“開發”的概念，在用詞上更加科學、更加適合廣東的省情。《決定》結合主體功能區劃的要求，對不同的類型區進一步明確了發展措施和重點，對都市、優化和重點發展區的部分地市構成的珠三角要求優化發展，對重點發展區的東翼要求振興發展、西翼要求開拓發展，對生態發展區的北部山區要求扶持發展(表2)。
根據國家、廣東省“十一五”規劃綱要對主體功能區理論的闡述，作為生態發展區域的主體功能，非常明確是生態保障功能，為其他主體功能區域的城市化發展打造生態屏障；作為都市、優化和重點發展區域的主體功能，將承擔不同強度和質量不斷優化的產業化功能和質量不斷優化、地域空間組織結構日益合理的城市化功能。
二、基于主體功能區的城市化空間均衡發展考核評價指標體系
(一)空間均衡是主體功能區形成、區域城市化協調發展的本質要求
均衡是指相互作用的多種力量相互制約而形成的一種相對靜止狀態。將均衡分析引入主體功能區建設形成視角的城市化研究，主要原因在于：建設主體功能區的過程是工業化與城市化均衡發展的過程，是實現經濟布局和人口布局的空間均衡、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空間均衡，重在引導人口和經濟在空間內合理分布與協同發展。空間均衡城市化是區域人口和經濟的“適宜性、有序化”集聚和資源生態環境的“保護性、補償性”供給。主體功能區意義上的“空間均衡”不是“空間平均”，而是空間開發上的均衡有序，即工業化與城市化開發上的均衡有序。資源環境承載力強、開發建設現狀條件好和發展潛力大的區域要重點開發，實現生產生活的“相對高密度”；資源環境承載力弱、生態環境脆弱和發展潛力小的區域，要控制和限制開發，實現生產生活的“相對低密度”。主體功能區規劃的目的是要實現資源的補償性供與開發上的戰略性空間均衡。主體功能區建設的目的就是要通過一套合理的制度安排，實現不同類型區人口、經濟和資源環境的空間均衡，并且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和合理補償，使不同的城市化區域的公共福利實現均等化。
(二)考核指標體系
主體功能區劃分指標體系的構建要綜合考慮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國土開發密度與利用效能，經濟發展潛力與能力，人口布局，空間均衡與協調程度等原則。主體功能區建設的宗旨在于強調空間規劃、政策、發展、生態與生活水平的均衡與協調。基于主體功能區形成與發展的城市化發展指標體系的構建，要以空間均衡為基本原則，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目的。指標的測度與評價最大限度地體現均衡性和結構、體，系的協調性。
根據城市化測度指標體系，體現主體功能區劃的原則要求，選取5項一級29項二級指標進行分析(表3)。經濟發展與結構分析方面，在人均與結構分析的基礎上，設置地均空間指標；社會發展與生活分析方面，設置了體現技能培訓的職業教育指標和體現醫療能力與設備水平的保障指標；地域空間規模與結構分析方面，增設體現轉移就業方面的人口遷移指標；生態保護與治理方面，選取了具有綜合反映效果的單位GDP能源消耗指標。
三、廣東省主體功能區城市化空間發展差異分析
(一)城市化發展階段差異較大
盡管四類主體功能區城市化發展總體進入快速發展期，但是，都市、優化發展區與重點、生態發展區的城市化水平處于后發展與快速發展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且區域內不平衡、差距較大(表4)。都市、優化發展區的二元結構、“城中村”問題還比較嚴重。
1、人口城鎮化水平
全省按城鎮人口比重計算的城鎮化率為63％。四類主體功能區各市城鎮化水平差異較大。進入城市化后期
的有7市，集中分布在都市和優化發展區。11市處于城市化快速發展期，集中分布在重點發展區。
四類主體功能區所處的城市化階段，分三個層次，都市發展區2市城鎮化率最高，為90.38％，進入城市化的緩慢發展、城市現代化發展階段。優化發展區的城鎮化率為76.29％，剛剛進入城市化第三階段、后發展階段。重點發展區的城鎮化率最低，為49.17％；生態發展區的城鎮化率為52.35％；兩類型區低于全省水平，處于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
2、人口非農化水平
全省戶籍非農人口率為69.39％，即將進入城市化的后發展期。深圳、珠海、佛山3市完全非農化，廣州、汕頭2市接近非農化。四類主體功能區中，人口非農化程度分兩個層次，都市和優化發展區高于80％，進入城市化后發展期；重點和生態發展區為60％-70％，處于城市化快速發展期。非農業人口比大于城鎮人口比，產業非農化高于區域非農化。
(二)城市化進程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任務艱巨
非農從業發展不平衡且水平較低，從業結構狀態不合理且高級化程度較低，從業結構與產值結構不相適應，第一產業就業嚴重過剩與第三產業就業吸納不足并存，需要加快產業升級與轉移就業步伐。全省仍面臨艱巨的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和農村城市化的重任(表5)。
1、三次產業從業結構
全省三次產業從業結構為30.37：38.81：30.82，處于二三、一結構狀態。
四類主體功能區的從業結構表現為：都市發展區處于二、三、一結構狀態，優化發展區處于二、三、一結構狀態且第二嚴業從業比重過高，重點發展區處于一、二、三結構狀態，生態發展區處于一、三、二結構狀態。重點和生態兩種類型發展區從業結構嚴重失衡，第一產業從業比重過高，二、三產業的比重偏低，就業吸納能力比較低。
四類主體功能區的第三與第二產業從業比，只有生態發展區和重點發展區的粵西地區大于1，但其自身的從業結構不合理，且二、三產業自身的吸納能力較低。
2、非農從業比重
全省非農從業率為69.63％，處于城市化快速發展期。但是，四類主體功能區非農從業水平較低，只有優化發展區大于70％，重點和生態發展區在20％-30％之間，處于城市化發展初級階段。
(三)城市化發展動力空間不均衡與產業結構不合理
人均與地均GDP、人均與地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人均進出口總額、人均一般地方財政收入等推進區域城市化發展的基本要素水平空間差距較大。產業非農化水平與產業結構的合理化程度、高級化程度較低(表6)，面臨加快工業化進程、產業轉移、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提升第三產業比重的重任。
1、人均與地均GDP
人均GDP。全省按2006年常住人口計算的人均GDP為3520.59美元(按2006年全年平均價1美元≈8元人民幣計算，下同)。四類主體功能區人均GDP發展不平衡。都市發展區2市，人均GDP為8155.95美元；優化發展區4市，人均GDP為5542.68美元；重點發展區12市，人均GDP為1781.52美元；生態發展區3市，人均GDP為1288.84美元。
地均GDP。全省地均GDP為182.22美元。四類主體功能區地均GDP發展極為不平衡。都市發展區2市，地均GDP為1583.29美元；優化發展區4市，地均GDP為936美元；重點發展區12市，地均GDP為628.1美元；生態發展區3市，地均GDP為25.3美元。
2、人均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
全省按2006年末常住人口數計算的人均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為2342.50元。發展極為不平衡，人均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低于1000元的多達13市，占全省的61.9％，集中分布在重點和生態發展區。17市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占全省的80.95％。
都市發展區2市最高為5093.39元，生態發展區3市最低為544.86元。優化發展區4市，人均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為2493.72元。分三個層次，珠海最高為4156.59元、佛山、中山為2000-3000元，東莞為1910.63元；重點發展區12市，人均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為590.91元，發展水平較低且不平衡，最低的揭陽僅為244.21元。
3、人均進出口總額
全省按2006年末常住人口計算的人均進出口總額為5666.5美元。四類主體功能區人均進出口總額差距較大。都市發展區是生態發展區的39.66倍。人均進出口總額，都市發展區深圳是廣州的4.22倍，優化發展區最高的珠海是最低的中山的77.23倍，重點發展區最高的云浮是最低的江門的459.32倍，生態發展區最高的韶關是最低的梅州的2.41倍。
4、人均與地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人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全省按2006年末常住人口計算的人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為8740.7元。四類主體功能區人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不平衡。都市發展區是生態發展區的3 55倍。都市和優化發展區6市超過1萬元，重點發展區最高的惠州是最低的朝陽的3.05倍，生態發展區最高的韶關是最低的梅州的2.39倍。
地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全省地均(元／km2)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452.4元。四類主體功能區地均(元／km2)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空間不均衡。都市發展區是生態發展區的35.09倍。都市和優化發展區除深圳超過6500元外，其余5市處于1500-3000元水平；重點發展區最高的汕頭是最低的陽江的6.47倍；生態發展區最高的河源是最低的梅州的1.62倍。
5、產業非農化水平與結構
產業非農化水平。全省產業非農化水平為86.4％，最高深圳為99.9％，最低云浮為66.7％，最高是最低的1.5倍。四類主體功能區中，都市和優化發展區6市，產業非農化水平非常高，接近完全非農化區域；重點和生態發展區15市，產業非農化水平超過80％，比較高，但是差距較大。
三次產業產值結構。全省三次產業結構處于二、三、一結構狀態。只有廣州和肇慶2市處于三、二、一結構狀態，但是肇慶的產業結構極為不合理，第一、二產業產值比重相近，都比較落后；其余19市都不同程度地處于二、三、一結構狀態。
四類主體功能區中，都市發展區的產業結構處于三、二、一結構狀態，較為合理；優化發展區的產業結構處于二、三、一結構狀態，第二產業比重過高，急需產業轉型和結構升級；重點和生態發展區的產業結構處于二、三、一結構狀態，第二產業比重有待進一步提高，面臨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進一步加快工業化發展的重任。
第三產業產值比重。全省第三產業比重為37.64％，最高廣州為57.6％，最低云浮為28.1％，13市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總體發展水平不高。除都市發展區外，其他三類主體功能區都面臨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加快發
展現代服務業的重任。
第三與第二產業產值比。全省第三與第二產業比值為0.77小于1，只有廣州、肇慶大于1，但是肇慶的產業結構不合理。四類主體功能區中，除都市發展區最高為1.14大于1外，其他三類主體功能區都小于1，面臨產業高級化發展的重任。
6、工業化水平
全省工業化水平為44.49％。四類主體功能區中優化發展區較高，為57.58％；除肇慶為24.9％較低外，重點和生態發展區處于工業化快速發展期。
(四)城市化的社會發展與生活質量區域不均衡
四類主體功能區的收入、社會保障與消費水平區域兩極分化嚴重，重點和生態發展區的水平較低。就業崗位供給與教育發展能力、醫療保障能力區域差距較大，區域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表7)。
1、收入與消費能力
職工平均工資水平。全省職工(在崗職工和離開本單位仍保留勞動關系的職工)平均工資水平19607.19元，最高的都市發展區廣州為36321元，最低的重點發展區揭陽為10493元，最高是最低的3.46倍。
四類主體功能區中，最高的都市發展區是最低的重點發展區的2.31倍。除清遠外，重點和生態發展區的14市職工平均工資都低于全省水平。
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全省按2006年末常住人口計算的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9612.50元，最高的都市發展區廣州為22376.83元，最低的重點發展區揭陽為2983.21元，最高是最低的7.5倍。
四類主體功能區中，最高的都市發展區是最低的生態發展區的5.84倍。東莞和重點、生態發展區16市低于全省水平。
2、就業與社會保障能力
城鎮登記失業率。全省城鎮登記失業率為2.6％，低于失業警戒線。重點發展區粵西3市和生態發展區3市超過3％，但低于4％。城鎮就業吸納能力較強。
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全省按2006年末常住人口計算的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為18.58％，最高的都市發展區深圳為50.23％，最低的重點發展區揭陽為4.63％，最高是最低的10.85倍。
四類主體功能區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較低。最高的都市發展區是最低的重點發展區的4.1倍。重點、生態發展區15市低于全省水平。
3、職業教育能力
全省中等職業教育師生比為1:21.76，超過省規定最高師生比(根據省編辦、省教育廳、省勞動保障廳、省財政廳2004年12月22日頒發的《廣東省中等職業技術學校機構編制標準暫行規定》，學生規模在8001及以上學校師生比為1:21)。中等職業教育師生比最高的河源為1:34.5，最低的陽江為1:11.93，最高是最低的2.89倍。
四類主體功能區中等職業教育師生比較高。都市發展區最高為1:27.96，其次是生態發展區為1:23.42，再次是重點發展區為1:21.98，最低的是優化發展區為1:18.650。
4、醫療服務能力
全省執業醫師與醫院床位比(醫師／張)為1:1.56。執業醫師與醫院床位比最高的韶關為1:2.20，最低的潮州為1:0.82，最高是最低的2.68倍。
四類主體功能區執業醫師與醫院床位比，優化發展區最高為1:1.73，重點發展區為1:1.67，生態發展區為1:1.57，最低的都市發展區為1:1.36。
(五)城市化的地域空間規模與結構不協調
按照主體功能區的要求，應當承擔人口與經濟集聚的重點發展區，城鎮、人口與基礎設施分布、規模失衡，等級體系不合理，都市、優化發展區過于密集。人力資源流動性不高，欠發達的重點和生態發展區需加快要素轉移(表8)。
1、人口分布、規模與遷移
人口密度。全省人口密度為518人／km2。四類主體功能區人口空間分布極為不協調。都市發展區2市是生態發展區3市的9.89倍。
都市發展區廣州為1312人／km2，深圳是廣州的3.3倍；優化發展區最高的東莞是最低的珠海的3.19倍；重點發展區12市最高的汕頭是最低的清遠的12.7倍；生態發展區最高的梅州是最低的河源的1.45倍。
城鎮人口規模。全省城鎮人口達5861.52萬人，是人口大省，平均規模為279.12萬人，最高的都市發展區深圳達846.43萬人，最低的重點發展區潮州為93.7萬人，5市超過平均規模，集中分布在都市和優化發展區，人口壓力加大。
四類主體功能區，人口平均規模都接近或超過200萬人，差異較大。都市發展區2市，人口總規模為1646.7萬人，平均規模近823.35萬人；優化發展區4市，人口總規模為1626.62萬人，平均規模超過406.55萬人；重點發展區12市，人口總規模為2381.44萬人，平均規模為198.45萬人；生態發展區3市，人口總規模514.87萬人，平均規模為171.62萬人。
人口遷移。全省戶籍人口凈遷移率省內為4.78‰、省外3.29‰，省內高于省外。江門、清遠、云浮、陽江、汕頭、潮州、韶關、河源、梅州9市省內遷移為負值，集中分布在重點和生態發展區。
都市和優化發展區戶籍人口遷移率省外高于省內；重點發展區戶籍人口凈遷移率省內高于省外；生態發展區戶籍人口凈遷移率，省內、外為都為負值。
2、城鎮(市轄鎮)分布
到2006年底廣東省共有各級城市(鎮)1222個其中計劃單列城市2個，省轄市21個縣級市23個縣城41個，市轄鎮1137個。
全省市轄鎮密度為0.63／100km2。四類主體功能區中的都市、優化、重點發展區的城鎮集中度較高、生態發展區較低。都市發展區深圳已都市化，全部實行區街建制，無縣級市和鎮級行政建制；優化發展區最高的東莞是最低的佛山的2.19倍；重點發展區12市最高的汕頭是最低的清遠的3.9倍。
3、基礎設施分布
全省高級路面鋪設率為0.46公里／km2。高級路面鋪設率最高的東莞為1.45公里／km2，最低的惠州、陽江為0.29公里／km2，最高是最低的5倍。
四類主體功能區中高級路面鋪設率，優化發展區最高為1.083公里／km2，都市發展區為0.755公里／km2，重點發展區為0.389公里／km2，生態發展區最低為0.363公里／km2，最高是最低的2.98倍。
(六)城市化的生態保障能力有待進一步提高
工業化水平較低、欠發達的重點和生態發展區，能源單位消耗較高，需要加強節能減排(表9)。
1、單位GDP能耗
全省單位GDP能耗為0.771噸標準煤／萬元，最高的清遠為1.67噸標準煤／萬元，最低的汕尾為0.56噸標準煤／萬元，最高是最低的2.98倍。
四類主體功能區中，生態發展區最高為1.43噸標準
煤／萬元，重點發展區為1.01噸標準煤／萬元，優化發展區為0.78噸標準煤歷元，都市發展區最低為0.66噸標準煤／萬元。
2、單位GDP電耗
全省單位GDP電耗為1172.1千瓦時／萬元，最高的清遠為1909.9千瓦時／萬元，最低的茂名為524.9千瓦時／萬元，最高是最低的3.64倍。
四類主體功能區中，優化發展區最高為1344.13千瓦時／萬元，生態發展區為1311.5千瓦時／萬元，重點發展區為1097.02千瓦時歷元，最低的是都市發展區為818.65千瓦時／萬元。
3、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
全省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為1.04噸標準煤／萬元，最高的云浮為5.37噸標準煤／萬元，最低的中山為0.45噸標準煤／萬元，最高是最低的11.93倍。
四類主體功能區中，生態發展區最高為3.27噸標準煤／萬元；其次是重點發展區，為1.91噸標準煤／萬元；再次是都市發展區，為0.895噸標準煤歷元；最低的是優化發展區，為0.788噸標準煤／萬元。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超過1.0噸標準煤／萬元的多達14市，占全省的66.67％；超過3.0噸標準煤／萬元的多達5市，占全省的23.81％。
綜上分析，廣東省四類主體功能區的顯著特征是：城市化發展不均衡、空間結構體系不合理、發展能力差距較大、要素空間布局不均衡。
四、推進廣東主體功能區形成的城市化空間均衡發展建議
(一)遵循城市化空間均衡發展規律，加快城市群和區域中心城市建設
人口與經濟的極化、點軸、雙核、網絡化集聚是城市化空間均衡化發展的主要模式。極化發展模式是指通過在區域經濟系統內引入推動型產業并布局于適當的區位，通過功能極化與地域極化，形成部門發展極和城市發展極，同時，在經濟和地域空間中通過擴散效應釋放其極化能量，推動其他地區和部門的發展，促進區域發展和空間均衡目標的實現，區域中心城市成為發展極；點軸發展模式是指由區域中心城市和交通、信息基礎設施構成，是由點的極化發展為點延軸線的空間帶狀極化；雙核發展模式由港口城市和區域中心城市及其連線所組成，一方是政治、經濟、文化三位一體的區域性中心城市；另一方則是重要的港口城市，行使著區域中心城市的門戶港城的功能，是普遍存在于沿海、沿江和沿邊地區的一種空間結構現象；網絡發展模式是通過交通運輸、郵電通訊、電子商務政務等網絡與節點城市構成的一種發展模式，是城市化空間集聚水平較高的發展模式。
根據廣東省城市空間組織、地理區位特征，按照主體功能區劃的要求，遵循城市化空間優化發展規律，都市發展區廣州、深圳應當走極化擴散發展道路，成為廣東乃至華南地區參與全球化競爭的龍頭；優化發展區要接受都市發展區的輻射向網絡化群落化發展，共同成為廣東省參與全球化競爭的主體區域；重點發展區的東西兩翼要遵循極化、點軸、雙核發展規律，充分發揮港口的門戶和引擎作用，通過加快區域性樞紐港、高速路網的建設和大型重化產業項目的布局，加快發展以汕頭和湛江為中心的東西兩翼城鎮群；生態發展區要遵循點狀極化發展規律，加快人口遷移集聚，發展區域中心城市和中心城鎮。
(二)依據不同類型區的發展要求，實施均衡化的城市化發展政策
1、完善人口遷移管理政策，優化城市化人口空間布局
城市化區域空間優化發展的過程是人口空間布局優化的過程，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經濟和土地等資源的空間均衡發展的過程，人口遷移管理政策的導向性和公平性是關鍵。人口管理政策，主要針對經濟布局和人口布局失衡、人口城鎮化和土地城鎮化失衡等問題。政策實施的目的在于能夠有效引導人口有序流動，實現人口在國土空間內合理分布，逐步實現人口與資金等生產要素同向流動。
根據廣東省的實際和“雙轉移”中勞動力轉移就業的要求，引導生態發展區的人口向區域中心城市和中心城鎮轉移、向重點發展區轉移；引導都市和優化發展區的人口以產業轉移為載體向生態發展區的中心城市和重點發展區轉移。在就業安置、社會保障、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等方面，重點發展區要制定優惠政策，生態發展區要制定補助政策。
2、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升城市化質量
城市化空間均衡發展的過程是城市化質量不斷提升的過程。城市化質量反映在四個方面：一是城市化進程中“人”的生存和生活質量；二是推進城市化系統發展的“動力質量”；三是體現城市化發展內在機理和結構、分工的社會、經濟、政治、空間的“協調性”；四是城市化發展在不同階段和空間的“公平性”，不能以犧牲農村地區、落后地區、生態功能區為代價來加速城市化進程。提升城市化質量，要通過改革財政體制機制、完善財政政策，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來實現。
財政政策制定和實施的目的在于通過轉移支付和稅收政策，解決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較為落后、部分經濟活動的負外部性和生態補償等問題。政策實施的手段措施在于完善中央和省以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廣東省四類主體功能區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問題較為嚴重，特別是重點和生態發展區的縣域更為落后，大大影響了城市化發展質量。因此，財政政策的重點，一是要實行省管縣的財政體制，放權；二是加大對重點和生態發展區轉移支付的力度；三是創造重點發展區依托承接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財政激勵機制，創造生態發展區依托資源和生態分享都市和優化發展區發展成果的機制。
3、明確投資與產業政策重點，提升城市化發展動力
城市化空間均衡發展要求投資與產業政策的空間均衡。投資與產業政策實施的目的在于解決投資與產業市場導向功能不足和空間失衡問題；加強政府投資與產業發展的功能區導向作用，引導社會資本合理流動；明確不同主體功能區產業發展目錄，解決區域產業選擇和資源稟賦不協調、產業轉移與結構優化升級政策滯后等問題。通過投資與產業政策的實施，使現代服務業成為都市和優化發展區的城市化動力，使新型工業化成為重點發展區的城市化動力，使特色生態型產業化發展成為生態發展區的城市化動力。
都市和優化發展區投資與產業政策的重點，一是有利于加快金融業、物流業、信息服務業、科技服務業、外包服務業、商務會展業、文化創意產業和總部經濟等現代產業體系建設；二是有利于推進區域城市一體化發展的的大交通運輸體系、重大基礎設施、資源能源、環保、電力、信息等網絡系統建設；三是有利于扶持自主創新、“雙轉移”和“騰籠換鳥”，提升產業層次。
重點發展區投資與產業政策的重點，一是有利于交通、能源、水利、水電氣熱供應、污水垃圾處理等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發展；二是有利于循環型、就業吸納型、外地轉移型的產業轉移；三是有利于“產業轉移工業同區”建設。
生態發展區投資與產業政策的重點要向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生態環境保護方面傾斜，出臺投資補貼、信貸投
放等方面優惠政策，扶持符合其主體功能要求的特色優勢產業發展。
按照主體功能區的定位和理念，由都市和優化發展區構成的珠三角重點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建設全球高技術產業研發制造和新興產業創業基地，國際高端生產業中心，區域性金融、會展、航運、物流和貿易中心；重點發展區的東西兩翼地區重點發展現代物流、臨港工業、裝備制造業和旅游業；生態發展區的粵北山區要堅持保護與開發并重的原則，積極發展特色優勢制造業和資源產業，大力發展特色農業和現代農業，優先發展生態旅游業，建設生態保護區。
4、實施嚴格的土地政策。提升城市化的集約化發展水平
城市化不僅是農村人口與勞動力轉化為城市人口與非農業勞動力的人口城市化過程同時也是農業用地、農村用地轉化為非農業用地、城市用地的土地城市化過程。因此，主體功能區建設的城市化空間均衡發展的重要命題之一就是土地的集約利用問題。城市化空間均衡發展的過程是土地利用的集約化和空間均衡化發展過程。符合主體功能區建設要求的城市化是國土資源集約型、節約型城市化。土地城市化，一要嚴格控制基本建沒用地和基本農田的非農化，二要使原有的城市土地利用趨于集約化，三要提高土地利用的空間效率和質量。具體實施嚴格土地政策的重點在于，對都市和優化發展區實行更嚴格的建設用地增量控制，鼓勵城市建設用地的循環使用；在保證基本農田不減少的前提下適當擴大重點發展區建設用地供給，做到既要促進發展又能保護，明確城市、開發區和產業園區建設單位面積土地承載量的集約用地標準；對生態發展區實行嚴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嚴禁生態用地改變用途。同時，從廣東海岸線長、海灘涂面積大的濱海大省實際出發，還要對海灘涂實行嚴格的用途管制，保護海洋生態環境，為海洋經濟的發展打造良好的生態屏障。
屈方方廳長要求，各級審計機關要努力完成目標任務。嚴格按照全省審計工作會議作出的部署，逐項對照檢查，抓緊研究方案，一一抓好落實。要努力克服審計業務管理制度貫徹不夠徹底；計算機審計、績效審計項目數量較少，AO應用實例和計算機審計方法數量偏少、質量不高；經濟責任審計開展情況不平衡；審計結果的宏觀利用有待加強；移送案件線索數量較少等問題，不斷提高審計業務實施和管理工作的質量水平。
屈方方強調，各級審計機關要大力推進審計信息化建設。認真落實我省2012至2014年審計信息化建設實施方案的部署，著眼提高數據分析能力，加強審計質量控制，促進科學決策管理，提升審計能力和技術水平，在完善金審一、二期工程建設的基礎上，圍繞“一個中心”（數字化審計指揮中心）、“五大體系”（電子審計體系、計算機審計方法體系、信息化標準規范體系、審計信息資源體系、信息安全保密體系）、“五大系統”（OA系統、AO系統、審計分析系統、移動辦公系統、審計項目管理系統）建設，進一步推進審計信息化工作。到2014年底，使陜西的審計走在西部省份的前列，為審計事業的科學發展提供堅實支撐。全省審計人員尤其是審計機關的領導干部要各司其職，各負其責，群策群力，努力完成好審計信息化建設目標任務。一是要正確認識形勢任務。清醒認識我省審計信息化建設與發達省份相比存在的重視不夠、投入不足、人才短缺、部署進展慢、應用水平低、經驗成果少、差距進一步拉大等問題，切實增強緊迫感和危機感。從全局和戰略高度充分認識審計信息化建設的重要意義，把信息化建設作為提升審計機關審計執法能力和工作水平的有力切入點。堅定信心和決心，認真總結審計信息化建設邊部署、邊應用，已完成“金審二期”工程部署并通過審計署驗收，計算機審計方法、經驗和應用實例逐年提高，在審計實踐尤其是去年的政府性債務審計和今年的社保資金審計中取得了明顯成效等成績和經驗，克服畏難情緒，發揮后發優勢，努力使審計信息化工作盡快取得更大的起色。二是要切實抓好人才建設。充分認識審計信息化專業人才的重要意義，千方百計解決好人才問題。立足現有隊伍，加大培訓力度，盡早培養出骨干人才隊伍。著眼應用，采取下達任務指標、進行考核評比、健全評價獎懲機制等多種措施，加強和改進計算機中級和中級后培訓，增強培訓的針對性和實際應用效果。充分發揮核心骨干的先鋒和引領示范作用。設法選調或聘用人才，建立外部專家庫，充實現有專業人員力量。三是要不斷增加經費投入。充分發揮強烈的事業心、責任感，以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績爭取黨委政府對審計信息化工作的重視和投入，把審計信息化建設納入各級政府電子政務建設體系，多渠道籌集資金，為審計信息化建設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要充分認識到，思想真正重視之后，審計信息化建設投入并不是無法解決的難題。要克服“等、靠、要”的錯誤思想傾向，在立足本級財政解決的基礎上，扎扎實實做出成績，搞出特色，爭取中省財政的支持和獎勵。堅持統籌規劃，處理好長期性與階段性、統一規劃與分類實施、安全性與方便性、適用性與創新性、規范性與靈活性、集中統一與縱橫交互、行業性與全面性、團隊與個人、行政管理與項目管理、內部與外部的關系，把有限的資金用在刀刃上，避免重復建設和走回頭路，少花或不花“冤枉錢”，切實提高投入成效。省廳要集中搞一些全省層面的項目，供市縣審計機關使用，使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用。各市縣也應加強借鑒，結合本地實際，摸索和總結審計信息化建設的成功做法和經驗。
屈方方指出，各級審計機關要繼續加強自身建設。堅持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在“創先爭優”中進一步確立科學審計理念，扎實開展深化基層組織建設年和“三問三解”等黨建和精神文明建設活動。繼續完善職業能力建設的扶持、激勵機制，加強財政、投資、績效和計算機審計等專業培訓，積極參加省廳舉辦的造價員（師）等培訓和以審代訓。大力加強審計文化建設，認真搞好審計文化書屋建設和使用管理及省《審計志》的編纂修改等工作，不斷提升審計隊伍的文化素養和職業道德水平。堅持“從嚴治審”，搞好目標責任管理，堵塞漏洞，解決工作作風、精神狀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始終把黨風廉政建設作為審計機關的生命線，完善權力分解、風險排查等監督制約機制，嚴格執行“八不準”、“四項補充規定”。嚴格預算執行，模范遵守財經紀律，加強內部財務、建設項目招投標、辦公設備和物資采購管理，控制招待費等“三公”經費，杜絕鋪張浪費；嚴格中省補助資金使用管理，按照規定用途合理開支，確保使用效益。
關鍵詞：城鄉聯動 城鄉互動 全域城市化 可持續發展
1 城鄉聯動發展
城鄉統籌和協同發展是近年來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共同關注的問題。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不平衡及中國社會的長期“重城輕鄉”，導致了突出的城鄉二元經濟和社會結構，而這種二元結構又進一步深化城與鄉、工與農的差別，使城鄉經濟和社會發展長期處于不均衡、不協調發展狀態。面對城鄉存在且持續拉大的收入差距、農業經營的低效益甚至零或負效益，中央政府在客觀審視城鄉關系及其經濟發展狀況和問題基礎上，提出了城鄉統籌、區域統籌發展的總體思路以及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發達地區幫扶落后地區的戰略思路，使中國經濟開始站在了城鄉協調發展和優勢互補的起點上。
城鄉聯動是指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因城鄉間社會生產力水平以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層級差異等的客觀存在而可能引發的一方對另一方（通常是城市對鄉鎮和農村）帶動作用。城鄉聯動不同于城鄉互動。通常，互動的兩事物或多事物處于基本相同的能級層次，而聯動的兩事物或多事物間往往處在不同能級層次上，具有一定的能級差。在聯動過程中，因事物間所處的能級不同，故此，高能級事物一般發揮主導作用，而低能級事物則處于從屬地位。不過，隨著低能級事物能量的不斷累積，其內部結構不斷變化，所處能級層次也不斷提升，當低能級事物達到與高能級事物近乎相同的能級層次時，即具備了與高能級事物進行互動的條件。在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長期不均衡及制度、政策的不合理安排，一方面導致了城鄉經濟、社會和文化的顯著差異，另一方面也引致了城鄉間、工農間的巨大差距，這種差異和送別，一是使城鄉處在不同能級層次和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上，二是使農村、農業和農民處于相對弱勢和被動狀態；而且，我國農村目前的經濟條件及人力資本稟賦和科技水平，也決定了農村還難以站在與城市相同的能級層位上與城市互動，而是需要城市的援助、幫助和帶動。應該講，城鄉聯動是重建新型城鄉關系、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重要基礎，而且，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必須以城市的帶動、幫扶為動力，進而實現城市與鄉村的聯動和協調發展。
2 城鄉聯動與大連市全域城市化目標的一致性
大連市是東北地區乃至全國經濟發展比較快的地區，隨著經濟體制轉型，特別是進入21世紀后國家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的實施，大連市逐漸步入了快速發展的階段。2011年大連市實現地區國內生產總值6150億元，按可比價比上年增長13.5%，人均GDP達到91287元（按常住人口計算），按年匯率，人均GDP為14454美元；農林牧漁業及農村服務業增加值395.7億元，占全市GDP的6.43%；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276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4213元，農民人均純收入占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8.55%。綜上不難看到，盡管大連市城鄉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了顯著成就，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及其居民生活均有了顯著提高，然而，城鄉間的差距目前依然很大，這突出地表現在經濟、社會、居民生產和生活等各個方面。因此，為了進一步改善城鄉關系、縮小并最終消除城鄉差距，全面提升大連市的經濟和社會實力，徹底改善農村的生產、生活和社會面貌，近年來大連市提出了全域城市化的戰略目標。對于全域城市化，目前學術界和實踐層面還有著不同的看法，見仁見智。筆者認為，全域城市化是在統籌城鄉發展、踐行科學發展觀基礎上對現代城鄉關系的思考與解讀，全域城市化所倡導和追求的是以現代生產文明、生活文明、生態文明和文化文明為基礎的城鄉協同發展、共同繁榮的目標與過程。全域城市化目的不是要消滅農村，也不是要“綁架”農業和農民，更不是強行農民棄農從工從商、棄村進城、棄地上樓，而是用現代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及現代生態文明和文化理念，來引導和促進農村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變革，助推農村和農業發展方式轉變，通過城鄉聯動發展，盡快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在實現城鄉經濟、社會、文化等一體化的同時，使城市化達到更高的水平，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城鄉融合和城鄉一體化。由此可見，大連市全域城市化的戰略目標與大連市城鄉聯動發展理念是異曲同工的，而且，這與中央提出的城鄉統籌發展及“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戰略也是完全一致的，是深入落實科學發展觀、推動城鄉協同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選擇。
3 城鄉聯動發展的思路與對策
大連市的城鄉聯動發展應該以消除城鄉差別、實現城鄉一體化及城鄉協同發展和共同繁榮為宗旨，以全域城市化為具體戰略目標，本著以人為本、制度和政策統一（近期內城鄉可略有不同）、資源（包括物質資源、人力資源等）有效整合與合理配置的原則，在著力建設主城區、新城區、渤海城區和黃海城區四大城市組團的同時，大力扶持城區周邊小城鎮的發展，同時通過大力培養現代農村和農業發展亟需的各級各類人才（包括管理人才、科研和技術人才等），加大政策、資金和技術的支持力度，來增強農村和農業的自“造血”功能，全面提升農村和農業發展層次和發展水平。具體思路和對策是：
3.1 在全域城市化戰略框架下，科學研究并制定符合大連市長遠發展目標、并與現代化國際城市及新型現代化農村和農業接軌的大連市中長期總體發展規劃，在此基礎上，制定農村和農業中長期發展規劃。總體發展規劃應在確立大連市中長期發展目標和具體實施策略的同時，將現代化的新農村建設納入視野，并突出小城鎮在城市和農村聯動發展中的“橋梁”和“紐帶”作用，把建設國際化、現代化城市與建設現代化、生態綺麗型小城鎮和現代化新型農村統一為一個整體，本著城區、小城鎮和農村各有側重的理念，科學、合理地布局人口和產業，強化不同功能區的作用，同時避免城市和城區的規劃建設盲目崇“大”現象，應把建設特色突出、功能顯著、環境優雅、文化氣息濃郁、宜居休閑、生態文明的城市和城區作為發展的目標，避免因人口和交通過分擁擠而導致的“城市病”的進一步滋生和蔓延。農村和農業中長期發展規劃應以大連市總體發展規劃為指導，以建設現代新型農村和發展現代化集約型農業為目標，強調農村建設的科學布局及農業的規模化、集約化、產業化、現代化和生態化，重點扶持和發展現代生態農業，鼓勵和發展訂單農業、公司化農業等“生產、加工、流通、銷售”“一條龍”式現代生產和商業化模式。通過規劃，來全面而深刻地描繪大連市城區、小城鎮和農村地區的未來發展前景，為小城鎮以及農村、農業和農民的發展指明目標、方向和路徑。
3.2 加大對新農村建設以及現代農業特別是生態農業和農產品精、深加工業的政策、資金和技術扶持力度。從城鄉聯動發展及農業發展和農村經濟繁榮角度考慮，今后大連市應實施農村和農業振興與繁榮戰略，一方面加強對新農村建設和農村主產業發展的政策、資金和技術扶持，另一方面通過財政撥款和社會捐贈方式建立現代農業特別是生態農業技術專項研發和扶助基金，大力開展新農村建設和現代農業技術的研發及現代生態農業的推廣工作。與此同時，結合大連市下轄村鎮的不同氣候特征、土壤條件和已有農業基礎狀況，因地、因時制宜，大力發展規模化集約型農業（包括集約化的種植業、林業和漁業等），實施“一村一品，多鄉一業”工程，積極扶持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加強農副產品的深加工和精加工，打造并逐步形成大連市農業生產、加工、流通、銷售的強勢產業化“鏈條”，以及與之配套的集群式農業產業化服務網絡，從根本上轉變盲目生產、分散經營的“高成本、低效益”的農業生產經營模式，切實提高農業生產的科技含量和農民的實際收入，根本改變農業發展受制于市場和技術、農民收入受制于傳統生產和經營管理模式的狀況，以推動城鄉的共同繁榮和發展。
3.3 加強對新農村建設和現代農業發展急需人才的培養與引進工作，為農村和農業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人才和技術支持。人才是新農村建設和現代農業發展的基礎條件，也是城鄉聯動發展及農業技術與管理創新的必要保證。因此，在城鄉聯動發展和全域城市化戰略實施過程中，應把新農村建設和現代農業發展急需的人才培養和引進工作放在重要位置，通過“走出去，引進來”的辦法，一方面組織大連市現有農業科技人員及農村具備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并有一定農業技術基礎的中青年農民到國內外大專院校、農科院所和具有先進示范性的農村、農場去學習、參觀，提高他們對新農村建設及現代農業生產、經營管理和技術研發的認知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進一步加大農村和農業技術及經營管理人才引進力度，對有志于農村建設和管理工作以及農業技術及生產經營管理的高素質人才，在實施獎勵性計劃及為其搭建展現其才華的平臺的同時，結合實際情況和需要，本著就近、從優的原則，在城鎮或城區解決其配偶工作安置和子女受教育問題，從根本上解除其后顧之憂。
3.4 在保護農村和農民利益的同時，加強與國內外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合作，大力引進國內外資金及先進的農業生產和管理技術。大連市的新農村建設和現代農業發展既離不開本地企業、大專院校、科研院所和社會組織的參與，也離不開國內外企業特別是農業龍頭企業、農科院所的參與，積極引進國內外資金和技術，加強新農村建設及農業生產、技術研發和經營管理的合作，是城鄉聯動發展及加快大連市農業產業化進程、盡快做強、做大大連市農業產業的必要環節。
3.5 全面統籌和整合城鄉資源，促進城鄉資源的優勢互補與優化配置。從資源的優勢來看，城市的優勢在于資金、技術、人才和文化觀念，農村的優勢則是原材料（農副產品）、土地和相對充裕的人力。在城鄉聯動發展過程中，如何將城市與鄉村的優勢資源有效整合和合理利用起來，是能否取得預期效益、達到預期效果的關鍵。因此，就需要市、區（市、縣）兩級政府發揮好領導、協調和督導作用，同時加大對涉農企業發展的稅收優惠和信貸支持力度，并盡快建立農村勞動力現代農業知識和技能培訓以及農村勞動力非農化轉移培訓與援助體系，通過訂單式專門培訓，來解決失地農民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轉移安置問題，避免城市化進程中失地農民失地、失業問題的發生。
3.6 破除城鄉居民固有的身份壁壘，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身份壁壘和社會福利壁壘系橫亙在城鄉居民之間的兩道屏障，也是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現實體現。破除城鄉身份壁壘的關鍵是從根本上消除城鄉戶籍差異，實現城鄉戶籍的“一元化”。目前，全國乃至遼寧和大連市正在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消除城鄉社會福利壁壘的關鍵是建立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在研究不同時期土地所具有的保障功能和能力的基礎上，建立起城鄉社會保障對接轉換的“橋梁”。同時，通過提高農村地區中小學的辦學水平和教育教學質量，提高農村地區基礎設施、醫療衛生設施和文化娛樂設施的建設水平，加強城市與農村的文化、教育和醫療衛生資源的交流，逐漸消除城鄉間的教育質量差距、文化差距、醫療衛生條件差距等，推動城鄉社會協同發展、文化共同繁榮和城鄉居民幸福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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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綜合經濟實力還不強。與我市其他區縣相比,經濟總量還未進入前三,人均GDP僅與全市平均水平相當;與同為庫區中心城市的湖北宜昌相比,經濟總量不到宜昌的60%,人均GDP剛過宜昌的80%;與四川省第二大城市綿陽相比,幅員面積均占本省(市)的4%左右,但集聚的GDP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重,萬州分別比綿陽低0.9%和0.5%。
二是城市綜合水平還不高。城市規模偏小,距離大城市還有30萬人口差距,需要進一步提升人口集聚功能;城市形象的特色還不夠鮮明,尤其是缺乏典型的城市形象標志;城市布局還需完善,沿江帶狀發展的組團式分散布局盡管拓展了城市空間,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城市功能的集中體現,影響城市運行的效率;城市建設和管理的水平還需提升,空間擁擠、公共開放空間少、綠地面積少、路網密度小等問題比較突出。
三是工業規模實力還偏弱。盡管萬州工業成功躍上百億級臺階,但工業規模實力還偏弱,工業占GDP比重?穴44.5%?雪低于服務業比重?穴47.8%?雪,這種由于工業發展不足導致的“三二一”產業結構,將制約萬州更好發揮區域性經濟中心的輻射帶動功能。
除此之外,萬州還面臨移民安穩致富和社會事業發展等壓力,以及經濟加快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雙重矛盾。
萬州要加快建設成為重慶第二城,必須在以下方面著力:
第一,大力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這是城市發展的平臺和基礎,包括城市配套功能和對外大通道建設,必須跟上。未來幾年,隨著渝萬城際鐵路、萬利高速公路、沿江高速公路等重大交通基礎設施的建成,萬州的區位優勢將更加明顯。
第二,加快發展經濟實力。據初步調查,在萬州主城區,區外消費者的購房比約為25%,這說明萬州已經初步具備了吸引和輻射周邊的能力。未來幾年,萬州應加快園區建設,進一步把支柱產業做大做強,促進工業園區產出躍上千億能級。
第三,增強城市服務功能。加大服務業發展,重點發展現代金融業和物流業,充分發揮引領和輻射功能。
一、引言
2016年8月《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6-2040年）》（草案）編制完成并向公眾征求意見。草案中，提出了上海2040年的城市發展愿景為“追求卓越的全球城市”，提出“在2020年基本建成‘四個中心’的基礎上，到2040年將上海建設成為綜合性的全球城市”。全球城市的建設過程中，“境外僑民”占城市常住人口數的比重，是反映城市人口國際化程度與社會開放程度的重要標志之一。當前，“國際社區”仍是上海承載境外人口的主要居住、生活空間。在建設卓越全球城市背景下，上海國際社區的規劃建設理念、組織方式、空間布局等也會產生相應的變化。基于上海國際社區的發展現狀，結合全球城市發展過程中對于境外人口、國際社區的新需求，對上海國際社區的未來發展作研判，對上海建設全球城市，建設具有世界影響的海派文化魅力和城市品質的國際文化大都市有重要意義。
二、全球城市、境外人口與國際社區
全球城市（Global city），又稱世界級城市，由沙森（Saskia Sassen）在1991年率先提出，一般指在社會、經濟、文化或政治層面直接影響全球事務的城市。全球城市中，包括在某一領域極為突出的城市，也有全面的世界級城市。上海在《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6-2040年）》（草案）中提出的“建設追求卓越的全球城市”應被理解為后一種。一個全面的世界級城市，一般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巨大的國際高端資源流量與交易和全球影響力”三個基本特征。為了體現這三個基本特征，通常需要具備一些共性的特點要素，比如：國際性、為人熟知，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且具影響力，大規模的人口，作為國際航線的中心，先進的交通系統，國際金融機構、律師事務所、公司總部（尤其是企業集團）和股票交易所，并對世界經濟起關鍵作用等。其中，城市中設有相關的“國際文化社區”也是一個重要的特點要素。
全球城市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他們一般是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和規劃的核心。由于他們通常居于國際經濟體系的核心地位，與國際金融市場和跨國公司的密切聯系，這些城市成為全球經濟體系的重要節點，同時也成為主要的移民目的地。根據《世界移民報告2015：移民和城市――管理人口流動的新合作》，2014年全世界的外國出生人口中約有19%居住在全球城市中，一些城市的人口結構都發生了相應的改變（圖1）。
相比北美及歐洲，目前亞洲國際移民數量在人口增長中所占比重不大，這很大程度上與亞洲城市的經濟發展程度、宜居程度及對境外移民永久定居的政策限制有關。與之相比，我國的境外人口占比更低但近年來增幅明顯。隨著跨國公司落戶城市，來自不同國家的外籍員工被派遣到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境外專業人士（表1）。
改革開放以后，上海的經濟在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資）帶動下一路領先。FDI在推動上海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大量的人口遷移活動，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境外人口的遷移。
根據《上海統計年鑒2015》，2014年在滬外國常住人口（居住半年以上）為17.1874萬（區別于境外人口，不含港澳臺地區人口），約占當年全市常住人口（2 425.68萬）的0.71%。而在一些區域，如長寧區2016年初全區居住著約6.9萬境外人士，占全區常住人口（77萬）近9%。可以預見的是，在建設全球城市背景下，隨著城市發展能夠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以及投資、創業和就職于跨國公司的機會，境外人口的比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還將繼續提高。
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數量眾多的移民，會在文化和社會方面為城市增添國際化色彩，同時也會產生對于城市建設和管理的新需求，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居住需求。也就是說，在城市中至少需要一定量的承載空間，來滿足境外人口的居住和日常生活需求，而這些空間與城市當地的居住空間是存在一定差異的。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一是在社區空間內（也包括社區近周邊空間）能夠集聚一定數量的境外人口；二是社區空間內的人群呈現出多樣的背景、文化以及生活習性等，這些背景、文化、生活習性在社區內和諧共存；三是社區內相應的組織制度、服務體系以及社區的環境設施等均達到國際水準，能滿足境外人口的需求。這也是最初設立國際社區所期望達到的目標。
三、上海的國際社區
本文將從發展階段、空間布局、人群集聚、形成機制等角度，解析上海國際社區的發展過程與現狀。
（一）發展階段
上海的國際社區發展至今，大致經歷了4個階段（圖2）。
第一階段，1980～1995年，代表性國際社區是古北國際社區。1980年代，為適應改革開放發展需求，上海成立了第一個涉外商務區――虹橋經濟開發區。古北新區作為虹橋經濟開發區的配套生活居住功能區，于1986年經上海市政府批準規劃建設，是一個以居住功能為主，同時提供外事外貿活動的綜合涉外區。由于當時上海實行外銷房政策，古北社區的住宅都屬于僑匯商品房（外銷房），由獲得專門批準的房地產公司投資建造。這批住宅建筑標準較高，以市場價銷售給政策規定范圍內的對象，或出租給在本市從事經紀活動、短期居住的外國人、港澳同胞、華僑、境外華人，并以外匯結算。與之后的國際社區相比，古北國際社區的建筑密度相對較高。
四、上海國際社區發展研判
（一）需求研判
1.空間承載需求
通過“主要城市的外國出生人口占比比較”，“亞太地區主要城市和國家外國出生人口比例比較”，可以看出上海目前境外人口的比例還比較低。按照《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6-2040年）》（草案），到2040年上海的常住人口將控制在2 500萬左右。如果上海的境外人口占比，從當前的不足1%提升到2%～3%。那么到2040年，預計上海的境外人口將達到50萬～75萬。而當前上海的境外人口數量為20萬左右。也就是說，未來上海為境外人口提供的居住空間至少要2倍于當前水平。即使未來上海的國際人口不再以國際社區為主要形式滿足空間承載需求，城市對國際社區的需求仍不會減弱。
2.人才引進需求
全球城市的發展，最核心的元素是“人”。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大量的境外高端人才來助推我們城市的發展。歐洲、北美和澳大利亞的一些國家，將吸引移民，尤其是高技能移民，作為提升國家經濟競爭力的一項發展戰略。一些城市，如紐約、芝加哥、舊金山等，擁有強大的體制以服務各種移民群體；新加坡實施的“外國人才居住計劃（Scheme for housing foreign talent）”，提出向外國人提供租期為3年的組屋，組屋遍布全新加坡，租金不等，組屋區設施齊全、公共交通便利，超市、美食中心、診所、學校、圖書館等周邊生活設施完善，而且離地鐵站很近。為境外人才提供足夠的居住、生活空間，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最基本的要素。
3.人口管理需求
某一類型的人口規模擴大，隨之而來也會帶來相應的人口管理問題。由于境外人口的特殊性，這種問題可能涉及到國家安全，以及未來移民政策、管理法規的決策。在實際操作中，缺乏可靠數據成為移民接受城市制定恰當政策的主要障礙。我們一般通過出入境管理部門獲得境外人口的數量數據及一些最基本的信息數據，但這還不足以為政策法規、管理制度的決策提供足夠的支撐。另一方面，未來的境外人口，除了專業人士與高端管理人員，還可能出現國際學生，中、低技能勞動者等，當境外人口規模達到一定規模，并形成多樣化的結構時，可能會出現一些安全隱患與管理困境。外國人出生人口占比達到37%的紐約通過社區調查獲得了有關紐約310萬移民的豐富數據，資料包括了移民群體的年齡、性別、居住類型、教育、勞動力、職業和收入特征等，并提供了每個移民群體在城市的社會、人口和經濟分類中所處的位置。未來，基于社區的人口調查將會提供滿足人口管理需求的數據。
4.地區優化需求
從社區發展角度來看，上海30多年國際社區的發展，對于提升社區標準是有積極促進作用的。在80～90年代，國際社區的住宅、設施、道路、生態等標準遠遠高于城市一般社區，而當前的國際社區在這些方面的優勢已經不那么明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城市社區的整體標準在提高。未來國際社區的進一步優化，也許將繼續促動整個城市社區的能級提升。
另一方面，國際社區的建設與發展對于地區能級的提升同樣具有促進作用。在《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6-2040年）》（草案）中，古北、碧云、聯洋、張江等國際社區所在的地區――虹橋、金橋、花木-龍陽路、張江，都升格為城市副中心，森蘭、大寧、南翔等，成為地區中心。國際社區的布局與發展，與地區能級的提升同樣具有緊密關系。
（二）發展研判
未來，上海國際社區的發展，可能會出現以下趨勢：
現有成熟國際社區的境外人口集聚不會減弱，或以城市更新的模式提升能級擴大規模。比如最早的國際社區古北國際社區，一期沿著水城南路的住宅小區由于年代關系已經顯得較為老舊，商業服務配套設施也較往年冷清，境外人口比例下降（30%不到），但遷出人口大多搬遷到更新、生活條件更好、配套服務設施能級更高的的古北二期、三期。整個古北社區的境外人口比例并沒有減少（長期超過50%，境外人口中日韓人口占70%左右），整體規模和能級都有提升。而在浦西，碧云、聯洋-花木、張江幾個較為成熟的國際社區，本身在空間上就相對比較集中，大量的公共服務設施與商業服務設施集聚，已經形成了規模比較大的境外人口生活圈，對未來將遷入上海的境外人口有極大的吸引力。可能通過幾大國際社區、社區間住宅區的能級提升集聚境外人口，形成更大規模的境外人口集聚組團。
新國際社區（境外人口達到一定比例，且呈現國際化的文化特征）的形成將與境外人口的增長點相契合。在全球城市發展過程中，境外人口的發展與城市的經濟發展、產業發展息息相關，其中的關鍵元素包括：總部經濟、跨國企業、涉外培訓、對外貿易等。在社區規劃建設達到國際社區硬件標準的同時，其在空間布局上只有貼合境外人口的增長點，才能有效吸引境外人口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國際社區。
國際社區的發展與城市人才引進、人口管理的需求結合度更高。上海建設全球城市，一方面要以一種開放的態度吸引并包容外來文化的進入，另一方面又要恪守城市安全的底線。不管是從那一個角度，“國際社區”都是一個基礎的運行單元。國際社區滿足境外人口的需求，最根本上，還是滿足上海這個城市的發展需求。2015年，上海印發了《關于服務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實施更加開放的海外人才引進政策的實施辦法（試行）》，對外籍高層次人才認定標準、簡化外籍高層次人才辦理永久居留證程序、對長期在滬工作的外籍高層次人才等人員優先辦理2～5年有效期的《外國專家證》、開展外國留學生畢業后直接留滬就業試點等內容進行了說明，其中有許多與“居住”相關的政策信息。未來，這些人才政策，將更大程度上與社區居住相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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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軌道交通；商業空間；演變趨勢
Abstract: From the necessity of rail transit construction，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rough affecting business location factor, rail transit can guide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commercial space structure. And it argues that Changsha commercial space will appear the trends :multicenter, network. Finally from the "government guidance, enterprise cooperation" point of view, the article raised the proposal of the rail traffic construction.
Keywords:rail transport；commercial space structure；the evolution trends
中圖分類號：TU984.19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8-0422（2011）04-0052-02
1前言
長期以來，我國城市中心區域與周邊組團缺少安全、便捷、大容量的交通通道，工作地點與居住地的分離形成的城市鐘擺式交通是造成城市人口密集、交通過于擁擠的主要原因，也造就了我國城市普遍存在的單中心“攤大餅”式的城市發展模式[1]。城市商業空間作為城市空間結構中最活躍的因素，其發展也因此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制約。而一旦交通條件發生改變，制約因素消除，城市結構將會發生大幅度的變革。軌道交通憑借其大運量、高速度、全天候等方面的特點，能夠克服常規公共交通無法引導城市空間持續發展的交通瓶頸，在城市結構變遷中正發揮著重要的誘導和促進作用[2]。從目前我國城市空間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發展軌道交通是促進城市空間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2軌道交通對商業區位因素影響分析[3]
2.1消費者心理因素
軌道交通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心目中“距離”的概念，把以往出行購物需要考慮的地理距離轉變為了精確的時間距離。軌道交通的建設，將居民以往出行購物時間大為降低，大大增強了其心理接受意愿，從而也進一步影響零售商業區位分配布局。
2.2需求因素
一般來說，一個地區的居民對于商品的需求和消費能力是大型商業是否進駐該地區的決定性因素之一。軌道交通的建設，必然會引起沿線土地利用方式的調整，從而改變人口密度和人口分布，隨之而來的是市場需求的變化，最終改變零售商業區位。
2.3競爭因素
軌道交通的建設，大大增加了軌道交通沿線地域的可達性。尤其是重要樞紐站點和交通線路交叉的區位，往往成為各路商家爭奪的焦點。沿線地價的攀升以及土地資源的稀缺性，使得商家準入門檻不斷抬高。一種情況是極具實力的商業企業在競爭中憑借價格優勢生存下來，實力不足的企業被排擠出該區域；另一種情況則會出現諸多零售商業企業聯合的局面以適應競爭，大大增強其集聚和擴散效益。這兩種情況都使商業區位位置進行一定程度上的重新調整。
3軌道交通對商業空間結構影響分析
軌道交通通過對商業區位因素產生影響，進而改變商業企業在城市中的區位位置，從而將影響空間變化的經濟、社會、文化等環境進行調整優化,最終引起商業空間結構上的整體轉變[4]。蔡國田、暖總結了廣州地鐵一、二號線開通后廣州商業空間結構的發展狀況；李文倩通過分析北京商業空間結構的演變，指出軌道交通的建設和發展會推動城市商業格局的演化，按時間順序可發展為團狀分布、波浪狀分布、帶狀分布、面狀分布4個階段[5]；宋瑛等則對軌道交通引導下的重慶零售空間結構未來發展方向進行了預測分析。
綜合以上文獻，筆者認為軌道交通的建設必然會帶來新興商業區的出現、傳統商業中心功能強化、樞紐站點附近的商業區等級提升、郊區商業蓬勃發展等方面的變化。
3.1傳統商業中心得到強化，新興商業副中心出現
目前國內傳統商業中心業態形式基本以點狀商城和條狀商業街為主，由于高強度的開發，大量人流匯集，使常規公交已無法滿足其大運量的需求。同時，私家汽車等出行方式的盛行，在帶去人流的同時，也帶去了更多的車流，造成市中心區道路擁擠，反而削弱了市中心的吸引力。而軌道交通的快速、準時，能將居住在城市周圍地區的人們方便快捷地送達市中心區，進行迅速的集散活動，有利于促進中心區商業與公共活動的順利展開，從而使原有商圈的能級提高，傳統商業中心功能得以強化。與此同時，面對軌道交通也可能帶來的中心區人口過于密集、環境質量下降等問題，許多城市業已依托軌道交通線網樞紐，建構起新的城市商業副中心。商業布局開始由點狀朝塊狀集聚發展，并逐步向多中心、多軸線、網絡化的零售空間布局轉變。
3.2商業中心呈軸向發展態勢，樞紐站點附近商業圈能級提升
軌道交通建設帶來沿線土地開發，必然會產生廊道和輻射效應，零售商業網點沿著軌道交通沿線站點分配和布局，使若干個商業網點通過軌道交通線網連結在一起，構成城市商業空間擴展的發展軸[2]（見圖1）。在幾條軌道交通線網的交匯點或者是軌道交通與其它交通方式的換乘樞紐地帶，由于本身已初具規模，加上軌道交通站點巨大的集聚作用，本身能級迅速提升，則會產生以節點為據點輻射分布，并帶動周邊零售商業發展的樞紐型零售商業模式。
3.3商業郊區化趨勢明顯
中國的商業郊區化一般是以住宅郊區化為先導，軌道交通的建設以及其快速、便捷的特點，必然會誘發繼小汽車引導的郊區化之后的下一波郊區化熱潮。隨著城市軌道交通建設的完善，城市人口愿意移居到工作地點之外的環境更好的居住區，也因此帶來郊區零售商業的快速發展。零售商業服務部門向外遷移，同時由于郊區地價較為低廉，占地面積相對較大的超級市場、購物中心、巨型市場等商業業態形式必將紛紛出現。
4軌道交通引導下的長沙城市商業空間結構演變趨勢
4.1多中心商業空間結構模式出現，商業經營模式呈現多樣化
邊經衛認為，主軸――網絡狀城市空間結構應是我國以軌道交通為支撐的大城市空間發展的理想模式[6]（見圖2）。可以預見的是，隨著長沙市軌道交通的建設與完善，長沙市傳統的單中心同心圓城市結構模式將會打破，主軸――網絡狀的城市空間結構也將隨之建立。城市空間結構的改變將帶來零售布局現有形態的改變，長沙商業空間結構也將隨之進行重組。部分傳統商業區能級將得到進一步提升，影響范圍繼續擴大，新興商業區必將崛起，商業空間結構也將逐漸向多軸線、多中心、網絡化的布局結構發展。長沙自1981年以來已經形成了五一廣場、袁家嶺、東塘三個“點”狀商業中心，從業態形式聚合上進行分類，五一廣場屬于市級商業中心，袁家嶺、東塘則屬于區域商業中心[7]。從長沙市軌道交通線網的走向及站點設置來看，隨著1、2號線的建成，袁家嶺、東塘地帶商業能級必然迅速提升，匯集周邊地區商流、客流，形成漏斗效應，成為具有強大集聚效益的新的市級商業中心。同時，長沙商業結構層級關系也將愈發明顯和清晰：五一廣場傳統商業中心骨干功能得到進一步強化，袁家嶺和東塘等商業副中心將產生和崛起，侯家塘、伍家嶺、灣鎮等地帶升級為區域商業中心，另外，經軌道交通輻射的馬王堆、雨花亭區域內社區商業、專業街等次一級的商業經營模式也將應運而生。由于軌道交通的聯系作用，商圈與商圈之間的集聚和擴散功能也將進一步增強，隨之而來是市場的更加細分化與特色化，各商圈為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從周邊商圈中吸引人氣，將對原有的經營模式進行調整，實現異質化、互補性的經營，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長沙市區的商業經營形式。
4.2軌道交通經濟帶形成，沿線零售業態形式調整優化
基于軌道交通所帶來的廊道和輻射效應，在城市軌道交通沿線將形成軌道交通經濟帶。國內將軌道經濟帶定義為在軌道交通車站及沿線的一定范圍內(一般路段為100m，重點路段為500m)，通過資源開發而使該地區可達性提高，吸引大量基礎設施和商業業態集聚，形成軌道交通車站周邊地區商貿業繁榮的新型經濟現象[8]。隨著長沙市軌道交通1號線、2號線，以及未來總共10條線路的建設及開通，周邊地區可達性的提高，沿線零售業態形式也會與之相應的調整優化。在沿線和車站周圍必然會出現百貨商場、便利店、專業店、大型綜合超市等主力業態齊聚的現象，最終形成以軌道交通為依托的特色商業帶。同時，軌道交通使地下空間得以拓展和利用，地下購物中心、地下商業街等業態形式的涌入，將使長沙地區呈現立體化的零售空間局面。
5結語
長沙市長期以來仍然沒有改變以單中心圈層式向外擴展的發展模式，軌道交通的建設可以說是長沙調整其城市空間發展模式的一個良好契機。伴隨長沙市軌道交通網絡的形成，長沙市零售商業空間也將隨之進行重組，傳統商業中心實力進一步增強，新興商業區的陸續崛起，都將推動長沙市商業空間朝多中心、網絡化方向發展。然而，軌道交通并非萬能，在給沿線商業帶來客流的同時，各商圈也應當實現互補、特色化經營才能把握住軌道交通帶來的巨大商機。城市政府在做好軌道交通與其他交通工具接駁工作的同時，也應將軌道交通線網規劃和商業開發規劃相結合，合理地進行軌道交通沿線土地的開發，才能促進沿線的商業發展與繁榮。總之，只有政府與商家之間形成合力，才能充分利用軌道交通在城市發展中的引導作用，共同促進長沙城市空間的合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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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商務區(簡稱CBD)是指一個國家或城市里主要商務活動進行的地區。其概念最早產生于1923年的美國，當時定義為“商業會聚之處”。隨后，CBD的內容不斷發展豐富，成為一個城市、一個區域乃至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中樞。
2、一般而言，CBD位于城市中心，高度集中了城市的經濟、科技和文化力量，作為城市的核心，應具備金融、貿易、服務、展覽、咨詢等多種功能，并配以完善的市政交通與通訊條件。
3、根據中國社科院和中國商務區聯盟聯合的藍皮書顯示，香港中環CBD為世界級CBD，我國三大國家級CBD為北京商務中心區、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廣州CBD（即廣州天河中央商務區）。目前，這三大國家級CBD發展勢頭良好，發展能級和區域影響力不斷提升，正在逐漸向洲際級CBD演進。
（來源：文章屋網 ）
想象一下，你可以足不出戶就享受優質的教育資源，取你所需；餓了吃到的是“智能化”監管體系下生產的各種食品，安全衛生；等公交的時候，你只要看一下電子站牌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公交車的位置所在，心中有數；看病的時候你不僅可以網上預約掛號，還可以先看病后付費，省時省力……
這是幻想嗎？不是！根據上海市政府公布的“推進智慧城市建設2011—2013年行動計劃”，以上這一切以信息化為基礎的“智慧建設”，將成為上海加快實現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飛翔動力”，從產業經濟到城市管理，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改變近在眼前，改變就在身邊！
打造“智慧雙翼”，讓管理和產業“飛起來”
9月6日，記者從市政府舉辦“和諧發展看申城”會上獲悉，上海推進智慧城市建設一年成效顯著。本市光纖到戶覆蓋能力和用戶規模、WLAN覆蓋密度、城域網出口帶寬和高清片源高清電視高清IPTV用戶數等創下“四個國內第一”。總體來看，一年來滬智慧城市建設主要有四個方面的成效。
信息基礎設施能級顯著提升，創下四個第一。據悉，上海光纖到戶已經基本覆蓋城鎮化地區，基本達到“百兆進戶，千兆進樓”的網絡能力。截至目前，已累計建成WLAN接入點達到13500個，在全市30個主要公共場所開通i—shanghai免費上網服務，年底將增加到300處。到2013年年底，i—shanghai將覆蓋全市450處主要公共場所。另外，上海的城域網出口帶寬率先實現T級出口，并繼續保持城域網出口帶寬國內最大。作為高清第一城，上海的高清片源、高清電視以及高清IPTV用戶數均是全國第一，本市高清電視和高清IPTV用戶已達約45萬戶，高清電視開通了18個頻道。全市IDC機架數達到17000個，比2010年年底增加44%。
信息技術應用覆蓋面、滲透率明顯提高，主推“五大行動”。一是“智能城管”行動。如進一步擴大高速公路不停車收費系統（ETC）的覆蓋面，完成所有收費匝口ETC車道部署，實現主線收費匝口ETC車道三進三出的規模。8月2日起，泛長三角區域“滬、蘇、浙、皖、贛、閩”五省一市實現了高速公路ETC互聯互通。二是“數字惠民”行動。如基于市民電子健康檔案的衛生信息化工程。截至今年6月底，已完成市級平臺與醫聯平臺，以及長寧、閔行、閘北等6個試點區縣平臺的互聯互通，下一步將在全市范圍內實施。三是“電子政務”行動。如法人網上身份統一認證系統。四是“電子商務”行動。如電子商務雙推工作。從2010年起，每年安排1000萬元，通過政府補貼、平臺讓利、企業自負各一點的方式，推動10200多家中小企業應用電子商務。去年本市電子商務交易額實現了5507億元，同比增長29.5%，占全國比重近10%。五是“融合強業”行動。從信息化技術驅動、工業化需求牽引兩個角度，推動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推進虛擬制造、敏捷制造和高端制造，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
信息技術創新能力和產業能級不斷提升。2012年上半年，信息服務業實現經營收入1713億元，同比增長18.5%。實現增加值578億元，同比增長17%，占第三產業比重達到10%，占全市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6%。從信息產業整體上看，規模穩中求進，能級逐步提升，結構不斷優化。聚焦重點專項，重點實施大規模集成電路、云計算、物聯網、下一代網絡、新能源汽車與汽車電子、衛星導航等7個重點專項，為智慧城市建設奠定堅實的產業基礎。
信息安全保障能力不斷提高。如身份識別、容災備份、網絡監控、安全軟件等信息安全基礎建設和產業發展取得新進展，信息安全測評數字認證、應急防范等功能平臺進一步拓展。
智慧應用“覆蓋”民生，讓工作生活更好起來
“智慧”所改變的領域，將與人們的衣食住行息息相關，教育、衛生、社區生活服務等公眾高度關注的民生領域，將逐步被方便易用的信息化服務手段覆蓋。
在醫療衛生領域，網上預約系統目前已正式投入應用。在掛號環節，市民在家中就可以通過電話、互聯網預約全市34家三級醫院的專家門診，減少了市民提早到醫院掛號、排隊等候的煩惱。在就診環節，目前上海市部分醫院陸續推出“一站式付費”服務，市民可以先看病后付費，簡化就診流程。另外，依托逐步覆蓋全市各公立醫療機構的健康信息網絡，在就診過程中，醫生還可以調閱患者在其他醫院的就診記錄，重復檢查、重復用藥、用藥禁忌也會自動提醒，不僅減少了醫療費用，也提高了醫療安全。
在數字教育領域，各級各類學校的上網速度將進一步提升。目標是到2015年末，上海高等學校和中等職業學校都將實現無線局域網覆蓋。在市民終身學習方面，上海終身學習網已建成學前教育、基礎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繼續教育、黨員干部教育、社區教育和老年教育等8大類數字化學習資源，市民通過互聯網、IPTV、數字電視等渠道，足不出戶就可以享受優質的教育資源，每個市民都能各取所需。
在交通出行方面。市民可瀏覽上海交通出行網，或撥打12319服務熱線，了解路況信息；可通過路邊交通可變信息標志、收聽交通廣播及時獲取實時路況信息。此外，高速公路聯網不停車收費（ETC）服務目前已覆蓋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一市。在公共交通出行方面，公交電子站牌已在部分區縣開展試點。乘客通過電子站牌，可以知道下一輛公交車的位置所在，做到心中有數。
在公共服務領域。居民要支付水、電、燃氣費，通過互聯網、數字電視、移動終端等都能輕松繳費；社區里的老人、殘障人士需要服務，信息化的社區生活服務配送系統將在第一時間送服務上門……
不為技術而技術，讓人與經濟社會發展更“旺”起來
智慧城市的興起具有其必然性。這是全球城市發展的戰略選擇，是城市發展核心競爭力的迫切需要。“創建面向未來的智慧城市”，“建設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為主要特征的智慧城市”，已列為上海“十二五”的重要發展目標。
對此，很多專家提醒，滬智慧城市建設進一步必須超越技術層面，著力于人的發展和需求。同時要適應長三角城市群互利共贏的需求，為“創新驅動、轉型發展”提供支撐，讓政府管理更加公正、透明和高效，不斷探索新的發展模式。
